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人们每天要喝掉20多亿杯茶。然而，茶是如何获得饮料中“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复杂系列的故事情节，涉及众多“演员”，持久性的长期变化和戏剧性的转折。文章调查了茶叶是如何成为澳大利亚首要饮料的，研究了茶的社会历史，探讨了此饮料是如何塑造澳大利亚人工作、休息和娱乐生活的，揭示了茶叶如何在塑造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中发挥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的地位是如何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以及一个以“美式和平”形式的新帝国的崛起而下降。茶在澳大利亚的故事只是更加复杂的全球茶之故事的一章，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见解：那就是茶是如何纳入殖民国家建设中来的，以及作为一个受欢迎的饮料，它在21世纪未来将会如何上演。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日常生活结构中提醒我们：“日常生活是由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注意不到的小事组成……每天发生的事情是重复的，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结构。它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特点是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得以延续……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们的饮食、衣着或住宿方式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1]。茶———这种“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的小东西”———已经传播到了五湖四海，沿着古老的海陆贸易路线从中国向外延伸[2-4]。由于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发展出了不同的地方特色。
01
问茶与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也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显著的地方发生了变化。通过考察茶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可以了解茶是如何影响社会习俗、性别角色、饮食行为和工作习惯的。
1788 年，“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 (罪犯)流放地而建立，当时，这片大陆在西方被称为“新荷兰”。直到1824年，“澳大利亚”一词才正式使用。1787年，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船队从英国航行到“新荷兰”，船队载有778名囚犯 (586名男性和192名女性)，被一支大约有1500人的特遣队护送。大部分船员和乘客是英国人，但也有少数来自法国和美国的罪犯。船队行程长达24000公里，耗时250天才完成。当时，它被认为是人类移民史上组织时间最长的事件之一。
在1787年以前，英国人则将罪犯送往北美的13个殖民地。然而，美国人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在一场关于“税收和代表权”的争端中，反抗英国当局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将一批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也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当然，这些茶来自中国。英国政府需要一块新的领土来安置罪犯，而“新荷兰”则被认为是最佳的选择。
18 世纪末，茶作为一种饮料，在不列颠群岛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尽管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已经习惯了茶的味道和刺激效果。茶正成为朱莉·弗洛默所描述的“必要的奢侈品”[5]。事实上，其中一名叫瑞秋·厄尔利的乘客 (女罪犯) 因盗窃了一盎司茶叶、烟草和糖而被定罪，并被判处搭乘第一舰队发配澳大利亚。据记载，第一任总督亚瑟·菲利普曾与当地原住民领袖贝尼隆分享食物和茶，茶很快在原住民中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饮料。这一点在历史上来看，通常与糖一起食用的浓郁中国红茶在英国的茶文化中是最受欢迎的———虽然绿茶仍然占有市场份额。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茶叶是第一舰队高度珍视的非官方货物的一部分。
官方第一次正式记载了中国来访者来到澳大利亚的记录是在1818年麦世英的到来。然而，1788年的第一舰队与中国有着重要而直接的联系。这些船只，包括佩恩夫人号、斯卡伯勒号和夏洛特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进入广州收集货物茶 (该船的高级船员被允许购买大黄、肉桂、扇子、水银和瓷器作为贸易物品带回英国，但茶叶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品) [6]。从1788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往返中国的途中，经常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停留。因此，随着英国殖民地在澳大利亚的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条新路段，创造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移民和文化的新联系。
02
“甜茶”的发现：一种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茶叶替代品
早期的澳大利亚殖民地茶叶仍然是一种稀缺品，直到1792年茶才开始被出售，茶叶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且价格昂贵。因为从茶树中获得的茶叶有限，新来的人开始寻找一种当地的茶叶替代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替代植物，即甜叶菝葜———一种澳大利亚本土的撒尔沙植物[7]。这种植物以藤蔓的形式生长于潮湿的温带沿海森林的地面上。这种植物长期以来被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作传统药物。布拉德利中尉这样描述它的品质：“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植物，生长在岩石周围和林下灌丛之间，它的叶子被煮后变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饮料，并被我们全体船员当作茶来使用。”
1790 年，水手约翰·尼科尔乘坐朱利安夫人号路过悉尼，他对甜茶和它的特性如此着迷，以至于在返回英国时带走了大量的甜茶。他记录道：“殖民地有一种药草叫甜茶，它被浸泡和饮用就像中国的茶。我很喜欢它。它不需要糖，味道既苦又甜。”
为了收集茶叶，尼科尔的船在去英国的中途停留中国，把大部分剩余的甜茶卖给了中国商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此种外来植物的药用价值。这可能是澳大利亚在殖民时期向外国出口的第一件商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本土食物和采集兴趣的恢复，甜叶菝葜得以东山再起。现在甜茶正在与不同品种的茶树产的茶叶相混合，并由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和茶叶零售商出售。这是澳大利亚茶文化创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03
茶与社会生活：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发展
随着19世纪上半叶几十年的发展，英国继续发展并扩建悉尼的流放地。他们还在诺福克岛(1788年)、范迪门岛 (塔斯马尼亚) (1804年)、摩顿湾 (布里斯班) (1824年)、天鹅河 (珀斯)(1828年)、菲利普港 (墨尔本) (1835年) 和阿德莱德 (1838年) 建立了新的殖民地。除了囚犯，越来越多的自由移民也来到了澳大利亚。在1828年，罪犯占到总人口的46%。但是到了1841年的时候，罪犯就只占20%左右了。因此，在19世纪中，随着罪犯时代退居过去，现代澳大利亚人口的轮廓形成了：现代由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组成的城市化人口出现了。正是这种社会阶层的结合，形成了19世纪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基础。澳大利亚在继续与英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同时，于1901年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开始形成独立的民族认同。这是一个茶 (话) 会的时代，从最不起眼的工人聚会，到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只有受邀请才能参加”的花俏活动。在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被固定在特定的性别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茶为男女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为女性提供了管理家庭空间的机会。
1822 年，英国法官约翰·托马斯·比格向英国下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 《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状况报告》。我们从报告中得知，到1822年，最初的茶叶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茶、糖和烟草是标准的配给品。即便如此，配给的数量并不是那么慷慨。停止配给茶 (和糖) 也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方式。因此，比格报告说，茶和糖仍然被认为是奢侈品。然而，这种奢侈品却成为了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道引用了 《悉尼公报》 (1816年12月7日)：“茶和糖是罪犯膳食中经常伴随的食物，并且是下层阶级移民餐桌上的常客;但是牛奶和蔬菜却只给上层阶级供应。”[8]
此时，在英国及其全球的殖民地中，茶和糖的结合已成为各行各业人们饮食中稳定的一部分[9]。1840 年至1860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增长了一倍;1860 年到1880年增长了68%，澳大利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茶叶市场。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福州对澳大利亚的茶叶出口翻了一番多，从370万英镑增加到970万英镑[10]。事实上，澳大利亚曾一度是世界上饮茶最多的国家。彼得·格里格斯估计，19世纪30年代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人均茶叶消费量接近4.5公斤，19世纪40年代上升到5.0公斤[11]。
随着茶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大英帝国人民的首选饮料，它已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习俗之中。茶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而舒适的饮料，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全球贸易经济的一部分。饮茶还成为了一种社会区别的标志。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消费茶，他们眼中茶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他们通过用一种隆重的方式提供并享受茶，以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大量工人阶级所享用的茶被视为从日常劳作中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添加了糖和牛奶的茶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茶和咖啡等饮料中添加糖是很正常的。相反，考虑到英国人喜欢所有甜的东西，茶里不放糖就太奇怪了。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中描述了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写道，除了肉类 (在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情况下) 和蔬菜 (尤其是土豆) 的基本饮食之外，“作为佐餐，人们通常都喝淡茶，也许是茶加一点糖，牛奶，或一些烈酒。茶之于英国乃至爱尔兰，正如同咖啡之于德国一样不可或缺。一个地方越不喝茶，那么那里就越贫困”[12]。
饮茶的发展对两性关系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和传统的中国一样，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男女也经常被隔离。男女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两种角色之间界线鲜明。事实上，在我们这里讨论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参与公共饮酒领域是与女性的“良好声誉”不相符的。因此，茶成为了连接女性们社交纽带的重要饮料。在茶 (话) 会上，人们在喝茶时会吃蛋糕、三明治和其他美味佳肴，这已成为男女在适当认可的环境中进行互动的常见方式。
这些茶 (话) 会发展成了“茶餐”和“下午茶”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规则和礼仪都是围绕着这些社交喝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茶餐和下午茶最早出现在英国，并迅速传播到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茶餐和下午茶有什么区别?茶餐中的“茶”更多地与用“茶”的意义有关，意思是“晚餐”，而不是饮用茶的集体活动。茶餐是19世纪工人阶级的一种习惯。下午茶可以是一项盛大的活动，主人发出邀请，拿出最好的茶具，并为这一场合盛装打扮。然而，在加班时，下午茶也变得不那么正式了，可以简单地指下午喝茶的休息时间。茶餐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地与优雅的中产阶级社交聚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工人阶级晚上的一顿饭。茶的习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澳大利亚的饮茶也与大英帝国的观念紧密相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茶是一种民族饮料却来自中国———这一直是英国政治家、商人、作家等人的痛处。正如朱莉·弗罗默所写：“然而，将茶视为一种英国国内商品引发了人们对将国内生活和国家认同的理想建立在来自中国的外国产品上的担忧———尽管英国试图渗透打入这个国家，但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对英国人来说仍然是未知……同时英国人将中国视为‘他者’。使用亚洲的茶来培养英国的国家认同感，这可能会瓦解国家认同感赖以形成的差异。”[5]
为了打破中国对茶叶生产的垄断，也为了打破“中国”和“茶叶”之间的认同联系，英国东印度公司热衷于在英国殖民地内建立茶叶种植和生产产业。为此，苏格兰园艺学家和冒险家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50年代被派往中国“获取” (即“窃取”) 茶树、种子和技术[13]。印度和锡兰 (斯里兰卡) 的茶园通过现代工业规模化经营，大幅降低了茶叶的价格[14-15]。据估计，在1897年，整个大英帝国共消费了8000万杯茶。19世纪初，英国和澳大利亚消费的大部分茶叶来自中国，而到了19 世纪末，茶叶则来自英国殖民地内部。这就标志着茶叶与中国的联系被显著地切断了。当然，当时澳大利亚也有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也从中国带来了自己的茶，其中一些还卖给了当地的白人殖民定居者。
04
流浪者和比利茶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茶文化最具标志性的东西之一就是“比利”，由此衍生出“比利茶”。“比利茶”无疑是澳大利亚对世界茶文化最独特的贡献之一。澳大利亚比利是一种金属容器。这种金属容器最初被用于在开往澳大利亚的船只上运输咸牛肉。到了19世纪晚期，它成了澳大利亚乡村生活的代名词，在那里，它被用作在篝火上的烧水和泡茶的器皿[15]。
在19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放牧，对剪羊毛和其他农业活动的季节性劳动力的需求稳步增长。剪羊毛的工人从一个绵羊站走到另一个绵羊站，从一个剪羊毛棚到另一个剪羊毛棚通常需要步行走好几天。这些流动工人被称为“流浪者” (Swagmen)。其中的“swag”指的是铺盖卷———里面还包含了他们的个人物品。毫无疑问，其中最珍贵的是上文提到的茶叶、烟草和糖这3样东西。这里面还有面粉———是制作“丹波面包”的关键，这是一种简单的“澳大利亚土著面包”，是用篝火的热炭烤制而成的。澳大利亚的农村是人们常常饮用比利茶的地方———意味着这是一项非常男性化的活动。而在家庭环境中，女性支配着茶———特别是通过早上和下午的茶 (话) 会。而男性支配着“丛林”中的茶，尤其是在流浪者的生活或其他形式的乡村劳动中。
在中国，备茶通常是在茶壶或其他类似的设备放入茶叶，然后把热水倒入其中冲泡茶叶。流浪者就无法享受这种“奢侈”了。
《丛林流浪》 这首歌最早由帕特森于1895年创作，它的首节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他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老比利在沸腾。”这首歌非常流行，到1903 年，它已经被用来销售一种特殊的茶品牌———果不其然是：比利茶。《丛林流浪》 是一首深受澳大利亚人喜爱的歌曲，它经常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国歌”。事实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更有可能知道 《丛林流浪》 的歌词，而不是澳大利亚的官方国歌 《前进的澳大利亚》。
05
茶与酒：禁酒运动
在唐朝，茶不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文学、宗教和文化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4]。在唐代茶兴起之前，酒在重要的社会仪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乃至当代，酒和社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茶的兴起与禅宗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茶被看作是酒的替代品。茶也能“醉人”，但即使一个人大量喝茶，也不会出现酒那样的负面作用。
公元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篇描述“茶酒争功”的文章[16]。在这场辩论中，“酒先生”和“茶先生”给出了他们的理由———为什么自己作为饮料最好而另一种不好。“茶先生”将自己与一类新兴的佛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茶是圣人、皇帝和前贤首选的灵丹妙药，茶可以消除困顿和疲劳，而且没有有害的或尴尬的副作用。与之相比，“茶先生”认为“酒能够拆散家庭，破坏家园，通常会导致淫荡和堕落的行为……而你，酒先生，会让人喝醉和糊涂”。人一喝酒，话就多了。对于大街上的普通人来说，至少70%的饮酒者是被朋友背回家的。最终，“水先生”的出现提供了第三条出路———“茶先生”和“酒先生”都不是辩论的赢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唐代佛教的兴起，一种提倡节制和避免饮酒的新话语正在形成。茶被认为是酒精饮料的最佳替代品。禁酒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它首先提倡适度节制饮酒，到19世纪后期就转变为完全禁止饮酒了。与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从未采纳过全面禁酒令。即便如此，关于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负面影响的辩论还是使人们注意到了酒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无论是好是坏。
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继承了英国的饮酒习俗并形成了浓厚的饮酒文化。人们饮用各种酒精饮料，如杜松子酒和啤酒，而朗姆酒在殖民时期则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朗姆酒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硬币短缺的时候成为了一种货币形式。事实上，据报道，澳大利亚发生的唯一一场军事政变就是由朗姆酒短缺引发的。因此，它通常被称为1808年的朗姆酒叛乱。
然而，对于茶是一种健康的饮料这一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特别是在大量饮用的情况下。杰西卡·奈特在她的研究中叙述了以下内容：“1893年，一名在悉尼工作的医生与悉尼科技学院的一名烹饪讲师合著了一本书，名为 《澳大利亚的生活艺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菲利普·穆斯基特博士写道：‘肉店里的肉和茶的消费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需求，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他进一步评论了茶的过度消费，表达了他对女性‘在这方面超出了所有节制的界限’的担忧。按照他的专业观点，由于饮食中过量的茶，女性变得‘苍白无力’，肌肉变得‘柔软松弛’，神经系统‘受损’。”[17]
19 世纪中期，禁酒运动对于除了酒吧之外的非饮酒场所的建立起到了推广的作用。19世纪末的时候，这些场所变成了茶室。这一趋势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广泛的复制，到20世纪初，茶室已成为城市景观中的普遍特色。茶室最初是由教会或禁酒组织提供给公众使用的非商业场所。到了后来，它成为了一种商业企业，类似于咖啡馆或咖啡厅。
对于女性来说，茶室是一个安全而合适的空间，可以在家庭范围之外进行会面与社交。茶室象征着现代、时尚，昭示着帝国与茶之间的联系。有些茶室非常大，大到足以容纳多达300多人。里面有着当时的新发明———如电梯和热水水龙头。最好的茶室位于城市的黄金地段，在这里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景色，还有新潮时尚的装饰。被女性所管理的茶室并不罕见，考虑到这一时期女性在家庭之外有限的劳动机会———所以说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
在澳大利亚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反对饮酒的争论。无论是完全禁酒，还是只在特定场合，茶通常都是酒的首选替代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茶作为头号非酒精饮料的地位正在受到其长期竞争对手———咖啡的威胁。
06
兴衰：当代澳大利亚的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茶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在澳大利亚城市的工厂和办公室中雇佣着在早上和下午茶的时候推茶车的茶女。茶和饼干通常由公司免费提供，但有时会从工人的周薪中扣除一小笔茶费。同样，在以男性为主的工地，如建筑工地、铁路调车场和剪羊毛站，比利小子用比利为工人煮茶。他们通常在上午11点准备茶点，因此这种茶点就被称为“午前茶”。20世纪60年代，随着更为正式的培训贸易工人学徒制度的实施，比利小子逐渐被淘汰。无论如何，当今在澳大利亚,他人不太可能为你提供“一杯茶”喝。你也找不到茶女和比利小子。这么多老的茶文化已经处于消失或过渡状态。
现代茶包最早开发和销售于20世纪初。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茶包才开始流行起来。一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茶叶公司开始推广茶包，它就很快地取代了散装茶叶，成为人们泡茶的首选方式。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茶包是人们喝茶最普遍的方式。
为什么茶包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二战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独自饮茶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毫无疑问，人们总是视自己的便利而选择饮茶时机为自己备茶。然而，正如我们从上文中对澳大利亚茶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茶的消费一直与社会互动紧密相连。这就是我所说的“茶交际”。然而，二战后经济向消费资本主义的转变更加强调“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二战后的社会一直强烈关注于创造和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个人消费者的欲望。在这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现代消费时代更加崇尚便利。例如，在现代工作环境中，以前一起喝“下午茶”的做法已经几乎像恐龙一样灭绝了[18]。相反，在紧张的工作压力下，办公室职员会用茶包冲泡他们“自己的”茶，并迅速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内部的茶，邀请家人和朋友参加更正式的“下午茶”的做法也基本上消失了。
澳大利亚的茶消费不得不与咖啡和咖啡厅文化的兴起相抗衡。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简称ABS) 的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末，澳大利亚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超过1千克。相比之下，茶叶仍以人均2公斤的价格领先 (在20世纪的高峰时期，1928 年人均茶叶消费量为3.6公斤) [19]。到了20世纪10 年代，澳大利亚统计局在其“2011/2012年澳大利亚健康调查”中报告称，“最受欢迎的饮料是水 (87%的人消费)、咖啡(46%)、茶(38%)、软饮料和调味矿泉水(29%)以及酒精饮料(25%)”。咖啡和茶消费的这种戏剧性转变需要一些解释。
19 世纪，咖啡首次出现在澳大利亚。它与禁酒运动，并且和以图与提供酒精饮料的酒店竞争而建立的“咖啡宫”密切相关[20]。然而，考虑到咖啡在没有合适的设备的情况下更难煮，茶并不会因此而丧失民族饮料的殊荣。事实上，一直到20 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之一。然而，随着1929～1933 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茶的消费量开始稳步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茶在澳大利亚的兴衰反映了大英帝国的兴衰，正如咖啡的日益流行反映了美国消费现代性的吸引力和美式和平的兴起。从人均每年300克的低起点开始，咖啡消费量在二战期间增长了3倍[21]。
这种增长部分与二战期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有关。1942年至1945年间，100万美国军人来到澳大利亚，而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700万。美国人带来了咖啡文化[22]。战后，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咖啡的兴趣，1948年跨国饮料公司雀巢公司推出了速溶咖啡———此种名为雀巢的产品获得了巨大成功。速溶咖啡反映了澳大利亚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由此兴起———这种经济是以个人选择和便利为中心的。这也反映了美国现代性的吸引力日益增长，以及澳大利亚与大英帝国联系的减弱。苏茜·哈米斯认为速溶咖啡的流行“与澳大利亚生活方式选择的变化有关”，喝茶的习惯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遥远殖民前哨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每天都提醒着我们，很多人仍然把伦敦视为国家的文化首都;速溶咖啡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更微妙的文化品味”[23]。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仍然消费了很多茶。近年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直是最坚定的饮茶倡导者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会说普通话的总理，陆克文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2011 年8月23日，陆克文被宣告为川宁澳大利亚下午茶挑战赛的冠军。这是英国著名茶叶公司川宁的营销活动。川宁邀请了150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知名人士，共同设计出一种独特的混合茶，以体现澳大利亚人的性格和口味。混合茶的原料由川宁提供，并由澳大利亚民众投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一款。陆克文被宣布为最后的赢家，他的川宁混合茶在2012年全年都可以买到，其中混合了川宁爱尔兰式早餐茶、俄罗斯商队茶和柑桔香红茶。比赛以选择慈善机构的权利替代奖金，即每一笔茶的购买就会向这个慈善机构捐赠10澳元。陆克文选择了一家致力于动物保护和福利的知名慈善机构。
07
结论与讨论
从这件轶事可以明显看出，即使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饮茶者，每天也没有多少机会接触来自中国的茶。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茶在构建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和日常生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人们对某些中国茶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绿茶。近年来绿茶由于其药用特性和对健康的益处而得到推广。与此同时，“珍珠奶茶”在澳大利亚经历了戏剧性的增长，尽管这种饮料并不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有过量的糖和其他化学添加剂)。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人们已经迈出了远离工业化食品和商业化食品消费的步伐，比如“慢食运动”和“手工食品运动”。这两场运动都试图让人们注意到食品的来源和生产方式。他们试图重新引入食品社交的形式，重建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并试图在我们的饮食方式和内容上重新建立一个社会消费和真实性的场所。
我相信同样的哲学也适用于茶的消费。我们还应该鼓励茶的消费者，使其更加了解他们所饮用的茶之来源。你的茶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做的?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将引发一系列关于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公平贸易的伦理关怀。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也坚信，中国的手工茶和传统茶生产商之间可以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饮茶者建立直接的联系。茶有着丰富的历史和跨文化交流传统，可以成为开启中澳对话的完美媒介。(作者：Gary SIGLEY (加里·席格伦) 安倬霖)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43卷总第249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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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坤冰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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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最初接触可可似乎要归功于海盗和冒险家，他们拿着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的缉拿敌船许可证，在西班牙的船只上肆意掠夺，还在16世纪下半叶占领了多个西班牙港口。可惜这些海盗和冒险家对这种奇怪的苦味种子毫无兴趣，甚至不愿意去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据称，一群英国海盗在1579年烧光了一船可可豆，还轻蔑地以为自己烧的是羊粪。何塞·德·阿科斯塔在其1590年出版的《自然与道德史》中记载道“……这一年，一个英国海盗来到（墨西哥）新西班牙，在瓦图尔科港口烧掉10万担可可。”要知道，一担可可是2.4万颗，这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
约翰·杰勒德（John Gerard）的名作《草本植物与植物史》（Herbal or General History of Plants）的1633年版中也出现了可可的身影，不过很显然，约翰·杰勒德掌握的并非一手资料。根据这位先锋派植物学家的理论，他所谓的“可可”（Cacoa）是一种“在美洲多地广为人知的”水果；约翰·杰勒德也了解到某些地区将可可作为货币使用，“可可亦可做成饮品，虽然味苦，却倍受推崇” 。杰勒德还称，“可可味涩，并不讨喜”，这一观点可能是他从本佐尼的叙述中得来的。
在加热后的弧面磨古上研磨可可豆的场景。这本是被殖民前的中美洲人采用的技术，传入欧洲后也沿用了几百年。
巧克力直到17世纪50年代才真正传入英国，真实抵达的是权杖之岛。此地局势动荡，当时政治和社会变化风起云涌。而海峡另一边要到18世纪末才开始经历这样的动荡。1642年，英国内战打响，国会党于1646年囚禁了斯图亚特王朝坚持“王权神授”的查理一世，后于1649年1月30日处决了他。英国由此进入清教徒式的共和国时期，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巴洛克式的国家渐行渐远。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自1653年开始执政，成为英国的独裁者，自任“护国王”，至1658年去世。英国国教徒在各个方面均反对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则在英国内外均与天主教徒对抗，而乡绅则与激进的革命者对抗。
克伦威尔去世后（后来他又被挖出来处以绞刑），被放逐到法国和荷兰的查理二世于1660年复辟，开始光复运动，但国王与议会依然摩擦不断。后其弟詹姆斯二世于1685年继承王位，希望恢复英格兰的天主教会传统，但这对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而言变革过于激烈了，后在光荣革命中被剥夺王位。议会于1689年从荷兰邀请来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治兰的威廉继任国王，与其妻玛丽共治。与清教革命不同，光荣革命是一次不流血的革命。
尽管17世纪充满暴行、宗教偏执（无论哪一派）以及个人和集团的悲剧，从某些方面而言这依然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在艺术、建筑、文学、音乐、哲学以及科学等多个领域均出现了伟大人物。宗教法庭曾迫害了同时期的意大利科学家，如伽利略，而英国的科学家则相对自由，如艾萨克·牛顿就可以自由地探寻宏观世界（宇宙）和微观世界（人体）的奥秘。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太阳系的许多理论，威廉·哈维则发现了血液循环的规律，从而推翻了盖伦的医学理论。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英国人开始饮用三种含有生物碱的饮料：茶、咖啡和巧克力。虽然这三种饮料的来源各不相同（茶源自亚洲，咖啡源自非洲，而巧克力源自美洲），进入英国的途径也各不相同，却几乎同时抵达英国（咖啡仅稍早几年）。
行文至此， 我们几乎尚未提及咖啡和茶，此时它们也开始风靡欧洲，并终将取代巧克力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热饮。先说咖啡，咖啡的起源，即阿拉比卡咖啡（Cofl ea arabica），是非洲东北部原生的一种灌木，可能正因为能产出富含咖啡因的果实，人们才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高地进行人工种植。到14世纪和15世纪，人们开始在红海沿岸广泛种植咖啡。阿拉伯商人嗜饮咖啡，欧洲就成了咖啡运往中东市场的贸易之门。如此一来，17世纪早期，咖啡传入“最宁静的共和国”君士坦丁堡和开罗也就不足为奇了。1638年，咖啡作为从埃及进口来的药物，在威尼斯以高价出售。就这样，咖啡和巧克力一样，作为药物抵达欧洲，且其药物属性分类也同样是“热干”型（因此被认为与胆囊和易怒体质有关）。
英国第一个饮用咖啡的人应该是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克里特学生。他在内战结束后，于1647年起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冲泡咖啡。至于他将咖啡作为药用饮品还是休闲饮品，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无从得知。同样，英国的第一家咖啡馆也开在牛津，1650年由一位犹太女性最初开始经营。在爱德华一世开始驱逐犹太人以来，近四百年间犹太人一直不得进入英国，直至克伦威尔开禁。当时大多数犹太人来自荷兰，在那里咖啡和茶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两年后，一个英国商人的希腊侍从在伦敦开了一家咖啡厅，他的咖啡豆是从奥斯曼土耳其的士麦那进口的。经过光复运动的前几年，至1663年，伦敦已出现了至少82家咖啡馆，其中大多数坐落在交易所附近（饮用咖啡和贸易的联系由来已久）。然而我们还发现，咖啡馆供应的不仅只有咖啡而已。
茶树的学名是Camellia sinensis，中国几千年前就开始种植茶树，并用茶叶烹茶。到了公元800年前后，日本也开始饮茶。到16世纪，葡萄牙和梵蒂冈的文献中均有关于茶的记载，可欧洲人依然不知所云。1585年，几个耶稣会士将四位年轻的日本武士带到罗马，觐见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意大利人这才见到了茶的冲调过程和饮用方式，却依然认为茶只是热水而已。他们的惊讶程度不亚于第一次看到这些日本武士用木筷或象牙筷吃饭。
最后还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首将茶叶作为商品引入欧洲，第一批茶叶于1610年抵欧。与咖啡和巧克力一样，茶叶也必须纳入当时的医疗体系。如1687年，一位名叫约翰·雅各布·曼图斯（John Jacob Mangetus）的人称茶叶“属热干性，但相对温和”，因此可治疗感冒、头痛、哮喘、心悸、痛风及肾结石，甚至可以解酒。他还不知所云地断称比利时女人一直在滥用茶叶。
1658年9月6日，英国出现了第一条关于茶叶的广告，这一年也是护国公去世的年份。但当时的茶叶价格高昂，因此在整个17世纪，销量和消耗量均很小。很多年之后，英国才逐渐成为嗜好饮茶的国度。1660年9月25日，伟大的日记作家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在日记（他的日记自1660年1月1日始）中写道：“后来上了一杯茶（这是一种我以前从未尝过的中国饮品），就离开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这位充满好奇心的伟大作家是英国初尝这种异域饮品的几个人之一。
这幅画取自杜福尔1685年关于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论文，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土耳其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阿兹特克人饮用各自饮品的场景。巧克力壶和搅拌棒都是殖民后的产物。
在茶与咖啡之后，巧克力很快（几乎同时）传入了英国。克伦威尔的部队于1655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牙买加岛。当时，可可的种植在牙买加岛已非常普遍，牙买加也成为当年英国可可的主要供应源。1657年，有商人开始在英国的报纸上刊登可可的广告。尼德曼的《政治快报》（Needham’s Mercurius Politicas）在1659年6月12— 13日就曾刊登过以下内容：
巧克力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一种美味饮品，一个法国人曾在恩典堂街和克莱芒教堂院落出售，现在他将店面搬迁至主教门街的皇后巷小径，他是英国出售巧克力的第一人。在他的店面里，你不仅能品尝到成品巧克力，也能看到可可生豆、学习可可豆的用途。高品质的可可在各地均倍受推崇，它可以治疗疾病、保养身体。描述可可用途的书籍在这里亦有出售。
同一年，路易十四授予大卫·歇里欧全国皇家独家巧克力销售权，这也显示了英法两国的不同：英国有许多店主和私营企业家，而法国则是中央集权制，采用高度规范的国家垄断。在法国，只有贵族可以享用巧克力，而在英国，只要有钱，人人可饮用巧克力，所有获得授权的咖啡店也均可销售巧克力。可以说在英国，巧克力已经民主化了。
塞缪尔·皮普斯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他能力卓群，也非常诚实，对自己及他人的弱点都直言不讳。他出身中产阶级家庭，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天分不断向上，最终出任英国首任舰队司令。在任期间不断扩张英国海军实力，至卸任时规模已扩大一倍。他是查理二世的朋友兼亲信，了解英国一切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也包括科学家（在牛顿出版《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时，塞缪尔·皮普斯任皇家学会主席）。他的日记虽只有寥寥数笔，却是那个时代及其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饮用巧克力是塞缪尔·皮普斯的爱好之一，他在1660年（这一年，他跟随舰队欢迎被流放的查理二世回国）开始写日记前可能已经尝过巧克力的味道。在他1660年的日记中，我们找到了以下内容：“我回家时发现有人留下不少巧克力给我，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1663年1月6日，他又写道：“克里德先生带了一罐巧克力，给我们作上午的饮品。”1664年2月26日，他写道：“换好一身帅气的骑装后，我取水路去威斯敏斯特克里德先生的宅邸。我们先喝了点巧克力，又玩了会儿vyall ……”其中1664年5月3日的日记显得尤为诚恳：“准备好之后，我去见了布兰兹先生，与他一道饮用了优质的巧克力，又意犹未尽地派人去家里取了些来。”同年11月24日的日记则显示了皮普斯拼写时的天马行空：“中午时分，我和佩特委员一起去一家咖啡馆喝了点巧克力，味道真不错！”
咖啡馆已成为英国一种伟大的场所，其在社交及政治上的重要性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到了18世纪，咖啡馆逐渐演变成英国的俱乐部。意大利人洛伦佐·玛伽罗蒂（Lorenzo Magalotti）在1668年至1688年居住在伦敦，他曾对英国的咖啡馆有细致的描写，称咖啡馆是：
……一处公开贩卖咖啡的地方。当然，根据季节的不同，咖啡馆也会出售巧克力、茶、冰冻果子露（当时的冰冻果子露是一种甜味果饮）、鸡汁酒（把鸡肉浸在麦芽酒里！）、苹果汁等饮品。这样的咖啡馆里一般设有包间，里面流传着真真假假的最新消息。到了冬天，人们可以围在火炉边抽上两小时的烟，花费也不过两个意大利铜币，再另付饮品的费用即可。
1700年前后，一家典型的伦敦咖啡馆内景。查理二世认为咖啡馆是暴乱的滋生地，一度想取缔这种场所，可惜未能成功。
据历史学家理查德·邓恩（Richard Dunn）称，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托利党是坚持“君权神授”的保皇派，而辉格党则是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崇尚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甚至秘密接受太阳王的援助），于1675年12月29日宣布《咖啡馆禁令》，称咖啡馆中流传着煽动性的诽谤话语（可能因为辉格党人更喜欢光顾咖啡馆）。可惜白厅并非凡尔赛宫，他的禁令根本无法实施。查理二世在禁令中禁止“经营公共咖啡馆，或在咖啡馆零售（或消费）任何咖啡、巧克力、冰冻果子露或茶”。 这一禁令遭到了强烈抗议，查理二世受迫又让咖啡馆经营了六个月。这就是相对民主的英国，和专制主义的法国不同，查理二世的政令毫无效果，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而囊中羞涩的咖啡馆主顾们也不得不考虑一下经济问题：巧克力比咖啡贵，而茶的价格最高。因此，喝咖啡是最经济的选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些场所叫作“咖啡馆”而不是“巧克力馆”吧。
到17世纪晚期，英国的巧克力爱好者已经能读到非常详尽的、关于巧克力的英文文章。其中最佳的一本是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所著的《美洲医师》（The American Physician），于1672年在伦敦出版；此书基于作者在新大陆热带地区的亲身经历及西班牙语文献，为英国读者详细描绘了可可的生产和备制过程。另一本菲利普·S．杜福尔（Philippe S. Dufour）的著作也很精彩，他很可能是一位雨格诺难民，他们也丰富了英国人的生活和商业活动。杜福尔先讲述了可可的起源及在西班牙宫廷的盛行，接下来记述了可可“最近在英国也大受欢迎 ，绅士阶级把可可当作休闲饮品和药品”（却忽略了咖啡馆消耗了大多数可可）。
（本文摘自《烹饪、菜肴与阶级：一项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杰克·古迪著，王荣欣、沈南山译，王文澜、张亚辉校，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12月。来源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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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坦布尔，咖啡厅是被拧在老机器里的旧螺丝，对矫揉造作的优雅敬而远之，却可靠得令人心安。
2021年10月10日，伊斯坦布尔。当地人在一家咖啡店里喝茶看景。/图·视觉中国
没有普通咖啡店的电动磨豆机、咖啡机，也没有过滤器、滤纸、虹吸壶，抑或是鲜奶油喷枪、拉花杯、手工奶泡壶，在伊斯坦布尔，人们会把咖啡粉磨得像面粉一样细，并和水混合在特制的咖啡壶Cezve中。这是一种长柄的倾口壶，用黄铜制成，常刻有繁复的花纹。
咖啡的煮制方法承袭自500多年前的阿拉伯人——将Cezve放进一摊热沙子里，水会被沙子加热到沸腾并升起泡沫，反复三到四次后，咖啡渣沉到底部，这场酷似炼金术的表演便会产出一杯浓郁的咖啡。
泡沫绵密、状似焦油的土耳其咖啡，味道苦涩，所以中国游客常常被推荐口味更清淡的咖啡，或者加入几粒椰丝方糖。但大家并不会加牛奶，因为入口涩舌的强烈口感是土耳其咖啡的标志之一，会让人想起伊斯坦布尔不断盘旋的贼鸥和声名狼藉的出租车司机。
入口涩舌的强烈口感是土耳其咖啡的标志之一。/图·pexels
亚欧大陆长时间的耳鬓厮磨，让伊斯坦布尔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文化之一：咖啡的残渣可以用来占卜;即使是墓碑群，里面也会拥有一座咖啡厅;丈夫不能每天提供咖啡被认为是离婚的理由;咖啡甚至比一日三餐的优先级还高，土耳其语中的早餐(Kahvaltı)，是“咖啡”和“之后”的合成词，意指早餐是“喝咖啡之后”才会进行的事情。
在这样的渊源下，茶却能在伊斯坦布尔和咖啡分庭抗礼。带有花园的茶馆遍布街巷，人们把工作间隙休息的时间称为喝茶时间，而几乎每个伊斯坦布尔的公司也都会雇佣沏茶工。仅从茶杯婀娜的腰线便能知晓，在土耳其，不仅咖啡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咖啡不同，茶也同样如此。
土耳其红茶利用两层茶壶煮制，其工作原理与俄罗斯的茶炊有异曲同工之处，喝茶用的都是形状仿似窄颈阔肚花瓶的玻璃小杯子，并用一只小碟子盛载。
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事实是，土耳其是世界上人均喝茶最多的国家，超过了中国、英国、日本等传统茶饮国。每天早上，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都会有一批睡眼惺忪的渔夫，他们戴着羊毛帽，将冒着热气的茶倒进郁金香形的玻璃杯，杯中已斟了半杯土耳其白兰地。他们身旁的小木凳上搁着盘子，上面盛着黑色和绿色的橄榄以及白色的奶酪块，木凳边搁着钓竿和渔具。钓鱼开始，他们便茶不离手。
土耳其红茶。/图·pexels
而顺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向东望，马尔马拉海在此进入黑海，在西边则与爱琴海相会于达达尼尔海峡。数千年里，两个海峡俯视着亚欧大陆，伊斯坦布尔仿若分海的摩西一样站在岸边。历史上，谁在这里多跨出一步，都要以鲜血的代价来交换。如今，这种以水为界的深刻寓意，流淌在这座城市的茶与咖啡之中。
古老的咖啡与现代的茶
在奥斯曼人冲进城镇并决定留下来之前，希腊人、罗马人和威尼斯人轮流执政伊斯坦布尔，整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各种任期的证明。但人们更愿意回忆奥斯曼帝国的辉煌，近在咫尺的宣礼塔、海峡里的大轮船和托普卡帕宫，提示着亚欧大陆的军事政治以及宗教文化曾在此剧烈碰撞。
郁金香时期奥斯曼画家列弗尼(Abdulcelil Levni)的作品，画中年轻宫廷侍卫正端着咖啡。/图·视觉中国
土耳其的咖啡在历史的荣光中发芽，因扼守着东非之角，奥斯曼帝国是咖啡最早的传教士。彼时，苏丹爱上了来源于埃塞俄比亚的神奇饮料，命40位“首席咖啡师”为他专门制作。
其后的几十年间，从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城到荒凉的高加索，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200多个城市里都相继出现了咖啡。当征服了拜占廷帝国这一桥头堡后，土耳其人继续雄心勃勃地向西进军，数次挥师进攻奥地利。奥地利最后虽然挡住了土耳其人的弯刀，但是没有挡住土耳其人的咖啡。
漫长的攻防战中，威尼斯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们偷偷穿过战线，将土耳其咖啡运往欧洲各国。1683年，奥斯曼帝国对奥地利的最后一次进攻以失败告终，但土耳其的咖啡却已经彻底征服了整个欧洲。
十七世纪，土耳其的咖啡已经彻底征服了整个欧洲。/图·unsplash
土耳其人仓皇撤走，留下许多咖啡豆，维也纳人将其烘焙研磨后煮成热浆出售，遂为欧洲咖啡馆之滥觞。欧洲人改良了泡咖啡的方法，将咖啡煮后的残渣滤掉，并加入牛奶，成了拿铁的雏形。
相比之下，伊斯坦布尔人饮茶不过100年。20世纪之前，土耳其境内没有成规模的茶树种植，出于好奇，人们在一些学院和行宫中种植了少量的茶树。作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也曾数次向中国引种茶树，但均以失败告终。
欧洲人改良了泡咖啡的方法，将咖啡煮后的残渣滤掉，并加入牛奶，成了拿铁的雏形。/图·unsplash
1893年，一位俄国商人在巴统的查克维(Чакви，当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现在属于格鲁吉亚)附近购买了大片土地，并且聘请中国茶叶技师刘峻周等人前去指导种茶和制茶技术，土耳其最终在1924—1937年间从那里引种成功，间接获得了中国的茶种和制茶技术。
只不过，茶的到来伴随的是荣光的失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土耳其失去了咖啡运输的通道，人们急需一种亢奋与及时行乐的饮料，由此整个国家开始转向饮茶。
这与伊斯坦布尔人不愿见到旧木头别墅修复是同样的原因：当变黑、腐朽的木头消失在鲜艳的油漆底下，使这些房子看起来跟18世纪极盛时期的一样新，他们便与过去断绝了关系。因为过去100年来，伊斯坦布尔人心目中的城市形象是个贫寒、不幸且陷入绝境的孩子。
在伊斯坦布尔香料市场，顾客正在购买咖啡壶和咖啡杯。/图·视觉中国
土耳其红茶的泡煮一般都是以浓茶加水稀释的方式进行，如果它被泡煮出黑红透亮的颜色，会被人们视为最佳，这种颜色在土耳其语中被称为“野兔的血”。
事实上，咖啡与茶都是借口
在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饮料的来源、独特的风味以及饮用环境。他们将其视为与周围人产生关联的一种方式。国际咖啡组织执行董事何塞·塞特(JoséSette)表示，正是这种社交体验，推动了咖啡在全球的成功。
“咖啡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交货币，”何塞·塞特说，“它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现代人把自己在社交场合的虚与委蛇嫁接在了几百年前的伊斯坦布尔身上，理由是，1554年，世界上第一家咖啡厅就开在伊斯坦布尔。“在这个众所周知的好客地区，咖啡是好客的象征。”人类学家克劳迪娅·罗登(Claudia Roden)在她对咖啡的研究中如此写道。
2019年3月5日，伊斯坦布尔。“黄金的优雅”展览上展出的顿巴黄铜咖啡壶套组。/图·视觉中国
18世纪之前，伊斯坦布尔的咖啡厅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智趣之地，人们在这里探讨哲学和《古兰经》。喝茶是同样好的社交借口，土耳其有句俗语是“没有茶的谈话，就像天空中没有月亮”。在当时，似乎没有人用这两种饮料来刺激生物钟，除了这座城市里那位享誉世界的作家——在有女儿之前，帕慕克凌晨4点睡觉，中午醒来，之后，他会写一整夜，喝咖啡和茶，然后再睡到中午12点。
为什么咖啡与茶会成为一个城市如此重要的叙述媒介?也许是因为，这里承载了历史上最剧烈的辉煌与失落，而这种特性无疑与伊斯坦布尔隐匿的灵魂产生了共振——
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在一次次财务危机中踉跄而行、整天惶恐地等顾客上门的老书商;抱怨经济危机过后男人理发次数减少的理发师;阶梯破败的天桥;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向你乞讨、在同一个地方日复一日地发出同样乞求的乞丐;在摩肩接踵的街上、船上、地下通道里阵阵扑鼻的尿骚味;众人尚在睡梦中，而渔夫正要出海捕鱼的清晨时分;在廉价的夜总会里卖力模仿美国、土耳其三流歌星的歌手们;人们从加拉塔桥望向埃于普的金角湾风光，望向所有损坏、破旧、风光不再的一切……
咖啡与茶成为伊斯坦布尔重要的叙述媒介。/图·pexels
在许多伊斯坦布尔人的童年记忆中，有关咖啡与茶的场景，是人们在地上放些长椅，长椅上铺着地毯，来的人脱了鞋，登上长椅，蹲下来喝咖啡和茶，一里拉1杯或者一里拉2—3杯，一般人也喝得起几杯。这些饮料深入穷人的居住区以及黑暗肮脏的街巷，这在政局变幻莫测、货币时常崩溃的国度是难得的小确幸。
与这种简陋相对应的，是每个伊斯坦布尔人的家都装扮得像个博物馆：读经台、长椅、镶珍珠的桌、油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大钟……这种繁复，与伊斯坦布尔人对咖啡杯、茶杯等工具所追求的尽善尽美形成了某种呼应。
2020年6月1日，伊斯坦布尔。在当地一家咖啡厅里，人体模型被摆在座椅上，以让顾客之间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图·视觉中国
对今日伊斯坦布尔的描述，还应该包含伊斯坦布尔的整个过去。然而，这座饱经风霜的城市已经不会再轻易泄露自己，只会把自身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的故事与传说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竖立的旗杆上。垂死文明的哀婉愁怨依然包围着伊斯坦布尔，所以帕慕克这么写：“‘呼愁’不提供清晰，而是遮蔽现实，它带给我们安慰，柔化景色，就像冬日里的茶壶冒出蒸气时凝结在窗上的水珠。”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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