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女性与茶

大家好，我是茶不多先生，

一个每天都幻想用八八青泡脚的硬核男人。

友情提示：

本文篇幅近5000+字，宜为睡前读物或者私人时间读物

书接上回，咱们接着来啊!

1996年，邹炳良卸任厂长之前，为勐海茶厂指导的最后一项工作，便是成立了“勐海茶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茶厂)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独立核算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是勐海茶厂历史上的首次改制。

1996年，57岁邹炳良老先生决定退休，卢云成为被选举为继任厂长。卢云是大益历史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不同于其他领导人，每当我们提起范和钧、唐庆阳、邹炳良这些人，都是牛逼，我次奥，厉害，得劲儿!光辉事迹不胜枚举，无一不是业界泰斗。但是卢云接手了勐海茶厂之后，凭借自己的骚操作让自身的口碑毁誉参半。卢厂长的存在，让人们看到大益并非一帆风顺，也有犯错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勐海茶厂，因为卢云而更具传奇色彩。

1957年，邹炳良18岁进厂的那年，我们的卢厂长出生在云南省的建水县，1974年高中毕业，成为一名下乡知青。显然，卢云是不安心在乡下呆着的。1978年，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入云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主修茶学专业。直到1982年，卢云本科毕业，顶着高材生的光环，主动要求分配到勐海茶厂工作，由此可见，卢云对茶，是发自肺腑的喜爱。

短短两年时间，卢云凭借自身的学霸特质，先后担任茶厂技术员、质检科长、工程师等工作，并于1984年被安排在主管质量、生产、设备的副厂长职位。当时的卢云，不过27岁，金灿灿的履历让卢云意气风发，成为人们眼中的人生赢家，更有不少少女喊出“嫁人就要嫁卢云”。“卢云我要给你生猴子”的豪言壮语。

前文提到邹炳良先生创立了大益品牌，但是最终手绘商标的图案的却是我们这位继任厂长，因此，大益的商标，经历了两位厂长的共同创造，更像是一个接力棒，邹炳良卸任前，必然会叫卢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一场王朝更迭的会谈。57岁的邹炳良看着39岁的卢云，眼中都是自己曾经的样子，看着自己一手栽培的少年逐渐成长，必然疼爱有加，邹老对卢云，充满了无限期待。

办公桌前，两盏对立的茶杯，一壶邹老亲手调配的熟茶

邹：小卢啊，进厂多少年了?

卢：自1982年，今年已经是14年了

邹：很快啊!一转眼，当初的小伙子已经有点秃了，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卢：承蒙厂长厚爱，一切都是源自自己对茶叶的热爱，辛不辛苦的什么的，不存在的。

邹：正是看中你对茶叶的喜爱，我们才愿意一手栽培你，我们相信，只有真正喜欢茶的人，才能带领勐海茶厂发光发热，才会让勐海茶厂，诞生出更多的可能。我接手茶厂的时候，已经45岁了，大家都说我还年轻，你今年还不到40吧，你比我当时可年轻多了，茶厂的未来就交给你了，带着茶厂好好干!不要辜负我们一帮大哥的信任。记住，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卢：厂长放心，定不负所托!小卢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谈话结束，邹老在卢云坚定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欣然的微笑。

邹老留下的家底还是比较殷实的，而且1996年的时候，得益于茶厂股份改制，政企分开，厂子的活力提高，员工们安居乐业，本可算作邹老留给卢云的第一个锦囊。只要好好做茶，即使任期没有创下丰功伟绩，但作为厂长，后半生的衣食无忧，基本没悬念，晚年请人写个自传什么的，也算留名青史了。

但是，卢云显然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身怀满腔热血，充满了远大抱负与追求。深知“人生短短急个球，啊不追不罢休”的真理，上任不久之后，便将注意力放到了其他行业，先后开拓了啤酒、玩具两个八竿子打不着边的行业。彼时的中国，受“南韩财团”的影响，逐步迈入企业多元化，毕竟隔壁的韩国“三星”就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大成者，横跨政商，无限风光。但是卢云没有想到的是，虽然三星的年纪仅仅比勐海茶厂略涨2岁，但是三星的多元化是基于本国情摸索总结出来的企业管理经验与韩国市场更高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之下，短短“五十余年”的勐海茶厂还是太过年轻了，无论是管理能力，还是国内的竞技发展水平，甚至是浩瀚的国土面积，都难以支撑勐海茶厂的多元化建设。

· 可望不可即的三星商会

多元化的后果是严重的，勐海茶厂啤酒玩具业务不景气，大量的投入无法收回，企业连年亏损，走向了破产的边缘，1998年，上面实在看不下去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卢云下马就情理之中了。

当然，卢云并没有忘记勐海茶厂的本质任务——做茶，7262便是卢云任期的得意之作，尽管坊间有人认为邹炳良时期7262就已经诞生，但是大规模生产和推广都是卢云的指令，7262于1996年试生产，1997年小批量生产，1998年底勐海茶厂的高等级毛料库存盘点(五级以上)一个158吨，这就为7262的定型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把高等级熟饼7262推向市场后，它作为常规熟饼当中的高端产品受到了茶商和消费者的普遍接受和好评。因此，在遍地都是普洱之父的茶圈，将卢云称为7262之父，没毛病。

随着卢云卸任，勐海茶厂踩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是我们在这里按下暂停键，继续同步卢云的故事，毕竟卢厂长后面的故事更让人唏嘘。

卢云卸任之后的两年，依旧担任着勐海茶厂党委书记兼副厂长的工作。后来，他主动要求调离勐海茶厂，到云南省外贸厅的一个下属公司工作。即使不在勐海就职，卢云对勐海也具有非凡的感情，面对07年普洱大跌，卢云也面对媒体站队大益：“‘大益’的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当茶价涨到某个高位，没有人再以更高价格购买时，价格回调就在所难免，这也是市场的一种理性回归。然而，这样一种正常的价格回落现象，却被部分媒体频频加以“崩盘”、“缩水”等词。在卢云看来，这背后必然有一只看不见的利益“黑手”。

作为后人，一边感叹卢云的高瞻远瞩，一边感叹市场的宿命，总是在轮回。

同样是2007年，卢云与陈晓玲，雷兴勇一同创办起了上乐茶叶，因为是借资注册，账上的1000万元在注册之后便被转走，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三名合伙人以“非法集资”的形式，一边以高提成招募业务员，一边由业务员向社会大肆进行虚假宣传，谎称上乐公司实力雄厚，并极力宣扬卢云作为上乐公司董事长，在茶叶界有着极高的名声，他能够保障上乐公司所生产的普洱茶品质好，有较大的收藏价值和经济效益。最可怕的是承诺除了收回投入的本金外，还可获得按合同约定的7%至51%不等的高额利润回报。但那一年，普洱崩盘了在2007年4月至2008年1月九个月时间，上乐茶叶与406人签订了茶叶购销合同637份，共骗取集资款1080万元，并将集资款挥霍，直至东窗事发，卢云与陈晓玲玩起了人间蒸发，留下一堆烂摊子给雷兴勇，这也让雷兴勇挨了不少的皮肉之苦。

· 网传卢云照片，未考证

2010年，陈晓玲与卢云被捕归案，三名曾经的合伙人再度见面，雷兴勇因背黑锅，与二人已是水火不容，三人在法院互相推卸责任。严重拖延了庭审时间，最终，一审结果认为，三人虚报注册资本罪、诈骗罪成立，两罪并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三人不服上诉，二审的结果认为，三人罪名没有问题，涉及卢、陈二人态度恶劣，被加刑到16年，雷兴勇则维持原判。

· 三人庭审照片

这个时候的卢云，已经53岁了，16年的牢狱之灾，意味着即使熬到出狱，也将近古稀的老叟。16年，对于社会而言，可以让科技飞速发展，对于大益而言，可以熬过8名卢云这样的厂长，对于卢云本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场无期徒刑，这一生的终点，很难再走出这厚重的铁窗了。服刑期间的卢云，真的不急了，时常伏在铁窗一侧，望向远处的天空，回顾自己的一生，从前那个年少有为的少年，人人向往的人生赢家，曾经被邹老寄予无限厚望的自己，虽然在大益的方向领导上出现了偏差，但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会晚节不保。生涯的自传是没有机会了，直到2020年末，才会有个叫做Mr茶不多的人，重新回顾他大起大落的一生。这一切是因为贪婪吗?欲望吗?卢云将用剩下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已经不重要了。2014年，服刑仅4年卢云因病去世，享年57岁。

彼时，海湾茶业的空旷总经理办公室，邹炳良是否会泡上一壶卢厂长的经典作——7262，再次将两盏茶杯对立而放，想到14年前的那一场会谈，想到那个被自己寄予厚望的年轻人，邹老必然少不了一声叹息。

· 暮年邹炳良

现阶段的材料，大部分都会隐去卢云卸任之后的故事，但我选择保留，陈述事实，没有人是一帆风顺，也没有谁一辈子都正确，功过无常，才是人生，这样的卢云，难免被打上晚节不保的标签，但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作为一个人最真实的一面，也希望卢云的一生，能起到更多警世的作用。

以上，卢云的故事告一段落，让我们回到茶厂这边，1998年，茶厂已经来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但凡一个稍微懂茶的人，都不会乐意接手这块烫手的山芋。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力挽狂澜。西双版纳自治州脑洞大开，大腿一拍，决定另辟蹊径，既然懂茶的不愿意接手，那我们找个不懂茶的来!

于是，政府的一纸批文，寄到了「中外合资云南振思铁合金厂」党支部书记处，收信人叫阮殿蓉，一名回族女性，毕业于云南政法专科学校法律系和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研究生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读EMBA学生。于婚后辞去了“律政俏佳人”的工作，随丈夫安家勐海，享受着相夫教子的乐趣，过着精致的小女人的生活。

· 阮殿蓉

然而随着委任状的认命，阮殿蓉不得不接过勐海茶厂这个烫手的山芋，这个时候的阮殿蓉，不过30岁，虽然出身茶叶世家，但是家里并没有强制她学茶，所以，阮殿蓉是一名标准的茶叶小白 ，连红茶绿茶都分不清。置身于勐海茶厂数百名员工之中，年龄小于阮殿蓉的，不过了了10人。大家不妨联想下周遭30岁的女性，大多然后将她们联系成茅台厂长，这必然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不难想象，当时有多少人等着看阮殿蓉的笑话。

阮殿蓉上任之后，一边恶补专业知识，一边提出了三个理念：

重建勐海茶厂的企业文化、

重塑勐海茶厂的企业形象、

重铸勐海茶厂的企业精神。

“初到勐海茶厂时，整个茶厂的生产规模为7500吨，实际产量为3000吨左右，以滇红、滇绿为主，当时的普洱茶产量只有600吨到800吨，只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阮殿蓉面对的现实是，全厂账面上只有8000元，欠茶农的茶款达1590多万元，乡村的收购单基本都是白条。无奈，阮殿蓉带领三个人，利用12天的时间，跑遍了勐海茶厂的东北、西北、华南市场。这一跑让她发现了勐海茶厂的怪现象：“红茶及绿茶每生产1公斤要亏损1到2元，产量却很大，普洱茶略有盈利，却生产得少，出现供不应求。”

经过一番考察，阮殿蓉立即停止生产滞销的红茶、绿茶，并将红茶、绿茶车间改造成普洱茶车间，为此后勐海茶厂扭亏为盈打下了坚实基础。

1999年，恰逢云南99世博会，阮殿蓉董事长当时担任国有勐海茶厂企业法人，为响应政府号召，提高食品生产质量，阮总向国家相关单位提交了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申请。随后在抽检勐海茶厂布朗山基地原料时，发现地上有使用过的农残包装物，德国认证专家因此一票否决了勐海茶厂有机茶认证申请。阮殿蓉报以专家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同时，决定与当地乡政府进行对接，用班章基地去申请有机茶许可认证。检测资料收集完成后，班章基地通过了所有检测环节，拿到了有机茶认证。于是，“大白菜”成为了班章有机的标志。众所周知，有机认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食品质量管理体系最高的认证，适用于所有食品，而国有勐海茶厂是茶界里第一个取得有机茶认证标志的企业。

在阮殿蓉看来，勐海茶厂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制茶企业，生产了不少号称“茶中之茶”的普洱茶精品。也就是说，茶厂本身并不缺乏一流技术人才。于是，为了能将一些传统制茶工艺传承下来，阮殿蓉返聘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制茶师傅传经送宝，并请云南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台湾著名普洱茶文化专家邓时海教授授课。此外，阮殿蓉不仅组织人撰写以勐海茶厂为主线的第一本云南普洱茶专著《普洱茶记》，而且在云南电视台做了专题宣传片《普洱茶香勐海之上》，从文化上大大提高了勐海茶厂的知名度。终于在2001年，勐海茶厂在她手中扭亏为盈，并在当年实现了10年以来最好的业绩。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02年1月，仅仅4年之后，阮殿蓉急流勇退，断然辞去了勐海茶厂厂长一职，离开勐海茶厂。阮殿蓉来到昆明，“照我的想法，在昆明我可以更加从容地去挑选一项工作，宁静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可是，在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法律诉讼工作后，阮殿蓉也难以割舍对普洱茶的追求，对邹炳良老先生退休后的寂寞感同身受，因此，本着对普洱茶行业发展前景的看好，阮殿蓉在那年的6月，在昆明创办了云南六大茶山有限公司。

离开勐海18年后的今天，阮女士依旧活跃在公众面前，从她偶尔更新的微博可以看出，阮女士使用着一机难求的华为MATE RS保时捷限量款，致力于“六大茶山”的宣传，用实际行动，成为普洱行业的布道者。

阮殿蓉之后，勐海茶厂迎来了第七任厂长——郑跃，关于郑跃的记载，网上大多就一句话，2002年~2004年，郑跃任厂长。在任期间，勐海茶厂的产品丰富而多样，很多产品是经销商订制茶，部分还是来料加工茶，这使得大益茶的辨认成了一门复杂的学问。无疑，郑跃带领的勐海茶厂，更像人们对卢云的期待，平淡，而又平稳。甚至连发达的网络，也难觅其宗。

再之后，2004年，之前提及的那名吴姓的男孩载誉而至。勐海茶厂也将正式以“大益”的形象走入大众的视野，当然，我们就留着下期再聊了。

摘 要：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人们每天要喝掉20多亿杯茶。然而，茶是如何获得饮料中“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复杂系列的故事情节，涉及众多“演员”，持久性的长期变化和戏剧性的转折。文章调查了茶叶是如何成为澳大利亚首要饮料的，研究了茶的社会历史，探讨了此饮料是如何塑造澳大利亚人工作、休息和娱乐生活的，揭示了茶叶如何在塑造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中发挥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的地位是如何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以及一个以“美式和平”形式的新帝国的崛起而下降。茶在澳大利亚的故事只是更加复杂的全球茶之故事的一章，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见解：那就是茶是如何纳入殖民国家建设中来的，以及作为一个受欢迎的饮料，它在21世纪未来将会如何上演。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日常生活结构中提醒我们：“日常生活是由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注意不到的小事组成……每天发生的事情是重复的，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结构。它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特点是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得以延续……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们的饮食、衣着或住宿方式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1]。茶———这种“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的小东西”———已经传播到了五湖四海，沿着古老的海陆贸易路线从中国向外延伸[2-4]。由于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发展出了不同的地方特色。

01

问茶与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也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显著的地方发生了变化。通过考察茶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可以了解茶是如何影响社会习俗、性别角色、饮食行为和工作习惯的。

1788 年，“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 (罪犯)流放地而建立，当时，这片大陆在西方被称为“新荷兰”。直到1824年，“澳大利亚”一词才正式使用。1787年，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船队从英国航行到“新荷兰”，船队载有778名囚犯 (586名男性和192名女性)，被一支大约有1500人的特遣队护送。大部分船员和乘客是英国人，但也有少数来自法国和美国的罪犯。船队行程长达24000公里，耗时250天才完成。当时，它被认为是人类移民史上组织时间最长的事件之一。

在1787年以前，英国人则将罪犯送往北美的13个殖民地。然而，美国人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在一场关于“税收和代表权”的争端中，反抗英国当局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将一批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也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当然，这些茶来自中国。英国政府需要一块新的领土来安置罪犯，而“新荷兰”则被认为是最佳的选择。

18 世纪末，茶作为一种饮料，在不列颠群岛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尽管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已经习惯了茶的味道和刺激效果。茶正成为朱莉·弗洛默所描述的“必要的奢侈品”[5]。事实上，其中一名叫瑞秋·厄尔利的乘客 (女罪犯) 因盗窃了一盎司茶叶、烟草和糖而被定罪，并被判处搭乘第一舰队发配澳大利亚。据记载，第一任总督亚瑟·菲利普曾与当地原住民领袖贝尼隆分享食物和茶，茶很快在原住民中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饮料。这一点在历史上来看，通常与糖一起食用的浓郁中国红茶在英国的茶文化中是最受欢迎的———虽然绿茶仍然占有市场份额。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茶叶是第一舰队高度珍视的非官方货物的一部分。

官方第一次正式记载了中国来访者来到澳大利亚的记录是在1818年麦世英的到来。然而，1788年的第一舰队与中国有着重要而直接的联系。这些船只，包括佩恩夫人号、斯卡伯勒号和夏洛特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进入广州收集货物茶 (该船的高级船员被允许购买大黄、肉桂、扇子、水银和瓷器作为贸易物品带回英国，但茶叶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品) [6]。从1788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往返中国的途中，经常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停留。因此，随着英国殖民地在澳大利亚的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条新路段，创造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移民和文化的新联系。

02

“甜茶”的发现：一种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茶叶替代品

早期的澳大利亚殖民地茶叶仍然是一种稀缺品，直到1792年茶才开始被出售，茶叶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且价格昂贵。因为从茶树中获得的茶叶有限，新来的人开始寻找一种当地的茶叶替代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替代植物，即甜叶菝葜———一种澳大利亚本土的撒尔沙植物[7]。这种植物以藤蔓的形式生长于潮湿的温带沿海森林的地面上。这种植物长期以来被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作传统药物。布拉德利中尉这样描述它的品质：“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植物，生长在岩石周围和林下灌丛之间，它的叶子被煮后变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饮料，并被我们全体船员当作茶来使用。”

1790 年，水手约翰·尼科尔乘坐朱利安夫人号路过悉尼，他对甜茶和它的特性如此着迷，以至于在返回英国时带走了大量的甜茶。他记录道：“殖民地有一种药草叫甜茶，它被浸泡和饮用就像中国的茶。我很喜欢它。它不需要糖，味道既苦又甜。”

为了收集茶叶，尼科尔的船在去英国的中途停留中国，把大部分剩余的甜茶卖给了中国商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此种外来植物的药用价值。这可能是澳大利亚在殖民时期向外国出口的第一件商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本土食物和采集兴趣的恢复，甜叶菝葜得以东山再起。现在甜茶正在与不同品种的茶树产的茶叶相混合，并由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和茶叶零售商出售。这是澳大利亚茶文化创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03

茶与社会生活：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发展

随着19世纪上半叶几十年的发展，英国继续发展并扩建悉尼的流放地。他们还在诺福克岛(1788年)、范迪门岛 (塔斯马尼亚) (1804年)、摩顿湾 (布里斯班) (1824年)、天鹅河 (珀斯)(1828年)、菲利普港 (墨尔本) (1835年) 和阿德莱德 (1838年) 建立了新的殖民地。除了囚犯，越来越多的自由移民也来到了澳大利亚。在1828年，罪犯占到总人口的46%。但是到了1841年的时候，罪犯就只占20%左右了。因此，在19世纪中，随着罪犯时代退居过去，现代澳大利亚人口的轮廓形成了：现代由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组成的城市化人口出现了。正是这种社会阶层的结合，形成了19世纪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基础。澳大利亚在继续与英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同时，于1901年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开始形成独立的民族认同。这是一个茶 (话) 会的时代，从最不起眼的工人聚会，到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只有受邀请才能参加”的花俏活动。在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被固定在特定的性别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茶为男女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为女性提供了管理家庭空间的机会。

1822 年，英国法官约翰·托马斯·比格向英国下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 《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状况报告》。我们从报告中得知，到1822年，最初的茶叶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茶、糖和烟草是标准的配给品。即便如此，配给的数量并不是那么慷慨。停止配给茶 (和糖) 也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方式。因此，比格报告说，茶和糖仍然被认为是奢侈品。然而，这种奢侈品却成为了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道引用了 《悉尼公报》 (1816年12月7日)：“茶和糖是罪犯膳食中经常伴随的食物，并且是下层阶级移民餐桌上的常客;但是牛奶和蔬菜却只给上层阶级供应。”[8]

此时，在英国及其全球的殖民地中，茶和糖的结合已成为各行各业人们饮食中稳定的一部分[9]。1840 年至1860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增长了一倍;1860 年到1880年增长了68%，澳大利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茶叶市场。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福州对澳大利亚的茶叶出口翻了一番多，从370万英镑增加到970万英镑[10]。事实上，澳大利亚曾一度是世界上饮茶最多的国家。彼得·格里格斯估计，19世纪30年代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人均茶叶消费量接近4.5公斤，19世纪40年代上升到5.0公斤[11]。

随着茶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大英帝国人民的首选饮料，它已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习俗之中。茶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而舒适的饮料，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全球贸易经济的一部分。饮茶还成为了一种社会区别的标志。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消费茶，他们眼中茶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他们通过用一种隆重的方式提供并享受茶，以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大量工人阶级所享用的茶被视为从日常劳作中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添加了糖和牛奶的茶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茶和咖啡等饮料中添加糖是很正常的。相反，考虑到英国人喜欢所有甜的东西，茶里不放糖就太奇怪了。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中描述了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写道，除了肉类 (在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情况下) 和蔬菜 (尤其是土豆) 的基本饮食之外，“作为佐餐，人们通常都喝淡茶，也许是茶加一点糖，牛奶，或一些烈酒。茶之于英国乃至爱尔兰，正如同咖啡之于德国一样不可或缺。一个地方越不喝茶，那么那里就越贫困”[12]。

饮茶的发展对两性关系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和传统的中国一样，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男女也经常被隔离。男女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两种角色之间界线鲜明。事实上，在我们这里讨论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参与公共饮酒领域是与女性的“良好声誉”不相符的。因此，茶成为了连接女性们社交纽带的重要饮料。在茶 (话) 会上，人们在喝茶时会吃蛋糕、三明治和其他美味佳肴，这已成为男女在适当认可的环境中进行互动的常见方式。

这些茶 (话) 会发展成了“茶餐”和“下午茶”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规则和礼仪都是围绕着这些社交喝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茶餐和下午茶最早出现在英国，并迅速传播到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茶餐和下午茶有什么区别?茶餐中的“茶”更多地与用“茶”的意义有关，意思是“晚餐”，而不是饮用茶的集体活动。茶餐是19世纪工人阶级的一种习惯。下午茶可以是一项盛大的活动，主人发出邀请，拿出最好的茶具，并为这一场合盛装打扮。然而，在加班时，下午茶也变得不那么正式了，可以简单地指下午喝茶的休息时间。茶餐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地与优雅的中产阶级社交聚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工人阶级晚上的一顿饭。茶的习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澳大利亚的饮茶也与大英帝国的观念紧密相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茶是一种民族饮料却来自中国———这一直是英国政治家、商人、作家等人的痛处。正如朱莉·弗罗默所写：“然而，将茶视为一种英国国内商品引发了人们对将国内生活和国家认同的理想建立在来自中国的外国产品上的担忧———尽管英国试图渗透打入这个国家，但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对英国人来说仍然是未知……同时英国人将中国视为‘他者’。使用亚洲的茶来培养英国的国家认同感，这可能会瓦解国家认同感赖以形成的差异。”[5]

为了打破中国对茶叶生产的垄断，也为了打破“中国”和“茶叶”之间的认同联系，英国东印度公司热衷于在英国殖民地内建立茶叶种植和生产产业。为此，苏格兰园艺学家和冒险家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50年代被派往中国“获取” (即“窃取”) 茶树、种子和技术[13]。印度和锡兰 (斯里兰卡) 的茶园通过现代工业规模化经营，大幅降低了茶叶的价格[14-15]。据估计，在1897年，整个大英帝国共消费了8000万杯茶。19世纪初，英国和澳大利亚消费的大部分茶叶来自中国，而到了19 世纪末，茶叶则来自英国殖民地内部。这就标志着茶叶与中国的联系被显著地切断了。当然，当时澳大利亚也有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也从中国带来了自己的茶，其中一些还卖给了当地的白人殖民定居者。

04

流浪者和比利茶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茶文化最具标志性的东西之一就是“比利”，由此衍生出“比利茶”。“比利茶”无疑是澳大利亚对世界茶文化最独特的贡献之一。澳大利亚比利是一种金属容器。这种金属容器最初被用于在开往澳大利亚的船只上运输咸牛肉。到了19世纪晚期，它成了澳大利亚乡村生活的代名词，在那里，它被用作在篝火上的烧水和泡茶的器皿[15]。

在19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放牧，对剪羊毛和其他农业活动的季节性劳动力的需求稳步增长。剪羊毛的工人从一个绵羊站走到另一个绵羊站，从一个剪羊毛棚到另一个剪羊毛棚通常需要步行走好几天。这些流动工人被称为“流浪者” (Swagmen)。其中的“swag”指的是铺盖卷———里面还包含了他们的个人物品。毫无疑问，其中最珍贵的是上文提到的茶叶、烟草和糖这3样东西。这里面还有面粉———是制作“丹波面包”的关键，这是一种简单的“澳大利亚土著面包”，是用篝火的热炭烤制而成的。澳大利亚的农村是人们常常饮用比利茶的地方———意味着这是一项非常男性化的活动。而在家庭环境中，女性支配着茶———特别是通过早上和下午的茶 (话) 会。而男性支配着“丛林”中的茶，尤其是在流浪者的生活或其他形式的乡村劳动中。

在中国，备茶通常是在茶壶或其他类似的设备放入茶叶，然后把热水倒入其中冲泡茶叶。流浪者就无法享受这种“奢侈”了。

《丛林流浪》 这首歌最早由帕特森于1895年创作，它的首节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他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老比利在沸腾。”这首歌非常流行，到1903 年，它已经被用来销售一种特殊的茶品牌———果不其然是：比利茶。《丛林流浪》 是一首深受澳大利亚人喜爱的歌曲，它经常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国歌”。事实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更有可能知道 《丛林流浪》 的歌词，而不是澳大利亚的官方国歌 《前进的澳大利亚》。

05

茶与酒：禁酒运动

在唐朝，茶不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文学、宗教和文化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4]。在唐代茶兴起之前，酒在重要的社会仪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乃至当代，酒和社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茶的兴起与禅宗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茶被看作是酒的替代品。茶也能“醉人”，但即使一个人大量喝茶，也不会出现酒那样的负面作用。

公元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篇描述“茶酒争功”的文章[16]。在这场辩论中，“酒先生”和“茶先生”给出了他们的理由———为什么自己作为饮料最好而另一种不好。“茶先生”将自己与一类新兴的佛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茶是圣人、皇帝和前贤首选的灵丹妙药，茶可以消除困顿和疲劳，而且没有有害的或尴尬的副作用。与之相比，“茶先生”认为“酒能够拆散家庭，破坏家园，通常会导致淫荡和堕落的行为……而你，酒先生，会让人喝醉和糊涂”。人一喝酒，话就多了。对于大街上的普通人来说，至少70%的饮酒者是被朋友背回家的。最终，“水先生”的出现提供了第三条出路———“茶先生”和“酒先生”都不是辩论的赢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唐代佛教的兴起，一种提倡节制和避免饮酒的新话语正在形成。茶被认为是酒精饮料的最佳替代品。禁酒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它首先提倡适度节制饮酒，到19世纪后期就转变为完全禁止饮酒了。与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从未采纳过全面禁酒令。即便如此，关于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负面影响的辩论还是使人们注意到了酒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无论是好是坏。

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继承了英国的饮酒习俗并形成了浓厚的饮酒文化。人们饮用各种酒精饮料，如杜松子酒和啤酒，而朗姆酒在殖民时期则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朗姆酒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硬币短缺的时候成为了一种货币形式。事实上，据报道，澳大利亚发生的唯一一场军事政变就是由朗姆酒短缺引发的。因此，它通常被称为1808年的朗姆酒叛乱。

然而，对于茶是一种健康的饮料这一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特别是在大量饮用的情况下。杰西卡·奈特在她的研究中叙述了以下内容：“1893年，一名在悉尼工作的医生与悉尼科技学院的一名烹饪讲师合著了一本书，名为 《澳大利亚的生活艺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菲利普·穆斯基特博士写道：‘肉店里的肉和茶的消费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需求，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他进一步评论了茶的过度消费，表达了他对女性‘在这方面超出了所有节制的界限’的担忧。按照他的专业观点，由于饮食中过量的茶，女性变得‘苍白无力’，肌肉变得‘柔软松弛’，神经系统‘受损’。”[17]

19 世纪中期，禁酒运动对于除了酒吧之外的非饮酒场所的建立起到了推广的作用。19世纪末的时候，这些场所变成了茶室。这一趋势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广泛的复制，到20世纪初，茶室已成为城市景观中的普遍特色。茶室最初是由教会或禁酒组织提供给公众使用的非商业场所。到了后来，它成为了一种商业企业，类似于咖啡馆或咖啡厅。

对于女性来说，茶室是一个安全而合适的空间，可以在家庭范围之外进行会面与社交。茶室象征着现代、时尚，昭示着帝国与茶之间的联系。有些茶室非常大，大到足以容纳多达300多人。里面有着当时的新发明———如电梯和热水水龙头。最好的茶室位于城市的黄金地段，在这里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景色，还有新潮时尚的装饰。被女性所管理的茶室并不罕见，考虑到这一时期女性在家庭之外有限的劳动机会———所以说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

在澳大利亚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反对饮酒的争论。无论是完全禁酒，还是只在特定场合，茶通常都是酒的首选替代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茶作为头号非酒精饮料的地位正在受到其长期竞争对手———咖啡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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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衰：当代澳大利亚的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茶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在澳大利亚城市的工厂和办公室中雇佣着在早上和下午茶的时候推茶车的茶女。茶和饼干通常由公司免费提供，但有时会从工人的周薪中扣除一小笔茶费。同样，在以男性为主的工地，如建筑工地、铁路调车场和剪羊毛站，比利小子用比利为工人煮茶。他们通常在上午11点准备茶点，因此这种茶点就被称为“午前茶”。20世纪60年代，随着更为正式的培训贸易工人学徒制度的实施，比利小子逐渐被淘汰。无论如何，当今在澳大利亚,他人不太可能为你提供“一杯茶”喝。你也找不到茶女和比利小子。这么多老的茶文化已经处于消失或过渡状态。

现代茶包最早开发和销售于20世纪初。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茶包才开始流行起来。一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茶叶公司开始推广茶包，它就很快地取代了散装茶叶，成为人们泡茶的首选方式。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茶包是人们喝茶最普遍的方式。

为什么茶包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二战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独自饮茶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毫无疑问，人们总是视自己的便利而选择饮茶时机为自己备茶。然而，正如我们从上文中对澳大利亚茶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茶的消费一直与社会互动紧密相连。这就是我所说的“茶交际”。然而，二战后经济向消费资本主义的转变更加强调“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二战后的社会一直强烈关注于创造和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个人消费者的欲望。在这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现代消费时代更加崇尚便利。例如，在现代工作环境中，以前一起喝“下午茶”的做法已经几乎像恐龙一样灭绝了[18]。相反，在紧张的工作压力下，办公室职员会用茶包冲泡他们“自己的”茶，并迅速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内部的茶，邀请家人和朋友参加更正式的“下午茶”的做法也基本上消失了。

澳大利亚的茶消费不得不与咖啡和咖啡厅文化的兴起相抗衡。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简称ABS) 的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末，澳大利亚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超过1千克。相比之下，茶叶仍以人均2公斤的价格领先 (在20世纪的高峰时期，1928 年人均茶叶消费量为3.6公斤) [19]。到了20世纪10 年代，澳大利亚统计局在其“2011/2012年澳大利亚健康调查”中报告称，“最受欢迎的饮料是水 (87%的人消费)、咖啡(46%)、茶(38%)、软饮料和调味矿泉水(29%)以及酒精饮料(25%)”。咖啡和茶消费的这种戏剧性转变需要一些解释。

19 世纪，咖啡首次出现在澳大利亚。它与禁酒运动，并且和以图与提供酒精饮料的酒店竞争而建立的“咖啡宫”密切相关[20]。然而，考虑到咖啡在没有合适的设备的情况下更难煮，茶并不会因此而丧失民族饮料的殊荣。事实上，一直到20 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之一。然而，随着1929～1933 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茶的消费量开始稳步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茶在澳大利亚的兴衰反映了大英帝国的兴衰，正如咖啡的日益流行反映了美国消费现代性的吸引力和美式和平的兴起。从人均每年300克的低起点开始，咖啡消费量在二战期间增长了3倍[21]。

这种增长部分与二战期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有关。1942年至1945年间，100万美国军人来到澳大利亚，而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700万。美国人带来了咖啡文化[22]。战后，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咖啡的兴趣，1948年跨国饮料公司雀巢公司推出了速溶咖啡———此种名为雀巢的产品获得了巨大成功。速溶咖啡反映了澳大利亚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由此兴起———这种经济是以个人选择和便利为中心的。这也反映了美国现代性的吸引力日益增长，以及澳大利亚与大英帝国联系的减弱。苏茜·哈米斯认为速溶咖啡的流行“与澳大利亚生活方式选择的变化有关”，喝茶的习惯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遥远殖民前哨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每天都提醒着我们，很多人仍然把伦敦视为国家的文化首都;速溶咖啡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更微妙的文化品味”[23]。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仍然消费了很多茶。近年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直是最坚定的饮茶倡导者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会说普通话的总理，陆克文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2011 年8月23日，陆克文被宣告为川宁澳大利亚下午茶挑战赛的冠军。这是英国著名茶叶公司川宁的营销活动。川宁邀请了150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知名人士，共同设计出一种独特的混合茶，以体现澳大利亚人的性格和口味。混合茶的原料由川宁提供，并由澳大利亚民众投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一款。陆克文被宣布为最后的赢家，他的川宁混合茶在2012年全年都可以买到，其中混合了川宁爱尔兰式早餐茶、俄罗斯商队茶和柑桔香红茶。比赛以选择慈善机构的权利替代奖金，即每一笔茶的购买就会向这个慈善机构捐赠10澳元。陆克文选择了一家致力于动物保护和福利的知名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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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从这件轶事可以明显看出，即使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饮茶者，每天也没有多少机会接触来自中国的茶。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茶在构建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和日常生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人们对某些中国茶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绿茶。近年来绿茶由于其药用特性和对健康的益处而得到推广。与此同时，“珍珠奶茶”在澳大利亚经历了戏剧性的增长，尽管这种饮料并不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有过量的糖和其他化学添加剂)。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人们已经迈出了远离工业化食品和商业化食品消费的步伐，比如“慢食运动”和“手工食品运动”。这两场运动都试图让人们注意到食品的来源和生产方式。他们试图重新引入食品社交的形式，重建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并试图在我们的饮食方式和内容上重新建立一个社会消费和真实性的场所。

我相信同样的哲学也适用于茶的消费。我们还应该鼓励茶的消费者，使其更加了解他们所饮用的茶之来源。你的茶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做的?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将引发一系列关于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公平贸易的伦理关怀。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也坚信，中国的手工茶和传统茶生产商之间可以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饮茶者建立直接的联系。茶有着丰富的历史和跨文化交流传统，可以成为开启中澳对话的完美媒介。(作者：Gary SIGLEY (加里·席格伦) 安倬霖)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43卷总第249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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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坤冰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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