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文人喜欢茶，因为茶能提神益思，激发文人的激情和灵感。茶是文人生活中一件韵事，一大乐趣，一种高雅的活动。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历代文人墨客知茶、爱茶、嗜茶，借茶写人、叙物、抒情，有不少传世之作便是在这悠悠茶香中酝酿出来的。
饮茶，本是平常事，让文人变得幽雅、文致、充满了诗情画意。他们不仅留下许许多多茶方面的经典名篇，而且流传着不少与茶有关的佳话。
以茶会友
历史上，以茶相交的挚友莫过于茶圣陆羽和诗僧皎然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陆羽辗转来到湖州吴兴，住在妙喜寺，与寺内皎然结识，并成为莫逆之交。
皎然与陆羽的交情，可从皎然留下的寻访陆羽的茶诗中看出。《访陆处士羽》：“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莫是沧浪子，悠悠一钓船。”“赏春茗”、“弄春泉”、“悠悠一钓船”寥寥数语，将陆羽隐逸时的生活情调鲜明勾勒出来。从皎然与陆羽交往期间所写下的许多诗句中，可以了解到这两位“缁素忘年之交”的深厚情谊。
还有一对老茶友我们不能不提，他们就是大宋时期政坛、文坛的“双子座”王安石和苏东坡。人生宦海沉浮，二人在改革中虽政见不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至交，苏东坡一生坎坷，却嗜茶如命。“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由此可见诗人对茶是多么地情有独钟。
以茶代酒
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灵感，但是，一般人很难喝到“恰到好处”。真正能“斗酒诗百篇”的除了李白，恐怕没有第二人了。茶则不然，一杯清茗不但可以唤醒“灵感”，更能捋顺文思。正可谓：“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
以茶当酒是古代文人的一个发明。宋朝诗人杜小山，在一个寒冬之夜，明月照窗，他与朋友相对而坐以茶代酒，品茗赏梅，欢叙旧情，趣意盎然跃入字里行间。
以茶待客乃古代人情交际的盛礼节，它为友人带来一种清幽隽永的意境，古代文人以茶代酒成为一种风尚，一杯清茗表达深情厚谊，宾主之间，喝着聊着，是那样地惬意，那样地酣畅淋漓。
如果说，酒可以浇愁，那么，茶也可以解忧，“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被李白戏称“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因为仕途失意，自洛阳东游吴越之时，途经新昌，在他的《清明即事》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诗人以茶代酒，落寞的心境不言自明。
以茶寄情
茶与酒一样，是人与人之间传递情感的纽带，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和茶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世人都知道李白善饮，自称臣是酒中仙，其实，李白也非常喜欢喝茶。在他的诗歌中虽然有关茶的诗并不多见，但有一篇则是中国茶诗中的经典之作。
有一年，他游历金陵时，偶然遇上了自己的族侄。此人已是玉泉寺中孚禅师，他既通佛理又喜欢饮茶，常年在乳窟中采茶后制成仙人掌茶，以茶供佛，并招待四方宾客。中孚禅师游金陵栖霞寺时，叔侄相见自然格外地亲切。他送给李白上好的仙人掌茶，李白品尝后，觉得此茶清香滑熟，其状如掌，并了解了该茶产于玉泉寺，又是族侄亲手制的仙人掌茶，为此欣然提笔，取名玉泉仙人掌茶，并作诗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答谢。从此，玉泉仙人掌茶名声大振。
在唐代众多诗歌中，这是一首早期的咏茶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留下了一段极其宝贵的资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仙人掌茶的喜爱，还有对侄儿的感激之情。
唐末刘贞亮在《茶十德》文中提出饮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包括了人的品德修养，并扩大到和敬待人的人际关系上去。中国首创的"茶德"观念在唐宋时代传入日本和朝鲜后，产生巨大影响并得到发展。
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
茶乃大自然的精灵，其质朴无华自然天成，文人寄情山水间，不思利禄，不问功名，“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和茶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真可谓“从一杯茶叶看世界”、“壶中乾坤大，松案岁月长”。
来源：网络资料
4月11日上午，由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千年紫笋西安行――2021’长兴紫笋茶文化巡礼暨唐茶文化交流会”，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隆重举行。
中国工程院刘仲华院士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侯宁彬研究员
陕西历史博物馆梁贵林研究员
复旦大学文博学院陆建松教授
浙江大学龚淑英教授
陕西省园艺站、陕西省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陕西省茶文化研究会、陕西省茶业协会、陕茶产业发展联盟、西安市碑林区茶文化协会以及陕西茶界代表，共同见证一个遥远年代里的壮阔场面经典重现。当天下午，主办方又联袂西北国际茶城，举办了“2021’长兴紫笋茶文化巡礼暨千年贡茶(西安)发布会”，浙江丝路文化带上一张流芳千年的名片被赋予更多新内涵。陕西、浙江两地茶文化研究会、茶叶协会、茶叶流通协会等业内嘉宾100多人欢聚一堂，共襄紫笋茶文化交流盛举。
长兴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太湖西南岸，浙苏皖三省交界，长三角地区的中心，是全国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全国文明城市，是中国茶文化发源地之一。茶圣陆羽曾在长兴顾渚山考察与实践，完成了旷世巨作——《茶经》。“紫笋”一名，也由陆羽《茶经》“紫者上，笋者上”而得名。长兴因此被尊为茶文化圣地，紫笋茶也堪称中国贡茶之最。
长兴与西安，在历史时空中巧结着深深的缘份。1200多年前，茶圣陆羽千里迢迢来到长兴，发现顾渚山出产的茶优于其他茶，并推荐给远在长安宫廷中的皇帝。从此，顾渚山上一片神奇树叶，化作皇帝手中一杯琼浆玉液。大唐贡茶院的旷世风雅，竖起中国茶文化圣地的丰碑。顾渚紫笋茶自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式列为贡茶，随着紫笋茶贡额的不断增加，长兴顾渚山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家茶叶加工厂——大唐贡茶院，历经宋、元，至明末，连续进贡800多年，是历史上进贡时间最长的茶。每年茶季，皇帝诏命湖长两州刺史督造贡茶，顾渚山立旗张幕，盛况空前。三万役工上山采茶，千余工匠日夜制作。龙袱包茶，银瓶盛水，限定清明前将贡茶送到长安。“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刺史张文规的诗句，生动记录了紫笋贡茶到达宫廷时的欢乐场景与历史画面。
紫笋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茶文化历史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一座辉煌的里程碑。千百年来，尽管中国历代名茶迭出，但始终撼动不了长兴顾渚紫笋甲天下的“至尊”地位。目前，长兴县茶园总面积达15万余亩，是全国重点产茶县之一。长兴紫笋茶在制茶工艺上坚持传承与创新，依托悠久的茶文化历史，研发出了一系列、多品类紫笋茶新产品，并诞生了茶乾坤等著名茶企以及诸多本土茶品牌。2010年紫笋茶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被授予“中华文化名茶”，还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名录;2015年“紫笋茶”证明商标申报成功，跻身“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行列。在2018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长兴紫笋茶品牌价值达16.60亿元。
一份延续千年的茶缘，风雅岁月名垂青史;一杯皇帝喝过的“贡茶之最”，虽经历史风雨洗礼，依然兰香馥郁，回甘鲜醇。此番历史传统与今日传承的际会，千年贡茶的千里之行，走出长兴，走进西安，为两地互动，进一步研讨挖掘紫笋茶文化价值，加强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作了一次大胆创新，探索尝试。同时，也为茶旅融合发展实施了一次创新体验。遥想当年，紫笋新茶急程进贡，一路快马加鞭，到达长安尚需十日时间。而今凭借高铁时速，头天采摘的新茶，次日即可极速分享给每一位爱茶人。长兴与西安，千年等一回的聚首，又将因茶香而载入史册。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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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发展背景——茶事南兴 茶道远扬
我国的茶文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萌芽，历经唐代的兴盛发展，到了宋代成就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历来有“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而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一带完成的，这与茶器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尤其是在唐代以前，陶瓷生活器皿的制造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饮茶之风开始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品茶方式较之前朝更为讲究，鉴赏之水平也有所提高，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崇尚的礼仪与风尚。譬如，在国力强盛的盛唐、北宋等时期，繁荣的商业贸易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推动。宋人蔡条《铁围山丛谈》中曾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另有文对北宋生活描述中记载：“北宋时期建州地区年均产茶量超过三百万斤。茶己成为如王安石所说像柴米油盐一样的常规性饮品。”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由此可见当时对饮茶的重视。
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唐宋时期成就了茶文化的经典内核。这不仅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其理论水平的发展水平。譬如唐代，茶圣陆羽所撰的《茶经》，已经成为古今茶文化理论的领袖之作。宋代在此前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宋代茶事的流程更为复杂，因而相应的文献著作也记载得更为具体。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细化为采、拣、蒸、榨、研、造、过黄七步，其采茶“每日常以五更挝鼓”，且“以甲而不以指”。所采摘的茶经过进一步拣茶环节，去除品质不佳者，令茶的最终质量大为提高；同时，在蒸茶环节之后加入了榨、研等细节化的工艺，使得茶中的杂味尽除，茶末也由此更显精细。唐代时期以煮茶为主流烹茶方式，而宋代茶艺则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另一种饮茶方式——斗茶。所谓斗茶，又称茗茶，它是古人聚集一堂品茶并评价其品质优劣的一种集会形式。斗茶的兴起主要源于宋代皇帝对于茶事的热衷，追求茶的品质之上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带动了这一时期特殊的饮茶风气。众人皆以能得茶之绝品为荣，使得斗茶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时尚。宋微宗在《大观茶论》序中谈到“天子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导之玩，莫不辟玉锵金，啜莫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这便是文人们斗茶时的盛况。
从社会层面来看，茶事鼎盛时期一般都呈现由中间向宫廷和市井上下两层发展。即从最初的达官显贵专属，到后期的全民皆用。早在宋朝建立之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以饮茶为当世之风尚。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本人对饮茶活动情有独钟，并亲自撰写茶艺品评的文章《大观茶论》，以此形式在表达自己对热衷于茶的同时，也以天子之尊倡导大众饮茶斗茶。而随着宫廷贵族饮茶之风的盛行，民间也兴起一股“茶热”，于是，茶肆（类似茶馆）开始大规模普及。北这种场景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巧妙的反映，其中，在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与热闹气氛的烘托下，分布于街边的茶肆生意兴隆，客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饮茶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项目，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而言，“茶是平凡的物质存在，又是高尚的精神享受，茶是百姓的寻常必需，又是国家的经国大事。”
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纷纷借助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形式寄情于茶，在相关的诗歌及书画作品中往往可见这类表现题材，这对茶文化的发展兴盛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思想推动作用。宋代许多著名的诗词大家，包括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皆吟过许多以茶为题的诗词，其中陆游还获得了“茶状元”的雅号。而在关于饮茶文化的文章中，除了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之外，还有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这本论著从种植、采制、点茶、贮藏等方面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后人对当时茶文化的系统性了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吕惠卿的《建安茶记》、刘异的《北苑拾遗》等。足以见茶事与茶文化的同步兴盛。
禅宗美学的兴起与发展
禅宗文化是伴随禅宗的起源、发展、进化而来的，是佛教自公元 67 年由印度传入我国以后，与儒道释思想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底蕴的禅宗文化。它提倡即心即佛，将佛教深玄的理论体现日常生活之中，不重说教，只重证悟，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所呈现的独特理性思辨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如白居易、陶渊明等文学家的诗歌与文化创作，包括宋代以后的水墨山水画和宋明理学等都受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文精神的的特色。禅宗文化不仅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陶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而且极大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在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设计史上起着特殊的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唐宋时期崛起的禅宗美学， 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 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看是极为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如果说儒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开端，那么禅宗美学的面世则标准着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禅宗美学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美学范畴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凡诗论、画论、书论， 以及诗歌、绘画、戏曲、小说、书法、雕塑等各个艺术创作领域、艺术理论领域和美学领域， 几乎无一不受到禅宗美学的冲击、渗透和熔铸。
禅宗美学的本质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它是对生命的思考，是对存在本体论层面的审美的思考。《坛经》有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可见禅宗把人的主体性推到了极点，强调顿渐之悟，主张一切亲证，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然的境界。禅宗追求自我拯救或解脱，“自心是佛”是它树立的一面，超脱世俗烦恼而成佛是它破除的一面，体现出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素朴美。禅宗的素朴美学所传达的是一种素美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征，透过岁月的沉潜呈现出一种顺乎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涩”的美感，不是即刻吸引众人的目光，而是不断地享受回味无穷的美感经验。它所呈现出的美是独特的性灵之美，虽不耀眼，但有种无法言语的自然韵味慢慢地散发出来，即便是平凡之姿，也会被沉淀后的自然韵味所升华。这种素朴精神的原则是所有事物和谐的价值，且以自然为基础，并且关心与自然地和谐之美。
作为汉传佛教宗派的重要组成之一，禅宗的称谓源于其主张修习禅定的意旨，故名禅宗。此外，又因其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教义宗旨，因而禅宗亦称作佛心宗。据佛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面对着百万弟子，轻轻地手拈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一圈，自始至终一语不发。弟子们纷纷对其涵义疑惑不解，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笑而不语。继而佛祖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此中关于“佛祖拈花，唯迦叶一笑”的典故便引发了禅宗的开始。禅宗在中国的传入最早源于菩提达摩，此后，盛于六祖慧能，在唐代中后期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也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之一。禅宗代表作为《六祖坛经》，主要教义为《金刚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受其时代的影响和制约，禅宗从酝酿、发生到发展壮大，在中国佛教中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独特派别，中国独立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三个本土佛教宗派，但禅宗最具独特性格。从思想渊源上说，中国禅宗从酝酿到形成，与佛教禅学传播有联系，虽说是菩提达摩传至中国，但隋唐以后的禅宗思想，主要是产生于中国，塑造于中国。
“东成西就”——禅宗美学的源流及特征
中国的学者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程度的总结了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皮朝纲认为：“禅宗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是一种随缘任适、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禅宗美学又是一种体验美学，关注和体验人的内在生存意义。”张育英认为：“禅宗给文人画所带来的影响是：抒写主观心灵、物我同化的创作迫求、含蓄朦胧的审美理想。”；崔元和认为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是：“摆脱羁绊的精神解放、超越概念的直觉思维、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淡薄宁静的人生态度、生机盎然的心灵世界。”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自由随性、淡泊宁静、隐喻象征。
禅宗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称其为十六字玄旨。禅宗美学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可以从其“不立文字”的教义以及其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态度中看出。禅宗美学具有自由随性的基本特征，虽然禅宗是一种宗教流派，但他却具有“革命”的性质。六祖慧能提出的“不立文字”等教义以及不读经、不理佛、不坐禅等观点，甚至是发展到后来的通过呵佛骂祖，谤道焚经等激烈的方式去动摇和破坏宗教的权威，其根本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摆脱外在的一切禁锢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以便为自己建立一个完全依靠自我的精神家园。这集中表现在禅宗思想中“即心即佛”理论。在倡导“直指心源”、“顿悟成佛”的同时，进一步涤除一切外在的思想束缚，实现自我的精神解放，以此作为自我内心顿悟的根本前提。禅宗通过断绝一切外在的束缚，通过自我，实现觉悟。这也进一步说明禅宗美学是追求自由和精神解放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因此禅宗的自我精神的解放思想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客观世界，相反带领人们走向了极度内在的主观世界。所以说禅宗这种极具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精神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在于实在的客观世界，而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心理。因此，禅宗美学的追求自由以及自我精神的解放正是审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禅宗通过“空”来表达一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禅宗美学思想认为，人应该如同空中的鸟、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不被束缚，这正是它非逻辑性的原因所在。通过自心的调节来达到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达到精神的超脱。禅宗把自然和人生都带入了“空”的境界，因此产生了追求自然，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最终形成了淡泊宁静的审美追求。
“茶禅一味”——禅、茶、器在历史维度上的契合
魏晋至唐宋时期，是禅茶文化走向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文化变革，是综合了多方面因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一，这一时期的文人爱茶，并将饮茶之风视为一种文化行为。其二，佛教与禅宗对茶文化的浸染。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魏晋之时，僧侣们便开始饮茶。到了唐朝，佛教兴盛，环境的优越促发了茶叶的种植规模。加之，茶以及茶道中蕴含了丰富的佛教禅宗思想，如“清净”、“戒持”等等，人们在饮茶这项简单的活动中“悟道”，精神境界为之提高。而宋代之时更是蔚然。僧人皎然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饮茶在当时已被视作一定程度上的参禅行为。其三，宫廷贵族对于饮茶的推崇。饮茶之风不仅限于民间，以帝王将相、宫廷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亦将此奉为重要活动。宫廷常设茶宴，以茶赐近臣，“赐饮于曲水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此外亦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之诗句。可见，茶在当时已经从一种简单的行为活动升格为重要的宫廷礼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味。于是其也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市场所驱使，所有与之相关的环节如种茶、制茶、煎茶甚至包括茶器均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更迭演进。
由此可见，无论是茶之味，还是茶之器，皆因来自文人、宗教、帝王等方面因素的大力推动，将这种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带有浓重民俗意味的行为升华为具有思想境界、思维意识乃至政治内涵的文化形式。而茶也缘此承载了来自儒、释、道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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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世界茶文化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