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起源于中国。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现在茶已经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扎根，茶叶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在“一带一路”的时事背景之下，茶业界正在实现产业升级，再度复兴中国茶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福建是国家倡议“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山海侨优势凸显，大有可为。在【茶世界】里读懂茶，从茶里看世界。
茶文化在亚洲的传播交流
中华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海陆交通发达，政治、文化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国界。所以，中华茶文化丰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华茶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历史。
一、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交流
朝鲜半岛在4～7世纪中期，是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代。632－646年间（相当于唐贞观年间），新罗逐渐统一了朝鲜半岛，开始从中国引进饮茶习俗。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百济、新罗与中国的往来频繁，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关系也较密切。特别是新罗，在唐朝有通使往来120次以上，是与唐通使来往最多的邻国之一。新罗人在唐朝主要学习佛典、佛法，研究唐代的典章，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将茶文化带到了新罗。
公元828年，新罗使节金大廉将茶籽带回朝鲜，种于智异山下的双溪寺庙周围，朝鲜的种茶历史由此开始。朝鲜《三国本纪》卷十《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云：
“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智异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
二、茶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交流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极为深刻，日本茶道的发祥与中国文化的熏陶戚戚相关。
唐朝，大批日本遣唐使来华，到中国各佛教圣地修行求学。当时中国的各佛教寺院，已形成“茶禅一味”的一套“茶礼”规范。这些遣唐使归国时，不仅学习了佛家经典，也将中国的茶籽、茶的种植知识、煮茶技艺带到了日本，使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并赋于新的精神内涵。
日本的抹茶道
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最澄禅师来中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师从道邃禅师学习天台宗。唐永贞元年（805），最澄从浙江天台山带去了茶种归国，并植茶籽于日本近江（今滋贺县）。
根据弘仁五年（814）闰七月二十八日的《空海奉献表》（《性灵集》第四卷）记载，日本延历二十三年（唐贞元十年），留学僧侣空海来到中国，两年后的大同元年归日时，空海带回了大量的典籍、书画和法典等物。其中，奉献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提到：
“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
日本空海法师画像
有关茶的确切文字记载出现在《空海奉献表》以后的第二年——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夏季问世的《类聚国史》中，记载了嵯峨天皇行幸近江国、滋贺的韩崎，路经崇福寺，又在梵寺前停舆赋诗时，高僧都永忠亲自煎茶奉上。
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六次出海才得以东渡日本的唐代名僧鉴真，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宗的教义，而且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饮茶之道也是其中之一。
宋代时期，宋代的制茶、饮茶方法先后传人日本。目前，日本还保持中国蒸青“碾茶”的生产特点。生产高级“抹茶”的原料和玉露茶（高级绿茶）相同。方法是将茶叶（鲜叶）蒸热后，稍加揉捻，直接烘干再用机械碾成粉末，拣去素梗，制成“抹茶”。因此，保持了茶叶本来的真香、真味、真色，清香味醇，翠绿艳丽。
日本的抹茶
径山坐落在今浙江余杭、临安两县交界处，属天目山北麓。唐时，即以法饮所建的径山禅寺而闻名于世，为江南禅林之冠。径山历代多产佳茗，相传法钦曾“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手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后世僧人常以本寺香茗待客。久而久之，形成一套行茶的礼仪，后人称之为“茶宴”。
日本荣西禅师曾两次到中国留学，回国后写下《吃茶养生记》一书，这是日本最古老的一部茶叶专著，他对茶叶的倡导，促进了当时日本茶业的发展，所以荣西被誉为日本的“茶祖”。
日本“茶祖”荣西像
日本圣一国师于1242年将浙江余杭径山茶种子以及径山“研茶”传统制法带回日本。
1259年，日本南浦绍明到杭州净慈寺、余杭径山寺，拜径山寺虚堂和尚为师，学习佛经。据《本朝高僧传》记载：
“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
而日本著名的“天目茶碗”，则是由入宋的日本僧人到天目山径山寺、禅源寺学习归国后带回日本的，被奉为日本国宝。
三、茶文化在土耳其的传播交流
公元473－478年，突厥商人以蒙古边界为中界地，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与我国进行茶叶贸易。
土耳其茶园
1888年，土耳其从日本传入茶籽试种，1937年又从格鲁吉亚引入茶籽种植。经过不断开发，特别是在国家采取多种鼓励性举措之后，茶业生产逐步走上了规模化发展之路。
四、茶文化在印度的传播交流
印度很早就从西藏传去了饮茶法。178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引进茶籽入印度加尔各答等地试种，但因种植不当而没有成功。1834年，印度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茶在印度种植问题的委员会，并派遣委员会秘书戈登来中国调研，引种了大批武夷茶籽，并雇用了中国工人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成功培植。1950年后，印度茶业迅猛发展起来。今日的印度已经是世界上茶叶的生产、出口、消费大国。
印度制茶图
五、茶文化在斯里兰卡的传播交流
斯里兰卡在4～5世纪就与中国有文化交流。1841年，中国数株茶树种于斯里兰卡的咖啡园中，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方星殖公司发展种茶。1875年，斯里兰卡在1000多英亩咖啡园遭遇病害后，转而种植茶树替代，茶叶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斯里兰卡茶园
六、茶文化在其他亚洲国家的传播交流茶叶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东南亚等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传播。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泉州一带，这里在唐代就是著名的海外交通大商港之一，与世界上百个国家地区有通商往来。宋、元时期，泉州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而当时毗邻泉州的茶叶产地不少，茶从此向东南亚传播。
1780年前后中国广东珠江流域的外国商馆，大量的中国茶叶通过他们运到欧美各国
南亚诸国是中国从海上通往地中海和欧洲各国的中介地。元、明代以后，中国茶经过这些国家传向西方，形成了一条海上的“茶叶之路”。正是通过这条途径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才开始遍及欧美各国。
清代前期，中国的茶叶生产有了惊人的发展，种植面积和产量较前期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茶叶更以大宗贸易的形式迅速走向世界，曾一度断了整个世界市场。
1684年清政府取消海禁，茶叶海运贸易迅速发展，先后与中东、南亚、西亚、西欧、东欧、北非等地区的30多个国家建立了茶叶贸易关系。中国茶叶大量外销欧洲，引起欧洲贸易逆差。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通过贩卖鸦片来达到商业目的。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实行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后，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更为迅速；同时，由于清政府允许大量鸦片和工业品进口，致使贸易入超与年俱增。为了平衡贸易逆差，抵制白银外流，清政府大力发展农业，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茶叶产销呈现一片兴旺景象。据史料记载，1886年出口茶叶量达13万～41万吨。
清朝时期中国茶叶出口
在英、法等国家资本家的扶持下，越南于1825年、缅甸于1919年开始建立茶园，生产红茶。
公元1684年，德国人由中国输入茶籽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试种，没有成功。1731年，从中国输入大批茶籽，种在爪哇和苏门答腊，自此茶叶生产在印度尼西亚开始发展起来。
鸣谢：来源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的《话说中国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旨在分享，如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在此表示感谢！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首届“生活禅与茶生活”讲坛各位演讲人的发言顺利结束，总的评价，演讲水平非常高，内容非常丰富和精彩。在大开元寺所作的这次讲坛，是大圆满。
以下对各位的演讲作评语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刘瑶老师对“生活禅与茶生活”的阐释，让我们体悟到，无须再纠结所谓的“茶与禅”或“禅与茶”之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当茶与禅和我们的生活须臾不可离之，慢慢地生根、发芽、开花，也就开始缔结圆融自在的智慧之果。刘老师的茶生活和看似极为平淡日复一日的茶艺课，却让她从中收获“茶缘”，喜得禅悦;她以茶德和茶友的相知相交，亦欣然妙得禅趣。刘老师恪守“人品即品茶，品茶即品人”的禅茶修行之法，明了禅茶之境贵在以身体验，一心体悟，习茶可让人优雅、从容——奉献人生，习禅可让人自在、自信——觉悟人生。她对“生活禅与茶生活”的理解，真实而明智，微言而大义。如是，遵循净慧大德生活禅“保持一颗平常心”之本原，还原茶生活“一杯平等茶”之本真，言行合一，始得正觉。
项春霞会长的《茶心丰盈·喜悦如莲》演讲，令人感怀。她是以回眸漫漫心路历程来解读自己是怎样融入禅意人生，怎样定格茶境人生的。于我而言，当年也是在三剑茶艺馆始知邢台茶艺颇有禅心禅风之所在。项老师创办三剑茶艺馆，源于茶而出于茶，也因此而成为河北茶界“禅茶一味”的先行者、践行者。净慧老和尚曾几次莅临三剑茶艺馆，特别是净慧老和尚在三剑茶艺馆与舒曼老师等品茶论禅，首次提出中国禅茶精神为“正、清、和、雅”，三剑茶艺馆由此成为当代中国禅茶精神的诞生地。我想，今后书写当代中国禅茶文化史时，项老师的独特贡献必定与净慧老和尚、舒曼老师一起载入史册。我于2011年曾在湖北随州面见净慧老和尚，同祭炎帝。当时，年事已高的老和尚忙于五祖寺诸事宜，仍风尘仆仆“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为我们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项老师从喜欢一杯茶开始，开启了一段属于她定慧定性的禅茶人生：喜悦如莲以为道，茶心丰盈即是禅。如是，习行净慧大德的“正、清、和、雅”禅茶精神，知行合一，方得莲心。
赵泽佳老师《我的生活茶里的生活禅》演讲告诉我们，她的生活茶与生活禅皆源于生活，融于生活，愿终其一生而爱茶，愿尽一生之力而行禅。其爱茶过程，由自我觉知而达至自我提升;其行禅过程，由逐渐精进而走向虔诚，可谓是禅茶合一的不二践行者。她所谈的“顿悟”体验，直抵禅境之本界，即“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实则，禅茶之奥之妙，万化归一，不在于外形之有无，而在于内心之满足与充盈。赵老师自觉以茶修行，自明以茶养慧;自觉以觉悟人生，自明以奉献人生!如是，践行净慧老和尚生活禅“考验自己的定力”之要义，行其所言，始于本心，修之远矣!
孙丽丽老师以净慧老和尚的“好好泡茶就是修禅”作为演讲题目，与大家分享她对“生活禅与茶生活”的理解，正可谓其意深远，返璞而归真。她在三字禅茶院有幸习闻净慧老和尚关于“生活禅”之宗旨“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以及“正、清、和、雅”的禅茶文化精神，聆听老和尚的开示：“好好泡茶就是修禅”。正可谓，师传有道，学之以恒。因而，有慧根福报的孙老师喜欢在茶的世界安心独处，还将自己的“茶空间”定位在茶文化培训和推广。她的茶世界、禅人生，可谓心有善念，明志于和谐社会。如是，净慧大德法示“同所有人结茶缘、结善缘”，大道之行，万法归一，善及天下。
夏国玲老师的《行茶者“三学”》，从哲学视角和个人参悟、习行的经历，化用佛门“戒、定、慧”三学，将“茶、禅、生活”定之为新三学，其意在醍醐灌顶，奋发自励。其事茶，视如自律禅修;其行茶，是为了自觉追随茶世界之美而淡然的境界;其为茶人，立志尽一己绵薄之力弘扬中国茶文化;其向禅，问道净慧长老，始知“觉悟人生，奉献人生”可发自“公益心”。由此，夏老师践行生活禅，献身公益事业，大爱在人间。她向世人证明，无论是茶人之生活抑或是禅者之修行，回报社会，造福社会，这才是禅茶文化精神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如是，将净慧大德所提倡的“以分享的心回报社会，以结缘的心成就事业”的生活禅理念发扬光大，当为茶人禅修的立身、立命、立德之本，广施善德，远行天下。
李慧娟老师的《青茗伴我》演讲，完完全全是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邢台所上演的一部当代茶人自我励志史——无论是茶者的人生，还是禅者的人生，都会有青春的悸动，都会有信仰的皈依。李老师习茶或禅坐，均深刻体会到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天地交融之感，而且时时以净慧长老所书“慈悲喜舍”作为禅修和习茶一理相通的观照，自觉融入生活之中，日日践行，时时修持。同时，不断完善自我，自觉做中国茶文化的“传道”者，积极倡导和推动茶文化发扬光大，先后举办“观兰集”、“沧海一声笑”大型主题茶会，始终不忘胸怀一颗爱茶的初心，可喜可贺!茶世界的平和与清净，禅世界的信仰与舍得，赋予她永怀谦卑之心和分享之心，大爱无疆，大音无声。如是，把净慧大德生活禅所提倡的“在生活中实现禅的超越，体现禅的意境、禅的精神和禅的风采”，广而布之，点亮光明世界的每一枚烛光，普度人间。
刘东亮老师的演讲题目是《难忘这碗赵州茶》，其言质而意深，可谓直指禅茶文化的根底之所在。生活禅和茶生活对于刘老师而言，其影响是无以言表的。他在赵州柏林禅寺夏令营受惠于寺院方丈净慧长老的指点，习读《金刚经》和《六祖坛经》，习生活禅与茶，由此而痴迷禅茶文化。可以说，刘老师是在净慧长老的指引下爱上生活禅和赵州茶的，他对“赵州茶”的体察重在精神层面，多从佛学知识体系阐发己见。他在演讲中所谈的佛教，有独到体会。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赵州茶让他升菩提心，在感念感恩净慧老和尚的同时，自行实践生活禅。如是，净慧老和尚说：“觉悟人生是智慧解脱，奉献人生是慈悲关怀。二者的融合无间就是菩萨的人生，是大乘佛法的真精神。”一茶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茶与禅在人间。
张金牛老师的《茶生活中的三种美学观》，颇见学识和研究功力，开一代之新风。张老师生于茶乡，痴迷于茶，对茶有独到的认知和体验，其开创的茶生活三种美学自我体验模式，一曰“物哀”，二曰“风雅”，三曰“禅意”，系从物与心的关系出发而立论的。限于篇幅和演讲场合，张老师对茶生活的三种美学观之论述无法展开来讲，但其内在逻辑大致可循，可以说是以中国古典美学为立论基础。然其感悟致思多于析辨之言，而且当下的美学研究著述须以中国古典美学、西方古典美学、当代中国美学、世界当代美学以及未来美学为视角，综而论之，方可成一家之说。好在张老师对物哀、风雅、禅意这三种茶美学生活方式的理解已融入其工作和茶生活之中，并形成以普及茶文化为主的“无显茶课堂六讲”。其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如是，净慧老和尚言：“守一不移，是一种觉照的力量、观照的力量、提起正念的力量。”中华茶学之美，博大而精深，返观内照，切己体察，方可成一家之学说。
赵玉光老师的《缘起性空》演讲，实则是谈自己和茶生活与生活禅之结缘的过程。他因喝茶而意外地调理好身体，从此结缘洒脱无碍的茶生活，也由此开始介入茶行业，建成太行茶仓，可谓改写了中国北方以茶仓屯茶之历史。太行茶仓的管理理念，一为筑基文化根，一为奠基产业根，为此而举办“吃茶节”，创办茶叶合作社和茶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展科研和申报发明专利，并根据茶农的需要提出建设标准仓储场所，为茶农免费存储茶叶。正可谓是自觉践行生活禅之要义“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也以此而“缘起性空”，立志有为于社会。如是，净慧大德生活禅提倡：“人总是在克服一个一个困难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所收获、有所成功。”生活禅与茶生活，是一体两面，茶的世界处处结善缘，禅的世界处处结善果。
在此，我郑重提议，请大家起立，以最热烈地掌声衷心感谢为河北茶文化和中国茶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舒曼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