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茶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人们每天要喝掉20多亿杯茶。然而，茶是如何获得饮料中“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复杂系列的故事情节，涉及众多“演员”，持久性的长期变化和戏剧性的转折。文章调查了茶叶是如何成为澳大利亚首要饮料的，研究了茶的社会历史，探讨了此饮料是如何塑造澳大利亚人工作、休息和娱乐生活的，揭示了茶叶如何在塑造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中发挥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茶叶的地位是如何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以及一个以“美式和平”形式的新帝国的崛起而下降。茶在澳大利亚的故事只是更加复杂的全球茶之故事的一章，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见解：那就是茶是如何纳入殖民国家建设中来的，以及作为一个受欢迎的饮料，它在21世纪未来将会如何上演。
费尔南·布罗代尔在日常生活结构中提醒我们：“日常生活是由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几乎注意不到的小事组成……每天发生的事情是重复的，重复的次数越多，它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结构。它遍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其特点是存在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得以延续……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们的饮食、衣着或住宿方式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1]。茶———这种“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的小东西”———已经传播到了五湖四海，沿着古老的海陆贸易路线从中国向外延伸[2-4]。由于茶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它发展出了不同的地方特色。
01
问茶与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建立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也是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显著的地方发生了变化。通过考察茶在澳大利亚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可以了解茶是如何影响社会习俗、性别角色、饮食行为和工作习惯的。
1788 年，“澳大利亚”作为英国的 (罪犯)流放地而建立，当时，这片大陆在西方被称为“新荷兰”。直到1824年，“澳大利亚”一词才正式使用。1787年，由11艘船只组成的船队从英国航行到“新荷兰”，船队载有778名囚犯 (586名男性和192名女性)，被一支大约有1500人的特遣队护送。大部分船员和乘客是英国人，但也有少数来自法国和美国的罪犯。船队行程长达24000公里，耗时250天才完成。当时，它被认为是人类移民史上组织时间最长的事件之一。
在1787年以前，英国人则将罪犯送往北美的13个殖民地。然而，美国人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最终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在一场关于“税收和代表权”的争端中，反抗英国当局的主要行动之一就是将一批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港———著名的“波士顿茶党也称波士顿倾茶事件”。当然，这些茶来自中国。英国政府需要一块新的领土来安置罪犯，而“新荷兰”则被认为是最佳的选择。
18 世纪末，茶作为一种饮料，在不列颠群岛已经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它仍然是一种奢侈品———尽管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已经习惯了茶的味道和刺激效果。茶正成为朱莉·弗洛默所描述的“必要的奢侈品”[5]。事实上，其中一名叫瑞秋·厄尔利的乘客 (女罪犯) 因盗窃了一盎司茶叶、烟草和糖而被定罪，并被判处搭乘第一舰队发配澳大利亚。据记载，第一任总督亚瑟·菲利普曾与当地原住民领袖贝尼隆分享食物和茶，茶很快在原住民中成为一种受欢迎的饮料。这一点在历史上来看，通常与糖一起食用的浓郁中国红茶在英国的茶文化中是最受欢迎的———虽然绿茶仍然占有市场份额。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茶叶是第一舰队高度珍视的非官方货物的一部分。
官方第一次正式记载了中国来访者来到澳大利亚的记录是在1818年麦世英的到来。然而，1788年的第一舰队与中国有着重要而直接的联系。这些船只，包括佩恩夫人号、斯卡伯勒号和夏洛特号，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特许进入广州收集货物茶 (该船的高级船员被允许购买大黄、肉桂、扇子、水银和瓷器作为贸易物品带回英国，但茶叶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品) [6]。从1788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在往返中国的途中，经常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停留。因此，随着英国殖民地在澳大利亚的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条新路段，创造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移民和文化的新联系。
02
“甜茶”的发现：一种来自澳大利亚本土的茶叶替代品
早期的澳大利亚殖民地茶叶仍然是一种稀缺品，直到1792年茶才开始被出售，茶叶的数量是有限的，并且价格昂贵。因为从茶树中获得的茶叶有限，新来的人开始寻找一种当地的茶叶替代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替代植物，即甜叶菝葜———一种澳大利亚本土的撒尔沙植物[7]。这种植物以藤蔓的形式生长于潮湿的温带沿海森林的地面上。这种植物长期以来被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作传统药物。布拉德利中尉这样描述它的品质：“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植物，生长在岩石周围和林下灌丛之间，它的叶子被煮后变成了一种令人愉快的饮料，并被我们全体船员当作茶来使用。”
1790 年，水手约翰·尼科尔乘坐朱利安夫人号路过悉尼，他对甜茶和它的特性如此着迷，以至于在返回英国时带走了大量的甜茶。他记录道：“殖民地有一种药草叫甜茶，它被浸泡和饮用就像中国的茶。我很喜欢它。它不需要糖，味道既苦又甜。”
为了收集茶叶，尼科尔的船在去英国的中途停留中国，把大部分剩余的甜茶卖给了中国商人，这些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此种外来植物的药用价值。这可能是澳大利亚在殖民时期向外国出口的第一件商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本土食物和采集兴趣的恢复，甜叶菝葜得以东山再起。现在甜茶正在与不同品种的茶树产的茶叶相混合，并由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澳大利亚药剂师和茶叶零售商出售。这是澳大利亚茶文化创意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03
茶与社会生活：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发展
随着19世纪上半叶几十年的发展，英国继续发展并扩建悉尼的流放地。他们还在诺福克岛(1788年)、范迪门岛 (塔斯马尼亚) (1804年)、摩顿湾 (布里斯班) (1824年)、天鹅河 (珀斯)(1828年)、菲利普港 (墨尔本) (1835年) 和阿德莱德 (1838年) 建立了新的殖民地。除了囚犯，越来越多的自由移民也来到了澳大利亚。在1828年，罪犯占到总人口的46%。但是到了1841年的时候，罪犯就只占20%左右了。因此，在19世纪中，随着罪犯时代退居过去，现代澳大利亚人口的轮廓形成了：现代由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组成的城市化人口出现了。正是这种社会阶层的结合，形成了19世纪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澳大利亚茶文化的基础。澳大利亚在继续与英国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同时，于1901年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开始形成独立的民族认同。这是一个茶 (话) 会的时代，从最不起眼的工人聚会，到有抱负的中产阶级“只有受邀请才能参加”的花俏活动。在那个时代，男人和女人被固定在特定的性别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茶为男女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为女性提供了管理家庭空间的机会。
1822 年，英国法官约翰·托马斯·比格向英国下议院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 《新南威尔士州殖民地状况报告》。我们从报告中得知，到1822年，最初的茶叶短缺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茶、糖和烟草是标准的配给品。即便如此，配给的数量并不是那么慷慨。停止配给茶 (和糖) 也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方式。因此，比格报告说，茶和糖仍然被认为是奢侈品。然而，这种奢侈品却成为了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道引用了 《悉尼公报》 (1816年12月7日)：“茶和糖是罪犯膳食中经常伴随的食物，并且是下层阶级移民餐桌上的常客;但是牛奶和蔬菜却只给上层阶级供应。”[8]
此时，在英国及其全球的殖民地中，茶和糖的结合已成为各行各业人们饮食中稳定的一部分[9]。1840 年至1860年，英国人均茶叶消费量增长了一倍;1860 年到1880年增长了68%，澳大利亚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茶叶市场。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福州对澳大利亚的茶叶出口翻了一番多，从370万英镑增加到970万英镑[10]。事实上，澳大利亚曾一度是世界上饮茶最多的国家。彼得·格里格斯估计，19世纪30年代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人均茶叶消费量接近4.5公斤，19世纪40年代上升到5.0公斤[11]。
随着茶逐渐成为澳大利亚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大英帝国人民的首选饮料，它已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习俗之中。茶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愉快而舒适的饮料，还具有显著的重要性：它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全球贸易经济的一部分。饮茶还成为了一种社会区别的标志。不同阶层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消费茶，他们眼中茶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他们通过用一种隆重的方式提供并享受茶，以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大量工人阶级所享用的茶被视为从日常劳作中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事实上，添加了糖和牛奶的茶成为英国工人阶级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茶和咖啡等饮料中添加糖是很正常的。相反，考虑到英国人喜欢所有甜的东西，茶里不放糖就太奇怪了。恩格斯在1844年的著作中描述了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状况，并写道，除了肉类 (在可获得且负担得起的情况下) 和蔬菜 (尤其是土豆) 的基本饮食之外，“作为佐餐，人们通常都喝淡茶，也许是茶加一点糖，牛奶，或一些烈酒。茶之于英国乃至爱尔兰，正如同咖啡之于德国一样不可或缺。一个地方越不喝茶，那么那里就越贫困”[12]。
饮茶的发展对两性关系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和传统的中国一样，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男女也经常被隔离。男女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两种角色之间界线鲜明。事实上，在我们这里讨论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的地位是低于男性的。参与公共饮酒领域是与女性的“良好声誉”不相符的。因此，茶成为了连接女性们社交纽带的重要饮料。在茶 (话) 会上，人们在喝茶时会吃蛋糕、三明治和其他美味佳肴，这已成为男女在适当认可的环境中进行互动的常见方式。
这些茶 (话) 会发展成了“茶餐”和“下午茶”的传统。各种各样的规则和礼仪都是围绕着这些社交喝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茶餐和下午茶最早出现在英国，并迅速传播到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茶餐和下午茶有什么区别?茶餐中的“茶”更多地与用“茶”的意义有关，意思是“晚餐”，而不是饮用茶的集体活动。茶餐是19世纪工人阶级的一种习惯。下午茶可以是一项盛大的活动，主人发出邀请，拿出最好的茶具，并为这一场合盛装打扮。然而，在加班时，下午茶也变得不那么正式了，可以简单地指下午喝茶的休息时间。茶餐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地与优雅的中产阶级社交聚会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工人阶级晚上的一顿饭。茶的习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现代世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澳大利亚的饮茶也与大英帝国的观念紧密相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茶是一种民族饮料却来自中国———这一直是英国政治家、商人、作家等人的痛处。正如朱莉·弗罗默所写：“然而，将茶视为一种英国国内商品引发了人们对将国内生活和国家认同的理想建立在来自中国的外国产品上的担忧———尽管英国试图渗透打入这个国家，但令人沮丧的是，中国对英国人来说仍然是未知……同时英国人将中国视为‘他者’。使用亚洲的茶来培养英国的国家认同感，这可能会瓦解国家认同感赖以形成的差异。”[5]
为了打破中国对茶叶生产的垄断，也为了打破“中国”和“茶叶”之间的认同联系，英国东印度公司热衷于在英国殖民地内建立茶叶种植和生产产业。为此，苏格兰园艺学家和冒险家罗伯特·福琼在19世纪50年代被派往中国“获取” (即“窃取”) 茶树、种子和技术[13]。印度和锡兰 (斯里兰卡) 的茶园通过现代工业规模化经营，大幅降低了茶叶的价格[14-15]。据估计，在1897年，整个大英帝国共消费了8000万杯茶。19世纪初，英国和澳大利亚消费的大部分茶叶来自中国，而到了19 世纪末，茶叶则来自英国殖民地内部。这就标志着茶叶与中国的联系被显著地切断了。当然，当时澳大利亚也有中国人，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也从中国带来了自己的茶，其中一些还卖给了当地的白人殖民定居者。
04
流浪者和比利茶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茶文化最具标志性的东西之一就是“比利”，由此衍生出“比利茶”。“比利茶”无疑是澳大利亚对世界茶文化最独特的贡献之一。澳大利亚比利是一种金属容器。这种金属容器最初被用于在开往澳大利亚的船只上运输咸牛肉。到了19世纪晚期，它成了澳大利亚乡村生活的代名词，在那里，它被用作在篝火上的烧水和泡茶的器皿[15]。
在19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放牧，对剪羊毛和其他农业活动的季节性劳动力的需求稳步增长。剪羊毛的工人从一个绵羊站走到另一个绵羊站，从一个剪羊毛棚到另一个剪羊毛棚通常需要步行走好几天。这些流动工人被称为“流浪者” (Swagmen)。其中的“swag”指的是铺盖卷———里面还包含了他们的个人物品。毫无疑问，其中最珍贵的是上文提到的茶叶、烟草和糖这3样东西。这里面还有面粉———是制作“丹波面包”的关键，这是一种简单的“澳大利亚土著面包”，是用篝火的热炭烤制而成的。澳大利亚的农村是人们常常饮用比利茶的地方———意味着这是一项非常男性化的活动。而在家庭环境中，女性支配着茶———特别是通过早上和下午的茶 (话) 会。而男性支配着“丛林”中的茶，尤其是在流浪者的生活或其他形式的乡村劳动中。
在中国，备茶通常是在茶壶或其他类似的设备放入茶叶，然后把热水倒入其中冲泡茶叶。流浪者就无法享受这种“奢侈”了。
《丛林流浪》 这首歌最早由帕特森于1895年创作，它的首节中有这样一句歌词：“他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老比利在沸腾。”这首歌非常流行，到1903 年，它已经被用来销售一种特殊的茶品牌———果不其然是：比利茶。《丛林流浪》 是一首深受澳大利亚人喜爱的歌曲，它经常被认为是“非官方的国歌”。事实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更有可能知道 《丛林流浪》 的歌词，而不是澳大利亚的官方国歌 《前进的澳大利亚》。
05
茶与酒：禁酒运动
在唐朝，茶不仅是一种饮料，而且在文学、宗教和文化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4]。在唐代茶兴起之前，酒在重要的社会仪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古代乃至当代，酒和社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唐代茶的兴起与禅宗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茶被看作是酒的替代品。茶也能“醉人”，但即使一个人大量喝茶，也不会出现酒那样的负面作用。
公元8世纪末和9世纪初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篇描述“茶酒争功”的文章[16]。在这场辩论中，“酒先生”和“茶先生”给出了他们的理由———为什么自己作为饮料最好而另一种不好。“茶先生”将自己与一类新兴的佛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茶是圣人、皇帝和前贤首选的灵丹妙药，茶可以消除困顿和疲劳，而且没有有害的或尴尬的副作用。与之相比，“茶先生”认为“酒能够拆散家庭，破坏家园，通常会导致淫荡和堕落的行为……而你，酒先生，会让人喝醉和糊涂”。人一喝酒，话就多了。对于大街上的普通人来说，至少70%的饮酒者是被朋友背回家的。最终，“水先生”的出现提供了第三条出路———“茶先生”和“酒先生”都不是辩论的赢家。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唐代佛教的兴起，一种提倡节制和避免饮酒的新话语正在形成。茶被认为是酒精饮料的最佳替代品。禁酒运动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它首先提倡适度节制饮酒，到19世纪后期就转变为完全禁止饮酒了。与美国不同的是，澳大利亚从未采纳过全面禁酒令。即便如此，关于酒对个人、家庭和社会负面影响的辩论还是使人们注意到了酒在澳大利亚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无论是好是坏。
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继承了英国的饮酒习俗并形成了浓厚的饮酒文化。人们饮用各种酒精饮料，如杜松子酒和啤酒，而朗姆酒在殖民时期则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朗姆酒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在硬币短缺的时候成为了一种货币形式。事实上，据报道，澳大利亚发生的唯一一场军事政变就是由朗姆酒短缺引发的。因此，它通常被称为1808年的朗姆酒叛乱。
然而，对于茶是一种健康的饮料这一观点，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特别是在大量饮用的情况下。杰西卡·奈特在她的研究中叙述了以下内容：“1893年，一名在悉尼工作的医生与悉尼科技学院的一名烹饪讲师合著了一本书，名为 《澳大利亚的生活艺术》。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菲利普·穆斯基特博士写道：‘肉店里的肉和茶的消费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需求，这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他进一步评论了茶的过度消费，表达了他对女性‘在这方面超出了所有节制的界限’的担忧。按照他的专业观点，由于饮食中过量的茶，女性变得‘苍白无力’，肌肉变得‘柔软松弛’，神经系统‘受损’。”[17]
19 世纪中期，禁酒运动对于除了酒吧之外的非饮酒场所的建立起到了推广的作用。19世纪末的时候，这些场所变成了茶室。这一趋势在澳大利亚得到了广泛的复制，到20世纪初，茶室已成为城市景观中的普遍特色。茶室最初是由教会或禁酒组织提供给公众使用的非商业场所。到了后来，它成为了一种商业企业，类似于咖啡馆或咖啡厅。
对于女性来说，茶室是一个安全而合适的空间，可以在家庭范围之外进行会面与社交。茶室象征着现代、时尚，昭示着帝国与茶之间的联系。有些茶室非常大，大到足以容纳多达300多人。里面有着当时的新发明———如电梯和热水水龙头。最好的茶室位于城市的黄金地段，在这里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景色，还有新潮时尚的装饰。被女性所管理的茶室并不罕见，考虑到这一时期女性在家庭之外有限的劳动机会———所以说这是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
在澳大利亚现代历史的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支持和反对饮酒的争论。无论是完全禁酒，还是只在特定场合，茶通常都是酒的首选替代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所看到的，茶作为头号非酒精饮料的地位正在受到其长期竞争对手———咖啡的威胁。
06
兴衰：当代澳大利亚的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茶的需求量仍然很大。在澳大利亚城市的工厂和办公室中雇佣着在早上和下午茶的时候推茶车的茶女。茶和饼干通常由公司免费提供，但有时会从工人的周薪中扣除一小笔茶费。同样，在以男性为主的工地，如建筑工地、铁路调车场和剪羊毛站，比利小子用比利为工人煮茶。他们通常在上午11点准备茶点，因此这种茶点就被称为“午前茶”。20世纪60年代，随着更为正式的培训贸易工人学徒制度的实施，比利小子逐渐被淘汰。无论如何，当今在澳大利亚,他人不太可能为你提供“一杯茶”喝。你也找不到茶女和比利小子。这么多老的茶文化已经处于消失或过渡状态。
现代茶包最早开发和销售于20世纪初。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茶包才开始流行起来。一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茶叶公司开始推广茶包，它就很快地取代了散装茶叶，成为人们泡茶的首选方式。在澳大利亚和其他很多国家，茶包是人们喝茶最普遍的方式。
为什么茶包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找到了自己的市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二战后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独自饮茶的生活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毫无疑问，人们总是视自己的便利而选择饮茶时机为自己备茶。然而，正如我们从上文中对澳大利亚茶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茶的消费一直与社会互动紧密相连。这就是我所说的“茶交际”。然而，二战后经济向消费资本主义的转变更加强调“个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二战后的社会一直强烈关注于创造和满足个人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满足个人消费者的欲望。在这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快速变化的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现代消费时代更加崇尚便利。例如，在现代工作环境中，以前一起喝“下午茶”的做法已经几乎像恐龙一样灭绝了[18]。相反，在紧张的工作压力下，办公室职员会用茶包冲泡他们“自己的”茶，并迅速带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内部的茶，邀请家人和朋友参加更正式的“下午茶”的做法也基本上消失了。
澳大利亚的茶消费不得不与咖啡和咖啡厅文化的兴起相抗衡。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简称ABS) 的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末，澳大利亚每年人均咖啡消费量超过1千克。相比之下，茶叶仍以人均2公斤的价格领先 (在20世纪的高峰时期，1928 年人均茶叶消费量为3.6公斤) [19]。到了20世纪10 年代，澳大利亚统计局在其“2011/2012年澳大利亚健康调查”中报告称，“最受欢迎的饮料是水 (87%的人消费)、咖啡(46%)、茶(38%)、软饮料和调味矿泉水(29%)以及酒精饮料(25%)”。咖啡和茶消费的这种戏剧性转变需要一些解释。
19 世纪，咖啡首次出现在澳大利亚。它与禁酒运动，并且和以图与提供酒精饮料的酒店竞争而建立的“咖啡宫”密切相关[20]。然而，考虑到咖啡在没有合适的设备的情况下更难煮，茶并不会因此而丧失民族饮料的殊荣。事实上，一直到20 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之一。然而，随着1929～1933 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茶的消费量开始稳步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茶在澳大利亚的兴衰反映了大英帝国的兴衰，正如咖啡的日益流行反映了美国消费现代性的吸引力和美式和平的兴起。从人均每年300克的低起点开始，咖啡消费量在二战期间增长了3倍[21]。
这种增长部分与二战期间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有关。1942年至1945年间，100万美国军人来到澳大利亚，而当时澳大利亚的人口只有700万。美国人带来了咖啡文化[22]。战后，为了满足消费者对咖啡的兴趣，1948年跨国饮料公司雀巢公司推出了速溶咖啡———此种名为雀巢的产品获得了巨大成功。速溶咖啡反映了澳大利亚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由此兴起———这种经济是以个人选择和便利为中心的。这也反映了美国现代性的吸引力日益增长，以及澳大利亚与大英帝国联系的减弱。苏茜·哈米斯认为速溶咖啡的流行“与澳大利亚生活方式选择的变化有关”，喝茶的习惯与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遥远殖民前哨的发展密切相关，它每天都提醒着我们，很多人仍然把伦敦视为国家的文化首都;速溶咖啡日益增长的吸引力反映了一种更广泛、更微妙的文化品味”[23]。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人仍然消费了很多茶。近年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直是最坚定的饮茶倡导者之一。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唯一会说普通话的总理，陆克文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2011 年8月23日，陆克文被宣告为川宁澳大利亚下午茶挑战赛的冠军。这是英国著名茶叶公司川宁的营销活动。川宁邀请了150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知名人士，共同设计出一种独特的混合茶，以体现澳大利亚人的性格和口味。混合茶的原料由川宁提供，并由澳大利亚民众投票选出他们最喜欢的一款。陆克文被宣布为最后的赢家，他的川宁混合茶在2012年全年都可以买到，其中混合了川宁爱尔兰式早餐茶、俄罗斯商队茶和柑桔香红茶。比赛以选择慈善机构的权利替代奖金，即每一笔茶的购买就会向这个慈善机构捐赠10澳元。陆克文选择了一家致力于动物保护和福利的知名慈善机构。
07
结论与讨论
从这件轶事可以明显看出，即使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饮茶者，每天也没有多少机会接触来自中国的茶。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茶在构建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和日常生活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澳大利亚，人们对某些中国茶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绿茶。近年来绿茶由于其药用特性和对健康的益处而得到推广。与此同时，“珍珠奶茶”在澳大利亚经历了戏剧性的增长，尽管这种饮料并不被认为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有过量的糖和其他化学添加剂)。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人们已经迈出了远离工业化食品和商业化食品消费的步伐，比如“慢食运动”和“手工食品运动”。这两场运动都试图让人们注意到食品的来源和生产方式。他们试图重新引入食品社交的形式，重建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并试图在我们的饮食方式和内容上重新建立一个社会消费和真实性的场所。
我相信同样的哲学也适用于茶的消费。我们还应该鼓励茶的消费者，使其更加了解他们所饮用的茶之来源。你的茶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做的?他们是怎么做的?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将引发一系列关于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公平贸易的伦理关怀。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也坚信，中国的手工茶和传统茶生产商之间可以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饮茶者建立直接的联系。茶有着丰富的历史和跨文化交流传统，可以成为开启中澳对话的完美媒介。(作者：Gary SIGLEY (加里·席格伦) 安倬霖)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5期(第43卷总第249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凡第三方图片及信息，如无特殊注明，均来源于公开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来源：坤冰观茶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撰文 | 魏水华
头图 | 谁最中国
公元十六世纪末的某个春天，广西布政使许应元的公子、杭州富二代圈子里著名的文艺人许次纾，在他的新书《茶疏》里，对绿茶采茶时节写下了这样的描述：“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
这种节令选择，与今天老茶客们所青睐的好茶一模一样：明前味道太淡，谷雨前后，才是绿茶最好的采摘时节。
若干年后，许公子因为这本《茶疏》名声大噪，成为继茶圣陆羽之后，最受人们尊重的茶学理论大师之一。
但奇怪的是，他提出的“清明太早”，却被后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晚从十八世纪起，茶必明前、越早越贵的风气弥漫在这个国家。淡薄无味的明前茶成了送礼佳品，而爱茶人自己喝的却是谷雨茶。
究竟是谁，把明前茶捧上了德不配位的神坛。
No.1 壹
在烟、酒、茶、咖啡四大嗜好品中，茶的滋味，是相对单纯的。
解构茶叶的滋味，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植物氨基酸带来鲜味、多酚类物质带来苦涩味、咖啡因和茶碱带来“上头”的兴奋和愉悦感。
其中，咖啡因和茶碱含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茶叶发酵度的深浅，以及茶水萃取方式，与节令相关度不大。真正与季节高度相关的是茶多酚和氨基酸。
氨基酸主要来源于茶叶在越冬过程中的营养物质积累。植物的生长主要包括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两部分，营养生长在前，是植物从空气、土壤、水中汲取各类养分，并将之变成自身可利用的蛋白质、氨基酸等物质;而生殖生长在后，在适宜的环境下，植物利用将营养生长的物质，完成发芽、成长、繁殖等植物生命的一系列变化。
一般说来，茶树会在环境温度较低的冬季，优先完成营养生长过程，大量氨基酸被积累在叶片中;而到了天气暖和之后，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会齐头并进，叶片生长速度快，纤维多叶片薄，养分积淀不足，此外还有一部分营养被花果吸收，氨基酸含量当然不如开春时丰富。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与生长周期长，籽粒在冬天充分灌浆的冬小麦，一定比生长快速的春小麦好吃，是一样的道理。
而多酚类物质恰恰相反，是茶树生殖生长的副产品。人们常说没有杀青的茶“有青草味”，这种青草味，正是茶多酚带来的。而绿茶的清新香味，乌龙茶、红茶等发酵茶里馥郁的香味，都来自于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分解和挥发。
所以，茶叶滋味的高低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茶氨酸和茶多酚的平衡——前者提供鲜甜的滋味，后者提供一部分的苦涩味和独特的香味。
但一个悖论是，氨基酸丰富的茶，是越冬之后越早越好;而多酚类物质的多寡，则取决于开春之时茶树的生长状况，是随时间增多的风味物质。
茶叶采摘的季节时机，实质上是茶氨酸和茶多酚此消彼长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妥协，它隐喻了中国士大夫尊崇的中庸之道。
这是中国成为茶叶诞生和流行地的关键性逻辑自洽。
图源 | @谁最中国
No.2 贰
事实上，历代的中国茶客，一直在这种妥协里寻觅最佳的滋味。
陆羽在《茶经》里说：“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换算成阳历，大约3-5月之间，都是值得采茶的季节。
从四川蒙顶、到浙江紫笋、再到江苏阳羡，不同海拔的茶区、不同的茶叶品种，有着不同的生长周期。陆羽提出的三个月理论，事实上是给各地茶叶出芽和熟成程度不同，留出了充足的时间余地。
到了明朝，许次纾所说的“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事实上是站在江浙产茶区的角度，对《茶经》采摘时间的进一步精进和细化。这与明代茶叶的种植和育种水平进一步提高有关，也与炒青绿茶技术的成熟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宋以前有一种比明前茶更早的“社前茶”，社指春社日，是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人们会在当天祭祀土地爷。顾名思义，这种社前茶不是用来喝的，而是用于祭祀的。
唐朝李郢的《茶山贡焙歌》中“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极清明宴”说的就是祭祀用的茶，要赶在清明节前送到京城;欧阳修的茶诗里多次描述茶农“喊山”求早茶;《宋史》里则记载了宋徽宗要求各地进贡社前茶的轶事。实质上，这是身为农耕政权掌舵者的皇权和士大夫，为一年农事讨个彩头、求个吉利，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茶事为农事之肇始，农事为国事之根本。
自从淮南丐类朱重八登基，诏罢形式大于内容的龙团凤饼之后，以茶祭祀的习俗也渐渐消失。它与今天的明前茶，没有任何联系。
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走向，中国绿茶的采摘时间，将会越来越因地制宜、因种制宜，形成类似于中国各类酒饮酿制的细分。但1644年，多重巧合之下的山海关一役，打断了文明的进程，也改变了从此之后中国绿茶的命运。
No.3 叁
1751年农历2月，乾隆帝来到杭州，在看到乡民采茶后，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观采茶作歌》：“火前嫩，火后老，惟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一试观其道。”
作为中国历史上个人修养最高的帝王之一，乾隆帝精通汉、满、蒙、藏、维五种不同语系的语言。这首打油诗，他援引了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里的句子“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火前”，指的就是禁火的清明寒食节令之前。
虽然乾隆熟读唐诗，但汉语本不是他的母语。他对白居易原诗的理解，出了两个差错：诗人写的是四川茶，而不是江浙茶，两地的海拔气候和茶种都有区别;诗人感谢的是朋友千里寄鹅毛之意，而不是咏赞明前茶多么好喝。
对于习惯喝茶加奶的满人贵族来说，汉文化清饮茶叶背后的玄机，确实没有那么容易洞察。
图源 | @谁最中国
最讽刺的是，在乾隆年间内务府造办处的进贡档案里，龙井茶的进贡时间其实都不在清明早春，而是农历6月-8月左右，经过较晚采收和灰缸储存熟成的茶叶。
尔后，皇帝本人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他第二、第三次南巡中，分别写了两首采茶诗：“雨前价贵雨后贱” “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这等于弥补修正他之前对杭州龙井茶不熟悉的错误，但“惟有骑火品最好”的句子，已经在这十几年里广泛传播并保留下来。因为明前茶本身产量不高，奇货可居，有了皇帝金口玉言的认可，无数茶商将错就错，跟进炒作。
于是，茶市里弥漫着对“茶贵春早”的攀比和焦虑，在后来的两百多年里，价格越来越离谱。
一个颇具对照价值的细节是，在乾隆同时代的日本，一本名为《茶经详说》的风物志里记载了江户时代日本人对绿茶种植的改良：每年3月茶树开始萌芽后，为了控制茶芽生长的速度，茶农开始用稻草或者寒冷纱覆盖住茶树，让其生长速度缓慢一些，更多地吸收营养增加茶里的滋味浓度。
图源 | @谁最中国
这种被称为“覆阴法”种植出来的茶叶，最迟要到每年5月中旬才能完成。还要放在避光、避湿的库房中一个月以上，让茶叶褪去火气才能出售。
虽然承袭唐代蒸青茶之后的数百年里，日本制茶工艺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改良改进，没有如中国一样出现烘青、晒青、炒青的技术迭代。但对小小一片树叶发自滋味本源的精益求精，也许已经暗喻了后来甲午之胜的结局。
见微知著。
图源 | @张有钢
No.4 肆
清中后叶，一项改变茶叶育种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扦插。
在此之前，所有的茶树繁育都要依靠异株授粉。打个比方，因为父母亲的基因匹配是不稳定的，所以授粉得到的下一代茶树就会发生不可控的变化。
但扦插完全不同，这实质上是同性生殖，某种程度上等于动物的克隆。通过扦插，能把茶树的某些个体特性稳定地继承下来。
这本是一种培育技术的突破，能够保存更好的茶叶基因。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明前茶昂贵的价格，促使茶农、茶商借助扦插技术，反复筛选品种，把茶叶的采摘时间进一步提前。
一个典型的，被技术和经济异化了滋味的案例。
1965年，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借助扦插技术，培养出了一种产茶量比普通茶树高30%，出芽采收时间比普通茶树提前10天以上的龙井茶。因为是60年代培育出的第43代龙井，命名为6043。七十年代后，被简称为龙井43号。
1972年起，全浙江范围内的龙井产区开始全面推广龙井43号的种植。根据杭州市西湖街道龙井村的档案，龙井43号投产后，综合提早上市和产量增加两大利好，茶农每年的收益可以提高10倍。对农户来说，巨大的利益让他们纷纷拔掉了种植几十上百年的老茶树，改种龙井43号。
更可怕的是，仅仅几年后，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绿茶区全面跟进种植龙井43号。绿茶的种群多样性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到今天，不管商标打着西湖龙井、恩施玉露、黄山毛峰或者安吉白茶的绿茶，但凡能在早春第一批上市的，本质上都是载种于各地的龙井43号。
其实，明前茶的功能定位也决定了，很少有人会追求一杯茶中细腻内敛的美好滋味，而是送礼时的面子和价格。
-END-
在杭州西湖杨公堤畔的西湖国宾馆里，有一小片茶园，茶园门口竖着一块牌子“主席采茶处”。
这是1963年4月28日，毛主席下榻时，亲手采过茶的地方。当时接待过主席的杨忠芳回忆，主席曾对国宾馆茶园的管理员说：“现在的龙井茶是最好的，你们要管好，不要让它荒掉”。
可惜的是，如今似乎已经没人能记起主席采茶的日子;相反，一个异族封建帝王，因为文化差异产生的疏漏，却至今主导着这个国家茶产业的风潮。
这是一面折射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镜子，也是一幅讽喻滑稽世态的风俗画。
左手一杯咖啡，右手一杯奶茶，是“打工人”日复一日标配的续命生活。 不知道多少个提不起力气的下午，只需一杯喜茶或星巴克，就能瞬间活力满满。
那么，“打工人”最爱的到底是什么饮品?一起来看看这份数据报告。
01、打工人续命，选奶茶还是咖啡?
奶茶还是咖啡?这个乍听上去莎翁式的哲学困境，根本困扰不了当代打工人。毕竟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如果说奶茶是现代人的甜蜜安慰剂，那么咖啡就是应对生活压力的强大武器。 对于打工人来说，工作学习时续命就靠咖啡，休闲时间放松身心续命就靠奶茶，再简单不过。
据调查，咖啡消费者之所以会选择饮用咖啡，绝大多数是功能性需求。换言之，也就是要靠咖啡中的咖啡因来续命，帮助提神醒脑、消除疲劳或者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以维持工作的高效。
相比之下，希望靠喝奶茶帮助提神的消费者占比不到两成，更多“奶茶党”的年轻人会表示，喝奶茶还需要理由吗?我想喝的时候就喝。 累了困了，来杯奶茶。渴了饿了，来杯奶茶。心情不好，也来杯奶茶。凑单或奶茶店取景，算我一个，这大概就是打工人喝奶茶的现状了吧。 喝咖啡和喝奶茶的场景也直接受饮用的动机决定。
据调查，咖啡消费的场景正趋向多元化发展，但办公室依旧是咖啡消费者饮用咖啡最主流的场景，每 4 个从咖啡店里捧着咖啡走出门的人，有 3 个都正要回到办公桌前。 同时，在家里以及休闲娱乐的时候饮用咖啡，也正在变得主流化，在学习、商旅等其他场景，咖啡消费也在逐渐渗透。 相比之下，喝奶茶的场景往往是为了释放身心和进行社交。66% 的奶茶消费者表示不分场合，只要心情愉悦，就需要用一杯奶茶来维持多巴胺水平，不要停下这种难得的舒适。 此外，大部分人和三五好友、闺蜜挚友或伴侣在下午茶、购物或约会的时候，也会选择手里捧上一杯芝芝莓莓来促进甜蜜的气氛。
02奶茶党和咖啡党势不两立?
虽然简单地认为年轻的打工人在工作日选择喝咖啡续命，休息日放纵喝奶茶为周一续命，这确实是一种很方便的解释，但却可能是有失偏颇的。 毕竟，喝奶茶咖啡的动机与场景如此分化，是有必要怀疑喝奶茶跟喝咖啡的，本来就是很不相似的两拨人。 对咖啡消费人群与奶茶消费人群分布特点的调研结果，也体现了这一点。
咖啡消费蓝皮书数据显示，一二线城市咖啡消费者中女性占比接近六成。从年龄分布来看，20-34 岁的 85 后、90 后和 95 后占到了 80% ，是国内咖啡消费的主要人群。
奶茶的消费群体在年龄分布上几乎与咖啡消费群体重合，并且也是以女性为主，且占比更大。新式茶饮白皮书显示，87% 的奶茶消费者年龄在 21-40 岁之间，且男女比例为 3:7 。 “咖啡党”和“奶茶党”更显著的区别在于收入分布上。据调查结果显示，咖啡消费人群呈现高收入特点，平均年收入为 18.3 万，高于 20 个受访城市 7.7 万元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可接受咖啡价位也较高。 相比之下，奶茶更加亲民，大部分消费者的月收入集中在 10000 元以下，70% 的消费者心目中可接受价位在 24 元及以下。 看起来，奶茶咖啡两大阵营都是年轻人的天下，女生相较男生更愿意选择加入奶茶阵营，而咖啡阵营则更符合人们对精英阶层的想象。 咖啡，是梦想中精致生活的可视化。即使生活不易，只要端起咖啡，就能屏蔽所有千疮百孔。
而一旦有了精英平民之分，鄙视链就不只一环了，“咖啡党”中的派系分别，也是一片悄无声息的战场。 TalkingData分析指出，只喝星巴克的消费者更常使用代驾、民航、行程管理和酒店等类型的App，说明星巴克独占用户可能需要经常性的应酬或出差，表现出较强的商旅属性。 相比之下，只喝瑞幸咖啡的消费者则较为偏好打车、拼车、租车、共享单车、公共交通等类型App，或许意味着瑞幸咖啡独占用户的工作比较规律，每天挤公交地铁、骑单车，过着“朝九晚五”的写字楼上班生活。 总的来说，与其说是奶茶和咖啡把年轻人区分开来，倒不如说是各自的价位把年轻人区分开来。 同样地，与其把年轻人分为奶茶阵营和咖啡阵营，倒不如把他们分为一点点&瑞幸阵营和喜茶&星巴克阵营来得更为准确。
03
奶茶和咖啡，谁的续命效果好?
年轻的打工人在奶茶和咖啡间选择归选择，续命效果好不好恐怕还要另说。 无论是奶茶还是咖啡，提神作用主要都来自咖啡因。研究表明，摄入咖啡因后的 45 分钟内，中枢神经系统开始兴奋，人的警觉度增强，思维变得快速而清晰，所以一杯咖啡下肚，大脑转得特别快。 同时，咖啡因的代谢速度较慢，大约 5-7 个小时会被代谢一半，8-10 个小时代谢75%，因此最好不要在睡前5个小时内喝咖啡。
据消费者报道 2019 年对 10 款现磨拿铁咖啡的测评，总体的咖啡因含量范围在 207〜605 mg / kg，平均含量为 396.2 mg / kg。不过品牌差异悬殊，全家的拿铁咖啡每杯咖啡因含量仅 97.9 mg，不及Costa的 1/3 。
其中每杯咖啡因含量最高的为Costa和瑞幸，分别为 363 mg / 杯和 251.6 mg / 杯，说明投料扎实或者咖啡豆本身含较高咖啡因，提神防瞌睡最有效。 全家、汉堡王、喜茶、肯德基、麦当劳咖啡因含量较低，适合对咖啡因耐受度低的消费者。 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7-11 的拿铁咖啡最为优质。只要你花 20 块钱买两杯，咖啡因的摄入量就可以比肩一杯 37 块钱的Costa香草拿铁，而糖摄入量仅仅是它的一半。
茶是另外一个咖啡因的重要来源，一般来说，每杯茶的咖啡因含量只有每杯咖啡的一半。
不过对于我们日常所喝的，调制了牛奶、奶泡、芝士、水果等等各种添加物的咖啡奶茶而言，咖啡未必就比奶茶含有更多的咖啡因。 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院 2019 年也开展了一项珍珠奶茶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多达10个品牌奶茶被检出含有咖啡因，平均含量为 258 mg / kg。 虽然总体上看，奶茶的咖啡因平均含量是逊色于咖啡的，但米芝莲的一杯经典丝袜奶茶咖啡因含量却达到了365mg，超过了一杯Costa香草拿铁，成为 20 款奶茶咖啡中的王者。 但咖啡因摄入过多并不就是好事，如果一次性急剧摄入超过 250 mg的咖啡因，相当于一口气喝下一整杯咖啡，就可能导致中枢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出现烦躁、失眠、脸红、尿液增加、思维涣散或心悸等症状。 与其同时还要注意奶茶咖啡的含糖量，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如果每天一杯，那选择续命还是减肥，估计还要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来源：时代数据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