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来最贵的茶以2632万港元落槌，相当于2317万人民币

有消息称，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上，有史以来最贵的茶以2632万港元落槌，相当于2317万人民币。

2632万港元，“一锤定音”的回响震惊四座。茶界立马投去歆羡的目光，仿佛剧场之上，一幕意想之外的剧情横现，列座仪态万方。

据说在市场上，藏家碰到1920年福元昌号简茶的概率只有宋聘号的1/5，十分珍稀。2632万港元（2317万人民币）/件的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单价超过331万人民币/饼，可能又一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1920 年 紫票 福元昌號 

数量 : 1 筒

重量 : 2236g　

工序 : 生茶

成交价：26,320,000港币 

               23,170,000人民币

 拍卖会成交的所谓有史以来最贵的茶

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落幕，直皖战争爆发，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京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至今已近100年。

100年，我们不断在挑战着对食品的认知极限。其实说来奇怪，在所谓“越陈越香”的语境下，具有相同属性的白酒、红酒、陈醋、火腿等食品的炒作就很难出现这种100年岁月的跨度。即便酒类企业的规模乃至其基酒和产品的存储更规范，并且最早建立体系。但是这些年，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茅台、五粮液这样的企业把陈放100年的老酒搬出来说事了呢？

给你个500年前的猪蹄，你敢吃吗？

福元昌原本是一个被历史遗忘了的茶商字号，这些年随着老茶的炒作，特别是针对福元昌的一些老茶炒作，导致这个已经湮灭的老字号又通过各种方式借尸还魂。“福元昌”这3个字注册很困难了，于是商家加个前缀，市场上就出现了各种福元昌。大家也会借着这个热点，站出来向公众表白自己与福元昌的渊源。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谁也说不清，100年前，究竟哪位高人能够做到。从千里迢迢的香港赶来，穿越军阀及土匪混战的各个势力区，最后来到了云南茶山，然后装着这些茶品又原路返回。抵达香港之后，这些都舍不得喝，非要预言式的留下来，并且保存至今。这些历史细节可能我们市场上的各类福元昌都说不清楚，但他们还是敢大声向公众说，他们手上有那个100年前“网红高价茶”的精准配方。

1920年，中国五四运动才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才成立的，这饼茶比党还要年长一岁，跨越了风起云涌的近代史。它如果一直沉寂在香港的某个仓库里，那它有可能不知道，轰轰烈烈的北伐正隔着江河在大陆展开，之后国共破裂，10年内战，然后抗战爆发，日本人还占领了香港。这片茶的主人一直安然无恙？放置茶的仓库没有在炮火下损伤？或者说在逃难与生死线上挣扎之际，依然给这茶提供了近乎完美的保护措施？

栩栩如新的笋壳、竹篾、茶虫饼面在考诸位的智商

很难想象，我们拆开拍卖现场的那一提茶，笋壳崭新如初。更有甚者，有些收藏者可能还高薪聘请了一位穿越者，带着100年后才有的电脑激光技术，在同样是1920年的福元昌茶的笋壳包装上留下了印记。据说，笋壳新是这款茶采用了真空包装，看来一位穿越者还干不完这活，得是一个茶叶包装团队带着设备集体穿越才出现得了这个效果。

所以也难怪要拍卖出个天价，主要是那个包装团队的“穿越路费”贵啊！

如此博学多识的茶精，是该作为佐证历史的文物收藏品？还是该作为保健养生的神级饮品？100年的普洱茶，究竟能不能喝，好不好喝，有没有品饮价值？我们一无所知。

如果是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代光绪年间“普洱金瓜贡茶”一样的文物藏品，以上的问题就可以忽略，它的价值也不该以饮用茶来衡量。

然而问题之在于，这些茶给社会的普遍认知是用来品饮的，但如果没人舍得喝，没人喝过，或者说有人喝过了，但喝的却是一些商家明目张胆造假的替代品，这些茶是好茶的定论和宣传，缘何而来？

如果非得用饮用价值来冠名，我认为这东西肯定不能喝，所谓“神倦败味而木也”。诚如热爱普洱茶金德庆师弟所述： 

“我浅薄的经验告诉我：五六年的茶存放好喝起来很舒服，香气、韵味、转化都很好；十多年的茶喝起来体感最舒服，茶的香气经过存放淡了，但韵味更足，喝了浑身通透。”

那么，究竟是谁，在主导这场拍卖，谁是最终的得力者？香港拍卖会上年年有之，一次比一次更加稀奇、昂贵、陈年的普洱茶从何而来？

其实，普洱茶界这样的妖异事件，每年重复来多次，以达到教化和宣传的目的，让不明白的人来买这天价普洱茶收藏发财。

细探才知，原来除了百年福元昌号普洱茶以外，鼎鼎大名的“大红印”也是这次拍卖会的主演。

鼎鼎大名的“大红印”

“大红印”我们并不陌生，它一出场就像似一个提线木偶，我们直接就能联想到站在背后操控提线的白水清先生。很多非普洱茶圈人认识白水清先生是通过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的《极端之美》，此前这位文化大师在茶界没有发过声，但毕竟是个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大师。经过他的妙笔，把普洱茶写得让人魂牵梦绕。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最近重读大作，发现先生提到的很多懂普洱茶的高人要么锒铛入狱，要么被拉下了神坛。

在锒铛入狱的角色里，最引人瞩目的应该就是那位副省级官员沈培平先生。一个政府官员，一个文化大师，再加上白水清这样的普洱茶大师，三个站在制高点上的灵魂重叠在一起，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大红印”，余、白二人以这位懂普洱茶的副省级干部为荣，四处炫耀，引为谈资。但天网恢恢，在反腐的铁拳之下，这位识得“大红印”的伯乐因贪腐而入狱十二年。

至此，江湖上有笑传：宝剑赠英雄，红印配贪官。

相比“香港某拍卖会”上幕后玩家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戏路，余秋雨先生在《品鉴普洱茶——普洱茶大排序》中的演技就更胜一筹了，他谈到与沈培平先生的相识时，言是不期而遇，转角之爱。‍他说：“那天我在飞机上正好与他邻座，就聊了起来。”由此展开他向沈大师“问道”的演绎之路。

最终，这些人，有的因“红印”走上了爆发横财的循环炒作之路，有的在一发不可收拾的贪念中入狱为营，还有的以文采话茶，佯装谦谦君子，说完《君子之道》，又谈《极端之美》，在装逼的文化苦旅上渐行渐远。

那么，“大红印”究竟是何来头？

邓时海先生编著的《普洱茶》一书，其中的第五篇《茶谱篇》，他概述了红印圆茶的来源与流通，认为“大红印”是“现代普洱贡茶”，并梳通说： 

“1949年佛海茶厂，改名为勐海茶厂，第一位厂长唐庆阳先生亲口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园茶。’勐腊县包括勐腊镇、易武镇等，所以红印的茶菁是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那里的普洱茶菁，一直都被定为最优良的。”（注释：唐庆阳先生退休前一年担任过勐海茶厂的厂长）

邓时海认为“大红印”茶菁原料来自易武茶山大叶种茶树。事实上，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邓时海先生此观点，他的“定论”仅是对于唐庆阳先生：“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园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一句的过度发挥和主观臆断而已。

干仓储存的"福元昌号"

邓时海先生想著普洱茶学之书，立普洱茶学之说的热切与初衷，就像他对普洱茶学的贡献一样，不可小觑。但邓先生如此撰作、编造、臆断的部分恐会贻误后学，为投机倒把者提供可乘之机。

因为，上世纪40、50年代，易武镇优质茶菁区域交通堵塞，根本无法集中收购足量的茶菁去制作批量茶产品，刮风寨、麻黑等地山高路远，道阻且右，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茶商收购易武茶农足量的茶菁原料，送到勐海制作批量“红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而恰恰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成为读者迷信源头的同时，也成为了所谓普洱茶“大师”白水清等人的炒作契机和手段，以及沈培平、余秋雨等人包装“身份”的依靠。

当然，我们那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号称是要重塑普洱茶的语法，但我们细细品咂他笔下的语法，也不过是把邓时海的臆想换了一种表达。运笔于书闺之内，大刀阔斧、阔论品鉴普洱茶，一二三十五六七......，令人佩服。

同时，先生们不约而同的搬出邓时海先生前后期红印园饼的分期，认为： 

“红印普洱茶是1949年开始运销到香港。红印普洱茶可分为‘早期红印’茶饼和‘后期红印’茶饼，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产品。” 

对此，邓时海先生还提出，红印茶饼前后期包装印刷，及字体线条变化缘由等诸问题的分析，看似天衣无缝，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有待商榷的。

有确切史料记载，中茶商标注册于1951年。按照邓先生的分期，要说在1951年以前四十年代，就有“红印”中茶商标，如此不分轻重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

“大红印”究竟已成历史，或是缥缈虚无的存在，我们无法确切，传说中的“大红印”有没有真实存在。因为拍卖会上以天价交易的红印，存在着诸多疑点。

仓储问题也是“红印”的一大疑问，邓时海先生在初版于2004年的《普洱茶》一书中提出，“红印”茶饼都是“干仓”贮藏，前期约为65年，后期约为55年，算而今天，“大红印”前后期茶饼已有70年和80年的历史。

70至80年的骨灰级藏品，与福元昌号1920年陈茶都有同样的问题。姑且不说这款“老茶”能不能饮用，有没有毒的问题。

从近日香港某拍卖会上出现的天价“干仓”红印来看，“干仓”所引出的疑问层出不穷。

素闻香港为“潮仓”地区，流于香港70至80年的“大红印”，何来“干仓”之说？拍卖会的“干仓”“红印”如何在香港存为干仓？或者保存者如何烘为“干仓”？干仓之谜是这场拍卖会的最大漏洞，谜底不攻自破。

余秋雨先生多次盛赞沈培平先生的管理学问及普洱茶学问，把沈先生、白水清先生归为不喝“下等茶”的大师，列为自己的同道中人。这些年，不知余先生是否还喜于在朋友跟前提起与沈培平先生的友谊，和茶会故事？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

给你个1200年前的“火腿”你敢吃吗？我很难想象秋雨先生在《极端之美》中对那些古董茶啧啧称赞的感受了。这倒也是一种极端，挑战着我们的极端心理耐受能力！

沈培平先生对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发展可能做过一些推动性的贡献，但很难说功过相抵。这就像：再有才华的诗人，倘若他杀人嗜血，再高的才情也改变不了他是杀人犯的命运。

从2004年到2013年，再到今天，普洱茶市场变态、恶性的市场竞争，又何尝不是沈培平先生一手主导埋下的祸根？而沈、余诸人的共同至交白水清，就是其中的每每坐收渔翁之利的，这恐怕是人尽皆知的。

我们知道，包装自己是某类“文化人”的特长，话茶时总要拉上金庸、白先勇等大先生，对普洱茶之学亦是如此。

余秋雨曾对普洱茶进行过一次所谓的大排序，提出要冒天下人之不敢为，对各类普洱茶名品排名排序，然后再向他口中的“大师”、“老朋友”白水清、沈培平、何作如、太俊林、张奇明、王家平们求证，寻找不谋而合的契机，真是良苦用心。

他的品鉴普洱茶，将“宋聘、福元昌、向质卿、双狮同庆、陈云号”五大“号级茶”排为前五名；将“大红印、甲乙级蓝印、红印铁、无纸红印、蓝印铁饼”五种“七子饼”分别列为前五名；将“八八青饼、七子黄印、七五七二、雪印青饼、八五八二”五类“印级茶”排在前五名。

讲的一套接一套，像是这些天价茶都在他们这一伙人的手中，时刻品类把玩似的。

尽管余先生最后总结说：“可见，在口味等级上，（我与）高手们分歧不多。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余先生之观点，更多的是与沈培平的分级观点相重合的。

据说“大红印”原料来自易武茶山

是不谋而合，还是座谈同谋？恐怕只有坐在一起喝“大红印”的人才心知肚明。

相对于现在诸多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行走茶山的普洱茶学者喝普洱茶爱好者来说。余秋雨先生对谈茶、品茶有自己独特的见地。

他习惯以文笔、文采喝茶，天马行空的想象和造作，用妙语连珠，缔造一系列根本不存在的虚假体验，令观众神魂颠倒，追捧不止。信而饮之，坑坑洼洼。

余秋雨先生试图建立一种有等级的茶话世界，推崇以白水清、沈培平等“普洱茶大师”，并将与之对应的“宋聘”、“大红印”“八八青饼”等所谓的高档茶与普通茶划清界限，进而图谋建立一种“有等级”的喝茶制度和茶的日常生活。

在我看来，阐明“上等人喝高档茶”的道理，就是余秋雨先生的品鉴普洱茶的核心思想。

然而，白水清逐渐走上了“传销式”的普洱茶“大师”之路，他所谓自己手中价值连城、一泡难求的“大红印”、“八八青饼”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知晓？

沈培平早已成为囚笼困兽，再多、再贵、再高档的“大红印”对他而言也不过是贪欲的睚眦，或者他也做过抱着“大红印”闪闪发光，成为“大师”和“教皇”的梦，但他们都走向或终将走向穷途末路。

直到今天，余秋雨先生不知是否还在枯坐闺中，冥思苦想哪一种普洱茶是一等品的问题呢？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又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在我看来，香港近日刚刚落幕的某拍卖会，也是这伙人集中自编自导自演自炒起来的。

 自编自导自演自炒的“高端茶”

我们今天所见的“大红印”，本质就是一种商业意义上的伪装，不过是后来才换上的做旧的假包装。而“大红印”的存在，亦只是白水清“普洱茶教父”与“营销家”的一种想象之物。

是时，民智已逐渐被文明所唤醒。时代越来越多的需要生活与品质，越来越多的需要回归日常，普洱茶的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个趋势。

因此，在普洱茶是什么的问题上，我一直推崇古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观点，普洱茶存在的基本意义和终极目的，都是茶本身的饮品属性。陈年与否，古老与否，并不应该是衡量普洱茶优劣的主流标准。

茶是用来喝的，好喝才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这株茶树古老、珍贵而昧着良心说好喝，也不能因为一株生态小树茶因为它小而无视它的饮用价值。

好茶在于生态、在于工艺、在于是否与生活对称，在于是否真心好喝、能喝，健康的、生态的、好喝的，就是好茶。

我相信，在未来，真正的普洱茶世界，只属于那些用心做茶，用心喝茶，平恒勤俭，上善若水的茶人。

（来源：石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