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茶不多先生,
一个每天都幻想用八八青泡脚的硬核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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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咱们接着来啊!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佛海县临时人民政府接管佛海茶厂,茶厂正式成为国字号企业。随着范老出走台湾,茶厂群龙无首。省茶司遂派王兴、杨秉葵、唐庆阳等人深入佛海,恢复茶厂的生产与运营。一行人来到佛海,眼前的景色完全可以用“凄凉”来形容。彼时的茶厂,经历了兵荒马乱,已经完全停产三年,荒草丛生,厂房因长期失修而破旧不堪,与废墟无异。与其说是重建,不如说是新建一个茶厂。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0多个人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整顿、清理、修缮厂房,1951年,机器再度轰鸣,茶厂勉强恢复了生产能力。
1952年,为了庆祝茶正式厂复产,也为了彰显自己“国企”的身份,其中一名负责人的提议,“要不咱们改个名吧”,得到大家的同意后,将茶厂名字注册为“中国茶叶公司佛海茶厂”。自此,“庆祝一下改个名吧”成为勐海茶厂的保留节目。根据当时统销统购的要求,除了藏销产品外,都需要使用“中茶”商标。咋看之下没什么不妥,但由于当时的大环境依旧处于民不聊生阶段,在饭都吃不饱的前提下,喝茶无疑是一种奢侈,所以那时的中茶并不好过,因此,使用商标是需要付费的。每贴上一个商标,都需要为中茶支付一笔费用。当然,好处是不用为销售烦恼了。
茶厂的配套也并不完善,经常出问题,没有电,就自己发电;不够吃,就自己种植,不够穿,就找少数民族以物换物。几年下来,茶厂周边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电影院,子弟学校等。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勐海县的人民背靠茶厂,居然迈向了小康生活。所以后来围绕茶叶系统的商检质检等部门都大量派遣了驻厂代表,城市里限量供应的食物吃不饱,派驻到这个边远之地,反而算是一个巨大的福利。
如今的勐海县
从1953年开始,茶厂迎来疯狂改名1.0的时代,
1953年,为了庆祝接管南糯山茶厂,更名为“中国茶业公司西双版纳茶厂”。
1954年,为了庆祝进攻紧压茶、绿茶,更名为“云南省茶业公司西双版纳茶厂”。
1956年,为了庆祝没有坏消息,更名为“思茅专区勐海茶厂”。
1957年,为了庆祝制茶机器改革,加工能力突飞猛进……好吧,改名确实太频繁了,这次就不改了。顺便说一句,这一年,一名叫“邹炳良”的18岁少年中学毕业,分配到了茶厂。享誉海内外的云南七子饼茶也是这一年,在唐庆阳的主持下迎来复产。
1958年,新中国迎来了大跃进时代,“赶英超美”成为人们的口号,吹牛B是人们的基本诉求,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茶厂也立志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于是搬迁计划,也就提上了日程。新厂址选在新茶路一号,也就是如今的勐海茶厂旧址,一边建设新厂,一边疯狂研发产品,在产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只好增添品类,造成创收的假象,单是1959年一年的时间,便研发了“勐海方茶”、“普洱方茶”、“勐海沱茶”、“勐海砖茶”等数款新品。这是非常迎合时代的一个操作。具体口感差异个人没有喝过,但是结合时代环境,个人猜测口感差别不会太大。
· 大跃进时代标志性的海报
1961年1月,为期三年的大跃进结束,新厂也日益完善,两厂并行生产,正式进入改名2.0时代,更名为“勐海县茶厂”。
1962年,茶厂没啥大事儿,但是在遥远南边,一道红光划破海南的夜空,一个吴姓的家庭诞下一名男婴,取名“远之”。有种说法是1966年,这里以百科为准,如果有机会面见这位“男孩”,我再亲自求证一番。
1963年1月,茶厂更名为“云南省勐海茶厂”。副厂长周培荣、以及前面提到的少年邹炳良先生,也再这一年参加了由国家外贸部、商业部、农业部联合开展的为期两年的分级红茶研制工作。旨在提升个人水平,分享制茶工艺,提高中茶的质量与数量。直到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相比大跃进而言,文革对于茶厂的影响不大,毕竟茶是一个务实的行业。只要茶厂负责人不出什么事情乱开车的话,安然度过。再说了,当时的茶厂压根就没有厂长,依旧是多名负责人同谋同策。
1967年,勐海以“中茶公司”之名生产砖茶,当时正值“文革”,勐海茶厂所制砖茶,也遂以“云南省勐海茶厂革命委员会出品”字样署之于茶砖内飞之上,标重250g。款砖茶都带有明显时代符号,因此藏茶的行家也将此砖茶称为“‘文革’砖茶”。虽然这块砖茶不是很贵,但是很有纪念意义,算作一个时代的烙印。
1970年,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成立,茶厂又改回了“勐海县茶厂”。前后两次改名,约等于改了个寂寞。
1973年,参加了分级红茶研制工作的邹炳良先生已经成为了勐海茶厂的技术骨干,也成为了“渥堆方法制造普洱茶”工艺技术的探索者、研究和实验者,他根据多年学习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并亲手研制、开发的实践经验,与昆明茶厂原厂长吴启英共同撰写了各地不同气候、不同季节的温湿度条件下制造普洱茶的工艺——“速成后发酵法”和“普洱茶生产操作规程”。自此,与吴启英女士携手成为普洱熟茶的父母。
熟茶父母
1975年,云南茶叶逐步进入了量化生产阶段。人工发酵技术的成熟,研配技术的革新和规范管理给予普洱茶从前有别于山头茶、商号茶统一而稳定的风格。而7542、7572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诞生了。两者被誉为新时代的开端,既有承先启后的味道,又有开放进步的氛围,对普洱茶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他代表了一种旧式生产观念的结束,也开启了新的生产时代,由于它的改变,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对普洱茶的观念,也间接地改变了云南种植普洱茶的方式,多年来,两款产品均被业内誉为普洱生、熟品质的“评判标准”,成为普洱茶界的一个传奇。这其中,邹炳良先生的贡献功不可没。
文革结束后,茶厂负责人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咱们复产20多年,我们居然连一个厂长都没有!于是,周培荣被推举为第二任厂长。我想,周老先生本来只是想以普通人身份和大家相处……
1983年,随着周培荣逝世,唐庆阳成为勐海茶厂第三任厂长,自1938年开始,唐庆阳为云南的茶业躬身奋斗了56年,其中四十余年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勐海茶厂,从俊逸青年到满头白发,‘滇红’有他的心血,藏销紧茶有他的操劳,七子饼茶在他的主持下恢复制作,他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勐海茶厂,而是整个云南现代化制茶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但接任厂长时年纪颇大,到了年底便选择了匆匆退休,因此,这个厂长更多属于名誉厂长,是专属唐老的终生成就奖。
接连两任厂长上位,都是在自己的人生末年,难以为茶厂计划长远的发展策略,大家应该是误解了厂长这一职位的功能性,厂长应该是一种职位,并且具备带领茶厂的责任,而非一个成就。因此,勐海茶厂急需一位“年轻人”为茶厂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与长远的规划。1984年,邹炳良老先生唱着“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出现在备选人目录中,彼时的邹炳良,45岁,娶妻生子,已经扎根在这块土地上,加上自身履历确实耀眼,深得民心,就这样,邹炳良成为了新厂长的不二人选。自此,人们看到了茶厂的后续发展的希望。同年,中茶逐渐稳定,统销统购的制度取消,虽然不用再支付使用费,但是市场的消费习惯已经认准了中茶的商标。一时间,销售又成为了勐海的难题。算是给邹炳良上任的第一场大考。为了解出这个答案,邹老用了5年的时间。
1985年,邹炳良没有想出大考的答案,顺便应香港南天公司要求,创制出8582(生茶)、8592(熟茶)两种新茶号。
1986年,邹炳良还是没有想出大考的答案,旗下的普洱茶10级、8级顺便获得了省优称号。
1988年,邹炳良依旧没有想出大考的答案,顺便在八达、布朗山开辟两个万亩茶园基地,为当地创造了大批就业机会,也为勐海茶厂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意义深远的基础。
· 邹老的大考
1989年,邹炳良上任5年后,终于悟出了第一场大考的答案,邹炳良先生意识到,海茶厂要做大做强,必须拥有自己的自主品牌。他与厂领导班子共同创意、研究,因为品饮普洱茶对人体“大大有益”,所以,设计创立了“大益”牌商标,并于1989年成功注册,自此,大益成为了勐海茶厂的独立品牌。也成为了勐海茶厂巨大的无形资产。
除了大益,邹炳良在任期间,建立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产、供、销体系,发展新茶园10万多亩,建设茶叶初制74所。勐海茶厂工业产值、利润、上缴利税、职工收入连续11年同步增长,成为勐海县乃至云南省的纳税大户。
1996年,57岁的邹炳良从勐海退休,但是与茶叶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心中万千不舍。短暂休息之后,邹炳良终究还是寂寞了,遂与友人创办了海湾茶业,并推出了耳熟能详的老同志品牌。在茶叶圈,邹炳良是受人尊重的中国普洱茶终生成就大师,即使参与了褒贬不一的小罐茶宣传,人们吐槽也只会是小罐茶的营销负责人杜国楹,邹老在茶圈,必然是德高望重的典范。
伴随邹老40余年的勐海生涯结束,【大益茶史】第二集告一段落,下一期,我们将回顾千禧年前,勐海茶厂在下一任厂长带领下,濒临破产日子,至于广大朋友期待的辣个男人的故事,可能还要再等等。
布朗族篇:“茶叶王国”布朗山
在世界文明史、风俗史、社会史、心灵史和商业史上,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曾塑造和改变了一个古老国家的形象。特别是茶叶,那是天地造化的一种伟大植物,它所酝酿出来的特殊香气、香味和色泽,成了人类在视觉、嗅觉、味觉乃至触觉上与大自然建立起来的一种最亲密也是最神秘关系的直接载体。
其中,普洱茶是这种载体中的“王者”。几年前的美国《时代》周刊,曾出现一种让惊讶的新观点——正在热销世界的中国商品普洱茶,已成为当代象征中国的又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正如法国有香槟、墨西哥有特奎拉、意大利有帕尔马一样,中国也有普洱茶。
布朗山茶叶
这种茶因为出产于云南普洱,而被称作“普洱茶”。这种茶的外形,有的像砖,有的像饼,有的像沱,有的像球,色泽乌润或褐红,当地老百姓也称猪肝色。最神奇的是这种茶可以储存数十年数百甚至上千年,在时间中“熔炼”成文物一般的料食,而它的芳香也具有了“魔性”,人们在享受这种这种“魔性”饮品的同时,开始关注云南之南的那座古老的茶山——布朗山。
布朗山上住着布朗族,布朗族是一个喜爱种茶的民族。有一位神奇的老人,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孙们:我如果留下牛马给你们,怕牛马遭遇灾难而死亡;我如果留下金银财宝给你们,怕金银财宝不够你们享用;我只有留下茶树给你们,你们子子孙孙就可以用之不尽,取之不完。这位老人就是布朗族的始祖叭岩冷。他在布朗山里撒播茶种,茶种纷纷入土生根发芽,茂盛繁衍,直到今天仍然岁岁发芽,年年飘香。布朗山已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茶叶王国”。
由此可说,茶出云南不仅是顺理成章的事实,而且这种从温暖湿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亚热带山地常绿乔木,已成了布朗山的一个重要标志。这里的茶叶,经过特定的加工方法和长时间的自然发酵之后,饮用起来就能在茶叶的苦涩之中,回甘生津,生发出蜜香、兰香、枣香、荷香、梅子香等各种香气和香味。同时还可从视觉上,可感受到这种茶汤的美妙之处,桔黄晶莹,透亮迷人。
这种奇妙的茶,从清代雍正年间开始,正式入册上贡清廷御用,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进贡时间最早、最长、数量最多的皇家“奢侈品”,也成为那个时代王公贵族争相追捧的“宠物”,甚至成为“国礼”。清乾隆五十七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一个使团,前来北京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在使团返回时,乾隆皇帝回赠乔治三世的礼品中,就有普洱茶88团。
布朗山茶庄
普洱茶的香气和浪漫的色彩,也吸引了古今中外众多作家的关注,他们纷纷把这种来自云南边城的魔力之茶,写进了他们的文学名著。我们现在翻开曹雪芹的《红楼梦》,就可看到主人公贾宝玉与小姐们一同品尝“女儿茶”的故事。那种“女儿茶”其实正是云南向朝廷进贡的普洱茶。世界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也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19世纪俄罗斯的王公贵族们,如何使用中国精美的茶器饮用普洱茶的情景。
时至今日,普洱茶所具有的“甘”、“滑”、“醇”、“厚”、“顺”、“柔”、“甜”、“活”、“洁”、“亮”、“稠”等品质,似乎已是一个虚无高妙的艺术境界,不管是在我国各地,特别是香港、澳门和广州地区,还是在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都有越拉越多的人因为领略了普洱茶的独特意境,而开始形成一定程度的“普洱茶崇拜”。这正是:
云锦南天开绿疆,年年桑衎好春光。
女儿茶入红楼梦,茶树仍居布朗乡。
乾坤浩渺,唯有地球能够滋生万物。大地苍茫,只有小小的三片热带雨林。也许苍天有偏爱,在其中的一片热带雨林里养育了布朗族,当然也给他们造成了千百年的封闭隔绝。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土地所有制类型方面,这里的布朗族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家族公有制,甚至保留着村社公有制或私人占有制。如今,布朗山里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还记忆犹新地讲述着这段历史:过去村寨里还保留着由同一个祖先的若干后裔家庭组成的“戛滚”农村公社,每个家族又包括五六户甚至二三十户的小家庭。家族内的土地、森林、牧地均属于全体“戛滚”公社成员公有。他们的土地由家族长主持按户分配,而且是每年春耕前分配一次。田地里的收获,全部归各户所有。“戛滚”公社有明确规定:土地私人不能买卖,家庭或个人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布朗山建立了人民政权,实行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策,开始有步骤地进行土地改革。1958年底,所有布朗族居住区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司头人对土地、山林的所有权,取消了封建特权,免除了布朗族群众的劳役、贡赋、高利贷者的债利和租佃剥削。从此,布朗族人民当家做主人,开展互助合作,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步跃入社会主义社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社会形态的伟大跨越。
当时,有的社会学家曾经预言,社会形态可以跨越,但是商品经济阶段是不可能跨越的。也就是说,要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阶段实现与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同步是不可能的,要想摆脱贫穷落后,要想与现代社会同步富裕可能是天方夜谭。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布朗山寻找远古时代叭岩冷播下的茶树时,在世世代代依靠茶叶生存的村寨里,隐隐约约地发现,社会学家的预言里蕴藏着布朗族追求脱贫致富的曲折与艰辛,甚至是漫长的曲折与艰辛。
那时的布朗山,封闭在雾幔轻袅的森林里。方圆一千多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山势虽然平缓,道路却坑洼不平。与缅甸接壤的70多公里国境线上,古树连绵起伏,界碑威武,固若金汤。村寨坐落在当阳而平缓的坡地上,几乎都是四面透风的干拦式茅草房,还有一些破旧的竹楼房。村民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已经能够吃饱肚子,偶尔喝几口小酒啦。全乡22384名布朗族人口,人均纯收入多年在393元与414元之间徘徊。按当时国家规定的贫困人口标准530元计算,仍然在贫困线以下徘徊。这种徘徊是一种新旧力量的较量,是一种新旧生产方式的转换,其实也是分娩前的阵痛。长期处于贫困的布朗族,“大包干”之前,人均两三亩田地,全部种粮食,广种薄收,人均产粮两三百公斤,人均收入一百多元,长期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大包干”之后,他们兴修水利,运用农业科技种田,粮食亩产增长到三四百公斤,比过去翻了一番;有了粮食又开始腾出土地来种植经济作物,将过去的轮歇地、二荒地、陡坡地退耕种茶。这种徘徊与过去比较,其实是前进中的徘徊,经济收入已经翻了二三倍。当时,我看到无数的村民正在开垦茶园,冒着烈日,汗流浃背地挥舞着锄头,将缓坡地挖成平整的台地。每层台地的宽度大约1米左右,长度却无法估量,坡地的弯曲度有多长曲线就有多长,山坡的腰围有多大长度就有多大。这种曲线犹如布朗族跨越商品经济阶段的徘徊曲线,如诗如画。
新开垦的台地茶,能够抑制水土流失,使山更青,水更秀。这与坡地茶相比,毕竟增添了几分诗意。远古时代的种茶技术,流传了千百年,每亩地只能采四五十斤茶叶。运用新科技种茶,三年亩产100斤,五年亩产200斤。省里来的干部将布朗山的陡坡地改造为台地,称之为“坡改梯”。小小的“坡改梯”像春雷一样,震醒了沉睡千古的布朗山,使他们第一次感悟到了新观念、新技术、以及新的生产方式的巨大威力。于是,他们走出与世隔绝的布朗山,发现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已经很少喝大路茶,先富裕来了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玩功夫茶。在国内外的茶叶大市场中,他们明白了茶叶市场需求档次与利润的关系,用传统技术加工的大路茶,每斤销售价只有三五块钱,而用先进技术加工的高档茶,每斤的出产价就是150元,有的高达300多元。一斤茶叶100倍的价格差距,成了布朗山茶叶的巨大潜力,成了布朗族人民最大的经济增长点,也是脱贫致富最快的捷径。一场念好茶叶经的变革,在布朗山悄悄突起,他们在扬长避短中找差距,引进云南省农科院茶科所的茶叶栽培技术,借鉴大渡万亩茶园的规模经营方式,挖掘传统技术中的有用价值。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关于云南茶的“神仙会”,十多位七八十岁的民间老茶工坐在一起,你一句他一语地回忆女儿茶的制作工序。会前,当地领导煞费苦心,从布朗山的各个村寨里遴选茶叶工艺传承人,嘱咐他们事先收集明清时代制作贡品女儿茶的工艺。三个月之后,集中起来凑情况。原来茶叶吸收外界气味的能力极强,贡品茶追求天然味道,不允许有丝毫轻尘异味。布朗山茶属于大叶种茶,叶大芽肥,柔软美观,更容易吸收外界的气味。为了保持贡品茶金童玉女般的贞洁,古代专门挑选十二三岁的童女训练采茶、制茶工艺。采茶之前,童女不能染指丝毫化妆品,而且先沐浴更衣。每年待到春茶一芽半开时,童女们开始采茶:如果茶芽不到半开,冲泡出来的茶汤香甜味不足;如果茶芽开过一半以上,茶汤味就会有少许苦涩。采茶的时机,决定着茶叶以后的一切命运。采摘每一个茶芽的把,也就是茶芽之下的茎,长度必须是一个米粒:如果茶芽把长于一个米粒,冲泡的茶叶汤色不透明,味道不醇香。第二道工序是烘烤,仍然严防外界气味沾染。先将栎炭火烧到无烟无焰时,架上红铜板慢慢烤热,把鲜茶芽放在铜板上搓揉成条,晾干之后即可包装。装茶的箩筐、筛子、簸箕都是专用的,不许装用其他物品。整个工序都是由童女完成,所以称之为女儿茶。
看上去只是两三道简单的工序,却有神奇的效果。就在当天的会上,一位老人带来了按上述工序加工的二两女儿茶,用瓦罐烧开山泉水,一个玻璃杯里放十多个茶芽,开水往杯子里冲泡二三分钟之后,茶芽旋即像变魔术一样,齐刷刷地往垂直起来,茶芽尖一致朝上挺立,茶芽把一致往下悬垂,犹如受过严格训练的仪仗队,没有一个茶芽站错队列。茶杯里清澈透明,只有鲜活的茶芽含珠吐翠,只有袭人的清香飘逸。大家尚未品尝就已经如痴如醉。我欣喜难抑,迅速记录下那个千载难逢的情景:
喜闻童女采茶工,一芽半开总相同。
慢火铜板烤翡翠,素手搓揉美芳容。
沸泉喷珠激情动,银毫垂直琉璃盅。
香茗虽载红楼梦,布朗山茶是祖宗。
这不仅是《红楼梦》里女儿茶的祖宗,而且是布朗山不成文的茶叶质量标准。真正最美好的东西,都是朴实无华的。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劳苦大众创造的。从此,布朗山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主攻方向,从大路茶转向类似女儿茶一样的精品茶,从神秘而复杂的配方生产方式转向简单明了的质量提升方式。这种方式即便在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也同样存在,数百年来瑞士表靠手工生产,而且一只名牌瑞士表需要加工若干年的时间,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电子时代,瑞士表仍然靠手工质量经久不衰。布朗山茶同样如此,其奥秘就在于,一切商品的命运都取决于质量,而不在于那些花花哨哨的包装形式上。特别是一切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商品或产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产品原料的质量。无论是地道药材,还是名牌食品都以原材料的质量为生命。除了原材料质量之外,无论在任何环节添加任何香料或添加剂来提高效益,都是不可取的,也是难以持续发展的。布朗山台地茶、野生茶、人工栽培古树茶的第一道质量关口,就是坚持一芽半开。他们始终牢牢地扭住茶叶质量这个牛鼻子,几十年来把精力花在基地建设上,把力量投入在茶叶自身的质量上。
布朗山茶坊之一
老班章村是布朗山的茶树王之乡,有4700多亩乔木古树茶,依靠茶叶质量率先在布朗山突破贫困线,117户农民人均纯收已经超万元。2020年采摘春茶时节,也正是茶叶价格空前跌落的时期,我在古茶树园看到,一斤鲜茶叶达到二三百元的成交价格,不过远道而来的茶商极为挑剔。茶农用梯子爬到一二十米高的古茶树上,一芽一芽地将春茶采摘下来,然后轻轻地放在干净的簸箕里。茶商睁大眼睛一芽一芽的检查验收,如果不是一芽半开的茶芽就分文不付!市场规律就是以质论价,不难理解。茶叶已经胜比黄金昂贵,商人岂能让步。此时此景,我欣慰的是一芽半开不仅在布朗山家喻户晓,而且已经成为外来茶商衡量茶叶质量的标准。更欣慰的是,我在勐海茶厂看到,游客们购买的自制大益牌纪念茶饼,也是一芽半开的茶芽。勐海茶厂创建于1940年,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茶厂,也是世界知名的茶厂,每年生产的1万多吨茶叶,也全部是一芽半开的茶芽。他们以一芽半开作为茶叶质量的基础,从而带动布朗山的千家万户走向富裕。
布朗山的老班章村于2008年与陈升茶叶有限公司联营,从鲜茶叶采摘到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农户上靠基地,基地上靠公司,公司联系着全国300多家销售企业,年收入2.8亿元。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段金华告诉我:在布朗山里类似的企业还有雨林古茶坊,七彩云南等26家。全乡在工商局注册的茶叶初制所有257家。他们的经营模式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我亲眼看见,布朗山的这些茶叶大公司管理着茶叶初制所,257个茶叶初制所又联系着全乡63个村民小组的182个茶叶合作社。这些茶叶合作社都是近十年内发展起来的,有种植茶叶的,有加工、销售的,还有综合经营的,而且都有法定代表人。这些法定代表人都是布朗山的精英,有党团员、退伍军人、大学毕业生、致富能手、科技人员。他们一个人带富一个村,一群人带富一个民族,带领大家在茶叶生产中提质升级,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打拼。他们在普及一芽半开的质量标准之后,又以班章、勐昂、曼诺、帕点、新竜、班等、曼木、吉良、阿棱等知名品牌为纽带,实行产业化分工协作的经营模式。我尽力将老班章经营模式的比较对象,推及到最先的进波音飞机公司,突然发现规模经营决不等同于大而全。一架波音飞机是由若干个世界各地的企业生产的不同配件组合的。每个细小配件都必须以质量为基础。他们在整个茶叶生产的产业链中既有自己的品牌,又甘当大营销公司的配角。不过老班章品牌链的初端产品质量的标准仍然是一芽半开。布朗山的茶叶产业即有波音飞机产业化分工协作模式,又有瑞士表的手工模式,还有一芽半开的传统模式,三者合一即是布朗山茶叶王国模式。新型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新的活力,茶叶的质量与效益突飞猛进。全乡6万多亩苦茶,每公斤价格保持在200元左右;15万亩生态茶,平均每公斤价格450元左右;19529亩古树茶,年均价格保持在每公斤4000元左右。这是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模式,公司拥有管理、科研与市场营销等人才要素,基地拥有种植技术等要素,农民拥有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老班章茶叶品牌是纽带,纽带的一头连接着国内外大市场,一头连接着千家万户,中间集聚着多样性的精英,各种生产力要素一齐释放在一个茶叶品牌上,一齐释放在一个民族的发展上,就犹如江河归大海,不断地汇集着沿途的溪流,逐步形成波澜壮阔的激流,奔向苍茫的大海。
如果布朗山茶叶王国的模式能够推广的话,那么目前云南的610多万亩茶叶,会给山区农民带来多少财富,其效益一定是无法估量的。
布朗山如诗如画的茶园曲线,不是闭合的等高线,而是在不同的海拔上跨越的曲线。我走访结良村的布朗族岩章纳家时,他介绍说:全村58户人家267人,家家户户靠种植茶叶过日子。201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8893元。比国家规定的贫困线3747元翻了一番多。
这里曾经是布朗山最贫困的村子,他家也是全村里有名的贫困户,如今小日子却过得红红火火,汽车、摩托车、电视机等应有俱全,甚至卫生间的布置也同城里人的一样,现代生活方式正悄悄地扎根于布朗山。
“茶叶王国”里的布朗族尝到了依靠茶叶脱贫致富的甜头,在国家推进扶贫攻坚战役中的主攻目标,仍然是发展茶叶,仍然是走茶叶脱贫的道路,全乡茶叶种植面积发展到了26万多亩,人均拥有茶园面积9亩半;茶叶总收入达20多亿元。他们靠落实党和国家政策,靠注入改革开放动力,靠引进科技第一生产力,靠茶叶质量突破了多年来在温饱线上的徘徊,2019年全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跃居9232元,比国家规定的贫困线3743元翻了一番多。他们从必然王国走进了自由王国,创造了人类跨越发展的新途径。
这一切不仅仅是几个经济指标,也不仅仅是一组向社会公布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在跨越社会形态之后,又跨越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的奇迹。
谁也无法想象,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同样茶叶树,千百年来为何温饱难济?近几十年与千百年相比,毕竟是短暂的一瞬间。谁能想到,在这短暂的一瞬间里,布朗山的茶叶从三四元一公斤,增长到三四千元一公斤;布朗族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从100多元,增加到近万元;与外界隔绝封闭的布朗山,实现了与现代社会同步。同步就是直过民族的伟大跨越!人类社会的这种跨越,诗情难尽,丹青妙笔也难书。可以说,布朗山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更代表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一种回归心灵和大自然的飘香的生活方式。
作者简介:
孔祥庚,云南省建水县人,笔名云根,研究员。早年从军务农任教,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副秘书长、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玉溪市委书记、玉溪军分区党委书记,云南省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代表。现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出版《云根诗词》三卷以及人物传记《理想的父亲》《朱德与云南》,非虚构文学著作《彩云绮梦·云南26个民族的伟大跨越》《五个石头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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