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
漫漫黄沙，征程万里风正劲;
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
浩浩沙漠，穿越茶道艰难行。
当年晋商从武夷山出发，历经艰险，九死一生，载着茶叶奔向“恰克图”。“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它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承载着中俄两国商人互通往来，述说着光荣与梦想的俄罗斯小镇。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如今只是一个只有1.53万人的边陲小镇，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曾是清代中俄边境贸易重镇。
恰克图
卡尔•马克思1857年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在1852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增长迅速，使得恰克图由一个普通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
风光恰克图，沙漠威尼斯
“万里茶道”又称茶叶之路，是晋商与俄国商人合作开拓出的一条专门输送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它是继“丝绸之路”后另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国际商道。从中国福建武夷山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7省(自治区)，从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经库伦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
行进中的运送茶叶的骆驼商队。摄影：米克洛斯，1909年
清朝初年，沙皇俄国频频利用国外市场来进行贸易渗透，亦用武力对清朝边境进行骚扰，以实现其经济强大、领土扩张的目的。他们通过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以晋商为主)将丝绸、茶叶、瓷器、工艺品及生活日用品运往蒙区，俄商将这些商品再运回国内。康熙帝平叛“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对俄两次用兵，进行了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中俄于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政府和私商组织商队，可以从张家口、外蒙古等地采买茶叶，但须有护照，凭路票进行贸易，且对入境人数及出境茶叶数量均有限制，尽管贸易有限，难以提供需求，但此举有效遏制了沙俄在中国的殖民入侵。中俄开始正式贸易往来，俄国商队纷纷来到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北京等地经商。后来，清政府一度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贸易被迫中断。俄国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于1725年(清雍正三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1727年9月1日(清雍正五年)同俄签署《布连斯基条约》;1728年6月25日(清雍正六年)，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俄国来华经商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平均3年来北京1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三地设互市，自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线
1729年，清朝正式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贸易。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另一个口岸市场，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这个离恰克图130米远的南侧中国贸易商城，汉名叫“买卖城”，蒙古语中被称为“南恰克图”。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由于尼布楚、祖鲁海尔地理位置偏僻，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贸易点。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这样，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在了恰克图。边陲小镇一时名声大作，成为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南来北往操着各种口音的巨贾、富商云集于此。两市区酒馆、茶楼、戏台、绸缎、珠宝、玉器所有商品应有尽有，一派繁华。每逢开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络绎不绝;夜间灯火辉煌，绚烂夺目，蔚为壮观。恰克图因此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
恰克图货场，来源：CNTV
湘鄂闽香茶，踏上万里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西域、蒙古、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草原民族和欧洲人喜欢喝茶，与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有关。茶可以消食去腻，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清代中期，由中国前往西域、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逐渐衰弱，“中俄茶叶之路”逐渐兴起。湘鄂闽自古产茶，均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福建武夷山茶与“两湖(湖南、湖北)茶”逐渐占领蒙、俄市场，福建武夷山茶品种繁多，质量一流，尤以大红袍为最。此时的万里茶路由崇安县启程，船运过分水关进入江西省铅山县(又名河口)，顺信江下鄱阳湖入长江，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再由陆路采用骡车、马车一路北上，每个商队有大车千辆，穿河南至西路山西大同、东路河北张家口，西路大部分茶叶再次北上，穿过茫茫草原、浩瀚戈壁，到达库伦，再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改由俄商运销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另一路西进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就地销售少量外，其余继续西运至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等地，以后又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西宁、伊犁、塔城各处。东路茶叶向东北运至赤峰、锦州及黑龙江的漠河、海拉尔等地。
在福建武夷山茶红火的同时，湖南省临湘市、安化县和湖北省赤壁市的黑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逐渐走来。《莼浦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龙窖山北麓，南麓属临湘境)，峒(指羊楼洞)人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踩成茶砖，号称芙蓉仙品，即黑茶也”。《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说的是山西茶商至羊楼司(临湘境内)、羊楼洞买茶，其砖茶以白纸缄封，外贴红签。湖南临湘与湖北的羊楼洞是著名的黑茶产区，以前皆为散茶，运输不便，后压制砖茶，因类方形，故称“方砖”，每块重量1至6斤不等，装箱或装篓。据载，1839年(清道光十八年)临湘县销往国内西北各地及俄国的茶叶总量达3600吨。
到了清代后期，1851年(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年之后的1853年，武夷山茶销路完全中断。晋商只能采购“两湖茶”，且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俄、英、美、法等国争购“两湖茶”，机警的晋商携带巨资到羊楼洞、聂家市办厂，1862年(清同治元年)，临湘茶叶贸易量上升至4382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临湘已有茶庄40家，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临湘红茶总销量1482吨，青砖总销量8765吨，两项共计10247吨。
羊楼洞茶叶之路的起点
此时的茶路运行路线为：茶砖先集中于汉口，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车、马车转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到山西晋城、长治、北上太原、大同、张家口，也有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草原、戈壁、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一直通向遥远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张家口城北，通往蒙古山口
中蒙俄茶叶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始起南方(湘、鄂、闽)，北越河南、山西、河北，过长城，穿蒙古，到达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各地，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车水马龙，驼铃悠悠中抒写一时鼎盛。
晋商担重任，商场竞风流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欧洲各地，全程上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
在万里“中蒙俄茶叶之路”上，中国境内的商人主要是山西人(俗称“晋商”)，俄国境内的是俄罗斯人。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条约的签署为晋商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和平环境。晋商凭借着先前的经商优势和雄厚的资本，迅速将商号开到了归化、包头、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对恰克图开市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晋商的介入，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八方商人，聚集于此。据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
晋商是从逃荒、谋营生、走西口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肯吃苦、善经营;以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儒博胸怀逐渐成长为巨商富贾。肯吃苦是晋商最大的特点，据说当年晋商苦功学俄语、蒙语，用俄语、蒙语与俄、蒙商人谈生意，他们颇具心机，还别出心裁，改革思路，在出口俄国的棉布上印上“双头鹰标志”。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而这个贸易主要是依靠晋商来进行的。当年一辆马车紧靠一辆马车，一峰骆驼紧跟着一峰骆驼，车辚辚，马啸啸，绵延不绝，尘土飞扬。这些商队里，除了占大多数的晋商，还有一些其他商帮，他们从内地采购的绸缎、砖茶、瓷器、棉布、水果、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小百货等带到恰克图，交换回马、牛、羊、毛皮、成衣、生革、皮革、工具、毛毯、天鹅绒、银器、纺织品等货物。恰克图从十八世纪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贸易额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20%，当时的俄国仅次于英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货物交易主要由海上进行贸易，交易额急剧下降，恰克图茶马互市开始走了下坡路。到了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彻底摧毁了恰克图市场，后来《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制造、贩运茶叶，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国家直接从海路同中国贸易;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使中俄贸易的重心又一次转移到黑龙江，对恰克图市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万里茶路走向衰微。1921年，苏蒙联军向“买卖城”的中国北洋政府守军发起进攻，全城守军和商人英勇还击，壮烈殉国。自此，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沙漠威尼斯”的世界著名商城被夷为平地，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晋商不得不退出对俄贸易。恰克图也结束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一度从世界商业的中心重归于一个寂寞的边陲小镇。
茶叶之路终点——圣彼得堡
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在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湖南、湖北两省黑茶，福建武夷山红茶产业的发展立了大功。这条兴盛了近200年，连接中俄的万里茶路，既成就了恰克图的繁盛，也造就了强大的晋商。
非凡恰克图 渴望再启程
昔日边贸重镇恰克图，随着铁路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恰克图依旧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记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位于恰克图南岸的“买卖城”，早已淹没在荒草丛中，只有那些宽大的地基，废弃的石材，残遗的建筑依稀可现当年的富丽堂皇。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在中国梦的召唤下，复兴万里茶路，融入“一带一路”，恰克图已和平遥结为友好城市。从2014年3月25日开始，万里茶道协作体成立，到2019年3月22日，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期间中、蒙、俄，以及湘、鄂、闽、晋举行多次峰会、论坛。时至今日，恰克图主要的交易货物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已同中俄大众的生活需求和边疆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今中俄两国人民在恰克图市场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关系史上将留下值得回顾的一页。我们也应当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秉承万里茶路上先辈们敢于拼搏，砥砺前行的勇气，传承开放的眼界，创新的精神，继承先辈们诚信的品格，加强与万里茶路、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走向繁荣强盛。
来源：中共峨眉山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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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
漫漫黄沙，征程万里风正劲;
茫茫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
浩浩沙漠，穿越茶道艰难行。
当年晋商从武夷山出发，历经艰险，九死一生，载着茶叶奔向“恰克图”。“恰克图”俄语意为“有茶的地方”，它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承载着中俄两国商人互通往来，述说着光荣与梦想的俄罗斯小镇。恰克图南通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北达上乌丁斯克(今俄罗斯乌兰乌德)。如今只是一个只有1.53万人的边陲小镇，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曾是清代中俄边境贸易重镇。
恰克图
卡尔?马克思1857年在《俄国对华贸易》中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在1852年达到了175万箱，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恰克图的中俄贸易增长迅速，使得恰克图由一个普通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
风光恰克图，沙漠威尼斯
“万里茶道”又称茶叶之路，是晋商与俄国商人合作开拓出的一条专门输送茶叶到俄国的国际商道，它是继“丝绸之路”后另一条沟通欧亚大陆的国际商道。从中国福建武夷山起，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7省(自治区)，从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经库伦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延长到13000公里，成为名符其实的“万里茶道”。
行进中的运送茶叶的骆驼商队。摄影：米克洛斯，1909年
清朝初年，沙皇俄国频频利用国外市场来进行贸易渗透，亦用武力对清朝边境进行骚扰，以实现其经济强大、领土扩张的目的。他们通过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中国商人(以晋商为主)将丝绸、茶叶、瓷器、工艺品及生活日用品运往蒙区，俄商将这些商品再运回国内。康熙帝平叛“三藩”、收复台湾之后，对俄两次用兵，进行了著名的“雅克萨之战”，中俄于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俄国政府和私商组织商队，可以从张家口、外蒙古等地采买茶叶，但须有护照，凭路票进行贸易，且对入境人数及出境茶叶数量均有限制，尽管贸易有限，难以提供需求，但此举有效遏制了沙俄在中国的殖民入侵。中俄开始正式贸易往来，俄国商队纷纷来到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府乌兰巴托)、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北京等地经商。后来，清政府一度禁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中俄贸易被迫中断。俄国为保住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于1725年(清雍正三年)派代表团来华谈判，清政府为断绝俄国与葛尔丹分裂势力的勾结，于1727年9月1日(清雍正五年)同俄签署《布连斯基条约》;1728年6月25日(清雍正六年)，又在恰克图正式签署《恰克图条约》。根据《恰克图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俄国来华经商人数不得超过200人，平均3年来北京1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三地设互市，自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线
1729年，清朝正式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贸易。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另一个口岸市场，这样就将恰克图分为南、北两市，这个离恰克图130米远的南侧中国贸易商城，汉名叫“买卖城”，蒙古语中被称为“南恰克图”。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北市为俄国商民居住。由于尼布楚、祖鲁海尔地理位置偏僻，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往来的重要贸易点。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宣布中止俄国商人来北京贸易。这样，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在了恰克图。边陲小镇一时名声大作，成为中俄贸易的咽喉要道。南来北往操着各种口音的巨贾、富商云集于此。两市区酒馆、茶楼、戏台、绸缎、珠宝、玉器所有商品应有尽有，一派繁华。每逢开市，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络绎不绝;夜间灯火辉煌，绚烂夺目，蔚为壮观。恰克图因此被称为“西伯利亚汉堡”和“沙漠威尼斯”。
恰克图货场，来源：CNTV
湘鄂闽香茶，踏上万里路
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到17世纪，中国的砖茶在西域、蒙古、俄国和欧洲已经培养起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群体。草原民族和欧洲人喜欢喝茶，与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有关。茶可以消食去腻，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清代中期，由中国前往西域、中亚、西亚的“丝绸之路”逐渐衰弱，“中俄茶叶之路”逐渐兴起。湘鄂闽自古产茶，均为“中俄茶叶之路”的起点，福建武夷山茶与“两湖(湖南、湖北)茶”逐渐占领蒙、俄市场，福建武夷山茶品种繁多，质量一流，尤以大红袍为最。此时的万里茶路由崇安县启程，船运过分水关进入江西省铅山县(又名河口)，顺信江下鄱阳湖入长江，达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再由陆路采用骡车、马车一路北上，每个商队有大车千辆，穿河南至西路山西大同、东路河北张家口，西路大部分茶叶再次北上，穿过茫茫草原、浩瀚戈壁，到达库伦，再至中俄边境的恰克图，改由俄商运销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另一路西进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就地销售少量外，其余继续西运至包头、宁夏，乌里雅苏台等地，以后又延伸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西宁、伊犁、塔城各处。东路茶叶向东北运至赤峰、锦州及黑龙江的漠河、海拉尔等地。
在福建武夷山茶红火的同时，湖南省临湘市、安化县和湖北省赤壁市的黑茶戴着“两湖茶”的桂冠逐渐走来。《莼浦随笔》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至邑西乡芙蓉山(龙窖山北麓，南麓属临湘境)，峒(指羊楼洞)人迎之，代客收茶取佣，所买皆老茶，踩成茶砖，号称芙蓉仙品，即黑茶也”。《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即山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说的是山西茶商至羊楼司(临湘境内)、羊楼洞买茶，其砖茶以白纸缄封，外贴红签。湖南临湘与湖北的羊楼洞是著名的黑茶产区，以前皆为散茶，运输不便，后压制砖茶，因类方形，故称“方砖”，每块重量1至6斤不等，装箱或装篓。据载，1839年(清道光十八年)临湘县销往国内西北各地及俄国的茶叶总量达3600吨。
到了清代后期，1851年(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两年之后的1853年，武夷山茶销路完全中断。晋商只能采购“两湖茶”，且以湖南安化、临湘的聂家市，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咸宁为主。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俄、英、美、法等国争购“两湖茶”，机警的晋商携带巨资到羊楼洞、聂家市办厂，1862年(清同治元年)，临湘茶叶贸易量上升至4382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临湘已有茶庄40家，到1910年(清宣统二年)，临湘红茶总销量1482吨，青砖总销量8765吨，两项共计10247吨。
羊楼洞茶叶之路的起点
此时的茶路运行路线为：茶砖先集中于汉口，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车、马车转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到山西晋城、长治、北上太原、大同、张家口，也有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再由旅蒙茶商改用驼队在草原、戈壁、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们再将茶叶贩运至雅尔库兹克、乌拉尔，一直通向遥远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
张家口城北，通往蒙古山口
中蒙俄茶叶之路横跨亚欧大陆，始起南方(湘、鄂、闽)，北越河南、山西、河北，过长城，穿蒙古，到达中俄边境贸易城恰克图，再转往俄国各地，并延伸至欧洲腹地，在车水马龙，驼铃悠悠中抒写一时鼎盛。
晋商担重任，商场竞风流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欧洲各地，全程上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
在万里“中蒙俄茶叶之路”上，中国境内的商人主要是山西人(俗称“晋商”)，俄国境内的是俄罗斯人。早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前，晋商就已经开辟了北京—张家口—库伦一线的通商渠道，并在这些地区与俄国商人进行贸易。条约的签署为晋商提供了极为优越的和平环境。晋商凭借着先前的经商优势和雄厚的资本，迅速将商号开到了归化、包头、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对恰克图开市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晋商的介入，恰克图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一跃成为商贾云集之地。八方商人，聚集于此。据清代武夷山衷干的《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
晋商是从逃荒、谋营生、走西口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肯吃苦、善经营;以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儒博胸怀逐渐成长为巨商富贾。肯吃苦是晋商最大的特点，据说当年晋商苦功学俄语、蒙语，用俄语、蒙语与俄、蒙商人谈生意，他们颇具心机，还别出心裁，改革思路，在出口俄国的棉布上印上“双头鹰标志”。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而这个贸易主要是依靠晋商来进行的。当年一辆马车紧靠一辆马车，一峰骆驼紧跟着一峰骆驼，车辚辚，马啸啸，绵延不绝，尘土飞扬。这些商队里，除了占大多数的晋商，还有一些其他商帮，他们从内地采购的绸缎、砖茶、瓷器、棉布、水果、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小百货等带到恰克图，交换回马、牛、羊、毛皮、成衣、生革、皮革、工具、毛毯、天鹅绒、银器、纺织品等货物。恰克图从十八世纪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贸易额一直保持上升势头。每年交易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5%—20%，当时的俄国仅次于英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后，货物交易主要由海上进行贸易，交易额急剧下降，恰克图茶马互市开始走了下坡路。到了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全线通车彻底摧毁了恰克图市场，后来《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签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直接采购、制造、贩运茶叶，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欧洲国家直接从海路同中国贸易;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贯通，使中俄贸易的重心又一次转移到黑龙江，对恰克图市场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万里茶路走向衰微。1921年，苏蒙联军向“买卖城”的中国北洋政府守军发起进攻，全城守军和商人英勇还击，壮烈殉国。自此，这个被西方人称之为“沙漠威尼斯”的世界著名商城被夷为平地，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晋商不得不退出对俄贸易。恰克图也结束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一度从世界商业的中心重归于一个寂寞的边陲小镇。
茶叶之路终点——圣彼得堡
当年晋商开辟中俄万里茶路，担当起了国际贸易重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创举。晋商开辟的“中俄茶叶之路”的辉煌历史，历经了惊心动魄的商战，也创造了彪炳千秋的中华商魂。在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湖南、湖北两省黑茶，福建武夷山红茶产业的发展立了大功。这条兴盛了近200年，连接中俄的万里茶路，既成就了恰克图的繁盛，也造就了强大的晋商。
非凡恰克图渴望再启程
昔日边贸重镇恰克图，随着铁路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恰克图依旧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记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今天位于恰克图南岸的“买卖城”，早已淹没在荒草丛中，只有那些宽大的地基，废弃的石材，残遗的建筑依稀可现当年的富丽堂皇。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在中国梦的召唤下，复兴万里茶路，融入“一带一路”，恰克图已和平遥结为友好城市。从2014年3月25日开始，万里茶道协作体成立，到2019年3月22日，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期间中、蒙、俄，以及湘、鄂、闽、晋举行多次峰会、论坛。时至今日，恰克图主要的交易货物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已同中俄大众的生活需求和边疆开发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今中俄两国人民在恰克图市场上的友好交往，在中俄关系史上将留下值得回顾的一页。我们也应当以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秉承万里茶路上先辈们敢于拼搏，砥砺前行的勇气，传承开放的眼界，创新的精神，继承先辈们诚信的品格，加强与万里茶路、丝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走向繁荣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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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在马王堆汉墓里，在盛唐宫廷中，在成吉思汗马背上，在大明王朝茶马司，在左宗棠的新疆行营里……穿越千年，在曾经兴盛繁忙的“茶马古道” 上，安化黑茶始终披着一层颇为神秘的薄纱。在“一带一路”倡议在多个领域被延伸的今天，沿着安化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的脚印寻觅，不难发现，安化茶马古道和黑茶在历史长河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跨区域的贸易往来，更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与交流。
悠悠历史长河里，西北大地上嗒嗒的马蹄声，绵延千年，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故事仍在继续……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分陕甘、陕康藏、滇藏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互市图
但它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在湖南安化县（主要为洞市、江南）的崇山峻岭和山涧溪流之间，就绵延着多条神秘的茶马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些道路上来往行走，成就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交融。
安化的山水，亦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青山一座接连一座，一条河水弯弯曲曲流去，山水互相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地处雪峰山北段的安化，是湖南面积第三大县。在这个静谧的小县城，资水穿城而过，水边矗立着一座中国黑茶博物馆，格外醒目。
安化人自己大碗喝煎茶，来客招呼也是以茶当见面礼。山坳、渡口广设茶亭。茶叶禁碑、古茶行、茶叶码头至今随处可见，民间广泛传唱茶歌，文化人创作的咏茶诗词不计其数，陶澍、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均与安化茶结缘，花鼓戏《烘房飘香》更是将安化黑茶的制作搬上了银幕……
茶比县早，穿越千年。今天，作为“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的安化，古道、黑茶早已融入其传奇而神秘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壹
神秘纬度带上的安化
安化与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百慕大三角同处于北纬30°神秘文化带，以安化为中心的这片区域，自古至今就属中华文明繁衍的重要地带，属于神秘的古梅山文化腹地。
安化茶的起源也注定是有故事的。安化梅城思游，是蚩尤成长的故乡，蚩尤一统梅山诸蛮，战败黄帝后身负重伤，遂流亡于山野尝百草而疗伤，有传说百草其一即为茶。据说在神农氏时代，湖南安化就有茶树生长，并被神农氏发现和利用。按照《神农本草经》的说法：“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同“茶”）而解之。”这是一个与神农氏、炎帝共生的传说。
今天，沿着雪峰山脉，往东南400多千米就是神农的安息地“长沙茶乡之尾”炎陵。据说，神农生于历山（今湖北随州市境内），安化正好处于随州与炎陵之间，由此来推测，安化也是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了。
茶为国饮，发乎神农；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而关于黑茶功效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在安化人的记忆里也从未间断：
西汉时期，张骞开通西域后，东西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一次，汉朝的商队无意中以被雨淋未及晾干致“发霉”的茶叶做药，使两个患“积食”病的蒙古族牧民起死回生。被问及何种灵丹妙药时，班超答曰：此乃楚地运来的茶叶。
安化境内有座辰山，此山被一些文史爱好者怀疑为清代顺治皇帝出家后的最终圆寂地，而顺治皇帝出家后从山西五台山来到湖南安化，正是沿着山西茶商开辟的安化茶道。
凡此种种，笔者走访安化老人后发现，当地人大多都信奉这些传说，坚信黑茶历史久远，养生保健，甚至能防御百病。住在资江边旧时水运码头边的张五妹（音同），她的母亲已经93岁，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便是：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茶。
在安化置县（1072）以前，这里地域荒野，人丁横蛮，不服当时朝廷的管制，被谑称“梅山峒蛮”。据史料，“梅山峒蛮”与越人梅娟有关，梅娟系越王勾践子孙，后为逃避楚王的逼害，改姓梅。汉高祖时，梅娟随长沙王吴芮来到湖南，在安化、新化一带繁衍生息，势力逐渐壮大。三国时候，“长沙益阳为山贼所攻”，山贼即为盘踞梅山的越人。
越人后因长期征战，官兵围剿，人马溃散，至隋唐时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再不见史籍。那时，马便是他们作战及生活的日常交通工具，马帮由此而生。从汉朝算起，茶和马，就是安化先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有“一笥”竹简，经考证为茶一箱。起初，箱内黑色颗粒状实物一时让人难以辨别，通过显微镜切片最终被确认为是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这箱茶叶从何而来，社会上产生了多种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益阳市高级农艺师易梁生的考证，他从制作工艺、保存方式、历史人文等方面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茶叶来自湖南安化。
当然，安化黑茶的神秘不仅于此，从环境勘测的角度，安化境内的土壤、气候、云雾期的长短，都是种植、生产黑茶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古周围县域也有广泛种茶，但只有安化“惟茶甲诸州县”，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史料所记载的。
贰
官茶之争引发一场战争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置县“起疆之初，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属古野生茶生长的地方。而如果上文提到的马王堆汉墓里的茶叶来自安化，那么安化茶的历史，则至少可以追溯到2300年。
对安化茶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唐代。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习俗有很大变化，将生嚼解渴的粗犷饮用，变成了煮煎品茗的艺术，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唐代“茶事大兴”，此时，安化黑茶开始引起世人关注。856年，唐代杨晔 《膳夫经手录》记载的“渠江薄片茶”，运销湖北江陵、襄阳一带，后进入长安，直至宫廷。五代毛文锡的《茶谱》记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又说“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文中的渠江即现安化渠江镇，资水在此地的支流亦名渠江。
安化黑毛茶制作工艺流程，依次为采摘、杀青、揉捻、渥堆、干燥
但在民间，“渠江薄片”则名为“张良薄片”，相传为汉代名臣张良在安化渠江修道时初创，从汉代起便成为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之物，而得“渠江皇家薄片”之名。
可以确定的是，在唐代湖南安化便已有“渠江薄片”生产，在当地还有些名气，而这种茶色泽为黑褐色，即典型的上等黑茶色泽，也就说明当时就有黑茶生产。
宋代以前，安化的茶树多为野生，到了宋代，在资江边上出现了大量茶场，还有“专官戍守”。朝廷就派专门的军队到安化收茶，再押运至西北，换成战马，这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商军”。元明以后，安化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茶：“深山穷峪，无不种茶。居民大半以茶为业，邑土产推此第一。”
黑茶作为正式称呼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始于16世纪初。据明嘉靖三年（1524） 御史陈讲疏记载：“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这是“黑茶”一词首次见诸文字。康熙年间的《湖广通志》载“长沙府出茶，名安化茶”，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安化茶”一词。
安化黑茶问世后，西北茶商重点转入安化采购茶叶。据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就是因私贩湖茶被皇帝杀了头。不仅如此，由于安化黑茶滋味浓厚醇和，而且量多价廉，深受西藏喇嘛的喜爱。以至于西藏喇嘛朝贡回藏时，拒绝朝廷所拨四川乌茶作为赏赐，而绕道湖广收买安化黑茶，这在当时是非法的。私茶业兴起，直接影响了明代边境的茶马交易，乃至引发了一场战争。
1572年，明首辅张居正即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是由官方垄断的，但由于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导致民间包括黑茶在内的私茶兴起。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颇大。张居正发出的诏书就是旨在打击民间走私。
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直接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被断绝。
一时之间，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取消诏书内容，重开边境茶叶贸易。
在此期间，各部族也曾进行和平解决贸易问题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中原边境军事要塞）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但他的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则更不用提。
一场茶叶引发的“清河堡战争”最终爆发，3年的血战让当时的茶叶贸易几乎回到了原点。后来，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17世纪前期，四川边茶主要销康藏一带，西北边销茶逐渐由安化黑茶取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李楠和徐侨为湖南茶叶在奏本中公然争吵，一个要求朝廷颁令禁运，免妨茶法马政；另一个认为湖南茶对西北游牧民族有利，不宜禁止。后经户部裁定，报请皇帝批准：自后销西北的引茶，以汉、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
至此，安化黑茶终于成为官茶。不过，清代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上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
叁
陶澍、左宗棠与黑茶之缘
安化茶品质甚佳，口感极好，成为官茶之后更是一度出现“一茶难求”盛况。到了清代，安化“天尖茶”被奉为珍品，且被皇帝嘉庆、道光看上，成为贡品，赞誉“安化天尖雀舌”，也就有了“皇帝用茶为天尖，朝廷用茶为贡尖”之说。
安化籍名臣陶澍，作为道光朝的重臣，正好见证了家乡黑茶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代名臣，他对家乡的茶叶感情至深，就因为《茶经》中并未对安化茶有所记载，他一度愤懑不平,“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
陶澍还多次诗咏家乡茶，以此怀念故乡的同时，也把安化茶推向了全国。特别是在1815年的春节，陶澍邀请在京城的消寒诗社成员同集印心石屋，共品安化茶。在高朋云集的茶会上，陶澍吟五言长诗四首，详细介绍了安化茶的产茶历史、品质特征及艰辛的生产过程，简直就是一部“安化茶的述事史诗”。
后来，陶澍回家乡安化小淹镇，夜宿香炉山，又写下了历史上最长的茶诗。言辞之间，把黑茶归于他家乡的骄傲。
1836年，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从江西经醴陵回安化省亲。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以一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赢得陶澍赞赏，两人成忘年之交，并约定结成儿女之亲。1839年，陶澍去世，左宗棠遵陶澍生前之托，于次年从岳阳湘阴赴安化操持陶家事务，抚教陶澍之子陶桄，并在此居住了8年。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左宗棠对安化黑茶有了深切的理解。
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写信给湖南老乡、陕西布政使谭钟麟，回忆自己早年在安化小淹的所见所闻，涉笔成趣：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并刈凡草入之。
安化永锡桥
当时，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意思是说，当时有人宁可喝安化的杂草（粗毛茶），也不喝新化真茶。
由此可见，当年安化茶的抢手程度，茶里掺草，毫无掩饰，竟然不愁销路，连县志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并且引以为傲。而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竟然也喝不到十成上品的安化黑茶。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上冬所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正是因为对安化茶的了解，收复新疆后，左宗棠便对安化黑茶实行“政府采购”，从而使得蒙古、俄罗斯和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感受到了安化黑茶的神奇。
肆
“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
当然，安化黑茶走向世界，离不开“一道一商”——茶马古道与茶商。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是陕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
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中俄边境恰克图茶叶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没过多久商路便得以开通，但是，福建地区的茶价却涨得很高。无奈之下，山西茶商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开始生产红茶的湘西一带。
由于安化红茶产量的局限，无法满足恰克图市场的需求，山西茶商便把一部分安化黑茶也带到了恰克图。出乎意料的是，黑茶在恰克图也颇受欢迎，甚至还成了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品种。为了便于长途运输，茶商便把黑茶制作成砖茶和千两茶（千两茶也叫三和茶，因每棒茶重一千两而得名）。
晋商来安化办茶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证据。但大多数人认为，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安化黑茶研究代表人物、原安化县政协主席、县茶业协会首任会长伍湘安，和“万里茶道”湖南安化段申遗办主要负责人之一王以戬等人，则认为安化是“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理由是，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物证——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铸造的。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乾隆年间官方《茶叶章程》的文章，作为佐证。
为了方便收购和运输，茶商集资在安化县内又修建了一些茶马古道。与其他茶马古道路线不同的是，借助于资水横贯安化全境，茶商们在安化收购茶叶后，沿着这条茶马专道驮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的方式销往外地。
这种“船舱马背式”的茶叶运输方式，也成就了安化与其他地区的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一个特色——安化的这条茶马古道，如今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安化，其实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王以戬说，安化以茶叶立县是很多年以来的共识，很多人来安化总喜欢问一个问题：“安化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哪一条？想去走走。”但事实上，王以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是条古道，用马运过茶叶，运出后用来交易，就是安化的茶马古道。
安化前乡的茶，经过初制后，要运到后乡的资江边八大茶叶镇再加工，大都要走二三百里山路。以小淹、江南、黄沙坪等为中心，向全县各大茶山和茶乡辐射的大道，哪条能不载马和茶？
资江边八大茶镇加工出的茶叶，大都是走水路，由汉口中转，再向西北。连上川陕、川藏的茶马古道，再进入丝绸之路。但水运并不是安化茶的唯一选择。陆路走益阳，去长沙湘潭，500年里，安化走益阳的茶马古道，一样故事多多。
抗日战争期间，运茶通道被阻断，安化茶叶积压。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两次“西北万里行”，沿资江向上，从溆浦到黔阳，走贵州入四川，开辟新的茶马古道，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安化境内的茶马古道中，最具影响的是从洞市到高城一线。
洞市历史上是一个大乡，前些年在乡镇合并时才并入江南镇。在资江边的江南镇沿溪而上，有思贤溪风雨桥，桥上马蹄印迹历历在目。沿溪上去30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金田村。与金田相邻的茅坪村，有个接待过路茶客的“陶氏宗祠”。祠的西面，便是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祖坟山。
洞市上去30里就是高城村，这是洞市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神奇的景点。这个村历史上是宝庆、新化、安化、益阳等多个县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茶叶、盐、中药材等运输马帮都要在此住上一夜，有些货栈还在这里设有中转的仓库。村子背后，有气象万千、神秘秀美的“川岩江”，一条条茶马古道就在这条江边随山而行。
安化茶马古道上的茶亭——江南镇东风亭
古道上的安化黄沙坪古镇，建于北宋熙宁年间，背靠辰山，面临资江，是南方茶马古道的策源地。据当地人说，安化县第一支运茶马帮，就诞生在这里。马帮的首领，据说还是杨家将后代。
明清时期这里的茶叶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茶号80多家。对岸资江一河相隔的唐家观，茶叶从业人员上万人，茶号20多家。“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是当时茶业兴旺的真实写照。那时，中国黑茶的70%产自这两个茶叶古镇。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
鸦片战争前，黄沙坪主产黑茶，清道光至民国初年，茶叶加工以红茶为主。鼎盛时期，清政府曾派军队保护茶商。民国时期，茶业仍然兴旺。据当地一位老茶农回忆，黄沙坪资江沿岸不到1.5千米沿线就有13个船码头，其中9个主要用来装运茶叶，有源生昌码头、三德玉码头、梅蓝货运码头、永泰福码头、福音堂码头、谦益盛码头、琦公码头……专门从事搬运的工人成立脚帮，帮众120人，常年靠此营生。
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靠薄本微利制茶卖茶起家，做成了大老板。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久已到此生根发芽，福建人、广州人也越过南岭北上，由湘江入资水，溯流而上黄沙坪开铺立肆，经营茶叶……成就了古镇昔日的繁华。
伍
万里茶路：一个祁县茶庄的贩茶之旅
目前，普遍认为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是安化黑茶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山西茶商通过安化茶马古道运输黑毛茶，到达资水沿岸的茶马古镇茶市（安化黄沙坪等），然后通过帆船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用大帆船转运到湖北沙市，经襄樊到老河口至泾阳或经襄樊后到山西晋阳、祁县。
山西茶商在湖南安化贩茶运往恰克图的路线，则为水陆两路：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晋城），北上抵张家口转恰克图；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下水至武汉，转汉水上抵樊城，起岸北上，经河南、山西抵张家口后转恰克图。
清代安化黑茶运输路线图（安化县文物所收藏）
1994年4月，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在进行文献整理时突然发现一本蓝皮旧书，扉页上用毛笔写有书名《行商遗要》，内容是为商之道总论。这本《行商遗要》是祁县渠家茶庄长裕川办茶厂、产茶、销茶的详细实录。这个小册子虽然不起眼，可却详细地描绘了当时晋商行走茶路的众多细节。
如记载从祁县到达湖南安化的路程：“祁30里至子洪。40里来远，打尖。”“60里至沁州，宿。60里至虎亭，宿。”“40里至交川沟，打尖。50里至鲍店，宿。”到达泽州府（今晋城市）住一宿后，即要出太行山、过黄河、经郑州，到达河南南部的赊旗镇（今社旗县）。文中还标明，从祁县到赊旗镇经过19站，总计陆路1355里。
到赊旗镇后，行程全部变为水路，要乘船。从赊旗镇沿唐河顺流而下，经湖北樊城，到达汉口，再南下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北部的益阳，至此水路基本上走完了。到益阳后，就要进山到产茶的安化地区了，从河南赊旗镇到湖南益阳，总计水路乘船共2655里。
《行商遗要》分别对南下采办茶叶、北上销售茶叶都有翔实的记载，并写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包括进入安化山区采办茶叶的准备，辨别茶叶品种和茶叶等级优劣的标准，加工各类茶叶的技术，运输茶叶通过各路关卡的税金比例，运送茶叶使用车、船或骡、骆驼的运费，甚至对伙友们进入安化后在各个茶行所用餐饮的费用是“行”内供给还是自备，均有规定。
到了张家口，茶商们将茶叶或卖出或改变包装、运输工具，继续北运至恰克图。由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约2150千米，其中有400多千米是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据《蒙古鉴》记载：“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买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有寒暑表以后，一官吏记下冬季严寒时的确切气温为-36℃，并记载人畜冻毙之情说：“本期京信，迟到五日，询知邮差，在途次第冻毙……沿途驼马，冻僵者亦不少。”
作家梅沽也曾做过这样的描写：
“
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至，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艰险难以用语言形容。
”
到达恰克图，这是初期恰克图贸易的终点。“恰克图”的中文意思就是“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一分为二，旧城划归俄罗斯，新城归中国。清政府在恰克图另建新市街，名为“买卖城”。但没多久，旅蒙商就跨越国界到俄国经商。
清代茶引凭证
旅蒙商在茶路上打得最响的品牌是“川”字牌砖茶，它是由山西祁县茶商监制的。之所以被称为“川”字牌，是因为四家茶庄的号名叫：大玉川、大吕川、长裕川、长盛川。“川”字茶叶产地就在两湖，他们在湖南安化、临湘，湖北聂家市、羊楼洞都建有砖茶厂。
正是安化等地的茶把沿途上的中外各民族组织起来，从种植、加工、运输，到销售，跨国经营，于是就有了“万里茶路”。旅蒙商的茶叶之路并不止一条，但走恰克图是条主路。这条路也是整条陆上茶叶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程。当时人们把这条赴蒙古高原经商所走的道路，称茶马古道（又称草原丝绸之路）。
到达恰克图以后，茶商与俄商交换的主要是皮毛，“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这种陆路运来的茶叶“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到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发展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
至于俄国人、蒙古人如何嗜茶，俄国早有历史学家做过表述：“不论贫富、长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进入19世纪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继续增长，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也从恰克图向北向西延伸到欧洲。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乔治·凯南记者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被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逐渐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
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益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茶叶之路终究难以为继。
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至此彻底消失。
陆
“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
显然，明清两代，安化黑茶在边茶中的地位变化，是一个逐步由补充到主力、由配角到主角、由边缘到中央的重要过程。
由于黑茶在边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安化黑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推行“以茶治边”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早在明万历年间，安化黑茶作为边销茶销往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旨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故安化黑茶又叫民族茶、团结茶。
1885年，中俄边境重镇买卖城街头，满载货物的牛车
在新疆地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不过他们对黑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制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并没有提升到近年来安化黑茶提倡的“保健茶、文化茶”层面。
成为钦定的“官茶”后，安化黑茶通过官营，逐步流入新疆等地。明清两代，朝廷在西北重镇设立茶马司，以茶叶换军马。进入新疆的茶主要由兰州茶马司供给。当时，黑茶加工技术日益成熟，此时已达到顶峰，出现了包装精美、紧致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制的模具里筑紧成型，砖状有龟背，外封特制的皮纸，砖脊盖有五环标志的特殊印章，砖面有生产厂家（茶号）的名称，规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安化供应，在陕西泾阳生产，由陕西巡抚监制。
安化黑茶进入新疆的早期，是上等人家才能经常消费得起的珍重物品。特别是上等的天尖、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难得一见。民国时期茶叶欠产的年份，一片重 2公斤的茶砖甚至可以换取7头羊。抗战时期，茶叶运输路线中断，新疆人民以炒熟的麦子、苦荞替代茶叶，没有功效，病茶者甚众。湖南省建设厅在安化设立砖茶生产厂，生产的砖茶绕道重庆运往兰州。从此安化成为国内最大的黑茶生产基地。
安化黑茶主要以砖茶的形式行销新疆全域，新疆人民通常把砖茶放入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饮。据《当代青海简史》，到 1951 年年底，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茯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赠送给新疆人民的礼品，就是安化黑茶中的茯砖茶。
在历史长河里，从马王堆汉墓，到盛唐渠江薄片，船运马驮、大漠戈壁，安化黑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饮”、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饮”，历史价值斐然。
而今，人们熟知的茶马古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烟云中，古道上的马蹄声已然随着历史的沉淀渐渐沉默。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一条人文精神的承载之路，终为历史所铭记：一代代茶商马夫，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一条条茶马古道，既是运输通道，也是连接内陆与边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古道，瘦马，茶商，安化黑茶，共同制造了这段流传至今的神奇“茶马古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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