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上，有史以来最贵的茶以2632万港元落槌，相当于2317万人民币。
2632万港元，“一锤定音”的回响震惊四座。茶界立马投去歆羡的目光，仿佛剧场之上，一幕意想之外的剧情横现，列座仪态万方。
据说在市场上，藏家碰到1920年福元昌号简茶的概率只有宋聘号的1/5，十分珍稀。2632万港元（2317万人民币）/件的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单价超过331万人民币/饼，可能又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1920 年 紫票 福元昌號
数量 : 1 筒
重量 : 2236g
工序 : 生茶
成交价：26,320,000港币
23,170,000人民币
拍卖会成交的所谓有史以来最贵的茶
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落幕，直皖战争爆发，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至今已近100年。
100年，我们不断在挑战着对食品的认知极限。其实说来奇怪，在所谓“越陈越香”的语境下，具有相同属性的白酒、红酒、陈醋、火腿等食品的炒作就很难出现这种100年岁月的跨度。即便酒类企业的规模乃至其基酒和产品的存储更规范，并且最早建立体系。但是这些年，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茅台、五粮液这样的企业把陈放100年的老酒搬出来说事了呢？
给你个500年前的猪蹄，你敢吃吗？
福元昌原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茶商字号，这些年随着老茶的炒作，特别是针对福元昌的一些老茶炒作，导致这个已经湮灭的老字号又通过各种方式借尸还魂。“福元昌”这3个字注册很困难了，于是商家加个前缀，市场上就出现了各种福元昌。大家也会借着这个热点，站出来向公众表白自己与福元昌的渊源。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100年前，究竟哪位高人能够做到。从千里迢迢的香港赶来，穿越军阀及土匪混战的各个势力区，最后来到了云南茶山，然后装着这些茶品又原路返回。抵达香港之后，这些都舍不得喝，非要预言式的留下来，并且保存至今。这些历史细节可能我们市场上的各类福元昌都说不清楚，但他们还是敢大声向公众说，他们手上有那个100年前“网红高价茶”的精准配方。
1920年，中国五四运动才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才成立的，这饼茶比党还要年长一岁，跨越了风起云涌的近代史。它如果一直沉寂在香港的某个仓库里，那它有可能不知道，轰轰烈烈的北伐正隔着江河在大陆展开，之后国共破裂，10年内战，然后抗战爆发，日本人还占领了香港。这片茶的主人一直安然无恙？放置茶的仓库没有在炮火下损伤？或者说在逃难与生死线上挣扎之际，依然给这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保护措施？
栩栩如新的笋壳、竹篾、茶虫饼面在考诸位的智商
很难想象，我们拆开拍卖现场的那一提茶，笋壳崭新如初。更有甚者，有些收藏者可能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穿越者，带着100年后才有的电脑激光技术，在同样是1920年的福元昌茶的笋壳包装上留下了印记。据说，笋壳新是这款茶采用了真空包装，看来一位穿越者还干不完这活，得是一个茶叶包装团队带着设备集体穿越才出现得了这个效果。
所以也难怪要拍卖出个天价，主要是那个包装团队的“穿越路费”贵啊！
如此博学多识的茶精，是该作为佐证历史的文物收藏品？还是该作为保健养生的神级饮品？100年的普洱茶，究竟能不能喝，好不好喝，有没有品饮价值？我们一无所知。
如果是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光绪年间“普洱金瓜贡茶”一样的文物藏品，以上的问题就可以忽略，它的价值也不该以饮用茶来衡量。
然而问题之在于，这些茶给社会的普遍认知是用来品饮的，但如果没人舍得喝，没人喝过，或者说有人喝过了，但喝的却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造假的替代品，这些茶是好茶的定论和宣传，缘何而来？
如果非得用饮用价值来冠名，我认为这东西肯定不能喝，所谓“神倦败味而木也”。诚如热爱普洱茶金德庆师弟所述：
“我浅薄的经验告诉我：五六年的茶存放好喝起来很舒服，香气、韵味、转化都很好；十多年的茶喝起来体感最舒服，茶的香气经过存放淡了，但韵味更足，喝了浑身通透。”
那么，究竟是谁，在主导这场拍卖，谁是最终的得力者？香港拍卖会上年年有之，一次比一次更加稀奇、昂贵、陈年的普洱茶从何而来？
其实，普洱茶界这样的妖异事件，每年重复来多次，以达到教化和宣传的目的，让不明白的人来买这天价普洱茶收藏发财。
细探才知，原来除了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以外，鼎鼎大名的“大红印”也是这次拍卖会的主演。
鼎鼎大名的“大红印”
“大红印”我们并不陌生，它一出场就像似一个提线木偶，我们直接就能联想到站在背后操控提线的白水清先生。很多非普洱茶圈人认识白水清先生是通过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的《极端之美》，此前这位文化大师在茶界没有发过声，但毕竟是个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大师。经过他的妙笔，把普洱茶写得让人魂牵梦绕。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最近重读大作，发现先生提到的很多懂普洱茶的高人要么锒铛入狱，要么被拉下了神坛。
在锒铛入狱的角色里，最引人瞩目的应该就是那位副省级官员沈培平先生。一个政府官员，一个文化大师，再加上白水清这样的普洱茶大师，三个站在制高点上的灵魂重叠在一起，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大红印”，余、白二人以这位懂普洱茶的副省级干部为荣，四处炫耀，引为谈资。但天网恢恢，在反腐的铁拳之下，这位识得“大红印”的伯乐因贪腐而入狱十二年。
至此，江湖上有笑传：宝剑赠英雄，红印配贪官。
相比“香港某拍卖会”上幕后玩家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戏路，余秋雨先生在《品鉴普洱茶——普洱茶大排序》中的演技就更胜一筹了，他谈到与沈培平先生的相识时，言是不期而遇，转角之爱。他说：“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由此展开他向沈大师“问道”的演绎之路。
最终，这些人，有的因“红印”走上了爆发横财的循环炒作之路，有的在一发不可收拾的贪念中入狱为营，还有的以文采话茶，佯装谦谦君子，说完《君子之道》，又谈《极端之美》，在装逼的文化苦旅上渐行渐远。
那么，“大红印”究竟是何来头？
邓时海先生编著的《普洱茶》一书，其中的第五篇《茶谱篇》，他概述了红印圆茶的来源与流通，认为“大红印”是“现代普洱贡茶”，并梳通说：
“1949年佛海茶厂，改名为勐海茶厂，第一位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园茶。’勐腊县包括勐腊镇、易武镇等，所以红印的茶菁是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那里的普洱茶菁，一直都被定为最优良的。”（注释：唐庆阳先生退休前一年担任过勐海茶厂的厂长）
邓时海认为“大红印”茶菁原料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邓时海先生此观点，他的“定论”仅是对于唐庆阳先生：“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一句的过度发挥和主观臆断而已。
干仓储存的"福元昌号"
邓时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学之书，立普洱茶学之说的热切与初衷，就像他对普洱茶学的贡献一样，不可小觑。但邓先生如此撰作、编造、臆断的部分恐会贻误后学，为投机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机。
因为，上世纪40、50年代，易武镇优质茶菁区域交通堵塞，根本无法集中收购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产品，刮风寨、麻黑等地山高路远，道阻且右，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茶商收购易武茶农足量的茶菁原料，送到勐海制作批量“红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恰恰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成为读者迷信源头的同时，也成为了所谓普洱茶“大师”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机和手段，以及沈培平、余秋雨等人包装“身份”的依靠。
当然，我们那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号称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语法，但我们细细品咂他笔下的语法，也不过是把邓时海的臆想换了一种表达。运笔于书闺之内，大刀阔斧、阔论品鉴普洱茶，一二三十五六七......，令人佩服。
同时，先生们不约而同的搬出邓时海先生前后期红印园饼的分期，认为：
“红印普洱茶是1949年开始运销到香港。红印普洱茶可分为‘早期红印’茶饼和‘后期红印’茶饼，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产品。”
对此，邓时海先生还提出，红印茶饼前后期包装印刷，及字体线条变化缘由等诸问题的分析，看似天衣无缝，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有确切史料记载，中茶商标注册于1951年。按照邓先生的分期，要说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就有“红印”中茶商标，如此不分轻重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
“大红印”究竟已成历史，或是缥缈虚无的存在，我们无法确切，传说中的“大红印”有没有真实存在。因为拍卖会上以天价交易的红印，存在着诸多疑点。
仓储问题也是“红印”的一大疑问，邓时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普洱茶》一书中提出，“红印”茶饼都是“干仓”贮藏，前期约为65年，后期约为55年，算而今天，“大红印”前后期茶饼已有70年和80年的历史。
70至80年的骨灰级藏品，与福元昌号1920年陈茶都有同样的问题。姑且不说这款“老茶”能不能饮用，有没有毒的问题。
从近日香港某拍卖会上出现的天价“干仓”红印来看，“干仓”所引出的疑问层出不穷。
素闻香港为“潮仓”地区，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大红印”，何来“干仓”之说？拍卖会的“干仓”“红印”如何在香港存为干仓？或者保存者如何烘为“干仓”？干仓之谜是这场拍卖会的最大漏洞，谜底不攻自破。
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赞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学问及普洱茶学问，把沈先生、白水清先生归为不喝“下等茶”的大师，列为自己的同道中人。这些年，不知余先生是否还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与沈培平先生的友谊，和茶会故事？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我很难想象秋雨先生在《极端之美》中对那些古董茶啧啧称赞的感受了。这倒也是一种极端，挑战着我们的极端心理耐受能力！
沈培平先生对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可能做过一些推动性的贡献，但很难说功过相抵。这就像：再有才华的诗人，倘若他杀人嗜血，再高的才情也改变不了他是杀人犯的命运。
从2004年到2013年，再到今天，普洱茶市场变态、恶性的市场竞争，又何尝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导埋下的祸根？而沈、余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渔翁之利的，这恐怕是人尽皆知的。
我们知道，包装自己是某类“文化人”的特长，话茶时总要拉上金庸、白先勇等大先生，对普洱茶之学亦是如此。
余秋雨曾对普洱茶进行过一次所谓的大排序，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为，对各类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然后再向他口中的“大师”、“老朋友”白水清、沈培平、何作如、太俊林、张奇明、王家平们求证，寻找不谋而合的契机，真是良苦用心。
他的品鉴普洱茶，将“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五大“号级茶”排为前五名；将“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无纸红印、蓝印铁饼”五种“七子饼”分别列为前五名；将“八八青饼、七子黄印、七五七二、雪印青饼、八五八二”五类“印级茶”排在前五名。
讲的一套接一套，像是这些天价茶都在他们这一伙人的手中，时刻品类把玩似的。
尽管余先生最后总结说：“可见，在口味等级上，（我与）高手们分歧不多。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先生之观点，更多的是与沈培平的分级观点相重合的。
据说“大红印”原料来自易武茶山
是不谋而合，还是座谈同谋？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大红印”的人才心知肚明。
相对于现在诸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学者喝普洱茶爱好者来说。余秋雨先生对谈茶、品茶有自己独特的见地。
他习惯以文笔、文采喝茶，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用妙语连珠，缔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虚假体验，令观众神魂颠倒，追捧不止。信而饮之，坑坑洼洼。
余秋雨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有等级的茶话世界，推崇以白水清、沈培平等“普洱茶大师”，并将与之对应的“宋聘”、“大红印”“八八青饼”等所谓的高档茶与普通茶划清界限，进而图谋建立一种“有等级”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
在我看来，阐明“上等人喝高档茶”的道理，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鉴普洱茶的核心思想。
然而，白水清逐渐走上了“传销式”的普洱茶“大师”之路，他所谓自己手中价值连城、一泡难求的“大红印”、“八八青饼”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
沈培平早已成为囚笼困兽，再多、再贵、再高档的“大红印”对他而言也不过是贪欲的睚眦，或者他也做过抱着“大红印”闪闪发光，成为“大师”和“教皇”的梦，但他们都走向或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直到今天，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还在枯坐闺中，冥思苦想哪一种普洱茶是一等品的问题呢？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又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在我看来，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也是这伙人集中自编自导自演自炒起来的。
自编自导自演自炒的“高端茶”
我们今天所见的“大红印”，本质就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伪装，不过是后来才换上的做旧的假包装。而“大红印”的存在，亦只是白水清“普洱茶教父”与“营销家”的一种想象之物。
是时，民智已逐渐被文明所唤醒。时代越来越多的需要生活与品质，越来越多的需要回归日常，普洱茶的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个趋势。
因此，在普洱茶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一直推崇古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观点，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义和终极目的，都是茶本身的饮品属性。陈年与否，古老与否，并不应该是衡量普洱茶优劣的主流标准。
茶是用来喝的，好喝才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这株茶树古老、珍贵而昧着良心说好喝，也不能因为一株生态小树茶因为它小而无视它的饮用价值。
好茶在于生态、在于工艺、在于是否与生活对称，在于是否真心好喝、能喝，健康的、生态的、好喝的，就是好茶。
我相信，在未来，真正的普洱茶世界，只属于那些用心做茶，用心喝茶，平恒勤俭，上善若水的茶人。
（来源：石一龙）
2019年冬季的广州没有任何寒意，阳光洒在芳村大冲口，看起来与以往有些不同，那个1957年就开始大量生产渥堆发酵普洱茶的车间早已不见踪影，在这里保留下来的只有1922年协同和机械厂旧址。作为茶人，内心感到阵阵的遗憾。
芳村大冲口，普洱熟茶制茶工艺发源地，对于中国茶产业发展历程有着特殊的意义。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茶叶金帆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剑飞，对于普洱茶人工渥堆发酵工艺的研发、传播与熟茶市场发展款款而谈。
历史回顾：广东首创普洱茶（熟茶）加工工艺据潘剑飞介绍，普洱茶人工渥堆发酵工艺即熟普的加工工艺源自广东，源自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很多老一辈茶人都知道，但年青一代茶人甚至70后茶人大多不清楚熟茶的历史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和真相。历史就是历史，不能随便改变，也不能抹掉。”潘剑飞说。
据史料记载及从广东老茶人了解到，“普洱茶”大约起源于清朝末年广州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当时全国各地均有茶叶运往广州，由于交通不便，云南晒青毛茶均以骡马驮运，途中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长途跋涉，日晒雨淋，难免发生水湿、摊凉或因故滞留时日过久的情况，抵达广州后，其中某些批次的茶叶陈化转变，但口感醇和爽滑而减少了原茶的苦涩味和刺激性，经过适当的加工调理，推出市场后却颇受消费者欢迎，从而引起经营者关注，于是潜心研究，逐步改进，形成以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通过润水（俗称发水）渥堆促使其加速发酵加工而成的成茶。由于成茶原料多数来自云南普洱地区，故以“普洱茶”名之。直至解放前，都由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各茶商小作坊各自加工生产——做旧，方法大同小异，发酵程度各有轻重。做旧后产品大量销往茶楼。原料也不限于云南一地，有广东青、广西桂青等。销售地区仅限于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很受消费者青睐，消费群体也大多为粤籍人士中讲“白话”方言者。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的茶叶收购、出口由1952年成立的中国茶业公司广东省公司（现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前身，下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负责统一经营（当时只有广东、上海、福建公司有出口经营权）。初期，广东出口供港澳的仍大多为加工普洱茶的原料，俗称青毛茶，主要有滇青、桂青、粤青、川青、黔青及河江青茶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消费者喜欢喝有陈香、茶汤红、滋味醇和的“做旧”普洱茶，香港地区茶楼消费大多也以此类普洱茶为主。但由于当时香港地区地方狭小，地租贵，限制了香港地区普洱茶的“做旧”加工。中国大陆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各茶庄人员或并入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或遣散，内地茶商也不再加工经营普洱茶。因此，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地区普洱茶供应紧张，广州晒青毛茶大量积压，香港客商纷纷要求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直接加工生产普洱茶出口。
于是，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由袁励成、曾广誉、张成等人组成技术攻关小组，首先是收集香港茶商用青毛茶做旧加工成普洱茶的各种方法。当时港商有些是利用山边地仓（地窖）湿度较大的特点自然存放储旧，时间较长；有的是在青毛茶原料上润水后装包入仓储放，定期转包透气、散热，再装包存放，历经半年至一年才形成普洱茶陈香、汤红、味醇的品质特点。在此基础上设计普洱茶渥堆发酵工艺，并探索了普洱茶渥堆发酵工艺过程中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时间等参数，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终于确定了生产普洱茶渥堆的温度、湿度、时间等参数，于1957年春夏之交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渥堆发酵的普洱茶（现称普洱熟茶）。据当时3人小组之一的张成技师回忆：这批普洱茶已适度发酵，急需摊凉，而原准备的场地却因漏雨潮湿, 无法使用。按当时条件，要临时找一块10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绝非易事。刚好听说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落成不久的中苏友好大厦举办，有十多天时间完成撤展、清场的工作，经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在保证不损害场地的条件下，将这批茶叶用布袋装好运到中苏友好大厦。
“地面铺垫草席， 薄摊为1-2 厘米厚，四周用大马力风扇吹凉，才度过了难关，减少了损失”，潘剑飞说。这个试验的成功，使普洱茶生产方法由过去长时间自然储旧发酵、“做旧”变为人工加速发酵，生产周期由一两年甚至更长缩短至两个月内完成，实现了普洱茶生产的大飞跃，从此出现了渥堆发酵生产的普洱茶，即熟茶，开始了普洱茶的工业化生产，成品大量出口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
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及广东老一辈茶人首创的普洱茶渥堆发酵加工技术，为普洱熟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普洱茶渥堆加速发酵工艺主要生产流程：青毛茶（晒青或烘青）—润水—渥堆—翻堆多次（解块、散热）—摊凉—分筛—装包—储旧—成品。
由于普洱茶在港澳地区、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热销，利用渥堆发酵工艺技术工业化生产普洱茶的成功，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当时该技术一直被列为国家二级保密技术（至今尚未正式解密），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不能进行公开注册也不能公布，造成鲜有文字资料记载（系统的文字资料只能在80年代初形成《普洱茶生产技术资料汇编》）。长期以来，普洱茶渥堆发酵技术一直靠言传身教得以传承而没有流传到国外，广东老一辈茶人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至1973年，云南没有茶叶出口权，只能调拨晒青原料给广东出口，故普洱茶的外销产销格局，由拥有出口权的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以及拥有销区话语权的中国香港人掌控。
50年代初期，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的成品茶多以散装晒青茶形式出口香港地区，香港茶商经过储存、做旧后卖给茶楼和转口到东南亚。1957年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普洱茶渥堆发酵工艺成功，奠定了广东茶叶公司普洱熟茶的始创地位，这标志着中国普洱茶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普洱茶熟茶时代。
1957年起，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一直在广州市芳村大冲口茶厂大量生产渥堆发酵普洱茶，成品茶大量出口香港地区，于60年代初期形成广东普洱茶的技术风格。1970年为扩大普洱茶生产，在广州市海珠区新建广州二冲口茶厂（今海印桥南，后改为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第二茶厂，现为海印茶叶市场）利用渥堆发酵技术大规模生产普洱茶，包括生产广东饼茶（业界称广云贡饼），出口到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等地区。广东普洱茶，是带有广东烙印的熟茶，采用广东毛茶、云南毛茶等原料进行发酵，故生产出来的饼茶，被称为“广云贡饼”。广云贡饼最早一批生产于1958年，即业内所称的58广云贡。广云贡饼最早文字记录见于中国台湾著名茶人邓时海先生所著的《普洱茶》（1995年出版），后在陈智同《深邃的七子世界》/五行图书出版社/等海外茶人所著的相关普洱茶著作中均有论述。“广云贡饼”是指：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由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生产出口的普洱饼茶的统称。广云贡饼从第一批生产开始至80年代都是使用中茶商标，因为当时总公司要求统一使用，从90年代开始使用金帆商标出口。进入2000年代广云贡饼重点在国内销售，迄今为止已经形成系列化产品，同样得到国内消费者的喜爱。
70年代末起，普洱茶带着有保健作用大批量进入日本市场。由于日本人不喜欢单纯采用云南大叶种原料生产出来的普洱茶风味，因此，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使用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浙江等地的中小叶种原料加工后，加入适量云南普洱茶拼配出口日本，出口产品编号为“74201”，成为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供日本的拳头产品，也是日本市场当年普洱茶的主流产品，单一茶号年出口1000多吨，八十年代出口日本的普洱茶最高峰时达到2500多吨。至今一提起这个编号，普洱茶进口商都知道。
80年代初起，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还在广东的肇庆、四会、江门、韶关、英德、清远、惠阳、顺德等地的支、县公司及关联厂家委托加工生产普洱茶，使当时广东普洱茶的生产量最高时达到10000吨。广东的普洱茶出口量由1965年的572吨增至1983年的3858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普洱茶带着可以减肥而进入欧美市场，从而进入台湾地区，台湾地区逐步兴起普洱茶热，于2000年后在国内兴起至今。
1973年，云南取得茶叶自营出口权，自然想生产成品直接出口，于是派人到广东学习做普洱茶，熟茶在1975年试制成功，通过参加广交会，引起了香港茶商的极大兴趣。于是，从1978年起，云南开始在普洱茶国际贸易中崭露头角。但真正取得地位还是在九十年代完成的。
八十年代，云南普洱茶的出口量只能排第二，广东普洱茶出口量比云南大得多。从1980年开始，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海南、江西等地也在生产普洱茶，多的生产几百吨，少的几十吨，甚至几吨，都来蹭普洱茶出口的热度，但中国香港人只认广东与云南产的普洱茶。80年代的普洱茶出口热潮，也让肇庆防空洞仓储横空出世，从而终结了普洱茶只是藏在中国香港之格局，开启了90年代台湾仓、广东仓、昆明仓等早期地域仓储热潮。
之所以出现肇庆仓，是因为80年代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生意火爆，需要准备大量存货，仓库装不下。肇庆茶叶公司想到一个办法：租赁防空洞存放。当第一批送到防空洞存放的普洱出仓后，竟受到了香港买家的一致好评。从那以后，防空洞成了存放普洱的宝地。广州晓港防空洞也成为广东公司普洱茶的存储仓库，到90年代中期才结束防空洞存茶。
据潘剑飞介绍，70年代初，作为从50年代起一直按计划供应青毛茶原料给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兄弟合作单位——云南茶叶公司（即现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提出来广东学习普洱茶生产技术。经协商，1973年云南方面派出了勐海茶厂的邹炳良（在其回忆录中有讲到这段历史）、昆明茶厂的吴启英、下关茶厂的曹振兴等人组成的学习小组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学习普洱茶生产技术。此后，云南便开始了仿效广东的渥堆发酵普洱茶技术生产普洱茶（熟茶），1975年取得了成功，开始大批量生产。
云南在1973年以前是没有生产渥堆发酵的普洱茶（普洱熟茶）的。据史料记载的“普洱茶”的含义只表明是由云南普洱来的茶，云南也一直没有传承这种名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当年负责采购货源的人员，五、六十年代跑遍云南各地，收购调拨青毛茶原料，从来没有听说过云南茶人把晒青茶叫做普洱茶的，只叫青茶或按产品级别分类，称为春尖、春蕊、春芽、甲配等。晒青茶压制的饼茶、沱茶，只称为紧压茶或七子饼茶而已。只有到1973年云南学习了广东创制的普洱茶生产加工技术后，才出现了普洱饼茶和普洱沱茶的称谓。
80年代中，普洱茶渥堆技术已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这些地区开始进行普洱茶工业化生产。产品或供当地省公司出口，或调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拼配出口，或供广东市场内销。这些史实在雷平阳所著《普洱茶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及刘勤晋所著《中国普洱茶之科学读本》（广东旅游出版社）中均有阐述。这些历史，在一些著名的云南老茶叶专家的回忆录中亦有详细的记录。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带着承担出口创汇的任务，不断开拓创新发展，不仅始创了普洱茶的渥堆发酵技术，把技术传到主要产茶区，还将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中国茶叶带到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复兴中国茶辉煌再度出发”，潘剑飞说。
2019年冬季的广州没有任何寒意，阳光洒在芳村大冲口，看起来与以往有些不同，那个1957年就开始大量生产渥堆发酵普洱茶的车间早已不见踪影，在这里保留下来的只有1922年协同和机械厂旧址。作为茶人，内心感到阵阵的遗憾。
芳村大冲口，普洱熟茶制茶工艺发源地，对于中国茶产业发展历程有着特殊的意义。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茶叶金帆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剑飞，对于普洱茶人工渥堆发酵工艺的研发、传播与熟茶市场发展款款而谈。
据潘剑飞介绍，普洱茶人工渥堆发酵工艺即熟普的加工工艺源自广东，源自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很多老一辈茶人都知道，但年青一代茶人甚至70后茶人大多不清楚熟茶的历史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一下这个历史和真相。历史就是历史，不能随便改变，也不能抹掉。”潘剑飞说。
新中国成立后，普洱茶的产销经历了几个阶段，一是1950年至1970年代末，熟普的诞生与出口香港、东南亚市场发展时期；二是1980年代西方市场热捧熟普时期；三是1990年代开始台湾为主的投资收藏市场兴起到国内市场尤其是从2003年开始的国内产业链建立和深度营销时期。
据史料记载及从广东老茶人了解到，“普洱茶”大约起源于清朝末年广州开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当时全国各地均有茶叶运往广州，由于交通不便，云南晒青毛茶均以骡马驮运，途中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长途跋涉，日晒雨淋，难免发生水湿、摊凉或因故滞留时日过久的情况，抵达广州后，其中某些批次的茶叶陈化转变，但口感醇和爽滑而减少了原茶的苦涩味和刺激性，经过适当的加工调理，推出市场后却颇受消费者欢迎，从而引起经营者关注，于是潜心研究，逐步改进，形成以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通过润水（俗称发水）渥堆促使其加速发酵加工而成的成茶。由于成茶原料多数来自云南普洱地区，故以“普洱茶”名之。直至解放前，都由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广东珠三角地区各茶商小作坊各自加工生产——做旧，方法大同小异，发酵程度各有轻重。做旧后产品大量销往茶楼。原料也不限于云南一地，有广东青、广西桂青等。销售地区仅限于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很受消费者青睐，消费群体也大多为粤籍人士中讲“白话”方言者。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的茶叶收购、出口由1952年成立的中国茶业公司广东省公司（现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前身，下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负责统一经营（当时只有广东、上海、福建公司有出口经营权）。初期，广东出口供港澳的仍大多为加工普洱茶的原料，俗称青毛茶，主要有滇青、桂青、粤青、川青、黔青及河江青茶等。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消费者喜欢喝有陈香、茶汤红、滋味醇和的“做旧”普洱茶，香港地区茶楼消费大多也以此类普洱茶为主。但由于当时香港地区地方狭小，地租贵，限制了香港地区普洱茶的“做旧”加工。中国大陆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各茶庄人员或并入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或遣散，内地茶商也不再加工经营普洱茶。因此，港澳地区及东南亚地区普洱茶供应紧张，广州晒青毛茶大量积压，香港客商纷纷要求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直接加工生产普洱茶出口。
于是，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由袁励成、曾广誉、张成等人组成技术攻关小组，首先是收集香港茶商用青毛茶做旧加工成普洱茶的各种方法。当时港商有些是利用山边地仓（地窖）湿度较大的特点自然存放储旧，时间较长；有的是在青毛茶原料上润水后装包入仓储放，定期转包透气、散热，再装包存放，历经半年至一年才形成普洱茶陈香、汤红、味醇的品质特点。在此基础上设计普洱茶渥堆发酵工艺，并探索了普洱茶渥堆发酵工艺过程中适宜的温度、湿度和时间等参数，经过两年多的反复试验，终于确定了生产普洱茶渥堆的温度、湿度、时间等参数，于1957年春夏之交成功生产出第一批渥堆发酵的普洱茶（现称普洱熟茶）。据当时3人小组之一的张成技师回忆：这批普洱茶已适度发酵，急需摊凉，而原准备的场地却因漏雨潮湿， 无法使用。按当时条件，要临时找一块1000平方米左右的场地绝非易事。刚好听说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落成不久的中苏友好大厦举办，有十多天时间完成撤展、清场的工作，经得有关部门的同意，在保证不损害场地的条件下，将这批茶叶用布袋装好运到中苏友好大厦。
“地面铺垫草席， 薄摊为1-2 厘米厚，四周用大马力风扇吹凉，才度过了难关，减少了损失”，潘剑飞说。这个试验的成功，使普洱茶生产方法由过去长时间自然储旧发酵、“做旧”变为人工加速发酵，生产周期由一两年甚至更长缩短至两个月内完成，实现了普洱茶生产的大飞跃，从此出现了渥堆发酵生产的普洱茶，即熟茶，开始了普洱茶的工业化生产，成品大量出口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
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及广东老一辈茶人首创的普洱茶渥堆发酵加工技术，为普洱熟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普洱茶在港澳地区、日本及东南亚地区的热销，利用渥堆发酵工艺技术工业化生产普洱茶的成功，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当时该技术一直被列为国家二级保密技术（至今尚未正式解密），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不能进行公开注册也不能公布，造成鲜有文字资料记载（系统的文字资料只能在80年代初形成《普洱茶生产技术资料汇编》）。长期以来，普洱茶渥堆发酵技术一直靠言传身教得以传承而没有流传到国外，广东老一辈茶人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至1973年，云南没有茶叶出口权，只能调拨晒青原料给广东出口，故普洱茶的外销产销格局，由拥有出口权的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以及拥有销区话语权的中国香港人掌控。
50年代初期，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的成品茶多以散装晒青茶形式出口香港地区，香港茶商经过储存、做旧后卖给茶楼和转口到东南亚。1957年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普洱茶渥堆发酵工艺成功，奠定了广东茶叶公司普洱熟茶的始创地位，这标志着中国普洱茶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普洱茶熟茶时代。
1957年起，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一直在广州市芳村大冲口茶厂大量生产渥堆发酵普洱茶，成品茶大量出口香港地区，于60年代初期形成广东普洱茶的技术风格。1970年为扩大普洱茶生产，在广州市海珠区新建广州二冲口茶厂（今海印桥南，后改为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第二茶厂，现为海印茶叶市场）利用渥堆发酵技术大规模生产普洱茶，包括生产广东饼茶（业界称广云贡饼），出口到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等地区。广东普洱茶，是带有广东烙印的熟茶，采用广东毛茶、云南毛茶等原料进行发酵，故生产出来的饼茶，被称为“广云贡饼”。广云贡饼最早一批生产于1958年，即业内所称的58广云贡。广云贡饼最早文字记录见于中国台湾著名茶人邓时海先生所著的《普洱茶》（1995年出版），后在陈智同《深邃的七子世界》/五行图书出版社/等海外茶人所著的相关普洱茶著作中均有论述。“广云贡饼”是指：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由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生产出口的普洱饼茶的统称。广云贡饼从第一批生产开始至80年代都是使用中茶商标，因为当时总公司要求统一使用，从90年代开始使用金帆商标出口。进入2000年代广云贡饼重点在国内销售，迄今为止已经形成系列化产品，同样得到国内消费者的喜爱。
70年代末起，普洱茶带着有保健作用大批量进入日本市场。由于日本人不喜欢单纯采用云南大叶种原料生产出来的普洱茶风味，因此，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使用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南、浙江等地的中小叶种原料加工后，加入适量云南普洱茶拼配出口日本，出口产品编号为“74201”，成为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供日本的拳头产品，也是日本市场当年普洱茶的主流产品，单一茶号年出口1000多吨，八十年代出口日本的普洱茶最高峰时达到2500多吨。至今一提起这个编号，普洱茶进口商都知道。
80年代初起，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还在广东的肇庆、四会、江门、韶关、英德、清远、惠阳、顺德等地的支、县公司及关联厂家委托加工生产普洱茶，使当时广东普洱茶的生产量最高时达到10000吨。广东的普洱茶出口量由1965年的572吨增至1983年的3858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普洱茶带着可以减肥而进入欧美市场，从而进入台湾地区，台湾地区逐步兴起普洱茶热，于2000年后在国内兴起至今。
1973年，云南取得茶叶自营出口权，自然想生产成品直接出口，于是派人到广东学习做普洱茶，熟茶在1975年试制成功，通过参加广交会，引起了香港茶商的极大兴趣。于是，从1978年起，云南开始在普洱茶国际贸易中崭露头角。但真正取得地位还是在九十年代完成的。
八十年代，云南普洱茶的出口量只能排第二，广东普洱茶出口量比云南大得多。从1980年开始，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海南、江西等地也在生产普洱茶，多的生产几百吨，少的几十吨，甚至几吨，都来蹭普洱茶出口的热度，但中国香港人只认广东与云南产的普洱茶。80年代的普洱茶出口热潮，也让肇庆防空洞仓储横空出世，从而终结了普洱茶只是藏在中国香港之格局，开启了90年代台湾仓、广东仓、昆明仓等早期地域仓储热潮。
之所以出现肇庆仓，是因为80年代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生意火爆，需要准备大量存货，仓库装不下。肇庆茶叶公司想到一个办法：租赁防空洞存放。当第一批送到防空洞存放的普洱出仓后，竟受到了香港买家的一致好评。从那以后，防空洞成了存放普洱的宝地。广州晓港防空洞也成为广东公司普洱茶的存储仓库，到90年代中期才结束防空洞存茶。
据潘剑飞介绍，70年代初，作为从50年代起一直按计划供应青毛茶原料给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兄弟合作单位——云南茶叶公司（即现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提出来广东学习普洱茶生产技术。经协商，1973年云南方面派出了勐海茶厂的邹炳良（在其回忆录中有讲到这段历史）、昆明茶厂的吴启英、下关茶厂的曹振兴等人组成的学习小组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学习普洱茶生产技术。此后，云南便开始了仿效广东的渥堆发酵普洱茶技术生产普洱茶（熟茶），1975年取得了成功，开始大批量生产。
云南在1973年以前是没有生产渥堆发酵的普洱茶（普洱熟茶）的。据史料记载的“普洱茶”的含义只表明是由云南普洱来的茶，云南也一直没有传承这种名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当年负责采购货源的人员，五、六十年代跑遍云南各地，收购调拨青毛茶原料，从来没有听说过云南茶人把晒青茶叫做普洱茶的，只叫青茶或按产品级别分类，称为春尖、春蕊、春芽、甲配等。晒青茶压制的饼茶、沱茶，只称为紧压茶或七子饼茶而已。只有到1973年云南学习了广东创制的普洱茶生产加工技术后，才出现了普洱饼茶和普洱沱茶的称谓。
80年代中，普洱茶渥堆技术已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等地，这些地区开始进行普洱茶工业化生产。产品或供当地省公司出口，或调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拼配出口，或供广东市场内销。这些史实在雷平阳所著《普洱茶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及刘勤晋所著《中国普洱茶之科学读本》（广东旅游出版社）中均有阐述。这些历史，在一些著名的云南老茶叶专家的回忆录中亦有详细的记录。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带着承担出口创汇的任务，不断开拓创新发展，不仅始创了普洱茶的渥堆发酵技术，把技术传到主要产茶区，还将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中国茶叶带到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茶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复兴中国茶辉煌再度出发”，潘剑飞说。
来源：金帆茶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