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
漫漫黄沙，征程万里风正劲;
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
浩浩沙漠，穿越茶道艰难行。
当年晋商从武夷山出发，历经艰险，九死一生，载着茶叶奔向“恰克图”。“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它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承载着中俄两国商人互通往来，述说着光荣与梦想的俄罗斯小镇。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如今只是一个只有1.53万人的边陲小镇，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曾是清代中俄边境贸易重镇。
恰克图
卡尔•马克思1857年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在1852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增长迅速，使得恰克图由一个普通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
风光恰克图，沙漠威尼斯
“万里茶道”又称茶叶之路，是晋商与俄国商人合作开拓出的一条专门输送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它是继“丝绸之路”后另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国际商道。从中国福建武夷山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7省(自治区)，从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经库伦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
行进中的运送茶叶的骆驼商队。摄影：米克洛斯，1909年
清朝初年，沙皇俄国频频利用国外市场来进行贸易渗透，亦用武力对清朝边境进行骚扰，以实现其经济强大、领土扩张的目的。他们通过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以晋商为主)将丝绸、茶叶、瓷器、工艺品及生活日用品运往蒙区，俄商将这些商品再运回国内。康熙帝平叛“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对俄两次用兵，进行了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中俄于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政府和私商组织商队，可以从张家口、外蒙古等地采买茶叶，但须有护照，凭路票进行贸易，且对入境人数及出境茶叶数量均有限制，尽管贸易有限，难以提供需求，但此举有效遏制了沙俄在中国的殖民入侵。中俄开始正式贸易往来，俄国商队纷纷来到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北京等地经商。后来，清政府一度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贸易被迫中断。俄国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于1725年(清雍正三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1727年9月1日(清雍正五年)同俄签署《布连斯基条约》;1728年6月25日(清雍正六年)，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俄国来华经商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平均3年来北京1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三地设互市，自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线
1729年，清朝正式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贸易。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另一个口岸市场，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这个离恰克图130米远的南侧中国贸易商城，汉名叫“买卖城”，蒙古语中被称为“南恰克图”。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由于尼布楚、祖鲁海尔地理位置偏僻，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贸易点。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这样，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在了恰克图。边陲小镇一时名声大作，成为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南来北往操着各种口音的巨贾、富商云集于此。两市区酒馆、茶楼、戏台、绸缎、珠宝、玉器所有商品应有尽有，一派繁华。每逢开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络绎不绝;夜间灯火辉煌，绚烂夺目，蔚为壮观。恰克图因此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
恰克图货场，来源：CNTV
湘鄂闽香茶，踏上万里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西域、蒙古、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草原民族和欧洲人喜欢喝茶，与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有关。茶可以消食去腻，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清代中期，由中国前往西域、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逐渐衰弱，“中俄茶叶之路”逐渐兴起。湘鄂闽自古产茶，均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福建武夷山茶与“两湖(湖南、湖北)茶”逐渐占领蒙、俄市场，福建武夷山茶品种繁多，质量一流，尤以大红袍为最。此时的万里茶路由崇安县启程，船运过分水关进入江西省铅山县(又名河口)，顺信江下鄱阳湖入长江，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再由陆路采用骡车、马车一路北上，每个商队有大车千辆，穿河南至西路山西大同、东路河北张家口，西路大部分茶叶再次北上，穿过茫茫草原、浩瀚戈壁，到达库伦，再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改由俄商运销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另一路西进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就地销售少量外，其余继续西运至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等地，以后又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西宁、伊犁、塔城各处。东路茶叶向东北运至赤峰、锦州及黑龙江的漠河、海拉尔等地。
在福建武夷山茶红火的同时，湖南省临湘市、安化县和湖北省赤壁市的黑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逐渐走来。《莼浦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龙窖山北麓，南麓属临湘境)，峒(指羊楼洞)人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踩成茶砖，号称芙蓉仙品，即黑茶也”。《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说的是山西茶商至羊楼司(临湘境内)、羊楼洞买茶，其砖茶以白纸缄封，外贴红签。湖南临湘与湖北的羊楼洞是著名的黑茶产区，以前皆为散茶，运输不便，后压制砖茶，因类方形，故称“方砖”，每块重量1至6斤不等，装箱或装篓。据载，1839年(清道光十八年)临湘县销往国内西北各地及俄国的茶叶总量达3600吨。
到了清代后期，1851年(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年之后的1853年，武夷山茶销路完全中断。晋商只能采购“两湖茶”，且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俄、英、美、法等国争购“两湖茶”，机警的晋商携带巨资到羊楼洞、聂家市办厂，1862年(清同治元年)，临湘茶叶贸易量上升至4382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临湘已有茶庄40家，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临湘红茶总销量1482吨，青砖总销量8765吨，两项共计10247吨。
羊楼洞茶叶之路的起点
此时的茶路运行路线为：茶砖先集中于汉口，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车、马车转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到山西晋城、长治、北上太原、大同、张家口，也有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草原、戈壁、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一直通向遥远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张家口城北，通往蒙古山口
中蒙俄茶叶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始起南方(湘、鄂、闽)，北越河南、山西、河北，过长城，穿蒙古，到达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各地，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车水马龙，驼铃悠悠中抒写一时鼎盛。
晋商担重任，商场竞风流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欧洲各地，全程上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
在万里“中蒙俄茶叶之路”上，中国境内的商人主要是山西人(俗称“晋商”)，俄国境内的是俄罗斯人。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条约的签署为晋商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和平环境。晋商凭借着先前的经商优势和雄厚的资本，迅速将商号开到了归化、包头、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对恰克图开市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晋商的介入，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八方商人，聚集于此。据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
晋商是从逃荒、谋营生、走西口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肯吃苦、善经营;以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儒博胸怀逐渐成长为巨商富贾。肯吃苦是晋商最大的特点，据说当年晋商苦功学俄语、蒙语，用俄语、蒙语与俄、蒙商人谈生意，他们颇具心机，还别出心裁，改革思路，在出口俄国的棉布上印上“双头鹰标志”。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而这个贸易主要是依靠晋商来进行的。当年一辆马车紧靠一辆马车，一峰骆驼紧跟着一峰骆驼，车辚辚，马啸啸，绵延不绝，尘土飞扬。这些商队里，除了占大多数的晋商，还有一些其他商帮，他们从内地采购的绸缎、砖茶、瓷器、棉布、水果、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小百货等带到恰克图，交换回马、牛、羊、毛皮、成衣、生革、皮革、工具、毛毯、天鹅绒、银器、纺织品等货物。恰克图从十八世纪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贸易额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20%，当时的俄国仅次于英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货物交易主要由海上进行贸易，交易额急剧下降，恰克图茶马互市开始走了下坡路。到了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彻底摧毁了恰克图市场，后来《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制造、贩运茶叶，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国家直接从海路同中国贸易;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使中俄贸易的重心又一次转移到黑龙江，对恰克图市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万里茶路走向衰微。1921年，苏蒙联军向“买卖城”的中国北洋政府守军发起进攻，全城守军和商人英勇还击，壮烈殉国。自此，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沙漠威尼斯”的世界著名商城被夷为平地，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晋商不得不退出对俄贸易。恰克图也结束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一度从世界商业的中心重归于一个寂寞的边陲小镇。
茶叶之路终点——圣彼得堡
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在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湖南、湖北两省黑茶，福建武夷山红茶产业的发展立了大功。这条兴盛了近200年，连接中俄的万里茶路，既成就了恰克图的繁盛，也造就了强大的晋商。
非凡恰克图 渴望再启程
昔日边贸重镇恰克图，随着铁路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恰克图依旧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记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位于恰克图南岸的“买卖城”，早已淹没在荒草丛中，只有那些宽大的地基，废弃的石材，残遗的建筑依稀可现当年的富丽堂皇。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在中国梦的召唤下，复兴万里茶路，融入“一带一路”，恰克图已和平遥结为友好城市。从2014年3月25日开始，万里茶道协作体成立，到2019年3月22日，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期间中、蒙、俄，以及湘、鄂、闽、晋举行多次峰会、论坛。时至今日，恰克图主要的交易货物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已同中俄大众的生活需求和边疆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今中俄两国人民在恰克图市场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关系史上将留下值得回顾的一页。我们也应当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秉承万里茶路上先辈们敢于拼搏，砥砺前行的勇气，传承开放的眼界，创新的精神，继承先辈们诚信的品格，加强与万里茶路、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走向繁荣强盛。
来源：中共峨眉山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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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
漫漫黄沙，征程万里风正劲;
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
浩浩沙漠，穿越茶道艰难行。
当年晋商从武夷山出发，历经艰险，九死一生，载着茶叶奔向“恰克图”。“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它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承载着中俄两国商人互通往来，述说着光荣与梦想的俄罗斯小镇。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如今只是一个只有1.53万人的边陲小镇，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曾是清代中俄边境贸易重镇。
恰克图
卡尔?马克思1857年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在1852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增长迅速，使得恰克图由一个普通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
风光恰克图，沙漠威尼斯
“万里茶道”又称茶叶之路，是晋商与俄国商人合作开拓出的一条专门输送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它是继“丝绸之路”后另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国际商道。从中国福建武夷山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7省(自治区)，从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经库伦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
行进中的运送茶叶的骆驼商队。摄影：米克洛斯，1909年
清朝初年，沙皇俄国频频利用国外市场来进行贸易渗透，亦用武力对清朝边境进行骚扰，以实现其经济强大、领土扩张的目的。他们通过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以晋商为主)将丝绸、茶叶、瓷器、工艺品及生活日用品运往蒙区，俄商将这些商品再运回国内。康熙帝平叛“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对俄两次用兵，进行了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中俄于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政府和私商组织商队，可以从张家口、外蒙古等地采买茶叶，但须有护照，凭路票进行贸易，且对入境人数及出境茶叶数量均有限制，尽管贸易有限，难以提供需求，但此举有效遏制了沙俄在中国的殖民入侵。中俄开始正式贸易往来，俄国商队纷纷来到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北京等地经商。后来，清政府一度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贸易被迫中断。俄国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于1725年(清雍正三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1727年9月1日(清雍正五年)同俄签署《布连斯基条约》;1728年6月25日(清雍正六年)，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俄国来华经商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平均3年来北京1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三地设互市，自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线
1729年，清朝正式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贸易。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另一个口岸市场，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这个离恰克图130米远的南侧中国贸易商城，汉名叫“买卖城”，蒙古语中被称为“南恰克图”。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由于尼布楚、祖鲁海尔地理位置偏僻，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贸易点。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这样，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在了恰克图。边陲小镇一时名声大作，成为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南来北往操着各种口音的巨贾、富商云集于此。两市区酒馆、茶楼、戏台、绸缎、珠宝、玉器所有商品应有尽有，一派繁华。每逢开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络绎不绝;夜间灯火辉煌，绚烂夺目，蔚为壮观。恰克图因此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
恰克图货场，来源：CNTV
湘鄂闽香茶，踏上万里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西域、蒙古、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草原民族和欧洲人喜欢喝茶，与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有关。茶可以消食去腻，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清代中期，由中国前往西域、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逐渐衰弱，“中俄茶叶之路”逐渐兴起。湘鄂闽自古产茶，均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福建武夷山茶与“两湖(湖南、湖北)茶”逐渐占领蒙、俄市场，福建武夷山茶品种繁多，质量一流，尤以大红袍为最。此时的万里茶路由崇安县启程，船运过分水关进入江西省铅山县(又名河口)，顺信江下鄱阳湖入长江，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再由陆路采用骡车、马车一路北上，每个商队有大车千辆，穿河南至西路山西大同、东路河北张家口，西路大部分茶叶再次北上，穿过茫茫草原、浩瀚戈壁，到达库伦，再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改由俄商运销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另一路西进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就地销售少量外，其余继续西运至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等地，以后又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西宁、伊犁、塔城各处。东路茶叶向东北运至赤峰、锦州及黑龙江的漠河、海拉尔等地。
在福建武夷山茶红火的同时，湖南省临湘市、安化县和湖北省赤壁市的黑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逐渐走来。《莼浦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龙窖山北麓，南麓属临湘境)，峒(指羊楼洞)人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踩成茶砖，号称芙蓉仙品，即黑茶也”。《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说的是山西茶商至羊楼司(临湘境内)、羊楼洞买茶，其砖茶以白纸缄封，外贴红签。湖南临湘与湖北的羊楼洞是著名的黑茶产区，以前皆为散茶，运输不便，后压制砖茶，因类方形，故称“方砖”，每块重量1至6斤不等，装箱或装篓。据载，1839年(清道光十八年)临湘县销往国内西北各地及俄国的茶叶总量达3600吨。
到了清代后期，1851年(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年之后的1853年，武夷山茶销路完全中断。晋商只能采购“两湖茶”，且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俄、英、美、法等国争购“两湖茶”，机警的晋商携带巨资到羊楼洞、聂家市办厂，1862年(清同治元年)，临湘茶叶贸易量上升至4382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临湘已有茶庄40家，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临湘红茶总销量1482吨，青砖总销量8765吨，两项共计10247吨。
羊楼洞茶叶之路的起点
此时的茶路运行路线为：茶砖先集中于汉口，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车、马车转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到山西晋城、长治、北上太原、大同、张家口，也有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草原、戈壁、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一直通向遥远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张家口城北，通往蒙古山口
中蒙俄茶叶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始起南方(湘、鄂、闽)，北越河南、山西、河北，过长城，穿蒙古，到达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各地，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车水马龙，驼铃悠悠中抒写一时鼎盛。
晋商担重任，商场竞风流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欧洲各地，全程上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
在万里“中蒙俄茶叶之路”上，中国境内的商人主要是山西人(俗称“晋商”)，俄国境内的是俄罗斯人。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条约的签署为晋商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和平环境。晋商凭借着先前的经商优势和雄厚的资本，迅速将商号开到了归化、包头、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对恰克图开市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晋商的介入，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八方商人，聚集于此。据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
晋商是从逃荒、谋营生、走西口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肯吃苦、善经营;以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儒博胸怀逐渐成长为巨商富贾。肯吃苦是晋商最大的特点，据说当年晋商苦功学俄语、蒙语，用俄语、蒙语与俄、蒙商人谈生意，他们颇具心机，还别出心裁，改革思路，在出口俄国的棉布上印上“双头鹰标志”。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而这个贸易主要是依靠晋商来进行的。当年一辆马车紧靠一辆马车，一峰骆驼紧跟着一峰骆驼，车辚辚，马啸啸，绵延不绝，尘土飞扬。这些商队里，除了占大多数的晋商，还有一些其他商帮，他们从内地采购的绸缎、砖茶、瓷器、棉布、水果、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小百货等带到恰克图，交换回马、牛、羊、毛皮、成衣、生革、皮革、工具、毛毯、天鹅绒、银器、纺织品等货物。恰克图从十八世纪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贸易额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20%，当时的俄国仅次于英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货物交易主要由海上进行贸易，交易额急剧下降，恰克图茶马互市开始走了下坡路。到了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彻底摧毁了恰克图市场，后来《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制造、贩运茶叶，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国家直接从海路同中国贸易;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使中俄贸易的重心又一次转移到黑龙江，对恰克图市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万里茶路走向衰微。1921年，苏蒙联军向“买卖城”的中国北洋政府守军发起进攻，全城守军和商人英勇还击，壮烈殉国。自此，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沙漠威尼斯”的世界著名商城被夷为平地，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晋商不得不退出对俄贸易。恰克图也结束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一度从世界商业的中心重归于一个寂寞的边陲小镇。
茶叶之路终点——圣彼得堡
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在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湖南、湖北两省黑茶，福建武夷山红茶产业的发展立了大功。这条兴盛了近200年，连接中俄的万里茶路，既成就了恰克图的繁盛，也造就了强大的晋商。
非凡恰克图渴望再启程
昔日边贸重镇恰克图，随着铁路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恰克图依旧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记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位于恰克图南岸的“买卖城”，早已淹没在荒草丛中，只有那些宽大的地基，废弃的石材，残遗的建筑依稀可现当年的富丽堂皇。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在中国梦的召唤下，复兴万里茶路，融入“一带一路”，恰克图已和平遥结为友好城市。从2014年3月25日开始，万里茶道协作体成立，到2019年3月22日，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期间中、蒙、俄，以及湘、鄂、闽、晋举行多次峰会、论坛。时至今日，恰克图主要的交易货物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已同中俄大众的生活需求和边疆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今中俄两国人民在恰克图市场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关系史上将留下值得回顾的一页。我们也应当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秉承万里茶路上先辈们敢于拼搏，砥砺前行的勇气，传承开放的眼界，创新的精神，继承先辈们诚信的品格，加强与万里茶路、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走向繁荣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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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茶的故乡，从远古神农氏发现茶并为药饮，五千多年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进程也孕育了中国厚重的茶文化。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而产自“碧水丹山”的武夷茶，历史几经起伏，它传颂于汉，兴盛于宋，贡御于元，改绿于明，创乌龙、红茶，制法于清，从唐朝的初具规模，到宋朝的一茶难求，再到明朝的“茶叶革命”、清朝茗香海外...静水流深，沉潜刚克，成为今天独具特色、闻名天下的茶叶。
最早印记
《中国贡茶》记载，商周时期，周武王“伐纣会盟”时就有南方八小国献茶之事，而生活在闽北的闽濮族所进献的正是武夷茶。
在武夷山的“江南汉代考古第一城”——城村闽越王城遗址中，发掘有大量的陶制茶具，包括茶壶、茶杯等，这表明在汉代，武夷山闽越国先民就有种茶饮茶的习惯，并制作了相应的饮茶器具。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叶嘉传》中描述了汉武帝品武夷茶之情节：“启乃心，沃朕心”、“真清白之士也”。
唐朝
唐玄宗于唐天宝七年(748年)，诏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颁令禁止樵伐。
唐代中叶，道教将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佛教寺庙也大兴，因此武夷山名声日高，引来了诸多文人墨客、道家释子前来游览，并对武夷山及山区的茶，给予了大力的传播。
据林祥瑞、刘祖陛《福建简史》记载：“唐代福建的土特产就是山区的茶和沿海的盐”。
武夷茶最早的文字记载在唐朝。当时，武夷山属于建州，建州已掌握了较高的制茶技艺。唐贞元年间(785-804)，福建观察使兼建州刺史常衮在建州主持改革茶的制作工艺，把蒸青茶叶研末和膏，压成茶饼，创制了研膏茶，俗称“片茶”。陆羽的《茶经》中记载了其做法“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
唐代是我国茶文化初始兴盛的时代。陆羽《茶经》问世后，茶被推上了国饮的地位。陆羽对闽北的茶叶(建茶)这样描述：“岭南：生福州、建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据《全唐文》载，茶在唐代已“上达于天子，赐名臣，留上客”，在这全国乐茶的大背景下，武夷茶(建茶)以北苑贡茶为代表，开始成为帝王臣子，文人墨客竞相追逐、馈赠的佳品。
(1)唐 ，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写到“晚甘侯十五人，遣待斋阁，此徒皆请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践用之。”(见《中国茶文献集成》第二册76页)丹山碧水为武夷山别称、唐时崇安未设县属建阳。
书信中，孙樵把武夷茶称为“晚甘侯”， “晚甘”指回甘持久，滋味醇厚，侯，则是对茶叶拟人化的尊称，“茶中侯爵”突出了武夷茶尊贵;把在春天采制茶叶，比喻为请雷公采摘，拜用天水而搅和;把生长茶叶的武夷山峰岩誉为“月涧云龛”。
这是至今发现的第一篇明确记载武夷茶的文字，“晚甘侯”也是武夷茶最早的拟人化名称，被后人广为引用。
(2)唐 ，徐寅《尚书惠蜡面茶》“武夷春暖月初园、采摘新芽献地仙。”(系福建最早的茶诗，已1100多年)写到唐时武夷茶的采制时间(春季)，茶的习俗礼祭(献地仙)，制作工艺(飞鹊图腾)、保存方式(用蜂蜡封)，生长环境(“啼猿”)，运输方式(木兰船)，品饮方式(加沉香末煮茶)，茶具和用水(冰碗、北山泉)以及受赠者的感激情怀。
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了采摘武夷茶的美好景象，以及在唐代，武夷茶是蒸青绿茶团饼茶“香蜡片”的模样。
宋朝
宋朝时期是我国茶叶历史发展的鼎盛期，朝野及民间饮茶之风盛行，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皆以饮茶斗茶为乐，茶事兴旺。为了取悦皇家，各地转运使挖空心思，极尽创意之能事，武夷茶也不例外。
在宋代，贯穿整个朝代的茶事，几乎都是围绕着建茶进行的。先后担任福建转运使的丁谓、蔡襄分别发明出了大、小龙团，把建茶(建溪边的北苑贡茶和武夷茶)做到极致。
龙团凤饼，就是以带有龙凤图案的模具压制成的茶饼，因茶饼表面带有龙凤图案，制作精良，深受帝王喜爱，而龙凤图案也历来是皇家所专用，显然，在当时，龙团凤饼已经不仅是一种饮品，也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龙团凤饼
龙凤团茶被发明出来之后，其饮用方式——“点茶”也应运而生。宋人点茶法是将研细后的茶末放在茶盏中冲入沸水调羹，然后慢慢注入沸水，用茶筅击拂，调匀后再饮用。后来文人雅士在点茶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分茶”艺术，分茶又叫“茶百戏”，是让调匀茶汤的盏面上汤纹水脉幻变出种种图样，恰似一幅幅水墨画，因此也被称之为“水丹青”。
为了满足朝廷对贡茶的大量需求，茶官从民焙中采用“斗茶”的方式遴选优质茶品弥补贡茶产量的不足，苏东坡有诗曰“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斗茶又叫“茗战”，随着茶文化推广，也逐渐成为茶友们在一起比试茶的汤色、味道、点茶技艺、比斗器具的茶事活动。
宋朝盛行斗茶，武夷茶不仅成为北苑贡茶和斗茶游艺项目的选品，并且武夷茶文化与儒家和道教文化产生了密切联系。
宋人斗茶图
苏轼《荔枝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清董天工《御茶园旧贡茶有感》诗，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都有记载。
元朝
元代武夷山主要制作饼茶。设立御茶园。
在御茶园东边筑喊山台，每年惊蛰日，崇安县令率领御茶园官员、场工前往行祭，供置三牲、点香燃炮、宣读祭文、顶礼膜拜、击鼓鸣金、率众人高呼“茶发芽!茶发芽!”以求丰收。从而形成了当地这一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茶事习俗一喊山祭茶。
元世祖忽必烈喝到大臣高兴(福建路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一高兴)献送的武夷茶“石乳”，备加赏识，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当地官员承办贡茶，高兴曾几次亲入武夷山，监制贡茶。现今四曲北岸题诗岩还保留3块铭记当地官员建园和监制岩茶的摩崖石刻。
元朝赵孟頫的《御茶园记》：“武夷，仙山也。……，爰自修贡以来，灵草有知，日入荣茂。”(《武夷茶经》卷十三)
明朝
明初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朱元璋诏令“罢龙团，改制散茶”。武夷茶由蒸春团饼茶逐渐改为晒青、蒸青散茶制法，后期改进为炒青绿茶，提高了武夷茶的产量和质量。陈椽认为“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的大革命”，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
明万历三十五年，荷兰商船来澳门购运中国茶叶转运至欧洲，其中主要就是武夷茶，开了武夷茶外销先河。
明徐火勃在其《茶考》中记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清朝
清代是武夷茶走向辉煌的时代。
(1)从炒青绿茶到半发酵茶。清初崇安县令殷应寅曾招安徽黄山僧制松萝茶(发了酵的炒青绿茶)在反复摸索改进的基础上，于康熙后期率先形成了岩茶(乌龙茶)的制作工艺，制作武夷岩茶。
(2)创制了小种红茶，红茶发源地—武夷山星村桐木关。山高林密、雨多雾浓、湿度大、春季多雨少阳，制茶无法用日光晒青，大多靠室内松柴烘青，炒揉后的茶叶又是用松柴烘烤，茶中有松烟味，称正山小种红茶(烟小种)。
武夷岩茶和红茶的制作工艺形成后，所制出的茶品都兼有香、清、甘、醇的优点，武夷茶品、茶种及其生产制作技术迅速向外流传，不仅被国人所钟爱，更是开始大量出口，至乾隆年间，欧美庞大的市场需求使武夷茶供不应求。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也通过它的贸易和品饮方式，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3)创制了龙须茶
以武夷山八角亭所产最佳，清末民初，主要销往美国旧金山及新加坡一带，深受海外侨胞欢迎。
(4)茗香飘世界
作为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武夷山，成为中国茶叶外销之路的重要起点，万里茶路的开辟，海上茶路的发展，使得武夷茶真正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160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率先到我国的沿海一带从事私下茶贸易活动,采购武夷茶经爪哇转销欧洲各地。武夷茶成为部分欧洲人日常必需的饮品，当时一些欧洲人把武夷茶称为“中国茶”，他们把闽南人对茶的发音“Tey”带回了欧洲，后来又逐步转变成英语“tea”、法语“the”。随后的三个世纪，西方人纷纷把贸易的重心转向了中国的茶叶，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世界格局和清政府政策的变化，出现了多条从武夷山通向世界各地的茶叶贸易之路。
清代康、乾年间，武夷山梅溪下游的下梅村曾是武夷山最为重要的茶市，也是著名的“万里茶路”的起点。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确定恰克图为中、俄互市地点。山西的晋商率先嗅到了商机，不远万里贩运武夷茶，他们从武夷山出发，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蒙古等两百多座城市和集镇，以挑夫、船筏、马帮、驼队相继接力，将茶运到恰克图交易，再由俄罗斯商人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进入欧洲，全长上万公里，这条“万里茶路”被喻为联通中俄两国商贸友谊的“世纪动脉”。
(1)清朝蒋周南的《咏茶诗》：“丛丛嘉茗被岩阿，细雨抽芽簇实柯。谁信芳根枯北苑、别绕灵草产东和。上春分焙工微拙，小市盈筐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买，楚材晋用帐如何。”(见《武夷茶经》卷十二)
(2)乾隆皇帝在其《冬夜烹茶》诗中有描述道：“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这位善于烹茶品茗的皇帝品出了武夷岩茶的“岩骨”。
民国
战乱影响，茶叶销路不畅、产量下降，1914年茶销量仍达45万斤，到1948年仅13000斤(其中正山小种红茶3000斤)。1938年福建茶叶改良场迁到崇安县，1942年在崇安兴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武夷山成了全国茶叶研究中心。
全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所
1942年，全国第一所茶叶研究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由吴觉农先生一手创办选址。本来武夷山并不是茶叶研究所的首站，研究所前生是吴觉农先生创办的东南改良总厂，地址在衢州市的万川。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1942年5月日本发起了“衢州会战”，茶叶研究所不得不从万川搬迁至武夷山区。当时全国的抗战形势都十分危急，几个著名茶区都陷落为敌占区，所以，武夷山成为了这些茶人的栖息之地，通俗的说，当时全国的著名茶人都“扎堆”聚集在武夷山。
张天福先生与他首创的“九一八”揉茶机
现代
近现代，武夷岩茶的发展从第一产业跨越向第三产业。
新中国成立至今，武夷茶经历了从恢复发展到现在的快速崛起发展阶段。由单纯的茶叶加工制品向茶文化、茶旅游等延伸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武夷山茶产业在政府的引导和一代代茶人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980年代初，武夷山茶产业在政府的引导和一代代查人的努力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为解决大批量茶叶生产的要求，武夷山研制出“乌龙茶综合做青机”，并获国家商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继而又生产出90型、110型滚筒杀青机、萎凋机。
1980年、1982年、1986年，武夷肉桂在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会上获一等奖。
1990年10月1日，首届武夷岩茶节开幕，11个国家(地区)的旅游、茶业界专家及省内外宾客200余人出席活动。
1993年10月，传统制茶工艺生产的武夷肉桂荣获首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1994年3月，《武夷岩茶(乌龙茶)综合标准》经有关专家审定通过，填补了武夷岩茶(乌龙茶)没有省地方标准的空白。
1996年8月，武夷山市艺术团赴新加坡表演武夷茶艺。
1997年7月，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开通。
199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茶博览交易会名茶评比中，武夷山大红袍、武夷肉桂荣获“中国文化名茶”金奖。
1998年3月10日，在香港举行了一场20克大红袍母树茶叶拍卖会，大红袍首次以3.38万元的港币竞拍成交。
1998年8月18-21日，举行98武夷旅游月暨第五届武夷岩茶节，期间，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以人民币15.68万元竞拍成交。
1999年，武夷山戴上了“双世遗”的桂冠，伴随着武夷山旅游的发展和以“大红袍”为核心的茶文化推广，武夷岩茶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品质魅力，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掀起一股武夷岩茶热。
2001年“武夷山大红袍”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02年3月8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武夷岩茶实施原产地域产品保护。
2002年3月29日，由武夷山市茶叶科学研究所申请的“武夷山大红袍”证明商标获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6月13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GB18745《武夷岩茶》强制性国家标准。
2003年2月，武夷山市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称号，这是我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市。
2005年武夷山获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称号。
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术”作为唯一的茶叶类项目，跻身中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7年大红袍绝品作为首份现代茶样品入藏国家博物馆。
2008年，武夷山市政府斥资1.9亿元建成一座集中展示、介绍武夷茶知识的“中华茶博园”。同年，武夷山首次举办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
2009年，武夷山获全国特色茶县、中国最具茶文化魅力域市牌称号。
2009年3月，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摄制组开拍《武夷山茶文化》5集系列节目，6月30日起陆续在央视四套、二套、九套节目播出。
2010年，武夷山被评为福建十大产茶大县; “武夷山大红袍”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正山小种”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2010年3月，张艺谋、王潮歌、樊跃创作的《印象·大红袍》实景演出正式公演。
2010年11月28日，武夷岩茶(大红袍)入选“世博十大名茶”。
2010年12月10日，武夷山市在中国名茶产区市长论坛上，获得“中国茶产业特别贡献奖”。
2012年大红袍茶树品种通过审定，成为福建省优良茶树品种。
2014年11月15日，第三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在下梅村开幕。
2015年-2017年，大红袍连续三年获得“全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十强”称号。
2016年，武夷岩茶品牌价值获评627. 13亿元，位居全国驰名品牌价值排行榜第11位，茶类品牌第2位。
2017年正山小种红茶制作技艺、茶百戏列入福建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7年5月20日，在国家农业部主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武夷岩茶荣膺“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2018年武夷山市荣获“2018中国茶旅融合竞争力全国十强县(市)”、“2018中国茶业百强县”称号;“武夷岩茶”获评品牌强度为937，品牌价值为693.1亿元，品牌价值继续占据全国茶叶类第二位。
2020年“武夷山大红袍”列入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
2021年武夷山市获得“2021年度茶业百强县”“2021年度三茶统筹先行县域” “2021年度区域特色美丽茶乡”称号。
2022年，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等44个“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成功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23年成功将武夷山申报特色魅力茶乡，武夷山绿色生态茶园项目成为全国“三茶”统筹典型;武夷岩茶品牌价值730.13亿元，位列中国茶叶类区域品牌价值第2位，武夷红茶品牌价值119.39亿元，位列茶叶品牌价值第6位;武夷山大红袍荣膺2023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前十，获评最具品牌经营力三大品牌，正山小种获最品牌传播力三大品牌。
参考文献资料：
①《福建简史》——林祥瑞、刘祖陛
②《中国茶文献集成》——李阳泉、许嘉璐联合主编
③《武夷茶经》——萧天喜
来源：武夷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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