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介入哲学研究已成趋势。卡西尔认为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 。卡西尔将人置于文化视角上的这一思考，虽使人的本质在理论上获得新内涵，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因为在《人论》一书中所指的符号，主要是文字类的书写符号。符号学家约翰·迪利认为“万物都是某种方式的符号” ，即人类的文化成果应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这就是说，无物不是符号，茶也是符号的一种，茶符号是茶文化的焦点。
目前，从茶文化、茶道等角度解读茶的文章可谓不计其数， 但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茶的文章却较少， 只有吴远之 《文化符号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茶道为例》等不多的几篇。有鉴于此， 以符号学作为研究茶的新视角， 期以敞开“茶”被忽视的细节，解读茶符号及其文化含义，探索茶符号背后的文化世界。
茶成为文化符号何以可能
目前， 中外学界对符号的定义莫衷一是，但符号作为一种对普遍思维规律的文化思索，目的是理清人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我国学者赵毅衡指出：“符号是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
换言之，符号与意义具有锁合关系。我们以中国文化符号为例， 如夸父意味着顽强进取精神;长明灯意味着灵魂不灭;孔子意味着万世师表;道教意味着长生久视。有趣的是，在中国绘画中，某些动物与植物也被符号化赋予了情感寄托。松鹤寓意延年益寿;蝙蝠寓意福气迎门;猴马寓意马上封侯;锦鲤寓意年年有余;兰竹寓意君子风骨。
可见，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被表达，符号的用途也是为了表达意义。在诸符号系统中的自然符号 (如风雨雷电、花草树木等物，茶包括其中)原本并非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 它的产生是有特定的依赖条件。主要依赖于“思维场、文化场、心理场”，其中“符号的文化生成部分，脱离不了文化场的土壤”。
如“月晕础润”：一方面，古人通过观察与实践，发现月晕(月亮泛起光晕)起风，础润(宫殿基台湿润)落雨，此现象虽是自然界发生之事，与人无关，但这些自然符号间的关系，却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加工而得来的。另一方面，苏洵《辩奸论》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至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月晕础润”这一自然现象反映在人的意识里，被人的意识加以符号化，携带了特定意义。
那么，茶何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呢?
一方面，在“能指”的现实性上讲，中国是茶的故乡。首先，有大量史料记载茶事，如：《诗经·邶风·谷风》“谁谓苦荼， 其甘如荠” ;《尔雅·木部》：“茗、苦荼” ;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而且与茶相关的名人轶事也是不计其数，如孙皓赐茶带酒、隋文帝饮茶治头痛、武则天以茶喻福祸、宋徽宗被誉为茶痴皇帝、杨万里视茶如命、易安居士角茶助学、唐伯虎书画写茶情、郑板桥茶结良缘等。
其次，近年来科学研究表明，我国茶学科研人员对茶叶的“染色体核型”和化学成分“儿茶素”进行了分类比较研究，确定了野生茶树进化等级， 证明四川金佛山野生大叶种茶树最为原始， 这为中国是茶的故乡提供了确凿证据，在“能指”的意义上为茶符号找到了依据。
另一方面，在“所指”的文化性上讲，首先，其“指示义”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茶生于林野，受水泉涤洗，气韵高洁。这与佛养心、道修身、儒治世的理想性格和人生追求相互契合。佛家以茶参禅礼佛、儒家以茶自省明志、道家以茶养生敬奉，均期以由茶观道、悟道，觉解人生。其次，在“含义”上，古人认为“茶”字可解释为，人在草木之中。
儒士僧侣将儒释道之智慧注入茶理，表意人生。如佛家讲“吃茶去”，意在喝茶吃饭间识得自性，觉成正果,点亮菩提灯心;道教认为茶乃养生之仙草，以茶养形辟谷， 渗透长生久视之思想;儒家发皇“仁爱”本心，自唐以来，如春秋大祭、殿选御试等均有茶仪茶礼，再将茶引入家礼，行于婚丧嫁娶，后世更有“无茶不礼”之说。
我们如何看待茶符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回归到生活本身。因为生活的存有,需借助文化的完成才能成型，否则，生活只会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生活分为两类：理性活动和情感寄托。茶符号是茶文化的典型体现。也就是说，茶符号既是茶文化的焦点，通过茶符号建立起来的茶文化，在本质上也是符号，是以符号构造的茶文化体系。同时，茶符号也是展现人们生活(理性活动与情感寄托)方式之一。从理性活动看，符号强调自身的理性特征。茶符号在我们理性活动中，所承担的基本角色是帮助人们思辨地、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首先，茶的安顿性很好地落实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秉持中道，排斥极端激进主义。茶文化受此影响，精行俭德，从容自在。其次，茶的反身性再现了中国文化的比附思维。
中国传统思想中将茶比作人的伴侣、将品茶视为人生历程， 从中两相观照， 读出人生、生活、生命等多重意味。这表明，茶符号传递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影响着人们的理性活动，而人们理性活动的完成，须借助符号的文化力量。茶符号之中有理性的成分，或者说，茶符号就是理性活动的结晶。
另一方面， 符号又将人置于情感寄托中，茶符号在我们感性活动中， 作为一种情感寄托,主要注重人的文化属性，即“精神现象”的存在意义。中国文化只是中国人的一个影子，中国人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子。“茶作为基础的情感寄托，已成为集体意识或者文化基因” 。
赖功欧先生也以为“没有儒释道，茶无以形成文化，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曾分别地作用”又“综合贯通地共同作用”于茶文化。这种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无意识文化基因，在生活劳作与文化传递的有意无意之间，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中国人的生命中，茶符号给中国人带来获取情感寄托与体验的一种可能。也就是说，符号作为文化的焦点，以文化来调节、运转、安顿我们的生活、生命，给人们决定了一个文化的人生方向。
要之，茶这一自然物被称为文化符号，在于茶被意识加工而符号化后， 便携带茶的文化意义。茶文化的生成脱离不了中华文化场的土壤。茶符号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文化符号，在于其吸收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形成了茶文化，反过来又与其他文化符号一起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成熟。茶符号促进人们理性活动的发展和情感寄托的实现，使茶人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实现有机结合。因此，当我们确定“茶是文化符号”这一观点时，我们便可以继续探求，茶符号之文化精髓为何，又如何在生活世界中展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做进一步分析与解读的。(来源：一盏茶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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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渠江薄片”茶最早记载在唐代(856)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公元935年五代十国时期，蜀毛文锡《茶谱》载：“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再次记录了“渠江薄片”这种唐代名茶。这也是以后各种书籍引用“渠江薄片”这一唐代名茶的出处所在。
“渠江”为地理名，明末哲学家方以智所著《通雅》中记载：“渠江之薄片……此唐宋时产茶地及名也。”
但是渠江薄片产地是四川还是湖南？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五代毛文锡《茶谱》虽载有产地，但因是唐代地名，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在解读方面多有歧义，这为以后“渠江薄片”产地之争埋下了伏笔。
▲图3：引用“原乡山人”先生《膳夫经手録·茶》截图
▲图6：引用“原乡山人”先生《毛文锡·茶谱》截图
02
四川、湖南两地三县“渠江薄片”之说的由来
1、 四川渠江薄片之说。
宋代吴淑的《茶赋》事类赋卷十七·饮食部·茶：“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该书写于北宋初期，吴淑认为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州即今渠县。
明朝末年诸生刘源长，大约在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著有《茶史》一书，书端题名称“八十老人刘源长介祉著”。《茶史》中记载：“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1987年薛德炳在《茶叶通报》上发表的《渠江薄片产何处》上说："1984年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和1985年著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渠县广安一带'(分别见原书末253页和35页)"。
陈椽教授沿袭了吴淑《茶赋》与刘源长《茶史》关于渠江薄片产于四川渠县的观点。不过，陈缘教授在这之前的1977年关于渠江薄片产地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2、湖南安化渠江薄片之说。
毛文锡《茶谱》：“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又载“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
有专家学者认为， 潭、邵之间有“渠州”是抄录有误，“渠州”应该是渠江。渠江为安化资江一级支流。
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介绍安化茶中说：《湘潭县志》载∶《茶谱》有“潭州铁色茶”，即安化县茶也，今京师皆称“湘潭茶”。有专家学者认为，渠江薄片就是“潭州铁色茶”，即安化茶。
1977年陈缘于安微农学院编写，并于1982年再改的《茶叶通史》255页上载:"渠江产薄片。渠江即今湖南新化、溆浦、安化一带"。
1983年《茶叶通讯》04期，王威廉的《湖南资水流域 唐代的产茶地_益阳团茶校订》，论证了杨晔《膳夫经手录》中“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以多为贵。”
中的“潭州茶阳团茶”即为“益阳团茶”，文中引用并认同了周靖民关于“渠江薄片茶”产地即为安化渠江的观点。
周靖民是一位从事茶叶事业及其研究几十年的老专家，1987年，周靖民编《陆羽茶经校注》，他认为唐代渠江薄片产地就是今安化渠江。“渠江主要流经安化县的渠江镇，源于新化县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在安化县渠江镇流入资江”。
199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当年《农业考古》第二期杂志上发表了《论唐代茶区与名茶》，认为“安化、新化为唐代重点产茶地，渠江薄片在今湖南安化、新化”。
2010年，刘祖生、刘岳耘主编的《中国茶知识千题解》，依据了周靖民、程启坤、姚国坤对渠江薄片产地确定的观点，并进一步阐述了“渠江，即今湖南省安化县连里乡的渠江，源于新化西北雪峰山麓，经溆浦而安化入资江，唐五代时，安化地属潭州，新化地属邵州，均未建县，故谓谭邵之间”。
3、湖南新化渠江薄片之说。
2008年，新化蒋幸东、陈晓阳、陈建华、陈建明的《唐代名茶——渠江薄片原产地之考证》认为渠江薄片产于新化县境内“奉家、双林、长峰、古台山一带”。
杨晔《膳夫经手录》及毛文锡《茶谱》中“渠江薄片”，要么是四川渠县，要么是湖南安化或新化(新化与安化，唐末五代都称梅山，在此不再单列说明)，只能是一处产地！目前，二地三县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已有的证据常被人诟病。
03
为什么否认四川“渠江薄片”说之理由
先说宋代吴淑的《茶赋》对渠江薄片介绍：“渠江薄片，《茶谱》曰：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
▲渠江薄片
《茶赋》所说的《茶谱》，就是毛文锡撰写的《茶谱》。 查毛文锡《茶谱》所有版本，仅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并单列一条。
而《茶赋》所说“渠州薄片”的依据从何而来？原来《茶谱》中有另一条“潭、邵之间有渠州，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 ，其色如铁 ，而芳香异常， 烹之无滓也 ”。
《茶赋》引用了潭、邵之间有“渠州”这地名，认为这“渠州”就是四川渠州，而渠州下属的渠县在唐代又称渠江县。
唐末五代时期，“ 潭、邵之间”是指古梅山地区。
毛文锡《茶谱》中“乡人每年採撷不过十六七斤”的铁色茶，其范围是“ 潭、邵之间”，即唐代的潭州和邵州之间。 而后唐至五代时期，“潭、邵之间”是指梅山地区。安化、新化二县在建县(1072)以前称“梅山”。
《忠肃集》卷《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肇域志》、道光《宝庆府志》载：“潭、邵间所谓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马氏以来，瑶人据之，号莫瑶。”因而《茶谱》中这个潭邵之间有“渠州”一定不是四川渠州！更不是四川渠江！
毛文锡《茶谱》中潭、邵间的“铁色茶”(铁色茶为安化另一种唐代名茶，另会撰文介绍)是一种茶名，这种茶的特点：其色如铁，少而精，食之无滓，为一种散茶芽尖类，产量少而质上乘。
而《茶谱》中的“渠江薄片”这种茶的特点，在《膳夫经手录》中的介绍为：产量多且贵(多和贵)，有油、苦、硬，为一种紧压团茶类。 毛文锡在介绍这二种茶名时，中间还介绍了南平县(狼猱山，茶黄黑色，渝人重之，十月采贡。)茶，以及容州(黄家洞有竹茶，叶如嫩竹，土人作饮，甚甘美。)茶。
另《膳夫经手录》与《茶谱》二本典籍中，根本没有“渠州薄片”这种茶名。而吴淑《茶赋》将《茶谱》中的潭、邵之间“渠州”铁色茶与“渠江薄片”茶，二者合二为—，组成“渠州薄片，一斤八十枚”之说，这显然篡改了原作。
由此知之，吴淑《茶赋》认定渠江薄片就是“渠州薄片”，是引用有误！
再说刘源长在《茶史》一书中，对渠江薄片产地介绍是“神泉、兽目、小团、绿昌明(名亦见建茶内载原始)，产东川，今顺庆府，元曰：‘东川’；薄片，产渠江今顺庆府渠县，汉曰：‘宕渠’，后魏曰：‘流江’，疑是渠江。”
▲神泉
《茶史》成书于清康熙八年(1669)前后，该书公开刊行不到四十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瑢、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该书有评价：“卷端题名自称曰八十翁，盖暮年颐养，故以寄意而已，不足言著书也”。
查遍四川渠县产茶历史， 宋、元、明、清到民国再到现在，一直都不是茶叶的主产区，历史上四川渠县也无茶叶特产之记载，又岂能在唐末五代时期突然出现盛产茶叶呢？
综上所述， 渠江薄片并非由四川渠州所产！
04
在明嘉靖年间，崔桐《崔东洲集》最早记载安化渠江茶
明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1477-1556），征剿平定安化山寇后，从安化回溆浦途中，乘舟沿资江逆流而上，进入渠江(连里)，并在当地一舒姓农家中寄宿一晚，写有一首《连里道中》：
渠江舍舟趋莲里，草间深入依山岻；
登登渐高路盈尺，飞藤丛棘刺人耳；
喷泉淙淙乱石斑，突兀卧木横道间；
失脚愁落溪百丈，夹面仰看天一弯；
有时下舆度危磴，苔滑仍防踏不正；
左持右翼步蹜蹜，一险百虑心始定；
日落聊宿舒老家，觧衣张榻烹新茶；
摘柑侑酒问风土，面热顿失天之涯；
明朝更发岂辞苦，百里崎岖入溆浦。
呜呼！吾辈乘轩食肉尚艰辛，奔逐更有尘下人。
《连里道中》收集在崔桐《崔东洲集》中， 安化县志中对崔桐及平定山寇之事有记载。同治《安化县志·卷之未·杂说》介绍崔桐：“《江南通志》：崔桐海门人，正德中湖广参议，备兵辰沅，平安化山寇，赐金币”。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宦绩》又载：“李继祖，临安人，嘉靖间任，才精练，政宽平。巢冠李万尧，劫掠横行，督兵擒捕，反致谗诬，词白当道，即解祖而去”。
当时，崔桐在渠江烹的新茶是一种散茶，或为一种芽尖。为什么不是渠江薄片？这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关。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废除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唐、宋时期，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安化也不列外。
刘源长《茶史》载：“独行灵草、铁色茶、绿芽、片含、金名产潭州，今长沙府，唐曰：“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
▲独行灵草
清人江昱（1706～1775）《潇湘听雨录》说“湘中产茶，不一其地，安化售茶湘潭，即名湘潭（京师称为湘潭茶），极为行远。邑土产推此为第一”。
江昱《潇湘听雨录》说，安化茶就是湘潭茶；刘源长《茶史》说，唐代湘潭产茶，湘潭茶就是潭州茶！综合他们俩人之观点，安化茶就是潭州茶。安化在唐代就产茶！
因此，王存(1023～1101)、曾肇等共同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其中介绍荆湖路·南路·潭州土贡，有“葛三十匹，茶末一百斤”。
潭州包括当时长沙县、衡山县、安化县、醴陵县、攸县、湘乡县、湘潭县、益阳县、浏阳县、湘阴县、宁乡县。该书于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成书，安化土贡茶末当属其中。这种土贡茶末就是一种凤团茶！
▲荆湖路·南路
茶末一百斤，是指凤团茶一百斤。 “茶末” 或 “ 末 茶 ”之名， 元朝王祯《 农 书 》解释为： “ 末茶是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而成 。”
另明朱权著《茶谱》中也有解释：“盖羽多尚奇古，制之为末，以膏为饼。至仁宗时，而立龙团、凤团、月团之名，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
“渠江薄片”是一种片茶。
片茶在唐代称为腊面茶或凤团茶 ，有的地方称为研膏，属团茶和饼茶一类。宋欧阳修 《 归田录》卷二：“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 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
“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比“一斤二十饼”的小片龙团茶，还要小而薄，按常理应该行销上层社会， 为什么在元代及以后就消失了呢？这是因为渠江薄片造法不精，其茶“由油、苦、硬，味短而韵卑。”
最终没有成为朝庭贡品或为朝庭所弃，仅“江陵、襄阳，皆数千(有人认为是‘十’字之误)里食之”。同时，渠江薄片因生产成本高，在宋以后就不再生产了，而改制叶茶即散茶。
【潇湘茶史】《考证》一文说：“渠江薄片产于唐朝时期至宋代，此后未见有关渠江薄片的记载，渠江薄片从此失传”。
元代以后，渠江薄片茶因味短而韵卑，无法进入上层消费群体而遭淘汰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到了元代，蒸青工艺技术进一步完整，其产品从唐、宋的大饼茶到小龙团，由团茶到叶茶已成为社会时尚，渠江薄片改为了散茶或其它品种。
元代王祯在《农书》中对当时制蒸青叶茶工序，说得很具体。他说:“采讫，以甑微蒸，生熟得所。蒸已，用筐箔薄摊，乘湿略揉之，入焙，匀布，火焙令干，勿使焦，编竹为焙，裹蒻复之，以收火气。茶性畏湿，故宜蒻收藏者，必以蒻笼剪蒻杂贮之，则久而不浥。宜置顿高处，令常近火为佳”(见卷十《百谷谱》)。
元代这个蒸青茶的工艺类似于我们今天的黑茶制作，其中仅少了“杀青”和“发酵”的工艺，就是安化农村偏远山区的老农自家制作挂在火坑上的烟熏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完全废除了唐、宋、元时期的凤团茶，改芽茶为贡茶。
明代何孟春（1474-1536）《 馀 冬 序 录 摘 抄 内 外 篇 》 记载 ： “ 国初建宁所进，必碾而揉 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 ，如宋蔡君谟所贡茶例， 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一照各处，采芽以进 。 ”
这里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在明代以前，社会上主要流行团茶、饼茶、片茶等紧压茶。到了明代，朱元璋认为太“ 重劳民力 ”，才下令 “ 罢造龙团 ”，改造芽茶以进贡。
据明嘉靖《安化县志》和谈迁《枣林杂俎》中记载，明代安化贡茶的详细名目：“御芽二十二斤”和“长沙府安化县芽茶二十二斤 ”。
自明代开始，安化除了制作贡茶外，广大茶农改进以前制茶工艺，重新大量使用粗老叶，生产价廉物美的黑茶，以此增加广大人们群众收入。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十一·风俗·七载录：“至于后乡，长江大河，上通宝庆、下通资江各都，产茶最多，远招引客”。到明万历年间，资江沿岸的渠江(神湾)、马辔市、东坪、江南等地，其大的茶厂每天拣茶工(捡去茶梗)上千人，小的茶厂也有数百人”(引自明代林之兰《明禁碑录》)。
至嘉靖年间，辰沅兵备崔桐到渠江，而渠江薄片早已经一、二百年没有生产了。
05
宋熙宁五年建县以前，安化称梅山。古梅山地处在辰、鼎、邵、潭之间，又称为“溪洞”之间。《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二《后周纪三》：“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
所谓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为州县，著在图籍。说白了就是古代梅山，其地即属潭州，也属鼎州、辰州、邵州等。
《全宋文·卷六三》中《宋大诏令集》：“勅潭邵等州管界梅山洞主首等：省本人奏……”这是公元977年翟守素征伐梅山时，其圣旨对梅山蛮的开头称谓。梅山为“潭邵等州管界”，这“管界”显然就是割地。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 》进一步对梅山其地来源进行了细说：“今一、二都原割自益阳之资江乡为之；三、四、五都割自益阳之东坪乡为之。而《王志》(康熙县志)、《赵志》(嘉庆县志)乃云：北割益阳、武陵地为后五都。若以武陵与后乡接壤即以为有割地，则桃源、沅陵、溆浦亦皆有割地矣。”
一都即为今安化县江南、龙塘(乡)、冷市、小淹镇。其中冷市、龙塘连桃源县；二都为今安化县羊角塘镇，连常德市(朗州、鼎州、武陵为旧时称谓)；三都为今安化县东坪、田庄、柘溪镇。其中东坪、柘溪镇连桃源县；四都为今安化县马路、奎溪，通桃源，溆浦；五都为今安化县渠江、烟溪、南金、古楼、平口。其中渠江、烟溪与溆浦接址。
小淹长乐(今属滔溪镇)李氏族谱中载：“宋熙宁六年朝廷置安化(县)废资江(乡)隶焉，故吾族为安化人”。这句话的意思，开梅山之前，安化属潭州益阳，长乐属益阳资江乡。
李氏族谱进一步佐证了县志关于安化割地之说的可靠性，这与江南镇资福寺创建者、沩山密印寺三十三任主持智广禅师(1023年密印持主持)碑上的记载相同。
▲李称之宋熙宁六年
综上所述，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今小淹、滔溪、江南三镇，原属益阳资江乡；东坪、马路、渠江等库区乡镇，属东坪乡无疑！东坪乡割辰州地。
2、萸江为安化资江代名词，古时为通义陵(漵浦)要道 。
资江又称资水，在今湖南省中部。《水经· 资水》：“东北过邵陵县之北。” 郦道元注： “县治郡下南临大溪，水径其北，谓之邵陵水……自下东北出益阳县，其间径流山峡，名之为茱萸江，盖水变名也。”《太平御览》 卷65引 《湘州记》 曰： “资水一名茱萸江”。
茱萸江包含新化、安化县段，旧时也称“萸江”。康熙年陶之典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时，宁乡密印寺当家主持大梅与峰智禅师(曾任安化大福浮山寺主持，“大梅”俗指安化)，写了一首《萸江远侄和尚同订沩志一日假还凤林赠之以诗嘱早就业》的诗，赠送参与修订《沩志》的远侄和尚。
萸江远侄和尚这个称呼，表明远侄和尚供职的地方为“萸江”，萸江为安化资江的代名词。另清代诗人，学者陶必铨（1755-1805），因自己居住在安化小淹资江边，就以萸江为号，称萸江陶必铨。
远侄和尚回资江寺庙时，陶之典有可能一同陪来。陶之典有首《舟至麻溪》作于同一时期，诗中云：
有客上扁舟，晓发资江浒；
双桨远烟鬟，江气豁天宇；
回听北塔钟，随风落遥浦；
沿岩补苍云，明镜流青薮；
曲邃入溪阿，山深面墙堵；
水逼无峰阴，雾近多细雨；
长汉泻怀间，双壁开云户；
沙尽石巉巉，疏凿劳神斧。
麻溪处于现时的江南镇，为资江一级支流，从资江进麻溪可直通舟筏到洞市，沿水而上风景如画。
麻溪注入资江，其出口处在江南镇下约2公里处。江南镇对岸寺门口为原资福寺所在地，五代时期由智广禅师在此创建，宋代颖诠禅师(1033年密印寺主持)也曾在该寺院当过主持。陶之典应该是为了编辑《大沩山古密印寺志》来此考察。
远侄和尚具体在安化资江河边哪座寺庙供职，今无可考，但“萸江”作为资江的代名词已是久远，以致有些人认为《膳夫经手录》中的“渠江”就是“萸江”，这并不是说没有道理。
渠江是资江一级支流，渠江发源于雪峰山余脉，源头分别是安化县的敷溪村和溆浦县的羊角山村，经渠江镇晏家村流入安化县境内。
清·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渠江溪左源界溆浦，右源界新邵至大塘湾敷溪口，入五都五十余里，西入资。”又载：“渠江渡在县西北三百里。”
安化的渠江、烟溪、奎溪、马路等镇，宋代以前属武陵地，也曾属衡阳郡。相传大禹治水经过安化的渠江和资江。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四·山川》载录：“禹履洪，在县西北三百里虎口崖下，石险而穿，相传禹治水履此，洪下四十里有禹庙。” 禹庙在神湾，今属柘溪林场范围。大禹治水在衡山南岳立有“禹碑”。
▲禹履洪
安化资江通渠江，渠江通溆浦县至酉阳，是古代安化人经“川盐古道”到巴国采购食盐之路。巴国，周朝时期位处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一个姬姓国家，子爵，国都为江州，即今重庆市江北区。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曰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小虫，与诸虫群飞，蔽掩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四姓皆臣之。”
安化苍场(与溆浦、沅陵接壤)出土的一件汉代青铜錞于(收藏于中国黑茶文化馆)，这是巴人的一种乐器。
1992年，益阳地区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安化出土的青铜短剑，剑柄上装饰有高浮雕的几何纹图案，十分精美，这种风格的短剑是典型的濮人遗物。由此可以断定上古的安化有濮人生息过。巴为姬姓，是江汉诸姬之一，为周族。
巴与濮原为两族，后因长期杂居成为一族，故称巴濮。巴国或是巴文化从那时就深深影响安化 。
宋代开梅山置安化县以前，舒、向二姓在资江、渠江、溆浦一带为常居民。《连里道中》 “日落聊宿舒老家”中舒姓为古老姓氏。
《宋史·卷四百九十三 ·列传·第二百五十二·蛮夷》载：“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又载：“独田氏有元猛者，颇桀骜难制，异时数侵夺舒、向二族地”。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载：“唐僖宗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潭州阅琐、衡州周岳、邵州邓处纳互相攻伐，石门峒酋向瑰趁机率武陵蛮(自称“朗北团”)攻占州县,陷澧洲,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梅山遂为梅山蛮所据”。
06
安化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主干带，东与桃江、宁乡接壤，南与涟源，新化毗邻，西与溆浦、沅陵交界，北与常德、桃源相连。总面积4950平方公里，是湖南省面积第三大的县。
宋熙宁五年（1072年）开梅山置安化县，取归安德化之义，隶属潭州。北宋启疆之初，安化茶叶“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唯茶甲诸州县”。
1、安化萸江，宋代就产茶！
《宋史地理志》载：“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说明安化宋代就产茶。
▲土宜
嘉靖《安化县志》、淸《天下郡国利病书》：宋茶法严甚，邑伊溪（在安化县北三十里仙溪）、中山、资江、东坪产茶，不种而生，味稍佳，民趋其利，奸者乗间啸聚至抗，廵尉习不黎、虎将赖文政，因而为乱，杀掠为患，大帅王侍郎奏于资江龙塘建寨，命将统之一易戍，民赖以安。宋诸寨栅皆险要地寨有团保守御，以备盗贼。
赖文政其人在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巻十二中有记载：“淳熈间(1174-1189)，江湖茶商相挺为盗，推荆南茶驵赖文政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
“茶驵”即茶马交易的经纪人，宋代荆湖路·南路，包括潭州、衡州、道州、永州、邵州、郴州、全州、桂阳。
安化县于元佑三年(1088)在今龙塘乡资江边置博易场，这时的安化，刚建县还不到16年，说明茶叶在安化经济生活中，占据极其重要位置。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派遣章惇(1093年，出将入相)、蔡奕、郭正祥等人开梅山。
在沩山密印寺三十四任主持颖诠长老(曾在今安化江南镇查里滩资福寺、仙溪镇芙蓉广化寺担任过主持，并创建冷市马桥观音寺，后改名桃梵寺)、兴化绍铣、宝理二禅师的协助下，与梅山峒主苏甘进行谈判。
▲桃梵寺
同治《安化县志》中说：“颖诠携营中二官先入见峒主，绐以从者。主一见遽曰： ‘此官人也。’颖诠曰：‘主眼高，认之不差，此官人之子。’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
“乃使茶，失手，因而故掌之。”说明当时苏甘峒主就是用梅山特产茶招待朝廷官方代表，这充分证明了安化产茶在建县之前。
▲遗事
因开梅山有功，湖南转运使副蔡奕升太常丞、直集贤院。蔡奕深感梅山瑶民茶税太重，请求朝庭减免。宋刘挚《直龙图阁蔡君墓志铭》述蔡奕开梅山之功绩说：“长沙诸邑，负茶租田税，积为缗钱四万，请如赦蠲除”。
2、安化萸江，唐代就产茶
山西祁县晋商文化博物馆内，有本长裕川茶庄的手抄本，其中就说到安化唐代就产茶。
该手抄本后收录为《平、祁、太经济社会文献丛录·祁县茶商大德诚文献》，其中“预启，贵境(安化)智慧董事君子雅鉴：窃思近来世道，人心大变，不学孔孟，尽效墨翟。尝闻茶出唐朝贵地，宋属中国，产出茶叶，秦国原定引地。晋省历代谕旨招商，而两省商人来安采办黑茶”。
长裕川茶庄于清嘉庆年间来安化办茶，寄寓在江南镇边江刘进吉之生记茶行。
前面已经提到刘源长《茶史》、江昱《潇湘听雨录》、《本草纲目拾遗·卷6·木部》及《湘潭县志》的记载：说唐代潭州，有湘潭县亦产茶，湘潭茶就是安化茶！
▲安化茶
安化唐代产茶无疑！但唐末至五代，渠江属东坪乡，东坪乡在唐代是否有具体案例记载产茶呢？这须从神山(辰山)白云寺僧密禅师佛事活动中找答案。
清同治《安化县志》十四卷十二、十三页载：“白云寺，在县西北六十里三都辰山，唐僧密(‘密印’为误)禅师所建，明宣德间，谌三台（召）僧善明重修，后僧问石有‘深入白云根’之句，崇祯壬午挂锡于此，人以为谶语云”。
《赵志》，《周志》：“知县吴兆庆《白云寺记》：辰山去县治西北六十里，由东坪、桥口而上，高远可四十里许。山经幽邃，涧道逶迤，中多怪石，嘉树茂草。昔汪真人尝炼丹于此，盖仙灵窟宅也。上有寺，曰‘白云’，创自唐僧密(印)禅师，中有田可耕，寺僧咸仰給焉”。
▲白云寺
辰山又名“神山”。县志又云：“熊山之西十里有小支焉，曰‘长岭界’(在县西北百五十里一都)，西十里曰‘辰山’，一名‘神山’，一名‘白云山’(在县西北一百六十里三都，《一統志》作在县北百八十里，誤)。县西北有辰山，高四十里，上有白云寺，有田产、药材，春夏蟒蛇毒物出沒于中”。
熊鱼山在《鱼山剩稿》里，有篇《潭州神山白云寺问石乘禅师塔院碑记》，介绍了僧密禅师于唐咸通（860-873）间来辰山。“过去，世不可考。自唐咸通间，僧密禅师行道于此，载在传灯，迄今垂千禩……”。
僧密禅师为何方人氏，已无从可考。但他的师父云岩昙晟禅师 (781-841)，师祖药山惟俨禅师(751-834），及师弟洞山良价禅师（807-869）都为唐代高僧。其中洞山良价禅师与弟子曹山本寂（840-901）创立的曹洞宗，为中国佛教禅宗五大家之一。
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他们师兄俩关系特别密切，经常结伴游方参学，《景德传灯录》卷十五、《五灯会元》卷五皆有其传。
僧密本是洞山的师兄，但洞山却称僧密为师伯（《五灯会元》中洞山亦称僧密为师伯，《传灯录》则改）。师伯也指师兄，是对同门中年老有德者的尊称，足见神山僧密禅师其学问有多高。
辰山白云寺创建于唐代860年至873年间，与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的撰写时间相差只有几年。
神山僧密禅师有许多著名语录，《五灯会元》均有载。其中一则涉及茶事：神山僧密，一日，与洞山锄茶园，山掷下镢头曰：“我今日一点气力也无。”师(僧密)曰：“若无气力，争解恁么道？”山曰：“汝将谓有气力底是”。
茶禅一味，大道至简。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佛教也极为盛行。
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的高度。僧人广游天下，寺院随他们携带的那一包包茶叶声名鹊起。众多流传的名茶中，有不少最初出自于寺院僧人亲手种植、炒制。
从《五灯会元》中的记录看，潭州神山僧密与洞山良价，师兄二人一同去过南泉寺(常德)、沩山寺(宁乡)等寺庙参禅悟道。
那时，采茶、锄草、种菜放牛、煮茶等劳作是寺庙僧人禅修的一种重要方式。而神山作为僧密禅师开基创业的地方，怎么可能缺茶？（神山最早名可能是“钟山”，而钟山又可能是“无射山”。）
唐代安化东坪乡属辰州地，《湖广图经志·湖广通志卷之十五·长沙》“辰山：在县西北一百三十里，其山盘旋起伏，远接辰沅界，故名”。而辰山又名“神山”，僧密禅师来神山之前，为汪真人炼丹于此。
▲辰山
宋朝开梅山以前，安化为蛮人所据，安化第一任县令毛渐(1036--1094)在《梅山颂》中“惟此南方，夷俗杂处”；又宋吴致尧《开远桥记》中描述梅山蛮：“衣制斑斓(颜色错杂灿烂)，言语侏离(形容语言难辨)”。 “无射”在汉语释义中为钟名，无射山就是钟山，而钟山之名也许因蛮人言语侏离而发音读成“神山”。
唐朝陆羽《茶经》“七之事”章节引《坤元录》“辰州溆浦县西北三百五十里无射山，云蛮俗当吉庆之时，亲族集合于山上，山多茶树”。
《坤元录》为隋唐年间所著，已失传。除《坤元录》外，史籍没有“无射山”的记载。同治《溆浦县志》也以“无射山”不可考，否定了此事。
既然溆浦没有“无射山”，那《坤元录》中“无射山”也许就是指的隋唐属辰州的安化神山。至于方位，古人常常搞错，陆羽《茶经》中，也有多处方位的错误。
《辰州府志》载：“沅陵与安化交界处，地名‘界亭’产茶！岁以充贡”。界亭在今沅陵官庄镇与安化马路镇交界处，宋代以前属潭州益阳东坪乡辰山山脉。
3、安化萸江，三国时代就产茶！
唐、宋时代或更早，安化又称“荆湖”之间或“两湖”之间，两湖之间又处在“荆巴”之间 。三国时代，安化有段时期属蜀国，有段时期属东吴荆州，正夹杂在荆巴间。
三国魏时张揖的《广雅》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姜葱芼之”。西晋的《荆州土地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荆巴间也好，荆州也好，安化当属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苏益馨、梅峰纂修的《石门县志·茶法》记载：“盖邑人所饮，半仰给于鹤峰各溪洞，而雀舌、龙团……悉购自他乡。安化佳品(指茶)，下裕民生者之克擅美利于无穷也。哉！此石邑茶法所由不设也”。
▲茶法
道光三年(1823年)，谭震、方堃纂修的《桃源县志·物产》载：“惟南乡近安化界产者(茶)颇佳”。
石门、桃源为古代武陵七县之一，一千多年后还在说安化茶好，还从安化购雀舌、龙团茶！
4、安化萸江，两汉时代就产茶
安化资江、渠江是古代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的要道 。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其道取资江入沅陵、溆浦。《马援传》载：“初，军次下隽（今湖北通城西），有两道可人，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今桑植）则涂夷而运远。“当时耿舒主张从“充”道，而马援主张从“壶头”。
按耿舒的主张，应该是沿澧水而上，首先攻打五溪蛮首领相单程的老巢“充”，（相单程为桑植人）；马援则主张逆资水而上，首先在沅陵、辰溪一带，打掉五溪蛮的主力，然后直捣溆浦，收复被五溪蛮所占领的武陵郡治义陵县城。
唐人李贤，李延寿注五溪蛮时说，当时的五溪蛮多在辰州界。汉代时期，今江南、东坪资江沿线等地属潭州管控，因此，马援选择从安化资江进入，是为上策。
马援将军取道资江进沅陵、溆浦，征战五溪蛮，必过马路溪(今属马路镇)、马辔市、圭溪坪，因此县志有多处记载。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三·山川》载录：“试刀崖在县北二百里马路溪，有石如笋，高二丈，上有刀痕，相传马伏波平五溪蛮试刀于此。”
嘉庆《安化县志·卷之二·沿革》又载：“马辔市，东汉马援征五溪蛮，由此舍舟操辔踰沅故名”。
同治《安化县志·卷之十二·壇庙》载：“伏波庙在县西二百五十里四都圭溪坪，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五溪蛮驻兵于此，居民立庙以祀，康熙五十年重修”。
▲神禹庙、伏波庙
宋代推官吴居厚(1037—1113)《梅山绝句十首》中云：
板屋依崖不记时，裹头今已就招携；
可憐马援贪残杀，空有虚名在五溪。
(嘉靖《安化县志卷之六》)。
以上县志记载，足以说明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是逆资江而上，取道与桃源、沅陵、溆浦接壤的马路、奎溪方向进攻溆浦，并病死于壶头山。
相传擂茶为马援将军征战五溪蛮时所发明，用来解毒消病。清嘉庆《常德府志》记载：“乡俗以茗叶、芝麻、姜合阴阳水饮之，名擂茶”。
《桃源县志》名“五味汤，云：伏波将军所制，用御瘴疠”。 擂茶是历史，也是传说。与安化相近的桃源、桃江、新化等县都有喝擂茶的风俗。
5、安化萸江，虞夏时代就产茶
安化古时为禹贡荆州之域。《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 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 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 金三品，杶、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
1791年，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父亲陶必铨，是一位学者。他在主修旧治梅城南宝塔期间，往返小淹居地，夜宿洞市鹞子尖茶亭而作《鹞子尖茶引》。《鹞子尖茶引》中有“禹贡荆州之域，三邦底厥贡名，李安溪以为名茶类。”陶必铨认为贡厥名中“名”为茗，即茶类。同时陶必铨引用了清康熙年朝庭重臣李光地(又名李安溪)对“名”为“茗”的考究。陶澍在他的《试安化茶诗》中：
我闻虞夏时，三邦列荆境；
包匦旅菁茅，厥贡名即茗。
其见解与父亲的《茶引》观点一致，认为安化在虞夏时期就产茶。
▲甘露茶亭
在五千多年前，从神农氏“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到陆羽撰写《茶经》对茶下了“南方之嘉木”的定义，人们的生活与茶总是息息相关。
不过既然要喝茶、用茶，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保存。
我们知道，保存茶叶要忌高温、忌异味、忌潮湿、忌氧气。
对于现代人而言，即使我们在拥有高科技的条件下，保存有些比较容易变质的茶，都要小心翼翼。
一旦保存不当，放在家里的茶叶就变质了，好端端浪费一罐茶叶，十分心疼。
而古人更不像我们，拥有冰箱、干燥剂等保鲜工具。
那么在古代恶劣且缺乏工具的条件下，他们都是怎么保存茶叶的呢，看完后，你一定会对古人的智慧佩服的五体投地。
唐代韩琬的《御史台记》写道：“贮于陶器，以防暑湿。”
说明唐代储茶用的是陶瓷，也称为“茶罂”，其形“为鼓腹平底，瓶颈为长方形、平口”。
一般用来装散茶或者末茶。
贵族则喜欢用上好的丝质来贮茶，通常缝一个茶囊，内附夹层，以便更有利于贮存；或者将茶饼层层包裹，用时再取。
宋代赵希鹄在《调燮类编》中谈到：
“藏茶之法，十斤一瓶，每年烧稻草灰入大桶，茶瓶坐桶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覆灰筑实。每用，拨灰开瓶，取茶些少，仍覆上灰，再无蒸灰。”
他们先将茶叶放入瓶子里，以十斤为量；
然后每年烧大量稻草成灰，填入桶内；
将茶瓶放在桶中，四周被草灰覆盖填埋；
喝的时候，拨灰开瓶，取茶少许；
取完茶后，再保持原状。
这里稻草灰起到了去湿防潮的作用，想必这样的茶叶，保鲜效果一定不错。
明代王象晋在《群芳谱》中，把茶的保鲜和贮藏归纳成三句话：
“喜温燥而恶冷湿，喜清凉而恶蒸郁，宜清独而忌香臭”。
就是说要干燥，避免阳光直射和忌异味。
同时，明代还发明了将茶叶和竹叶相伴存放的贮茶方法，也称陶罂贮茶法，可同时存数十斤之多的茶叶。
先将干竹叶编成圆形的竹片，分层置在陶罂底部；
之后竹片上放满茶叶，再放数层竹叶片，后取宣纸折叠成六、七层，用火烘干后扎于罂口；
最后上方再压一块方形厚白木板，以充分隔离潮气。
在同一罂中贮藏不同品种的茶叶，则称为“品司”，这种储藏步骤虽然繁琐，但是可同时存数十斤茶叶，其质量也是相当有保障的。
看来古人对茶叶的保存，早已超出了我们有限的想象。
虽然古代科技、条件对比现代可能稍显落后。
但光是古人存茶的方法，就可以看出来古人对于茶的热爱，繁琐却细致入微。
现在的人虽然不要用那么繁琐的步骤来储存茶叶，但是也不能太过随意。
至少做到四点：忌异味、忌潮湿、忌氧气、忌高温。
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喜欢的茶能免受时光的摧残，得到最佳的享用口感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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