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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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在疫情流行的背景下，中国茶园面积与茶叶产量仍保持微小增长，茶叶市场结构优化。2020年中国茶园种植面积为4747.7万亩，同比增加3.3%，增速有所放缓;中国茶叶产量达298.6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绿茶产量184.3万吨，占比超过6成，产量稳定。
报告完整目录
一、2021全球茶叶行业发展概况
1. 全球茶叶市场规模数据分析
2. 2020年全球茶叶产量调查数据
3. 2020年全球主要茶叶生产国调查数据
4. 2019年全球主要茶叶进口国调查数据
5. 2020年全球主要茶叶出口国调查数据
二、2021中国茶叶市场数据分析
1. 中国茶叶社会需求基础分析
2. 中国茶叶国内市场需求数据分析
3. 中国主要茶叶品类介绍
4. 中国主要茶类产量变化数据分析
5. 中国主要茶类销量变化数据分析
6. 中国主要茶类出口变化数据分析(一)
7. 中国主要茶类出口变化数据分析(二)
8. 中国主要茶类出口变化数据分析(三)
9. 中国主要茶类进口变化数据分析
10. 中国茶叶品牌数量分析
11. 中国茶叶品牌价值分析
12. 中国茶叶产业链剖析
三、2021中国茶叶种植数据分析
1. 中国茶园种植面积数据分析
2. 2020中国茶叶生产数据分析
3. 中国主要产茶省茶园面积
4. 中国茶叶种植地区十强名单
5. 茶叶百强县案例一：贵州湄潭(一)
6. 茶叶百强县案例一：贵州湄潭(二)
7. 茶叶百强县案例一：贵州湄潭(三)
8. 茶叶百强县案例二：福建安溪(一)
9. 茶叶百强县案例二：福建安溪(二)
10. 茶叶百强县案例二：福建安溪(三)
11. 茶叶百强县案例二：福建安溪(四)
12. 茶叶百强县案例三：湖南安化(一)
13. 茶叶百强县案例三：湖南安化(二)
14. 茶叶百强县案例三：湖南安化(三)
四、2021中国茶叶销售数据分析
1. 2019-2020中国茶叶市场规模数据分析
2. 中国茶叶进口量调查数据分析
3. 中国茶叶出口量调查数据分析
4. 中国茶叶出口额变化趋势分析
5. 中国茶叶出口分布统计数据分析
6. 中国各省茶叶出口额数据分析
7. 中国茶叶主要外销国家/地区
8.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规模监测数据
9.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品类监测数据
10.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产品形态监测数据
11.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用户画像
12.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价格分布
13.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品牌分布
五、2021中国茶叶典型企业案例分析
1. 十家典型茶企营业数据分析
2. 十家典型茶企净利润对比分析
3. 中国茶叶企业十强名单
4. 茶企案例一：大益茶(一)
5. 茶企案例一：大益茶(二)
6. 茶企案例一：大益茶(三)
7. 茶企案例一：大益茶(四)
8. 茶企案例一：大益茶(五)
9. 茶企案例二：澜沧古茶(一)
10. 茶企案例二：澜沧古茶(二)
11. 茶企案例二：澜沧古茶(三)
12. 茶企案例二：澜沧古茶(四)
13. 茶企案例二：澜沧古茶(五)
14. 茶企案例三：天福茗茶(一)
15. 茶企案例三：天福茗茶(二)
16. 茶企案例三：天福茗茶(三)
17. 茶企案例三：天福茗茶(四)
18. 茶企案例三：天福茗茶(五)
19. 茶企案例四：小罐茶(一)
20. 茶企案例四：小罐茶(二)
21. 茶企案例四：小罐茶(三)
22. 茶企案例四：小罐茶(四)
23. 茶企案例四：小罐茶(五)
六、2021中国茶叶市场分析总结与未来发展
1. 2021中国茶叶种植情况总结分析
2. 2021中国茶叶销售市场总结分析
3. 2021中国茶行业趋势分析(一)
4. 2021年中国茶行业趋势分析(二)
5. 2021年中国茶行业趋势预测(三)
本报告研究涉及企业/品牌/案例
大益茶，澜沧古茶，天福茗茶，小罐茶
报告核心观点
全球茶叶市场发展乐观，疫后有望维持稳定上涨趋势
2019年全球茶叶产量达615.0万吨，增长率为3.1%。2020年疫情爆发，全球茶叶产量下降2.9%，但未来随着疫情消退，全球茶叶产销量将恢复正常，预计2026年全球茶叶市场规模也将持续增长，突破80亿美元。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总体而言全球茶叶市场发展乐观，有望维持稳定上涨趋势。
中印两国茶叶产量优势明显，社会需求及科技进步助推行业发展
2020年全球茶叶总产量为597.2万吨，其中中国、印度两国的产量已达到67.9%，两国分别贡献了279.9万吨(46.9%)和125.6万吨(21.0%)。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茶叶需求量的进一步增加，主要茶叶生产国的产量仍将保持增长;特别是中国消费市场在养生、健康等方面意识的增强，也将带动全球茶叶市场规模进一步提高。
2020年中国茶叶内销表现强劲，外销自2014年起首次下降
中国茶叶国内市场需求量较高，2020年中国茶叶对内销售量达220.16万吨，同比增加了8.69%，其中绿茶销量占比58.1%，成为内销重要增长点。同时，中国茶叶出口量为34.9万吨，同比下降4.9% ，是自2014年以来首次下降，但出口增速早已从2017年开始下滑。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茶叶内销依然是拉动中国茶业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源。
茶叶企业品牌意识崛起，有望开辟高端化、品牌化的全新市场格局
近年来，茶叶的品牌意识开始增强，兴起如大益茶、小罐茶、中茶、澜沧古茶等茶叶国货品牌。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茶叶行业理念仍然相对落后，“茶二代”及新一代的茶叶经营者推动茶叶市场在向集约化、品牌经济、电商经济等方向发展，有望开辟全新的茶叶市场格局。
报告节选内容
2020年全球主要茶叶生产国调查数据
2020全球茶叶总产量为597.2万吨，其中中国、肯尼亚、斯里兰卡产量实现6.9%、24.0%、3.7%的增长，而印度、土耳其茶叶总产量同比减少9.7%、6.7%。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疫情将短中期重新分配全球茶叶产量布局，利于国内疫情防控态势较好的国家占领更多的茶叶市场份额。
2019年全球主要茶叶进口国调查数据
巴基斯坦、俄罗斯、美国、埃及、英国等地是茶叶进口量较大的国家。2019年全球茶叶总进口量达180.4万吨，同比增长3.8%，其中巴基斯坦、埃及的茶叶进口量分别同比上涨7.3%、16.0%。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受到地理环境限制，巴基斯坦与埃及的茶叶无法自给自足，并且在喝红茶的生活习惯影响下，巴基斯坦和埃及将持续增加对红茶的进口，这是红茶出口国可以持续开拓的对象。
2020年全球主要茶叶出口国调查数据
2020年全球前五大茶叶出口国共出口茶叶147万吨，其中肯尼亚茶叶出口量为52万吨，同比增长4.6%，位列第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肯尼亚，其余四个国家茶叶出口量同比均有下降。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多个主要茶叶出口国家在疫情的影响下，茶叶的生产与出口计划均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未来随疫情的散去，茶叶的生产与出口将会慢慢复苏。
中国主要茶类产量变化数据分析
中国茶叶产量结构稳定，绿茶产量远超其他茶叶品种。2020年，六大茶类中，绿茶、乌龙茶产量保持略微增速，红茶、白茶、黄茶产量激增。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中国绿茶产量未来增长空间有限，而中国红茶、黑茶等品种目前产量占比较低，未来产量的提升空间较大。
中国主要茶类出口变化数据分析(一)
2018-2020年中国各类茶叶出口量占比保持相对稳定，其中绿茶出口量占中国茶叶出口量的比重超过8成。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绿茶主导，红茶、乌龙茶等多类茶叶共同出口的市场格局。茶叶出口的机遇在绿茶上。
中国主要茶类出口变化数据分析(二)
数据显示，在疫情影响下，中国2020年茶叶出口量自2014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出口总量34.88万吨，同期减少1.77万吨，除普洱茶外，其余茶类出口量均有不同幅度减少。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中国的茶类文化中，绿茶种植历史悠久，知名度高于其它茶叶品种，并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因此，未来以绿茶为中国茶叶主要出口品种的状况短时间不会发生变化。
2020中国茶叶生产数据分析
2020年中国茶叶产量达298.6万吨，同比增长6.9%。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中国茶叶产量近年来保持稳定上涨，一方面得益于中国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另一方面在于中国茶叶种植技术的提升，使得单位亩产量提升，据统计，2020年中国茶叶单位亩产量达到629.0千克，同比增长3.5%，实现五年连增。
2019-2020中国茶叶市场规模数据分析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茶叶市场规模达2626.6亿元，增长率为9.6%。艾媒分析师认为，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茶叶供应能力备受影响，直至下半年才恢复正常，因而市场规模增速同比2019年有所放缓，但中国茶叶市场规模持续攀升的趋势没有改变。未来，新茶饮行业的兴起以及人们对健康养生的追求将为中国茶叶行业的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中国各省茶叶出口额数据分析
2020年中国茶叶出口过亿美元的省份有6个，分别是浙江、福建、安徽、湖北、云南和贵州。其中，福建茶叶出口额与浙江省相近，但福建的茶叶出口量不足浙江的六分之一，可见福建茶叶出口均价较高。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福建的茶叶量减价扬表明，高附加值茶叶出口比重有所增加。由于茶叶生产的质量管理、产品包装、茶文化宣传推广和品牌营销等环节上进步明显，国外消费者对茶叶需求有所提升。同时，成本推动也是福建茶叶出口涨价的重要因素。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规模监测数据
数据显示，2015-2020年中国茶叶线上市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趋势。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伴随着中国数字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茶叶市场也逐步走出实体经营模式，开启更适合当代消费者的线上销售模式，此外，社交媒体、短视频、直播新营销模式的发展，也将推动茶产业线上化， 预计2021年茶叶线上市场规模将会增长至298.4亿元。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品类监测数据
数据显示，超过7成线上购茶用户偏向购买绿茶，超过6成会购买红茶，同时，超过4成会线上选购乌龙茶、花草茶和养生茶。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绿茶和红茶是最常消费的两大茶类，同时伴随着网民养生意识的提升，红茶、养生茶等茶品类的受欢迎程度提升。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用户画像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中国茶叶线上消费用户中，从性别来看，男性用户占比高于女性，为51.1%，而女性消费者比例为48.9%。从年龄来看，26-40岁用户占比超过6成，其次是19-25岁用户，占比为17.4%。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线上茶叶消费用户中，女性用户崛起，同时90、80后用户饮茶用户比例提升，饮茶年轻化趋势凸显，因为茶叶品牌可以借机推出适合当代互联网一代用户喜爱的茶产品。
中国茶叶线上销售价格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超过4成用户在线上选购茶叶时会选择价位在100到200元之间的茶叶，低于50元或是高于400元的茶叶均不到10%的消费者选择。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消费者消费茶叶金额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大部分消费者会选择价位在100到200元之间的茶叶。茶商推广、生产这个价格区间的茶叶将带来更多的销量。
2021中国茶行业趋势分析(一)
产业规模化是趋势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以往的中国茶叶产业以小农经济思想，无法进行统一标准规模化生产是一个弊端。而产业规模化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并且可以通过统一生产标准提高茶叶种植和生产质量，开拓全方位销售渠道，形成科学种植，增强市场竞争力。
品牌突破是关键
中国茶叶市场缺少品牌经营理念，消费者在进行茶叶消费时缺少品牌意识。面对激烈的市场争夺，茶企业应注重品牌塑造，通过提升品牌形象维护消费者的忠诚度。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茶二代”和新一代经营者的出现，茶行业将通过全新的经营方式出发，开辟全新的发展路径。
2021年中国茶行业趋势预测(三)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现代消费者生活紧张，对快消品的便利性要求极高，而袋泡茶极大地满足了市场需求，现今袋泡茶已经成为世界茶叶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袋泡茶消费水平远低于世界水平，市场潜力巨大。此外，随着电商新零售渠道的发展 ，中国袋泡茶行业也可借机快速发展。
来源：艾媒报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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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黄山茶园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资源极为丰富。作为全球最大产茶国家之一，2020年，我国茶叶年产量达298.6万吨；茶叶种植面积已达316.5万公顷，占全球茶叶种植总面积的62.1%。随着市场的逐步扩大，茶叶在生产销售中的质量安全问题备受关注，茶叶检验作为鉴定其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研究它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概述了我国茶叶检验的发展历程，以期对今后的茶叶检验工作提供借鉴。
茶叶检验及质量安全事关消费者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茶叶检验，从茶叶成为商品那时起就已开始。中国茶叶检验，自唐宋至今，手段越来越多，对茶叶的质量要求也是千变万化。
茶叶检验包括物理检验和化学检验。物理检验是指采用物理方法来检测茶叶品质的一种手段，一般包括感官检验、粉末碎茶含量检验、茶叶包装检验、茶叶夹杂物检验等；化学检验主要是茶叶内含成分的检验（水分、灰分、多酚类、咖啡碱、氨基酸、香气等）、农药残留量、重金属含量等。
茶叶检验贯穿茶叶的栽种、加工、贸易及科学研究的全过程，是维护茶叶品质和保证茶叶质量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茶叶生产和贸易中，茶叶检验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根据安全标准推荐的检测方法，按照标准规定的定量限，对茶叶中农残、重金属等安全指标进行检验，可以规范生产加工中农药的使用；通过感官、理化成分检验能够评定茶叶的优劣，保证茶叶在贸易中的品质，促进国内外良好的贸易关系。
1、我国茶叶检验的萌芽时期
在古代，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茶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政府重视茶叶贸易中的假茶问题，对于假茶有明确的律法及处罚。
唐朝建中元年，政府开始对茶叶征税；太和九年始行榷茶制，但私茶盛行对政府的税收造成一定损失，也给榷茶制的施行带来挑战，故政府颁布禁止私茶的律法。宋朝出现了制作及售卖假茶的现象，政府加强对假茶的管制。例如，元丰时期实施水磨茶法；建隆时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记载了首条针对贩卖假茶的律法，此后政府又颁布打击制造假茶的条例。
2、我国茶叶检验的初步发展时期
假茶的出现与泛滥跟政府政策和商品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明代茶法最重视茶马贸易，对川陕地区的茶叶贩运立法管控极严，造成不同地区茶价悬殊，因此诱发私茶的泛滥；明初所立茶叶律法，大多与打击私茶贩运相关，针对假茶的立法至弘治以后方才出现；弘治时期，朝官上数道奏议，论及禁异省私茶、假茶等事项；嘉靖朝清理茶法，将弘治时期的奏议刊布通行。清朝道光以后，中国与外国建立贸易往来关系，茶叶贸易成为重要的一项，但其可观的利润也促使假茶的肆虐。综上，各朝代针对假茶虽设置了茶叶相关律法，但这些律法零散且不成体系。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法商贩为扩大利润，大量售卖着色茶、回笼茶和劣质茶叶等掺假茶。英国在18世纪禁止茶叶掺假条例的基础上，于1869年颁布了第一个由议会通过的《食品与饮品掺假法》，中国被迫在与印度等国的竞争中发展茶叶出口检验。1871年，在汉口活动的茶叶六帮自发筹建汉口茶业公所。1890年，张之洞于汉口先行创办茶叶公栈，“既便查色样掺杂之弊”。1896年，户部在以陈炽《振兴商务条陈》的基础上颁行茶照、设立茶政局和茶叶公所。对比中央政府，浙江、福建、台湾等地方政府更有作为，其律令皆侧重处罚力度和没收处理方式，如福州地方政府对贩卖窝屯伪劣茶等行为采取管理惩治行动，“经迭次被获章焚毁从重惩办奸徒，稍知敛迹，南台税厘统局，已出示严禁，如有造作贩卖及窝屯等事，立即照律治罪”。1900年，南台税厘统局发布公告重申禁止伪劣茶，并告知商户严禁制售，同时以奖励形式鼓励民众检举告发制售伪劣茶者。此前茶叶检验仅作为一项茶叶出口的程序存在，且多以有经验的茶师品尝为主，并无详细规定客观的检验方法和标准。直至1905年，清政府颁行《茶叶改良章程》，对茶叶种植与生产的各个程序做出了规定，以保证茶叶的卫生与品质。
从总体趋势来看，这段时期茶叶检验的发展缓慢，仅涉及茶叶掺假问题，而无其他检验标准。
1、茶叶检验的快速发展时期
1911年，为推动社会经济复苏与秩序建立，政府开始设置机构并制定标准，对出口茶叶进行检验，有效改善了中国茶叶贸易在国内外市场中的声誉和经济地位。1914年，农商部部长张骞拟定《拟具整理茶叶办法并检查条例呈》和《茶叶检查条例》，奠基了中国茶叶检验制度的基础。1915年浙江温州设立了第一个由茶商自发组织的地方性检验试点——永嘉茶叶检验处，作为中国地方性出口茶叶检验工作的开始。1923年台湾总督府设立茶叶检验所，是中国正式办理茶叶出口检验的标志。
1931年，中央实业部批准了第一个由官方制定并实施的出口茶叶检验条例——《出口茶叶检验规程》，条例中设置了茶叶出口的各项标准及检验程序，其中规定绿茶暂以平水夏茶八号珠为最低标准；红茶暂以湖南次红为最低标准；其他各种茶，香味相当即可。水分以8.5%为合格，灰分以5%~7%为合格。随后，上海、汉口两地商检局相继根据实业部后续发布的《茶叶检验实施细则》实施检验，这标志着全国性茶叶出口检验的开始。1932年茶叶检验标准更加详细，主要对不同茶类的水分做出了不同规定，更加切合实际。1933~1935年间茶叶检验标准大致与1932年类似。1935年实业部公布了《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施行细则》，扩大了不合格茶叶的范围，对人为因素造成的茶叶品质的破坏进行限制。1936年上海、汉口商检局对茶叶检验标准条例重新厘定。1937年的茶叶检验标准在茶叶品质最低标准、取缔着色茶等方面都进一步完善，颁布了《经济部商品检验局茶叶检验实施细则》和《着色茶叶取缔办法》。至此，茶叶检测体系初具雏形，并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
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茶叶技术会议，提议实行茶叶产地检验，颁布《实业部茶叶产地检验规程》10条。1937年茶叶产地检验监理处于上海设立，并在浙江、安徽、江西设立产地检验办事处。同年，广州商检局在福州、厦门设立商检处，并在福鼎设立办事处。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茶叶产地检验及出口检验工作受阻，于1938年改由各省办理。
2、茶叶检验的低靡时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茶叶外销受阻，茶叶检验告停，茶叶产区各自为政，矛盾混乱。抗战结束后，各地商品检验局逐渐恢复，出口检验亦由出口检验局办理；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茶叶出口萎靡不振。解放后又遭帝国主义封锁，茶叶出口更加困难，夹缝中求生存，茶叶检验发展缓慢。
3、茶叶检验的复苏时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百废待兴。1950年，中央贸易部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商品检政会议，制订了全国统一的出口茶叶检验暂行标准，决定恢复茶叶产地检验，并拟订《茶叶产地检验暂行办法》。由此，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茶叶检验工作开始复苏。1951年，上海商品检验局举办全国茶检业务集训，统一技术人员的评检、检验技术和操作规程。1952年，我国决定禁绝着色茶叶。1954年，中国茶业公司福建省公司和福州商检处厦门联合召开会议，规定红茶、绿茶、乌龙茶以及花茶的出口检验标准。
自1950年制订出口茶叶检验暂行标准以来，外贸部先后于1952、1955、1960年对其进行修订。1955年，将适用茶类删去砖茶，增列花茶类和白茶类。1962年，《输出茶叶检验暂行标准》正式施行，成为建国以来较为全面的一部茶叶标准。该标准规定了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的水分、灰分、粉末含量指标及包装要求。1963年外贸部商检局召开茶叶检验工作会议，主要对某些特种化验项目的检验方法进行明确规定。1964年，对外贸易部将乌龙茶、花茶增列为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
自1950年恢复茶叶产地检验，贸易部商检局发布《茶叶产地检验暂行办法》以来，贸易部商检局在核定实施产地检验的地区分别设立工作站。如上海商检局先后在浙江、安徽、福建等主要产茶省分别设立工作站、驻厂小组和驻厂员；汉口商检局在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份设立工作站或驻厂检验小组。此时，产地检验工作主要由商检局设立的检验机构负责，检验项目以输出检验规定为准，但茶叶粉末、水分两项比原标准提高10%。1958年，对外贸易部将茶叶产地检验工作移交给各省茶叶公司和各地茶厂自行办理，部分商品检验局将出口茶叶原始检验工作移交给口岸公司办理。
建国后，茶叶检验工作总体发展平稳。
1、茶叶检验相关机构及政策的完善
改革开放初期，茶叶检验工作围绕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现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各地方商检局等机构展开。1980年，出口茶叶原始检验工作再次改由各口岸商检局自行办理。1981年对外贸易部和国家商检总局下达《部暂行标准——茶叶》（WMB48—81）及《出口茶叶取样、检验皙行技术规程》，对出口茶的茶类、等级划分、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均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国家商检总局下达《出口茶叶检验工作试行细则》，加强茶检工作的科学管理。自此，各地在国家商检总局的领导下对出口茶叶展开了有条不紊的检验工作，为完善我国茶叶检验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全国茶叶检验工作的开展更加符合实际情况，提高其约束性、操作性和公认性，对外贸易部和国家商检局在1987年至1990年组织召开多次全国茶检工作会议及专家座谈会，对出口茶叶感官审评评分方法标准及《部暂行标准—茶叶》执行情况、卫生注册等问题进行讨论。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标志着我国商检工作进入了法制管理的新阶段，茶叶检验同样受此法律的管理，成为由国家强制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
1988年，国家茶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现更名为国家茶叶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隶属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成立，是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资质认定的唯一法定的国家茶叶检验机构，并于1998年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能出具得到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成员国相关机构承认的检验报告。
1998年，中国商品检验局、中国卫生检疫局、中国动植物检疫局三个机构合并组建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筹并细化各项茶叶进出口检验工作。次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召开全国进出口茶叶检验检疫监管工作会议，对进出口茶叶检验监督管理办法、进出口茶叶残留物质检验监管计划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研究。2000年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监管司召开出口茶叶农残检测工作专家组会议，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茶叶卫生检验监督管理的通知》及有关文件。
21世纪初期，茶叶产地检验及生产许可证审查制度和机构进一步完善。2001年，农业部正式推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实行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制度，并于2002年和2003年相继颁布了“无公害茶叶”和“有机茶”的农业行业标准及检验要求。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于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次年起施行。同时，国家质检总局下发了《关于印发糖果制品、茶叶等13类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的通知》，决定自2005年起对茶叶等13类食品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并逐年完善细则内容，提高各地茶叶在国内外茶叶市场中的门槛。2005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关于对出口茶叶种植基地实行检验检疫备案管理的通知》，规定茶叶的原料必须直接来自于在检验检疫机构备案的种植基地，对输入欧盟、日本的茶叶自2006年起生效，对其他出口茶叶自2008年起生效。2006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茶叶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详细规定了26项茶叶产品质量检验项目。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食品安全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2012年，浙江、湖南、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共同发布《进出口茶叶检验规程》，规定进出口茶叶抽样、检验和检验结果的判定规则及处置，并沿用至今。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不再保留国家质检总局，茶叶检验工作自此明确划分为以下三块内容：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要承担茶叶抽检、检验检测机构能力验证、茶叶生产许可审查等工作；海关总署主要负责出入境卫生检疫和出入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检疫、进出口商品法定检验等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茶叶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2021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十四五”时期，将通过六大举措力促茶产业健康发展，其中包括强化引导、监管服务，严格市场准入等措施。
综上，中国茶叶检验已建成全方位、全覆盖、全参与的机构及政策体系，对中国茶叶内外贸易蓬勃发展提供了指导和保障。
2、茶叶理化检验指标及方法的更新
茶叶理化指标检测手段在科学方法的指引下不断更新。从国家标准层面演变，1983年，上海进出口商业检验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研究联合制定13项茶叶理化检测方法标准，于1987年开始实施。该标准主要包括茶叶取样、磨碎试样的制备及其干物质含量、水分、水浸出物、总灰分、水溶性灰分和水不溶性灰分、水不溶性灰分碱度、酸不溶性灰分、粗纤维、粉末和碎茶含量、咖啡碱、茶多酚、游离氨基酸总量等测定。其中理化成分的测定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快速更新，例如水分的测定方法在1983年仅规定一种测定方法，即103℃±2℃恒重法（仲裁法）；2002年，国家标准《茶水分测定》更新，将茶叶烘干时间由6h改为4h；2013年，在2002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20℃烘干法（快速法）作为茶叶中水分测定的第二种方法。2016年，《茶水分测定》并入GB500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水分的测定》，规定茶叶中水分测定的方法有四种，分别为直接干燥法、减压干燥法、蒸馏法和卡尔·费休法。1987年，茶叶中咖啡碱、茶多酚、游离氨基酸等理化成分测定标准首次发布。其中，咖啡碱的测定方法在2002年修订，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高效液相色谱法，随后在2013年完善，拓宽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茶多酚的测定方法标准先后在2002年、2008年、2018年修订，其中2008年修订变化最大，将茶多酚总量的测定方法由酒石酸亚铁法修改为福林酚比色法，增加了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儿茶素含量的方法。茶叶中氨基酸的测定标准自1987年游离氨基酸总量的测定方法发布，曾先后在2002年、2013年对其标准格式及内容加以完善。
商检出口标准的变化，1986年，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发布出口茶叶抽样、粉末、碎茶含量等11项进出口茶叶理化检验方法标准，于1987年开始实施。其中进出口茶叶抽样方法、茶叶包装检验和茶叶重量鉴定等标准现行有效，水分、总灰分、水溶性灰分和水不溶性灰分、酸不溶性灰分等相关标准于2017年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替代。
为满足国内外茶叶市场的发展需求和食品质量与安全的高标准，茶叶中多酚类物质、氨基酸类物质组分分析的测定方法应运而生。目前常用的检测咖啡碱、茶多酚、儿茶素和游离氨基酸的方法如下：咖啡碱的测定方法主要包括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分光光度法、近红外光谱法、波层扫描法等；茶多酚的测定方法包括分光光度法、电化学分析法、光谱分析法、质谱法、色谱分析法等；儿茶素的测定方法主要有高效液相色谱法、薄层色谱法、气相色谱法等；游离氨基酸总量的测定方法主要有茚三酮比色法，测定氨基酸组分的方法有柱后衍生离子交换色谱法、柱前衍生高效液相色谱法、ACCQTag法、毛细管电泳法、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液相色谱-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法等。
总体而言，茶叶中理化指标的检测方法不断完善，并朝着更准确、快速、高效、简便的方向发展。
3、茶叶检验标准的健全（包括判定标准和方法标准）
1979年，中央卫生部下达全国食品卫生科研规划增加茶叶卫生标准制定研究项目的任务，至此开启新中国后茶叶卫生标准的建设。1981年制定GHn144—1981《绿茶、红茶卫生标准》，经修订于1988年发布GB9679—1988《茶叶卫生标准》。此次修订取消了重金属砷的检测项目，将其并入GB9674—1988《食品中污染物的限量》标准。1988年，我国率先提出以茶汤中残留量作为“有效风险量”的概念，于2016年在第48届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农药残留是茶叶质量安全中最受关注的检测项目，其次是重金属。早在1972年，政府即下令禁止茶园使用六六六、滴滴涕；1984年，我国停止生产、销售、使用六六六、滴滴涕，开启了高毒高残留农药的禁用。90年代，我国规定在茶树上禁止使用的农药达20多种。至2020年，我国禁止在茶树中使用的农药和化学品多达59种。加入WTO后，我国对茶叶中农药检测要求不断提高，2005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2763中涉及茶叶的农残限量仅9项，经2012年、2014年、2016年、2019年、2021年五次修订，最新版GB2763—2021涉及茶叶的农残种类高达106种。目前，我国农残限量标准已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茶叶农残检测技术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采用薄层层析法分析亚胺硫磷、乐果等有机磷农药。上世纪80年代，气相色谱法和液相色谱法是农残分析的主流技术，主要用于检测茶园中广泛使用的有机氯农药和拟除虫菊酯农药。自进入21世纪以来，色谱-质谱串联技术成为茶叶农药残留监测、残留行为与风险评估研究的主要手段。现阶段，茶叶农残检测技术相对完善，针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的GB23200.113—2018提供了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残的检测方法，而GB23200.13—2016和GB23200.121—2021都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在茶叶中448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基础上再次补充，且共同适用。目前，茶叶中农残速测技术主要包括ELISA法、基于量子点横向流动免疫分析法、离子迁移谱法、表面增强拉曼光谱法。
2005年，随着GB9679—1988《茶叶卫生标准》的废止，茶叶重金属指标并入GB2762—2005《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该标准取消了对铜含量的要求，并对重金属铅的指标进行适当放宽，新增了稀土限量指标。其后又在2017年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取消了茶叶中稀土的限量指标。目前涉及到茶叶重金属有害物质的限量标准主要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农业部标准NY659—2003《茶叶中铬、镉、汞、砷及氯化物限量》及NY/T288—2018《绿色食品茶叶》，涉及的重金属限量分别为铅5.0mg/kg、铬5.0mg/kg、镉1.0mg/kg、汞0.3mg/kg、砷2.0mg/kg。
《茶叶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于1985年首发，经1996年和2003年两次修订，规定茶叶中砷、铅、铜的测定方法参照食品中的测定方法进行。2008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进出口行业标准《进出口茶叶中铅、砷、镉、铜、铁含量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规定了茶叶中以上重金属含量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方法，该标准于2017年并入GB5009.26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规定了食品中多元素测定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OES）。2013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GB/T30376—2013《茶叶中铁、锰、铜、锌、钙、镁、钾、钠、磷、硫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该标准规定了运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测定茶叶中铁、锰、铜等10种重金属的含量。目前，比较常用的重金属前处理法是微波消解法，也有研究采用酸提取法、悬浮液直接进样法、超声辅助液相微萃取法等。重金属的检测方式主要有原子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液相色谱法、电化学法、试纸法、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术和激光诱导击穿光谱技术等。
在茶叶安全监督管理中，食品添加剂的非法添加和使用不当受到高度重视。在2001年农业标准NY5017—2001《无公害食品茶叶》中规定，各类无公害茶叶不得添加任何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和香味物质。按照GB275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茶叶生产不允许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得添加非食品原料或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因此，使用铅铬绿、柠檬黄、日落黄、苋菜红、胭脂红、亮蓝等着色剂或其他工业染料等加工茶叶均属违法。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国家茶叶监督抽检检验细则中对茶叶中的外加色素（着色剂）的检测方法采用GB5009.3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目前，检测茶叶中添加剂的方法主要是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工作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样品的前处理，即合成着色剂的提取、净化，二是上机分析和测定。
与食品添加剂相同，20世纪80年代对茶叶中微生物的检验大多参考食品检测标准，如GB/T4789.2—1984《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计数》、GB/T4789.3—1994《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大肠杆菌测定》和GB/T5009.1—1996《食品卫生检验方法理化部分总则》。2001年，农业部发布NY/T456—2001《茉莉花茶》，规定茉莉花茶中大肠杆菌菌群数不得超过500MPN/100g（mL）。2004年农业部发布标准NY5244—2004《无公害食品茶叶》，规定茶叶中检测的大肠杆菌菌群数不得超过300MPN/100g（mL）。2008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GB/T22111—2008《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规定茶叶中检测的大肠杆菌菌群数不得超过300MPN/100g（mL），同时要求不得检测出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等致病菌。而对于黑茶品质特征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有益菌落，如茯砖中的冠突散囊菌，也有相关标准规定其最低含量。2013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GB/T9833.3—2013《紧压茶第3部分：茯砖茶》，要求茯砖中检测出的冠突散囊菌含量不得低于20×104CFU/g。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涉及微生物的指标主要有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和酵母、致病菌等，对于不同食品其指标限量值不同。国家标准中检测茶叶微生物的方法主要有GB4789.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菌落总数测定》、GB478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大肠菌群计数》、GB4789.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微生物学检验霉菌和酵母计数》等。
总体来说，我国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由一开始的单项检测逐步向高通量分析方向发展，茶叶农药残留检测指标向多农残、高效率的方向不断完善；我国重金属检测起步较晚，目前的检测还比较依赖高精密仪器，未来应该考虑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检测方式。另外，微生物检测项目和方法逐步增加，同时对有益和有害菌落的含量分别进行了限制，未来需从增菌培养、快速检测技术和设备等方面持续加强对食品的微生物检验。
茶叶检验旨在更好地发展生产和促进贸易，它对鉴定茶叶品质好坏和提高茶叶品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茶叶检验在发展过程中，从早期的零散、无体系发展到如今的较为完善的茶叶检验体系。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茶叶的检验手段必将更为简便易行、先进可靠，向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不断迈进。
作者简介：
安琪
安徽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茶叶审评与品质调控，先后以第一作者和共同作者发表学术论文7篇，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绿茶新鲜度的风味感官表征及化学基础研究）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导师简介：
戴前颖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级评茶师，考评员，安徽茶产业体系专家，主要从事茶叶感官审评与品质调控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先后主持了国家基金2项、安徽省重大攻关项目1项、安徽省重点研发项目1项、安徽省质量工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项目1项、安徽省质量工程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项目1项，主持制定安徽省地方标准2项；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项、973项目、星火计划项目等，参与制定了国家标准2项，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申请专利并获授权4项。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茶叶加工》杂志，2022年第2期文章《中国茶叶检验发展概述》，页码：56-62，作者：安琪，张莹，肖明霁，邱桐，陈颖琦，张沥元，王悦悦，戴前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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