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十周年的到来，总结成果与达成新的协议、合作共进，“一带一路”蓝图正恢弘向前!在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一带一路”为中国对外贸易打开了一条通道，诸多中国茶叶品牌也随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
时至今日，这些茶品牌在国外市场发展的如何?茶企在与“一带一路”共建国贸易中获得了哪些便利?国外茶消费市场与国内市场有哪些不同?“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科技创新院和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为大家整理了国内茶区茶叶品牌“一带一路”贸易情况。
NO.5借力“一带一路”
让自贡市荣县茶香飘世界2022年10月28日，“一带一路”中国·荣县茶产业国际合作推介会举行。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阿尔及利亚等国驻华大使馆使节及茶叶协会、茶企通过线上、线下互动方式，与荣县茶产业协会、茶企进行深入交流并签订协议。
据了解，荣县自古产茶，产茶制茶历史已有2000余年，经过多年的发展，荣县现建成现代茶产业基地21万亩，有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等茶叶加工企业43家，年粗加工3万吨、精制加工6万吨，培育有龙都香茗、绿茗春、春兰芗、黄金叶等中国驰名商标、四川著名商标等品牌10余个，开发花茶、绿茶等各种茶叶产品100余个，茶叶年总产量2.25万吨，综合产值近34亿元。值得一提的是，荣县茶产品质量上乘，远销摩洛哥、俄罗斯、印尼等国，年出口绿茶产量2.4万吨，占全省出口茶总量的35%以上，出口茶产值近5亿元。预计到2025年，荣县将实现茶叶综合产值50亿元。
NO.6夹江绿茶：抢占中亚“新赛道”
飘香“一带一路”
乘着中国—中亚友好合作的东风，近年来，乐山市夹江县出口茶承接千年茶乡的产业优势，搭载“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拓展中亚市场，谱写了中亚绿茶出口的辉煌篇章。
2022年9月19日，“中国夹江‘中—吉—乌’国际茶叶专列首发仪式”在夹江县木城镇华义茶业举行。披红挂彩的出口茶大卡车，陆续从厂区发往成都青白江火车站，从铁路海关口岸出发，满载815.5吨、价值264.65万美元的精制干茶“夹江茶叶出口中吉乌专列”直达中亚，标志着夹江绿茶首次以专列形式走出国门。
青衣江水滔滔，千年茶乡香飘。夹江县位于四川茶叶C型分布核心区，青衣江穿境而过，与峨眉山山脉同宗同源，灵山秀水中孕育出茶叶这片瑰宝，成为了千年古县一张靓丽名片，时至今日在千佛岩仍可见证到茶马古道的遗迹。
在历史的新交汇点，夹江县坚持全省“千亿川茶产业”发展战略，扎实推进“精制川茶出口引领示范区”建设，培育了“青衣江茶”区域公共品牌，建成高标准茶叶基地30万亩，创建了以出口茶为特色的省星级现代农业园区。先后获评“中国茶业百强县”“中国绿茶出口发展第一县”。2022年全年茶产业综合产值75亿元，夹江县农民人均因茶收入超过一万元，茶产业逐步成为夹江县乡村振兴第一产业。
在夹江茶成功开通“中—吉—乌”出口专列之后，华义茶业又在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建立了四川省内企业在中亚地区的第一个海外仓。总面积3180平方米，可存放茶叶超过1000吨，成为川茶出口中亚的桥头堡，再次拓展了中亚茶叶市场销售渠道。
从茶马古道到“新丝绸之路”，夹江县出口茶直通中亚，开辟了川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通道，更收获了富民强县、弘扬中华茶文化等诸多效益。
NO.7湖南黑茶飘香“一带一路”
刘仲华院士团队研发推动黑茶新品“出海”
刘仲华院士团队研究黑茶20年，研发“诱导调控发花”“散茶发花”“茯砖茶数控全发花”新技术，构建清洁化、机械化、标准化现代黑茶加工技术体系。黑茶新品走进蒙古、马来西亚、阿联酋、德国、荷兰、美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飘海外。
据悉，在蒙古农村，产自湖南的青砖茶特别受追捧，当地牧民喜欢用青砖茶泡奶茶喝，去除体内油腻。该国市场上的青砖茶70%来自中国。而中国销往蒙古的青砖茶，七成产自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
“每年6月是订货旺季，目前已有多家国外客商前来订货洽谈。”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外销员刘晓杰说，青砖茶经国际铁路运输到乌兰巴托，主要销售蒙古农村市场，有少部分被当地茶厂压碎制作传统茶叶产品。
“今年计划预定100万元黑茶。”一位达成订货意向的蒙古客商告诉记者，他在当地开了多家超市和茶叶店，专门销售青砖茶。
湖南省茶业集团总工程师吴浩人说，刘仲华院士团队研发的黑茶加工新技术应用后，茯砖茶14天就可以发金花，品质显著提升，生产成本大幅降低，产品综合效益提高了50%。“集团旗下除了传统的‘三尖三砖一花卷’黑茶产品，还研制了龙珠、袋泡天尖等创新产品，满足国外茶友的需求，出口中东、东欧量价齐升。”
2021年，黑茶获得海关总署进出口商品编码，成为湖南唯一进入“中欧100+100”互认互保名单的地理标志产品，拿到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证。2023年，湖南黑茶首次出口美国，出口量达到1960公斤。
“产品取得了欧盟(荷兰)健康食品进口许可证、美国FDA登记进口许可、欧盟(比利时)最佳风味食品证等，还得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波兰等国客商青睐。”吴浩人表示，据统计，速溶黑茶至今累计岀口创汇200多万美元。
速溶黑茶在迪拜世博中国馆进行了重点推广，备受国外客商青睐。
NO.8梧州六堡茶为何能在“一带一路”火起来?
梧州是著名的侨销茶——六堡茶的发源地，早在数百年前，六堡茶就从梧州的西江出发，通过联通桂、粤、港、澳，直通南洋的“茶船古道”远销东南亚，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商品之一。
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十年来，这条新丝路上涌动着合作共赢与无限商机，六堡茶也再度“一叶风行”下南洋，借助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市场，让中国茶叶飘香世界。
2013年，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燕带着“年轻”的天誉来到马来西亚推介，更直观地了解到马来西亚友人对六堡茶的情谊。
2019年的夏天，吴燕再赴马来西亚，与九牧马来西亚有限公司就“金马茶仓”项目签约，通过九牧公司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铺开销路,每年出口价值100多万美金的六堡茶，而 2023 年的目标预计突破500万美金。
2019年，吴燕跟随广西经贸团到马来西亚推介梧州六堡茶。
六堡茶市场不止东盟。2023年3月中旬，吴燕随着广西经贸代表团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王国出访，面对面对接了当地6家企业，签约意向合同30万美元，期待继续把六堡茶品牌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在中东市场做大做强。
“‘茶船古道’这个品牌起步晚，结合非遗文化主推海外市场。品牌的成立就是为了通过贸易的形式去讲好‘茶船古道’的故事，让世界更加了解梧州六堡茶。”广西梧州六堡茶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勇坚介绍，公司成立于2016年，拥有标准化茶园基地608亩，主打“茶船古道”品牌，通过南宁、广州、上海的合作经销商，产品已经销往东盟、欧美等地。
目前，六堡茶重走“茶船古道”，仍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不断开拓日本、韩国等RCEP国家以及法国、秘鲁乃至中东地区等海外市场。
畅销海外的“黑盒、黄盒、山水盒”中茶六堡茶。蒋文婷 摄
根据统计，当前梧州市有SC认证茶企103家，出口备案企业13家，登记在册的茶企共有5338户。越来越多的中小型茶企正在努力破圈，借助非遗文化的力量，抱团出海，通过“茶船古道”让六堡茶漂洋过海。
数据显示，2022年，梧州出口六堡茶达518.7万元，梧州六堡茶公用品牌价值37.64亿元，被评为“2022中国茶叶最具品牌传播力品牌”。即使在疫情的冲击下，2021年六堡茶出口均价仍保持在同年全国出口茶叶均价的2.35倍。
梧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梧州市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孙本旭介绍，未来梧州将争取自治区及国家“一带一路”项目的扶持，打造集六堡茶设计研发、品牌创意、外贸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外贸平台，针对目标市场建立海外营销渠道和跨境电商平台，建立六堡茶国际化官网，不断增加梧州六堡茶品牌在国际市场的识别度，进一步推动六堡茶产业发展壮大，将六堡茶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NO.9福州茉莉花茶香飘“一带一路”
在武夷山下梅村，一个由茶叶、竹筏、浪花及半个地球仪状的基座组成的雕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个小村庄，正是300多年前“万里茶道”起点。
福建是我国主要产茶区之一，全省300多万亩茶园盛产红白绿青多种茶类，历史上曾以外销蜚声中外。茶路繁盛时，武夷山的茶叶从下梅村码头出发，一路穿越亚欧大陆，抵达俄罗斯恰克图。而在更早之前，闽茶便已从泉州等地港口出发，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在位于福州市的福建茶叶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福兴茶叶加工厂流水线上拍摄的罐装的茉莉花茶(2023年4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 周义 摄
近年来，福建大力推动做大做强做优茶叶出口，多彩闽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不断拓宽。
据统计，2022年，福建全省茶叶出口金额超35亿元，同比增长6.9%，品牌化、高端化初现端倪。
泉州安溪是乌龙名品铁观音之乡，也是茶叶出口大县。2022年，全县茶叶出口近1.5万吨，销往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
该县龙涓内灶茶叶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春茶季已经收到来自东南亚的订单约5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超两成。联合社理事长陈敬敏说，他们的茶叶现在“原料茶变为成品茶”“大宗货变为精加工”“从产品出口到品牌出口”。
参加国际展会、开设专卖店、进行品牌巡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福建茶叶品牌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
“我们将持续深化‘闽茶海丝行’活动，发挥闽茶文化推广中心作用，支持重点茶叶龙头企业在境外设立闽茶品牌旗舰店，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畅通闽茶外销渠道。”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采茶女工在福建省政和县铁山镇大红村“白鹭窠”生态茶园示范基地采摘二春白茶茶青(2022年5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科技创新院
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深化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国科协启动实施“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建设。由中国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中国农学会批准，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牵头，联合国内外涉茶高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龙头企业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科技创新院。
创新院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叶产业需求，充分利用民间科技、贸易促进渠道，输出我国茶叶领域的成熟技术、产品和服务，推动学术交流合作、科学传播普及、人才流动、技术转移、民心相通等层次合作，促进茶叶科技、茶叶贸易融合发展，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我国在国际茶叶科技治理体系中的能力和地位，为全球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中农促茶产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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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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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金凤位于雪峰山脉中段的新化县西陲，红军长征时红二方面军曾在此驻扎，为娄底、怀化、益阳三市交界地，与溆浦、安化两县毗邻。这重重大山中，人烟稀少，出入都得翻山越岭。
金凤的土地总面积113平方公里，辖金凤、大湾、大通、光辉、魏家、坳坪、阳雀、岩山湾、架桥、马路、笋芽、竹林、凤凰、尧湾、命田、铁炉、滑板、雪溪、九龙山、大坪、坪油等二十一个自然村，茶叶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金凤的山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很好的前提条件。
新化女人似茶，新化红茶如江南女子般含蓄、柔情，既有新化雪峰山脉的淳厚，又有高山流水的清新，还有一丝梅山蛮劲的绕缠。著名新化籍女作家谢冰莹在她的《小桥流水人家》曰：“沿着溪岸向东行，还有一座长石桥，那是通到茶山去的。我曾经随着采茶女上山摘过茶叶，我喜欢欣赏茶树下面紫色的野花和黄色的野菌。至今一看到茶树，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当时的情景来。”新化山歌《敬茶歌》云：“高山岭上有好水，云雾山中有好茶，好井水，泡浓茶，既打口干又好呷，看完风景呜哇呜耶，我送包茶叶呜哇给你带回家。”
金凤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就有茶树生长和采茶的记载。五代马殷时期，金凤的茶已通商旅，这些民茶由官运往唐、襄、郢、复州、河南等地销售，列为马殷换取军马和军费的资源。宋神宗熙宁五年，章悙开发梅山，新化置县，实际是掠夺茶叶作为军需物资，在资江中游设立博艺场吸纳茶叶，供蛮人生活的盐巴、大米等。金凤已有贡茶的雏形和一定的茶叶产量，全部集中到邵州，与新化其他地方的茶叶一起完成宋代朝廷规定缴纳的茶品。南宋及元代二百余年间，国家征收茶农的茶租，茶商的茶税奇重，茶叶生产、贸易衰落，金凤的茶叶产量却没有减少。
明代，全国茶树的种植、生产，茶叶的贸易逐渐恢复。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规定新化县进贡茶十八斤芽茶，并代替资江上游的邵阳县、武冈州准备贡茶。金凤也是新化进贡十八斤芽茶和代办邵阳县二十斤、武冈州二十四斤芽茶的产地之一。洪武末年，新化金凤岩山湾村已经有用干发酵做老红茶的记载，产量虽然不多，会做的茶农已经有一定的人群基础。明代嘉靖年间编修的《新化县志》记载，永乐年间，新化知县肖岐、蒋英教导新化人民种茶、开辟茶园，新化进入茶树人工栽培时代，金凤开始栽培茶树、开辟茶园，进行大面积人工种植，茶叶产量大增。当时，新化县、邵阳县、武冈州年产茶叶一万担，新化县是其主力。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朝廷在新化苏溪巡检司建立茶税官厅一所，额定岁收茶税银三千两，按《明史茶法》隆庆年间规定实际每年纳税茶叶达九千担，年产茶量当在一万担以上。新化的商茶顺资水下运至苏溪关纳税，再运往北方各省销售;明末农民起义峰起，急需补充马匹，将苏溪关纳税的商茶调往甘肃补官茶不足。茶叶课税苛刻，新化嘉靖时期进士邹廷望有《茶税论》一篇，他认为茶税过重，茶价低导致商困民不利，得到了当时的官吏重视。
清代道光八年，新化县苏溪关纳税商茶一万余担，全部运往西北销售。咸丰四年(1854)，广东商人来新化传播湿发酵采制红茶的技法，并经陆路、水陆的茶马古道运往广州、上海，销到欧美国家。咸丰六年，厘金分局在新化设分二卡，抽收红茶厘金。商贩将毛茶原料运至安化加工成箱，以“安化茶”名义运往销售口岸。光绪年间，新化年产红茶4600担，约四十六万斤。咸丰十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商埠，英、俄等国商人在汉口设立洋行收购红茶，新化红茶多集中于汉口外销，一部分运往广州、上海、恰克图等地出口。湘乡县沙塘乡朱紫桂在永丰及湖南各地设立封君茶庄收茶、加工、装箱红茶，安化县有封君茶庄分号，新化县有封君茶庄的收购点，运至汉口卖给外商。《清稗类钞》中《朱紫桂业茶致富》载：“湘乡朱紫桂，初赤贫，读书村塾，三月而辍，以樵采营生。成童，执爨于米肆，甚勤。巨商刘某委之司店事，尤干练。越数年，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万金。时同治丁卯也。紫桂既小康，即以少失学为憾，而补读。既而逐岁贸茶，集资近百万，湘皋、汉浒，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矣。”按1871年《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等称:“湖南湖北两省茶叶的种植扩张很快，较十年前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后还在继续扩大，面积迅速增加。光绪初年，湖南红茶出口达到惊人的高峰，每年九十万箱以上(271670吨)，其中安化三十五至四十万箱，新化、武岗红茶包括在安化茶内。《新化之茶》载，新化最盛时期产红茶三万担，王彦调查的只是新化的主要产茶区，还有土桥、两下江、洋溪、筱溪、小南山、张家冲土居、毛易铺、谢泽山等次要产茶区四的千余担茶叶未计入其内。
1915年，新化宝大隆红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金奖。民国十九年(1930)，新化商人曾硕甫组织茶商在杨木州兴建有宝泰隆、丰记、宝聚祥、富华、裕庆、光华、富润、宝记等八家茶商号的联营茶厂，精制红茶16300担。其中光华即刘光华，为刘家吉蕴公的第二十六代子孙，即柳叶眉茶业董事长刘国仲的前辈，带领金凤人做红茶。国民政府在西城埠成立茶公所，征收茶税、管理茶事。民国十七年至三十二年，新化县茶园面积有三至七万亩，年产10000—35000担。民国二十二年，新化制红茶23286箱。民国二十三年，新化制红茶12143箱。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新化县二十余乡中有十七个乡种茶和产茶，主要产茶乡是中和、永安、遵义、镇梅，年产约12000担;其次是平山、罗江、鹅塘、古塘等乡，年产量约9000担;第三是礼智、太和、四教、镇资乡等，年产量约6000担;第四是安集、大陂、蜈赤、吉黄等乡，年产约3000担，以上共计30000担。金凤属于镇西乡，当时的产量稍差。从品质上看，杨木州、龙珠山、炉观、洋溪、沙江、土桥(潘桥)等地品质较佳。民国三十七年，新化产茶一万担，发放贷款二十万元。
1950年，中国茶叶公司在新化建立中国红茶厂，将精制红茶出口，后改为湖南省新化茶厂。1951年，发放贷款和稻谷扶助茶农恢复生产，茶叶生产量增加到21000余担，收购量达到17613担。1953年，在县财经办领导下由农建科、县粮局、县供销社、新化茶厂成立新化县统购办公室领导茶叶等特产的发展与统购统销。1955年，在县农村工作部的领导下成立茶叶办公室，领导茶叶生产发展。1957年，新化县试制红碎茶成功。1979年，在新化设立湖南省炉观茶叶研究所，主要从事功夫红茶、红碎茶生产研究，其红茶生产工艺获外贸部三等奖。1980年代，新化茶园面积十万亩，村村有茶场、家家做茶叶，年产功夫红茶、红碎茶3000多吨，其红茶产品先后被湖南省外贸局、国家外贸部、商业部评为优质产品，享誉全国。新化县红茶产品出口到英国、新西兰、美国、埃及、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和地区，出口创汇占全县34.6%。1989年，新化县精制红茶2737吨，产值1539万元。金凤的红茶产量非常多，并有金凤红碎茶厂，各个村落所在区域都有茶园分布，生产和销售茶叶成为了金凤人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曾尧湾村现金凤村的戴哲琼老人曾带领三个村民小组做茶，年产二十多担;曾岩山湾村现竹林村的李为善老人一户年产三十担红茶，全村年产三十担的茶农达三十余户。金凤历年是县内的产茶、制茶重镇。
新化茶叶品种甚丰，主要是中小叶型群体种，占全县茶园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野生型野生茶多为小乔木，树姿高挺，荒野几十年的茶树高达三米以上。新化从明代开始茶叶的栽培，大叶型有笋芽岩茶、槎溪大叶、关王大叶、先进大叶;中叶型有荆竹群体、先进群体、留山岭群体、奉家群体等;小叶型主要有安化群体和地方品种。新化境内现存的野生种茶种主要分布在大熊山、金凤、猫面山等地，其中大叶种有大熊山大叶、猫面山大叶、竹林大叶，中叶种有大熊山中叶。金凤属于竹林大叶，相当于栽培茶的中小叶种，茶芽经过太阳日晒后，多为紫色芽茎和叶片，即我们俗说的紫鹃。栽培型野生茶以灌木或小乔木居多，树枝多开展或半开展，树高一点五至三米，因为有人工管理，茶叶产生变异较少，在同一茶区中，约有二三种变异茶种。嫩叶多银毫，叶缘细锐齿，半展未开支三级芽三至五厘米，成叶长可达六至十五厘米，叶身较乔木薄，毛茶颜色多呈深绿或黄绿色。主副叶脉明显。茶性较野生型强烈而品质相当，香气较扬，口感较野生型茶略薄而刚烈。坊间所认为的栽培型野生茶，多为民国初年以后或是建国后种植而野化的茶园茶，即常说的野化茶。
金凤群山环绕，山岚起伏，崇山峻岭，谷幽林深，溪河广布，常见潺潺流水的溪涧和山山油绿的竹林。多层叠加造就独特的山地气候，常年草葱树郁，四季鸟语花香。承蒙天地的恩宠与厚爱，翠蓝的树叶更加苍劲挺拔，生机无限的千年古松与星罗棋布、盎然勃发的竹林交相辉映。异质性强、兼容多元、丰富多彩的峰峦有棱，蔓披绿纱，随风飘舞，如幻如梦;水似有灵，婉转萦回，清波碧浪，柔情依依。村庄错落有致地点缀在翠绿之中，群山拥翠，浪影松涛，山美水美，更让人目不暇接而流连忘返。
时值初春，阴晴雨雾，樱花芳华，樱枝动艳，藻灼辉芳，缃叶花蕾，红花已发。漫山樱花，绚如云霞，极尽热烈，尧湾山景，四面丽景，美景惊艳，争斗不休，红白交映，悬于枝头，微风摇曳，布满浪漫，花瓣扬起，亭亭玉立，自在悠闲，不争不抢，身姿绰约。一樱凋零，铺满路径，赏心悦目，宛如仙境。樱花树下，春光十里，遇此实境，一见倾心，念念难忘。
携带惬意的心情走在茶丛中，看正在积聚力量的茶芽与花海相得益彰，那阵阵春风拂过，飞花如雪，白樱胜霜，粉樱如霞，纷纷扬扬地落到身上。满眼茶芽初绽放，开始动人，虽有寒冻，结局可爱，心驰神往，亦能感受到茶汤在口腔里舞动的美好青春，追溯着茶芽的行迹。
采茶人的到来，打破了山的寂寥。她行至山巅，山灵来迎，云山雾海，仙人之境。茶树错落散生于次生林中，采茶人要寻觅、挑选、采摘、投篓。林下茶芽正壮，茶人欢喜采摘。边走边采，竹篓渐沉，满篓的绿意绽开了唇角的浅笑。
金凤保存了很多老茶树和茶文化，他们视茶为生活的享受、养生的良药、友谊的纽带、文明的象征，彰显着人民享受自然的智慧与才能。金凤作家山珍的《梅山茶韵》云：“正月采茶是新年，背起粪肥进茶园。雪花卷得北风起，吹落眼泪滴腮边。二月采茶茶发芽，早进茶园摘细茶。只望今年茶价好，盐不欠账米不赊。在春风的引诱下，茶树们将温情嫩绿成一剑剑细芽，羞答答地躲在每一片老叶的脚边，尽情吸吮着阳光和雨露。三月采茶是清明，摘罢茶来绣手巾。右边绣起采茶女，左边绣起作田人。阳光开始为茶树补钙，硬挺挺的茶芽在茶树上靓丽着自己的青春和风采。妹妹在茶园里穿来穿去，闪电般的身子把过往的清风撞得踉踉跄跄，又将鸟雀的歌声搅得七零八碎。”新化山歌《采茶歌》：“正月采茶是新年，剥出茶种点茶园，点完茶畲十二亩，梳妆打扮去拜年，二月采茶茶发芽，织个背篓采春茶，左手织对阳雀叫，右手织双蝶采花。三月采茶是清明，姐妹双双绣围裙。两边绣起茶花朵，中间绣起采茶人。四月采茶正当最，又采茶来又插秧，采得茶来秧又老，插得田来茶又贵。五月采茶是端阳，茶蔸脚下恶蛇盘。纸剪大钱祭土地，吩咐恶蛇斟地方。六月采茶热难当，杨梅树下好乘凉，芭蕉叶子当蒲扇，口吃杨梅甜又酸。”
民国三十八年，刘助培之子道实出生在新化镇西乡的尧湾，即现在的金凤乡金凤村尧湾公园，也是柳叶眉系列红茶的茶园中心基地。那年湖南解放，父母又给他取名国仲，意思是国家重生，即有新中国的意思。那年，戴家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玉玲，后改为玉林。
刘家自刘国仲的祖父刘华球于清代咸丰八年就出生在尧湾。刘姓始祖源明公为尧帝第九子，经过历史的洗礼，扩展到全国各地。刘华球的祖先一百三十祖吉蕴公随父文斌公于宋神宗元丰八年由江西迁徙到新化坪底，称为坪底刘氏。后来有一支迁徙到金凤山，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尧湾，意思是尧九子刘氏子孙生活的一块地方。发展到刘华球时，已经是坪底刘氏第三十代。
尧湾自刘华球记事起就是茶园，刘家茶园分为四片，大约六十余亩;周边还有魏定元家有二十亩茶园。自从粤商在湘乡、安化、新化传授湿发酵红茶即英式红茶的制作方法，刘家就从事红茶的制作。到光绪二十五年左右，汉口成为通商口岸，收购红茶的商人就来到汉口。新化人用毛板船从水上运输茶叶，在毛板船底层放木材和竹子，在最上层放茶叶。开始主要用蔑箩和布叉袋盛装，遇到下雨和毛板船下滩破碎落水，茶叶就会打湿浸水。长期随父亲跟船去汉口的刘助培发现这个问题，他一直在想办法，最后是就地取材，用农村杀猪后遗弃的猪尿泡为材料，去油、吹开、干燥等工序，等茶叶制好干燥后用土纸包裹起来，再套上吹开的猪尿泡，扎住猪尿泡的口子就不会淋湿和泡水了。就这一小小的防务措施在汉口的收茶界激起巨大波澜，只要是华球公的红茶，就会有固定的几家商号抢着收购。金凤当地的茶农也纷纷把自己的茶叶整理央求华球公运到汉口去出售。华球公用砸火机的方式标注木材以及各家的茶叶袋，方便出售和结算。
刘国仲五六岁的时候，已经非常勤快了，可以帮着爸爸妈妈做些家务。有年谷雨时节，父母忙于上山采茶，刘国仲与同伴们玩耍，在山上采了一些蘑菇，带回家清洗干净就做成菜，等父母回来吃。父母非常高兴，当看到端上来的是毒蘑菇，父亲非常生气，认真的教育他区分可食用蘑菇和毒蘑菇，并告诉他“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故事，告诉他茶可以解百毒、可以救命，刘国仲听得非常认真，开始对茶事极有兴趣。
六岁，刘国仲读私塾，先生叫刘神组，高度近视。最先教他们习蒙学《三字经》和《买卖交易》，半年后开笔，刘国仲写了第一篇作文，只有三十二个字，其中就有“茶，采茶，采好茶。”先生读了非常高兴，特意批了红圈，把他的作文给其父刘助培看，刘助培半开玩笑的说：“我还担心他以后只能去杀猪做个屠户，这样对茶感兴趣，以后可能是做茶的农民。”一年半私塾后，刘国仲就进入洋学堂，读完初中，进入生产队。他父亲去世，刘国仲还只有七十七斤半，挖土劳动手无缚鸡之力，他会写些材料，算数也快，生产队就安排他记工分，采茶时节做茶。生产队给刘国仲计一百个工，白天还可以继续去学校读书学习。刘国仲就继续读高中，与他玩得特别好的刘新邀是金凤茶站站长刘化行的侄孙子，刘化行非常喜欢刘国仲的文化好，也喜欢他来家里玩。刘化行把收购来的金凤茶分为三等，一等最高价，二等三等价格依次降低。刘国仲那年十七岁，常得到刘化行特许，允许他上楼参观茶仓，他常与这位刘爷爷交流茶叶栽培、种植、采摘、制作的技术，刘化行见刘国仲好学，就把他收购茶叶的诀窍和茶叶等级划分的标准告诉他，还让他参与茶叶收购的实践工作，并且邀请他帮忙精选茶叶。刘国仲他们尧湾生产队的队长见他与刘化行的关系很特别，邀请他到生产队指导茶叶筛选，并在刘化行收购时卖个好价钱。
戴玉林的母亲一年采三次茶做三次茶，清明一次，谷雨一次，谷雨后一次，年年如此。清明茶全部卖掉，收茶人不需泡汤必出高价;谷雨茶照卖，留一点点敬地王菩萨;她只喝谷雨后茶，而且只喝陈茶。这第三次的谷雨后茶茶形粗梗大叶，做出来的看相不好。这株茶清明时期采制为头道茶，谷雨时期采制的为二道茶，谷雨后采制的为三道茶。金凤农人有俗语云：一道苦，二道涩，三道四道实有味。谷雨后茶常放置在第三层的阁楼的粮仓里，保存两年或者三年，喝前用温水冲洗陈仓味，再焙至干。把有提梁的粗陶茶壶洗干净，不留滑腻、茶渣，冲烫后投入焙好的茶叶，烧水的大铁锅常年不能沾油腥，水烧至二沸倒入陶壶。一壶可以管自家人兼过往路人一天的量，杯具就是一只大瓷碗，也叫大碗茶，夏天喝清凉甜润解渴，冬天喝不冷不热，体感自然，咕咚两碗不胀肚，喝完暖暖生津，腋下清风。
刘国仲妻弟即戴玉林的亲弟弟戴前宽曾是金凤红碎茶厂厂长，任期是1987—1989年。戴前宽对茶特别珍爱，制茶时节，常通宵在加工厂，为了防偷盗，长居工厂，几乎不归家。在制茶技术上独树一帜，在他主导下生产的红碎茶颗粒匀齐，色泽油量乌黑，滋浓味强，汤色红艳，为高档二号红碎茶。湖南省内，现居长沙的很多老茶人犹记当时金凤红茶的优良品质，做出口茶拼配时，金凤红茶是上等拼配料。这之前的金凤红碎茶厂厂长戴光荣，任期是1984—1986年，也是金凤卓越的制茶人。改革开放以来，金凤生产的茶叶由于品牌开发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没有与时俱进。金凤红碎茶厂在20世纪90年代末破产，金凤的茶叶产业陷入了低谷。
刘家和戴家在此后的每年，还在清明、谷雨时做茶，他们从采摘到制茶都是精益求精，做自己的手工茶。受条件限制，产量不多，一般为自饮和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更多的是为每年来看望刘国仲和戴玉林老师的学生备礼，学生对他们做的茶情有独钟，有些同学不能亲自去刘家，特别叮嘱同学去刘家带茶叶。很多学生建言：这么好的茶，应该流传更广，让更多有缘人来分享。刘国仲就顺道而为，想自己的茶产量不多，没有经营压力，对自己的茶品质量有信心，尝试着开展运营。想通过平时的交往结识有缘人帮衬其传播、营销。
2012年，从小善于品茶和制茶的刘国仲看到家乡的茶叶产业落后于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心急起直追，实现后发赶超。他发动亲朋好友筹资近1000万元，组建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在尧湾村海拔1000米的地段复垦和撂荒三十多年的茶园基地，完成水、电、路、办公场所等基础建设和茶园垦复，向百岁老人戴哲琼老先生和茶叶专业户李为善老人学习制茶方法和技巧，秉承他们独特的制茶工艺，研制开发出“柳叶眉”高山野红系列产品，完成了工商登记和产品“柳叶眉”商标注册，并向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想重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红茶伟业，振兴新化乡镇茶企，带动金凤广大农户脱贫致富。
2014年，刘国仲把尧湾这片老茶园确定为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的核心产地，定名为柳叶眉中心基地，另名为尧湾公园。主要生产柳叶眉系列红茶。并兼顾采摘七星伴月山、笔架山、九龙山、凤凰界、瓜禄山等地的撂荒茶。这些茶园的海拔均超过一千米，冰冻期超过一百天，茶树病虫害少，芽叶嫩厚。2014年三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和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对口成立了柳叶眉高山野生态红茶技术交流中心，为保障柳叶眉“原生态、最自然”的品质，制定了茶叶种植加工技术标准，适时监测中心基地光温水肥的变化，对茶园施行原始看护，科学检测。实验分析，柳叶眉红茶茶多酚、氨基酸、黄酮类等内含物显著高于市场红茶类;农残为零，达到欧盟卫生标准。五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获得经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成立了金凤乡有机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金凤乡四十二个茶叶种植大户为社员。
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注重茶树的种植和栽培，2014年对尧湾这片老茶园进行去杂木后台刈处理，让其焕发新的生命力。茶园四周全是山，常年云雾缭绕，山高林密中，茶叶加快了蒸腾，形成芳香油。光照射时间短，空气湿度大，茶树生长缓慢，茶叶长得叶肉厚实又很柔软，增加果胶质的含量。高山烂石堆中的土壤土层深厚通气性好，酸碱度适宜，树林落叶为茶树提供优良天然肥料，增加茶叶的天然养分。茶园错落在竹林之中、花树之间、溪涧之傍，茶树物竞天择，绝无人工呵护。竹影婆娑、樱花争相竞放，山、水、茶、花、竹和人构成的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遇上晴天，站在茶园高处，听山泉淙淙，观云浪涛涛，闻茶香阵阵，看仙雾袅袅，在这莺啼茶涛的翠绿环境中远离喧嚣，心情静好，人生的美好莫过于此。
柳叶眉的制作工艺师傅为世代祖传，广初公第十七代，光华公第二十六代，刘国仲第三十二代。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下，坚持独特技艺创新，秉承传统又讲究茶道自然。柳叶眉红茶的鲜叶全部实行手工采摘，集中在每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一日期间采制，不同海拔高度和树篼生长分布严格分门别类。湖南《金鹰报》有公书的《慕上柳叶眉》云，老尖(刘国仲绰号)对采茶确是很讲究，下雨天不采茶,多云间睛也不采茶，往往在清晨冒着露水时开始采摘，这时茶叶好象薇蕨开始抽发的嫩芽一样柔嫩。在仙雾袅袅中，这样的采茶很是诗意。我想，老尖一定是读过陆羽先生的《茶经》，采茶方法就如“若薇蕨始抽抽，凌露采焉，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的再现。由采茶师根据历代贡茶的原型纯手工采摘，挑拣出杂草和腐叶。采摘来的鲜叶要经过精挑细选之后才实施萎凋。秉承独特的制茶工艺，制成工艺中分、筛、剔、火、晒等各道工序均不着地，不含沙土粉尘，紧、撩、焙、晒、装等过程不添加任何物质，力求天人合一的纯手工工艺，摒弃香精香料成分，确保其香天然、其味自然。一直到开杯品茗，均讲究天然自然无污染。
柳叶眉的条索紧结匀称，色泽乌黑润泽，气质高贵优雅。还来不及开泡，隐隐的茶香如乡野的春风扑面而来，挑逗着茶客的嗅觉，仿佛闻到了山野的气息。小壶冲泡，汤色橙黄明亮，叶片红黄相间，能真正品尝到活、甘、清、香，茶香中夹杂幽幽花香。茶底如莲心，肥壮油润。入口清雅，无苦无涩，爽滑润喉，回味很是清新，我仿佛喝到了山泉的叮咚，野樱的花香,兰草的悠然。盖碗冲泡，汤红亮艳丽，滋味醇和，香气清雅馥郁，鲜爽醇厚，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
柳叶眉旗下有金豪、金湾、金旗等红茶系列。
金豪为柳叶眉的仙姿玉色，清明前采摘，选取一芽一叶，半机械化打造，贡茶工艺，条形紧秀，金色毛茸密布，茶香中夹杂幽幽花香，汤色明黄清澈，分杯时淡淡金晕缭绕，入口清雅，无苦无涩，爽滑润喉，回味清新，茶底如莲心，肥壮油润，叶底舒展呈古铜色，芽尖俊秀靓丽，像与轻风嬉戏，当触碰到她却又悄然溜走，失落时又轻抚你肩，茶叶黄黑相间，条索紧致，白毫密被，茶香、果香伴着甜香，香浓宜人，茶汤滢滢泛光，入口甜润丝滑，回味空灵，茶底修长如柳叶，犹如漫步春风沉醉的夜晚，对影成双，甜雅花香，一切恰好。
金湾为柳叶眉的名嫒美姝，谷雨时采摘，选取持嫩性好的长梗，带一芽三、四叶，半机械化打造，贡茶工艺，貌似弯月，汤色橙红靓丽，恰似一湾粼粼金光，茶底红润丰硕，醇厚甘滑，回味延绵。
金旗为柳叶眉的侠士风流，谷雨前采摘，选取一芽二、三叶，条索粗壮，茶汤橙红透彻，其香清清，其味百千。
金湖为柳叶眉的国色天香，清明后谷雨前采摘，选取一芽二、三叶，半机械化打造，贡茶工艺，烘焙独特，有焦香气息和家乡情怀，其香气如湖水般深幽沉厚而得名，茶汤橙黄透亮，焦香馥郁绵长，口感浓烈饱满，回味悠扬，久泡味不绝，茶底颀长健美，好似独坐湖边，看一片树叶飘零，泛起圈圈涟漪。
金源为柳叶眉的黑壮奔放，谷雨后采摘，选取一芽三、四叶，茶香优雅芬芳，汤色橙红明亮，入口甘甜爽滑，回味清凉，茶底肥厚壮实，恰如夏日午后泛舟，寻一隅荫凉。
银湖为柳叶眉的秋水伊人，谷雨时采摘，选取一芽二、三叶，经野生金银花花蕾窨制而成。茶香携着花香，清新淡雅，茶汤黄绿剔透，甘爽舒畅。
2014年11月17日至24日，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的“柳叶眉”红茶摘得本届农博会金奖产品的荣誉称号。梅山四维居士《题国仲兄创制之茗茶——柳叶眉》有云：“出自天然远俗尘，雪峰山脉扎云根。形涵琼玉三分质，神蕴芝兰一缕魂。素雅常招仙客赏，清纯倍受士人尊。七杯饮罢风生腋，名缰利锁安足论。”《西江月·品刘国仲兄高山野红》：“汇聚山川灵秀，凝成天地精华。雪峰云雾毓奇葩，陆羽闻之返驾。雀舌养颜称最，金豪益寿尤佳。清风明月品新芽，隐隐风生腋下。”
2015年5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成立“柳叶眉”奖学金。每年，刘国仲和戴玉林都要在金凤乡中心学校为品学兼优的学子颁发“柳叶眉”奖学金和荣誉证书。
2017年5月，新化县国仲茶业有限公司成为湖南省农业委员会“2017年湖南省农产品加工企业价值提升行动试点单位”。提出深耕细作茶主题，以柳叶眉中心基地为载体，融合地理和历史人文，创新发展当地经济，提高本土居民生活文化水平为己任，致力将尧湾基地打造成富有浓郁茶文化和金凤特色旅游的尧湾公园。并追求“天地人心”为和谐，天即天然之成，自然之作，纯天然有机自然之品;地即源自高山之巅的野生产地，绝无污染的纯粹生境;人即秉承贡茶工艺，秉承好善为茶，独创于一律之外的茶品之人;心即宁缺毋滥的苛严标准，精益求纯的手造之美，用心做茶，慈心为茶。
柳叶眉从金凤飞出去，来到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长沙等国内一线城市，广受爱茶人的欢迎，并给远在美国、德国的游子捎去家乡的味道。
刘国仲开始培养第三代茶人，教育他们采茶、制茶，说制茶要从娃娃抓起。并在茶马古道上的老茶亭处建了一栋住房，即现在居住地，成了刘国仲的藏茗阁。刘国仲还是喜欢守在他的尧湾老茶园，建一竹楼，泡一壶茶，看叠嶂层峰、看云开雾散。也许，他在守望一叶茶，也许，他在等待一个人。
【摘自2019年12月《吃茶去》杂志(总第72期);作者：巴陵(湖南长沙)，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茶文化随笔集《寻茶问道》《寻茶笔记》《黑茶军团的崛起(湖南黑茶、广西六堡茶、云南普洱茶、湖北洞茶、福建武夷山茶五卷)》《新化之茶》《娄底全茶书》《中国普洱茶品鉴报告》《中国红茶品鉴报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