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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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殿蓉说茶】交融与渗透——普洱茶与民族文化交流的关系

  作为物质载体的普洱茶,在云南个民族间交换流动的时候,也促进了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与渗透。

  生活在云南大地上的各民族,是茶叶最初滋养的对象。当然,这个滋养的过程中,也是茶叶功效被云南各民族发现、认识、理解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云南不仅是茶叶赖以繁衍和发展的母体,同时也是世界茶文化成长的最初摇篮。

  作为上苍恩赐给大地的天然饮品,茶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后,其重要地位迅速被确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足以表明茶对于人们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在普洱茶的中心产地,茶叶历来是人们祭祀神灵的必需品,因此有人认为,茶叶的功用最初是用于祭祀,甚至有“无茶不祭”之说。当然,最早记载茶事的《周礼·地官》也称,时有“掌茶”之职,“掌以时聚,以供丧事”。事实上,只要对云南茶叶原产地的各民族文化与风俗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将茶与祖先、神灵联系在一起的神话传说比比皆是。

  

  牛马帮铃铛

  当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之后,它的需求量自然也就随之扩大。而对于普洱茶的古老产区来说,唯一可以与外界交换的重要商品似乎就是普洱茶。可以说作为物质载体的普洱茶,在云南各民族间交换流动的时候,也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融与渗透。滇南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区,人们对茶叶的加工、冲泡的方式就极为类似,从中不难看出民族与民族之间以茶作为纽带,彼此的影响与认同。这种文化交融关系,甚至从语言上也可以找到有力佐证:今天是僾尼人、傣族、拉祜族及彝族的撒尼人方言都称茶为“腊”,而纳西族把茶叫做为“勒”,藏族发音“加”,都与“腊”极为似近。

  

  易武茶案碑

  茶叶作为生活必须品的流通,不仅密切了云南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也密切了云南各民族与省外其他民族的交流。普洱茶紧压茶的出现,实际上就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虽然说云南是茶叶的原生地,但由于地处边远,使得云南的茶叶生产技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远远滞后于内地。唐宋时期,当中原与巴蜀地区的茶已进入团饼茶生产的兴盛时期时,普洱茶的加工在云南尚处在“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阶段。幸运的是这一封闭的状况,随着明朝中央政府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结束了,伴随着江南的大量人员移民到边地农垦,内地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传也到了云南边地,其中当然也包括制作蒸青、炒青、晒青团茶和散茶的工艺。对于普洱茶而言,这是一次革命性的技术输入,更加幸运的是,到了明代,当中原茶文化开始由团改散时,普洱茶的生产加工却因为消费群体及运输的方便,必须继续在压缩体积上做文章,于是普洱茶的制作工艺得到了更快和更为实际的发展。因此也可以说,普洱茶实际上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

  长期以来,普洱茶成为云南各民族与内地各族人民密切联系的经济和文化媒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普洱茶在与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康藏地区自古以畜牧为主,因而牛乳制成的酥油、糌粑和牛羊肉成了藏族人民的主要食品。然而这样的饮食不易消化,却易积热,很多年来,缺少蔬菜的生活让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了焦渴。这个时候云南的普洱茶出现了,它润喉止渴释滞销臃的功用,尤其是它解油腻的功效,对于以牛羊为主食的藏民族来说,无疑是从云南传来的人间福音。

  

  攸乐山上的基诺族

  普洱茶内含丰富的生物碱、茶多酚、维生素、氨基酸等物质,使得藏族人民在长期的饮用过程中,形成了对普洱茶的偏爱,因此有“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之说,于是普洱茶成为藏族人民生活中的至爱,甚至于到了没有茶就无以为生的地步。藏族有古谚:“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由于藏区需要普洱茶却不产茶,内地又需要藏区所产的良马,于是在需求的驱使下,西藏与云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悄然形成了一条至今还有遗迹可寻的茶马古道。在普洱茶鼎盛时期,每年都有难以计数的马匹带着藏区对普洱茶的渴望踏过高山与雄关,来到云南,因而那条终年回响着铃声的茶马古道,完全就可看作是一条记录民族文化交融与渗透的走廊。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与云南和内地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促进了政治上的联系和统,因此普洱茶可谓是功莫大焉。明代万历年间,王廷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番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地也。”

  

  装满普洱茶的马驮子

  普洱茶对西藏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从一桩历史旧案中得到佐证。公元1774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派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试图取代普洱茶,但遭藏族同胞的拒绝。1904年,当英国人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拒绝。甚至后来,英国人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秘密仿制佛海(今勐海)紧茶,伪制佛海茶商标,运至科伦坡混售,但仍遭到藏族人民的拒绝。英国人企图先谋取茶叶贸易,继而割断藏族与祖国的经济联系,如此看来,明代的王廷相认为茶叶关乎国家政体,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深度的判断。当然,经过了漫长时光的滋养,普洱茶于西藏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经济交融的纽带,更是文化、情感和生活相连的纽带,更是文化、情感和生活相连的纽带。


宋代点茶①流派众多,归根结底都是饮茶派

宋 代

点 茶

2022年,电视剧《梦华录》热播,一时间把人们拉回宋朝,掀起了一股宋代点茶热潮。剧中出现了北苑贡茶、青凤髓、紫苏饮子、灵隐佛茶、十二先生、茶百戏,光这些名字就足以令人心驰神往。

为了帮助茶文化爱好者了解宋代点茶的方方面面,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特邀8位专家、学者,重磅推出“宋代点茶”专辑。专家、学者围绕宋代点茶的历史、文化、流程、器具、审美等展开详细的介绍和解读。

体现极致美学的宋人雅趣

——宋代点茶风貌一览

作者:沈冬梅

宋代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茶叶生产与茶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点茶法上续唐代煮茶法,下启明清瀹泡法,其发展始于北宋初年建州贡茶,两宋一直相承发展,成就了宋代繁盛的点茶文化。

点茶的历史

……

唐代自陆羽《茶经》之后,清茶煮饮成为主流的饮茶方式。其所用茶叶为蒸青绿茶,制作时,将蒸好的茶叶轻捣后拍制成茶饼。但唐代官茶园的贡茶生产茶叶蒸青后采用研膏工艺,李郢《茶山贡焙诗》所谓“研膏架动声如雷”。建中(780—783)年间,常衮任福建观察使,研膏制茶法随之传入福建,建州茶开始用研膏工艺,“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新的制茶工艺引发建州风习的变化,建人开始斗茶,冯贽《云仙杂记》记载:“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宋代点茶起始于唐末五代福建建州民间斗茶风习,建安北苑在南唐时成为贡茶之地。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北宋下南唐,建州北苑贡茶地,亦被一统入境。太平兴国二年(977)春天,刚继位没几个月的太宗皇帝,就下诏令北苑为北宋的官营贡茶之地。这样,福建建州地区的茶叶与点茶方式,就通过贡茶影响到了宋代的茶业与文化。

宋代点茶文化的成就与北苑官焙贡茶的制度化密切相关。977年,宋太宗特颁龙凤模,专派使臣到北苑造龙凤团茶,“以别庶饮。”自此,北苑“作贡胜诸道,先尝只一人”。为了保证高品质的龙凤团茶的制造和上贡,太宗雍熙二年(985)始置福建路时,置福建路转运使司于建州。起初,贡茶的数量不多,龙凤茶总共50余斤,每斤8饼。北宋多任福建路转运使都致力于贡茶之事,使得贡茶品名与数量逐代增加,至徽宗宣和年间达到顶峰,并稳定下来,实行至南宋末年。

丁谓于至道年间任福建路转运使,因为得任与上奏言茶盐利害有关,因此对职责贡茶事极为用心,“监督州吏,创造规模,精致严谨。录其园焙之数,图绘器具,及叙采制入贡方式。”但“至于烹试,曾未有闻。”有感于此,北宋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蔡襄,庆历年间在福建路转运使任上,对贡茶刻意求精,首创小龙团等更为精致的贡茶。此后,每年岁造小龙小凤各30斤,大龙凤各300斤,较之太宗时增加6倍多。到朝廷任职后,因仁宗皇帝多次垂询建安茶的情况,“屡承天问以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蔡襄撰写《茶录》一书进呈,展示了此时的点茶全貌。《茶录》一写再写,最后在英宗治平年间刻石“以永其传”。《茶录》所宣扬的点茶之法广为流传深入人心,终成两宋主流的饮茶方式。

经过仁宗、神宗、哲宗历朝屡创屡添,哲宗元符年间贡茶总数达到1.8万片(饼、銙)。到徽宗宣和年间,北苑贡茶共计41品,据南宋时统计,其中细色5纲,共7000余饼,粗色七纲4万余饼。

宋徽宗赵佶更是以帝王之尊,亲撰《大观茶论》,既探究茶叶生产种植制造各环节相关因素与成品茶品质之间的关系及点试时的效果关联,也论述了茶具材质、形制、功能与点茶效果的关联及相关机理。而作为一个多能的顶级艺术家,赵佶以其细腻敏锐的审美才能,准确把握到点茶过程中的细微变化,首创“七汤点茶法”,将茶技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审美高度。徽宗曾多次亲手为大臣点茶,并将点茶场面绘入其名作《文会图》,点茶文化获得了极高的社会文化地位。

点茶一直延用到元代,明清之时还偶有余绪。

流派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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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茶经历了纵向的发展,从建安民间斗茶所用技艺,经贡茶影响成为全国性的主流饮茶方式,再经茶与艺术大师赵佶创设“七汤点茶法”。其末流是南宋时,因为上品茶状态的变化,而改变了茶汤判别的标准。

横向来看,宋代点茶没有自主形成现在门派意义上的流派,但经过后人研究可以将其进行分类,不同的类别姑且称之为流派。

(一)竞技派(斗茶派)

点茶竞技,起始于建州民间茶人之间的斗茶,是宋代点茶之源。建州既采用了湖州官茶园的研膏制茶法,又居茶园、所产茶叶差异很大之地,生发出对于所制茶叶品质一较高下的趣味。因而饮茶方式在唐代煮茶法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原来的在锅中煎煮末茶,变为在茶碗中点试末茶。

变化的同时也有重大的继承,建州斗茶判断的标准,是要看茶汤表面茶沫的聚集状态、茶汤颜色以及茶沫持久的程度。宋代斗茶,先看茶汤表面茶沫的白色程度,再看茶沫饽的耐久情况,沫饽先散而在碗壁显现出水痕者负,最持久者胜。诗人所谓 “烹新斗硬要咬盏”“云叠乱花争一水”“水脚一线争谁先”。关于“咬盏”,徽宗《大观茶论·点》曾作了较详细的说明:“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咬盏。”

斗茶获胜有实际的商业价值。特殊小品种白化茶“白茶”因为其色与斗茶尚白的标准天然相近,总能获得斗茶胜利,因而被称为“斗品”。蔡襄添创的小龙团是当时价值最高的贡茶。但蔡襄《茶录》中记录了更珍贵的王家白茶:“白茶唯一株,岁可作五七饼,如五铢钱大。方其盛时,高视茶山,莫敢与之角,一饼直钱一千,非其亲故不可得也。”因为王家白茶饼远远小于小龙团,所以王家白茶的实际价值比小龙团还高。

而当斗茶遇到贡茶,胜负的较量就有了超常的价值。白茶称为斗品、亚斗,即使是民间茶园所产白茶,亦常被用于贡茶,苏轼《荔枝叹》所谓“今年斗品充官茶”。

除茶叶生产者斗茶之外,宋代文人和茶饮商贩也斗茶。文人间的斗茶更多的是基于情趣,胜负输赢大抵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关联。茶饮商贩间的斗茶则比较有趣,南宋刘松年传世有《茗园赌市图》和多幅《斗茶图》,宋元之际的钱选亦有《斗茶图》,均展现了挑茶担提茶瓶的卖茶饮人,在没有生意时相互之间的斗茶之举,气氛平和融洽,可见斗茶不为竞争高下而营利。由此种种,可见斗茶之趣。

(二)日常派(基础派、常规派)

点茶就是没有竞胜的斗茶,在建安茶饮方式被社会普遍接纳之后,点茶就成为两宋社会主流的饮茶方式,为全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所使用,是基础派、常规派。

宋代,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物品之一,正如王安石所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至南宋,人们所熟知的“开门七件事”习语出现了:“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

宋人居家日常饮茶,从南宋楼璹所作《耕织图》可见,宋人在干农活、纺织等生产活动时皆备有茶饮。从宋墓壁画《备茶图》《进茶图》等画面可见宋人日常居家饮茶,而对于在城市中公干、经营的人们,则有茶馆茶坊、挑担提瓶者为之提供点茶茶饮服务,甚至在大都市人们游玩时,湖上也有人乘小船提供点茶服务。世人以茶待客,以茶入婚礼。政府礼仪中也有茶礼。《朱子家礼》中,凡有事于祠堂,皆有主妇点茶之举。

因为宋代的茶叶等级众多,从《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的买茶、卖茶价可以看到,散茶、饼茶、腊茶(研膏茶)价格差异很大,即茶的品质差别大,因而在日常点茶饮茶中,点茶的效果呈现是不一样的,蔡襄《茶录·点茶》:“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多,则粥面聚。”一般茶叶的末茶点试,只将末茶与水充分融合即可。而越是上品的茶,点茶击拂时越追求白而厚的沫饽,追求目标是乳雾汹涌、甘香重滑色香味形皆美的茶汤。佛教以茶供佛,甚至形成天台独特的点茶供罗汉“天台乳花”现象。

在风雅的宋代,日常的点茶还与日常的花、香、画生活相契合,形成闲雅生活的“新四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虽然,熏香、插花、张画、饮茶,皆已是前朝久事,但至宋朝则风气更炽,于常用之余,为人们所悉心研究,出现了众多的专门谱录类著作。宋代“新四艺”传到日本,与日本社会文化相结合发展,形成日本的抹茶道、香道、茶挂、花道,影响力和生命力弥久。

(三)游艺派

“游于艺”始终是中国文化生活的一个理想状态,在宋代点茶文化中亦不能外,能之者与好之者在茶汤之上再从事艺术活动,形成点茶的游艺派。宋代将茶汤之上的艺术行为称作“分茶”,是独特的茶艺活动,它在两宋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被当时的人视为一种特别的专门技能,往往和书法、弹琴等技艺相提并论。

“分茶”技艺在北宋初年即已有影响,最初称“水丹青”“茶百戏”“汤戏”。其手法是“注汤幻茶”“幻出物象于汤面”。高手能够同时点四盏茶,每盏一句诗,共成一绝句。茶百戏则是“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此后,这项技艺被称为“分茶”。

“分茶”初用茶匙、茶匕,后用茶筅,汤瓶始终是最基本的用具。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所记“分茶”就是用汤瓶注水作字:“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以瓶作笔以水作墨在茶汤表面的沫饽上写字,这确实是有相当难度的,不经练习较难做到。作为一项较难掌握的技艺,分茶得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们的推崇,成为他们雅致闲适生活方式中的一项闲情活动。如陆游《临安春雨初霁》所描绘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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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什么派,归根结底,都是饮茶派。点茶的初心与最根本目的,是一碗甘香重滑、形态美、口感细腻的好茶。

出品: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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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六堡茶的生产交易与良俗建构

六堡茶生产与交易是一种典型的民俗经济。六堡镇茶农的面子维护,主要是缘于生计维系。从个体面子建构到群体面子的维护,形成了区域口碑和地域文化符号。面子的建构过程,主要通过口头叙事与行为实践,强调言语与行为一致,实现面子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统一。六堡茶原产地、原种与传统工艺追求的“三原”叙事与实践,形成了良好的生产习俗。为了生计的面子建构过程引发茶农自觉的生产伦理追求,伴生的是公序良俗的建立,是经济民俗中的伦理生成路径。诚信良俗是传统民俗经济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的保障。

01问题的提出

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成为被关注的议题始于19世纪末,首先由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提及,他在著作中提炼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其中面子被放置首要位置论及。他认为:“一旦我们正确理解了‘面子’的润滑作用,就等于是得到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锁。”在他的著作中,中国人的“面子”是“做戏”,是追求形式,是一种负面的性格,爱“面子”是丑陋中国人的第一条罪状。

20世纪40年代后,有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人面子问题的学理研究。最早从社会学视角对中国人“面子”进行阐释的,是早期留美人类学家胡先缙。她指出:“‘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台湾社会心理学家黄光国认为“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基本承续胡先缙的观点。

香港心理学家何友晖在《美国社会学刊》上发表的《论“脸面观”》一文中指出,他并不完全认同面子是权威、行为准则、品格、社会地位、尊严、荣誉以及声望。他认为:“面子是个人基于他在社会交往中所占的地位、合宜的角色表现与被人接纳的行为操守,而从他人获得的尊重与恭敬(respectabilityand/ordeference)。”翟学伟教授认为:“面子是个体对做出的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及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从前辈学人输出的观点来看,“面子”基本属于伦理与地位的价值追求。

以往研究通常关注个体面子问题鲜少关注群体面子。研究内容上会倾向于分析面子在人际互动中的文化力学关系,或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面子的社会功用,归于想要拥有声誉,提升社会地位,得到他者认同,这触及的依旧是面子的表象。过去的面子研究很少涉及到面子与生计和生存的密切关系,在很多情况下,面子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


六堡茶经营是广西梧州地区长期形成的一种民俗经济。该地区的茶农十分重视面子问题。在六堡茶区,面子的建构与维护,为的就是维持良好生计。茶农个体的面子追求整体上形成了六堡茶群体面子,形成了地方符号。追求面子形成的规矩,结果把一种公序良俗建了起来,它会成为地方不成文的“法”,成为民俗经济的保障,从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自觉的民俗习惯。

基于田野调查发现,本文通过个体面子的建构到群体面子的形成,剖析其建构路径及其文化架构,进而揭示茶农追求面子背后的行为逻辑,并思考传统民俗经济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力量问题。

02个体面子到群体面子

面子建构,个体面子只是起点,群体面子的形成将是最后的理想结果。个体面子的建构会促成群体面子的形成,一旦形成,个体面子要为群体面子服务,不容动摇或者威胁到群体的利益。

六堡镇位于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是传统六堡茶原产地。历史上六堡这片区域,汉初时期属于广信县,到了隋开皇三年(583年),广信县改称苍梧县,自此这片区域一直隶属苍梧县管辖。清朝时期设乡建制,乡下设堡、闸、洲、甲,当时的六堡隶属多贤乡,乡辖六个堡,六堡地区被划为第六堡,“六堡”因此得名。在民国廿一年以前,行政区域一直沿用清朝旧制。次年,设区建制,六堡第一次出现乡一级机构,隶属夏郢区,沿用至解放初期。建国后,曾以区、社、乡建制,但都仍称作六堡。1984年11月,因行政区划,机构重置,定名为六堡乡。直到1993年11月全县改乡为镇,六堡乡更名为六堡镇。六堡茶以地名命名,是六堡的土特产,也是地方民俗的物质载体,以此衍生的经济行为,便是民俗经济。

本人在此开展过四段田野调查,最长一次长达五个多月,经深入的参与式观察获得了一手资料。在六堡这个乡土社会中,面子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老百姓深谙其道。其约定俗成,不言自明地融通在茶农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面子持有者会通过语言与行为呈现自我,维系面子的生命力。

面子的获得离不开两个重要因素:自我努力和他者认同。茶农争取面子时,在制茶方面始终要采用原工艺和原产地的原种鲜叶,做到货真价实。在六堡,制茶技艺的代表性人物是非遗传承人。目前区级及其以上传承人基本都有茶厂或者成立茶叶合作社。他们不仅成为地方茶叶生产与输出的重要力量,生产空间更是成为文化互动空间和普通茶农茶叶的流入地。谈及非遗传承人时,大多数老百姓都会跟我提到H。关于H的地方性评价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信誉好、人品好、平易近人、有责任心的茶人”。村民慧姐说:“他是可以算得上传承人的,听说祖上就开始做茶生意。他人也很好,现在有自己的茶园,也有自己茶厂。不像一些人买外面便宜的鲜叶做成六堡茶来卖。他的茶叶都是六堡原种茶,是真的在做我们传统六堡茶的。”她的这段讲述提供了诸多讯息。祖上就做茶生意,说明是家传且时间持续性长。为人好,说明人的品性得到认可。有茶园和茶厂,说明种茶制茶成体系。不采购外面鲜叶制茶,说明货真。这些讲述体现了当事人的行为操守,也是他人对其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更是他者认同的重要因素。村上的凡哥还说:“听说,他很守信誉的,就是以前收茶叶,没有那么多钱,都是记账,要等茶叶卖了才结账。他收茶时说好哪天上门领钱,到了约定的时间肯定能够领到钱,不会拖欠工钱。六堡修路、修庙还有六堡街举办篮球赛等文娱活动,他都是带头捐款,捐得都比一般人多。”H还曾为六堡镇中学捐赠5000余元购买教学设备。对于地方来说,H用实际行动体现其德行与奉献精神,这是他与地方社会建立密切关系的路径,也是获得面子的重要前提。由于自己做得好,获得他者认可赢得较高评价。这样,H就成了当地有面子的人,生意越做越好,也越做越大。


当茶农单凭个人努力无法赢得想要的“面子”,他们往往会选择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且有面子的人合作,用当地人的话就是找“大树”靠,借助他者的力量助力自己面子的提升。比如茶农李大哥在茶叶种植制作方面技术纯熟,他坚持人工除草、拒绝化学农药、化肥,选择使用花生麸作为有机肥培护茶树,使得成品茶茶味足口感好。他种好茶得到地方民众一定的认可,但这不足以让他获得想要的“面子”。他开始找志同道合且有影响力的合作者。最后,他凭借自己茶叶优质觅得合作者,即获得六堡茶中一个老字号的青睐,成为其供应商。他的面子也开始变得很“大”。但他赢得面子,是从他引领身边茶农种好茶、帮助其他茶农建立起群体口碑、茶农因此获益开始的。

茶农耀哥的茶园在黑石山附近被茶老板看中。老板带技术人员进村,对茶园土壤进行了检测,检测数据合格后,开始规范他的种植。村民告诉我,耀哥的茶不愁卖,因为大老板帮他检测土壤,又规范他的种植方式,茶园做到了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这些消息一经传播,他就凭借有大老板赏识和种好茶赢得了名声。他乐于分享自己种茶经验与制作技术,村民从中也获益,耀哥的“面子”自然就有了。耀哥攀附“大佬”,“大佬”认可他的茶叶,形成叙事话语,到处传扬,耀哥很有面子。“有面子”的人收购他的茶,变成他卖茶的底气与自信。这些现象,为当地人说的“有面子才有钱”做了生动的诠释。

经销商的面子是一种良好经营的口碑,与种好茶的茶农合在一起,就壮大了善行诚信的力量,这种“靠大树”在当地具有十分积极的正面意义。

个体面子基数不断增长,便出现一种现象,即村子里有面子的人多了,村子也会因此“有面子”,形成村落面子,即群体面子。面子成为了正面形象符号。在熟人社会中,个人凭借个体面子极易获利,但传统六堡茶要走出六堡镇被他者认可,单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群体面子的建构及其传播。

在六堡有几个村子依靠遗存的叙事资源与当代媒体叙事传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但缺乏这些资源的村子,村民只能共同努力构建村落面子,寻求出路。正如茶农所言:“现在政府都在帮b村、p村、s村做宣传。这些村子有名,不愁销路。我们这些地方,如果种的茶不好,就更加难卖。村民间像达成了共识一样,齐心坚持把茶种好。一律种山岗茶、人工除草,施肥也只用茶叶有机肥。只有我们种出好茶,建立起好口碑,茶商老板才会主动上门来收购。”这一集体行为,主要是通过种植好茶来树立村落形象,维系村民的生存利益。

群体面子确立就意味着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利益联盟的成功搭建。个体始终不得破坏群体形象,损害群体利益,违背者必然遭受集体的抵制。目前茶区还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虚张声势搏眼球,夏茶一粒冇见收。牌牌匾匾满墙挂,浪得虚名不知羞。对外宣称是茶企,引来记者拍镜头。金玉旗袍包装好,败絮其中玩阴谋。装神弄鬼讲大话,明日又到三界洲。三界大神若显圣,应将大小一网收。还我茶民个公道,种茶亦可有出头。”打油诗里流露的谴责与期待,正是地方维护茶品质和强调守信的一种映射。阿兰·佩雷菲特认为:“信任是命令不来的,它源自我们心灵深处。把它视为社会的动力,就是求助于内心,就是断言社会不是机械制造的产物,而是内生增长的结果。”立志打造传统六堡茶品牌的茶农对村民不诚信的行为都会谴责。他们以身示范,为塑造村落正面形象,为村落赢得面子而努力,这将是供给地方社会发展的“绿色能源”。

如此可见,当个体面子基数扩大促成群体面子形成后,群体面子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的准则,更是生计维系的秩序。茶区要想发展,一个茶农坚持种好茶,终究无法建构“传统六堡茶”的品牌面子。只有村民齐心参与建构,众人将茶的品质放在首位坚守,将其作为“传统六堡茶”品牌面子的底色,才能在茶叶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当面子持有者的基数越大,茶叶整体品质就会提高,村落形象也会因此变得更高大。

03从生计维系到良俗构建

六堡茶自清朝初年开始兴起,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因其优良的品质与独特的适应南方潮湿气候的功效,形成了较强的市场认同感,赢得了口碑。市面上看到的是优质产品与销售,茶农争取的是面子与生计,而社会形成的则是良俗。这样一种从生产习俗到社会习俗的过程,事实上是一种经济民俗的驱动。在维系生计这样一种基本的经济目的的作用下,面子维系,促成了良好的生产和交易习俗,进而成为社会的良俗。

六堡茶生产销售是一项民俗经济,即以民俗资源从事生产和市场交易,以获得生计和更大的经济效益。这种经济形式,田兆元这样定位:“民俗经济是一种认同性经济,它是历史形成的重要经济与文化资源之一”六堡茶经济获得的认同,实际上也是市场给六堡茶农的最大面子,这也是当地人感受到的最高层面的认同。


面子是民众渴求的价值符号。无论从口头和行为上,民众都努力在生活中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念,表明自己走在公序良俗的轨道上,以期获得他者认同,获取面子。茶农甚至明确地告诉我,在当地“有面子才有钱”。这凸显了面子在茶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面子在茶农圈中,俨然可以视为利益的代名词。但面子与金钱,不是赤裸裸的联系着,而是靠面子的文化价值和伦理价值支撑着。民俗经济一方面是传统的可见的民俗物质层面的生产,一方面是无形的民俗伦理和规则的支撑。在六堡镇,追求面子的精神生产与货真价实的茶叶物质生产是同等重要的,甚至是结合在一起的。

2009年至2014年,六堡茶制作技艺实现了从区级到国家级非遗的跨越。国家级非遗,这是一个文化招牌形成的面子,意味着传统六堡茶获得了最高等级的“面子”。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都因非遗名号得到了提升。对于茶农而言,这是机遇,也是挑战。传统六堡茶品牌面子需要茶农共同守护,一旦有人搞坏这个牌子,就等于断了所有人后路。茶农自然地被规整在了同一个利益阵营中。

为种出好茶,老茶农成为了众多茶农取经的对象。无论是游戏规则和生产技术,都化为一套话语。六堡茶相关叙事开始经这些老茶农之口输出。田兆元认为:“民俗以叙事为本,民俗因叙事而形成,因叙事而成就其功用。民俗要通过叙事来建立认同,叙事是民俗的显著特性。”面子构建的民俗一点也离不开叙事。诚如传统制茶技艺叙事对内规范茶叶的生产秩序,建立广泛的地方认同,通过好产品挣得面子;对外建立美誉度促进民众消费。

大多数普通茶农通过“要面子和争面子”的讲述赢得支持,避免舆论倒戈,茶农更多地是通过实践做实面子,实现言语与行为上的一致。所谓“三原”叙事就是这套话语的核心内容。

“三原”叙事,即原产地、原种、原工艺,六堡茶农与茶商通过“三原”话语建构传统六堡茶的正宗性。“三原”叙事目的明确,为的是保护原产地六堡茶的竞争力,维持其价格优势。这不仅是保护地方特产的重要策略,也是维护茶农利益的重要文化行动。

“原产地”龙脉,是神话般的叙事。“种在龙脉上的茶树”的叙事描述了六堡先辈择地种茶的历史。历史上六堡镇有划分产茶区与产粮区。据八九十岁的茶农说,以前只有适合种六堡茶,种得出好茶的地方才会种茶。这是前人择优种植,保证品质的行为实践,而种在“龙脉”上的茶树,成为茶农追求与保障茶叶品质的民俗叙事。据说六堡的龙脉源自五堡狮寨的“亚燕顶”,进入六堡境内后分出两条龙脉,一条伸向槽对顶,一条伸向马连(岭)丫。

茶农跟笔者讲解哪些龙脉不适宜种茶,不适宜的标准是种出来的茶经相同工艺制作后味道没有适宜的区域好喝。茶农三火哥说:“龙随水,水伴龙,种植六堡茶的龙脉所流的血脉水必须流到合口街(六堡街)。然后,以XX茶厂为界,以上龙脉种茶都可以,下面的龙脉种茶都不行。特别明显的就是SX的茶,老人家说同样种六堡茶,同样的制作方法,SX种的茶就是不能过夜,会馊,而且制出来的茶,泡出来的茶汤像米汤水一样浑浊。”按照当地龙水不分家的说法,龙脉叙事与河流叙事,让适宜种植茶树的区域明晰化。它基本分布在六堡西部低山(海拔500米以上)和北部高丘(海拔250—500米之间)一带。这片区域山与山距离近,山高林密。早晨太阳升起,前面的高山成为茶树的天然遮光板,茶树在晨雾中得到滋养,茶树被太阳直射时间相较短,漫射光多,蒸发少。这片区域在六堡境内属于高地势,普遍气温低、空气湿度大、常年多雾。自然科学相关研究表明:“中高山、多云雾、冷凉山区日照百分率小,优质茶叶多产于这些地区。”民俗叙事建构的适宜种植茶树的区域特征,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吻合度高。陆羽《茶经》也明确表达:“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可见茶叶生产确实对于地形土质有着严格要求。“龙脉”高山多石的地质叙事,有一定的科学性。

选择适宜种植茶树区域的经验叙事,从表达手法上具有神秘性,但神秘面纱背后,其实是指导后辈选择适宜环境种茶树,确保鲜叶品质的行为规则。这个神话般的叙事,形成了对于产地真实性的约束和要求。它对外有建构面子的作用,对内成了自我行为的约束机制。

“原种”六堡茶叙事是新近创造的名词,是因为有了“新种”相对发展起来的。1955年,广西省人民政府将六堡乡认定为全省茶叶重点生产基地,为了大力发展六堡茶产业,从外面引入了优质茶种。但使用传统工艺制茶时,茶农发现茶味受到了影响。外来茶种不适应六堡的生态与制作工艺,制出来的茶口感质量并不好。随后,茶农开始清理外来品种,为的是保证正宗六堡茶的风味。这便有了“原种”的叙事。

六堡土生土长的茶树,并非单一品种,被称为群体种,是一个种群。本地茶农认为只有本地土生土长的茶树才是最适合制作传统六堡茶的原料,这是本地世代茶农流传下来的经验之谈。一直以来,没有人专门对茶树逐一命名,当地茶农要么根据茶芽颜色命名:青芽、红芽、淡紫芽、紫芽;要么根据叶片大小分:大叶茶、中叶茶、米碎茶。关于原种,茶农极其严苛地讲述,他们坚持强调原种茶树的本土性,维护原种六堡茶的本真性,形成了地方经典叙事。为的是保护本土品种,保护传统六堡茶,保护地方遗产。正如易伯所言:“有些人卖茶,都不是我们六堡茶的茶,也好意思说自己的茶是六堡的茶。说那些不是事实的话,我都脸红。我这张‘老脸’还是要的。用六堡原种鲜叶,用六堡传统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茶,才叫六堡茶。在地方也没有人敢质疑我的茶,不然口水都淹死人。”由此可知,如果是这个本土的纯种茶,也是一种面子。

“原工艺”是六堡茶精华技术的体现。茶农制茶时会坚持核心工艺:摊晾、杀青、揉捻、沤堆、复揉、烘干。其中,沤堆技术不过关的茶农会省去沤堆这个步骤。他们说不经沤堆的茶叶,新茶涩味稍微重,但收藏几年后,茶味是好的,顾客会满意。这种售后好评即使迟到几年,他们也不介意。茶农技艺是否精湛,则需要通过观形、察色、闻香、品味来判断,但这个判断有一前提,即这款茶本身是健康绿色的。种好茶的茶农有句话常挂嘴边“茶底非常重要,茶底品质不行,茶叶做得再好看,也是劣质品。”为了确保茶叶品质,茶农不会忽视鲜叶到成品的每个步骤。在茶农的认知里,品种、耕种、培护、采摘、制作和陈化都非常关键。每个环节都注重,才能保障茶叶品质。

这就是六堡茶的“三原”叙事与实践,是六堡茶人获得面子的基础。“三原”生产出来的只是产品,功能如何?这就有了茶叶功用方面的叙事。传统六堡茶药用叙事由来已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六堡人习惯收藏一年中第一批茶芽做药用。这被认为是品质最好的茶值得收藏。宣爷说:“在六堡作药用的茶,就是我们六堡茶,那时候都是去山里找的,选很嫩的摘,都是一芽两叶,一芽一叶,制作好就放在竹筒里收藏起来做药用。我做小孩子的时候,亲眼见过小孩子lei(惊风)了,鼻涕鼻涕流,口水口水流,四肢抽搐,晕过去了。看到这个症状,老人家就去灶尾从竹筒里拿老茶芽放进嘴里嚼,把孩子平放在长条凳上,然后把嚼碎的茶叶分别放在孩子的肚脐、额头、脉门,首先吸两边脉门,然后吸肚脐,最后再吸额头,这个孩子就醒过来了。”《六堡志》中也记载:“五十年代初,高枧村有四岁小孩名叫邓石甫患病中风抽筋不省人事,邻居刘氏即以春社前采摘的茶芽一抓入口咀嚼,然后用嘴在患者太阳穴吸吮约两分钟,不久患孩苏醒,病态消除。”在当地老茶农嘴里,传统六堡茶的药用叙事是被当作缺医少药年代自救记忆、经验总结与挑选优质茶叶做药用的行为实践被讲述的。药用与品质其实构成了一组可以互换的价值符号,两者都保障了茶叶质量。传统六堡茶药用叙事实则是品质叙事。

茶叶交易,是实现茶叶经济价值的重要步骤。茶农与消费者的伦理关系会在茶叶交易过程中体现。茶庄老板福叔跟我说:“我有固定卖茶叶给我的茶农。我会要求他们不要喷除草剂,不要化肥。这几年做茶感觉获得的最大利益不是说赚了钱,而是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人。我们由陌生人变成了朋友,而且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获得别人的信任,比什么都开心。他们对我的茶叶满意,就是对我最大的福报。”可见,买卖双方的交易建立在不弄虚作假基础上,言行一致是为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信服务的,最终互信机制的建立会保障茶叶的销路。任国征指出:“经济民俗学中信任的来源存在着两种理论:其一,理性计算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框架,也即把信任视为人们理性选择中规避风险的机制。其二,文化主义框架,也即把信任视为文化传统塑造出来的心理、习俗与模式。”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其实这两种理论并行不悖地发挥着作用,最终促成信任的发生。茶农将个人的社会地位、名望与茶叶品质放在一起谈论,这都是为获取他者信任所做出的努力。为了将生计风险降低,为了社会声望,“好面子”的人无论自愿或者被迫都将为了守住自己的社会声誉,守住自己的茶叶事业,坚持种好茶。

茶叶品质的重塑过程,是茶农伦理觉醒的过程,也是公序良俗建设的过程。茶区的面子实践,成了经济伦理的实践过程,也形成了特定的言行一致的经济民俗,成为地方良好的社会风习。四柳村的张叔2001年复垦的古茶园,不仅占据优势地段,还让古茶园的历史故事得到了延续。2016年他的茶园参加“全国三十座最美茶园”评选活动,最终也获得了此殊荣。当我问他如何理解“最美”时,他说:“茶园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深山无人居住区,充满生物多样性,植被茂密,生态环境优越。”他讲述中的“美”明显不是视觉美,而是更高层次的美。该茶园的黄姨说:“我们的茶树都是六堡的原种树,用传统工艺制作,然后给茶叶自然发酵。茶园人工除草,不喷化学农药,驱虫主要用黄板诱虫贴或者安装驱虫灯。我们不用除草剂。自己多大本事做多少事。但是茶叶要种就要种好,自己都不敢喝的茶,我们也不敢卖,做人还是要讲良心的,你说是不是。”简短的话语揭示了种茶方式及其背后的原因。“种好茶,讲良心”,前者是行为上的,后者是思想德行上的。


极力在地方建立个人声誉的茶农,会恪守地方认同的行为操守,以一个正面人物形象销售自己的茶叶。整个行为实践过程,其实就是良俗的建构轨迹,也是经济民俗的生成过程。良俗潜藏在民俗叙事当中,经叙事传播传承。传统六堡茶相关叙事中,明确指出种茶制茶,要遵循择优种植、品质至上、技艺良心、材美艺精。这是伦理规范,也是社会良俗的集中体现。茶叶要想得到消费者的认同,离不开公序良俗对茶农的约束,正是这一条条良俗夯实了茶叶品质,为茶农良好生计的获取铺平了道路。面子的背后,体现的是茶农生存策略、生存态度,其间传递给我们的诚信、道义、品质可视为茶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之道。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茶叶的生产与面子生产的高度融合,离开了面子的生产,没有了羞耻之心,物质的生产品质没有保障。

04结语

中国人的面子维系不是外国人讲的负面的虚伪,是实实在在的生计利益与伦理追求。也许最初的目的是利益,但是实现面子维系路径中的行为伦理追求,导致了社会良俗建构这一根本目的的实现。

民俗经济与现代经济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发展依赖民俗资源,这种资源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面子”维系的地方民俗,也是六堡茶经济的资源。“三原”看起来是六堡茶的物质与品质的叙事与实践,但也是六堡茶人获得“面子”的里子。民俗经济不能只追求其物质外观,更要追求其内在精神。只有当一种良俗成为经济生活的民俗,民俗经济才有保障。

民俗经济是“百年老店”,历经数百年而长盛不衰,必然有其道理。我们从六堡茶这样一个几百年的民俗产品的发展历史看,面子维系问题才是六堡茶发展的根本问题,良好的经济民俗才是民俗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让我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民俗经济蕴藏着经济长盛不衰的秘密:品质与良俗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力量。

以上文章来源于田兆元的叙事 ,作者苏娟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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