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推广普及茶文化科普知识，让茶文化走近普通市民生活当中，广州市荔湾区南方茶叶商会2018年的科普自由行项目已接近尾声，本年度共有六期活动，今天是第五期活动。通过网上报名，50名市民抽中了本次的南方茶叶商会科普游自由行。
2018年11月24日，第五期科普自由行活动如期举行。
本次活动主场设在芳村南方茶叶市场勐海七彩孔雀茶叶有限公司，由勐海七彩孔雀茶叶有限公司做主介绍。
在一个小时的“走进科学殿堂，了解健康茶饮”茶叶科普知识讲座中，讲师深入浅出地向市民们介绍了茶叶的分类及制作工艺、等级区分，茶叶的储藏方法，茶叶冲泡技巧，如何选购茶叶等有关茶叶科普知识，并让市民参与选茶，品茶当中。
随后的互动环节，市民们纷纷抢答茶叶科普知识，并就茶叶鉴别、品饮、储存等问题进行了咨询。
工作人员为市民分发活动礼品。
引领市民们参观了南方茶叶市场中心馆并安排就餐。
参加本次活动的市民们纷纷表示，参加这次活动轻松而有趣，既喝到了好茶，也了解到很多关于茶的科普知识，收益良多。
协助支持本次科普游活动的勐海七彩孔雀茶叶有限公司获得市民们的广泛好评。
何为“广州科普游自由行”？
“广州科普游自由行”活动组织广州地区的重点实验室、科研院所、农业龙头企业、大型企事业科协、高新企业、科普基地等100家单位共同开放科普资源，让市民在旅游中感受现代科技的神奇魅力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
活动的主题
畅游科学知识殿堂，提升科学文化素质。
2018年南方茶叶商会科普自由行日程
2018年，南方茶叶商会科普自由行还有一次活动：12月22日。
如何报名？
有兴趣参与南方茶叶商会科普自由行的市民，可点击最下方“阅读原文”，选择报名网页上“自由行”专栏，根据指引进行报名。自由行项目需要市民自行前往参与活动，因此请志愿报名的市民认真阅读报名须知，并认真查看具体地址及交通指引。
活动咨询：020-61106629
网上报名系统咨询：020-61106238
http://58.248.6.245:8080/gz_mspst/
南方茶叶市场简介
广州市茶俗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全国最大的茶叶批发市场和消费市场：南方茶叶市场。荔湾区现有茶叶商户约6000家，茶叶市场群16个，是广州市茶叶买卖最集中的区域。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石围塘街洞企石路的广州市芳村南方茶叶市场，从上世纪70年代形成后，即成为闻名全国的茶叶批发贸易集散地。2000年，经市政府批准，正式划出市场用地11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商铺面积6万多平方米，完成了市场建设总体规划。
南方茶叶市场内汇集了潮汕、福建、云南、湖南、江浙、台湾以及全国各地的三千五百多家茶商，多年来商铺出租率基本达到100％。市场内经营的茶叶和茶具品种齐全，茶叶涵盖了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等六大茶类，包括云南普洱、安溪铁观音、浙江龙井、福鼎白茶、安化砖茶、汕头凤凰单丛、台湾高山茶等上千个茶叶品种。
南方茶叶市场2001年被定为广州市四大重点专业批发市场之一；2002年被国家农业部授予“定点市场”，是国家“菜篮子工程”信息报价茶叶类价格信息提供单位；2004年被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全国重点茶市”，被中国市场指导委员会评为2004年度“竞争力百强市场”；2005年初被广州市认定为“农业龙头企业”；2006年被国家农业部和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授予“全国新农村建设百强示范企业”；2007年被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认定为“农副产品绿色批发市场”。
广州市荔湾区南方茶叶商会简介
广州市荔湾区南方茶叶商会于1997年在南方茶叶市场成立，是国内创办最早的茶叶行业商会，在国内茶行业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成立至今已有二十一年，可以说南方茶叶市场的成长历程，就是南方茶叶商会的成长历程；南方茶叶市场的发展重任，就是南方茶叶商会的奋斗目标。
二十一年来，南方茶叶商会协同政府及南方茶叶市场为茶叶商户服务，为会员服务，为社会服务，提高了南方茶叶市场的知名度，为推动南方茶叶市场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商会坚持引导茶商守法经营，协调和解决商业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维护商户的合法权益，为茶商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以繁荣经济，互相合作，发挥行业优势，促进茶商企业的经济发展为宗旨，使商会成为反映民意的群众性组织。同时，大力促进茶商与横向经济发展的联系，开拓茶行业发展新渠道，充分发挥行业的服务、引导、规范、协调、自律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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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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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南方茶叶市场所在的芳村茶叶市场片区是全国品类最全、交易量最大、辐射面最广的茶叶集散地。南方日报记者 吴伟洪 摄
芳村大道西，一把高悬的“紫砂壶”雕塑成为了这里的地标，指引着往来经过的人来到飘香四溢的茶叶世界。洞企石路的街头巷尾，装卸茶叶的货车日日穿梭频繁。蓝天白云下，南方茶叶市场里呈现出一片“彩色的”存在：红茶、绿茶、白茶、黑茶、花茶、黄茶等品类次第铺排。
每一间铺位都有一段奋斗故事，每一壶苦茶都品得出回甘。依托千年商都的流量优势，天南地北的茶商们自发聚集在芳村，形成了以南方茶叶市场为核心的中国茶业大本营。市场的活水冲泡出香飘四海的茶，茶业江湖经历了风生水起的黄金时代，也见证了千年商都的城市迭代。
近年来，传统批发市场屡受现代商业模式冲击，商户们对茶业品牌化、规范化的需求前所未有高涨，一股股新力量发起了对行业的新探索：茶叶价格指数破茧而出，开启了“线上平台+线下交易”的标准化运作模式；品牌茶饮店势如破竹，茶商逐步拉近与终端的距离，一个多层次的渠道体系正在形成。
2021年，芳村茶叶市场将迎来新蝶变。一场更新改造即将启动，改造后的市场将复原水秀花香的岭南生活场景，形成兼具消费、研发、体验、环茶产业等多元功能板块，促进文商旅全面融合的新格局。可以想见，一场产业迭代与城市更新相互促进的序幕已经拉开。正如茶商们所期待的，无论是茶杯里的生意还是人生，终将苦尽甘来。
“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风荡彩旗飘五色，辨他日本与琉球。”一首竹枝词道出了一口通商时期的粤海关盛景。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一艘艘外国商船从广州启航，驶向一片蔚蓝。船舱里，茶叶、彩瓷和丝绸满载而归，成为“大航海时代”中国出口贸易三大件。彼时，以十三行为中心，海外商品贸易的辐射范围延伸至全国各地，经广州出口的货物种类达80余种，奠定了这座全球流量城市的重要地位。
林庆艺的先祖便是当时活跃在粤闽两地的茶商，自嘉庆年间，林氏家族已开始经营茶庄。上世纪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林庆艺与一批茶商从五湖四海聚首芳村，自发地在此经营起茶叶贸易。
“茶叶在山区、丘陵地带产值高，能拉动当地农户收入，对脱贫攻坚作用很大。”他是家族中第一个在广州扎根的人，沏上一壶武夷岩茶，林庆艺边喝边讲道。在老家福建，林庆艺眼见的多是茶山与茶厂的忙碌。近年来，机械化运作在茶叶加工过程中占据了很高比重，从前的师傅带着徒弟做，演变成了师傅带着机器做。
采青（鲜茶叶）、做青、摇青、炒青、揉捻、烘焙……这些步骤都不再需要人工，机器会跟随着老师傅的生产节奏进行。当师傅做好一个样本时，机器已批量产出了一批优质茶叶。
一杯茶里牵系着整条产业链的民生。如今，茶叶生产已开始从源头提质增效，大大降低了原料供应成本。“但也无需担心机器会抢了茶农的饭碗。”林庆艺透露，目前，很多茶产区正在尝试做茶庄，将茶山的采茶活动与当地文旅活动深度结合，实现文商旅一体发展，带动茶农增产增收，相当一部分茶农年收入可达15万-20万元。
茶叶从原产地走进千家万户需要经过一个地方——芳村。眼见着零星商铺渐渐壮大到成行成市，林庆艺感叹：此前，他的父辈要在福建漳州港装卸茶叶。相比之下，广州的流通枢纽优势便是他背井离乡的主要原因。“作为茶商谁不想来芳村开店？””林庆艺说，“在千年商都做生意成本要低得多，依托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和进出口流量优势，广州茶叶流通成本低，即便是小额贸易也能享受即发即走的便利。
同在芳村30余年的韦品忠来自广西，在他的店里，红茶、绿茶、花茶等均有销售。作为一名白手起家的茶叶批发商，几十年间，依托快进快出、薄利多销的模式，他建立起一张覆盖全国的渠道批发网络。
“茶叶批发在芳村约有70%占比，批发商拥有茶厂资源和庞大的订购量，可以比经销商拿到更具价格优势的茶叶。”韦品忠认为，对批发商而言，货如轮转的南方茶叶市场即是对交易的最好诠释，行情好的时候，他一年可销售约4万担茶叶（1担为100斤）。
长久以来，荔湾各类专业批发市场发挥着集散枢纽、聚集互补、体验展示等多重功能。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此高速流转，带来了财富的迅速累积。从南方茶叶市场几十万元的店铺转手价来看，这里依旧是商户们梦寐以求的根据地。
中国茶城看广东，广东茶城看芳村。30多年的坚守，成就了这片全国品类最齐全、成交量最大、辐射面最广的茶叶集散地。南方茶叶市场所在的芳村茶叶市场片区，占据全国普洱茶交易量的80%，包括23家茶叶批发市场及8处茶叶经营户集结地。其中，批发市场内共有经营主体2859家。
经过批量交易以规模聚势能，再经渠道传播辐射影响力，芳村茶叶市场形成了销售、展示、品鉴为主要模式的初级形态。随着行业的日趋成熟和层出不穷的新业态，茶商们也在从各自领域出发，尝试着将“量”的优势升级为“质”的价值。
承接自十三行的商脉绵延不断，早在民国初年，西关已铺开一张分工明确、辐射力强、专业化高的商业网络，形成了聚集式经营的商业模式，商家与市民都能在一条街中寻到各自所需。
如今，芳村茶叶市场聚集着1.2万商户，拥有20多个茶叶、茶具及茶工艺品批发市场。商业的繁荣引发愈加细化的产业分工，从采摘到加工，从包装到物流，从推广到销售……每碗茶都体现着全产业链的智慧。
陈军日在南方茶叶市场经营十余年，如今先行一步率先转型为茶叶经纪人。“有天，路过一家房地产中介，看到琳琅满目的价格贴在窗口，公开又透明，我心想为什么茶业不能这样做呢？”陈军日这样问自己，直到东和指数平台上线的那一天。该平台专门发布普洱茶的实时交易价格，同时，为市场提供不同品类普洱茶的参考价，已成为全球普洱茶交易的专业工具与参考指标。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刘少群表示，市场越成熟对于规则的需求就越迫切，规范的交易标准能够让运作更加透明。“特别对于普洱等具有保值属性的品类，因其具有流通功能常被人们用来投资、珍藏。因此，在茶叶的等级和价格方面要建立起行业标准。”刘少群认为，这样的标准有助于将芳村茶叶市场推向全球，同时增强其客户黏性。
在很长时间里，普洱茶的交易价格并不透明，仅满足了小部分茶商的私利。在刘少群看来，这样的利益固化需要被打破，才能使整个市场健康发展，否则势必成为转型的一大阻碍。
市场走向公开、透明本是件令集体受益的好事。然而，新生事物一诞生便引来行业热议。“建立东和指数是希望信息更流通，交易更阳光，很多卖家刚开始却不理解。”陈军日回忆，随着公开价格体系的建立，市场成交量成倍攀升，卖家们才品尝到公平交易的甜头。
现在，东和指数平台日访问量达150万，可显示1400多种普洱茶交易价格，已成为全球普洱茶市场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规范价格标准只是第一步，随着指数平台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广东东和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军日和他的团队又启动了关于真假标准、交易标准的规范化管理。
在东和茶叶总部，一层大厅摆满了等待质检的一箱箱茶叶，这是东和发货前的关键步骤。“观、拆、验、闻”四个大字就贴在墙上，质检师们不停拆开外包装查验，每一箱茶叶都要在此“闯关”成功才能流向市场。此外，这里还提供免费的茶叶真伪鉴定服务。
如今，中国普洱走进了东亚、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受到了海外买家的肯定。广州市荔湾区南方茶叶商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芳村已有6家规模较大的指数平台公司，实时在互联网上发布茶叶交易信息。
破除旧的市场规则，树立新的市场标准。从零散的个体经营，到成行成市的规模化运作，南方茶叶市场走出了一条自我变革的道路，逐步建立起茶叶价格、交易、质量的“广州标准”。
自此，从芳村输出的便不仅仅是一包包茶叶，更是一套具有权威性的标准与规则。整个芳村茶业界实现了从自发性向规范性的转变，市场完成了线上与线下交易渠道的整合。
不仅茶商们在“抱团取暖”，事实上，芳村茶叶市场一直都以行业协同发展为目标。1997年，广州市荔湾区南方茶叶商会成立，商会不断促进茶叶产销区交流，助力茶业一、二、三产协同发展。
为调动行业自律提升市场规范化程度，商会还推动成立了南方茶叶市场法律顾问工作室，及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有效维护了商户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的市场秩序。
光阴流转，当一茬茬新芽又出山时，茶商们也在传递着行业的接力棒，芳村茶叶市场在岁月中迭代焕新。
择一事，终一生。对于茶商而言，将茶业作为祖业并不鲜见。
90后女孩林丽丽成长于南方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见证了父辈们栖风宿雨的劳碌。在她的记忆中，童年的南方茶叶市场是车水马龙的货车和络绎不绝的访客。“当时的大宗茶叶交易都聚在芳村，各种品类的茶叶百花齐放。”林丽丽回忆说。
近年来，一批90后新生力量步入茶行，作为茶业的继承人，他们在茶香中成长，自小便坐拥家庭基业。“从告诉我好好学习不要做茶，到让我好好学习帮家里做好茶。”八方茶园总经理、90后女孩林欣告诉记者，父辈们对子女从事茶叶生意，经历了观念上的转变。
这样的转变传递着两代茶人对行业的新期待。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一点，茶行的90后们深有感触。“我们发现，90后主流消费者的消费场所不是批发市场，他们宁愿在家门口就近消费，而且一定要买自己熟悉的产品。”林丽丽认为，种种趋势背后反映的是品牌的价值。
2013年，经过一番思想碰撞，林丽丽成功劝说父亲与台湾投资人联合开办“广清茶业”，将业务范围从原料出口扩大至茶饮生产。后来，广清成为某知名连锁茶饮店指定原料供应商。“这是一个创造需求的时代，打价格战没有意义，消费者愿意为更好的东西付更高的价格。”林丽丽认为，在注重品质和体验的时代，批发市场必须从功能与品牌两方面谋求出路。
作为立顿的供应商，韦品忠也深知品牌对市场的影响力。为跟上终端市场的消费节奏，他将茶叶线上销售部分交给了90后的儿子打理，店里的散装茶叶穿上了精美的“外衣”。最近，韦品忠还与部分茶厂签订协议，决定从源头运营，将资本投入到全产业链条的各环节中。
如今，转型先转观念已成为商户们的共识。林庆艺接过家族的武夷岩茶生意，却不想再延续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他思考着公司的转型，开始实践全员股东的管理方式。“总是依赖血缘传承企业是走不远的，只有让利益最大化，才能让公司更有活力，让人才留在茶叶行当里。”林庆艺说，令他感受最深的转型压力便是茶业对人才的吸引力，这将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中国茶业大本营——芳村，茶商们总能率先感知市场的沉浮。近年来，商户们积极投身转型发展，从渠道整合到品牌孵化，大家不再局限于批发市场的中转功能，更多体验式、消费性项目纷纷出现，为塑造品牌打下基础，成为了茶叶市场发展的新引擎。
随着荔湾区启动山村、葵蓬村的更新改造，位于其中的芳村茶叶市场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刘少群认为，茶业的兴旺离不开茶文化的推广。
此前，广州曾提出“一市一会一馆一园”的概念，即茶叶交易市场、广府茶叶博览会、广府茶叶博物馆和茶叶产业园区。目前，广州正在打造白云山茶趣园、从化吕田晴耕雨读茶园、华南农业大学茶园等文商旅融合，产学研兼备的游乐型茶园。
改造后的芳村茶叶市场也将恢复水秀花香的岭南生活场景，将茶文化与岭南特色建筑、粤剧乐曲文化相结合，形成体验消费、技术研发、环茶产业三大板块。除了现有的交易、仓储、集散、品鉴功能之外，还具备茶艺培训、展示、研发、质检、品级认证、旅游博览、文化体验等全产业链全方位服务能力。
一个全新的茶叶市场正在广州西悄然蝶变，茶叶市场的转型升级正是广州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的缩影。随着专业市场的蝶变，千年商都也一次次迭代升级。2021年，荔湾区将进一步聚合辖区传统产业优势，大力实施“文化+商贸”战略，以国内大循环赋能传统商贸业转型升级，以岭南文化赋予商贸业鲜明特色，打造茶业、中药材、水产、花卉等产业品牌中心。通过持续推动批发市场转型疏解，引领城市产业迭代升级，勇当广州国际时尚之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支撑地。
原标题：茶香里的城市迭代
注：内容来源南方日报，记者郎慧、冯艳丹，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