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茶产业的发展有目共睹。随着行业内开放共享、交流互助的加强，县域间茶业同步、协调发展成为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我国数百个产茶县因自身规模与结构特性，形成区域范围内产业资源、生产结构、品牌营销、业态互补等协作需求，是推动产业结构变革调整的重要模块。为此，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延续了全国重点产茶县调查工作，针对各产茶县产业概况、种植加工、机械生产、区域特色、产业配套等情况进行调研，由县域经济与发展情况两方面区划分析，旨在持续客观地掌握各地茶叶的种植生产动态的基础，加强产业局部发展与整体的协调互动，提升茶产业竞争力，促进中国茶产业持续可协调发展。
本报告在此次调查基础之上进行撰写,数据信息除采纳原有的重点产茶县基本情况、生产加工统计、生态环境调查、工业化建设情况四项表格内容外，更兼顾参考了重点产茶县旅游建设情况的调查结果信息，侧重于未来重点产茶县的发展和产业的细分。
样本基本情况
数据分布情况
本年度全国重点产茶县基本情况调查回执材料由五项表格组成，综合采纳了重点产茶县中茶叶栽培管理、组织结构、质量认证、技术服务、扶贫攻坚、生态建设、工业建设、产业延伸等多项信息。经汇总后显示，各申报县基本情况、资源基础、产业规模、品牌建设等值均存在巨大差异。为合理分配各产茶省样本采纳名额，使之切实代表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并体现产业发展趋势，本报告选取产量前100位的产茶县组成本年度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进行分析。此样本共涉及15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安徽10个、福建8个、广东2个、广西2个、贵州8个、河南7个、湖北11个、湖南9个、江苏1个、江西10个、山东2个、陕西1个、四川4个、云南15个、浙江10个。
基本情况分析
茶叶生产基础条件
地理环境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县域面积24263.74万亩，茶叶种植面积为1779.05万亩，占县域面积的7.3%。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茶区海拔分布从50米（河南省潢川县）到2000米（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根据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县域之间由南向北自东向西递升，与我国地形走势基本一致，处于西南部的云南省县均海拔最高。根据调查情况来看，产茶县样本地形多为山区丘陵或水蚀地貌，土壤以酸性或弱酸性的红壤、黄壤为主，贴合茶树生长与栽培耕作的需求，具备良好的地理环境条件。
气候条件
图1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年降雨量分布情况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年平均降雨量在684ml~2800ml，平均湿度主要集中在60%~85%之间。72%的产茶县县内流域面积达到县域面积的40%，与降水一同组成了各产茶县茶园主要水源。
图2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年平均气温分布情况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茶区的平均温度主要集中在14℃~25℃之间，全年平均日照时间主要集中在1100~2100小时之间。大多数产茶县的气候类型是亚热带温带季风性气候，部分为温带季风性气候（主要集中于山东、安徽、河南等省），森林覆盖率主要集中在45%~80%之间。
劳动力基础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人口总数为5060.66万人，其中农业总人口3791.97万人，占总人口的74.93%；涉茶人口1402.09万人，占总人口的27.71%，占农业总人口的36.98%。
图3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人口组成
经济基础
经济总量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总GDP为22281.4亿元，人均4.4万元，样本总体较上一年度增长5589.4亿元，增长率达到33.4%。2017年茶叶总产值1676.8亿元，增长35%，茶叶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为7.5%，较上一年度的7.4%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茶业财政情况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茶业财政投入总和为36.6亿元，县均茶业财政投入接近3660万元，年发放茶机补贴金额1.72亿元，占样本茶业财政投入总和的4.69%，县均172万元。年度财政投入过亿的产茶县有9个，分别是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贵州省湄潭县、贵州省普安县、湖北省恩施市、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湖南省安化县、湖南省沅陵县、江西省庐山市、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
茶业建设情况
茶叶种植与茶园管理
茶叶种植
调查结果显示，截止至2017年末，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茶叶种植面积为1779.05万亩，占2017年我国整体茶园面积的38.77%*（数据来源：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其中年增长率超过10%的产茶县有20个，涨幅最大达到62%，贵州、湖北、云南三省各县茶园面积上升幅度较大，但本年度百强产茶县总体增长率较往年相比有较大下降。11个产茶县维持原有面积不变，与去年相比增加超过略有减少。根据预估情况，到2017年末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茶叶种植面积将达到1823.89万亩，增长2.5%，15个的重点产茶县将继续提升茶园扩张速度。其中预计年增长率超过10%的产茶县有2个，预计21个产茶县将维持原有面积不变，7个产茶县呈现负增长。
2017年，全国茶叶种植面积4588.7万亩*（数据来源：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可采摘面积3777.8万亩，茶园投产率82.3%，调查结果显示，截止至2017年末，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园可采摘面积为1487.01万亩，茶园投产率达到83.58%，略高于全国茶园投产率。其中，其中，38个重点产茶县茶园投产率高于90%，另有22个产茶县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广东、安徽、福建、云南四省茶园投产率较高，超过90%。
图4 2017年各省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园投产率分布情况
茶园管理
绿色茶业
调查结果显示，截止至2017年末，全国重点产茶样本县中，无公害认证茶园面积1358.44万亩，占茶叶种植面积的77.8%；绿色食品茶认证面积418.57万亩，占茶叶种植面积的23.5%；有机茶园面积为163.2万亩，占茶叶种植面积的9.2%；GAP认证面积为166.06万亩，占茶叶种植面积的9.33%。
良种化程度
截至2017年末，我国高产优质的无性系茶树良种面积达到2794.52万亩*（数据来源：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占我国茶园总面积的60.9%，同比增加2.3%。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良种茶园面积共计1544.32万亩，总体良种率达到77.33%，高出国家平均水平十个百分点，优势明显。其中，有14个重点县茶园良种率为100%，超过国家平均水平的重点县达到70%，以福建、贵州、湖北、浙江四省普及程度最好。
图5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良种化程度
茶园管理情况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施行专业化统防统治的茶园面积共计835.38万亩，占栽培面积的46.96%，安徽、福建、湖北、湖南等省普及率较高。
图6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园统防统治比例
灾害管理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受灾面积达到5万亩，总体成灾率为3.2%，其中6个县的成灾率高于10%。
图7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园成灾率
其中，发生病害48次，时间主要集中在5~8月间，湖南、湖北、福建三省出现概率较高，多为炭疽病、茶饼病等；发生虫害104次，时间主要集中在5~9月间，出现频率最高的害虫是小绿叶蝉、茶尺蠖、茶毛虫；发生冻害73次，主要表现为早春2~3月间的倒春寒和高海拔茶园霜冻；发生旱灾25次，主要为6~8月左右的夏旱，集中在贵州、湖北、浙江等省；其他灾害12次，主要为台风、山洪等灾害；共计262次，可统计年茶园灾害预警381次。
综合分析
茶叶种植与茶园管理是整个产业发展的基础和源头，是保障整个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做为提供原料的重要环节，种植过程对于产品质量、生产方向等都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茶叶种植与茶园管理同样是茶行业的痛点，给产业发展造成重大隐患的食品安全、产能过剩等问题往往也根源于此。综合分析，本年度重点产茶县在茶叶种植与茶园管理部分呈现以下趋势：
茶叶生产能力提升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我国重点产茶县茶园稳定增加，增长率下降；老龄化、低产茶园改造逐步完成，无性系良种普及工作成效凸显；茶园投产率、良种率等多方面小幅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茶叶生产能力持续提升。
茶区认证水平上升
资料显示，重点产茶县均不同程度的加大了对茶园认证的支持和农业投入品的管理力度，多个产茶县设立了针对茶园认证的奖励机制，由政府或相关协会主导积极推广进行认证。这种认证明显促进的茶叶单价、茶园产值的高效增长，为后续的建设扩张、提质增效与研发创新打下基础，种植环节的溢价效应逐步显现。
茶园管理水平相对粗放
由调查样本显示，统防统治在近几年的努力下虽有所提高，但依然处于较低的水平，结合涉茶人口、专业合作社数量等数据来进行分析，多数茶园处于“有组织、无纪律”的状态中，限制了茶区种植红利的释放，并为食品安全等方面留下了隐患。
灾害管理仍有提升空间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7年全国重点县的灾害预警比重达到145%，这是近几年调查以来首次出现，但茶园成灾率和灾害损失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预警准确度和对策精准度依然不足，靠天吃饭的情况依旧明显，为茶叶质量品质有较大影响，极大制约了茶叶生产效能的提升。
生产加工分析
茶叶产量
调查结果显示，截止至2017年末，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产量为151.58万吨，占我国茶叶总产量的58.09%，样本2016年产量为142万吨，2017年增长6.7%，高于我2017年我国干毛茶6.1%的增长率，且高于投产茶园的的增长率，茶园亩产有所提升。
图8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产量同比涨幅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各茶类生产中，87%的产茶县产量呈增长趋势，29%产茶县增长率高于全国重点产茶县总体水平，其中，贵州省涨势明显。2017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园生产率达到85.2kg/亩*（茶园生产率=区域茶叶产量/区域茶叶种植面积），高于56.9kg/亩的全国平均水平，与样本2016年77.8kg/亩的茶园生产率相比，上升9.5%。
图9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园生产率分布情况
各茶类生产情况分析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各茶类生产情况如下：绿茶74.53万吨，同比上升4.2%；红茶19.86万吨，同比上涨13.48%；黄茶0.566万吨，同比增长313%；乌龙茶11.7万吨，同比下降10.6%；黑茶22.23万吨，同比上涨38.07%；白茶2.05万吨，同比上涨46.4%；普洱茶8.41万吨，同比下降23.6%；花茶12.18万吨，同比下降19.3%。
图10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主要茶类产量比例
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产值中，绿茶614.7亿元，同比上涨5.9%；红茶202.3亿元，同比上涨21.1%；黄茶5.3亿元，同比上升217%；乌龙茶203.19亿元，同比上涨3.6%；黑茶197.38亿元，同比上涨16.1%；白茶25.8亿元，同比上升5%；普洱茶56.43亿元，同比下降12.9%；花茶93.54亿元，同比下降21.3%。
图11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主要茶类产值比例
绿茶平均单价82.4元/KG，同比上涨1.5%；红茶101.8元/KG，同比上升6.7%；黄茶93.6元/KG，同比上涨20%；乌龙茶173.6元/KG，同比上涨16.5%；黑茶88.7元/KG，同比上涨24%；白茶125.8元/KG，同比上涨3.1%；普洱茶67.1元/KG，同比上涨20%；花茶76.8元/KG，同比上涨1.5%。
图12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主要茶类平均单价
绿茶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绿茶产量达到74.53万吨，占我国绿茶总产量的46.9%；产值614.7亿元；平均单价82.4元/KG。样本中涉及的100个产茶县中96个有生产绿茶，覆盖全部15个产茶省，产量占样本总产量的49.2%，产值占42.5%。作为重点产茶县茶叶生产中覆盖面最广、产量与产值比重最大的茶类，绿茶长期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侧面反映了重点县茶叶情况的总体水平。
红茶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红茶产量19.86万吨，占我国红茶总产量的58.4%，产值202.3亿元，平均单价101.8元/KG。样本中涉及的100个产茶县中有89个生产红茶，样本中14个茶叶生产省有红茶生产。
乌龙茶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乌龙茶产量为11.7万吨，样本产量占我国乌龙茶总产量的47.8%，产值20.3.19亿元，平均单价173.6元/KG，在各茶类中最高。样本中涉及的100个产茶县中有23个生产乌龙茶，分布于11个产茶省中，以福建省为主。
黑茶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黑茶产量为22.23万吨，是样本产量增长较快的茶类；产值197.38亿元，同样上升迅速；但单价为88.7元/KG，为各茶类中较低。与黑茶近年进入上高速升期，在产业中涨势迅猛的形势相当。样本中涉及的100个产茶县中有11个省33个生产黑茶，涨势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陕西三省。
黄茶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黄茶产量为0.566万吨，产值5.3亿元。样本中涉及的100个产茶县仅有金寨县、霍山县、石门县3个县生产黄茶，由于样本采集的原因，总体规模与往年有所上涨。
白茶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白茶产量为2.05万吨，占我国白茶总产量的73.2%，产值25.8亿元，平均单价125.8元/KG，为样本中各茶类最高值，单价优势明显。样本中涉及的100个产茶县中有9个省区21个生产白茶。
普洱茶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普洱茶产量为8.41万吨，产值56.43亿元，平均单价67.1元/KG，样本中涉及的15个云南产茶区县生产普洱茶。普洱茶在产量与产值在持续几年的快速增长后，有所下降，回归到平稳的曲线中。
花茶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花茶产量为12.18万吨，产值93.54亿元，平均单价76.8元/KG，呈现下行趋势，仍未摆脱花茶单价偏低的普遍印象。花茶生产以福建、四川、广西、湖北四省为主，在样本中有10个区县生产。
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共装备有茶机60.2万台，茶叶机械总动力912.5万千瓦，县均6021台，其中茶机装备量在万台以上的重点县共有18个，71%的重点县茶机装备量愈千。各县茶机种类较为丰富，包含茶园管理机械、采摘机械、修剪机械、加工机械、筛选机械、包装机械等多种类型，基本涵盖了主要栽培、生产流程。
图13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机装备情况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年度茶青机采总量为256万吨（鲜叶），折合成毛茶可制作64万吨左右，不足样本总产量的一半，大部分的茶青仍然依赖人工采摘，劳动力依存度未见降低。
综合分析
生产加工是茶叶生产体系的基础环节，是产业集约化、现代化程度的主要体现环节。生产加工的作为流通的前端，是整个行业效率的集中体现。本年度重点产茶县在茶叶生产加工方面呈现以下趋势：
茶类结构继续调整
绿茶仍占据绝对优势，增长速率与行业增长情况保持一致；红茶整体规模有所回升，但在部分产茶县呈现负增长；乌龙茶生产更为普及，市场逐步降温区域平稳增长；黑茶增速较快，单价有所上升；在连续数年的普洱茶热后，普洱茶市场逐步回稳；作为新的市场热点，白茶产量依然较小，但单价优势和增速十分明显。
生产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但仍有上升空间
相对于往年，各产茶县的机械化水平有所提高，但从数据中可以看出，18%的重点产茶县集中了35%以上的茶叶机械，尚有部分产茶县茶机械低于全国重点产茶县平均水平，仍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
流通环节分析
茶叶产值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产值总数为1446.34亿元，同比增长6.7%，涨势与茶叶产量基本相当。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各茶类生产中，85%的产茶县产值呈增长趋势，47%产茶县茶叶产值增长效率高于全国总体水平。根据毛茶产值进行测算，我国重点产茶县茶叶市场占有率*（茶叶市场占有率=样本茶叶农业产值/全国茶叶农业总产值）达到75%*（数据来源：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
图14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产值同比涨幅
仅就农业生产数据评定，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农业生产率*（茶叶农业生产率=区域茶叶农业产值/区域涉茶人口数量），为10315.6元/人，当年全国重点产茶县样本GDP总量达到22281亿元，总人口5060.66万人，人均GDP达4.4万元/人，仅为县人均GDP的1/4，但相较往年有所提高。从国家第一产业发展的整体形势评估，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总产值相对优势*（茶叶总产值相对优势=（样本茶叶农业产值增长量/样本GDP增长量）/（国家第一产业产值年度增加值/国家年度GDP总量））为1.21，在农业生产中已具备一定优势。其中，52个重点产茶县茶叶总产值相对优势超过1，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云南、湖南、福建等省表现较好。从效率上观测，茶叶投产面积对茶叶总产值相对优势的拉动作用不大，更须考虑对现有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效率提升。
平均单价
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平均单价为95.4元/KG，涨幅为5%，高于同年度我国茶产业73.3元/KG的总体水平。
内销情况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内销量134.5万吨，茶叶商品率达到88.7%，内销金额1305亿元，内销平均单价97.02元/KG，高于重点产茶县茶叶干毛茶单价。
出口情况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出口总量为17.08万吨，出口额3.8亿美元，平均单价2.2美元/KG。与往年相比，由于样本的改变，倾向于内销，出口量、出口额和出口均价均略有下降。
品牌营销与渠道建设
区域品牌管理
2017年我国重点产茶县共有注册商标15974个，县均接近159个，与往年样本相比上浮两成左右，拥有注册商标最多的是福建省安溪县；共有证明商标274个，原产地认证标识85个，区域公共品牌142个。样本中，共有90个产茶县拥有茶叶区域公共品牌，其中40个重点县拥有2个以上区域公共品牌，共惠及8347个具备使用权力单位，相较往年单位集中度有少量提升。
电子商务
2017年，我国重点产茶县电子商务渠道茶叶交易量达到15.5万吨，占样本总内销量的11.5%；交易额177.8亿元，占总内销额的13.6%。
图15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电子商务建设情况
综合分析
流通环节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标准，也是实现产品价值的重要手段。我国茶产业流通环节作为传统薄弱环节，在近几年有明显的提升，但距离现代化流通依然较大。本年度重点产茶县在茶叶流通环节呈现以下趋势：
茶叶生产综合能力大幅提升
茶叶总产值相对优势数值突破1标志着整个产业在农业生产中处于优势地位，优于整个农业发展水平，为产业区域拓展增添了助力。茶园生产率与茶叶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标志着样本生产效率的提升。茶叶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偏低，二、三产业无优势。
生态建设溢价效应明显，
但生产能力有待提升
从平均单价和总产值相对优势上观测，生态建设已经确立发展优势，但是生产效率偏低问题制约了其对产业的拉动能力。但从另一个侧面，生态优势反向限制了机械化的发展，一方面在于地形和交通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于清洁化能源的限制。
区域品牌管理更加严格
重点产茶县区域公共品牌增多，但使用单位相对数量与所减少，侧面反映出公共品牌管理和使用审批的进一步严格，同时也表明了茶产业的逐步集聚。
电子商务仍延续了增长态势
作为新兴渠道，茶叶电子商务仍然增长极快，并俨然成为产业扶贫的重要抓手。但电商渠道多为中低端产品，仍以低价、薄利、广销为主要交易特点，客单价普遍不高，并且部分低价劣质产品对整体市场造成了拉低价格的负面影响。
茶叶生产主体建设情况
茶叶企业
规模企业建设情况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共有规模企业4031家，县均40家，其中拥有规模企业数最多的重点产茶县是贵州省湄潭县（422），县内茶叶规模企业超过百家的重点产茶县有9个。规模企业产值808亿元，占样本茶叶总产值的55.8%，与往年相比贡献度有所上升，规模企业产值最高的为福建省安溪县。
企业认证情况
2017年我国重点产茶县共有ISO认证企业828家，县均8家，数量仅为规模企业的20.5%，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
图16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茶叶企业ISO认证情况
2017年我国重点产茶县共有HACCP认证企业287家，县均3家，数量仅为规模企业的7.1%，低于往年水平。这说明在新进的规模企业中，进行HACCP认证的企业较少。
合作社建设
调查结果显示，截止至2017年末，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共有茶叶专业合作社10631家，平均每县100家，相较2016年重点县样本有所上升。数据显示，共有313万茶农加入了专业合作社，占样本涉茶人口的22.3%，社均294人，低往年样本水平。
茶叶市场建设
2017年重点产茶县样本共建设有茶叶市场421家，县均4家。市场年交易额达到481亿元，占样本茶叶总产值的33.2%，样本内销额的36.8%。
产业延伸
深加工企业建设情况
2017年我国重点产茶县共有茶叶深加工企业1509家，这些企业共创造808亿元的茶叶深加工产值，与往年样本相比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新资源食品开发
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重点产茶县共有茶叶新资源食品生产那企业117家，主要集中在福建、浙江两省，这些企业共创造8.2亿元的产值。
茶机产业建设
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重点产茶县共有茶机生产企业578家，其中福建省496家，占企业总数的85.8%，茶机年输出总量46.2万台，相比去年，略有提升。
茶旅游产业建设
根据2017年的数据，我国重点产茶县样本中有2748家可以进行旅游接待的企业或合作社，成熟茶旅游路线302条，可观光茶园367万亩，占样本茶园面积的20.6%。2017年接待人次达到900万人次，茶旅游营业收入达到309亿元，其中因旅游产生的茶叶销售收入为57亿元，带动茶农79万人。
综合分析
作为茶产业生产和销售的主体，茶叶企业和专业合作社承担着茶产业发展的重要责任。茶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受到茶叶主体的思想影响。从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茶叶主体呈现以下特征：
规模企业增多，
但认证标准不一
相较于往年，我们可以看到各产茶县的规模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这些规模企业的认证标准不同，比较明显的反映就是规模企业产值差距较大，比如福建省安溪县仅有100家规模企业，但产值位居全国第一，超过许多拥有百家以上规模企业的县区。
合作社与企业结合更加紧密，
协作模式基本形成
随着我国茶叶生占主体结构的逐步完善，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基地”为基本构架的生产主体在生产中成为发展主力。这种良性协作模式的形成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同时，对食品安全也有促进作用。
产业延伸日趋深化，
新消费热点逐步显现
由样本数据可以看出，茶叶深加工企业、茶机械、茶食品等延伸产业发展稳定上升，作为第三产业的茶旅游发展迅猛，带动作用极强，不仅提振了产区茶叶消费，而且对茶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极大的助推。
社会化服务
综合分析
从业人员
2017年重点产茶县样本，共包含涉茶人员1402.09万人，参加社保的茶农人数达到574.8万人，占涉茶人口的41%，比率较去年样本略有上升，超过七成的重点产茶县茶农的合同签订率在50%以上。
农业技术人员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中共有29932名农业技术人员，县均300人，茶叶机械化生产服务人员13.4万人，县均1342人。
综合分析
科技培训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全部围绕茶叶产业开展了多项专题培训，共计开展茶叶培训4957次，主要集中于病虫害防治技术、茶园种植和管理技术、茶叶加工技术、茶叶营销、电子商务、文化推广等方面，其中茶叶机械化生产培训921次，涵盖采摘、修剪、耕作、初精制、机械检修等领域。据统计，全国重点产茶县中有81个县对未来需要开展的技术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集中于茶园综合管理、茶叶电子商务、企业管理、品牌塑造、可追溯体系建设、食品安全控制、市场营销等方面。
其他生产性服务
2017年数据显示，全国重点产茶县共有食品安全检测实验室1087家、茶叶专用保鲜库房18435座。县内有茶叶示范基地1756个，入驻企业2275家；茶叶产业园214个，入驻企业1748家；茶叶科技园100个，入住企业287家。拥有茶叶生产专利技术2100项，集中在福建、云南、安徽、湖南、浙江五省。
扶贫工作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精神，按照“集中连片、突出重点、全国统筹、区划完整”的原则，国家在全国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其中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7个片区中上百个县区适宜发展茶叶，茶产业成为当地扶贫的核心产业。
扶贫项目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共有茶叶扶贫项目6326个，投入资金23.4亿元，共有143条相关茶叶扶贫政策，涉及产业扶持、技术培训、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
扶贫示范点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共有茶叶扶贫示范点903个，主要集中于安徽、湖北、贵州、福建、江西、湖南等省。茶叶扶贫示范点采取产业扶贫、科技扶贫、信贷扶贫的多种扶贫模式结合，依托当地协会、龙头企业，带动相关扶贫示范点脱贫。
扶贫成果
2017年全国重点产茶县脱贫人口74万人，其中因茶叶产业脱贫的有58万人，占78.4%。各县由于发展茶叶产业导致的收入提高平均约为1730元。
生产类型划分
按照本次的调查结果可以按照生态发展、工业化程度、旅游发展情况、扶贫工作情况等资料进行计算，将100个产茶县样本切分为生态优先型、工业化优先型、均衡发展型三个主要类型，内部包含转型先导型一个次级类型，分为茶旅游发展型、扶贫导向型两个三级类型。
生态优先型
生态优先型产茶县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主要集中于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山区地区，平均降雨量在1500ml~2700ml，平均湿度主要集中在70%~85%之间，县内流域面积达到县域面积的45%以上，气候类型大部分为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森林覆盖率多数高于65%，地形多为山区或水蚀地貌，土壤以酸性或弱酸性的红壤、黄壤为主，生态特质优秀。无公害认证茶园、绿色食品茶认证面积、GAP认证面积较高，良种化率较高。茶叶平均单价较高，生态优势带来的溢价作用在茶叶产品售价上显现。
但由于山地地形、交通不便、产业发展不成熟、处于欠发达地区等原因的影响，无法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多以小型加工厂或者原料供应为主；产业对于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较高，涉茶人口在县域总人口及农业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经济总量和财政补贴较少；统防统治茶园面积比例较低，茶机装备率和茶园生产率相对较低；规模企业、ISO认证企业、HACCP认证企业与茶叶深加工企业较少。
这种类型占比为41%，由于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与扶贫导向型有大部重合。
工业化优先型
工业化优先性产茶县地域分布不太明显，但主要集中于华东和华南等较为发达地区。这一类产茶地区，处于丘陵地区，产品兼顾名优茶和大宗茶，可以进行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产业对于劳动力数量的依赖程度较低，涉茶人口在县域总人口及农业人口中所占比例较低；经济总量和财政补贴较多，尤其是茶叶机械补贴比例较大；统防统治茶园面积比例很高，茶机装备率和茶园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规模企业、ISO认证企业、HACCP认证企业与茶叶深加工企业较多。
同时，由于本类型处于较发达地区，生态环境处于平均水平，海拔较低，平均降雨量在700ml~1800ml，平均湿度主要集中在55%~70%之间，县内流域面积达到县域面积的37%左右，森林覆盖率为45%左右，土壤以酸性或弱酸性的红壤、黄壤为主。
这种类型占比为33%，由于多毗邻经济发达地区，与茶旅游导向型重合明显。
均衡发展型
均衡发展型产茶县有两种呈现方式，一类为顶端型，占样本数的17%；一类为中端型，站样本数的9%。（应当还有低端型呈现方式，但由于本次样本均为产茶强县，未能呈现，不做讨论。）
顶端型生态环境优良，且因地制宜的使用茶叶机械，机械化率较高；较为合理的生产大宗茶与名优茶，夏秋茶利用较好；较为注重产品品牌和地区品牌的建设，在茶园管理、茶园认证、企业认证上颇有建树；同时，投入财政资金较多，鼓励三产融合发展和茶叶深加工产品的开发利用。
中端型可以理解为顶端型的缩小版本，但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发展倾向性明显，这一类型的产茶县通过地方政府指导、相关协会引导、规模企业联盟等方式，确定更为明确的发展方向或指导方针，指引地方茶产业发展。
转型先导型
转型先导性为包含类型，是指在地方政府政策、行业协会建议或企业联盟目标中有明确转型指向性，这部分可归类为本类型。
茶旅游发展型
茶旅融合发展是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重点产茶县茶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良好，产业特色鲜明，可以最大限度的体现区域资源优势，实现茶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改革开放后势如破竹，他推动了中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造就了旅游业众多的刚需人群，也改变着市场的原有格局，作为正在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全行业对茶旅游的建设都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也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各地的重点县高度重视茶旅发展，在样本中有50%以上的重点县在规划中提出了发展茶旅的要求，有35%的重点县有明确的茶旅规划，但可以看到的情况是，总体茶旅游规划的趋同性较大，且缺少热点。
扶贫导向型
目前全国共有20个省份、近1000个县产茶，涉茶人口8000万，其中茶农占大多数。由于茶叶生产的特性，茶叶产区大多处于山区和半山区，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信息相对闭塞。在这近千个产茶县中，国家级、省级贫困县近600个，占比逾六成。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所明确的14个跨省片区（680个县）中，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的大部分县都比较适宜种茶。由于发展茶产业，既可以提高茶农收入，振兴区域经济；还可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旅游，符合国家发展生态农业的大政方针；同时还能够提升地方的文化格调与内涵，因此很多贫困地区有意愿发展茶产业。
许多重点产茶县将茶业与精准扶贫进行结合定位，在样本中有50%以上的重点县在规划中提出了产业扶贫的要求，有40%的重点县有明确的产业扶贫规划。各县逐步通过行业影响、产业示范、定点帮扶等手段，引领宜茶贫困地区的生产，将扶贫定位于整个产业链的重要环节，确保茶农收入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使茶产业成为当地农业脱贫的主导产业之一。
发展建议
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做大做强全茶产业
根据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农业部门应推动实施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工作，促进茶产业提档升级，开展标准化生产示范，推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行业组织应主动作为，承担政府交办的行业管理和推广品牌工作，组织龙头企业，配合地方政府改造提升传统名优品牌、共同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做大做强茶产业。
提升标准，质量兴茶，突出优质安全导向
食品安全事关重大。随着2015年我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出台，食品监管工作已日趋完善，茶叶质量安全工作将长期处于高压态势。各产茶区政府应加快实施茶业标准化战略，健全标准体系，强化品牌保护，引导企业争取国际有机认证，深入开展农药残留超标治理，严厉打击违禁行为；行业组织应配合食药监与农业部门共同建立健全互联共享的茶业追溯监管综合服务体系与平台。
稳中求进，培育动能，推进供给侧改革
稳中求进既要防止过快，也要防止过慢；茶业经济向更高阶段演化的过程中，做好实体才是关键；应破除资金“脱实向虚”、扰乱实体经济信心的问题，鼓励多种形式的金融创新，引导资金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培育壮大新动能；茶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去库存”、控产能为重点；在加大供给渠道疏通力度的同时，激发消费潜力。
促进融合，三业并举，实现协同共享多赢
全行业应共同促进社会资源对产业的提升，推行专业化生产方式，鼓励专业化营销企业、创意企业、管理企业投身茶产业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以“旅游+”、“生态+”等模式，推进茶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引导企业相互融通，重点围绕第三产业加大开发力度，提高综合开发能力。
扩大开放，加强合作，推动开拓海外市场
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政府应完善法治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开放领域，积极吸引外资；应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茶业大企业、大集团，配套出台相关政策与措施，扶助茶叶行业开展对外经贸文化交流，以“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为重点，扎实推进海外推介力度。行业组织应利用自身的社会组织属性优势，搭建国际产销交流平台，加强国际经贸文化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不断树立并强化话语权。
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本文：图文自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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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从跨界人类学理论视角出发，探析了中越边境茶叶流动与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形式、组织架构。认为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强化了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而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建构了区域命运共同体。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茶叶跨界流动；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文化共享；民心相通
互惠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形态，其往往反映出一定的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人类学民族学对于互惠的研究形成了以聚落圈层、社会结构为切入点的“库拉”“礼物”等研究特点。如人类学家莫斯认为库拉是一种“竞争性的总体呈献体系”，是互惠关系的一种；马凌诺夫斯基明确提出互惠（reciprocity）原则以解释地方经济交易体系；莫斯则开启了人类学对礼物互惠研究的热潮，强调“物本身是有活力的，基于相互性的赠礼”以及个体及群体间相互进行全面的“礼物——交换道德”。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强调族群间的边界维持在两个族群单位之间，一套有限的文化特征保持了族群界限。但并不意味边界是隔离的，因为文化实体的文化因素影响着族群内不同群体同边界有着连续的组织化的联系。而这一单位往往受互惠关系粘合。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国家界线的明晰，不同国家、地区边界区“物”“人”的双向流动及边民跨国实践愈发正常化、合法化、频发化、规范化，这和作为主体角色的边民之间的互惠往来密不可分。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诸多跨国族群的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进一步研究边民互惠的重要性就在于夯实“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
学界在边民互惠研究方面已取得诸多进展。卢成仁认为帮工、换工的生活和生计互惠模式是中缅边境村落共同体重要基石。贺佳乐认为中老边境边民节日、习俗互惠具有扩大社会关系、增加贸易机会的功能。中越边境边民互惠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周建新认为边民互惠既是“人情”交换，也是“利益”分享。曹贵雄认为边民互惠具有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的特点。何清新则从民间艺术跨境视角，认为创造新的“互惠式的传播”使得艺术主体具有“超越”意义。上述成果反映了互惠研究的边境多维度转向，侧重传统生活生计的作用表现以及人情特征研究，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边民互惠中现代生产技术跨界运用、跨国市场组织生成以及整个过程中所生发的文化特性。为此，笔者以茶叶跨界流动为载体，瑶族边民为研究对象作相关探讨。因为物的流动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互惠的重要基点，物的跨国流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边界联系”。对于物的流动及其背后文化内涵的探讨，重点要放在物自身，其次是交换，更要看到物的双向流动与边民互惠过程、层次。再者，选取瑶族边民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瑶族是迁徙性民族，广泛分布中越边境地区。历史上，瑶族为寻找生存空间、获得耕地、因贸易交往等原因前往越南，具有“有来有往，双边互动”的规律。且茶叶在中越瑶族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边民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广植于边境地带。茶叶的、民族的跨界分布格局明显。而以往关于跨境瑶族的研究却很少提到边民的互惠，故本文就茶叶跨界流动与瑶族边民传统互惠、生产性互惠、组织架构、文化共享特性作相关探讨。
笔者于2018年8月、11月，2019年5月、10月先后四次到中国天保口岸及猛硐瑶族乡的响水、小响水、龙头、垮土、长地等瑶寨开展田野工作。猛硐瑶族乡位于云南省麻栗坡县西南部，东北与国家一级口岸天保口岸接界，东与越南河江省老寨、南汀接壤，现有瑶族 1777 户，人口 7069 人。由于历史原因，迁徙到此的瑶族在中国境内和越南境内都有分布，以猛硐居多，分布于中越边境线的瑶族有着相通的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等。早在清朝时期，茶叶就是猛硐瑶族人民驮运到越南河阳 （今河江） 换回食盐的外贸商品。今猛硐瑶族乡仍有几百年的老茶树，老山茶还荣获中国云南省首届春茶交易会铜奖。在双方瑶族互动往来中，茶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日常礼尚往来的茶俗 （围坐火塘烤茶吃、饭桌茶习酒礼）、共享的婚俗茶礼等。
以往人类学民族学互惠的研究多限于生活性、生计性互惠，后逐渐关注生产性互惠。正如学者秦红增指出的，村庄的生产交换兼具商品性、互惠性，有着“团体格局”性质的乡村人际关系是村民们获取社会资本和利益的新形势。以往边民间习俗的、亲属的、人情的互惠很大程度上助推着区域利益的、命运的共同体建构，不仅人情相熟，更是利益相关、命运相连。
（一） 亲属互惠。基于历史原因，中越瑶族边民多有亲属关系，也有因跨国婚姻缔结的姻亲关系，在困难时期相互帮扶，家中缺乏粮食或者其它必需品时往往互通有无。正如受访对象盘 YJ所言：“以前我们家吃不饱饭，越南的亲戚会给一些包谷帮助我们，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他们有什么需要，在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帮助他们。”现如今边境贸易活跃，茶叶交易也愈发频繁，中越瑶族边民串门子、走亲戚也是一种日常。
我原来是响水茶厂（1982 年） 的会计，2003 年才退休回家，印象中茶厂收购越南的茶叶是在1999年前后，茶厂能够收他们的茶叶也是因为我在里面做会计，并且越南那边加工好茶叶拿过来卖的瑶族也都是我们的亲戚，我姐还嫁过去了呢。还有一些瑶族是我哥他们的亲戚，送过来的茶我都收了，原来他们那边要送茶叶过来给我们很困难，爬上老山的路又绕又多陡坡，一般通过小平寨过来。越南瑶族的茶我大概就收了两三年，因为我只干到了2003年。越南瑶族亲戚的茶叶没在我们这边交易后，中国天保口岸与越南清水河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完备了，营商环境也不错，且从越南瑶族茶叶产地、加工点到口岸也近，他们就把茶叶拿到天保口岸卖给中国老板了。
（二）人情互惠。瑶族边民跨界的熟人关系除血缘关系外，也包含日常跨国实践交往中建立的业缘关系，这样一种抽象的、无形的互惠关系可能会在特定时刻、场域发生实质利益性转变，如：越南瑶族为中国瑶族提供越南茶产地相关信息，作为回馈，中国瑶族也会为越南瑶族提供天保口岸地区帮工信息，以实现信息的共享，进而得到实际利益。越南瑶民B?n V?n Qu?nh，原来在中国境内跟随建房子的瑶族包工头打杂，习得技术后便带着寨子里的同胞来天保口岸地区找活计做。B?n V?n Qu?nh 寨子周边山区有野树茶或价格低于中国边境本地的茶叶时，他们往往售卖给打工的东家，如果量少甚至会赠予东家，也有中国的茶老板向他们了解越南古树茶的分布、开发情况等。
放眼边境我们看到，在跨国市场交换的生产过程、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互惠现象，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生产性互惠尤为突出，而恰恰这一生产性互惠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本文研究的瑶族跨界互惠除了传统的生活性互惠以外，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了瑶族边民生产性的互惠。生产性互惠表现在茶叶跨界流动的过程中，如技术互惠、贸易互惠等。所讨论的边民生产性互惠表现也是具有跨界的“团体格局”性质的。
（一） 技术交流
技术作为物质力量通常与科学紧密联系，为科学所支配，也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享有。为追求共赢利益，与茶叶相关技术的跨界实践也筑牢着瑶族边民互惠的基石。
1.种植技术。一山分两林，作为中越边境分界的大山中生长的茶树养育着数代瑶族边民，山水分流而茶叶共享。茶叶的种植可以看做对资源的改造、适应，也是对共有资源的维护与常续使用。事实上，茶叶的种植与瑶族的迁徙具有重要关联，其迁徙分布史一定程度上也是茶叶种植史。跨境而居的瑶族种植技术的交流包括了幼植移栽、撒种育苗、扦插等，种植方式的多元化蕴含着瑶族边民地方性物候知识，因而其跨境的交流则丰富了作物种植知识谱系。
说到茶叶，我们瑶族和茶叶是很有渊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迁徙的民族，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决定在哪里垦荒，我们就要种茶树，以前迁徙都要带着籽种的。我们喜爱喝茶，有早茶、午茶、下午茶、晚茶。原来没有扦插技术，我们都是直接用茶叶籽播种。扦插的茶树根主要盘在地表，不像用籽种下去的根长得很深，所以种植方式不同口味也不一样。直到现在，中国和越南的瑶族都还会用茶树籽种来种植，不过我们中国的瑶族更多用扦插技术了。与猛硐相近的越南瑶寨有大量古茶树，据说他们那边七八百年树龄的老茶树有很多。我们在越南设厂主要收他们的大树茶，也会教他们扦插技术，我们还会把他们的茶苗带回来种植，因为越南那边原始林里的有优质的古茶树，每年开花结果，成熟的茶果掉在古茶树下会长出小茶树苗，加之我们两边的都是沙土地，也容易养活。
2.采摘技术。茶叶的采摘时节主要集中在夏、春、秋三季，中越瑶族边民在采摘技术上略有差异，中国瑶族边民多手工采摘，按采摘等级分为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一芽、四叶一芽等，如越南手把茶为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部分晒青白茶为三叶一芽，等；采摘方式可分为机器采摘和人工采摘，越南台地茶多为机器采摘，部分古树茶也用机器采摘。首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手工茶价格高，茶商根据茶叶级别进行分类采摘，边民也可获得更多收入；而越南部分瑶族边民缺乏较好的加工技术和销售路径，机器采摘与手工采摘收入无异，反而效率更高。但在越南瑶族聚集的没电的地方，还是靠人工采摘。可见，采摘技术的异同，受一定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要素的影响，且技术成本与效率收益成正相关。诚然，我们也要看到采摘技术的交流对于促进跨界瑶族地区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同时也加速了技术迭代，使得中越瑶族边民都能从中获益。
3.技术培训。为获得品质不错的茶叶毛料，中国的茶业公司还会专门安排相关茶叶加工技术人员到越南瑶族茶叶加工基地进行培训。公司负责越南茶叶生产端的工作人员 （瑶族） 还会把加工机器带到越南的加工基地，并教越南瑶族边民使用方法。如萎凋机的跨界流动，到越南瑶族茶叶基地的技术培训员盘 WD告诉笔者：“我们的加工厂选址都是要选在他们那边通电的地方，不然像萎凋机、风扇等吹水分的机器都用不了。”且越南多私人小作坊，部分越南瑶寨制茶的家庭作坊使用的手动杀青机、揉茶机也在中国瑶族的互帮互助下改装为电动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
（二） 跨界投资、交易
随着中方天保口岸的建设、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扶持、中越边民贸易畅通，越南瑶族拥有茶叶资源的自然要素，为中越瑶族茶业资本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条件，两相结合的跨界交易是交换形式之一，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毗邻而居、相通的民族语言、相近的亲属关系则是中国边民到越南投资的重要因素。市场对于交换共同体内部性、外部性的建构具有积极作用，且共同体基于利润动机发生交易行为时，甚至会形成“交易民族”（trading people）。资本要素则是促成交易的重要手段，影响着交易过程的发生。一般而言，资本要素指通过直接和间接形式，最终投入产品生产过程的资本货物（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原材料等） 和金融资产。笔者讨论的资本要素既有看得见的物也有无形的物，有形要素如实实在在的茶叶、金钱、人力、土地、设备，等；无形要素则包括跨界的地方性知识、区域社会关系、行业行情、共享的民族文化，等。此类资本的双向流动关键还在于流动前、流动时、流动后的互惠。根据调查，目前中国的瑶族边民资本要素的流动主要为资金投入，鉴于人民币与越南盾兑换汇率，交易过程中以人民币为主。如投资建厂等活动是超越边民互市的跨国贸易往来，涉及两国语言交流、政策明细。而基于地缘、族源的优势，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往往在语言上具有先天优势，除国籍身份具备的国语外，双方也兼通瑶语。这不仅带来语言便利，也熟络了双方情感，同时也为中国瑶族边民到越南瑶族地区、非瑶族地区提供了了解投资环境窗口。再而，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等是吸引中国瑶族选择到越南投资的资本要素。另一方面，越南瑶族吸纳中国瑶族资金投入的同时也带动了越南瑶族民众就业、增加了收入。而诸如此类跨国投资行为的背后，我们追溯其民族身份，不难发现，基于跨国贸易规则，似乎于跨界民族内部生成了一套交易体系/规则。
我起家生意做的是木材，直到现在也还在做。我去越南的时间比较早，1991年去时大概了解了越南那边的茶，做茶叶是在1993年开始的。对于我而言，什么生意好赚钱就去做什么，越南那边和我们做生意的人多半是瑶族，也是蓝靛瑶，我们并不是亲戚，只是做生意、出国旅游或者熟人介绍而结交的朋友，既然大家互惠互利就一起合作了。我在越南河江开茶厂主要是投钱，起初投了3万块钱，场地经越南瑶族合伙人介绍、自己考察便定了下来。茶厂名字叫“清水河新寨社茶厂”，因为越南那边习惯叫社嘛，所以也就尊重他们的叫法。
一般来讲，传统互惠组织靠的是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来维持。这样的互惠形式可以满足边民的基本生活，而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在生产性互惠里靠的不止亲缘、血缘、地缘那么简单，更为强调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这一生产性互惠组织更倾向于市场产业化、专业化，是跨境产业链重要一环，是边民自发力量使然。经济学中把产业组织看做是产业的“集合体”，有一定的结构条件，强调集合体中诸元素之间存在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放于边境，则更为强调边民的生产性互惠，因为这一属性决定了边民发生跨国交易行为的长期性、稳定性，是经济要素与民族建构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早在清末时期，猛硐的瑶家人便用寨子里制作的茶叶拿到越南河江换取盐，民国时期还会以茶到越南河江换衣物及其它生活必需品，这并非散乱活动而是有组织的 （马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猛硐地区瑶寨纷纷成立了集体茶厂，生产的茶叶则由麻栗坡县对外贸易公司收购。而这一时期，瑶族边民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靠工分吃饭，民间尚无条件开展跨国交易，因而也无法形成相关互惠组织；改革开放后，集体茶厂转为私营，并且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口岸建设发展，双方瑶族边民茶叶跨界交易也日益频繁。而诸多生产性互惠组织建构则离不开“兴边富民行动”边境建设工程，以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越两国的通力合作。
（一） 茶厂/合作社+公司
猛硐响水瑶寨历来就有很多加工茶叶的瑶族人家，保存有加工技术，且地理位置优越，茶叶的收取、加工、运输比较方便。响水茶厂 1965年筹建，1966年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多个生产队联合办厂。当时响水、马嘿、龙头、小响水、垮土 （下垮土一二组）、小平寨、那些、铜塔以及周边寨子的茶叶都收到响水茶厂集体加工，再由麻栗坡县外贸公司统一收购。1982年，响水茶厂被私人承包并发展至今，既收购中国的茶叶也收购越南的茶叶，加工的茶叶依然卖给外贸公司。随着经济建设与社会经济组织改制，外贸公司被麻栗坡当地人收购，且于2007年在外贸公司原址建立了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对接了原来外贸公司的茶源、茶厂，在越南开辟新的茶叶来源，又于猛硐瑶族乡开设茶叶种植基地。据不完全统计，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每年的茶叶约有一半来自越南，这一半中又约有一半由地方茶厂提供，另一半公司直接到越南收购。
为整合茶叶资源，公司联合当地能人办合作社现象愈发频出。社员与越南瑶族边民茶叶交易的主要时间节点为 3至 5月份，地点为相近的瑶族寨子，如中国的小平寨与越南的南达寨。交易鲜茶数量不等，边民个人单次收购数量少则几斤多则几十斤，收购的鲜茶则直接卖到合作社赚取差价，由合作社统一加工后再发货给合作公司。
垮土瑶寨的麻栗坡县茶坪山古树茶茶叶加工专业合作社，是一家成立不到2年的合作社，由杭州帝洛大健康产业发展公司联合当地农户所建。合作方式为公司+合作社+农户，农户采摘，合作社收取进行粗加工，公司精加工以作品牌销售。合作社直接挂钩农户42家，拥有茶叶资源3000余亩，成片分布于茶坪山，以古树茶居多。合作社开在上垮土寨子，茶叶晒青基地设在坝子村，每年粗加工茶叶3吨左右，帝洛公司直接收取，采摘的茶叶每斤平均售价30元，保底价20元。而每年合作社直接或间接向越南瑶族边民收购茶叶2~3吨，社员也会收购越南边民的卖给合作社，但数量不详。
（二） 越南瑶族边民的茶组织
当中国的公司收购越南的茶叶时，往往由越南的茶厂或者地方茶农建立的家庭作坊在村寨收购加工再转卖给中国公司。据猛硐瑶寨做茶叶生意的老板介绍，越南瑶族边民寨里寨外、房前屋后茶叶成片种植，初级加工的茶多由中国茶商在越南的某个寨子或者区域集中定点收购，再用本地劳动力按商家要求就地加工。制为干茶后再装车过境卖于中国境内茶商。在越南进行茶叶加工的过程中，由越南瑶族寨子里的头人组织带领越南边民把自家采集的鲜茶到固定的收购点称斤卖钱，有时几个寨子的人也会联合起来一同送往收购点，因为收购点不固定，如有变化也由当地头人通知转告。
（三） 电商组织
随着交通网互联网的发展，中越瑶族边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和“快速交通”给聚落、社区带来的变化是人口的、资金的、商品的、文化的、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时空张缩效应，高速移动性的打破了自然地理、政治上的阻隔，扩大了社会交往的空间，也加速了不同空间之间的互动。同时，近些年随着旅游交通业的发展，为茶叶远销提供了可能，许多边民在微信微店或淘宝开起了自家店铺，出售特色农副产品，茶叶则包括当地瑶寨茶、越南茶、缅甸茶等。茶商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等网络社交平台从茶源到加工再到成品为茶叶做宣传，以期网络的互动能够带来更多经济价值。
盘JX现经营着天保口岸“瑶家妹老兵之家”，2015年之前，她在山上开小卖铺做小本生意，卖干农活所需手套等用具以及学习用具、生活用品等。每年四二八纪念日、建军节、建党节、国庆节等节日来老山的老兵大多都会找她带路，但相关部门考虑到每年老兵上山找她比较麻烦，便让她下山，在天保口岸为她提供场地以及相关商品。起初相关单位和部门为其提供战役纪念品供来旅游的老兵采购，相关部门按百分比分利的形式让她经营。盘 JX觉得老山的茶叶挺有特色，便把茶叶也拿到店里卖，一开始散装卖，后做出包装袋进行加工处理。茶叶来源为山上老家瑶族自己种植采摘加工的生态茶或越南茶叶。为丰富产品类型，她又跟随丈夫到瑞丽口岸等地学习，获得了一些进货资源渠道。先后引进缅甸红茶、越南白茶等进口产品，经过网络社交平台发售全国。
我们在讨论某一民族、地区文化特性的时候，往往“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的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边境地区长期生存着不同族别的边民，其在特殊历史时期共同塑造了现如今跨越边界的自然景观生态与文化交结链，且跨越国界的不同民族、族群彼此相关，这一虚拟社区是国界两侧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接触区。同时边境地区也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兴边富民”政策实施而发展，跨界区同一民族、不同民族间交流呈现由“立”转“破”趋势；物，流进流出，人，你来我往。所生发的跨界文化共享，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合作、互惠关系的反映，共享则是文化的基本特质与表现形式。在新形势下，跨界的文化共享，到底是什么样的共享或者说共享着什么？笔者认为随着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发展、生产性互惠组织建构，其作用的文化共享因子包括三个维度：一是生态文化理念的共享；二是跨界流动强化了传统的瑶族茶俗文化；三是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
（一） 共享的生态文化理念。大山是瑶族人民生存之地，也是保存和延续瑶族文化的天然屏障。居山和历史时期的游耕是塑造和形成瑶族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生产瑶族各种文化现象的根源并影响着瑶族文化的发展程度和发展趋向。可以说，瑶族由于独特的文化秉性，其悠久的民族文化本身就拥有着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化理念。再从茶叶种植区与瑶民居住环境来看，具有“茶山之下建家屋，家屋周边耕农田；山水四流环村寨，稻香鱼肥美人院”的生态格局。瑶家人特别注重山中水源保护，同时茶山有着良性排灌系统，且不给茶树打农药施化肥，茶山生态保护完好。另外瑶族讲求天人感应、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等理念，这在中越瑶族宗教信仰中也有体现，如度戒仪式（俗称过法） 中的“十戒十问”，“一戒不得争天霸地，咒骂天地日月星辰”；十善业道经里的“身三善业戒”，“不杀生—不杀害物命”。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乃至宇宙是一体的，应该维持共同的和谐、均衡关系。这为边境地区“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提供了民族的生态文化理念，也让人意识到边境一线、口岸周边生态保护是沿线国家共同议题，边民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 强化了民族茶俗文化。茶叶的跨界流动与生产性互惠形式加速了中越瑶族边民往来，强化了传统的茶俗文化。茶，不仅是中越瑶家人的日常饮品，在婚礼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瑶族婚俗中，媒人为双方说亲见面时，男方要带着半斤茶表示心意，如果双方都看得上，那么在双方订婚时，男方还要带半斤茶叶来送礼，结婚那天也是要带半斤茶叶，这样才符合礼俗。又如日常山歌传唱，把茶叶芽尖或者茶心用来比喻人心的甜美。在笔者调查的瑶寨中，从越南嫁过来的女性几乎都是瑶族，同时也有来此务工和走亲戚的瑶族人，在对她们的访谈中得知，除却部分差异，中越瑶族传统茶俗茶文化也是相通的。且随着双方瑶族边民的茶叶跨国贸易开展以及民间习俗活动密切往来，更是强化了这一文化共享性。
（三） 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上文研究表明，茶叶跨界流动中的技术交流包括采摘技术、技术培训、机器安装、设备使用等，是一系列技术规则的共享，同时跨国贸易投资，建厂取名、选地表现出相互尊重的和谐市场秩序。而跨国合作组织、公司等呈现了茶叶跨界流动的产业化趋势，是跨境合作成功之雏形。诸多要素构成了共享的市场文化规则，直接体现在以下方面：1.跨国贸易通关合作，包括包装、运输与通关合作。2.当有着共谋发展的机遇，中越瑶族边民往往秉持互惠原则，越南瑶族边民学习中国瑶族边民手工采摘“一叶一芽”等技术，中国瑶族边民则尊重越南边民“四叶一芽”或“五叶一芽”采摘方式制作而成的手把茶，且手把茶也受中国内陆一定消费市场欢迎。3.茶叶生产的跨界分工，从越南过货的茶叶多为初级加工，中国瑶族边民购至麻栗坡县边境贸易合作区后进行精细加工，加工地点或在口岸区或在麻栗坡县城。有的茶叶收购商通过天保口岸直接到越南收购茶叶，越南的瑶族边民根据茶商要求采茶再就地初加工，通过口岸拉到精加工地。一言以蔽之，共享的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包括了尊重地方性文化知识、边民主体诚信参与、区域产业链跨界合作分工三个主要方面。
从互惠性到文化共享性研究表明，茶叶的跨界流动视角让我们看到中越瑶族边民生产性互惠是当下跨境合作的长效机制。因为不管着眼于“民心相通”或是“兴边富民”，边民生产性互惠研究都显得尤为重要。而传统意义上的互惠与生产性互惠是递进并包关系，时下“一带一路”倡议则直接助推了生产性互惠发展。且新形势下的文化共享对边民生产性互惠起着重要作用，是民族文化理念的区域生态共同体表达，也是跨界市场文化规则塑造不可或缺的文化形态。也向我们传达了：共同的默契、相通的行为准则、专业化贸易合作、文化的共享等基本要素建构着区域命运共同体。因而，加强跨界区物的流动与边民互惠研究，对于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人文基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早期边民互惠研究中，范宏贵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中越边境贸易，对各边境段作概述性分析，并研究了中越跨境民族概况。而周建新则从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理、人文互动出发，提出了“和平跨居论”，认为政治机制规约和文化机制调适是两种跨居模式。进一步指出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是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将长期存在，跨国民族现象则是一种“和平跨居”的互惠互利双赢模式。而如何使跨国民族在既有国家发展繁荣，是国家和跨国民族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也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如学者秦红增带领团队开展口岸城镇化研究，提炼出口岸与城市相融合、前岸中区后市以及口岸小镇三种口岸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而以跨境民族走廊视角来探讨“口岸人类学”。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并结合本研究不难发现，边民互惠层次、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对不同时期边民互惠性质的把握，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发展规律与实际问题的解决。
通过本研究，我们也能看到“跨界人类学”国家边界“两个社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区域”的持续探索以及“边境人类学”民族志文本书写，应该秉持“边民主位”视角把积极跨界的“边民”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同时把握流动性与民族性。流动性，基于物的跨界流动来理解，这一物的来源去处以及与所有者的关系，一物是囊括的。通过物的跨界流动产生的社会现象剖析文化内涵。民族性，对边民互惠的研究不应忽视其民族性，民族文化是多样的，边民跨国实践的互惠行为往往受民族习性影响。研究方法上倡导一种“持续的线索田野工作”，田野点某条线索可能是织起一张网的线头，抓住一条主线往往能使研究者“循着人或物移动的轨迹生发出来的各种现象去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上的整体宏观理解”。而线头的抓取则需在持续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形成一种“田野人格”，包括打入田野点社会关系网、田野材料证实等“文化田野”技巧。
【作者简介】邓玉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夏福立，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民主位视角下中越陆路口岸跨境合作研究”（18CMZ042）。
（本文系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成果。本次田野调查特别感谢麻栗坡县韵霖茶业有限公司、紫鹃茶合作社、茶坪山古树茶茶叶加工专业合作社、醇源茶厂、老山天香茶业垮土古树茶，瑶家妹老兵之家，越南清水河新寨社茶厂，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研项目以及猛硐瑶族乡诸多瑶家人给予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内容转载自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原文发表于《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