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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花茶市场花茶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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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茶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的?

  2020年年初,在西班牙巴萨罗那一家街边的咖啡馆等朋友,本想点一杯便宜的黑咖啡消磨时间,但却在“茶”的那一栏,发现了云南滇红茶,售价2.8欧一壶(人民币22元左右,这家店意式浓缩的价格是1.5欧,美式的价格是2.5欧)。相比咖啡,云南红茶的价格略贵,但此刻已经不是计较价格的时候了,连忙点了一壶云南滇红茶尝尝。

  服务员端上茶来,用一个蓝绿色的小茶壶配了一个深蓝色的小瓷杯。我揭开盖子,看到茶壶里泡的是完整的叶片,应该是滇红工夫茶。泡了两分钟之后倒入小茶杯里品尝,虽然滋味不如在云南喝到的香高味浓,但依然喝得到大叶种红茶特有的香气和韵味,此刻已经十分满足。对于一个喝茶人而言,在陌生的地方遇到熟悉的茶,是一种惊喜。茶叶和人的流动,是滋味的流动,也是文化和记忆的流动。  

  从17世纪的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始,中国红茶就踏上了它的环球之旅。荷兰人把茶叶带到欧洲,英国人把喝茶的传统发扬光大,一杯杯红茶,随着日不落帝国的征途,红动四方。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早已衰退,红茶却依然香飘四方。400多年来,红茶一直都是世界茶叶贸易的主角,是世界范围内饮用人数最多茶品。从东方到西方,红茶也是当之无愧的最具包容性和最受欢迎的茶品。

  云南红茶与世界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云南红茶经由马帮、汽车、轮船一路奔波,从澜沧江边抵达泰晤士河畔,由此开启了云南红茶的全球化时代。从1939年开始,云南红茶便为了成为世界红茶贸易的重要一环。

  云南红茶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如今的云南红茶又面临着怎样的机会和挑战呢?

  战乱时代,为出口换汇而生

  云南红茶的华丽登场,就是为了出口换汇率。战乱年代,安徽、福建等中国红茶的主要产区无法正常生产,国家需要寻找新的产区来进行红茶出口,为国内带来充足的外汇。滇红工夫茶于1938年在顺宁试制成功,从1939年凤庆茶厂开始批量生产,供出口换汇。

  凤庆地处云南西南部 ,境内山地多、平地少,多民族聚居,基础设施也相对薄弱。2019年,从云南昆明到凤庆,驱车要10余个小时。乘飞机也要先飞抵临沧机场,再从机场转乘3个小时的汽车才能抵达。在交通不便的抗战年代,一杯产自云南的工夫红茶,要抵达伦敦,路程遥远。  

  1939年至1940年间,制作好的工夫红茶要先用骡马运输,送到下关后,再由汽车转运昆明,转调广州口岸、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销售于伦敦国际茶市。后是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缅甸仰光的振华公司和启南公司两个办事机构,将凤庆红茶产品经云南省茶叶公司指定的运输线路,或由顺宁经昆明装火车至海防,或由顺宁以骡马运输,取道西南通道,或绕道保山,转腊戌装火车至仰光。销往印度、缅甸、泰国,或通过仰光、转口香港,销伦敦茶叶市场。

  当年的茶叶出口就如同接力赛一般,需要各个环节的配合才能抵达终点。第一批“新滇红”出口的时候,还没有木箱铝罐子,是用沱茶篓装运香港,然后再改装木箱铝罐出口。1939年凤庆茶厂边建厂边生产,批量试制成功工夫红茶17.4吨,交由香港富华公司转销伦敦。云南红茶的品质在伦敦市场广受好评,这是云南大叶种的荣誉,也是云南红茶开创者的荣耀。香高味浓的云南红茶里,流动着的是一个国家的苦难与伤痛,一个民族的光荣与梦想。  

  勐海作为云南茶叶重镇,也几乎同时与凤庆茶厂开始了红茶试制,据汪云刚、刘本英的《滇红》一书记载,勐海于1940年加工出了第一批机制红茶,至1941年底生产出工夫红茶200吨左右。关于这个时期佛海茶厂的红茶加工和出口,《中茶进出口公司志:1938-1990》中也有记载。1942年,因为日军侵占缅甸,滇缅公路中断,凤庆和勐海的红茶无法运出,只能内销。1942年-1950年间,时局动荡,包括红茶在内的几乎所有云南茶都运销阻滞,发展也较为缓慢。

  计划经济时代内销与外销

  1950年,云南红茶开始恢复出口,要了解当年云南红茶的销售情况,需要先了解中国茶叶出口政策的大背景,也要理解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发展背景。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配合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茶叶出口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50年代,主要以苏联和东欧为主;60年代,减少东欧和苏联国家的出口,增加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亚非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70年代发展和扩大对欧美,亚非国家的出口;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出口比较多元化。1950年至1990年间,云南红茶远销苏联、波兰、英国、美国、加拿大、巴基斯坦、日本、法国、新加坡、伊朗和香港等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1949年以后,国家对茶叶实行“中央掌握,地方保管,统筹分配,合理使用”的原则。中国茶叶总公司确定的茶叶销售以“扩大苏销、新销,掌握边销,调剂内销”的方针,1950 年代,云南红茶主要调供湖北茶叶公司,销售苏联和东欧各国,少数销与第三世界国家。

  1956年对于云南红茶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从这一年起,云南红茶的产区从原来的凤庆、勐海两县扩大到了昌宁、云县、双江和临沧4县,当时省茶司和凤庆茶厂抽调了100余位技术人员,同时还聘请了安徽和江西的50多名技工到这四个地方进行技术指导。这一年,有800多名茶农学会的初制红茶技术,云南红茶的产量也比1955年增加了一倍。当年的这些红茶产区,如今也是云南的红茶重镇。时代在变,但制茶的传统在各地茶人间得以传承。

  上世纪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云南红茶对苏联的出口有所减少,这个时期云南红茶主要调供上海、广州口岸,以号码茶拼配出口,供应西欧和北美市场。1974 年以后,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开始自营出口普洱茶和工夫红茶,云南红茶全部调供云南省茶叶公司拼配号码茶出口,1975年,云南调供出口的红茶首次突破10万担。  

  上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云南红茶又恢复了对苏联、波兰、捷克和民主德国的出口,一直到90年代都是逐年上升。从云南出口苏联的茶叶,从昆明东站装火车出发,经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口苏联。《云南进出口公司志》中记录,1990年出口苏联的工夫红茶为895吨,红碎茶为3031吨,小包装茶250吨。

  工夫红茶在国际市场上其实是一个非主流产品,国际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是红碎茶,这与西方的饮茶习惯相关,工夫茶的冲泡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广泛,主要是在中国以及华人文化圈流行。且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世界主要红茶出口国主要供应的是红碎茶,红碎茶分级严格,定价统一。印度在19世纪末就开始用揉切机进行红茶生产,产品分级出口,高效率,低价格。其他茶园亩产高、人工等成本低,中国的红碎茶出口,面临的竞争比较激烈。  

  云南省红碎茶的起步较晚,《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中记载,云南红碎茶“1958年在勐海茶厂试制,1959年少量调拨出口,1964年小范围内推广生产,文革期间停顿,70年代恢复生产” ;而《凤庆县茶叶志》中的记载是“1957 年首批自然碎茶调供广州口岸,远销埃及1957 年,首批自然碎茶调供广州口岸,远销埃及。1958 年,制成初制分级茶,分别调供上海和广州两个口岸,销售伦敦。”我们先不讨论着两处记载中的分歧,我们大致可以讨论的是云南红碎茶的出口不会早于1957年,也不会晚于1959年。1986-1990年间,云南红碎茶的出口量在1000吨-3000吨之间,占到全国红碎茶出口量的4%左右,主要销往西欧和北美。  

  图▏拍摄于凤庆茶厂老厂

  在红碎茶的出口中,云南有先天优势,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后天劣势。

  中国出口的红碎茶当中,中小叶种红碎茶是主流,云南大叶种制作的红碎茶与中国其他产区的中小叶种红碎茶拼配后进行出口,可以提高整体售价。中小叶种的外形好看,大叶种的红茶香高味浓。利用各自的特性进行拼配之后优势就显示出来,品质优势在流通市场中变成了价格优势。20世纪80年代,有云南大叶种拼配的红碎茶比单独是中小叶种的红碎茶每吨可以提高售价一百-两百美元。1979年,凤庆茶厂的两批红碎茶被评为全国质量第一名,美国立顿公司以每吨2650美元买走。1980年凤庆茶厂出口的红碎茶最高卖到了3270美元一吨。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凤庆茶厂的年产量(工夫红以及红碎)大约在三四千吨左右,平均出口价格是每吨5000美元。  

  后天劣势方面,云南红碎茶起步晚,且全省产茶区的工业化水平比较低,茶叶亩产量低、加工成本高。我国的红碎茶出口在1984年达到了7.2万吨,创历史新高。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世界红碎茶主产区的增多和产量增大,云南红碎茶的质量稳定性和价格成本控制上,难以与国外红碎茶主厂区进行竞争,出口售价较低,亏损比较明显。在商品交易的过程中,品质和成本之间的的博弈一直都在。

  内销方面,1985 年以前,无论是工夫红茶还是红碎茶,除副茶内销外(副茶指的是碎茶、片茶、末茶),全部正茶产品均调供出口。1985 年以后,国内市场才逐步放开,各地茶厂的红茶得以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图▏拍摄于凤庆茶厂老厂

  1956年以来,除了凤庆茶厂,全省许多茶厂都进行过红茶的规模化生产:勐海茶厂生产过工夫红茶、CTC袋泡茶等;大渡岗茶叶公司主要生产CTC红碎茶;普洱龙生集团生产过工夫红茶;腾冲茶厂生产过工夫红茶,昌宁红集团生产红碎茶和工夫红茶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最近20年,云南很多茶厂都进行过红茶的生产,产销情况也逐步多元化。但无论是从产量还是从消费量来看,国内的消费长期以来都主流是绿茶,红茶的市场还比较小,亟待开发。  

  CTC生产线的沸腾干燥机

  云南红茶的的机遇与挑战

  有观点认为,随着普洱茶的崛起,云南对红茶不够重视,因此让云南红茶的产销走向低迷。也有人认为,云南红茶的现状,只是中国茶产业从国家统购统销到放开市场后的一个缩影。

  1996年改制以来,云南红茶最老牌的企业——凤庆茶厂的起起落落也牵动着业界的关心。对内,企业改制经营和管理困难重重;对外,全球茶叶消费市场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挑战重重。这家老牌企业的处境,也是云南红茶现状的一个缩影。

  我国出口的主要茶叶品类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和花茶,分品类来看,其中绿茶仍是主要茶叶出口品类,2019年中国绿茶出口达30.39万吨,同比2018年增长0.3%,占茶叶出口总量的82.8%;红茶出口量为3.52万吨,同比增长6%,占比9.6%。从这个数据看,红茶出口占比虽然少,但也是稳中有升。  

  在原料出口方面,据2017年的数据显示,保山的昌宁红茶集团目前是云南最大的茶出口企业,拥有全球最大的CTC红碎茶生产基地和4.1万亩国际雨林联盟认证茶园。该厂所生产的的优质红茶原料已出口到法国、英国、新西兰等17个国家和地区。云南红茶的出口具备品种优势、生态优势和资源优势,但如果要用红碎茶这一品类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相竞争,则优势较弱。在红碎茶之外,云南工夫红茶如何再次“出走”,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内销方面,格局相对稳定。绿茶仍是主导茶类,占比为超过60%,黑、红、白茶发展迅速,其中,红茶占比近11%,并有占据更大市场份额的趋势。外销市场的红碎茶竞争激烈,抓住国内市场的潮流,或许是云南红茶发展的一个好机会。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印度每年的红茶产量在100万吨左右,而80%都是国内消费的,只有20%的出口。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2019年的红茶进口量是3.64万吨,占进口总量的83.9%,进口总额为1.26亿美元,进口均价为3.46美元/千克,相比进口价格,中国的红茶出口均价是9.91美元。中国的红茶进口,其中斯里兰卡的量最大。这个数据也印证了国内新茶饮崛起的过程中,红茶的品饮需求在不断扩大。红茶无论是调饮还是清饮,都有其独特滋味。红茶在国内市场的营销,还有许多空间可以挖掘。

  多年前,有一位不喝茶的朋友问我,云南也有红茶?红茶不是英国的么?我听了之后有些哭笑不得,连忙和他普及一些基本的红茶知识。云南红茶作为大叶种红茶的代表,80年来,它创造过辉煌与奇迹,也经历了蛰伏与迷茫。云南红茶,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喝到,它是一种商品,一种饮品;也是一段记忆,一种生活。  

  来源:茶业复兴

花茶健康功能作用研究进展

花茶又名香片,主要以绿茶作为茶坯、配以能够吐香的鲜花作为原料,采用窨制工艺制作而成的茶叶。花茶生产历史悠久,至少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中国花茶主产自广西、福建、云南、四川和重庆等地区。2018年中国茉莉花产量为11.08吨,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类再加工茶,花茶长年远销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并在当地市场享有良好声誉。

过去20年里人们对花茶的化学成分和健康功能进行了广泛研究,试图揭示花茶健康功能背后的科学原理。科学界和大众媒体逐步开始关注花茶的有益特性,如饮用花茶与抗氧化、抗癌、降血糖、降血脂、免疫调节和神经调节等作用相关。

文章对主要花茶相关的健康功能作用及花茶今后的研究与开发方向进行了综述与讨论。

01

花茶的分类

花茶是中国独特的一类再加工茶,目前花茶主要包括茉莉花茶、珠兰花茶、桂花花茶、玫瑰花茶和金银花茶等。

其中茉莉花茶主要集中在广西横县、福建福州、四川犍为及云南元江等地。珠兰花茶主要集中在安徽黄山、江苏扬州等地。桂花花茶主要集中在广西桂林、湖北咸宁、四川成都、重庆等地。玫瑰花茶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等地。金银花茶主要集中在湖南隆回和四川广元等地。

02

花茶的化学成分

花茶的化学成分不仅包括茶坯中的多酚、咖啡因和氨基酸等化合物,同时还包括不同鲜花来源中的糖甙类、黄酮类、内酯类、香豆素类、槲皮素类、甾类、萜类等化合物。

有关茉莉花的化学研究发现,茉莉花主要功能成分包括挥发油类、脂肪酸,糖苷类、萜类、木脂素以及生物碱等近百种化合物。

珠兰花主要包括挥发油类、脂肪酸、甾醇、香豆素类以及木脂素等近百种化合物。采用超临界CO2萃取法并结合气相色谱-质谱仪联用技术分析进一步发现,珠兰花主要特征性成分为β-芳樟醇、乙酸苯甲酯、吲哚、丁香酚、α-法呢烯、茉莉酮酸甲酯、咖啡碱、邻苯二甲酸二乙酯和亚麻酸乙酯等化合物。

对桂花化学成分的研究表明,桂花主要成分为挥发油类、尼克酰胺、D-阿洛醇、5-羟甲基-2-呋喃甲醛、乙酰氧基齐墩果酸、苯甲酸、对羟基桂皮酸、丁香脂素、3,4-二羟基苯乙酮、对羟基苯乙酸乙酯、咖啡酸、贝母兰宁、对羟基苯乙酸等化合物。

玫瑰花中化学成分也很多,据报道高达百余种,主要生物活性成分有挥发油类、黄酮类、多糖、酚酸类等化合物,其中特征性的成分有丁香油酚、β-香茅醇、香茅醇及其甲酸酯、芳樟醇及其甲酸酯、牻牛儿醇及其乙酸酯、橙花醇、反式-β-罗勒烯、牛儿基丙酮、烷酮类、烷醛类等。

金银花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为黄酮类、有机酸类、挥发油类、环烯醚萜类、豆甾醇、苯丙氨酸、胡萝卜苷等,其中特征性的成分有木犀草苷、木樨草素、苜蓿苷、芳樟醇和棕榈酸、7-表马钱素、8-表马钱素、裂环马钱酸、裂环氧化马钱素等。

因此,相对于绿茶,花茶中的鲜花原料提供了大量绿茶中不含有或者含量相对较低的其他活性成分,这些成分主要为一些挥发油类、脂肪酸类、环烯醚萜类等,这种拼配不仅产生了特殊的香气和色泽,同时也增加了活性成分的种类,有利于扩大绿茶的健康功能作用谱。

03

花茶的健康功能作用

1、抗氧化作用

马慧等通过二苯基苦基苯肼(DPPH)法及铁还原氧化能力(FRAP)法试验研究发现,茉莉花茶的体外抗氧化活性优于红茶。丛涛等研究发现,向生长期大鼠饲料中添加6%茉莉花茶喂养大鼠30d后,生长期大鼠血清和肝脏中的抗氧化酶活性显著提高。金亮等研究发现,桂花茶具有良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陈文等对束缚应激小鼠抗氧化能力的研究发现,连续灌胃玫瑰花茶6周后,束缚应激小鼠因悬挂实验引起的肝脏过氧化氢酶活性、还原型谷胱苷肽含量明显增加,同时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分别降低了20%。古海妮萨·麦合木提等利用采用Mn2+-H2O2-EBT法测试发现,金银花茶具有良好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珠兰花茶是否具有体外抗氧化活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桂花花茶和金银花茶是否具有体内抗氧化活性也需要进一步探索。

2、抗癌作用

关于花茶抗肿瘤作用的研究报道较少,但其含有的多糖类、黄酮类等成分普遍具有抗肿瘤活性。

陈梅春等的MTT法结果显示,茉莉花茶的水浸出物抑制肝癌细胞HepG2增殖的IC50为377.46~435.95μg/mL,抑制胃癌细胞细胞BGC823的IC50为24.85~57.57μg/mL。

其他花茶的抗癌作用,暂未见报道。绿茶对多种癌症具有抑制作用,其主效成分为多酚类化合物,花茶主要以绿茶作茶坯,可初步认为花茶同样具有抗癌作用。

3、降血糖作用

曾文治等研究发现,茉莉花茶具有体外抑制α-淀粉酶活性的作用。黄建锋等利用链脲佐菌素诱导的大鼠高血糖模型发现,大鼠灌胃茉莉花茶茶汤连续30d后,高血糖大鼠的血糖水平呈现剂量依赖性下降。曹乃锋等对几种不同品种的桂花提取成分进行葡萄糖苷酶抑制研究,结果表明提取成分均对α-葡萄糖苷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且具有一定的剂量依赖性。王强等研究发现金银花提取物可降低蔗糖性高血糖小鼠和四氧嘧啶糖尿病模型小鼠血糖水平。

此外,绿茶被广泛报道具有降血糖作用,其主效成分为多酚类化合物。花茶主要以绿茶作茶坯,也可初步判定花茶同样具有降血糖作用。后续研究可在体内外模型上比较绿茶和多种花茶的降血糖效果差异,以进一步明确花茶在降血糖方向上的应用前景和价值。

4、降血脂作用

TANG等研究发现茉莉花茶中提取的水溶性多糖具有保护胰岛细胞的能力。MENEZES等利用四氧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评估了茉莉花水醇提取物的降糖和降脂的效果,研究结果发现,茉莉花水醇提取物具有降低糖尿病大鼠血糖、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的作用,其作用机制为抑制ATP敏感性K+通道。岳淑梅等利用高脂动物模型评价了从桂花中分离出三萜类成分的降血脂作用,研究发现与高脂模型组相比,桂花三萜类成分给药组血清中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均显著降低。朱琪等利用高脂饲料诱导的小鼠高血脂模型进行了金银花水提取总黄酮降血脂作用的评估,研究发现与模型组相比,金银花水提取总黄酮能显著降低高血糖小鼠血浆甘油三酯和血浆胆固醇水平,其机制与上调模型小鼠肝脏胰岛素受体底物1、低密度脂蛋白受体、载脂蛋白1、脂肪酸合成酶和胆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等的转录表达水平有关。

上述研究进展表明,茉莉花、桂花和金银花中含有的多糖类、三萜类和黄酮类物质具有降血脂作用,这些活性物质极有可能与绿茶中的多酚类物质在降血脂方面发挥协同作用。

5、免疫调节作用

王密等利用脾淋巴细胞转化实验与中性粒细胞吞噬实验测试茉莉花茶浸出液的免疫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茉莉花茶浸出液能明显提高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率,具有一定的免疫促进效应。周秀萍等发现金银花水煎剂灌胃大鼠2周后,显著提高巨噬细胞吞噬率及吞噬指数、增强机体的淋巴细胞转化率以及增强Th1细胞分泌白介素-2、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胡成穆等评估了金银花总黄酮对卡介苗联合脂多糖所致小鼠免疫性肝损伤的有益作用,结果发现金银花总黄酮能显著降低模型小鼠肝脏中肿瘤坏死因子-α、NF-κβ和一氧化氮合成酶的转录表达水平。此外,李斐等以卵清蛋白致敏小鼠为免疫反应模型,评价了金银花水提物的免疫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金银花水提物可缓解过敏小鼠小肠绒毛炎症,减轻肥大细胞聚集和脱颗粒,提高固有层完整肥大细胞比率,减轻过敏小鼠肠道组胺释放,降低过敏小鼠体内白介素-4、卵清蛋白特异性IgE水平及白介素-4/干扰素-γ比值,抑制外周淋巴组织单个核细胞中白介素-12的转录表达水平。侯会娜等利用体外细胞模型评价了金银花提取物对小鼠淋巴细胞活化与增殖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金银花提取物对刀豆蛋白A诱导的小鼠淋巴细胞CD25、CD69和CD71表达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金银花提取物能明显抑制淋巴细胞的增殖。此外王妍等研究证实,金银花煎液具有增强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提高脾细胞溶血空斑数目和T细胞转化率的免疫调节作用。

6、神经调节作用

刘珺等利用茉莉花茶香气处理抑郁模型小鼠8d后,发现茉莉花茶具有一定的激活神经递质的作用。该团队另一项研究利用抑郁模型小鼠进一步评价了茉莉花茶的神经调节作用,结果证实抑郁模型小鼠灌胃茉莉花茶后能明显缩短小鼠悬尾和强迫游泳试验的不动时间,并可明显提高全脑中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含量。最近,ZHANG等证实茉莉花茶可通过调节肠脑轴减轻大鼠慢性不可预知轻度应激诱导的抑郁样行为。赵孟等采用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结合孤养方法构建SD大鼠抑郁模型,研究证实金银花木樨草苷可逆转并改善慢性应激引起的抑郁样行为,其可能的机制是上调海马组织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表达并增加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李金枝等通过一项玫瑰花茶对产后抑郁的临床干预作用研究发现,玫瑰花茶能够降低产后抑郁患者的爱丁堡产后抑郁症量表(EPDS)评分,并不同程度减轻相关症状。

上述研究进展提示,茉莉花茶和玫瑰花茶具有神经调节作用。绿茶中所含的咖啡因和茶氨酸对花茶神经调节的贡献有多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认。但金银花木樨草苷所证实的神经调节作用,也说明花茶中含有其他的具有神经调节作用的活性物质,这类活性物质也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尤其是其他糖甙类类化合物和挥发油类化合物。

04

展望

古有“上品饮茶,极品饮花”之说,可见花茶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高的盛喻。花茶因其所选用的鲜花富含糖甙类、黄酮类、内酯类、香豆素类、槲皮素、甾类、萜类等活性化合物,相对于绿茶含有更加全面的活性成分。同时,花茶因其香气鲜灵浓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但相对于绿茶,花茶的健康功能作用研究非常有限,这是亟待研究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利用体外体内模型评估不同代表性花茶与绿茶健康功能作用的异同,这将有助于花茶的高值化利用与开发。花茶在其他方向上的健康功能研究也很有意义,这将有助于扩大花茶的应用范围。此外,基于健康功能导向的花茶开发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蝶豆花、枇杷花、线叶金雀花、杜仲雄花、茶树花等资源在花茶开发中的应用。

作者简介:

王东旭

博士,江苏科技大学粮食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食品/茶叶营养与健康方向的研究。主持及参与国家级以及省部级课题多项。2017年入选第3批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计划;获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中国茶叶学会青年科技奖等。授权发明专利4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第一和通讯作者15篇。目前为食品科学与生物医药领域期刊Food Chemistry、Food Research International、Foodand Chemical Toxicology、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Food&Function、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等的审稿人。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茶叶加工》杂志,2022年第1期文章《花茶健康功能作用研究进展》,页码:58-61,作者:王东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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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

2021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报告

执笔:胡晓云 李闯 魏春丽 吴茜 朱建臻 施金敏

中国茶叶品牌价值评估课题组

课题顾问:鲁成银 黄祖辉 钱文荣

专家组成员:鲁成银 王岳飞 屠幼英 陈永昊 胡晓云 翁蔚 孙状云

课题负责人:胡晓云

课题组成员:魏春丽 李闯 施金敏 吴茜朱建臻 朱振昱徐凯 李姝燕

摘要:以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发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模型”(简称CARD模型)为理论工具,延续2010年开始的“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研究”专项课题,通过多方调研,结合数字化信息技术,对2018—2020年3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调研、甄别、赋值、评估,得出2021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论。同时,以本次专项评估数据为基础,结合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相关数据和信息,研究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品牌价值;价值评估

前言

茶,不仅是全球160多个国家30多亿人口的饮品,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是当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关系到区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文化延续。因此,基于区域产业集群意义上的茶产业发展、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就不单单是某个区域、某个品牌的事,而是国家议题,乃至世界议题。

在世界层面的参照坐标系中,回顾近年来我国在茶产业发展中的国家行动、国家意志就显得意义非凡。2020年,我们如期兑现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进入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茶产业、茶品牌在一如既往地发挥着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助推农民增收致富、联动乡村三产融合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态势、新的问题。

当前,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正在为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提供多种赋能方式,覆盖了育种、种植、采摘、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深入实施农作物良种联合攻关。茶科技不仅在良种繁育和推广中大有作为,在传统良种、特色品种的保护和改良中也大有可为。茶叶主产区特有的传统良种、特色品种塑造了茶叶产品的品种、品质、文化差异,有利于构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差异化价值。新近大热的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和区块链等技术,更在茶叶的质量监管、市场信息研判、消费需求洞察、消费体验升级等方面展现出了令人激动的应用前景。产销全程数字化的智慧茶园已经出现,移动终端的云上节庆和虚拟体验也屡见不鲜,茶科技日益成为品牌发展的新动能。

依照专项课题评估的安排,2020年12月,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茶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和浙江永续农业品牌研究院等机构联合组建课题组,开展“2021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评估对象邀请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

一、数据分析

参与本次评估的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总数为123个,经过对参评品牌相关数据的多方审核,课题组最终完成了对108个品牌的有效评估。相较2020年,本次有效评估的品牌数量增加了10个。

从茶产区来看,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江南产区的有效评估品牌数蝉联榜首,共计55个,占有效评估品牌数的50.93%;以四川省为代表的西南产区排名第二,共24个,占22.22%;以福建省为代表的华南产区和以山东省为代表的江北产区有效评估的品牌数量分别为17个和12个,占比均低于20%。

从茶品类来看,有效评估的绿茶类品牌共60个,比2020年减少了10个;综合茶类(品牌下有多种品类茶叶)品牌数量为14个;红茶类品牌数量位列第三,共计13个;黑茶、乌龙茶、黄茶、白茶、再加工茶类有效评估品牌分别为7个、6个、3个、2个、1个,其中,再加工茶是来自华南产区的福州茉莉花茶;另有烟台桑叶茶、余庆苦丁茶等2个其他类型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获评。

上述茶产区、茶品类相关数据,基本反映了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产业、品类格局。绿茶类品牌最多,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55.56%,但比2020年(71.42%)和2019年(65.42%)均有所下降。此外,本次评估中综合茶类的品牌数量比2020年有显著提高,超越了绿茶类之外的其他茶类品牌数量。数据表明,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品类日趋丰富,各茶类的数量结构在逐渐发生变化,绿茶之外的其他茶类品牌逐渐增多。

因为有效评估的黄茶、白茶类区域公用品牌的数量均不足5个,且综合茶类品牌数量较多,下文在对评估的各项指标进行分析时,主要以产区作为对比分析标准。

1、品牌价值:头部5个品牌价值均超50亿元,江南产区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产区

本次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依据浙江大学“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模型”(简称CARD模型):品牌价值=品牌收益×品牌忠诚度因子×品牌强度乘数,并基于参评品牌持有单位调查、消费者评价调查、专家意见咨询、海量数据分析与计算后形成。

总价值为2395.62亿元,平均品牌价值约22.18亿元。平均品牌价值较2020年增加了2.09亿元,增长10.39%,但涨幅有所回落(2020年增长率13.29%)。

品牌价值位于50亿元以上的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共有5个,比上年度增加了2个,分别是西湖龙井(74.03亿元)、普洱茶(73.5亿元)、信阳毛尖(71.08亿元)、潇湘茶(67.83亿元)和福鼎白茶(52.15亿元)。

本次评估中,品牌价值20亿元以上的品牌数量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的49.07%,接近半数。对比2019年(22.82%)和2020年(37.38%)数据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品牌其价值突破了20亿元大关,且增幅显著。品牌价值位于20亿~50亿元之间的品牌共计48个,占总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44.44%,比2020年提高了4.64个百分点;品牌价值在20亿元以下的品牌数量比例越来越小,品牌价值在10亿~20亿元的品牌共计28个,占总体有效评估品牌的25.93%,低于10亿元的品牌为27个(表1)。

表1 近5年有效评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BV)区间及比例

从近5年有效评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BV)区间及比例(表1)可见,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不断提升,且高价值品牌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这一趋势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成效。但是,虽然头部品牌价值有所突破,但所占比例仍然不大。期待未来,我国有更多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突破50亿元门槛。

从产区比较来看(图1),按照平均品牌价值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华南产区(25.38亿元),江南产区(22.40亿元)、西南产区(21.06亿元)、江北产区(18.89亿元)。其中,华南、江南地区高于均值(22.18亿元),西南和江北地区低于均值,且江北地区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价值尚未达到20亿元。

比较四大产区2020、2021年有效评估品牌的平均品牌价值及增长率(图1),华南产区的平均品牌价值较2020年增加1.82亿元,增幅为7.72%;西南产区的平均品牌价值比上年增加0.51亿元,增长2.48%;江北产区的平均品牌价值呈现负增长,相比2020年下降了7.13%;江南产区的平均品牌价值增长了3.48亿元,增长18.39%,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3个产区,实现了年度赶超,从2020年的第四名跃居第二名。

图1 四大产区2020、2021年有效评估品牌的平均品牌价值及增长率比较

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江北产区本次有效评估的品牌共有12个,较2020年增加了桐柏玉叶茶(11.97亿元)、桐柏红(8.18亿元)、长清茶(4.72亿元)等3个品牌,这3个品牌的品牌价值相对不高,拉低了江北产区的平均品牌价值。

2、品牌收益:华南产区平均品牌收益最高,江南产区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最高

品牌收益指的是在剔除生产环节的劳动收益,结合市场交换完成的最终零售价格,并充分考虑茶叶产品在再生产环节中的诸多不可控因素后,以连续3年的数据统计得出的由品牌本身带来的收益,平均单位品牌收益是品牌溢价的直观体现,其计算公式为:品牌收益=年销量×(品牌零售均价-原料收购价)×(1-产品经营费率)。

本次评估中,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收益为13271.93万元,比2020年增加了1361.25万元,增长了11.42%,但对比2020年的平均品牌收益增长率,增幅有所回落,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从产区来看(图2),华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最高,达15343.80万元,较2020年增长了9.76%。其他3个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均低于整体均值。其中,江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最低(12174.38万元),较2020年下降3.15%;江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为13228.45万元,较2020年增长了2151.09万元,增幅十分显著,高达19.42%;西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为12452.75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从数据来看,华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处于相对高位,收益显著;江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增幅大,势头强劲。

图2 四大产区2020、2021年有效评估品牌的平均品牌收益及增长率比较

本次评估中,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为86.53元/Kg,较2020年,每公斤增加了16.44元,增长幅度达到了23.45%。其中,单位销量品牌收益最高的品牌,达到了2275.67元/Kg。

进一步比较分析四大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发现(图3),江南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高达134.20元/kg,远超其他3个产区的平均值;华南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最低,仅为20.09元/kg;西南产区和江北产区分别为46.77元/kg、41.70元/kg。与2020年相比,江北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涨幅最大,达到了88.01%,江南产区也获得了39.68%的增长率,而华南产区与西南产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图3 四大产区2020、2021年有效评估品牌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及增长率比较

由此可见,尽管华南产区在平均品牌价值、平均品牌收益上表现较为不错,但其在单位销量品牌溢价能力表现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江南产区则无论是在品牌相对规模效益,还是品牌价值、品牌收益上表现都较为不错,尤其在单位销量品牌溢价方面,表现十分亮眼。

从具体的品牌来看(表2),本次评估中,品牌收益位于前20位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来自江南产区的有10个,占据半壁江山;西南产区的有4个,占比1/5;华南产区和江北产区各占3个。其中,整体品牌收益排名最高的为西湖龙井,高达41076.88万元,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也较高,达924.53元/kg;普洱茶位列第二,整体品牌收益为40057.96万元,但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仅为2.53元/kg;排名第三的信阳毛尖,整体品牌收益为38531.79万元,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为6.60元/kg,稍高于普洱茶;潇湘茶和福鼎白茶的整体品牌收益分别为37866.35万元、32777.36万元。这也是本次有效评估品牌中品牌收益超过30000万元的5个品牌。

表2 品牌收益前20位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比较单位销量品牌收益前20位品牌可见(表3),江南产区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溢价能力强劲,在前20位品牌中,来自江南产区的共计有14个品牌,占比70%。其中,洞庭山碧螺春以高达2275.6元/kg的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位居榜首,远远超过其他品牌,品牌溢价能力十分强;武阳春雨和西湖龙井分别以989.23元/kg和924.53元/kg的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位列第二和第三;数据可见,前三甲品牌均来自江南产区。

表3同时可见,单位销量品牌收益前20名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除洞庭山碧螺春、西湖龙井、太平猴魁和安吉白茶等4个品牌之外,其余品牌的品牌收益均不足2亿元,并存在11个品牌的品牌收益不到1亿元的情况。数据表明,尽管部分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整体品牌溢价不高,但其单位销量品牌溢价能力不容小觑,它们创建占地少、不以规模取胜的“小而美”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高质量发展。

表3 单位销量品牌收益前20名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3、品牌忠诚度:总体高于2020年水平,不同品牌之间差距悬殊

品牌忠诚度因子指的是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可及忠诚程度,该因子侧重于测算价格波动对消费者品牌忠诚的影响。在CARD模型中,品牌忠诚度因子=(过去3年平均售价-销售价格标准差)÷过去3年平均售价。

根据统计结果,本次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最高者达到了0.995,最低仅0.611,平均为0.902,略高于2020年的平均水平(0.898)。

本次评估品牌忠诚度因子,位于0.90以上的有效评估品牌共有63个,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58.33%,其中品牌忠诚度因子在0.90~0.95之间的品牌共计28个,在0.95~0.98之间的品牌有29个,高于0.98的品牌有6个。在品牌忠诚度低于0.90的45个有效评估品牌中,介于0.80~0.90之间的品牌有37个,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34.26%;另有8个品牌的品牌忠诚度因子不足0.80,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7.41%(表4)。

表4 近5年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忠诚度因子区间分布变化比较

回顾近5年的数据(表4)可以发现,品牌忠诚度因子在0.98及以上的品牌数量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品牌忠诚度因子低于0.80的品牌数量基本在10个左右。相对而言,2021年,品牌忠诚度因子低于0.80区间的比重值低于前4年;位于0.80~0.90之间的品牌数量不断增加,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在0.90~0.95区间的品牌数量呈现先增后降的特点;而在0.95~0.98区间的品牌数量则未有明显规律。

数据表明,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高品牌忠诚度因子和低品牌忠诚度因子的品牌数量在减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茶叶整体市场的价格体系处于相对健康、有序的调整变动中,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价格稳定性在增强,消费者对于茶叶的品牌忠诚度在提升。

从产区来看,本次评估中,江南产区(0.906)、华南产区(0.903)、西南产区(0.904)三大产区的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相差不大,江北产区的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为0.879,比其他产区低。纵向来看,与2019年和2020年相比,江南产区和华南产区的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均有所降低,分别从0.917降至0.906、从0.906降至0.903。这表明,这两个产区的市场价格有所波动;而西南产区和江北产区的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均有所提高,尤其是西南产区,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从2019年的0.831升至2021年的0.904,两年间,增长了8.78%;江北产区的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则呈现V形变化,2021年虽较2019年有所增长,但涨幅甚微(图4)。这也表明,西南产区和江北产区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市场价格整体较之前趋于稳定。

图4 近3年四大产区有效评估品牌的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比较

从茶类来看,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黑茶(0.929)、红茶(0.926)、乌龙茶(0.918),排名靠后的是绿茶(0.893)、黄茶(0.879)、白茶(0.852)、再加工茶(0.840)。这表明,黑茶类市场价格的稳定性显著提升,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最高,且从2020年的0.825提升至0.929。平均品牌忠诚度因子同样提高的还有红茶,从2020年的0.868提升至2021年的0.926。而白茶、黄茶、绿茶、乌龙茶、其他茶类等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反映了黑茶类和红茶类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消费者品牌忠诚度较高,而绿茶等其他茶类的竞争激烈而充分,价格波动对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的影响较为敏感。

4、品牌强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品牌传播力是最大短板

品牌强度及其乘数由品牌带动力、品牌资源力、品牌经营力、品牌传播力和品牌发展力等5个能够表现品牌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因子加权得出,是体现品牌未来持续收益能力、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大小的指标,是对品牌强度高低的量化呈现。

本次有效评估的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强度乘数为18.13,较2020年的18.51略有下降。其中,普洱茶以20.10的品牌强度乘数蝉联第一。具体分析“品牌强度五力”可见,本次有效评估的108个品牌,其平均品牌带动力为84.07、平均品牌资源力为85.62、平均品牌经营力为83.63、平均品牌传播力79.73、平均品牌发展力为81.93,没有一个指标达到90,只在79.73~85.62之间徘徊。各二级指标横向比较可见,平均品牌资源力最高,具有相对优势;平均品牌传播力则不足80。

数据表明,品牌传播是我国多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短板。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传播不足:品牌传播投入少、品牌传播方式雷同、传播手段较为单一,传播内容同质化等,导致消费者难以通过品牌传播形成对品牌更独特的认知与喜爱,没有能够形成高品牌传播力。调研显示,本次有效评估的品牌中有13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至今尚无相关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账号,即便是拥有公号的品牌,其公号内容多为资讯,信息单一,且部分账号已名存实亡,信息严重滞后。

交叉分析品牌价值区间(图5),品牌价值位于前50位的品牌,其“平均品牌强度指数”的五力二级指标数据分别为89.52、89.34、87.62、86.61和84.22。数据显示,平均“五力”均未达到90。品牌价值位于前10位的品牌,其“平均品牌强度指数”的五力二级指标数据为94.30、92.71、90.82、96.64和85.71,可见其平均品牌带动力、资源力、经营力、传播力均超过90,相对而言,平均品牌发展力则较低。数据表明,与全国大部分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传播力普遍不高的情况相反,高品牌价值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在品牌传播力上的优势更为显著。

图5 2021有效评估品牌中不同品牌价值区间品牌的平均品牌强度五力比较

进一步比较不同品牌价值区间的品牌在品牌知名度、认知度和好感度上的差异(图6),品牌价值前10位品牌的平均品牌知名度、认知度和好感度均较高,分别为107.93、96.59和87.29;品牌价值前50位品牌的相关指标平均值分别为89.30、86.48和84.48;整体品牌的平均值分别为78.78、79.39和80.82。

图6 2021有效评估品牌中不同品牌价值区间品牌的平均“品牌传播力”二级指标比较

数据表明,处于不同品牌价值区间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各个指标数值有所不同。高品牌价值的品牌拥有极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品牌认知度,但未来需着重加强对品牌好感度的维护;目前品牌价值尚不属于头部品牌的中流品牌,需要同步提升品牌知名度、认知度、好感度。除品牌传播力以外,品牌发展力不足也是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共性问题。如图7所示,四大产区中,除江北产区外,其余三大产区的平均品牌发展力均仅高于平均品牌传播力,是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次短板。

图7 2021四大产区有效评估品牌的平均品牌强度五力及品牌强度乘数比较

品牌发展力主要由品牌保护、市场覆盖、生产趋势和营销趋势等4项三级指标构成,分别考量一个品牌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投入与成效。本次有效评估的108个品牌,其平均品牌保护得分为86.12,平均市场覆盖得分为79.67,平均生产趋势为80.81,平均营销趋势为80.96,整体而言,四个指标均相对较低,徘徊于87-79之间。其中,市场覆盖平均值则更低。与品牌价值处于前10位、前50位的品牌的相关指标的平均值比较发现(图8),高品牌价值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在品牌保护、市场覆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而在生产趋势和营销趋势上表现不足。出现如此数据,也反映了高品牌价值在茶叶种植规模、年生产量、年销售量等规模化指标方面已经到达了“天花板”;而品牌价值相对位于中位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大多还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得益于近年来的规模化发展,其生产趋势和营销趋势具有形成了相对优势。

图8 2021有效评估品牌中不同品牌价值区间品牌的平均品牌发展力二级指标比较

这表明,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后续发展,需要正视规模上限的问题,在无法盲目扩张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着重加强品牌保护,也可从品牌建设投入、渠道建设、市场拓展等方面入手,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品牌竞争力,从区域性品牌走向全国性乃至世界性品牌,从而维持品牌发展后劲。这也是解决前文图5所反映出来的平均品牌发展力不高的关键。

二、现象与趋势

1、茶文化

我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经过上千年历史的沉淀,已经形成了包括茶道、茶艺、茶具、茶诗等多方面系统构成的深厚悠远的茶文化。文化与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促进了我国茶的发展。

我国已是茶叶生产大国,据国际茶叶委员会数据统计,2019年我国茶叶种植面积达306.6万hm2,约占全球茶叶种植面积的61.4%;茶叶产量达279.9万t,约占全球茶叶总产量的45.51%。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全国茶叶产量达到了297万t。但与此同时,茶产业产销失衡、茶业整体效益较低等问题日益凸显,亟待解决;市场方面,品牌消费、个性化消费已成定势,消费者在注重产品品质的同时,也更加在意消费茶叶时其在内心和精神层面的感知与满足。在此背景下,茶文化这一元素更加受到各方重视,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茶产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议》中就明确指出,要“普及传承、丰富业态,构建现代茶文化产业体系”。可见,运用茶文化赋能茶品牌、提升品牌溢价、促进产品销售,乃至推动茶产业供给侧改革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1)茶文化资源丰富,但欠缺挖掘利用

本评估模型的指标体系中,品牌强度指标体系下的品牌资源力是由品牌历史资源、品牌文化资源、品牌环境资源这3个三级指标共同构成(其中品牌历史资源和品牌文化资源权重占比达63%),可以反映一个品牌历史文化资源的综合情况。前文中的图8可见,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资源力为85.62,位列品牌强度五力平均值的第一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在整体上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并且这一优势相对较为突出。

而通过对比近3年连续获得有效评估的87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资源力可以发现(图9),2019年,这87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资源力为89.43;2020年略有提升,达89.95;但在2021年的评估中,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为86.54。由此可见,虽然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在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保护利用上,我国众多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还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9 2019~2021年间,连续获得有效评估的87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资源力比较

茶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农业文化遗产是茶种植、茶消费的历史文化的结晶,是极具品牌运作价值的文化资源。本次获得有效评估的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有5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已经在不同年份成功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53.70%。其中,成功申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有28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有19个、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有11个。

总计有14个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列为农业文化遗产。其中,获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品牌有11个、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品牌有3个,还有6个品牌已经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我国历史文化名茶繁若星辰,单从55个少数民族的多元民族文化角度去看,便足见民族茶产品、茶文化、茶饮方式的异彩纷呈。如维吾尔族的香茶、回族的刮碗子茶、侗族和瑶族的打油茶、客家族的擂茶、白族的三道茶、傣族的竹筒香茶、拉祜族的烤茶、哈尼族的土锅茶、布朗族的青竹茶等,不一而足。可见,上述已经成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农业文化遗产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仅仅是冰山一角。未来,仍有大量的茶文化遗产待我们去挖掘、开发与保护。而得到保护后的品牌,如何通过保护实现非遗文化的经济价值转化,则是需要未来重点研究的课题。

(2)茶叶加工制作技艺传承有序开展

茶叶加工制作技艺,是茶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的前提。正是茶叶加工制作技艺的独特性,赋予了不同名茶的唯一性。因此,实施我国传统茶叶加工制作技艺的传承与保护至关重要。本次有效评估的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与17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相对应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共计19位(表5)。

表5 2021获得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

另一数据显示,为了保护传承我国传统茶叶加工制作技艺,推动代表性制茶工艺的传习推广与科学创新,弘扬工匠精神,自2017年开始,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制茶大师的调查推选工作,至今已公布了5批中国制茶大师名单。本次获得有效评估的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拥有“中国制茶大师”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共计28个(表6),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25.9%。

表6 2021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中国制茶大师名单

近年来,中国茶产业中已经出现了“茶二代”现象,涌现了一批传承了非遗技艺,又具有国际化视野、时尚化生活方式的年轻人。

资源的价值在于利用。未来,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应充分利用“非遗传承人”“中国制茶大师”技艺及文化传承价值,以及年轻“茶二代”的创新思维与技艺传承,使其在茶文化推广乃至茶叶品牌年轻化和品牌建设中成为生动的媒介载体,链接起茶文化与茶品牌、茶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挖掘、释放传统制茶技艺在品牌消费、个性化消费时代下的全新价值与活力。

(3)茶相关节庆活动有待推陈出新

要实现茶文化的有效保护与传承,除了茶产业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因此,让大众认识到茶文化的存在意义、乃至愿意主动去了解茶文化,构建消费关系至关重要。茶相关节庆活动,可以将茶文化具象为各类体验项目,给予大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不失为一种向全社会传播茶文化的有效途径。同时,茶节庆活动可以有效整合茶产业,成为发展茶旅融合的绝佳载体。

根据对网络公开资料以及相关媒体新闻报道的检索统计研究,本次有效评估的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有62个品牌拥有自有茶节庆活动,约占有效评估品牌总数的57.41%。四大茶区比较可见(图10),西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的总数为24个,其中有自有茶节庆活动的品牌有13个,占西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总数的54.17%;江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总数为55个,其中有自有茶节庆活动的品牌有33个,占江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总数的60.00%;江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总数为12个,其中有自有茶节庆活动的品牌有6个,占江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总数的50.00%;华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总数为17个,其中有自有茶节庆活动的品牌有10个,占华南茶区有效评估品牌总数的58.82%。

图10 2021有效评估的四大茶区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茶节庆活动情况

开展包含茶节庆活动在内的一系列品牌营销传播活动,能够很好地促进品牌传播力的提升。通过对比有、无茶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传播力可以发现(图11),有茶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传播力为82.15;无茶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传播力仅为76.45,较前者低6.94%,且低于获得本次有效评估的整体品牌的平均品牌传播力。

图11 有节庆活动与无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传播力比较

进一步比较有、无茶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价值发现(图12),有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价值达27.33亿元;无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价值仅为15.24亿元,较有节庆活动的低了12.09亿元,且比获得本次有效评估整体品牌的平均品牌价值低了6.94亿元。由此可见,开展包括茶节庆活动在内的一系列品牌营销传播活动,举办茶相关节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品牌的知名度、认知度与美誉度,从而提高茶品牌价值。同时,高品牌价值又能反哺茶节庆活动,进而助推茶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

图12 2021有效评估品牌的茶节庆活动与平均品牌价值现状

分析举办茶节庆活动的最早时间(图13),本次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首次举办时间在1990—1999年间的有4个、2000—2005年间的有13个、2006—2010年间的有10个、2011—2015年间的有18个、2016—2021年间的有17个。数据显示,近10年来,首次举办茶节庆活动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约占有节庆活动品牌总数的56.45%,可见,茶节庆活动日渐受到各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高度重视,陆续举办并得以持续举办。

图13 2021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首次举办茶节庆活动的时间分布

传播茶文化,营造良好的饮茶与茶文化氛围,并非一朝一夕便能实现,需要让广大公众、消费者不间断地去接触、了解茶文化,进而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根据网络公开资料以及相关媒体新闻报道可以发现,某些地区在举办茶相关节庆活动时存在着流于形式、囿于传统、缺乏创新等问题,从而导致许多茶节庆活动往往成为一时之热与惯性行为,并不能有效、持续地延续下去,并无法产生真正的彰显品牌价值、提高品牌吸引力、增进茶文化了解等作用。

如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推陈出新,这是茶节庆活动的共同课题。缺乏创新的茶节庆活动无法吸引大众关注、了解、参与,而不能坚守品牌本质的活动,也不能坚守并持续其独特的品牌文化。因此,近年来,各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都在想方设法实现茶节庆活动在形式、内容等方面的突破。2020年,新冠疫情促进了各地在茶节庆活动方面的变革,体现了品牌化引领、数字化落地的效果。例如,“2020中国茶叶大会暨第十四届新昌大佛龙井茶文化节”,以“云上节庆”形式,打造了“线下茶节庆—线上云直播—H5互动”的全链条品牌营销传播模式,探索出了品牌化与数字化“双轮驱动”的新型茶文化节庆活动模式,推出“居深山,心自在”的品牌核心价值诉求,通过包括云直播、云游览、云互动、云发布、云观点、云连线、云消费在内的“七朵云”,用互联网思维和品牌思维进行颠覆改造,开启“云节庆”新模式,燃起了“全民狂欢”,活动全程曝光3400万次,获得公众与消费者的高关注度与品牌体验。可见,未来各地在推动茶相关节庆繁荣举办的同时,也应注重节庆活动中茶文化的创新开发与运用,进而不断维持、提升大众对茶节庆活动的新鲜感与参与度。

(4)茶文化IP形象塑造日渐受到关注

近年来,IP形象以其可赋予内涵空间广阔、运用自由度高、成本相对低等特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品牌的重视。茶叶品牌背后所蕴藏的茶文化,恰好可以为茶品牌IP形象的塑造提供不竭源泉。因此,有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已经闻风而行。本次有效评估的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有4个品牌打造了茶品牌的IP形象,分别为福鼎白茶的“白茶仙子”、太平猴魁的“六小妹”和“猴小魁”、径山茶的“茶圣陆羽”和“茶小僧”、泾阳茯茶的“茯茶小妹”等。

以径山的茶旅IP形象为例,作为“日本茶道之源”以及茶圣陆羽著经之地的大径山,因径山寺而闻名,在“禅茶一味”的文化浸润下,径山茶由此而兴。为提升径山茶的知名度、促进大径山的茶旅融合发展,余杭旅游集团从“茶景一脉·禅茶一味”内核入手,着力深挖大径山文化底蕴,于2019年第十八届中国茶圣节推出“陆羽与茶小僧”径山茶文化旅游IP,并基此延伸出了一条径山茶文化和旅游融合的产业链。例如,首家径山茶特色茶铺“陆羽泡的茶”“径山宋式点茶课程”和“陆羽唐代煮茶课程”“陆羽带你游大径山”景区直通车等。

此外,“茶圣陆羽与茶小僧”这一对径山茶旅IP形象还与国礼大师李加林、江南制糕品牌塘栖“法根糕点”、G20供应商“百丈双枪竹筷”等联名,推出了联名款丝巾、茶小酥、福箸等系列文创产品。“2021第二十届中国茶圣节”上,更是推出了将IP形象、水杯、矿泉水、抹茶、牛奶等进行组合的全新农文旅融合文创产品——“浙抹牛”抹茶牛乳摇摇杯创意DIY。

可爱、亲和而又独具径山茶文化特色的IP形象,无疑抓住了游客的眼球,在有效传播径山茶文化的同时,也极大地带动了径山茶产业以及旅游业的协同发展。

据调查,当前,我国的茶文化创新利用还出现了其他可借鉴案例。如福建省十分注重茶文化旅游的开发,将茶文化、茶产品有机融入各项旅游活动中,精心策划了中华武夷茶博园、“印象大红袍”山水实景演出等具有区域竞争力、唯一性和独特性的茶旅体验项目,并推出茶园生态游、茶乡体验游、茶保健旅游、茶事修学游等多条茶文化旅游线路。

再如,茶具是茶文化的组成元素之一,而茶具中又以瓷器为最,因此“茶瓷文化”成为近年来茶文化发展的一个全新切入点。2020年举办的“‘一带一路’浮梁茶瓷文化节”,便将江西景德镇的浮梁茶与瓷器很好地融合,正所谓“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茶瓷文化的兴起,在促进大众更加深入了解体会茶文化的同时,也能带动茶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

综上可见,挖掘、传承、保护、创新与发展茶文化的意义,已不仅仅只停留于茶文化层面,在深层次上,其对于整个茶产业乃至茶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均具有深远的意义。

2、茶产业

(1)茶产业区域大整合,初现端倪

众所周知,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的茶叶种植面积持续增长,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来自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茶叶年产量已达297万吨,是2001年的4.2倍。来自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未开采茶园面积超过900多万亩,因此,未来中国,茶叶的年产量还会迅速增加。

另一方面,国内茶叶消费的增长乏力,受国际大环境影响,茶叶国际市场出口也不容乐观。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出口茶叶34.88万t,同比下降4.8%;2021年1—3月,中国茶叶出口量为7.60万t,出口额为27.1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3%和4.4%。考虑到去年受疫情影响所造成的参照基数较低、2019年全年36.66万t的年出口量、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对国际市场的影响等,2021年的茶叶出口依然面临巨大压力。与我国茶叶产量快速增长相比,国际市场潜力的发掘还需要时日,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茶叶的供需失衡会进一步加剧。

产能相对过剩的背景下,茶叶主产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品牌建设,特别是品牌营销、品牌传播、产品创新和渠道拓展,对于新近发展起来的茶叶产区尤为重要。茶叶种植面积增长迅速的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省份,均提出或出台了促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发展的目标和相关政策。

在国内外茶品牌竞争与茶消费背景下,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呈现出在更大区域范围、更高品牌架构层面的整合现象。其深层原因有二:

首先,我国多数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特别是传统名茶和历史名茶)的形成大多基于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特定产区与产品声誉,而后依托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知识产权所有与使用,开展品牌运营管理。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严格限定了品牌产品来源的地域范围,导致新近增加的茶产区无法成为原有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产品,因此,各新茶区均面临着不得不重新塑造品牌或成为其他品牌的原料供应基地的困境。

其次,随着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竞争的加剧,原来基于县域或县域以下区域范畴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而建设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在更广阔的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比如,能够集聚的传播、资金等资源较少;面临着同一茶叶主产区内部的其他品牌的竞争;难以获得更高层级和更广泛区域的信用背书等等。

从更好地集聚资源,扩大规模力量参与市场竞争,更充分地基于各种优势资源塑造区域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的视角着眼,跨区域整合打造大品牌的情况出现,下文分析的几个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大力扶持湘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提出打造千亿湘茶产业,重点打响潇湘绿茶、湖南红茶等区域公用品牌的战略。2015年,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指示,湖南省发改委会同湖南省农委根据“统一产业布局、统一品牌标志、统一准入机制、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市场形象”等“五统一”要求,开始实施大湘西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并在政府引导下成立“湖南省大湘西茶产业发展促进会”。2016年4月,湖南省大湘西茶产业发展促进会与湖南潇湘茶业有限公司签署“潇湘”商标转让协议,正式接手品牌运营管理重任。

当前,“潇湘”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区域覆盖范围涵盖了湘西州、张家界、怀化、邵阳、娄底、岳阳、长沙、株洲、郴州等9市(州)所辖的55个县市区,茶类涵盖了绿茶(花茶)、红茶、黑茶、白茶、黄茶等区域内的多个品类。全省37个茶叶主产县有21个已纳入“潇湘”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覆盖范围。

5年多来,湖南省发改委安排专项资金应用于品牌产品的标准体系建设、品牌营销传播、质量监管、电商市场开发等领域,“潇湘”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整合区域资源,带动了一批区域内的茶叶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共同成长与市场拓展,并联动了50个茶旅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实施茶旅融合产业探索。当前,“潇湘”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授权企业中,年销售超过5000万的企业品牌已从17家增加至30多家。2019年,大湘西地区茶园面积160万亩,实现茶叶综合产值425亿元,带动230万茶农增收致富,茶农年人均收入超万元。

类似的跨越行政小区域整合大区域的茶产业例子还有贵州绿茶、安康富硒茶以及刚刚注册的“杭州龙井”等茶叶区域公用品牌。2021年3月7日,由杭州市茶叶产业协会申请的“杭州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核准公告发布,意味着杭州市龙井茶产业的发展,除“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对西湖风景名胜区和西湖区周边168平方公里品牌覆盖范围以外,将有“杭州龙井”这一涵盖更大区域范畴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来集聚整个杭州市各区县的茶产业,实现“杭州龙井”的品牌化发展。

“贵州绿茶”目前尚未完成商标注册,但依托2017年获得的原农业部批准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近年来也在积极致力于全省范围的绿茶区域公用品牌整合。2020年7月,“贵州绿茶”入选中国和欧盟第二批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单,为走向国际市场赢得了先机。

安康富硒茶于2018年6月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前正在积极实施品牌重塑工程,彰显了安康市委、市政府做大做强该品牌的决心。安康富硒茶产品生产地域范围覆盖了安康市的9个县区,其中紫阳、平利、岚皋、汉阴等六县区为茶叶主产区。因此,安康富硒茶也是对各县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如紫阳富硒茶、平利女娲茶、平利绞股蓝等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升维整合,形成安康全域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多重母子品牌生态结构。

种种跨区域整合茶产业、构建更大区域范围(有的也涵盖更多品类)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建设迹象表明,未来,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并深入。2021年5月1日起实施的《湖北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中就明确提出,“省和茶叶主产区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品质优良稳定、特色鲜明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引导地理分布相邻、工艺品质相近、人文历史相通的区域公用品牌整合壮大”。

无论从资源整合、市场竞争的需要,还是从地方政府部门的民生职责,亦或从消费者品牌认知的角度看,基于跨区域茶产业整合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有其品牌经济开拓与发展的合理性和探索价值,也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和理念挑战、消费反馈,值得持续关注。

(2)新式茶、跨界茶,拓展茶产业新赛道

根据本次有效评估品牌的3次产业产值比重比较(图14),近3年来,10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一产产值比重逐年下降,二产和三产的产值比重均高于一产,且三产产值比重逐年提升。可见,我国茶产业的发展在逐渐延伸,拓展新赛道。

图14 2021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近3年的三次产业产值比重比较

当前,茶叶消费已逐渐呈现出年轻化、多样化的消费趋势。如新茶饮兴起,茶道与花道融合,茶叶与瓷器有机结合等等,拓展了茶叶的新兴消费市场,提升了更多的消费空间,为茶产业带来庞大的产业效益。

新茶饮以年轻消费群体为主,具有食材丰富、饮品多样、颜值时尚、体验感佳、场景化消费、科技化应用等特点,是一种以茶为基础,结合鲜果、芝士、咖啡、木薯、牛奶等食材制作而成的新式创意茶饮品。2020年末,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CCFA)主办的“2020中国全零售大会”上,CCFA新茶饮委员会筹备工作组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大会对新茶饮提出两大标准:“新茶饮,必须使用天然原材料打造好的产品,必须致力于塑造并传递某种品牌文化。”[ 周琦,《喜茶在“2020中国全零售大会”提出“新茶饮”两大标准》,钱江晚报,2020年11月22日]当前,新式茶已成为年轻人接触茶叶消费的新窗口,这与近年来各茶叶品牌探索年轻群体这一庞大潜在市场的需求不谋而合。据《2020新式茶饮白皮书》报告显示,预计2021年,新式茶饮市场规模会突破1100亿元。从消费客群来看,2017年中国新式茶饮消费者规模为1.52亿人,而2020年我国新式茶饮消费者已突破3.4亿人,预计2021年,这一规模将增长至3.65亿人。另据消费者画像方面的数据统计,新茶饮的消费群体中90后和00后的比例为70%,女性占比约60%。[ 周洪,《<2020新式茶饮白皮书>发布 新式茶饮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央广网,2020年12月3日]

在湖南、重庆、福建等茶叶主产区,通过新茶饮品牌带动茶消费,为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提供了一条可联动的产业与品牌延伸发展道路。如长沙的茶颜悦色、重庆的嫩绿茶和天福茗茶旗下的“放牛斑”奶茶,这三个新式茶品牌均属于典型的立足本土地标茶产品与茶文化的茶饮品牌。尤其是长沙的“茶颜悦色”,作为长沙兴起的饮品,已经融入在长沙这张城市名片之中,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打卡留念。上述新茶饮企业品牌,已经成为区域市场的佼佼者,为所在的茶叶主产区市场带来茶饮新生态,从场景营造、创意产品研发、年轻消费群体触达,营销传播等多方面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提供了联动可能。因此,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与新式爆品茶饮的联合营销值得双方共同探索。

但从茶叶消费的市场总量来看,新茶饮占比依然很低。据《2020新式茶饮白皮书》数据统计,2020年6月底,中国现制茶饮门店数量大致在48万家左右。人气极旺的“茶颜悦色”,门店数量只有310余家;新茶饮市场代表者“喜茶”与“奈雪の茶”,门店数量也只有690余家和440余家。与整个制茶业的门店数量相比,这些品牌的门店规模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随着茶叶消费群体的代际更迭,新世代必将成为茶叶消费的主要群体。但当前,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在整体上对新世代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反应相对滞后。因此,如何借助新茶饮实现品牌年轻化,是值得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思考的紧迫课题。

(3)茶叶出口,开启丝路新篇章

我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茶叶种植国、第一大产茶国,还是全球茶叶出口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海关相关数据显示,近5年,我国茶叶出口稳定在30万t以上。其中,2019年达到了366552t;2020年受疫情影响,茶叶出口量有所回落,出口共计348815t。尽管如此,我国茶叶出口销售总额在逐年提升,从2016年的979196万元,增长至2020年的1416376万元(图15)。

图15 近5年中国茶叶出口量和出口销售额比较

比较本次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近3年来的出口额占比(茶叶出口销售额/茶叶实际销售总额)和出口量占比(茶叶出口销售量/茶叶实际销售总量)可见(图16),2018年茶叶出口额占比为5.05%,2019年为5.21%,2020年为4.98%;同时可见,近3年,我国茶叶出口销售量占比高于出口销售额占比。这表明,我国茶叶出口的价格普遍低于内销价格。

图16 2021有效评估品牌近3年的出口额和出口量占比比较

据中国海关茶叶出口额和出口量的数据折算比较,近5年来,我国茶叶出口单价尽管从2106年的29.79元/kg逐年提升,但到2020年,该价格仍仅为40.61元/kg。可见,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茶叶主要以原料茶的形式出口,品牌溢价无法得到有效体现。

2021年3月1日起,《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据协定条款显示,我国28个茶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入选首批互认保护保护清单;4年后,协定范围将扩大,会涵盖双方另外的各175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其中含31个茶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连同2011年即进入中欧地标互认名单的“龙井茶”,我国共计有60个茶叶地理标志已经进入欧盟认可保护名单。《协定》将为双方的地理标志产品提供高水平的保护,能够有效阻止假冒伪劣产品,为中国茶叶产品进入欧盟市场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有利于提升国际市场的销售力。

根据协定条款,入选互认保护清单的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有权使用欧盟的官方认证标志,有利于获得欧盟消费者的认可,进一步推动中国茶叶的对欧出口。但是,这也给中国茶叶整体的品牌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即中国茶叶在对外贸易中如何进行国际化表达,如何实施适合国际消费者的营销策略,塑造国际化的品牌形象,从而提升中国茶叶品牌国际竞争力和品牌溢价力。

在国内市场,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要进行差异化错位竞争,才能凸显自身独特价值,提升品牌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但在全球市场上,它们还承担着集聚力量,构建中国茶整体化、国际化品牌形象,传达中国茶文化的使命。在第二个“国际茶日”到来之际,相关系列的预热活动已经开启,2021“国际茶日·大使品茶”活动于元宵佳节在京进行。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联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参加活动的嘉宾有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广德福,阿根廷、立陶宛、荷兰等9国驻华大使、使节。活动中,大家欢聚一堂,全方位感受中国茶和文化之美,共同开启2021“国际茶日”欢庆序幕。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活动,向更多的国家推荐中国茶,从而推动中国品牌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活动预示着,集聚区域力量,整合中国茶品牌形象的国际品牌传播战略已经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展开。

由此,中国茶的国际跨文化品牌传播正式拉开序幕。在中国元素的国际表达中,选取何种传播元素,采用何种传播策略,实施何种传播方式等等,亟待开展专题研究。

3、茶科技

(1)品种迭代,满足多元消费

数十年来,龙井43、白叶1号、乌牛早等茶叶品种为中国茶产业的良种推广、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贡献。但是,随着品种引种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带来了各地茶品种同质化的问题。在消费者追求个性化、多元化的美好生活进程中,茶产品需要不断自我突破,满足多元消费。其中,品种的迭代是关键。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已育成和储备了一批茶树新品种、新材料,以满足市场多元化和消费者“新奇特”的消费需要。先后育成了中黄1号、中黄2号、中黄3号、中白1号等一批特异茶树新品种,每公顷平均效益超过30万元,是常规品种的3~5倍;创制了不含咖啡碱的野生资源——红芽茶,同时富含苦茶碱和甲基儿茶素的野生资源——白芽茶,富含花青素的中紫1号、中紫2号等一批特异茶树资源;选育了适制地方名茶专用品种,助推传统历史名茶品质提升。[ 黄慧仙,《新品种、新产品……原来茶叶所有这么多与茶相关的“宝贝”》,浙江日报,2020年5月22日]

同时,各地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指导、协同下自行研究茶树良种,形成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从品种开始的独特的核心价值。如安康富硒茶的“陕茶1号”、英德红茶的“英红9号”、福鼎白茶的福鼎大白茶(华茶1号)、福鼎大毫茶(华茶2号)等,为各区域公用品牌的独特性提供了独特价值。未来,为了应对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茶饮需求,需要更多地进行良种优化、特殊品种开发。

(2)数字化应用,助力品牌价值提升

目前,科技创新的应用已经贯穿在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生产、加工、售后等各个环节。为了通过科技赋能带给消费者更好的消费体验,近年来,数字化应用成为一大热点。

茶叶利润空间大,且辨别真假难度大——很难一眼识别。因此,有不法商贩大肆制造假冒、仿造茶,打着所处区域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幌子,欺骗消费者。如果能实现茶叶生产、加工、销售全程可追溯,一则可以保护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形象,二则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在当前数字农业的时代背景下,一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正在积极探索通过数字技术为茶叶区域品牌保驾护航,保护品牌利益。

2021年3月10日起,福鼎市茶青采摘、交易及茶叶生产、销售过程全面纳入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系统。通过该平台系统,可全程高效监管福鼎白茶,实现产区溯源、品牌溯源,既维护福鼎市原产地茶农、茶企的利益,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推进福鼎白茶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在浙江杭州,通过数字赋能,统一标识,闭环监管,杭州市农委为西湖龙井茶的品牌保护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之前,虽然杭州市一直重视西湖龙井茶品牌的保护和发展工作,在生产、包装、销售、市场等环节加大监管力度,但在西湖龙井茶的实际产量与市场需求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依然有大量的仿冒产品,且“做真太难,做假太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为加强品牌保护,杭州以数字化管理为突破口,于2020年构建“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平台,采用“生产过程数据化、管理过程自动化、决策系统智慧化”的总体取向,运用杭州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优势对西湖龙井茶的生产、加工、销售及市场运营进行数字化一站式管理,涵盖了西湖龙井茶基础数据库、防伪溯源查询、“西湖龙井”地理证明商标授权许可、龙井茶(西湖产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产地证明标识申领发放和流向管控、市场监管、奖惩等诸多功能。2020年,虽然西湖龙井受到倒春寒、疫情人工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产量减少,但依然实现了价格和产值的大幅度逆势增长。

2021年,为提高西湖龙井茶品质,杭州积极推进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二期项目实施,增设平台功能,为茶农、茶企提供更便捷、更智慧的服务。在数字化管理系统的监督下,有效遏制了实物茶标买卖现象。

数字技术的运用,不单单止于追源溯流、去伪存真,通过数字可视化建设以及网络平台搭建,能够破解当前各茶叶公用品牌“用工荒”这一难题。尤其今年年初,疫情的再次来袭,使采茶工的雇用与到位成为各产茶区的焦点问题。

“开化龙顶”区域公用品牌所在地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通过绘制可调剂采茶工分布情况的“三色图”,有效解决了用工荒这一难题。在这张图上,县里重点茶企的联系方式、茶企用工人数需求都标注得十分清楚。通过这张三色图,当地政府能够清晰地了解哪些茶企要招人,当前用工缺口的数量等问题,从而合理调剂富余采茶劳动力,保障茶叶的及时采摘。

建设以“武阳春雨”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其智慧茶园实现了产销全流程数字化。当地政府邀请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员作为指导专家,开发建设智能化云平台及智慧茶园手机APP,开展物联网数据采集,实现大数据的集成、分析和利用,有效的服务于茶叶生产。智慧茶园通过机械化建设,将鲜叶推青、杀青、烘干、制作、包装各流程纳入智能生产线。这条生产线机械化水平达到95%以上,实现了“机器换人”。流水作业从以前一天三班倒的用工40人左右,降低至整个车间用工人数在5-6人,降低人工成本,解决了用工荒难题。

借助数字化应用,以品牌化为引领,以数字化为技术,助力品牌管理,提升品牌价值,这样的工作,在本次有效评估的多个头部品牌以及中坚品牌中,均得以开展,并受到很好的效果。这表明,在互联网时代,借助数字化技术,为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开创新高度、拓展新市场、发展新生力量,不仅成为一种可能,更可以大力应用。

结语

在“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下,消费者愈加偏向理性消费,愈加关注健康安全。作为21世纪公认的健康饮品,茶能够为更多人带来健康已成为基本共识。在“国潮”品牌崛起、追求模古生活的消费趋势下,针对新世代消费者而言,我国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还处于相对弱势的消费认知状态。面对新一轮的挑战与机遇,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更需要进一步塑造中国茶以及各品牌自身的国内外消费市场,特别是新世代市场的正面影响力。未来,有3个方面,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更深入地融入区域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脱贫攻坚战已顺利收官,但“一片茶叶富了一方百姓”的故事必须继续。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应当更好地融入所属区域的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成为富民产业与富民品牌,以茶为原点,深入挖掘区域独特的地理生态、文化价值,融合多种经营业态,更多地将茶产业延长至第二、三及文创产业,更快地对接年轻化的消费群体,促进品牌年轻化,提供多样化的消费体验,整合大产区,塑造大品牌,坚守品牌独特价值,提供品牌独特消费意义,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民生幸福,多元消费满足、美好生活追求等发挥更立体、多元、有效的带动与联动作用。

其次,更广泛地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如今,我国茶产业已进入“茶为国饮”上升为“茶为国礼”的新时代。茶,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频繁出现在国际外交场合,这是中国对世界最友好、诚挚的表达。茶,不仅仅存于其物质的形态,还应该是带有文化内涵、民族精神的存在。中国茶是代表中国形象的国家品牌,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是中国茶国家品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要思考并探索如何更好地整合区域资源,以茶为媒,讲述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茶及其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传播力,用中国故事、中国文化及其各地域文化提升中国茶的内涵,提高中国茶的文脉品牌化价值。

第三,更快速地应用数字化等科技创新。当代科技化浪潮一日千里,新的科技层出不穷。近年来大热的区块链、虚拟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已经展现出与区域公用品牌结合的巨大潜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也不例外。部分案例的品牌化、数字化双轮驱动战略已经初现成效。这些技术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消费趋势洞察、增强消费体验、营造新的消费场景等方面呈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进一步提高品牌发展力,提升品牌的溢价空间。未来,拥抱新科技已经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种必然。

附:2021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单位:亿)

声明:本研究中所估算之品牌价值,均基于本次有效评估得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持有单位提供的数据及其他公开可得的信息,并以“CARD模型”为理论工具与计算方法,协同数字化技术应用,对采集数据进行处理的结果。本评估所涉及的品牌只包括在中国内地注册、登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

(来源: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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