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是国人最爱的饮料之一。乾隆爷曾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没茶啊。国人爱茶，在喝茶过程中，生成出不少茶文化。品茶，是茶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精彩部分。
今人品茶，主要品茶色、茶味、茶香、茶形，通过上述四品来品赏茶韵。然而，这品茶最初并不是品茶，而是斗茶。
斗茶，古时又称「茗战」。蔡襄《茶录》中说，斗茶之风很早便由贡茶之地建安兴起。建安生产大量的好茶，是贡茶之地，每年，都要向宫里贡茶。然而，选什么样的茶贡献给宫里？建安人有建安人的做法。他们通过斗茶来选贡茶。初期，斗茶只是「试茶」。蔡襄《茶录》中说，建安北苑诸山，官私茶焙之数达一千三百三十六，制茶者造出茶来，首先要比较高低，于是相聚而品评。这就是斗茶的雏形。
武夷茶,在历史上是福建及建州茶的主要代表,其历史悠久，在唐代已有文字记载。但是茶圣陆羽的《茶经》却没有记述建州之茶。只在《茶经》“八之出”中写到：“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今广东韶关一带)、象州(今广西象县一带)”，并说“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由此看出，陆羽只知岭南有茶，并未对其品第评论，后人以此断言陆羽未到过福建。近几年来，笔者读到有关资料，认为可以推定陆羽到过福建之武夷山。
其根据是宋人张君房于天禧三年(1019)所编著的《云笈七签》，该书卷九十六中有陆羽《武夷山记》的记述，题为《人间可哀之曲一章并序》。文曰：“太子文学陆鸿渐所撰《武夷山记》云：武夷君地官也。相传每于八月十五日大会村人于武夷山上。置幔亭、化虹桥，通山下村人。既往是日，太极玉皇太姥、魏真人、武夷君三座空中，告呼村人为曾孙，汝等若男若女呼座。乃命鼓师张安凌槌鼓，赵元胡拍副鼓，刘小禽坎苓鼓，曾少童摆兆鼓，高知满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师鲍公希吹横笛，技师何凤儿抚节板。次命玄师董娇娘弹箜篌，谢英妃抚掌毕篥，吕阿香戛圆鼓，管师黄次姑噪悲栗，秀琰鸣洞萧，小娥运居巢，金师罗妙容挥撩铫。乃命行酒，须臾酒至，云酒无谢，又命行酒。乃命歌师彰令昭唱人间可哀之曲。其词曰：‘天上人间会合疏稀，日落西山兮鸟归飞，百年一响兮志与愿违，天宫咫尺兮恨不相随。’”这是武夷山“幔亭招宴”故事的最早记载。所憾该记原文已佚，只见后人的摘引。如唐李商隐(813-858)《题武夷》：“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箫鼓当时回。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引的就是“幔亭招宴”的典故。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中，对此诗的注释即据陆羽《武夷山记》。
400多年后，宋人祝穆(？-1256)在其《方舆胜览》“建宁府”卷也有此记，虽有略加铺陈，但情节与之大体相同。祝说此系来自“古记”，但据今人推断，当源自陆之《武夷山记》，因为至今尚未发现类似的志记。笔者认为上述大段文字应是陆羽亲历随记，因为从《茶经》中可看出陆羽治学严谨，对未涉足之处的茶叶，均不作评第，自然也不会道听途说而撰写《武夷山记》。
综观上述，说明陆羽曾到武夷山。但为何其《茶经》没有写到建茶或武夷茶呢？福建学者林漱峰也据此记认定陆先生到过武夷山，至于他对“建茶未详”，主要是“谅当时建州茶初期未盛，故未述其名。”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从陆羽年表及有关资料说明，陆羽是在其《茶经》刻印后，才到武夷山的，故《茶经》上未能见述。
有陆羽年表称，唐天宝十一年(752)起，羽周游江南各地，考察茶事，于上元二年(761)完成《茶经》书稿；也有人认为《茶经》成书于唐建中元年(780),如姚国坤先生说：“唐大历十年(775)陆羽又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对《茶经》初稿中的‘七之事’进行增补修订,至此《茶经》一书遂成定稿，五年后（780）付梓出版，流传于世。”陆羽于唐建中四年（783）51岁（也有说在785年，53岁）时，离开湖州（今浙江省内）移居信州（今江西上饶），“择地府城北广教寺（后改茶山寺，现为上饶一中校址）建宅隐居,次年山舍落成,羽环居植茶,晨昏培育。并凿石得泉，后世称陆羽泉。”
武夷山北距信州府治只百公里之途，其境内的碧水丹山此时已为朝野所知，并被封为“名山大川”，文人雅士络绎而至。陆羽当在居信州时游历武夷，并写下了令后人千般寻觅的《武夷山记》。
另外，从陆羽行踪中还看出，羽在贞元五年（789年）57岁时，还应好友、岭南节度使李复之请，在其府内当幕僚，时达两年。岭南一些地方志也有陆羽史迹的零星记载，如《舆地碎目》、《粤东金石略》载：“乐昌县泐溪‘枢室’为陆羽尝水至此而得名。”可见陆羽在岭南期间考察了不少山川胜地，了解茶事水品情况。在这里同样会使人们产生疑问：陆羽既然在岭南李府为僚，且“了解茶事水品情况”，为什么在其所著《茶经》中却说……“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笔者认为，这与《茶经》中未记武夷茶却有《武夷山记》当是一个道理,因为陆羽也是在《茶经》付梓刻印后才到广东供职的。因此《茶经》中对建州之武夷茶、韶州之茶未作评述，是自然之事。
鸣谢：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在此表示感谢！
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正文共： 15589 字 12 图
预计阅读时间： 45 分钟
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为了攻破对武夷茶史的种种唯心论者的曲解，特写《武夷茶三起三落》——武夷茶起源考证。发表在广东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广东茶叶科技》1984年第四期。还我武夷茶史真实面貌，引起全国茶业工作者的重视。尤其是福建茶叶学会通告全省会员共同研究这篇文章，至今已有十年之久了。
1992年武夷山市成立岩茶总公司，为建立《东方茶城》打基础，1993年又要举办第三届岩茶节，为大力发展岩茶产销，筑成千古不灭的坚固基础。特写《武夷茶四起永不落》庆祝纪念。
陈椽先生手迹
武夷茶起源初释
北宋范仲淹诗：“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表明武夷茶为天下茶之冠，名闻全国。从“仙人古栽”做文章，追根可及源。结合茶树从原产地传至全国的历史研究。早则在汉朝就有。西汉初期，“萧何答汉高祖问，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西汉末年，王褒《僮约》记载，既要家僮煎茶，又要去武阳初级市场买茶市集中的成都中级市场出卖，西汉末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
东汉华陀《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华陀是江淮两岸名医。当时茶叶已是江苏、安徽的普遍饮料了。
迟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武夷茶最早被人称颂，则在南北朝齐时（479-502年）。清朝闽北蒋衡在《晚甘候传》追述武夷茶史说：“先是森伯之祖，尝于王肃善”。据这篇传记记载：晚甘候是武夷茶之名，表字是森伯。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关于森伯二字的来历，宋朝陶谷的《苑茗绿》说：“汤悦有森伯颂，盖茶也，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四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者，谁能目之”。从这篇文章体会，森伯之意是来自品饮武夷茶后的人体感觉，森伯是超群的好茶，要能体会森伯之意，非熟练地评茶者不能。
宋朝熟知茶事的叶清臣在《述煮茶小品》说：“王肃癖于茗饮”。说明王肃可算得“熟夫汤瓯境界者”。王肃的父亲王奂在当时（479-502年）齐的国都建业（今南京）任尚书右仆射（中书郎，宰相的助手）很可能得到进贡的武夷茶礼品。由此可表明，武夷茶约在一千五百年前就以晚甘候之名而闻于世，那么武夷茶的起源时期更早于此。
公元二世纪，茶树已从原产地沿长江进入四川的泸州（泸县），然后分路流传到东南各省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到了南北朝，东南各省茶叶生产丰盛，促进佛教的推广，佛教推进茶叶生产发展。俗谓“茶佛一味”是至理名言。
如从“武夷茶”三字考证，则至唐朝的史书中也很少看见。武夷茶始于唐朝之说不可慎也。按我国茶叶生产到二世纪，由西南向东南推进，武夷山早该有茶了。据史书记载，武夷茶在六朝时已颇有名气，得行家尝识。但当时武夷山交通不便，崇安尚未设县，属建阳管辖，离崇安南三十里的武夷山，更为一般人所不知。加之文人的形容渲染，或以误传误，使武夷茶名久未显露。直到宋朝以后，崇安建县，武夷茶的名称才渐渐为人所知。
武夷茶发展时期
唐朝建茶（含武夷茶）未普遍见闻，故陆羽《茶经·八之出》说，福州、建州等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到了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年）孙樵的《送茶焦邢部书》说：“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之”。从此说明，武夷茶在当时已作为馈赠珍品了。
唐天宝七年（748年）封天下名山大川，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申采樵之禁，历至五代。限制了武夷茶的生产。唐时，江淮茶区大至发展，交通方便，流通各地。武夷茶区所能提供甚少，自然就无名了。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武夷茶在唐朝时少闻。
北宋是我国制茶技术变革时期，民间斗茶风俗盛行。名茶很多，仅贡茶就有数十种。当时的建茶、北苑贡茶，以品质日异翻新，而能在“斗品充官茶”的风浪中，盛行北宋半个世纪之久。武夷茶作为北苑贡茶的一部分，虽然被声势浩大的建茶、北苑贡茶所掩盖，但由于北苑茶的兴旺，技术和品质的不断更新，推进武夷茶的发展。所以，至元朝北苑贡茶衰落，而改贡武夷。
明朝王应山的《闽大记》说：“茶出武夷，其品最佳，宋明制造充贡”。表明武夷茶为宋时北苑贡茶的一部分。明朝何乔运的《闽书》说：“宋时贡茶制造品式多端，而皇朝武夷不过贡茶斤耳”。当时武夷茶属建茶的一部分。正如《崇安县志》记载：“宋时贡额尚少”。
武夷茶自宋始渐闻其名。宋朝的苏子瞻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渭）后蔡（襄）相宠加”。这两句话，是说武夷茶专门为贡茶。宋朝的徐珂在《可言》里解释武夷山名的由来说：“相传昔有神人武夷仙居此，故名。”作为“武夷仙人从古栽”的注脚。这些记载说明，由于宋朝武夷茶的发展，武夷茶名声日渐扩大，为人们共同认识，至元朝方才封为贡茶。
元朝武夷蒸青贡茶一起一落
所谓起落，“起”是兴起，“落”是衰落；衰落未必至于灭亡。有的名茶至今尤存，有的名茶，改进制法，尤以新“面目”出现。
宋末，北苑蒸青贡茶衰落，武夷蒸青贡茶兴起接替。元朝大德年间（1302年），浙江省平章高兴始采制充贡，设御茶园于四曲。造喊山台，通仙井在园边。设官采制贡茶。每年到惊蛰，有官为文致祭。祭毕，敲锣打鼓，台上扬声同喊曰：“茶发芽”，井水既满，用以制茶上贡，共九百九十斤，制毕，水遂浑浊而缩。
宋朝贡茶，都是碾碎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茶，采茶芽进贡。其品类有四种，一曰探春、二曰先春、三曰次春、四曰紫笋。宋、元贡茶都是蒸青团茶，到明初，武夷山才罢蒸青团块贡茶，而改芽茶进贡。
在立春以前，采制芽茶进贡，叫探春。立春以前，茶芽未萌发或萌发很少。茶农从早到晚跑山一天也采不到茶芽。受不了压迫剥削，纷纷砍掉茶棵，导致茶园荒芜。贡茶免不了，不得不采制延平（今南平）茶冒充武夷茶。品质低下，武夷真茶久绝。贡茶只能供宫中洗濯瓶盏之用。武夷贡茶至此已衰落了。武夷茶自十三世纪末开始进贡，到十四世纪末一起一落，经历了约一百年的历史。
武夷蒸青贡茶的灭亡，其原因有三：一是，受贡茶之害，使得茶山枯荒，茶农离家外逃；二是，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遍采春芽三月内，搜尽深山粟粒雪。官令禁绝民蒙惠。当时的茶农除了每年贡新茶和受地方官吏的敲诈外，还要负担喊山祭费，也不得不购自他山茶，以输官茶。茶山枯荒之原因，遍采春芽三月内，凡岁九百九十斤，大大摧残茶芽生长，久而久之树死山荒，无茶进贡，不得不罢御茶园，改贡延平；三是，炒青技术兴起，品质比蒸青好。这就是蒸青贡茶在中国茶史中的一起一落史。
陈椽先生手迹
明朝武夷小种红茶二起二落
武夷小种红茶，二起于明朝中叶，而衰于清朝初期，历经一百多年，是明朝突出产品。武夷山自从安徽传入松萝制法后，则蒸青绿茶改为炒青绿茶。由于炒制技术和品质都不如国内其它产品，销路不好。武夷山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创制小种红茶，输出国外，扬名国际市场。外国人争购小种红茶。于是全国大兴红茶生产。小种红茶制法，走向绿茶相反，鲜叶杀青改为晒青（萎凋）后揉捻，转色后过红锅，复揉重焙后，薄摊在水筛上过夜，翌早拣梗，簸除碎片，复火后即成毛茶。制法繁复，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为萎凋、揉捻、转色、干燥，创制工夫红茶。简化鲜叶加工，繁复毛茶加工，故名工夫红茶。工夫红茶一经出口，亦名振世界，很快掀起了工夫茶热，于是小种红茶落，工夫红茶兴起，这就是武夷小种红茶在中国茶史中的二起二落史。
据史书记载，约在十五世纪初，武夷山就有炒青绿茶的制法。十六世纪前，就有小种红茶制法了。而盛于十七世纪初。据崇安县令陆廷灿1734年写的《续茶经》中引《随见录》说：“凡茶见日则味夺，惟武夷茶喜日晒。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遂选择其背上有白毛者，另炒另焙，谓之白毫，（国外称红茶为白毫，由此而来。）又名寿星眉。据此，武夷山小种红茶约在十六世纪前已兴盛了。
武夷小种红茶极盛时期，大约在1700年前。植物分类学家林奈在1763年再版的《植物种类》一书中，就误认为武夷星村小种红茶是武夷变种（Varbohea），以武夷变种代表红茶的品种。说明当时星村小种红茶在国际市场上极负盛名，人人周知。当然小种红茶创制年代远早于林奈写在书中的年代。
武夷小种红茶的衰落，约在十八世纪中叶。武夷小种红茶制法传遍福建各县。咸丰年间，福安县坦洋村的姓胡者在小种红茶的制法上加以改进，创制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西欧，颇受欢迎，获利甚厚。政和、福鼎相继仿效，改制工夫红茶，大量出口，号称三大闽红。在国际市场逐渐取代小种红茶，著名于世。1876年工夫红茶制法传到安徽祁门，试制成工“祁红”，以其自然条件和品种适制红茶，品质超过闽红，亦扬名于国际市场。自此，“祁红”兴旺，声名大振，大量输出国外，而武夷星村小种红茶衰落。
清朝武夷青茶三起三落
这里所说的青茶三起三落，主要是指武夷岩茶，兼及闽北建阳、建瓯的奇种、水仙、乌龙等茶树品种所采制的成茶。有些人把武夷茶与武夷岩茶划等号，凡历史记载的武夷茶都以为是指武夷岩茶。是食书不化，不会运用辩证法比较分析是非，搅乱茶史特大的二大错误：其一，把小种茶、工夫茶、花香……等等，都误认为武夷岩茶了。其二，根据其一发展到明朝就有武夷岩茶制法。这两大错误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不是唯物论还是陷入唯心论的泥坑里。花香是小种红茶、工夫红茶的副产品；又是武夷岩茶的正产品之一，一名两解才是正确的，不容搅乱茶史，此其一也。
据明朝徐渤《茶考》、清朝周亮工《闽小记》的记载，改贡延平半岩茶也是武夷蒸青团茶，不是武夷岩茶。明朝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禁止蒸青团茶，改贡芽茶，很明白说明不是武夷岩茶。
据《闽小记》和《鼓山志》以反徐渤《灵源雨茗》和谢肇制中的《采茶曲》记载，鼓山半岩茶都是炒青绿茶。总之，岩茶不冠武夷，武夷不连岩茶都不是现在所指的武夷岩茶。如以字论史，未加分析考证，指鹿为马，就不是历史唯物论的史观。此其二也。
陈椽先生手迹
青茶起源，据长期在安溪县政府工作的黄志农说，县府内部档案记载，安溪如创乌龙品种青茶，是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这与安溪人苏龙始制乌龙的记载相符合。（注：没有提供史料根据，只是“黄志农说”。）
唐永基、魏德端合编的福建调查统计丛书之五《福建之茶》上册（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出版的。）说：“乌龙茶发源地安溪，以铁观音驰名海外1868年，仅从厦门出口，为35721担，翌年增至85967担，1872年达83170担，1877年突升至九万担，为闽南茶叶出口达到最高水平。
《福建之茶》都以青茶归类。庄晚芳说：“按福建所产乌龙茶，商品名称未见以‘青茶’命名。”是看不见这部书和在福建茶管理局局长时，庄晚芳主编的《闽茶》季刊，以及任农林公司总经理编印的《闽茶》月刊等，亦是以青茶归类是出尔反尔的自打自己的屁股，是一贯的作风。《闽茶》月刊第一卷第四、五期，“香港茶讯”文中说：“本港茶叶价格，目前以岩茶为最高，且缺货，每担一千元港币，其次为水仙每担五百元港币、乌龙每担三百五十元港币。据此香港茶叶市场，亦以岩茶、水仙、乌龙之名，总称为青茶，岩茶与乌龙价格相关天渊，如以乌龙归类，岩茶也属乌龙，则岩茶价格跌至35%，岂不是茶价自杀政策吗！？
从福州出口的茶叶以工夫红茶为主，最高输出量为1878年。自从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大兴红茶输出后，侵占我国红茶市场，中国红茶逐渐衰落，茶农、茶工、茶商三者大受影响，于是不红不绿的青茶应时而兴。
咸丰年间，外国纷纷侵入，国内大乱。内地土匪到处兴起，尤其是福建闽南的土匪最为凶狠，民不聊生。由是安溪农民，纷纷逃难，有的向东过海到台湾，有的向北到漳州而达广东潮州，有的向闽中沙县而达武夷山。安溪人逃到那里就在那里发展茶叶生产，如安溪乌龙制法。所以台湾、漳州、潮州、沙县先后生产茶叶都叫青茶。
据《沙县县志》载：“沙邑茶有两种，一名乌龙，一名红边。制乌龙则用火烘，制红边则日晒，制法略异。”一名乌龙是指青茶，一名红边是指小种红茶，当时红茶是日光萎凋，日光晒干的。这两种制法确略异。庄晚芳未深入研究分析，两相混淆，张冠李戴，搅乱茶叶分类。
青茶兴起是在咸丰年间，工夫红茶衰落，同治年间（1862-1874年）继起大量发展生产出口外销。1868年厦门就出口8596担。光绪年间就逐渐衰落至1千多担，民国初年只剩数百担。因此，促发劳动人民努力奋斗，改进技术，提高品质，而创制武夷岩茶。
历史上所记载的武夷茶都不是指武夷岩茶，武夷岩茶是青茶的发展。武夷岩茶的创制是从闽南安溪居民先逃至沙县而后逃来武夷山定居后。沙县很早也生产青茶。当时，武夷山仅有庙寺和尚，居民很少。安溪难民就定居武夷山岩上，至今岩上的农民仍是安溪人，也是制岩茶的能手。武夷山可耕地不多，一部分安溪难民无以为生，又迁居到江西上饶、广丰乡下定居，到了茶季才来武夷山做茶。武夷岩茶采制都是安溪人。凡是到武夷山的人都知道的，事实胜于雄辩。（注：没有提供史料根据。）
武夷岩茶采制的茶工，除定居的安溪人外，大部分均为逃难到江西的闽南人后代。于春茶前，由上饶、河口一带来崇安，茶季终了，除了留少数长工外，余均清算工资返回江西，现在还是这样不变。
安溪难民来武夷山定居后，在闽南青茶和闽北青茶的制法基础上，结合武夷山小种红茶制法，创制发明武夷岩茶的高超的制茶技术。如安溪铁观音午后晒青，改为早上晒青。两晒两晾是小种红茶的复式萎凋，先日光萎凋而后阴处萎凋，控制萎凋程度。安溪大笳篓摇青改为水筛摇青制法，控制“发酵”程度，制成三红七青的红绿茶的高超品质。双炒双揉改进小种红茶红锅的炒揉不匀，半红半青的花青，小种红茶毛火后即筛分拣梗，岩茶毛火后摊放过夜，把叶梗的液汁分散叶面，增进岩茶的香味。然后去梗，简化加工技术，并使复火均匀。最后低温久烘的炖火，是提高岩茶香味突出的技术措施。近来生产高香红茶都到武夷山学习岩茶的制法。武夷岩茶创制技术，独一无二，为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值得中国劳动人民雄视世界。
武夷岩茶制法，是取烘青、炒青和小种红茶的精华，去红、绿茶不科学的技术措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鲜叶适制性的基础上，采取细致地、复杂的技术措施。因此，色香味吸收红绿茶之长，扬去红绿茶之短，品质优美，为红绿茶所望尘莫及。
摇青和厚摊静放交叉进行，是岩茶做青关键过程。边促进内质变化，边限制水分继续蒸发，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紧密结合，是质量互变与互相制约的过程，是决定毛茶品质好坏的主要关键。作者曾同研究生、毕业学生三次到武夷山各茶厂实习，每过程都有详细记录，运用制茶的科学理论，分析其优点，公之于众参考。在此从略，请参阅《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武夷茶三起三落》的拙作。
武夷岩茶起源于清末而盛于民国初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最盛时期年产五十万斤，1914年还达四午五百斤。后受世界大战影响而减产。到1924年只剩二千五百斤。除内销年平均一万二千斤外，余均销于南洋各地，如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菲律宾、仰光、泰国、安南、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美国旧金山等地。经营运销者，都多为闽南侨商。每年茶季时，汇款委托赤石茶庄代为收购毛茶加工、包装。或者携款来赤石临时设庄，自行收购毛茶加工，拼配为各种茶名牌号，装运出国。
崇安自从1908年后，迭遭匪患，茶园被破坏，房屋圮废，居民背乡离井，外出谋生。武夷岩茶受害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战争造成劳工缺乏，经济枯竭，运输阻滞与市场消失，种种不景气现象，因而使岩茶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岩茶侨销中断，致茶园荒芜，厂舍圯颓。1935年匪患虽告平靖，正待苏醒，而战争发生，海口封锁，外销茶无法出口。1941年，南洋沦为战区，岩茶侨销告绝。建国前，武夷岩茶一落千丈，产量只剩一万斤，不及全盛时期的五十分之一，落得可怜。
当今武夷岩茶四起永不落
武夷茶三起三落经历元明清三朝数百年历史，跟着历史向前推进，制茶技术三次革命、创造三种新茶类。制茶技术登上世界最高峰，为任何产茶国所望尘莫及。炎黄子孙的劳动人民，为世界人类作了突出贡献，真了不起！
元朝一起，蒸青贡茶，虽然到明朝改贡芽茶，但蒸青技术还未消沉。如著名绿茶：恩施玉露和日本玉露都是蒸青技术的产品。传到日本逐渐机械化、连续化生产，获得成功后，为苏联、印度生产绿茶的模范。八十年代初，我国曾从日本进口大小不同五套蒸青机具，分给福建松溪郑墩、浙江余杭、江西河口、安徽宣郎广等茶厂，生产蒸青煎茶，畅销日本。后因机具陈旧，加以蒸青技术未加研究，品质下降，先后要求停产。最近西南农业大学刘勤晋教授应用蒸青技术生产生产竹叶青外销绿茶。据寄来的样茶看，可作外销绿上品。蒸青技术值得深入研究，可再创新奇迹。
明朝二起小种红茶，到了清初，虽被工夫红茶取代，但依制法的不同，自然或人工形成的松木或枣香的香味，有独特的风格，为个别国外人民还难忘。武夷山桐木关仍继续少量生产，供应国外市场。
清朝三起青茶，推广迅速。产区扩大出口到福建、台湾和广东三省地区，都以生产青茶为主，由青茶再发展为武夷岩茶。由于民国初年，战乱影响，受了挫折。但建国后，产地人民积极改进技术，采用机制，扩大生产，虽然品质不够稳定，但保存风味，也畅销国内外。
陈椽先生手迹
现在武夷岩茶四起，有很多优越条件，为三起所未有的，预测永不落，略述于下：
一是，过去三起都是劳动群众自发的，未有组织领导，现由政府组织武夷岩茶总公司，有坚实的领导，制订武夷岩茶生产规划，指导向国内外销售，农茶、工茶、商茶三者，没有亏损的风险。
二是，建国前后，设立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开展选育优良品种，深入研究栽制技术。育种专家们选择育优良肉桂品种成功后，扩大栽培面积，采制肉桂商品茶，扩大生产有足够的产量，供应市场的需要。1992年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展览会，获得首批金奖。名声四溢。加以扩大茶王大红袍生产，供不应求。茶叶研究所继续选育良种，也获得新品种成功。
三是，时任的育种专家们又在星村协助建立示笵茶场（厂）。一方面培育新品种，如金锁匙、黄龙等；另一方面研究岩茶初制新技术和新机具缩短做青时间，一次重摇青，可相当三次摇青的效果，正在继续试验，如试验成功，可大大缩短生产时间。
以上优越条件，为岩茶四起奠定坚实基础，为今后发展岩茶提供有力的保证。但是为了四起永不落，必须解决以下的问题。
一是，外形的选定：原来岩茶的条索，一般要求壮大勾结，卷曲结实沉重，大小一致。条索松偏轻飘的不合格。大叶形的品种，如水仙，条索粗大疏松，与最低级的红绿茶类似。
二是，创造如筛摇的机具，仍能控制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相适应，制成优美的内质。岩茶分大岩和小岩。一般岩茶条索粗大，色泽青翠，鲜润有光泽，香气馥郁，滋味醇和。大岩汤色深而鲜艳，香气高而长，愈嗅愈香。小岩香气高而短，与大岩不同。
武夷水仙条索比一般的岩茶粗大，色泽青翠黄绿，而鲜润有光，汤色深金黄色而鲜艳，滋味浓厚醇正，入口爽快，浓郁生津，叶底明净清沏。这种优良的内质，都是筛摇工具所形成的。要恢复岩茶原有的香味，筛摇工具的创造极为重要。否则，仍以手工生产，则产量不大，成本高，阻碍销路。
来源于：茶贵人，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