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客家擂茶对蕴养客家精神与构筑文化认同的作用

擂茶作为客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拥有社会价值、教育作用及蕴养精神的功能。客家人在制作和饮用擂茶的过程中无形地对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积极助力的作用。文章以客家擂茶为研究对象,对客家社会文化认同的建构进行了剖析,论述了和谐社会的形成与文化认同之间的联系,以期为新时代工业文明下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的建立夯实思想基础,为中华文明的持续繁荣积累理论依据。

客家擂茶的源起说

早在秦汉时期,北方中原的汉人就有南迁活动,最初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躲避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最早迁入地为湖北、江浙等地,而在魏晋时期,由于生存资源的紧缺与令人不堪袭扰的战争活动已逐步威胁到这些地方,南迁活动又被重新开启且这一时期是汉人南迁的顶峰期,百姓为了求存不得不迁往更加遥远且偏僻的地区,最终大部分南迁活动结束于闽西、粤北、赣南一带,一小部分人甚至迁往更远的东南亚地区而后定居下来。为了区别于当地土著居民,南迁汉人将自己称为“客家”。

客家人在大迁徙的过程中始终以汉人自居,在定居南方后其承自祖宗的汉文化与周边聚集的其他族群进行了交融与嬗变,最终形成的独特而鲜明的客家文化,其中客家擂茶可以被称为客家传统饮食文化中的“活化石”。

客家擂茶的制作

客家擂茶是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饮品类食物,食用之前,首先需要将茶叶放入擂钵中粗糙擂碎,接着再将其他辅食如芝麻、花生、红枣、生姜、米花等加入擂钵中细细研磨,在研磨过程中要加入适量凉开水,将其研磨至糊状,然后加入热水,通过捞瓢澄滤后即可食用,有些地区会省去过滤这一步骤直接食用。

擂棍的材质多为楠木、茶木、石榴木或荔枝木,福建地区的客家人多选用山楂木,因为使用山楂木作出的擂茶品用时被认为会更加香甜可口,开胃健脾。擂钵有石质、陶瓷等,器型多为倒锥敞口形,擂钵内侧一般有许多从钵底向钵壁呈发散状的纹理,这种沟槽纹理的设置是为了更轻松地将被研磨物磨成细小颗粒,使擂茶的口感更加细腻醇厚。

除了上述擂茶外,还有一类药用擂茶也颇受客家人推崇与青睐,药用擂茶将中药材加入其中使其具有药用及保健价值,这类擂茶的配方比例经先辈实践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关于擂茶的起源最为有名的是“马援说”,相传西汉时期将军马援奉命去南方远征,但由于南方的气候多变,周遭环境冷热交替频繁,这导致从北方来的将士们水土不服,暑气难消,疾病丛生,这时有位老妪献上秘方即以生茶叶、生姜、生米混合一起经沸水冲泡后的茶汤治愈了将士们的病痛,后来这种汤品被称为“三生饮”。而马援说中的地点位于湖南桃华源,故一部分学者认为擂茶发源于湖南。

虽说是民间传说,但“马援说”中不难看出三生饮对于由于环境湿热所造成的水土不服具有治疗效果的科学性,生姜作为中药的药性是辛散温通,具有发汗解表、祛风散寒的功效;生米可以补充将士们由于上吐下泻而流失的葡萄糖和能量;而茶叶中富有的咖啡碱与茶多酚,饮用有提神醒脑、促进消化、温暖肠胃的作用。

此外,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擂茶中的芝麻、花生等材料来自中原,故又有擂茶发源于中原一说。近年根据宋代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擂钵来看,擂茶最晚应出现于唐代并在闽粤等地一直延续至今。

客家擂茶在客家文化中的地位

客家擂茶的人文气息

尽管擂茶的起源问题迄今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依据擂茶丰富的制作材料与饮用后的身体反馈来看,笔者认为擂茶最初被创造出的目的是饱腹与药用,最早擂茶的制作工艺也许并不复杂,其前身或许就是“茗粥”,而真正意义上的擂茶则必须经过擂转与过滤等步骤。

擂茶在客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每当庆祝喜事或家中有客人来访时,客家人必会制作擂茶供给亲朋好友享用,这种风俗看似日常平凡却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悄悄链接,作为客家社会关系的润滑剂,温暖每一位客家人的心灵。同时,从宋代的文献记载来看擂茶文化被客家地区的各阶层人士所接受,无论贵贱贫富每家每户的百姓对擂茶都有着自己的解读,这种独特的解读主要体现在材料的选用上,但客家人对擂茶的感情与存续是同样的。

时间慢慢推移直到现代,客家人依旧近乎完美地传承并发扬着这一客家风俗,笔者认为这正是客家文化受儒家文化“和而不同”思想所影响的体现,客家人对擂茶的坚守与执念正是客家文化中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精神的现实反映,这种文化坚持并不是守旧不变,而是一种对先人药食文化创造的尊重与传颂,它潜移默化地融入了客家人的骨血,使客家社会内部的内部交往与外部联动更具有人文气息。

客家擂茶的教育作用

擂茶这一客家风俗在客家文化中对于孩子人格的塑造也具有积极作用。笔者的一位湖南友人曾讲述每当她在外求学归来,母亲总会亲手为她制作擂茶用以消疲解乏,由于材料丰富,擂茶的滋味很是浓厚且具有层次感,一碗擂茶蕴含着母亲对游子归家的喜悦与爱意。同样地在她闲暇时也会为长者奉茶礼尊。

不言而喻,擂茶文化不仅在客家文化中具有和谐社会的作用,而且在每一户家庭里还充当着教育子女的媒介,细致地将敬爱父母、爱老慈幼的无垢美德传递给了晚辈,而当小一辈的人成年后又往往以擂茶为教育载体传达给了下一辈优良的家风与真挚的品格。同理,当客家人对待友人时做出的擂茶也包含着浓浓情谊,润人身心。故笔者认为客家文化中的擂茶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一碗茶汤,它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以小家庭为起点将和诚处世、宽厚待人的品格注入每个家庭成员的身心中,然后这种朴实的品格再慢慢地辐射到社会当中去,每一个在擂茶文化下成长的孩子都在不经意间养成了尊老爱幼、诚以相交的品格,在踏入社会后他们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自我、完善人格,这种过程的顺利进展依赖于他们幼年在观看父母制作擂茶并品用擂茶时的宝贵记忆,可以说擂茶是客家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教具,它将人性友善之美以制作食物的方式静静地展现给了孩子使其感受到被关怀的暖意,促进其人格朝着真善美的方向被育养,即孩子在饮用擂茶后生理与心理都得到了正向的满足。

在另一方面,擂茶尽管制作简单方便但仍须耗费一些时间,孩子在等待擂茶制作的这段时间,正好能够帮助其延迟满足心理的养成,孩子在成年后更容易完成对自身正负面情绪的调控,极强的自控自制能力使其更具有社会竞争力与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够更加自信积极地协调自身的人际关系。而且,制作擂茶的过程可以使孩子明白美味的食物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通过劳动付出得来的,这样孩子早早能理解物质财富来之不易。而与之相对地,孩子懂事后为父母长辈制作擂茶的过程,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度与动手能力,故擂茶在客家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单向传递而是双向互动。

客家擂茶赋予客家人的精神内核

强调实用性与养生态度的形成

客家擂茶的制作工艺简单,制作工具一般只有擂钵和擂棒,有时还会有澄滤器,澄滤器的使用可以使擂茶的口感更为细腻滑润。制作工艺与器具的简易与客家人崇尚实用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擂茶的出现没有繁文缛节与阶层标榜,有的只是客家人为了迁居后可以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

客家人南迁的过程中缺食少药,擂茶这种快速食品既可以温养脾胃、消解肚饿,其中的茶多酚、儿茶素等天然有机化学成分又对人体具有疗养病患、滋养病体的功用。擂茶在客家地区的普及程度之广是客家人注重实用性的表现,而客家人对擂茶的认可,也从侧面体现了客家人强调养生的态度。

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如今客家擂茶在春夏秋冬四季有着不同的中药草配比,有些擂茶配方中的用料配比甚至可以与一些古药方相护印证,正是药食同源的反映。笔者猜测最初大部分擂茶的主要作用是饱腹,而在客家人完成南迁以后则多生活在南亚热带湿热而寒凉山区,在这种地区如果不吃辛辣温热的东西人会由于体内湿热而患多种疾病,这时处于物料匮乏环境下的客家人将目光投向了山中的药材,同时擂茶的药用价值也必须被重视强化,客家人通过实践渐渐地在擂茶中不断添加中药材用以对抗严苛的生存环境,这种拼搏精神是客家人在当地的立足之本,而擂茶配方的革新改变则是客家人创新精神的客观映射。

将自然界中的药材加入擂茶中,从根本上来讲是客家人为求生存所做出的顺应自然的转变,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态度。这种与自然良性的互动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延续,至今依然影响着客家人对待生产生活的态度,在对擂茶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养生成为了客家人生产生活中的重要环节。

尚茶与宁静致远的心理内蕴

客家人的尚茶文化与擂茶是密不可分的。茶叶在擂茶配料中具备着统领其他原料的地位,而客家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常备礼品就是茶叶,这体现了客家人对茶的喜爱与推崇。茶叶作为贵礼被馈赠接收,是因为客家社会追求并努力营造了宁静致远的环境,伴随着客家文化的不断发展,擂茶也逐渐从强调实用的价值转变为对恬淡人生境界的追求,即在客家文化的语境下,人对物质财富的迷惘追求是远远不如对精神世界的纯净构造的,这并不是说客家人不去努力生产创造物质财富,而是说整个客家社会都赞同人的短暂一生不可以为黄白之物所累的生活理念。

这种区域性的社会追求,来源于客家社会对尚茶的文化认同,客家人在制作擂茶与饮茶的过程中,其精神是满足的、不妄的、清明的,擂茶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也柔和地梳理了饮茶者的心田,饮茶者在饮茶后的精神得到了洗礼,这从而反作用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擂茶的作用得到了升华。

一言以蔽之,客家人的尚茶态度使得整个客家社会和谐宁静,在这种心灵受到悉心孕养的环境下客家人才获得了良性健康的生存与发展。

擂茶的起源尽管依旧各执一词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擂茶在客家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助力推动作用,为客家人务实求真、淡泊名利态度的养成创造了特定文化语境。擂茶的存续是客家社会与客家人对文化认同的现实映射,这类迄今为止依旧活跃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认同,对于我们认识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扬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对于客家擂茶的研究有助于文化工作者在新时代创造百姓认可、群众喜爱、有益社会的文化产品,使人们认识到和谐社会的形成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吸取先辈创造优秀文化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文化创作、文化引领,进而达到文化繁荣的目标,使整个社会形成文化认同的自豪感、集体感,再反哺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研究。

本文略有调整,原文见2022年07月《茶博览》杂志,P53-P58。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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