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韵”二字一直是武夷岩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无论是武夷的茶人或者品茶客形容一泡好的武夷岩茶，总会提到“岩韵”。出于对武夷茶史料的热爱，我们其实一直很好奇，“岩韵”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时代提出来的。
今天，我们通过翻阅史料，在这篇文章中专门来谈谈“岩韵”可能出现的时间。
一首先，我们罗列一下近四十年来武夷的茶人大家们对“岩韵”的记载和描述。1980年姚月明在《福建名茶》书中《武夷岩茶》一文里提到岩韵:“岩茶首重“岩韵”，指其香气馥郁具幽兰之胜，“锐则浓长，清则幽远”，滋味浓而愈醇，鲜滑回甘。所谓“品具岩骨花香之胜”，即指此意境。” 1981年商检总局编写的《成品茶检验》中提到乌龙茶的香气审评，“岩韵、音韵是指它们在香和味上具有某种茶特有的香味特征。前者用于武夷岩茶，后者用于铁观音。” 1984年张天福的《乌龙茶的审评》一文中提到：“所谓武夷岩茶的“岩韵”，铁观音的“音韵”，颇似费解，但其品质特征应具备如下三个内容才能体现出来。第一、品种香显;第二，茶汤里面也有这种品种的香气，即香味相结合;第三，品饮后有回味(喉韵)，余韵尤存，齿颊留芳。 1986年林心炯《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初步的研究》一文中写道：“岩韵是武夷岩茶独特品质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的形成与鲜叶含有丰富的锰和钾，低量的钙和适量的氮、磷和铝等元素组合有关。而这种元素组合是在栽培过程中不但因单一的某生态环境因素或土壤中单一的某元素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环境因素间以及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1989年张天福和戈佩珍在《福建乌龙茶》一书中，多次提到“岩韵”，并在形容岩茶的品质特征部分写到：“香气馥郁具幽兰之胜，锐则浓长，清则幽远。滋味浓而愈醇，鲜滑回甘，饮后有“味轻醍醐，香薄兰芷”之感。这些岩茶所独具香味丽质以“岩韵”概况之。誉称“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的“岩韵”唯武夷茶所仅有。” 从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些茶人大家的文章中对“岩韵”的记载，显然是一种阐述和诠释，并不能说是“岩韵”概念的提出。 而以前茶叶教材和研究资料匮乏，茶人之间的文字有很多是相互借鉴，互为关系的，所以我们在看茶叶老资料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茶人间的表达方式是趋于一致。对我们茶史溯源上来说，就要从根本上去寻找那些最早出现的、创造性的原生史料，这样对于我们研究茶史很有意义 。比如我们在看庄任和倪郑重的关于武夷茶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观点、甚至文字表达上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在看庄任和姚月明在关于武夷茶品饮和工艺上发现他们的观点也是高度一致的。因为当年他们的交集很多，他们的朋友圈是好友关系，相互点赞。但是谁的说法是原生性的这点就很微妙了，所以我们还要认真的辨别比对。因此，关于“岩韵”我们一定要找到最早期的原生史料记录。
1971年湖南农学院茶叶教材中关于
青茶和“武夷岩茶”的部分
我们再搜寻下更早一些的茶叶史料中关于“岩韵”的资料。
文革时期十年动乱，武夷的茶叶的生产遭受很大影响，学术研究更是停滞。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时期的茶叶资料(从1967年开始)，但是大多都内容性不强，而且附了大量的政治语录。直到1975年左右，茶叶教材和相关资料的内容才开始比较规范起来。
我们在一份1975年的茶叶教材中关于福建青茶审评的部分，找到了“岩韵”相关信息。1975年安徽农学院滁县分院茶叶系主编油印本《茶叶审评与检验》中提到：“武夷水仙和奇种的品质特征，色泽具有“三节色”，油润光泽，“岩韵”显，味醇厚，回味快，特具清甘爽口。水仙毛茶条索状结，叶端扭曲，呈“蜻蜓头”状，色泽油润，间带砂绿出黄色(鳝鱼皮色)......铁观音品质特点，条肥壮，团结沉重呈“青蒂绿腹蜻蜓头”状，叶身肥厚，味醇厚鲜回甜，香高“音韵”明显。叶底柔软，光亮似“锻面”。”
以前的教材文字表达简练，又接实际操作。“三节色”、“绸缎面”、“蜻蜓头”这些词语我们现在青茶生产中都还在广泛运用。
另外一份同样也是安徽农学院滁县分院茶叶系1976年主编的油印本《制茶学》中，提到：“高级的青茶必须有“韵味。如武夷岩茶有“岩骨花香”之“岩韵”，安溪铁观音需有香味独特的“观音韵”。优良的品种茶都具有特殊的香气类型，如肉桂之桂皮香，黄旦之蜜桃香。”
我们还从陈椽1979主编的全国版《制茶学》教材，以及1978年的教材中都找到了“岩韵”的信息，内容和原来的教材也是大同小异，但是几份内容对“岩韵”也只是仅有提及，没有过多解释。
《茶叶审评与检验》和《制茶学》都是当时的茶学教科书，而安徽农学院的教材又是当年的茶叶教材的标杆，说明当时“岩韵”已经是一个较为普及的概念了，被写入教材中。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些《制茶学》的教材中其中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资料数据有引用了姚月明老师早年的研究资料。那么是否这段关于“岩韵”的表达和姚老有直接关系，我们不得而知。
1975年安徽农学院《茶叶审评与检验》中
关于“岩韵”
除了上面两份教材，这个时期的茶叶材料，还在一份安农茶学院老师的1975年的笔记中翻到了她当年来到福建实习对“岩韵”的一些记载。该笔记记载的很仔细，其中多处提到了“岩韵”，我们收列如下：
“4月17日在厦门口岸附属茶厂审评室学习，......岩(茶)之品质形成与土壤有关，.....岩韵，似豆浆，又似焦锅巴。”
“5月9日下午5时，到武夷宫茶站学习，陈书省、鲍书图(两位茶师介绍)，岩茶、洲茶、外山品质特征。岩茶，条索，肥壮;味，醇厚、回甘;香气，细长、岩韵显、似布烧过的味道;叶底......”
“正岩茶只有200来担，天心的叶底好看，慧苑的“岩韵”明显。”
“5月26日，武夷公社角屯(吴屯?)大队，崔站长、陈平谱(音译)体会“岩韵”是蜂蜜香。”
“(武夷宫茶站)陈书省茶师审评体会：......岩水仙，香带“岩韵”，细长如兰花之香，味醇厚，回味甜爽......岩奇种，香清细长，有“岩韵”，味醇厚，口尝之，先有浓厚感，后又转甜。”
笔记中有提到了武夷当时多位茶人，陈书省、鲍书图、崔志贤、朱何龙、黄镇国、陈德华、叶先顺等老前辈。
前面的一条笔记是这位老师在厦门口岸附属茶厂审评室学习，还未到崇安时就记下的，而且很醒然的写在笔记正页。可见，“岩韵”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至少当时也是令她好奇和值得探寻的。
后面的笔记是她在武夷宫茶站学习、各大队和崇安茶场所体会到的“岩韵”。从记录的各位茶人的对“岩韵”的讲解来看，什么是“岩韵”在当时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但也可以说明，“岩韵”的说法在七十年代就已经流行了。
这些对“岩韵”的讲解中，陈书省老茶师对“岩韵”的表达和理解应该是最接地气的。
1975年安农教师武夷山实习笔记中
关于“岩韵”记载
1975年笔记中关于
“陈书省茶师审评体会”中提到“岩韵”
1975年笔记中
关于“武夷岩茶初制过程”
那么，再往前六十年代是否有关于“岩韵”记载呢?
我们查阅文革以前六十年代关于武夷岩茶的很多史料，找到了四篇关于“岩韵”的记载，其中两篇是姚月明老师的文章。
一篇是1963年，姚月明老师发表在《福建省茶叶学会一九六三年学术年会文集》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中，详细剖析的岩韵加工工艺，并提到了岩韵的两种表现形式，那就是“香韵”和“味韵”。由于这段文字前后语境很重要，我们把整段文字摘录如下：“优质之岩茶只能是影响品质的内含物质的消损、转化、积累，最终达到调和的产物，亦就是各种工序在整个工艺过程中相辅相成的综合表现。假使仅一个方面达到要求，并不能说明成茶的品质是绝对优良的。假使分其主次，简单说：粗壮(原料)卷曲折趋(炒揉)三分红、七分绿(做青)是岩茶的标志，那么做青、烘焙则是它的决定因素，萎凋则是形成香与味的基础，香韵(属岩韵)则以做青为主导而形成其风格，味韵(属岩韵)为复炒所诱发，烘焙来充实而为其特征。但这并不是把工序间绝然分开，而他们之间是有这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另外一篇是姚老1965年发表在《茶叶通讯》第一期的《岩茶焙制理论与实际》，其中谈到岩茶焙制技术，又再次提到了“香韵”和“味韵”并都在后面用括号注明这两种属于“岩韵”。文字内容和上面1963年发表的基本一致，这里就不再累述了。这篇文字后面也被收录在了最新版的《姚月明论文集》中，但是1963年这篇内容较为完整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遗憾未有收录论文集。
姚老六十年代的这两篇文章是很重要的，连同他1959年发表在《茶叶通报》上面的《岩茶加工原理及形成特殊品质问题探讨》，三篇文字基本上奠定了他在茶界“江湖大佬”的地位，而后面的两篇也奠定了“岩韵”二字在茶界的地位。
另外关于“岩韵”还有一份是当时南平专属农业局单桂若发表的《武夷岩茶初制特点及今后生产意见》提到“武夷岩茶由于得天独厚，自然条件好以及初制上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岩韵”。”单桂若的这篇对“岩韵”分析不多，只是简略的提了一句。
还有一份是1960年王郁风主编的《茶叶商品知识》一书，其中第六章中“关于乌龙茶审评--香气”的部分写道：“岩茶必须具有岩茶特有的芳香，铁观音必须具有铁观音特有的风味。俗称“岩韵”、“铁观音韵”。特别对高级茶，需有明显的特征。”
王郁风老师的本书中的“岩韵”只是简单的提及，从“俗称”二字来看，说明当时已经有“岩韵”的概念了。王郁风老师当时任职中茶公司，负责茶叶外贸出口，和武夷茶区的交集不多。但是多次陪同苏联专家考察中国茶叶产区，并于1952年和1956年5月两次陪同苏联专家一起考察了崇安茶场和武夷茶区，苏联专家当时对“武夷耕作法”很有兴趣。所以王郁风对武夷岩茶的“岩韵”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关于“岩韵”，我们回看六十年代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这个阶段把茶事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岩韵”理论化了。
1963年姚月明《武夷岩茶的初制》中
关于“岩韵”的内容
四
再往前追溯呢?五十年代。
1959年，福建省农业厅编写的《福建茶叶》(初稿)中，我们终于找到了“岩韵”。这份资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查找得到的所有茶叶资料中，关于“岩韵”的最早记载。这份油印资料中记载到：“武夷岩茶的形状粗壮，香气清远，滋味醇厚，润滑，微带回甘，具有“岩韵”。以武夷山各名岩所产茶叶最为名贵，品质特优......”
1959年福建省农业厅编写《福建茶叶》(初稿)
中关于“岩韵”
其他五十年代的茶叶资料中，我们翻阅了很多。从茶叶专业类书籍到当时的教科书，甚至包括各种茶叶期刊，但是，关于“岩韵”的信息已然停滞了。
其中找到的有些资料对岩茶滋味特征的描述，还是颇有意思的。1957年安徽农学院陈椽编著的《茶叶检验学》油印本资料中记载的青茶品质特征：
“从茶汤和滋味可以辨别茶叶的种类，也可以知道产地，正如评岩茶所谓“山骨”。品评岩茶叫好(的茶说)“喉韵”和有“嘴底”，都是好茶。”
“青茶品质的好坏是从香味来决定的，香味和地土很有关系，因此，从“喉韵”和嘴底的审评来辨别“山骨”的好坏，是较审评其他茶类难。”
“闽北和闽南青茶的区别，闽北青茶以崇安为代表，闽南青茶闽北青茶的香味微带豆浆韵，汤色金黄”
从这些文字上我们可以看出，原来的教材编写语言还是比较口语化，虽然表达不是很流畅，但是很接地气。像“豆浆韵”，这种说法和1975年安农老师的笔记中这句“岩韵，似豆浆”有点类似，我们今天在武夷山也有一部分人把老枞水仙“枞味”的一种诠释为“豆浆味”。
所以，整个五十年代，我们可以找到的茶叶资料关于“岩韵”的记载只有1959年的《福建茶叶》中一条信息。从信息的记载上看在五十年代，“岩韵”的概念并没有像六十年代一样那么明确。
1957年安徽农学院 《茶叶检验学》中
关于青茶审评部分
五
我们再往前追溯解放前的民国时期，看看民国时期是否有关于“岩韵”的记载。这是一个对武夷岩茶来说比较重要的时期，这段时期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民国的武夷山制茶业，个人认为经历的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民国中期是武夷岩茶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武夷山中岩厂林立，茶庄众多，茶叶商贸繁荣，赤石的茶市集结了下府帮、潮州帮，广东帮等各方客商。最高峰的时候年产岩茶40万斤(林馥泉资料记载，不包括红茶和外山茶)。我们暂且把这个阶段称为茶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茶庄、茶号主要以商贸往来，经营茶叶赚取利润为目的。而且茶厂、茶庄的组织形态，岩茶的制作多以传统的口传心授为主，鲜有书面文字的论述。特别是各路茶庄、茶号都以本庄，独特的技艺和所出品的特色茶类为宣传和卖点，关起门来制造，更不可能去书写和传播。直到八十年代，才有一些茶庄当时的参与经营者如倪郑重、鲍书图等人或者茶庄后人(张水存等人)，来回忆茶庄的经营史和武夷岩茶的制作技艺。
民国崇安县赤石林天香茶行茶票
中的“广告语”
第二个时期是抗战开始以后，以张天福先生创建的福建示范茶厂(1939年)和吴觉农先生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1942年)为代表的众多茶叶工作者以复兴中国茶业为己任，实干新邦，在武夷茶区做了大量的茶叶基础工作和科研实验工作。也为了解放后中国茶叶的发展集聚力量，培养人才。这些茶人新中国成立后分散到了中国各地的茶叶各个岗位，很多都成为了茶叶领域的佼佼者和茶人大家。其中十大茶人中就有七位曾经在武夷茶区工作过(如果算上胡浩川先生就是八位)。我们暂且称这段时期为茶业复兴时期或者科研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我们又把他分为两个阶段，福建示范茶厂阶段和茶叶研究所阶段。
福建示范茶厂当时是福建省贸易公司和中茶公司共同出资于1939年二月一日正式筹办，开设资本一百万元。厂长是张天福先生，副厂长是庄晚芳先生担任。当时还聘请了一批比较有经验的制茶技师，比较有名的有林馥泉、陈椽、倪郑重、吴振铎等。这个时期关于武夷茶的资料不少，张天福先生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以及茶叶管理局出版的期刊《茶讯》、《闽茶季刊》都有记载了很多武夷岩茶的内容。
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是吴觉农先生一手创办的。本来武夷山并不是茶叶研究所的首站，研究所前生是吴觉农先生创办的东南改良总厂 ，地址在衢州市的万川。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1942年5月日本发起了“衢州会战”，战火已经烧到了衢州，茶叶研究所不得不从万川搬迁至武夷山区。当时的抗战形势危急，浙江几个著名茶区像平水、三界都陷落为敌占区，甚至连祁门也危急。武夷山成为了这些茶人的栖息之地，聚集了一批的著名茶叶专家，这些茶叶专家都是吴觉农先生从重庆和万川带过来的，还有一些是原先示范茶厂的“老人”。通俗点描述，当时全国的著名茶人都“打堆”的聚集在武夷山。
这段时期的这些茶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茶叶调研、基础研究，栽培育种和制作试验。这个时期这么多的茶学专家写了诸多的茶业文字，茶叶期刊有《万川通讯》、《武夷通讯》、《茶叶研究》。还有不少单行本的报告，比较著名的有林馥泉先生的《武夷茶叶生产制造及运销》，廖存仁先生的《武夷岩茶》，王泽农先生的《武夷茶岩土壤》，吴觉农先生的《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等。
1945年崇安茶叶研究所出版，赤石刊印
吴觉农著《抗战与茶业改造》
抗战与茶业改造》吴觉农自序序言
《抗战与茶业改造》吴觉农自序序言二
民国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崇安茶叶研究所藏书(研究所签章)湖南茶叶专家王云飞编著《茶作学》
但是，即使是这么多茶叶专家学者，这么多的文字著述，很遗憾的是，完全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岩韵”二字的记载。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岩韵”的概念在清末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只是作为一种武夷茶庄或者茶号之间的一种对好的岩茶的表达俗语没有被记录在册呢?
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首先，“岩韵”如果作为当时就盛行的一个对于形容好的岩茶特征的概念或者一个“时髦词”，茶商就很有可能会把它印制在茶叶包装物中或者宣传资料中。例如武夷的“八大名岩”、“名岩”、“精心焙制”、“顶上”、“真枞”、“超等”、“真正(正)”等名字都有在那个时代的茶叶包装中出现过(茶叶罐、茶叶盒、包装纸、宣传单等)。
第二，如果“岩韵”在民国时期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民国的那么多的茶人学者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丝记录。肯定是不可能漏记的，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做事很严谨。难道是他们觉得这个词不重要吗?显然不是的。在他们对于武夷岩茶的记述中，有一些关于武夷岩茶的词汇被反复提及，其中有一句话，几乎成了那个时代形容武夷岩茶特殊品质最时髦的一句话，那就是：“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这句话在廖存仁、林馥泉、鲍书图、陈舜年的文章中都有提到。
民国山西平遥“泰和长记”茶庄
有关于武夷茶的包装物
六
既然史料记载上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有没有可能问一下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茶人呢?
有经历过茶庄、茶号的老人现在基本都已经不在了。像倪郑重先生是鸿记茶庄的负责人，鲍书图先生是集泉茶庄的经理并担任当时的崇安茶叶公会会长，张水存先生是厦门张源美茶庄的后人。这批有经历过武夷茶庄时期的老人大多在八九十年代故去，能留下的仅有一些零散的回忆资料。而且这些回忆文章如果是在八十年代所写的并发表于地方文史资料中的，很多还是带有文革遗留的“阶级论”的政治色彩;如果在九十年代所写，这个时期关注茶文化的倾向又更多些，对于史料的发掘不够强。特别是这些经历过多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老茶人们对解放前的茶业变迁的广大历史细节往往是避而不谈。
而还有几位武夷山现在健在的经历过民国时期茶业的老人，但是当年他们还是很小，虽然有的有参与到茶庄或者茶业，对过去茶史的了解是不够深入和具体的。
不过，很荣幸的是，在当年吴觉农先生创办的茶叶研究所，还有一位参与当年茶叶研究的专家尹在继先生还健在。
我们去年8月和10月很荣幸的两次拜访了102岁的老茶人尹在继先生。尹老当年在吴觉农先生在武夷山办茶叶研究所时期(当时隶属于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就在茶叶研究所工作。当时主要研究茶树的病虫害，和研究茶树品种的叶鸣高先生一个办公室。是当时茶叶研究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当时出版的《茶叶期刊》和《武夷通讯》中都有尹老发表的文章。后期调到上海商检局负责茶叶出口检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重要的茶叶出口检验指标都是尹老参与制定的。
尹老依然精神健硕，记忆力很好，聊起过去做茶的经历依然记忆犹新。我们在后面的交流中问了很多当时茶叶研究所的事情，并且也有和尹老提到了武夷岩茶的“岩韵”。根据尹老的回忆，他也记不清“岩韵”是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
我们离开之后，针对“岩韵”二字，尹老后面做了很严谨的解答，特地让他的儿子尹明老师用信息发给我们。
尹老说：“先有“韵”这个字义，是从诗开始谈韵，后被用于具有特色味道的一类茶。茶韵在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说法了，具体可查一下康熙字典。岩茶是个统名，许多不同的做法，造就了不同色香味的茶。但是岩韵的说法，只是一些写文章的人在归类时，把它做的划分，在实际审评时很少运用。”
老人家的回复很有意思。但是，似乎可以说明尹老民国时期在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工作期间，那个时候没有“岩韵”的提法，或者这个词在当时并不是很重要。
这一点我们在查询民国到解放初期的茶叶检验和审评教材也可以看出。所用来形容武夷岩茶品评特点的词汇无外乎基本都是“香气馥郁，滋味醇厚” 。如果说“岩韵”二字用来审评中作为审评术语较为偏抽象，不够具体，其实“醇厚”、“馥郁”这类的感官词汇基本也差不多。而且当时的教材的用于都是比较直接的，偏实践化的口头语，例如“豆浆韵”、“山骨”。所以“岩韵”二字未被早期的审评资料和教材收录，很大的可能就是还未出现或者未普及。
1943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丛刊
廖存仁著《武夷岩茶》
七
正在我们苦苦查阅资料探寻之际，《武夷茶经》的编者、武夷山老茶人萧天喜老师道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萧天喜老师在2005年开始主编《武夷茶经》的时候就有当面问过姚月明老师关于“岩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姚老很明确的说“岩韵”是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们在茶叶收购站审评岩茶的时候提出来的。他当时和陈书省等老茶师审评描述一泡好的岩茶最早讲的是“有岩味”，后面几位审评的茶师才归纳为“有岩韵”这个的说法，大体时间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并且还说，我们的“岩韵”提出之后，铁观音产区也提出了“音韵”，“随后这个韵，那个韵就都出来了”。
但是，姚老当时并没有说明，“岩韵”就是他个人提出来的还是当时茶叶站中某位茶师提出，又或者是几位审评师集体碰撞的结果。按姚老描述应该是当时审评茶叶的时候瞬间提出的，并被一直沿用。
姚老是1953年从安农大茶业专修科毕业来到武夷山崇安茶场(当时叫崇安茶叶试验场)工作的，而反右运动是1957年。如果按姚老所说那么当时他们在茶叶收购站“总结”出的“岩韵”二字基本上就是1953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而且科班出身的姚老当年确实有跟实践经验丰富的陈书省茶师学茶叶审评。
而提到武夷山五十年代的茶叶收购站，我们了解到的当年主要有赤石和武夷宫两个地方，具体是在哪个茶叶收购站呢?当时在茶叶收购站又是哪几位茶师负责审评把关呢?
鉴于这一点，我和萧天喜老师特地拜访了1954年就在武夷山赤石茶叶收购站工作的朱何龙老师。
朱老1930年出生，今年92岁了。他于1954年赤石茶叶收购站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里工作，后面1957年赤石茶叶收购站搬迁至武夷宫，他都一直在负责茶叶收购工作。当时在茶站的除了他，还有陈书省、邹锡潘、何凤泉等老茶师。
至于“岩韵”，朱老说当时陈书省在审评的时候就有说了，大体也是在这个时间，具体什么时候提出并不详。当时形容一泡正岩的好茶，说这泡茶有“山骨(头)”、“岩韵”、“岩骨”，并说工艺到位，有“三节色”、“蜻蜓头”。
朱老在这里又再次提到了陈书省老茶师。考证陈书省茶师的经历，十五岁就来到武夷山茶庄当学徒，先后在瑞苑茶庄和厦门侨农茶行任职(参见黄贤庚老师《武夷茶说》中记载)，而何凤泉茶师民国时期在源泉茶庄任职(朱老说是集泉茶庄)。这两位茶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茶师，尤其是陈书省老师，一辈子勤勤恳恳事茶，是武夷茶人的典范。这些老茶师们都是“岩韵”的实践者。
另外，茶叶科班出身的姚月明老师可以确认是第一个把“岩韵”的研究理论化的人。在这一点上姚老是当之无愧的武夷岩茶科研带头人。我们上文提到的在他1963年发表的《武夷岩茶的初制》一文中明确的把“岩韵”分为“香韵”和“味韵”，并提出“香韵(属岩韵)则以做青为主导而形成其风格，味韵(属岩韵)为复炒所诱发，烘焙来充实而为其特征。”
并且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安农大和浙农大都有邀请姚月明过去给茶学系的学生讲课。这一点对武夷岩茶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不可能没有介绍到“岩韵”。
今年93岁的王镇恒老师回忆起当时姚月明回安农讲课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姚月明讲课很生动，很实在，学生反映很热烈，当时整个教室座无虚席，位置坐不下就站着听”，“他不仅讲述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还带来了武夷岩茶在审评室品鉴”，“不只是安农大，浙江农业大学也有邀请姚月明去上课”。王镇恒老师也是安农大毕业，比姚月明和谭素芳大一届，算是姚老的学长，在安农大留校任教三十多年，成就斐然。
而姚老当年在安农的同学、学长和安农的学生们后期都分散到了祖国茶叶的各个岗位。姚老的这些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武夷岩茶在全国的传播。这些贡献，姚老功不可没。
在安农大茶叶系主编的茶叶教材中，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文革以后的全国茶叶教材，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都有引用了姚老武夷岩茶的研究成果，我们始终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甚至包括陈椽老师的一些著述中关于武夷岩茶的部分，这点和他们“师徒”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有直接关系。不过，师徒二人在“乌龙茶和红茶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但是，我们仔细对比会发现，姚老六十年代描述的“岩韵”和八九十年代所诠释的“岩韵”概念略有差别，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升华。
当然，关于“岩韵”的概念还需要特别补充一点，八十年代以来，除了姚老之外的一些老茶人和茶叶专家的参与和诠释和是“岩韵”的概念真正走向普及的重要因素。就像是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张天福、林心炯等老师以及武夷的诸多茶师。去年年底和罗盛财老师聊到“岩韵”，他还特地提到了当年崇安茶场的老场长叶先顺，说他当年审评的时候所提及“岩韵”也是颇多的。还有很多的武夷茶人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的贡献在此已经不可追忆了。
《岩茶加工原理及形成特殊品质问题探讨》
1959年姚月明
八
以上基于赤石茶叶收购站是1954年才成立，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岩韵”出现的时间确定在1954年到1957年之间这段时间。
1954年-1957年，说到这段时期，我们细细分析下，对于武夷岩茶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期。
其实，这段时期武夷岩茶是不被重视的。
解放初期，我国的外销茶的市场主要是苏联和东欧国家，而这部分市场最需要的就是普通价廉的红茶。所以全国的茶叶大布局全部都盯在“红茶”身上。1951年中茶在杭州开办的干部培训班，其中提得最多的就是“发展红茶”、“红茶工艺”、“绿改红”。当时苏联茶叶专家几次来华主要也就是考察如何发展中国红茶生产。
虽然建瓯1951年建立了茶叶精制厂，武夷山直到1954年才在赤石建立了一个茶叶收购站。也就是武夷山岩茶的这块“蛋糕”早期根本没有被我们出口外贸盯上。而且在收购站建立以后，所收购的也不仅仅是岩茶，还有小种红茶和烘青绿茶。
另外，武夷岩茶因为制造精细，成本较高，历来消费偏小众，1961年的全国茶叶教材《制茶学》中就写到：“岩茶属高级茶，价格昂贵，过去只是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等反动剥削阶级享受。”
但是这个时期对于武夷山茶区来说，也是群英荟萃的时期。因为民国时期武夷茶庄商贸确实辉煌，另外还有张天福和吴觉农这两批老茶叶专家们的技术积淀和学术“加持”。所以当时的武夷茶区既有民国老茶庄所留下来的一批熟练的技术人员，又有像陈书省、何凤泉这样的老茶师，并且还有像叶鸣高、童衣云这样经验丰富的茶叶专家。
而且在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从全国茶区来看这个时期都在恢复茶叶生产，虽然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对茶叶生产有不少冲击，但是在文革以前都还是发展了不少茶叶的研究成果。这些条件在客观上已经为武夷茶叶的实践结合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石。所以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发表在全国各大茶叶期刊上面关于武夷岩茶的经典文章还是很多的。诸如，张堂恒先生的《论武夷岩茶采摘》，姚月明几篇武夷岩茶的著作，这些都代表了当时这些茶叶工作者的研究成果。
1950年陈椽茶叶文章《我们怎样搞好茶叶生产来实践中苏贷款协定》其中提到“绿茶改制红茶”问题
另外，为什么会是“岩韵”，我认为有历史的偶然性。
我们回头再看过去那个时代，“岩韵”就像是尹在继老师说的那样，并不是特别的重要，是个普通词。
过去对武夷岩茶的感官描述主要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文人的说法，诸如“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活、甘、清、香(清.梁章钜)”、“味道清和兼骨梗(清.乾隆)”之类;一个是生产、经营实践中的用词，诸如“豆浆韵”、“山骨”、“嘴底”。文人的说法就比较雅致，含蓄，而生产经营中产生的说法直接来自于实践，就比较直接通俗，接地气和偏口语化。而这两方面的说法都有被后人所采纳和沿用。
古人表达一泡好的岩茶的理解比今人词汇更加丰富。过去的人实践性很强，我们现在所运用绝大部分描述武夷岩茶工艺和特征的词汇都源自于过去。而今人，都想对岩茶建立快速的认知，这点也是今人很多想快速了解岩茶的通病，殊不知前任的这些总结都是建立在广泛实践，不断试错的基础上的。
所以，当年老茶庄出身的陈书省老茶师在茶叶站审评一泡好岩茶一样，可以说“山骨”、“岩骨”、“岩韵”，但是“岩韵”被历史选中了，渐渐的时髦了起来。
从历史的某些阶段来看，“山骨”这个词来形容武夷岩茶的特殊特质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似乎比“岩韵”更为流行，我们上面也有提到的这个时期的教科书中所提最多即“山骨”。甚至在林馥泉老师1981年出版的《茶品质鉴定》中，还有提到乌龙茶的“身骨”，这种说法和“山骨”也是比较近似的。
科班出身的姚月明老师把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岩韵”理论化了，如果没有姚老的理论阐述，今天“岩韵”就很有可能还是个和“山骨”一样的普通词。就像是宜兴紫砂当年的手工匠人杨彭年遇到了陈曼生，当然这个比喻也不完全贴切，因为姚老也亲力亲为的实践。但是实践结合理论，就会形成一种高度，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审美上的都赋予了它更广阔的内涵。
从辩证论的角度看，理论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正确地反应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姚老在安农大讲课曾经说过“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指导理论”)
从“岩韵”的发生、发展来看，民国和解放初期是“岩韵”概念的萌芽期，而1963年到1965年是“岩韵”理论的形成期，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是推广期，真正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开始兴起茶文化热潮的时候，是“岩韵”概念的普及期。到了我们今天的“岩韵”对于武夷岩茶来说，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要概念了。
民国时期武夷“茂峰茶庄”包装物
，为什么会是“岩韵”，而不是“山骨”、“岩骨”、“豆浆韵”......，也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韵”更雅致，更有内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逼格更高”。写诗的有“诗韵”，写词的有“词韵”，音乐有“音韵”。
再次，对于“韵”这个字来形容茶叶，甚至来形容武夷岩茶，确实是比较早的。“喉韵”、“香韵”、“风韵”这类的形容茶叶的词汇早期就多有运用。1937年庄灿彰先生的《安溪茶叶调查》一书中，形容“红芽铁观音”的春茶特征的时候就提到了“香韵”二字。明代田艺蘅的《煮泉小品》中“鉴赏茶叶,首重风韵。”(这句的表达和姚老说的“武夷岩茶，首重岩韵”有异曲同工之妙。)宋徽宗在《大观茶论》：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宣和北苑贡茶录》，“延平石乳，清白可鉴，风韵甚高。”
而最早用“韵”来形容武夷岩茶的是清代才子袁枚。他在《随园食单》中记载武夷茶：“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袁枚觉得阳羡的茶叶虽好，但是“韵”逊于武夷茶，更确切的说是逊于武夷岩茶。因为袁枚的文章通篇考据，很显然是用工夫茶泡法冲泡武夷岩茶。
清代袁枚《随园食单》清刻本中
关于武夷茶的记载
通俗点说，就是由于“岩”和“韵”这两个字组成用来形容武夷岩茶的词汇用来形容武夷岩茶简直太多，太高频了，诸如“岩骨”、“岩味”、“喉韵”、“香韵”，这么高频的使用词在大量的实践中碰到一块组成“岩韵”二字那也就是早晚的事。
也因为有了这些前人基础，更由于武夷岩茶所特有的优异品质，所以这几位老茶师们在茶叶收购站审评茶叶的时候，口语化的直接提出的“岩韵”二字，也自然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生长环境，独特的产区地貌土壤构成(就像是林心炯老师说的“由于各种环境因素间以及土壤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独特和众多的茶树品种，独特的生产制造工艺，造就了武夷岩茶所特有的滋味品质特征。(陈椽老师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写道：“武夷岩茶的创制技术独一无二,为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
这种特征从客观上需要一些词汇去做感官上的表达，无论是在加工审评环节，还是在市场推广流通的环节。而这种词汇的本身是必须要能够代表武夷岩茶的特殊性的。
所以，无论是“山骨”、“焦锅巴味”、“岩韵”、“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淡非薄，浓非厚”都是对武夷岩茶特殊性的一种表达。很显然，所有的这些词汇都不如“岩韵”二字来得精炼简洁，没有“岩韵”二字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也有朋友说，清代乾隆的“味道清和兼骨梗”，明代吴拭《武夷杂记》中提的“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这些讲的就是“岩韵”。这些只能够理解为对武夷茶独特的生长环境和特殊的生产工艺所形成的丰富滋味感的描述，或者说是广义上的“岩韵”，和我们这里探讨的“岩韵”二字概念的出现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定义的“岩韵”起源，是一个概念化的，已经成熟的定义了。
至于如何定义“岩韵”，“岩韵”是什么?八十年代以来已经有很多的茶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分析，不在我们此文的讨论范围。
九
考据到这里，“岩韵”的信息似乎渐渐清晰了。那么，“岩韵”真是出现在1954年到1957年吗?我们这里很难去断言，历史也存在的很多的可能性，不能被随意假设，特别是在没有更多的史料和实证的情况下(这一点也很难)。对于武夷岩茶这么富有变化性魅力和丰富内涵的茶叶，在早期实践的过程中出现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就像是我们现在大家公认的乌龙茶起源，纸面上是认阮旻锡的《武夷茶歌》和王草堂的《茶说》，但是乌龙茶制作工艺实际的产生年代可能远比王草堂在的年代早得多。
而这个时期的真实的细节已经随着陈书省、姚月明等当时当事老茶人的故去而无法追溯了。
“岩韵”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我们依然不会有很肯定的答案。
但是，可以概括的说，“岩韵”就是老茶师们在解放前后的茶叶工作实践中提炼出来，姚月明老师加以理论诠释，并在六十年代得以推广传播，七十年代被写入教科书，八十年代众多茶叶专家们参与，最后在九十年代至今开始渐渐的高频起来的。这条发展主线也是和武夷岩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岩韵”二字在实践中的起源也有可能更早。
当然，以武夷岩茶的独特魅力，此中真味，又岂是区区“岩韵”二字可以全部解读的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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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陈椽.茶叶检验学[M].安徽：安徽农学院，1957
来源：茶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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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普洱杂志，作者黄素贞
究竟是什么人在喝普洱茶呢？其实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喝普洱茶，只要他有机会喝到适合自己的普洱茶，便会很容易爱上。
茶是区域性的农产品，中国有六大茶类，不同区域的茶品和当地人的个性特征常常在某种意义上相互渗透，不知不觉，一个区域的茶往往代表了一种区域性的生活方式。
普洱茶，产自云南，曾经是藏区的生活必需，是马帮进京的贡茶。当经历了百年的文化断代之后，它以崭新的面貌回归到大众面前的时候，它代表的究竟是哪一个区域的生活方式呢？
云南人的？藏区人的？北京人的？是的，但还不完整！事实上，普洱茶可以成为各个区域生活方式的代表，因为普洱是多样的，是变化的，是包容的。也就难怪浙江人弃龙井而喝普洱的；有河南人弃毛尖而喝普洱的；有潮汕人弃乌龙而喝普洱的；还有80后弃可乐咖啡而喝普洱的……
周作人在《喝茶》里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这里说的当是主产于江浙一带的绿茶，如龙井、碧螺春，自古江南出才子，江浙产区的绿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茶文化的主流，而绿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江南文人的雅致生活方式。
改变生活方式并不容易，但是如果要对方接受一种新的事物，趋同性很重要，普洱常常能做到这些。当江南人喝到古树纯料普洱茶的时候，会发现普洱比起绿茶滋味更丰富、回甘更明显、茶气更十足。于是，古树茶的稀缺性和不同的山头气韵也是可以把玩不已的。古树纯料茶便很容易进入这种雅士文化的生活方式。
潮汕工夫茶对普洱茶有着很大的影响。工夫茶，更多的是一种茶的冲泡方法，工夫茶起源于宋代，在广东的潮州府(今潮汕地区)及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最为盛行。其得名皆是因为冲泡的过程很费工夫。复杂的有十八道程序，每一道都有有趣的说法，比如孟臣淋漓、乌龙入宫、若琛出韵、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等。
普洱茶不适宜长时间浸泡的特点，让工夫茶的茶艺得以被普洱茶引进，一改普洱茶简陋的冲泡方式。潮汕人常被称为广东的“犹太人”，精打细算，很会做生意，冲泡繁复的工夫茶常常代表着潮汕人一种精细的生活方式。当普洱茶走进潮汕地区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茶不仅可以像工夫茶一样冲泡，而且更加复杂，年份、仓储、转化、山头每一项都可以激发他们精细的大脑细胞。普洱茶同样可以代表一种精细的生活方式。
成都人爱泡茶铺，一城居民半茶客。成都十八怪之一就是：“喝坝坝茶爱把肚皮晒”，这里“坝坝茶”专指那些露天的茶铺子。既是露天，自然高雅不到哪里去，茶也多为性价比高的三级茉莉花茶，俗称“三花茶”。成都人泡茶铺是一种闲散的生活方式，茶的口味如何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点一杯茶可以在茶铺里泡上一整天，和各式人摆上一阵龙门阵。粗枝大叶的普洱茶更多一份自然的原香而且十分耐泡，也可以喝得很简单、很随意，或浓或淡，翘个二郎腿，晒着大肚皮，偷得浮生一日闲。
18世纪的英国贵妇安娜·玛利亚在一个午后的奇思妙想发展成了一种高级、优雅的、享用茶的非正式餐会——下午茶。中国产的红茶远渡英伦回到中国，成了写字楼里的都市白领们时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红茶or咖啡，外加精致甜点，是下午茶的绝佳组合，不仅放松身心，还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全发酵的普洱熟茶，茶性温和，宜于调饮，还有减肥降脂的功效。当普洱茶熟茶做成像立顿一样的小茶包，当普洱茶被调成各式口味，当普洱茶变得时尚精巧的时候，普洱茶也已经渗入了都市白领的时尚生活方式。
普洱茶是变化的、多样的、包容的，普洱茶可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普洱也是独立的，它有着自己专属的生活方式，澜沧江流域的优良的生态系统，不施任何农药化肥的古茶树，传承千年的少数民族茶俗，让普洱茶代表了一种生态健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渴望回归自然的首选，却又能与其他的生活方式相互渗透。
如果你还没有确定好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先向普洱茶开泡吧！
引言：工夫茶，简言之是指一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程序的精细的泡茶及饮茶方式，源头是明清时期在闽粤一带兴起的乌龙茶的饮茶风尚，后来尤以位于广东北部、临近福建南部的潮州影响较大，所以也称潮州工夫茶。中国当下正在流行的茶艺，一方面深受台湾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其源头却要追溯到潮州工夫茶。茶艺也指的是一种精致的泡茶饮茶方式，相比于日本的茶道，茶艺更强调泡茶的技艺和对茶汤滋味的品赏，常常含有表演展示的色彩，近年来更发展出茶席的设计、茶会的举办等等，本文姑且称之为现代茶艺。
潮州当地那种深深植根于每日生活、城市角落无处不在的饮茶风俗往往令人震撼。但相关田野调研表明，许多正在中国大陆从事茶艺培训和学习的茶人们，并没有多少专门访问过潮州。这和同一时期很多人从大陆去往台湾悉心学习茶艺的情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而台湾的茶人们，在茶的交流方面，多有去过北京、杭州、苏州、广州，甚至直接在苏杭的园林里举办茶会，但是至于潮州，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同样没有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必访之地。
“潮州工夫茶艺”于2008年正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曾经被认为是中华茶艺的典型代表，还有一批工夫茶非遗传承人陆续通过评定。但是这一遗产，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似乎被不少人遗忘了。对工夫茶被边缘化状态的关注，是本研究的起点。但中国社会生活之日新月异，往往出人意料。两年多前，突然听说台湾著名茶人们正在纷纷访问潮州；同时，中国的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以工夫茶为焦点的培训班，价格不菲，而这些培训班里工夫茶的面貌，和潮州人每日无处不在的工夫茶相比，已经发生了演绎。
是什么导致工夫茶一度的被边缘化？又是什么推动它近来和现代茶艺的同质化？工夫茶和现代茶艺之间的渊源关系到底如何？特别是如何理解被边缘化的工夫茶和被时尚化的现代茶艺所涉及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无论是工夫茶还是现代茶艺，现在都被标榜为代表着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精粹，那么中国人正在渴望寻找或重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
工夫茶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而现代茶艺则是有助于剖析工夫茶状况之流变的重要参照物。本文拟引入两个概念，“身体感”和“仪式感”，来探讨每日生活的工夫茶与现代茶艺之间的动态关系。“身体感”这个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这一概念由台湾学者余舜德提出，强调日常性，即“文化成员长久于其生活环境培养之‘感官的习癖’”。工夫茶在潮州人的每日生活中无处无时不在，人们喝工夫茶的习惯根深蒂固，但与此同时又都以之为常、觉得不足深究。但这种日复一日、司空见惯的生活点滴，是一个群体长期浸濡在一种文化里被塑造出来的身体的渴望、生活的方式和行为的准则，正是人类学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点上，这种群体性的行为和主观意愿，和另一个关键概念“仪式感”是相通的，而“仪式感”亦可被视为“身体感”之一种。
“仪式感”系由仪式概念发展而来，但之前尚未有仪式研究者对此专以论述。本文受到有关文化记忆研究的启发，拟借工夫茶及现代茶艺的案例对“仪式感”进行讨论，这也是对仪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如果说既有仪式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某个事件能否成其为仪式、其进行过程怎样、其文化和社会象征意义为何，那么“仪式感”更为关注的则是某一事件之所以朝着仪式方向发展，其所嵌含的人的主观愿望和动机是什么，这些愿望和动机与一个群体的某种社会文化记忆具有怎样的关联。
如果以中国现代茶艺和日本茶道相比较，那么后者似乎才更像是一种仪式。然而不容质疑的是，现代茶艺在实践中越来越趋向仪式的方向发展。许多茶会直接宣称，“生活需要仪式感！”这句口号在眼下中国社会生活中所用甚广，绝不仅止于茶领域。动箸前要先用手机拍下饭桌美图的人们，也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那么，现在的中国人为何需要仪式感？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身体感与工夫茶
潮州人喝工夫茶的时间、场所和方式之普遍，是令人称讶的。笔者到潮州时仔细观察过，沿街的所有店铺，不论是杂货铺、缝纫店、小吃店、大排档、以至稍上档次的餐馆和商场，每家必定放着一套随时在用的工夫茶具。街边或转角处，更是随时可见几个人聚在一起喝茶。作为外地人，只要愿意，上去讨一杯茶喝绝对是非常受欢迎的事。所以潮州人自豪地说，潮州无茶馆，因为街边处处有工夫茶。冷饮店兜售各色调饮的果汁奶茶，商店的招牌赫赫然现代流行一派，然而店主人自己偷闲时喝的却是烫烫的工夫茶。喧闹嘈杂的菜市场，工夫茶的影子不消失。卖鱼人的小屋满是腥味，但是厚厚的砧板旁边，依然有一套工夫茶具。听说笔者是对茶而不是鱼感兴趣，卖鱼人建议去不远的陶瓷市场买一套正宗的工夫茶具。陶瓷市场距此约三公里，笔者搭了一辆脚力三轮车去，载人的是一个壮实而黑的当地中年男子。问他难道这里所有人都泡工夫茶，他回答说当然是，他自己蹬车累了回到家，喝的也是工夫茶！
图1潮州街头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具和泡法
一壶（现在用盖碗更普遍）、三个小茶杯、一个茶船（用来承放壶和杯子，并盛装多余的水）、一个电子的随手泡，这就是今天潮州街头工夫茶具的组成样式（图1）。和史书里面记载、以及少数工夫茶遗产的传承人所展示的方式相比，这是一种简化了的民间的工夫茶。复杂的潮州工夫茶的泡法被认为是由十多式甚至二十一式组成的，单备水就得花费很多工夫，要用专门的乌榄炭或木炭生火，用风炉和茶铫烧水，伴随这一过程的有专门的器具如火钳、羽扇等，而所用的茶壶茶杯也有更多的讲究（图2）。即便经过了简化，但是比之中国许多地方直接在一个玻璃杯里放茶和冲开水的方式来说，今天潮州的方式、即使是最日常的方式，也还是工夫多了，就以最重要的三个环节举例来说：如果是用潮州特有的朱泥壶泡茶，那么热水倒入壶、盖上盖之后，还要在壶的上方“淋壶”，让壶身内外保持高温；然后，泡好的茶从壶（或盖碗）倒出，要来回在几个小茶杯上方来回逡巡，以确保每一碗的滋味均匀，人称“关公巡城”，并且最后不忘把壶里茶汁的精华完全点进每一个小杯，人称“韩信点兵”；还有，每次倒茶前必烫洗每一个小茶杯，以保证茶水温度够高、茶的香气也才能较好地提升出来。
工夫茶遗产传承人所展示的工夫茶具
无论对于泡茶人还是喝茶人来说，这是一场力求调动人的身体所有感官的过程，即潮州人强调的“眼睛到、耳朵到、鼻子到、嘴巴到、手到”。眼、鼻、嘴、手，分别对应着泡茶喝茶时的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比较容易理解。对于“耳到”，有的潮州人则通过工夫茶特有的烫杯进行诠释。烫杯不仅可以清洁消毒、提升香气，更是听觉上的一种弥补，因为一般泡茶喝茶时人们较少注意声音的动静。潮州人洗杯时完全靠手指，将一个小茶杯放在另一个盛满烫水的小茶杯里，上下滚动，两个瓷杯相碰，发出轻脆之声。如能两手同时烫杯，则被认为是更高的技能。烫杯时要能忍受水温之高，还要掌控好滚动的方向和节奏、不致让杯子翻倒，是工夫茶最重要的“工夫”之一。烫杯的声音不只用于悦耳，也是在告知街坊邻居：“我在泡茶了，要喝来喝！”同时，这一动作不只是发声的，它也是触觉和视觉的，是为了助益味觉和嗅觉的，是涉及超感官之温度感觉的。
一张茶桌一旦聚起了一群人来喝茶，就聚起了潮州人所说的“气场”，意指人气，或者凝聚力。这里有超越了感官之外的更多文化意涵。在这一“气场”当中，蕴含有一套礼仪，这尤其体现在三个小茶杯的运用上。传统的方式里，一张茶桌不论来了多少人，许多时候却只用三个茶杯，意寓三口为“品”。每一个小杯只有大约半个核桃那么大。一壶茶可以被冲泡无数次，每一冲却只有三个人能喝到，下一冲再另换三个人。上述谈到的烫杯已经为这个法则奠定了基础，因为茶杯在每一冲时就已高温消毒，可供不同的人使用。但问题是，每一冲时到底哪三个人能喝？不成文的规矩是：泡茶的主人在第一冲时不能喝，要先让客人喝；而客人之中，年青人要让年长者先喝，当地人要让远道而来者先喝……三个杯子的差序选择于是确定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而一旦某三个人被确定为某一冲的喝茶人，他们就必须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整齐并进地将小一碗茶喝尽，这样主人才能够将三个小杯完全收回以进行下一轮的“关公巡城”。所以，喝茶时有个人享受的快乐，但又要以不影响他人享受快乐为前提，这是工夫茶所潜示的为人法则。正因如此，当地人认为工夫茶绝不止是一门泡茶的技能，更昭示着为人处世的细腻之道，包括种种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只有长期浸泡在这个文化里才能学到的人情世故。所以潮州人强调，工夫茶是“工夫”，而不能写成“功夫”；后者只是一种本领和造诣，而前者才是做事和为人处世的精细和周到。
不论是为了应对曾经的生活困难，还是为了在今天逐渐富裕的日子里提升品质，潮州人始终坚持着一种“种地如绣花”般的生活之道。在这一点上，工夫茶和潮州其他门类的艺术和生活方式是相通的。在看过制茶喝茶的精细之后，有朋友带笔者去参观过当地的刺绣、木雕、麦秆画、瓷瓶、手拉壶的制作和展示，更带领品尝了潮州的高档宴席和街边小吃，无一不追求着精细。凡此种种，尽皆体现了潮州人所为之骄傲、恪守奉行、但却不轻易用言语向外人道明的工夫法则。
正是这些特性，可以用“身体感”的概念来加以讨论。提出这一概念的学者余舜德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这一用语尚无完全恰当的英文来对应，而“身心合一”可能是它在中华文化体系里的某种精短概括。在此概念的导引之下，余舜德及其研究团队对饮食、中医、闻香、卫生环境、中国古文字等丰富案例进行了剖析，并涉及到了中西方之间对于身体、感官的不同哲思和文化理解的对比。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借鉴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感官人类学发展的集大成，即认为身体感官是在文化塑造下的一个综合体；在对世界进行感知和反应时，人的某一感官往往并非独立运作，而是与其他感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交感和互动。另一方面，身体感概念的倡导者认为，只是讨论到多重感官的层次还不够，因为人们之形成某种身体感，例如“可爱”，还牵涉到特定的场合、时代等复杂的情境和条件，以及某一身体感与另一身体感之间的关系，等等。身体感学者倡导将此概念发展成一种理论概括和研究取向，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不仅是“意涵的体系”(asystemofmeanings)，更是“身体感的体系”(asystemofShentigan)。
本文从身体感学者所强调的诸多要点中抽取两个方面予以特别讨论：一，身体感的日常性，二，身体感的群体文化性和学习性。这在潮州工夫茶上可以得到具现。首先，工夫茶的法则被潮州人践行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当地人人皆以之为然，并不容外人质疑，这是它的日常性。笔者初到潮州时，有一次忍不住问一个二十多岁的年青女子说，“你们潮州年青人也是天天这么喝工夫茶吗？”这位女子在回答“是啊”的同时，表现出某种不大高兴的神情。类似的问题笔者在中国其他许多地方也问过，得到的答案要么是年青人不怎么喝茶，要么是从某某年才开始对茶感兴趣云云。但是在潮州，笔者后来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某些潮州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冒犯。因为在后来的调研中，笔者目睹了潮州人喝茶的百无禁忌：清早起来喝，饭前开胃喝，刚吃过饭了喝，客来就喝，晚上睡觉前还喝；无分男女老少，无分在家还是出门。平常百姓喝的茶，就滋味来说，也许算不得上乘，但是消费量是可观的。以一人一天两泡茶来算，据说人均消耗茶量每月达两斤。这种“充分内化、根深蒂固、为文化成员共享、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习癖，即是“日常生活的身体感”。
其次，这种日常生活的身体感属于个体，更属于群体。一个人在群体中生活，日复一日，他认知世界的方式深受相应文化的塑造和影响，他在这种文化里成长的过程也即是通过身体来学习该种文化的过程。即便是具有潜能的感知，也是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通过启蒙、开导而慢慢形成稳定的感知能力的，是“不学不成”的。潮州无分男女长幼，都有工夫茶的习癖，这正是群体文化的影响和个体在其中学习渐成的结果。这种学习，比如烫杯的工夫，不仅是综合调动了全身感官的技能，同时更是超越感官、蕴含着潮州人所讲求的礼仪和人情之道的文化。这些礼仪和人情的文化内涵，不是经由抽象说教，而是学习者在践行工夫茶技艺的同时，伴随着他在这一文化里其他日常生活的点滴，诸如吃饭、问候、送礼、串门等，一起慢慢心领神会、举一反三和融会贯通的。反过来看，作为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正是借由一种身体力行的群体性的日常行为，在默默言说着潮州文化。
仪式感与现代茶艺
顺沿身体感学者的思路，“仪式感”也可以算作为一种身体感。但本文想尝试把身体感区分为两个维度，把上面描述的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视为第一维度，把即将探讨的仪式感放到第二个维度上。要说明这个区分，先用“饥饿感”这个例子来讲可能相对容易一些。第一，饥饿感是人肚子空空、想要吃东西、特别是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的一种身体反应。同时，有饥饿感的时候知道要吃什么、不吃什么，这又是被文化所塑造和后天习得的。第二，人可能在肚子并不饥饿的时候也有饥饿感。除了身体其他特殊生理机能的原因以外，后面这种饥饿感作为一种复杂的主观感觉，需要从文化社会经验及记忆上来解释。提起饥饿，中国人容易想起战争、文革，因为长辈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代，当时的物资匮乏、灾荒以及阶级斗争，导致人们普遍吃不饱吃不好。中国人富足以后，虽然无法吃饱的情况消失了，但是许多人依然持有一种“饥饿感”。这种饥饿感不再是生理的、而更重要是文化心理的。怀有这种饥饿感的人，即便面对现时世界的饱足，也会保持某种程度的关于饥饿的焦虑，并把这种饥饿感陈述为中国需要发展、不能落后之愿望的一种隐喻。而且，即便并没有经历过饥饿年代的年青人，也会在长辈们的集体记忆的影响下和记忆的传承里感受到饥饿的曾经存在、以致于也获得某种饥饿感。笔者想讨论的“仪式感”就类似第二个维度的饥饿感，是一种被社会文化记忆所形塑的身体和心理的倾向。相关文化记忆研究强调关注国家力量在形塑群体之文化记忆方面的作用，以及历史记忆如何被用于建构国族认同。本文所涉及之中国人所怀有的“饥饿感”和“仪式感”，亦无例外。虽限于篇幅，不及细细讨论国家力量的影响，但本文通过案例具现这种从上而下的渗透力之强大，以至于在饮食生活方式的每日演变中也可寻见。
而要谈“仪式感”，也必然绕不开“仪式”。仪式研究的开山祖Durkheim及其跟随者认为仪式的特征包含：正式性、神圣感、复杂性、重复性、和日常生活相隔离。VictorTurner更在VanGennep的基础上发展了仪式的三段论：仪式之前的准备阶段，与日常生活的隔离；仪式阶段，重要的过渡期，称为“阈限”(liminality)；仪式结束，回归社会和日常生活。过渡期的“阈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它可能促成人的身份的某种转变，在某些特定的仪式里它是有效治愈人的心理疾病的一种手段。
按照这些特征，潮州日常工夫茶又像仪式又不像仪式。如果和现代茶艺相比，每日生活的工夫茶被认为不像是仪式。当和一位来自潮汕的社会学者谈到把工夫茶作为一种仪式来分析的可能性时，他非常意外，觉得要再慎重考虑。笔者认为，如果放宽对仪式边界的限定，工夫茶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来讨论。不过，更有趣也更值得探讨的问题，不是某种泡茶喝茶方式到底算不算学术上所公认的仪式，而是事件的参与者为什么具有仪式倾向感。另外，后文将谈到，当某些行动者不甘于把工夫茶停留为日常生活之平凡琐事，而想要让它跻身成为现代茶艺之重要的领军者时，那么，不论工夫茶算不算仪式、算是哪种仪式，总之它所能给予人的仪式感将会大大增强，它在如今茶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可能从边缘游移向中心。
普通的潮州工夫茶非但没有和日常生活相隔离，而是融入成为日常生活之随时在进行的一部分。对于天天浸泡其中的潮州人来说，它显得随意、休闲而不具备什么神圣感。但是可能容易被忽略的是，它是一种巧妙的治疗手段。喝茶本身固然被认为有利身体健康，但是更能助益人的心灵健康的却是工夫茶所聚集起来的“气场”，人们聚在一起喝茶时的谈天说地、相互聆听、舒缓放松。
不过，潮州工夫茶具有重复性和一定的正式性及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事件之可能被塑造成为仪式的基础。在工夫茶的根基上，现代茶艺逐渐衍生，并无疑被许多人认为比工夫茶更象是仪式。所以在进一步对仪式和仪式感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渊源作一梳理。
潮州工夫茶是在福建乌龙茶文化的影响之下产生，或者说系由闽粤两地共生共创，这是潮州当地人乃至茶文化学者的共识。明末清初，郑成功占据台湾前后，大批闽南人迁来台湾，带来了乌龙茶的文化，包括茶叶的种植制作，还有冲泡品饮工夫茶的方式，这正是现代茶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台湾演进的重要基础。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生活富足后的人们开始在文化生活上有所追求，加之80年代解除了“戒严令”，政治上的民主更带来了文化上的繁荣和多元。教习泡茶的专业茶社开始出现；地区性的泡茶比赛推动了台湾茶叶生产的竞争和人们对茶叶口味要求的提高；可以泡茶喝茶、可以吃简餐、还可以长时间驻足停留的茶艺馆蔚然成风；90年代到21世纪初更出现了集茶席布置、茶空间营造和相关文艺展演为一身的茶会。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茶文化活动中，“茶艺”这个名词出现了，而且被冠名为“中华茶艺”，意指大中华区域的喝茶泡茶法。
有茶文化研究者指出，之所以冠名“茶艺”，其实是相对日本“茶道”而言的。日本茶道中的流派之一抹茶道源于中国唐、宋时期的茶法，日本茶道中的煎茶道又深受明代饮茶方式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在接受中国影响的同时，日本融合自身特点，形成了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茶道仪式，已为世界公认。既不能沿用别人用过的语词，要和别人有所不同，还要告知中华茶文化才是世界茶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这些复杂的文化心理之下，“茶艺”这个名称应运而生，一方面重在申明泡茶喝茶可以融入审美艺术，另一方面反对像日本茶道那样过于拘谨而忘记了茶的滋味，而是强调通过一定泡茶手法而获得滋味美妙的茶汤。于是，“茶艺”包含某种反日本茶道的倾向。但是如同有的茶文化研究者所指出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是，它从一开始其实又是借鉴了日本茶道的法则才逐渐建构出来的，特别是当台湾迫切感觉到需要借鉴学习外来的业已成熟的茶美学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茶艺”从诞生之日起，其实已经在讲求某种仪式规则了；它想要淡化仪式规则，但是其实颇具“仪式感”。
另外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方面，就是茶艺的另一重要源头工夫茶。虽然茶艺向日本的学习很重要，但日本茶道无论抹茶还是煎茶所用都是绿茶，而台湾人发展茶艺所根基的是从闽南一带传来的乌龙茶文化，而乌龙茶就得用适合乌龙茶的泡法。从大陆带来的工夫茶法正是台湾七八十年代茶社教学“小壶茶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在现代茶艺创立之初，台湾茶人们很强调工夫茶源头，并把工夫茶这种原来只是属于区域性的泡茶法上升为代表大中华圈的最重要的茶文化传统。但另一方面，工夫茶的原型在台湾诸多茶人们致力于发展茶艺美学的过程中被改造了，成为了另一种“新原型”。从出汤开始，两者发生了分歧。
其一，潮州工夫茶直接从小壶或盖碗把茶汤均匀分入各个小茶杯。而台湾茶艺从1980年代开始增加了公道杯（也称茶盅或茶海）和闻香杯。茶在壶里泡好后，倒入公道杯，再从公道杯分入各个小茶杯（往往不只三杯）、而不再是直接以“关公巡城”的方式从茶壶分茶，即打破了潮州工夫茶的“三杯法”。台湾茶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可以略微降温，这样茶入口时不致于太烫；二是可以用公道杯灵活地在不同的时候为客人添茶，而不必等待所有人的茶碗都喝尽了才能收回来再次分茶。不过公道杯和“关公巡城”在根本原理上是一致的：保证分到每个人茶碗里的滋味是均匀的。闻香杯故名思义，主要用于闻香，往往比一般的茶杯要细高一些。主人将茶水倒入公道杯之后，再由公道杯倒入各个闻香杯，然后客人自己动手把茶水从闻香杯倒入小茶杯，在真正喝茶之前用空的闻香杯来闻赏茶的香气。
其二，潮州工夫茶一直保持烫壶烫杯，所以需要用到可以盛放壶、杯和剩水的形体比较大的茶船，壶、杯周围也通常会湿湿的，被台湾茶人称为“湿泡法”。而台湾从1990年代开始启用“干泡法”，即不再于每一泡的时候以热水淋壶和烫杯，而是保持茶台整体干燥，不致因为湿淋淋地而感觉不洁净，并以能否做到倒水分茶时不溢漏当作一种新的“工夫”。这也导致了工夫茶和茶艺的泡茶者会使用不同样式的茶船：前者的形体一定要比较大比较厚，才能装盛多余的水；而后者被简化了，往往是薄薄的一个小盘、甚或一块特殊材质的木板就可以，而且通常也不再称为“茶船”、而只含蓄地叫做“壶承”。
其三，潮州工夫茶重在泡茶喝茶的实用，没有“茶席”之类的讲求，器皿在桌子上的陈放方式没有特别讲求。而台湾茶艺因受日本茶道的影响，开始加入了茶席设计的审美元素。即：茶壶茶杯茶布等在桌上的摆设，力求体现一幅赏心悦目的画的美感，茶器的造型颜色等有一定的配搭。甚至包括茶室整体空间也有特别的营造，泡茶人喝茶人穿“茶服”，若干人相聚举办一定主题的“茶会”，再加上和音乐表演等其他艺术相搭，是为“雅集”。
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升温，以及大陆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从台湾发展起来的茶艺流转到了大陆。比如从20世纪90中后期开始，大陆的一些大城市里也开始出现了茶艺馆。公道杯、闻香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公道杯尤其流行，成为了今天许多大陆人办公和居家泡茶的必备器件，并标致着一种泡茶喝茶的专业化和精致化。而茶席摆设、雅集茶会举办之风，更是从台湾吹来之后，愈演愈盛。打开茶会主办者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发现他们在会前的预告或会后的总结里，越来越多地宣称：“喝茶需要仪式感”，或“这是一场颇具仪式感的茶会”云云。对茶艺感兴趣和参加茶会的人们，来源广泛而复杂，很难用“中产”、“有钱阶层”这样的名称一概而论。不可否认其中有不少是个体茶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纯粹兴趣爱好者。茶会的举办者固然希望通过仪式的正式性来服务于商业，而参加者们则常常通过几方面来解释为何需要仪式感。
其一，有仪式感的茶会被认为可以帮助中国人寻回“传统”。笔者访问过许多去往台湾学茶的大陆人士，他们有一种共识：中国大陆因为文化大革命等原因，传统文化遇到断裂，而台湾却是保存了较正宗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这一认识，基于一种对大陆过去年代的文化记忆，深怀一种想要捡拾起过去传统的“饥饿感”。这一“饥饿感”，在茶艺学习上，即演绎成为一种“仪式感”。怀有这样渴望的人们，在学习中感觉或宣称自己正在学习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茶文化，忽略了台湾传来的茶艺其实也是一种“新创的传统”；或者说，许多学茶的人们已经不在意这一传统到底是原真的还是新创的，只要可以满足他们心理的某种渴求即可。
其二，有仪式感的茶会往往包含一定的规矩，比如着“茶人服”，比如规定泡茶喝茶的某个期间不能说话。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现在极度缺乏规矩，而讲求如何优雅地泡茶和喝茶的茶会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建构一种礼仪。所以，即便中国的茶艺也像日本的茶道一样，奉行“止语”的法则，不少人觉得也是应该的。
其三，大部分学茶人觉得，有仪式感的喝茶，可以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纷乱和快节奏的生活里，找到片刻的安宁和清静。即，茶艺可以是对抗现代化之负面效应的一种有效方法和途径。
如前所述，一个事件要成其为仪式，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复杂性的。现代茶艺在工夫茶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前者注入了更多复杂的和更多时尚的元素，具有了Turner用于阐释仪式的“展演”的成分，更为迎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口味。而原来被认为需要花费许多努力才泡得好的潮州“工夫”茶，在不少学茶人的眼里，相比之下似乎显得并没有那么“工夫”了，或者说，潮州工夫茶的“工夫”不能完全迎合他们需要的那种“工夫”了，因此变成了一种被边缘化的文化遗产。于是，“传统”和“现代”的界限被模糊，“传统”的方式被掺揉以现代的元素来展演，而现代的元素亦被人宣称为“传统”。与此同时，即便现代茶会的主办者和参加者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如同日本茶道一般严谨的仪式，但是对他们来说，无疑更重要的是通过此行动而获得“仪式感”。
CatherineBell关于仪式的研究指出，仪式不仅是一种研究对象，也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仪式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行动过程，而仪式化的事件常包含某种行动力，是行动者对于个人处境和意志的表达。本文认为，“仪式感”即是一种行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行动的趋向，所以现代茶艺正是以一种正式而复杂的方式代表着中国人当下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渴望。
“省尾国角”的避世与入世
面对外界不断升温的茶文化热，总体而言，潮州人还是在安静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喝茶，而在坚守自己方式的同时又对外界流行的现代茶艺不无批评。笔者在2010、2013年到潮州的时候被告知，除了某几位文化传承人那里会专门教授工夫茶之外，没有什么茶课之说，也没有什么茶会。当地报告人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潮州人安于被边缘化，安于“省尾国角”，意指潮州位于广东省的北部、并且是靠海的地方，远离广东其他的经济文化中心，天高地远没人管。不论是语言、风俗、饮食还是心理，潮州文化和广东的主体文化粤文化都很不相同，在文化认同上反而和闽南文化更有亲近性。在自嘲之际，潮州人又表露出一种庆幸，庆幸因为位于“省尾国角”，所以不容易被他人同化，因而可以更持久地保留本文化的特质。他们认为历史上工夫茶之所以最后集大成于潮州而不是其他地方，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面对外面光怪陆离的流行茶艺文化，潮州人多少流露出一种“由他们去乱吧，我们还喝我们自己的茶”的避世而又自信的态度。
这种态度在喝什么茶、如何喝方面，可以得到具现。单丛茶是一种本地产的乌龙茶，尤以潮州下面凤凰镇乌栋山所产的高海拔老丛茶最为有名。走遍潮州，可以看到当地人百分之九十在喝的都是单丛茶，顶多因为产地、香型、海拔、树龄、制法变换而品质不同而已。单丛茶的其他乌龙茶亲戚，例如安溪铁观音、台湾高山茶，潮州人现在并不怎么感兴趣，大多人对龙井碧螺春等名优绿茶毫无问津，也并不太跟风去喝最近这些年在全国流行起来的普洱或者白茶。
在如何泡茶方面，潮州人坚守他们原来的“工夫”之道，大多时候坚决不用公道杯或闻香杯。当全国人民正在把台湾传来的公道杯作为一种方便奉茶的工具和装点茶席的绝好元素时，潮州人还在保持着从壶里直接分茶到茶杯的“关公巡城”方式，并且坚持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喝到茶的好滋味和香气。针对公道杯可以“降温”的作用，潮州人反驳说，喝茶“不怕烫，就怕不烫”；并且认为，一用公道杯分茶，“茶水就分层”，意即茶味就散了。针对闻香杯可以专门用以欣赏茶的香气的作用，潮州人完全不以为然，认为香气要和汤水合在一起享受才是喝茶之道，何况闻香杯会进一步把茶汤降温，就无法秉持工夫茶的“趁热连饮”之道。
当地人觉得，潮州工夫茶虽然已被认定为文化遗产和被视为一种文化传统，但外面的人真正理解潮州茶文化的并不多。笔者在潮州的多位报告人，一方面对于有人研究和关注潮州，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告诫，千万不要把工夫茶看成是什么艺术，它不过是平常生活之必要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批评现代茶艺的茶会是刻意而为、矫揉造作或附庸风雅，而指出潮州每天随时都有“茶会”，三三两两的人在各个角落聚集喝茶，旧友新朋无不包含；流行茶艺的雅集茶会有的可以一次聚集上百人，但喝完了茶很多人还是互不沟通，而潮州人每天的工夫茶，却多是含交流于喝茶之中的，而喝茶也正是为了助益人和人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潮州人指出，工夫茶强调集体和社交、而不是独饮或止语的快乐。
不过，情况亦有改变。当笔者2017年来到的时候，听说当地刚刚组建了一个茶协会。去到的时候，茶协会的六名成员正在为代表潮州去参加广东省的一次茶艺展演而进行操练准备。负责人王主任介绍说，这是潮州第一次组队去参加省里的茶艺比赛。以前潮州人大都对这样的比赛不在乎，认为只要潮州人民自己天天在“关公巡城”，茶文化的传统就还活着。但是王主任认为，潮州人太不注重宣传自己，潮州工夫茶对中国茶艺的贡献如此之大，但是在如今国家级省级的诸多茶艺比赛中，越来越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她决心组建这个协会，为潮州工夫茶的宣传做些事情。
平日在潮州城内各个角落喝茶，遇到男性泡茶的时候满多。而协会的排练成员却都是年青女子，这似乎和全国其他地方茶艺队伍的构成状况趋于同质化——在茶艺展演里，女性泡茶的姿势被认为更为柔美。每个人坐在一张茶桌面前，每张茶桌上摆放着一模一样的一套茶具。笔者惊讶地看到，里面有公道杯和闻香杯。六名成员动作整齐划一，一起倒水入壶，一起分茶入杯；排演时，壶中杯中并无茶水，但求动作统一优美。领队杨老师坐在一旁娴熟地念诵着配合并指导队员们统一动作的“解说词”。笔者惊讶地听到她说：“岭南工夫茶……”怎么是岭南工夫茶呢？后来细细询问才知，现在广东乃至全国的茶艺表演比赛中，并无“潮州工夫茶”之说，也就无法按照潮州工夫茶通常的泡法来进行。“岭南”，意指主要是广东的区域范围；而“岭南工夫茶”是现在经国家认定的一种茶艺师资格证考试的项目。有趣的是，“潮州工夫茶”曾经从一种区域性的泡茶法被上升为代表着“中华茶艺”的传统，但是现在这个名称却不能在正式的比赛中用于代表广东省的泡茶饮茶法；同时似乎也不可沾福建省的边说成“闽粤工夫茶”，更不能说“台湾工夫茶”，同时还要迎合全国上下现代茶艺的样式，不能不用公道杯和闻香杯，于是，“岭南工夫茶”这个名称和排演方式就诞生了。
杨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解说词，队员们一次又一次地“沏泡”“岭南工夫茶”。当队员们倒水的角度不太统一，或者展示闻香杯用法的动作不太正确时，杨老师就会停下来，一一纠正。当观摩队员们以一致的高度抬起壶，以极其小心冀冀的方式分茶入公道杯时，笔者仿佛体验到了极度严格的日本茶道的仪式感。而更有趣的一幕是：协会的王主任不时来监督，察看杨老师及其队员们排演的进展。她的办公桌就在排练的后方三四米远处。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潮州人，她的桌子上放着自己常用的工夫茶具，一边喝茶一边观看排练。她邀请也在静静观摩的笔者一起喝茶。她娴熟地冲水入盖碗，然后茶水从盖碗直接分入三个小杯——“关公巡城”。这之间绝无公道杯的使用。王主任自己的“三杯法”和她所监看的“岭南工夫茶”，形成了日常生活的工夫茶和作为展演而存在的工夫茶之间的强烈对比。恰如Goffman在分析社会生活之表演的“前台”(frontregion)和“后台”(backregion)一样，“前台”是给外人看的，而“后台”才是保留更本真的自我的。
最近两年，听到关于潮州工夫茶在升温的不少传闻。不能确定这是否是因为潮州有了更多像王主任这样的人，在做更多的向外宣传。但笔者听到的另一说法是，这与最近不少台湾茶人纷纷访问潮州有关。2018年11月，笔者在台北遇到台湾《茶艺》杂志主编，被告知，杂志联合多名台湾茶人，确实在近年里组织走访了工夫茶的故乡潮州，还有福建、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在内的诸多工夫茶区。茶艺在台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茶人们都在寻找新的突破口，而工夫茶是他们觉得应该重新拾起的一个方面。台湾茶人们近期聚集在一起，举办了多次以工夫茶为主题的茶会、讨论会等等。在他们的眼里，工夫茶以闽粤作为重要起点，现在已经衍生出了多种工夫茶样式，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的“南洋工夫茶”，包括在大陆工夫茶“原型”基础上起家的“台式工夫茶”。凡称工夫茶，意即这些泡茶都不使用公道杯或闻香杯，而是沿用工夫茶的“关公巡城”，有一种回归“原型”的趋向。但除此一致之外，“台式工夫茶”并无统一套路，用什么样式的壶、杯组合，用什么样式的茶船和集会方式，均是各显神通，呈现出“众生喧哗”、即面貌多元的状况。这种多元，正是台湾茶人觉得所为之骄傲的他们对于工夫茶的贡献。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大城市，工夫茶的培训班和茶会日益增多。工夫茶变得越来越“入世”了。教习工夫茶的老师，部分来自潮州，而学习者们则基本都是外乡人。和使用公道杯及闻香杯的现代茶艺所不同的是，目前工夫茶的培训回归“三杯法”。但是，和现代茶艺所趋同的是，这些工夫茶的器具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具有时尚感的精致化，有一种将日常生活工夫茶重新复杂化的趋势。而且，它们接受了台湾传来的茶艺的影响，越来越注重茶席的设计、品茗空间的装饰配置，美其名曰“工夫茶生活美学空间”。总之，被专门用于教习和展演的工夫茶样式和现代茶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者说，工夫茶被当成了现代茶艺的一种呈现形式。在精致空间里参加工夫茶培训和工夫茶茶会的人们，学习着“关公巡城”，学习着“烫杯”，穿着专门的茶服，越来越有“仪式感”。不过，潮州人于每日生活的工夫茶“气场”之间所集聚的被群体文化所形塑的那种“身体感”，可能未必在茶会之间拾得。即：获得了关于工夫茶的新的仪式感，但却可能丢失了工夫茶原有文化所持有的身体感。
传统与现代新的矛盾
本文对潮州每日生活的工夫茶和现代茶艺的样式及二者的渊源进行了探讨。并且特别以工夫茶为焦点、以现代茶艺为参照物，叙述了工夫茶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位置的游移变化。前者深深植入每日生活、已经成为潮州当地人的一种生活习惯、时时在进行，并可能令人质疑它作为“仪式”的合法性；后者尽管一开始出现时具有反仪式的倾向，但是在实践中越来越奉行“生活需要仪式感”的法则，鲜明地追求时尚美，并煞有介事地进行仪式展演。而当工夫茶从街头日常生活被移植到展演生活空间时，它也变得越来越像仪式，并且更重要的是，它令参与者获得了更多的“仪式感”。
潮州工夫茶和现代茶艺都曾经被用以代言传统。在现代茶艺初创之时，工夫茶被追溯为代表“中华茶艺”的基石。或由于外界充分论述，或出于地方文化自信，总之潮州人对自己的工夫茶作为中国茶文化优秀代表的地位深信不疑，大家都每日践行“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以之作为对传统的守护。现代茶艺从台湾诞生之日起，亦在表明一种拾起传统的决心。这一态度在大陆向台湾学习茶艺的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一学习中，台湾茶艺被当作了中华茶文化传统的正宗代表。在今天于大陆频繁展演的茶会上，人们呼唤“仪式感”，把具有现代甚至后现代风格的茶席、茶服和茶仪建构为对古代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复兴。
文章来源：《遗产》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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