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茶产业史

为什么要谈人类走出非洲，经过西亚、南亚，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云南古代的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三苗是怎么回事。正是这四大族群，加上汉人，在云南数千年的迁徙融合，不但利用驯化茶树，还不断提升茶叶的种植、加工水平，并从事茶叶的运输与贸易，发展茶文化，从而构成了云南三千年茶史。

从大历史角度解读云南茶史

本文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将云南置身于中华、印度、东南亚三大文明版块交汇之地，用大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云南茶叶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是云南茶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三大文明版块交融影响之结果，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深刻地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也就是我们谈论云南茶事，不能脱离时代发展背景，要跳出专业主义的桎梏，将云南茶叶放在一个更恢宏的时空里加以审视与考量，不但要抚摸其关键性的细节，也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全貌，不但要做静态分析，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做动态分析，推演其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壮大。

它的前因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而它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巴蜀先进农耕文化的加持，即从简单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之原始农业走出，进入了“濮人种茶”之全新境界，发出了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光。濮越人从靠近巴蜀大地的金沙江流域，南迁到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建立了古哀牢国。到了东汉，哀牢归汉，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永昌郡。濮人种茶，横跨了金沙江故土、哀牢国、永昌郡三个时期。到了唐宋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由濮人种茶时代，进入了银生茶时代，种茶的主体民族，由濮人，变成了濮人跟乌蛮两个民族为主。再就是明代兴起的普茶，标志着云南茶进入了普洱茶时代。

在濮人种茶、银生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巴蜀茶文化影响，濮人与乌蛮系民族是茶叶种植的主体。而到了普洱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江南茶文化的影响。元朝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一线，也即进入了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些南下民族或多或少都跟茶叶有关，继濮人、乌蛮种茶后，汉人、三苗系、百越系等许多民族也种茶，从而将云南茶产业推向全新的高度。

文章还指出，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要比滇西南茶区发达。明代后期滇西南茶区开始爆发，以“普茶”之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只是一种知名度高的“土茶”。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其中吴三桂与鄂尔泰居功至伟!

濮越人南迁与“濮人种茶”的兴起

如果坚持人类走出非洲之观点，那么东亚的现代人就是外来的。东亚现代人来源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北来说，二是南来说，三是西来说。近年的基因研究，以为南来说更靠谱，也就是从东南亚北上云南、四川，抵达黄河流域，或者从云南、越南东进珠江、长江流域。东南亚早期人类迁居东亚，有两个入口处，一是云南，二是云南东南部、越南、两广。从前一个入口处北上的东南亚人，到了金沙江流域，分两支，一支北上抵达黄河流域，成为汉藏语系诸族，另一支沿金沙江、长江东进，到了长江中游、汉水一带成为荆蛮，也就是百濮族群与三苗集团。三苗族群，很可能是从百濮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从后一个入口处东进的，占据了中国南方，成为百越族群。

中国文明之摇篮，其实是三个中心，除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之外，还要加上巴蜀文明这个源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灿烂，在于其是上古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印度文化西来、东南亚文化北上、南方的越人文化西进传播到金沙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南下，与古蜀原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黄帝、大禹与古蜀国、古巴国渊源颇深，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中原与巴蜀大地的交流就非常深入。

云南在四千年前以百濮为主，两三千年前，古越人从两广迁居金沙江流域，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濮人混生共长，成为濮越人。同时他们深厚巴蜀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给中国西南地区带来强大的向心力与压力。其压力表现在，一方面商周，乃至其继承者秦汉，要向西南扩张。另一方面，西北的氐羌在华夏——汉人的打击下，纷纷沿横断山脉间，由北到南的河谷地带不断南迁，由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西藏，再进入云南，直至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中原势力不断南下，氐羌一波接一波地南迁，原本居住在金沙江流域，洱海、滇池一带的濮越人，被迫放弃故土，迁居大理南部、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建立哀牢国。拥有较先进农耕文化的濮越人，来到遍布野生茶树的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从而让云南茶史由蒙昧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金沙江流域为古巴蜀文明的南部边地，而巴蜀大地是人类茶树种植文明的起源中心。很有可能，作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人，其在离开金沙江流域故土之前，就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茶树驯化技术，并培育出较先进的茶树品种。

在濮越人南下之前，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是濮人的亲戚——吉蔑人(孟高棉族群)。吉蔑人也利用驯化野生茶树，只是水平很低，属于原始农业，野生茶驯化的重大突破是由后来南迁过来的客族——濮越人完成的。其带着先进的茶种与驯化技术南下，大幅度改良与提升了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茶叶驯化栽培水平。

傣族主力南征，版纳成为茶叶重要产区

虽然濮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哀牢国，后改为永昌郡。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之前，濮越是个尴尬的存在，北有中原王朝的压迫，南有强大的吉蔑人，濮越人主要称雄于永昌郡中部，北部是氐羌与汉人说了算，南部吉蔑人说了算。虽然有不少濮越人迁居永昌郡南部——临沧中南部、普洱中南部、西双版纳等地，但他们要依附当地强大的吉蔑人来生存。

公元七世纪起，濮越人中的傣族开始崛起，连带跟随其千年之久的小弟——布朗、佤、德昂之先民也受益。濮越人主力从永昌郡中部南下，征服永昌郡南部的吉蔑人。吉蔑人这个本地人(本人)要不战败南逃，要不融入濮越群体，这样一来濮越人真正成为了版纳、临沧、普洱的主人。

因此，七世纪是濮人种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澜沧江中游为濮人种茶的核心区。之后茶叶种植文明随傣族主力南征而扩张到澜沧江下游，也就是版纳一带。

这样一来，唐代的《蛮书》所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西双版纳，而是景东及其周边产银生茶?因为在唐代，云南茶叶种植的核心地带在澜沧江中游，并开始向下游转移。其南下步伐，跟傣族征服吉蔑人的节奏一致。从转移，到形成主产区，需要时间，唐代可能是版纳茶的酝酿时期，到了宋元才真正成为主产区之一。唐人樊绰写《蛮书》的时候，银生茶的核心产区还在澜沧江中游的景东一带，版纳茶处于发展的初期，不够有名。

七世纪起，傣族从澜沧江中游南下，征服了强大的吉蔑人，通过两三百年的扩张，到了南诏灭亡，大理国兴起的公元十世纪，傣族控制了保山、景东以下，乃至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中北部、越南西北部之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德宏、缅甸掸邦高原为中心的西部，以泰国清莱、清迈为核心的南部，两大傣泰老掸民族集团。版纳、普洱南部属于南部傣族集团(大集团)，临沧、德宏、保山属于西部傣族集团(大集团)，普洱北部、元江，属于靠内地的景东傣族集团(小集团)。由傣族统治的重心可以看到，已经西移、南移。西移催生了强大的麓川王国(统治中心在德宏瑞丽)，南移诞生素可泰王国(泰国中部)、景迈王国(即八百媳妇国，泰北、缅甸景栋)、勐泐王国(西双版纳)、勐老王国(老挝)。

随着勐泐傣族王国的建立，澜沧江下游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将正在由澜沧江中游向下游转移的濮人种茶事业，推向了新高度。通过宋元的酝酿，到了明代，云南茶产业由唐宋的银生茶时间，终于进入了明清的普洱茶时间，澜沧江下游也于明代取代了澜沧江中游，成为云南茶的核心产区。

云南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来历

在谈及普洱茶崛起之前，我要说一下云南茶叶三大主产区——滇西南茶区、滇西茶区、滇南茶区。

滇西南茶区以澜沧江中下游为主，主产区为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南涧，滇西茶区以怒江中游为主，包括保山、德宏、临沧西部、大理云龙等地，滇南茶区为元江中下游，包括红河、文山、玉溪的新平与元江。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范围在阑沧江哀牢山以南，滇南茶区在元江以南。

在唐代以前，澜沧江、哀牢山与元江是云南两大族群——氐羌与濮越的分界线，北边是氐羌人为主，并与汉人结盟的天下，南边是以濮越人为主，并不断南征吉蔑人的世界。唐代起，氐羌血统浓厚的乌蛮系民族，开始大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南迁。

越过红河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为主，故滇南茶区的种茶人以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为主。明代起三苗集团由贵州迁入滇南、滇西南，故滇南、滇西南茶区有不少苗族、瑶族种茶。此外还有拉祐族的支系——苦聪人，迁到滇南茶区的新平、金平、绿春一带，也会种一些茶。

越过哀牢山、澜沧江进入滇西南茶区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为主，跟古哀牢国遗民——布朗族、佤族、傣族一起种茶。

拉祜族是宋元开始从洱海地区迁居滇西南、滇南。拉祜族可谓最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之一。其来得最晚，好地方都被先来的傣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占了，拉祜族只好住在山高、贫瘠、偏远的地方，而且还要接受先来的傣族土司统治。住坝区的傣族，将山地民族分三六九等，在山区最先来的傣族小弟——布朗族是老大，然后是后来的彝族、哈尼族，最后是迟到的南迁民族——拉祜族。由于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清代以来，拉祜族族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为追求生存权，其一次次在滇西南茶区起义。在双江、景谷、镇沅、墨江等地，拉祜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被赶出了双江、景谷与镇沅，最终在孟连宣抚司的地盘做大，生生在孟连傣族的统治范围内，割下最大一块，作为拉祜族的核心统治区——倮黑大山。这就是如今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越过澜沧江进入滇西茶区的，以彝族、景颇族为主，其跟当地原住民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一起种茶。同为氐羌系的景颇族、傈僳族则早在汉晋南北朝就渡过澜沧江南迁腾冲到密支那一带的中缅边境，到了明代以后景颇人南下德宏，与傣族一起成为德宏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景颇族及其小弟傈僳人也种茶。彝族在滇西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早在汉代前后，就有一些氐羌人渡过澜沧江，迁居滇西，他们构成永昌郡的乌蛮。南诏国蒙氏就是永昌乌蛮这一支别种，由永昌迁到巍山，建立南诏小国，再挥师北上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强大的南诏王国。因此，唐之前，滇西有一些彝族先民，但不多。彝族大量迁居滇西是元代以后的事。

明代“三宣六慰”与滇西茶区之兴衰

将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的来历介绍清楚了，就将进入本节的主题，即在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的份量，重于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版纳的古六山茶区异军突起，普茶变成云南人的“士庶所用”，这标志着滇西南茶区开始超越滇西茶区。而滇南茶区一直是打酱油的，不过比起非主产区的滇中、滇东北茶区还是要强得多。

为什么滇西茶区在明代中叶以前要比滇西南繁荣?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造成的，几千年来，滇西一直比滇西南发达，因为滇西是先进的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部，早在两千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将两大文化连接在一起，其连结的枢纽之地就是保山、腾冲、密支那一带，构成哀牢、永昌文化的核心地带。南诏国经略滇西、缅北，被称为“西开寻传”，建立了丽水(金生)节度、永昌节度，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南诏文化与南印度巴利语文化的滋养下，随着南诏的衰落，缅人与傣族，相继在缅甸中部、北部、滇西崛起，汉藏语系的缅人建立了强大的蒲甘王朝。在元朝的打击下，蒲甘王国没落，德宏、缅甸掸邦高原的西部傣族势力崛起，在元朝后期、明朝初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通过三佂麓川，肢解了麓川王国，将滇西、滇西南、缅中、缅北、泰北、老挝中北部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在边疆地区设立“三宣六慰”。明代对滇西、缅北的经营，要远大于对西双版纳等滇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明代的强力统治与大力经营下，滇西与缅北，甚至缅中连成一片，出现了永昌、腾冲、江头城、八莫等繁华的商贸中心，云南人、广东人纷纷跑到缅甸做生意。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贸易。繁荣的边地贸易，必然带动滇西茶区的兴起。

滇西茶区的衰落，跟缅甸东吁王朝在16世纪中叶的崛起有关。东吁王朝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东南亚霸主，灭国无数。在东吁王朝的攻击下，中国在中缅边疆苦心营造的土司体系——三宣六慰体系崩溃，木邦、孟养不再属于中国，甚至有段时间西双版纳、孟连、德宏的一些地方都被缅甸占据。虽然后来，西双版纳与孟连回归中国，但还要对缅甸上贡——“花马礼”。也就是车里与孟连实际上由中国控制，但名义上两国共管。

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指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中国人在缅甸江头城做生意的有几万人之多，东吁王朝与明朝打仗，给旅居缅甸的华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东吁王国的崛起，滇西缅北繁荣的中缅贸易不再，滇西也由沟通的枢纽之地，变成保守、封闭、落后的边地。滇西茶产业发展也因此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代将接力棒交给了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普茶成为一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特产。

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

明代的版纳茶虽然是云南之大宗——士庶所用皆普茶，但中原主流文化认为其太土，上不了台面。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的《滇略》中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代李元阳在《大理府志》载：“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有三十六院，皆产茶树，高一丈，性味不减阳羡，名曰感通茶。”

明代云南全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总体落后，茶叶主产区滇西南，有普茶而无名茶。而非茶叶主产区的昆明、大理一带相反还出名茶。大理感通茶、昆明太华茶，都是没多少产量的寺院茶。也许僧侣种茶、制茶、饮茶文化，更容易与中原士大夫精神相通，于是被内地士子记下来了，当成云南名茶——“性味不减阳羡”。而普茶也被他们记下来了，说是大众不入流的茶，饮之，勉强比直接喝水强。整个明代，云南靠内地，文化相对发达的保山、大理、昆明、楚雄，乃至昭通、曲靖，产茶不多，但有名茶，多以寺庙茶闻名。滇西南产茶多，其中古六山的普茶名气最大，但不是名茶，而是土茶。

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

明朝后期到清朝，滇西南成为江西人后裔——石屏人西进南下的主要地区。为什么石屏人注重滇西南的拓殖，因为普洱、车里有盐矿与茶叶，孟连宣抚司及缅甸木邦有大银矿，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从而掀起来了江西人、石屏人、湖南人、四川人到滇西南淘金的热潮。即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

16世纪以来，滇西南茶区的强势崛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带来的淘金热，走的是以矿(盐、银)养茶之路数。二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前文说过，中缅边境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明代的东吁王朝，清代的木梳王朝，与明朝、清朝都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迫使中央帝国在中缅边境退守忍让，以和为主，保持现状。在滇西方面，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故清代为稳固边疆计，要大力开发以前统治薄弱的滇西南。还有南明的残余势力在中缅边境一带活跃，甚至以开发银矿为名义，纠集了数万名矿工，跟木邦土司打联手，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明朝遗民集团。这就是清政府经略滇西南的时代背景。

推动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有两件事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件是，经吴三桂争取，普洱茶纳入在云南永胜开展的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这是普洱茶大规模进藏的开始。二是鄂尔泰在古六大茶山推行改土归流，并颁布茶法与贡茶制度。这加速了古六山的汉化进程，并将普洱茶带入了贡茶时代，从而“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普洱茶产销地区的扩大

最后谈一下，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澜沧江中游茶区的崛起及销区的扩大。

杜文秀起义，应该是云南多民族集体起义，回族以杜文秀为首，彝族以李文学为首，哈尼族以田政为首。杜文秀起义对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影响有三：

一是起义冲击了汉族、傣族两个统治民族，造成澜沧江、哀牢山以南的傣族土司纷纷南逃，而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以及以政府军面目出现的汉族官员与军队，深入夷方，取代傣族，成为滇西南、滇南的统治民族。也就是说，滇西、滇西南的土司地迅速汉化，新来的汉人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茶产业做大做强，这就是清朝同治年间以后，除古六山之后，云南越来越多的地方产普洱茶的原因。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二是南洋商道的开辟。杜文秀起义，造成古六山北上贸易通道受阻。因祸得福，普洱茶的南洋市场开发出来了。

三是回族茶商的崛起。回族善经商。杜文秀是回民，手下许多回民参加起义军，深入滇西、滇西南茶区，其中一些人搞懂了普洱茶之后，肯定要做茶叶加工、运输与贸易。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回民部下逃到缅甸、泰国、老挝，许多就做滇缅、滇泰贸易，这样回族就构建了一张国际贸易网，也将茶叶带到四方。

云南回民，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也就是西北的回民渊源颇深。云南回民做茶叶生意，除了开拓南洋、西南三省，对西北市场的开拓有何贡献，尚待研究。以如今的甘肃回族茶商，把持云南绿茶的西北市场来看，回族控制滇茶的西北通道，可能跟清末、民国陕甘与云南回族商人的互动有关。这些甘肃现代回族茶商，其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做滇青为主，90年代转向滇绿为主。其在滇西南、滇西收购绿茶，在楚雄禄丰广通茶叶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然后上火车运到兰州，再分销到西北诸省。由现在推及晚清，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回族是否立一大功?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缅甸盛产棉花，而中国西南地区缺棉。四川盛产丝绸，云南产茶叶。这样一来，缅甸与西南几个省份围绕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的特产，就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商贸网。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最后总结一下，清代以来普洱茶几大市场的开拓及种植区域的扩张：

吴三桂：让普洱茶大规模进藏。

鄂尔泰：普洱茶瑞贡京城。

杜文秀起义：南洋商道的开辟，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棉花国际贸易：让沱茶走向繁荣，普洱茶开辟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新市场。

回族商人介入茶叶：跟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有何关系，尚待考证。西北市场，是建国后普洱茶边销的主要市场，相反销往西藏的不多。计划经济年代，云南的滇青主销西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西北人喜欢喝云南的烘青绿茶，成为滇绿的三大核心市场之一。另两大为云南的本土市场、北方市场。北方人喝的花茶，其百分之六十的原料来自云南的烘青茶。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中国近代茶庄、茶号以零售业为主，遍布全国各城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一般茶庄经营者皆与茶山相熟，道途通晓。在近代中国茶叶品牌史中，尤以粤商、徽商居多。盘点一下民国以来，中国排名十大的知名茶叶商人：

1、华茶公司——唐季珊
唐季珊，东南亚著名的富商，经营茶叶生意。之后加入阮玲玉电影制片厂，是联华公司大股东。唐季珊曾先后任上海市输出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市茶行商业同业公会监事、中国茶叶协会常务理事，中华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民国5年（1916年）回到国内后，即以其父名义邀集亲属集资10万，设立华茶公司，由唐季珊为实际主持人。是为中国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华商茶叶出口行。并由其父串连卓镜澄、陈翊周、朱葆元等加入，几乎集当时这个行业的全部实力做后盾。最初运美的“天坛牌”、“美女牌”小包装茶叶，两三年一直未打开销路，10万资本亏损殆尽。
民国9年左右，华茶公司由唐翘卿独自投入资金经营，唐季珊在美虽与一家专营茶叶的大进口商卡特建立了关系，但因无推销机构，销售渠道不畅，仍然敌不过洋行势力。
民国12年华茶公司再次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10万元，唐氏家族占80%。其余由上海茶栈商人投资。唐季珊任总经理。在华商同业的全力支持下，华茶公司先后在平水、福州、屯溪、杭州、肖山、诸暨等茶叶产地自设茶号，收购毛茶，在上海开设茶厂进行加工。自产自销，产销合一，减少了流通环节，节省了开支，降低了成本，以质高、价低的优势与洋行竞争，逐渐打开了外销局面。
五卅运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制英商、英货，洋行进货与装运发生困难。华茶公司趁机大做出口生意，这一年华茶公司出口额高达8万多箱。
值得一提的是，华茶公司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与汾酒、茅台等一道参加世博，获得一等奖章。

2、龙德记茶庄——池秉德
池秉德（又叫池阅龙），生于19世纪七十年代。其祖上世代制作乌龙，父亲曾在当年的“茶都”鹤山同时担任三大茶庄的制茶师，后更是出任当时茶叶贸易量位于全国一位的美珍茶庄的首席（当年称为“大师傅”）。美珍茶庄在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当时能够出任大师傅的，必定是制茶造诣极高的茶人。
受环境影响，池秉德从小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学习制作乌龙茶。14岁便已在美珍茶庄担任制茶师，17岁时随父落户广州，21岁时已成为茶行业内闻名遐迩的制茶大师傅。年纪轻轻，便在制茶届与父亲地位相近，池氏父子的名声也早已在行业内有了制茶世家的美名。
当年美珍茶庄曾邀请池秉德接替年迈父亲的职位，但是池秉德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由于家庭世代传承的关系，他有了开自己的茶庄的想法，之后选择了专注于乌龙茶的经营。
1898年，池秉德在亲友的支持下，于广州创办了“德记茶行”，后改名“德记茶庄”，主要经营乌龙茶生意。经过几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自身对茶的敏锐触觉和过人的商业才能，很快德记茶庄名气起来了。那时候坊间流传着，到广州十三行采购乌龙茶，一定要去“德记茶庄”——优秀的工艺水平，严谨锐利的选材，多年制茶经验，让德记茶庄的乌龙茶在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内脱颖而出，店面内每日门庭若市，甚至一度作为进贡给皇上的贡品。
时任广州知府赠予德记茶庄一块“乌龙世家”的牌匾，大红“德”字包装、专精而全面的乌龙茶商品，成为那个年代十三行里的一项乌龙传奇。
在1939年芝加哥世博会上，德记茶庄凭着自产的“贡品乌龙”，包装精美、茶香四溢，顿时成了各国参展商、参观者关注的焦点，并一举拿下世博的进步奖章，被誉为“一个世纪的进步”。

3、红顶茶叶商人——伍秉鉴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当时广州的世界首富。 伍秉鉴的先祖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到了第五代的伍国莹是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曾在广州首富潘振承家中做账房。1783年，伍国莹就开始参与经营的商行叫做元顺行。1792年，伍国莹把业务交给了儿子伍秉钧，伍秉钧接过这个行务以后就正式创办了怡和行，伍秉钧在35岁的时候病逝，他的弟弟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
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宗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也开始快速崛起，伍秉鉴成为了广州行商的领头人——总商。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他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1843年，伍秉鉴在中国的动乱中病逝于广州，享年74岁。
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是惊人的。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且，伍家在珠江岸边的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2001年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六位华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这六个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伍秉鉴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4、丝茶买办大王——唐廷枢
唐廷枢（1832年5月19日－1892年10月7日），初名唐杰，字建时，号景星，又号镜心，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清末洋行买办、洋务企业活动家。1851年起，先后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译员10年。1863年进入上海怡和洋行充当买办，经理库款，经营丝茶出口贸易，开展航运，扩大洋行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的势力。同时，继续从事商业活动，大量附股洋行经营的保险、航运企业，并为洋行企业吸引大量的华商资本。1873年任李鸿章主持的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任职期间，招商局的营业状况颇有起色。1876年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从勘察矿址、拟定计划，到筹集资本、正式开采，都由他一手主持。开平煤矿的组成或附属部分，也都是在他的倡议或主持下兴办的。
唐廷枢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是在担任香港殖民政府翻译时期，1858年以前他就在香港投资了两家当铺。其后在上海度出现的棉花出口贸易的高潮中，又从事棉花投机生意。他独自经营的修华号棉花行，成为外国洋行收买中国棉花的一个代理机构，并与怡和洋行发生业务关系。自担任怡和洋行买办后，唐廷枢的经济活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担任怡和买办的10年中（1863～1872年），他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
他和怡和前任买办林钦合伙开设茶栈。为适应洋行收购茶叶的需要，他先后投资上海3家钱庄，以周转他的商业资金。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两种需要，他又在洋行之中，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为与整个对外贸易发生联系，他又建立起一套类似事务所的同业公所。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的同业公所，在1868年以前相继建立。唐廷枢和徐润等人则是这3个机构的董事，是主持这些行业机构的核心力量。

5、谢裕大茶庄——谢正安
谢正安，安徽徽州歙县人，黄山毛峰创始人，其创办的“谢裕大”茶行居徽州五大茶行之首。
1875年，谢正安在歙县漕溪（今徽州区富溪乡）选采肥壮的新鲜嫩叶，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亲自动手，大胆改进，经过“下锅炒（五桶杀青）、轻滚转（手轻揉）、焙生胚（毛火）、盖上圆簸复老烘（足火、显毫）”等工序精心制作，形成“外形似雀舌均齐壮实，锋显毫露，色为象牙，鱼叶金黄。冲泡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鲜浓，醇厚、甘甜。叶底嫩黄，肥壮成朵”的独特新茶。由于该茶白毫披身，芽尖锋芒，又因其产地邻近黄山，谢正安遂给它取名为“黄山毛峰”。
19世纪60年代末期，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清朝又开始“商务奋兴”，外销“洋庄”茶叶生意由低谷发展到高潮。当时“五口通商”的外贸出口格局已经形成。东方明珠上海逐步取代广州，成为我国茶叶外销的第一大口岸。上海外贸的兴起，在地理空间为徽商的振兴提供了条件。过去徽商的茶叶出口须经广州“洋庄”输出，而徽州到广州行程千里，产品从屯溪运至广州，历时近2个月，而从徽州到上海，只不过2~3天功夫，减少了损耗，加速了资金周转，使徽州茶叶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徽州茶的销量不断攀升，有力地促进了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此时，种粮兴茶的谢正安当机立断，决定重操旧业，每年春季在漕溪挂秤收购春茶，经加工后，肩挑至皖东运漕、柘皋设店销售。因亲叔谢光荪在江苏靖江县新沟司衙内任职，他又将茶叶从长江水路运到靖江，再到上海闯市场，与“洋庄”做贸易，经过多年的经营，谢正安于光绪元年在漕溪开办“谢裕大茶行”。不久，又在屯溪、歙县等地开办茶行和茶厂。把茶行业务扩展到上海、运漕、东北营口等地，在吞并了休宁的吴家茶庄后，成为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古歙北方四大财主之一。据《祥字阄书》记载：除去未作价产业甚多外，家积有价产业和英银洋计达49100元，宝银3400两。谢正安在上海闯荡时，上海市场茶庄林立，各庄普有名茶、名品，常品茶竞争相当激烈，谢正安用其敏锐的商业眼光看到了徽茶的不足，当时徽茶大宗是炒青“屯绿”，销量一直居全国绿茶领先地位。但一些地名茶如西湖龙井、庐山云雾、云南普洱等争相入市，并且上市早、外形美、香味清醇，为达官贵人所器重，为内外茶商所青睐。由于这些茶上市早、产量少、做工精致，因而价格高、利润大。
建国后，黄山毛峰一直为全国名茶中的佼佼者。改革开放后，"谢裕大"茶庄改名为"天茗庄"，经原国家内贸部核准，成为安徽茶业唯一"中华老字号"茶庄。

6、汪裕泰茶号——汪立政
汪立政(1827～1895)，绩溪八都余川人(今上庄邻村)，字以德。1840年赴上海茶叶店为徒，勤劳忠厚，深得业主信任；1850年自办汪裕泰茶叶店于沪南，督工精制四方名茶，薄利多销，声誉鹊起而在业内独占鳌头，此后在上海、奉贤、苏州、杭州等地设分号9处。汪裕泰经营有方，业务发达，驰誉中外，盈利丰厚，执沪上业内之牛耳，为旅外绩溪人中的富商巨贾之一。
汪立政富而有道，急公好义，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多有资助。余川村口的环秀桥毁于道光癸酉(1873)，当时死难者无数，沿河良田皆废为沙滩，对此他一直牵挂在心。晚年，他捐金二千数百元，并派专人监工重建，虽未亲眼目睹夙愿的实现，但其子完成了此项义举。汪立政子汪惕予因致力于悬壶济世，只能勉力维系汪裕泰店业；其孙振寰1919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继承汪裕泰店业，刻苦钻研，善于革新，几经努力，于1927年在上海西藏路开设汪裕泰总号、辟有5个门市部，接着又在浙江路和福履路分设2个门市部，以批发兼零售，销售新制的绿茶、红茶、花茶和茶砖而驰骋沪上。抗日战争初期，他又悄悄地将资产转移美国和日本，在国外开设分销部，挽救了经济上的损夫，且及时地将汪裕泰茶叶打入国际市场，1949年离开大陆后，仍在海外维系店业。

7、吴鼎裕茶庄——吴锡卿
吴锡卿，安徽歙县昌溪村人，生于1876年春，祖上为安徽茶商世家，兄弟6人，吴锡卿排行老四，1887年举家前往北京，初夏创办吴裕泰茶栈，由吴锡卿出任总管，几十年后才改号吴裕泰茶庄。吴家先后在城里城外开了8家大小茶庄，后来发展到11家，他们是：崇文门内“乾泰聚”、“福盛”、“吴鼎裕”茶庄，“吴鼎裕”即今崇文门菜市场旧址，专门经营高档茶叶，供豪门显贵享用。
吴裕泰茶庄，自创建之日起至今，一直坐落在东四北大街44号。其时占地20多亩，高门大院，能同时进三辆大车，共有8个院落，100多间房子，为花园式建筑，分为客房，库房，加工拼配室，营业店堂等。那时，茶庄主要从安徽、福建、浙江等地进茶，一般是经大运河到通县，再用大车进东直门，到北新桥。那时吴裕泰茶栈的电话是：北局，1928。现为64041928，历经百年，主号未变，现在王府井吴裕泰茶文化馆，展有一老顾客捐献的早年吴裕泰茶栈茶叶筒可作证明。
吴裕泰最早的牌匾是吴锡卿用五块银圆，请清末老秀才祝春年写的，称《吴裕泰茶栈》，书法不俗。这块匾在北京挂了几十年，公司合营时，吴裕泰茶栈改为《吴裕泰茶庄》，文革时北新桥地名被改为红日路，吴裕泰也更名为“红日茶店”（为竖牌），直到1985年才恢复老字号，是请中央民革委员冯亦吾老先生题写的，黑地金字的横式牌匾，沿用至今。
1994年，茶庄进行翻扩建，营业场所由原来的50平方米增加到80多平方米，店堂宽敞明亮，店内悬挂着天津炎黄画院赠送的大幅国画，《陆羽品茶图》。次年，建成与茶庄一壁之隔的《吴裕泰茶社》，著名书法家刘炳森，欣然命笔题写匾额，1995年金秋时节，茶社开笔会，刘炳森、胡洁青老人、李滨声，苏适、米南阳，留下了墨宝。
当时的吴裕泰茶栈，就以拼配花茶为经营特色，开始是自己窨制，后一律在产地窨。安徽的名茶不少，祁门红茶，安徽屯绿，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等享誉中外，但那时北京的老百姓喝不起这些名茶，大多喝花茶，吴裕泰拼配的茶基本上是大众化的，所以生意一直很兴隆，在北京茶行中独树一帜。
新中国成立后，吴裕泰这个百年老店又获新生，1955年底，公私合营后，更名“吴裕泰茶庄”。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以“中华老字号”称号。

8、张一元茶庄——张文卿
张文卿，安徽歙县人，张一元茶庄的创办人。张文卿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花市大街摆设茶摊，光绪二十六年开设“张玉元”茶庄。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文卿在前门外观音寺街路南购房开设了一间门脸的店铺，取名为“张一元”茶庄。取意“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亦即“开市大吉、日新月异”之意。不久迁至观音寺街路北一处三间门脸的店铺营业。1912年张文卿又在大栅栏开设“张一元文记茶庄”。以“文”字表示为张文卿所开，三个茶庄以张一元文记为主。茶庄开业后，由于店址优越、经营得法，以质量上乘而声名远扬。
张一元茶庄茶叶质量上乘、色味醇正，茶庄的业务好、发展快，得益于创业者张文卿经营有方。1925年张文卿亲自到福建开办茶场，在福州郊外半山坡盖了几十间房，雇佣当地工人按季节收购新摘的茶叶，并选最好的茉莉花自己薰制，再依北方人的口味就地窨制、拼配，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叶花茶。以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无穷被京城百姓认可，并广为传颂。张文卿自己办茶厂不仅可以熏制特味的茶叶，而且要比在北京从茶叶批发商手中买货价钱要便宜得多。所以，同等级的茶叶张一元比别的字号茶庄卖得便宜。张一元茶庄还经常派人到一些茶庄了解售价，掌握商品行情，并且买回别人销售的茶叶与自家同级茶叶比较，不断使自家茶叶质量优于同行。当时，该茶庄就设有电话和函购业务。凡买2.5公斤以上茶叶者，均送货上门。尽管生意好，可茶庄仍很重视广告宣传。北京的商店，用高音喇叭播放歌曲、戏剧来招徕顾客，张一元茶庄是第一家。抗战前夕，张一元茶庄播放彭素海用西河大鼓演唱的“三下南唐”，每次播放时，门前总是围着许多听众，为销售创造了有利条件。

9、近代中国茶王——徐润
徐润（1838—1911），又名以璋，字润立，号雨之，别号愚斋，香山县北岭村（今珠海市北岭乡）人。父亲徐宝亭曾任清朝官吏，叔伯皆为洋行买办。清咸丰二年（1852），14岁时随叔父徐荣村经澳门抵达上海，在英商开办的宝顺洋行当学徒起直至工作16年。勤奋刻苦，悟性颇高，得洋行主管器重，成为领管各分行的总买办。其预见到长江航运业的发展前景，决定购置江轮、船坞，将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作为洋行的主要业务，并将出口贸易拓展到日本，使洋行的进出口总值每年达数千万两白银，很快成为巨富。
早在宝顺洋行上堂帮账时，徐润就自己经营茶叶等生意。他与人合作开过一家“绍祥”商号，从内地收购茶叶、生丝等，转卖给上海各洋行，这既为宝顺洋行提供了合适的货源，又为自己赚取了差价。1868年，徐润脱离宝顺洋行后，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宝源祥茶栈，随后又在湖南、湖北产茶区增设了多处茶栈，并选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从而形成一个茶业网络。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区的收成，掌握多条供货渠道，并针对英、美、俄等国消费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断地向各国洋行提供合适的出口货源，而且根据行情随时调整茶价，谋取高额利润。徐润和唐廷枢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对上海及其周围广大地区的茶叶贸易进行控制。
茶叶是当时中国的四大出口产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最兴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输出量达268万担，创茶叶出口的历史最高纪录。这个纪录直到整整100年后的1986年才被突破。当时上海的茶叶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2/3以上，而宝源祥茶栈又是上海最大的经营出口茶叶的茶栈。因此，有人将徐润誉为“近代中国的茶王”。

10、吴怡和茶号——吴荣寿
 吴荣寿(1873—1934)，字永柏，号俊德。近现代著名茶商，著名徽商。又名俊德，字永柏。安徽歙县岔口乡人。吴荣寿童年时代随同父亲来到屯溪，学习茶叶经营，以精通制茶工艺和善于鉴别毛茶著称。1901年父亲病故后，他大胆拓展业务，在屯溪阳湖开办吴怡和茶号，专门制作外销高档茶。数年后，又创立吴怡春、吴永源、华胜等茶号，进一步扩大外销精品茶的产量，每年制销高档屯绿数千担，最多年份高达2万担，占屯绿外销半数以上，成为徽州现代第一大茶商。吴荣寿决心对茶业经营进行革新，企望创出新品名牌茶叶，他以重金聘婺源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歙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特贡"等茶，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1927年前后，茶叶价格狂跌，加上朱富润火烧屯溪商业街，几度大损失使吴怡和等茶号一蹶不振。
吴荣寿独立经营茶号之后，非常重视技术和工艺改进，他重金聘请婺源制茶技术高手汪汉梁为洋庄总管，将婺、歙两地“屯绿”制作工艺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他还对雇佣的工人亲自传授操作技术，并相对固定地雇佣他们。因此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如父母使用的茶锅、拣板，可以传给其子女使用，称为子孙锅、子孙板，既保证了工人工作稳定无忧，又体现了商家延续有继。有《茶庄竹枝词》这样评说道：“急明论暗肆咆哮，坐了编成莫混淆。还是旧年原板好，学他燕子各归巢。”由于吴荣寿经营茶叶注重质量，又讲求信誉，生意越做越大，洋庄越开越多，先后在屯溪阳湖开设了吴怡春、吴永源、华胜、公胜等18家洋庄茶号；每年雇佣工人多达1000余人；年加工销售“屯绿”二三万箱，占“屯绿”总产量的1/3以上；巨大的规模使他成为徽州外销茶商中的巨擘，吴荣寿被理所当然地推举为休宁县商会首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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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城小兰花，是舒城县的特色优势农产品，也是舒城县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之一。保护和发展舒城小兰花地理标志农产品是推进舒城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三品一标”的重要内容，是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