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友情提示：
本文篇幅近4000+字，宜为睡前读物或者私人时间读物
写在开头：
往前三篇大益史，更多是翻阅各种大益资料，以及市场口耳相授的，最后结合自己的思考，整理出来的内容。虽然过程枯燥，但还能凭着一点点的求知欲，尚能苦中作乐。随着第四篇的起草，因为现代商业运作异常复杂，不得不感叹当代的大益覆盖面越来越广，对于一个完全没有股票基础的人来说，我居然在“股吧”浸泡多日，其中艰辛，无异于将一名基佬置身青楼之中，痛苦可见一斑。
然后我发现，我完全走偏了，本系列的重点，一直都是基于大益本身，而非单一个人生平故事。为某人立传这种事情，其一，时候未到，其二，尚不够格，其三，没有收入。算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还需要需要极大的勇气，更有甚者，朝不保夕，也是常态。毕竟自古以来，史官都只敢对上个朝代侃侃而谈。
还好，我从来都不是史官，与大益品牌也无任何利益挂钩，我甚至连今年的金沧海都没有喝过!关于大益当代的掌门人，网络素材甚少，最终收集到的零星资料，只能说褒贬不一，这篇文章也只能尽量保证阐述客观事实，并在一些无伤大雅的场景，适当进行文字加工。
最后立一个免责声明：所有素材皆源自网络，如有勘误，若有理有据，可私信删除。
书接上回，咱们接着来啊!
预告了两期的吴姓男孩，今天即将粉墨登场，但是在谈及吴姓男孩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男孩的父亲——吴坤雄。吴坤雄老前辈于1940年出生于海南，与勐海茶厂同岁，按照现在的说法，吴老前辈算得上一位标准的勐海宝宝，但基于老人80岁的高龄，这样称呼难免不雅，为此，后文统称，勐海大爷。勐海大爷的事迹就更少了，只能从其撰写的书籍《享受大益》中洞察一二。
· 帮大家治下脖子
在那个年代，勐海大爷的经历无疑是人上人，膝下育有一子，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吴远之。1966年7月14日诞生于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23号，地址不用查了，我百度过了，现在变成了一所幼儿园。1984年，吴远之凭借优异的成绩从海南中学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主修飞机设计，同样是这样一年，“北航”被国务院首批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全国22所大学之一。由此可见，当年北航的门槛是非常高的，凡是有资格进入北航进修的人，都是学霸。大学毕业后，吴远之远赴加拿大渥太华大学镀金，97年斩获渥太华硕士学位，可见，求学生涯的吴远之，身材消瘦，相貌平平，无疑将所有的天赋点全部点在了智力上。也正是在西方留学的经验，吴远之喜欢上了各类基督教书籍，母亲虽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儿子的信仰曾有过一些疑虑，但“她也实实在在感受到我信主后的平安与欢愉。「两教一家」，在吴家迎来了平衡，这是优质家庭教育的体现。
至于之前提及的1962年出生，结合84年考上大学，那么这个出生时间应该就是错误的了，谁都不愿意相信一个集团掌门人，直到22岁才高中毕业吧?至于百科这边，编写门槛确实也比较低，低到我都编辑过几次。
回国之后，可能曾短暂任职于海南省政府经研中心、海南证券交易中心。并且凭借职位属性，与海南当地诸多企业打过交道。按照正常的轨迹，吴远之先生完全可以偏安一隅，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几十年后，以个人双商，混个一官半职，平稳且富足的度过一生，也能成为家族榜样。
但是文化人总是清高的，比如茶不多先生总会在每天清晨打开阅读数据，问自己今天粉丝涨了吗?端着铁饭碗的吴远之一样的不安现状：我堂堂北航才子，渥太华高材生，显然不能被这铁饭碗束缚，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是我的征途大海，我想去看看!当时周遭的人必然有很多问号，完全无法接受吴远之的想法，直到20年后，广西一位少男云淡风轻的说出“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人们才能勉强洞察到吴远之超前的眼界，当然，正是这种超前的眼界，让吴远之在接手大益之后，屡屡逢凶化吉，先按下不表。
总之，即使不能以偏概全，但是也能从侧面告诉我们，美国总统可以常常换，但是大益的吴远之只有一个。
1998年开始，也就是卢厂长玩脱的那年，吴远之与勐海尚没有建立关系，只是凭借个人的履历与优质的人脉，进入云南省保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一职，宝山水泥于1983年开始兴建，1985年建成并试生产，1986年1月注册登记，1987年3月通过省级竣工验收后正式投产的国营企业。国企的董事长显然不能算打工了，然后这里的宝山水泥，也就是后来跟吴远之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博闻科技。
某日找到老父亲：爸，你看我如今也算小有所成，你喜欢什么就给我说，我给你买。
勐海大爷想了想，放下了手上血压计：我这把老骨头没啥追求，最近迷上勐海茶厂的大益茶，你去给我买点大益吧。
少年一个趔趄，扶了扶眼镜，再次展现出超前的眼光：“父亲，是亿点吗!”
勐海大爷双目闪烁，嗯，一点就好
吴远之一愣：得嘞，安排。
2004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年，这一年的热词是「国退民进」，官方的解释是：为了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大竞争，以及解决投资的资金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许多关键性行业的国企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比如石化、金融、电网等等，一些非关键领域国企退出，进行了改制，04年的茶业改制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拉开的，目的在于放活市场经济，大批的国企由国营向民营转变，是谓“国退民进”。这是当时的大环境，而彼时的勐海茶厂，风雨飘摇，数年亏损，倒闭在即，工来了，倒闭指日可待。不过茶厂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危机，如今的经营不善，也隶属于日常经营不善的范畴，虽然谈不上多开心，至少已经习惯了。
因此，改制与经营不善，并没什么因果关系，两者最多就是平行关系，但改制的确是勐海茶厂的新生和辉煌，这是知识点，大家可以记一下。挑这一段说的目的是再次反驳某些人说的改制后的大益不如改制前的勐海茶厂这类厚古薄今的言论。
当时吴远之执掌的宝山水泥，已经改名成博闻科技，已经是业内知名的上市公司，保山地区的骨干企业，1994年便是云南水泥50强，后期又涉足了IT行业，信息服务、计算机硬件生产等等，不过到2004年随着水泥板块萎缩，新业务进展不力，这家公司已经逐步走上了下坡路，迫切需要开辟新的盈利项目。
当博闻遇到大益，就是巧儿他妈给巧开门，巧到家了。
显然，吴远之对勐海茶厂势在必得，但是看上勐海的茶厂的企业，远不止博闻一家，不久后，吴远之便与红塔集团产生了激烈的正面碰撞，红塔集团开价8亿，博闻这边连一个亿都不到，但是吴远之当时就吼出了豪言壮语：勐海茶厂呢，我给，你可以拿，但是我要，你不能抢。
还有个说法是，吴远之收购大益之后，红塔用8个亿找吴远之买大益，但是吴远之没有卖，毕竟文化人是讲原则的，“这是我生父的心头好，断不能因为区区8个亿贱卖掉，你红塔天大地大，云南一霸，如果你非要从我手上拿，得加钱!”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无论哪个说法正确，结果就留在了吴远之手上，如果红塔集团确实有八个亿抢大益的事情发生，那么数千万便拿下大益的吴远之，是无限等于空手套白狼。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很多年后，吴总将这种乐趣共享出来，让茶市的许多人也能通过操作体验到同样的乐趣，这群人叫——空军。
自此，勐海茶厂彻底撕下了国企的标签，成为民营企业，最出名的一次改制。
而到手后的勐海茶厂当时的现状又变得惨不忍睹，这里用“又”的意思，与吴远之本人没有过多的关系，算是勐海茶厂日常惨不忍睹的那种惨不忍睹。据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事人回忆，我们赶到勐海茶厂的时候，厂房里窗户上的玻璃一块不剩，有的被泄愤砸掉，有的被撬去卖钱，一些厂房年久失修，与危房无异，整个厂区荒草丛生，一人多高，小孩子进去就没人影了，改制后吴总的首次召集会议，是在一块好不容易找到的空地上举行的，决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耳熟能详的「装玻璃」。
厂区的破旧尚靠勤劳去克服，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茶厂对改制不满意的员工，他们纷纷冲进厂区闹事，罢工，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厂里面连一扇门都没有，结果就是员工公然跑进库房拿走了茶叶，甚至与我们的工作产生了肢体纠纷，于是立马开始安置铁门，配备保安，这场风波才逐渐平息下去。对于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现状，老员工当然是全部留任最好，可惜大家并不看好这家大益的前景，留下来没几个人，员工缺失，岗位空置，不得不重新招人，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承蒙前员工的慷慨离职，也让大益着手打造一支文化素质高，思想品德好的新茶人团队。一年时间，茶厂吸引了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作人员20人，大专毕业生15人 ，职高，高中，中专生170多人，还帮助63位职工通过成人大学考试，储备了一大技术型人才。
· 吴远之与他的团队
恢复了茶厂生产之后，吴远之身兼博闻科技大益董事长二职，两个企业在下坡路上见了面，一见如故，抱头痛哭，就此结义金兰，互以兄弟相称，决心互相扶持，携手并进。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一个显而易见的数学道理——负负得正。最终，经历了建厂房，盖仓库，加设备，大益逐渐支棱了起来，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勐海茶厂有一间陈列室，承载勐海茶厂辉煌历史，2005年，吴远之决定翻新陈列室，命名为大益馆，并邀请父亲吴坤雄老先生以馆长之名筹建大益馆，旨在记录曾经的勐海茶厂，并书写大益未来荣光，如今，已经成为益友的打卡圣地。这一年，大益爆发式推出了40多个新品，单是7542就生产了多个批次(一说5批，一说8批，未证实)，还有金针白莲和勐海之星这类在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上获奖产品。8月，茶厂重新优化配方，改进包装风格，同时改变以唛号为茶名的传统做法，一举推出“金色韵象”。这款茶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茶商的追捧，成为无数人的「心头好」11月22日，获得QS证书，为云南省茶叶企业申办食品生产许可证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是云南省茶叶企业率先推行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典范，开辟了云南省茶叶行业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的里程碑，体现了勐海茶厂龙头企业的超强实力。
同年，云南省为普洱茶策划了一场全国性的大型营销事件——马帮进京，大益也组建起了自己的马帮进藏，重铸人们的思维模式，让茶马古道与普洱茶形成了强关联，这一年，普洱彻底火出了圈，与此同时，也为07年普洱崩盘埋下了伏笔。07年是普洱圈的乱世，乱世出英雄，大盘崩塌的同时，行业迎来重新洗牌，在胜利者的眼中，这更是一场机遇。
这个可能就得留给下一期来讲了。
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图片描述
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也是封建社会商品。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
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
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
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
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
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
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
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
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
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
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
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图片描述
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
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
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
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
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
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
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
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