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过去三百年来，连结中蒙俄的茶叶之路，从来都不曾寂寞。
近年来，蜚声中外的茶叶之路引起史学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翻阅史料可知，17世纪末，中国清代(康熙早期)在世界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上兴起的茶叶之路，自始至终洋溢着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是近代才出现在欧亚大陆上的国际商路，与两千多年前出现的丝绸之路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区别。
据可考的文字记载，清代的归化城(呼和浩特)正处在大清版图的中心位置。这里聚集着数以百计的商家，是专事对俄蒙贸易的中国通司商人(指会翻译的商人)的大本营，成为对俄贸易的重要商业桥头堡。
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邓九刚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与丝绸之路相比，当我们谈论茶叶之路时，必须将其放置于世界近代史和欧亚大陆广阔的时空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和研究。
资料图：采茶工人忙着采摘、制茶。赵春亮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茶是什么时候传到西方的?
邓九刚：17世纪末开始，中国茶逐渐风靡世界。当时中国茶叶出口已超过瓷器和丝绸，约占出口货物的90%。欧洲人以茶为极品，尤其是在英国，甚至自成一套茶文化。
历经数百年，中国茶叶和茶文化通过茶叶之路传播至世界各地，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2019年，第7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每年5月21日定为“国际茶日”。这无疑是对中国茶和茶文化的肯定与褒奖，是属于中国的荣耀。
中新社记者：谈到茶叶之路就要谈到呼和浩特、大盛魁商号，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邓九刚：纵观中外，当人们谈到茶叶之路时，不约而同都会提到一座城市，那就是呼和浩特。
俄罗斯有关呼和浩特的记载是在1638年，而这也是中国茶叶首次进入俄罗斯的时间。大约从那时起，呼和浩特这座城市的名字就深深印在俄罗斯人的脑海中。
呼和浩特，曾有一家巨型商号大盛魁。这家活跃于万里茶道的中国旗舰商号，是谈论茶叶之路时绕不开的话题。
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呼和浩特商业集团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群，其历史迄今已逾300年，几乎可与大清王朝相比肩，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据史料记载，大盛魁的经营范围以呼和浩特为中心，西至阿拉善，东到海拉尔，覆盖包头、集宁、通辽等地，并延伸至蒙古国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俄罗斯莫斯科等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在茶叶之路兴盛的历史过程中，大盛魁形成了十分庞大的组织机构，在北京、济南、上海、杭州、汉口、山西多地，以及后来在蒙古国、俄罗斯一些城市设有自己的分庄分厂，有钱庄票号。
除了是一家业务量非常庞大的茶商，大盛魁同时还是一家拥有庞大运力的驼商。极盛时，大盛魁拥有员工六七千人、骆驼近两万峰。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时代，骆驼的拥有数量是一家商号实力的重要标志，因为在茫茫草原戈壁和沙漠，骆驼是唯一的运力。
资料图：莫尼山非遗小镇外景。郝宁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谈茶叶之路必须要放置在欧亚大陆这个层面上探讨?
邓九刚：首先出于地理的原因。众所周知，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虽然分别是两个地理单元，但实际上两个大陆从来都是连接在一起、没有阻隔的广袤土地，为欧亚大陆之间的交流沟通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正因如此，在更久以前，著名的丝绸之路就已将两个大陆连接在一起。
此外，按照经济规律讲，17世纪的中国(清朝)与俄罗斯，由于在经济方面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必然为两国带来商业方面的机遇。如此一来，就给两个大陆之间的商业往来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
数千年来欧亚大陆之间的商贸往来正是借助这种便利得以发展，两个大陆之间商贸、文化、宗教的交流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千年至五千年前。交流加深了解和互信，这种便利也正是茶叶之路得以开辟和繁荣的得天独厚条件。
中新社记者：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是一条怎样的路?
邓九刚：事实上，茶叶之路像丝绸之路一样，都是东西走向，横亘于欧亚大陆的陆上大通道，所承载的除了商贸，还包括了国际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诸多交流。
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抵达罗马、法国等西欧国家，而茶叶之路则是纵贯蒙古高原经西伯利亚直抵位于欧洲东部的莫斯科。
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更具有现代商业精神，所承载的商业内容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
俄罗斯正是依赖茶叶之路上的商贸交流，得到产自中国中原各地的粮食、布匹、丝绸、茶叶等物资，完成了对寒冷、广袤的西伯利亚的开发和行政治理的巩固，使新拓殖的西伯利亚走向繁荣，也使边贸城市恰克图由一个小小的荒村华丽转身，成长为俄罗斯人引以为傲的东方明珠、19世纪世界最富有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来自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马匹、皮毛和珍贵的药材等物资也极大丰富了中国的社会生活，马匹还充实了军队的装备。此外，文化交流获得发展，中国的四书五经被译成俄文，俄罗斯人在北京建起了东正教堂。
资料图：武义县茶园。何啸江 摄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关于茶叶之路，中国各地都举行过哪些国际、国内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中国的商贸以及对外开放有什么样的价值?
邓九刚：其实，过去三百年来，连结中蒙俄的茶叶之路，从来都不曾寂寞。
不管三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呈现何种状态，贸易交往和文化、民间交流，就像冲出峡谷的河水般愈加汹涌澎湃。物资流动的数量与日俱增，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不知不觉间出现大片庄稼，从中国引入的茶园也出现在遥远的格鲁吉亚。而在呼和浩特，许多家庭的火炕上铺着俄罗斯毛毯。
近年来，中蒙俄三国交往频率已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物资往来，发展到文化、体育、教育交流，三国联合举办的体育赛事、摩托车拉力赛、汽车拉力赛、绘画联展、学术研讨活动等频频举行。
2011年，中蒙俄三国开启“中蒙俄茶叶之路沿线城市市长峰会”机制，2013年交由万里茶道协作体负责，至今已连续举办8届，活动内容也不断丰富提升。
今年在内蒙古多伦诺尔举办的茶叶之路活动更是扩展了中蒙俄茶叶之路沿线城市之间的合作，彰显了务实精神，为推动茶叶之路沿线城市的发展提供无限活力。相信收获的季节就在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受访者简介：
邓九刚，1948年出生，呼和浩特人。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生班。自幼酷爱文学，熟读中外文学名著，亲历过多种行业，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创作，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电影、电视剧本，达三百余万字。代表作《大盛魁商号》《走西口》《茶叶之路》《回望驼城》。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名誉委员、万里茶道协作体(中国)副主席、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内蒙古文史馆研究员，享有2013年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荣誉称号。
来源：中国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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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在摩洛哥拉巴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会议现场，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接受评审。新华社图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在得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的消息之后，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海岚。她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历史研究和传承创新。
茶文化在我国根植深厚，底蕴悠久，从此次申报涉及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也可见一斑。“此次申遗联动了6个省份、4大茶区，且由全国15个省44个涉茶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是迄今为止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中，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一次。”张海岚说。
与藏医药浴法、侗族大歌、送王船等地方特色显著的人类非遗相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影响范围遍及全球。茶叶是风行世界的饮品。如果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制茶与茶文化无疑可以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源自中国的古老植物饮品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生成又不断发展流变，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和文化。
“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60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直接或间接源自中国。”张海岚说，“茶叶之路，亦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
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人类非遗
记者：您之前有关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这件事吗?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原来制茶还不是非遗啊”。茶文化和中国人联系太紧密了，历史也太悠久了。
张海岚：这个申遗的事情我一直在持续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次申遗也是联动了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浙江省、云南省、福建省6个省份，集中于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事实上，这些项目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次申遗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囊括了前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相关茶技艺和习俗项目，由全国15个省44个涉茶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是迄今为止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中，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一次。因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评定不同于国家级的非遗申报，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申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定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一般来说都是由国家汇集某一类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项目合成一个大主题进行申报。
记者：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其中既包括“制茶技艺”也包括“相关习俗”。能介绍下这两者间的关联吗?
张海岚：本次入选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堪称我国历次人类非遗申报项目中的“体量之最”，共涉及15个省(区、市)的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再加工茶等传统制茶技艺和径山茶宴、赶茶场、潮州工夫茶艺等相关习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制茶师根据当地风土，运用杀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制等核心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共计2000多种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这就是茶的制作技艺。
而相关茶俗指的是在长期对茶的饮用的基础上，各地形成的民间习俗。比如，广西的瑶族油茶习俗，就是居住在南岭走廊山区的瑶族，根据南岭山地潮湿、瘴气重的气候而形成的饮食习惯，瑶族油茶制作又称打油茶，有洗茶、打茶、煮茶、滤茶等工序。打油茶一般用自种自制茶叶。长期传承过程中，在瑶族人民人生礼仪的婚丧嫁娶、婴儿满月、老人过寿等民俗中形成一定茶礼、茶俗、茶规。瑶家有客来时，女性在火塘边打油茶唱山歌。这就是饮茶而产生的习俗。
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的茶园，与张跃华合作的茶农在采摘鲜叶(2022年3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资料图
茶从中国起源，遍及世界
记者：和藏医药等人类非遗相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的影响范围要大很多，茶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种重要的饮品。这些世界各地的制茶、饮茶习俗都是来源于中国吗?茶文化的“朋友圈”有多大?
张海岚：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的文明饮料之一，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饮茶风尚遍及全球。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六十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直接或间接源自中国。
中国是茶树的起源地，也是最早进行茶叶人工栽培和制作的国家。茶叶之路，亦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
中国的茶，从宋朝的时候茶叶开始外销，到明朝时茶叶和瓷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外销产品。明朝时期最重要的海港是在泉州一带，福建人把“茶”字读做“dei”，这个读音也就跟着传到欧洲去了，就是法文的“the”和英文的“tea”，我国北方的发音是“cha”，所以从西北陆路传出去的地方称茶为“chai”。你要在波斯语族、突厥语族的国家说“tea”没人懂，但要是说“chai”，他们就明白了;俄罗斯也是读“chai”。这个现象与茶的传播路线是有关系的。
以茶在欧洲的传播为例，欧洲人是在16世纪开始获知茶叶的，但最初向欧洲介绍茶叶的并不是那些初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而是一位名叫拉木学的意大利学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茶叶。拉木学在155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根据一个波斯人的说法，中国出产一种被称为茶的植物，用水烹煮，可治多种疾病。而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则是荷兰人，时间大约在1610年。茶叶引入荷兰后，饮茶随之而起。荷兰是欧洲最早开始出现饮茶之风的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人的著作而开始认识茶叶。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茶在18世纪成为英中贸易的核心商品，长期处于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为贸易商赚来了高额利润，到1867年，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增至131万担，占世界茶叶出口量的90%以上。
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下，红茶在18世纪得到了大发展，英国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红茶为主，下午茶为特色的饮茶习惯。直至今日，红茶已然成为英国的“国饮”，而这一切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积极发展红茶贸易来实现的。
此后，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传入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英、法殖民地。到19世纪，中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
再比如日本的茶道，日本原先既无茶树，也无饮茶的习惯。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大批日本使节、僧侣扬帆渡海，前来中国学习文化，并把中国文化带回到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饮茶的方法和茶树的种子也就传到了日本。
《茶经》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但弘仁茶风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而没有扎根到社会底层，所以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
点茶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荣西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此后，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
快节奏时代，中国茶品味“慢生活”
记者：所谓茶与咖啡之争在国内一直存在，“茶”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径吗?
张海岚：这个所谓的争论，应该是在商业扩展上来说吧。茶的普及要比咖啡早，然而茶经济远没有咖啡经济那么发达。茶与咖啡，看起来很普通的两样饮品，但是却与经济、文化、政治等息息相关。今天的茶与咖啡都属于大规模的商业化运作，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来看，茶文化、茶经济和咖啡文化、咖啡经济相比则略有逊色。这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二战以后，咖啡作为一个产业，迅速崛起，而且咖啡豆的生产和咖啡店的兴起迅速将咖啡卷为一种全球化的贸易，所以无论是生产的标准化还是产品的标准化，咖啡都走在了茶的前端，而且速溶咖啡的出现更加适应了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节奏，茶代表的悠闲的、自适的东方文化逐渐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失去话语权。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越来越多的贴近年轻人的茶饮品牌出现，比如前几年火爆一时的喜茶、奈雪的茶为代表的快消品奶茶，这两年又以体验空间为主的纯茶品牌tea'stone为代表的茶饮店，都可以看到茶在现代都市中的商业突围和尝试。同时，作为一个茶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我们也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的现代性进行着反思，上海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自己品味和个性化装修的中式茶馆，这些茶馆无论是从整体装修格调还是茶品的配置上，都传递着一种中式的、东方的慢生活的情调。
我想，随着后疫情时候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许，这正是一杯中国茶可以重新进入大众生活领域的一个好时机。
围炉煮茶
记者：我知道您一直做茶文化研究、传播方面的工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之后，对传承茶文化有什么帮助?未来我们要如何传承、保护这项非遗?
张海岚：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茶的饮用与分享是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以茶待客、长者为先等与茶相关的礼俗彰显着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人文精神。
在茶文化的带动和促进下，我国茶产业快速发展，茶科技水平稳步提高。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在提供可持续生计、增进性别平等，以及促进乡村振兴、保护陆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2020年12月，我们就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五年保护计划(2021—2025)》，将鼓励传承人按照传统方式授徒传艺，依托中职院校和高等院校培养专门人才，巩固代际传承;举办保护传承培训班，加强能力建设;建立研学基地，编写普及读本，开展相关巡展活动，提高青少年的保护意识。同时，通过加强确认和管理、提升建档水平、开展学术研究、完善保护协作机制、维护实践场所、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等措施，实施协同保护行动。文化和旅游部和相关地方政府将积极支持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组织实施系列保护措施，做好该遗产项目的传承与实践。
来源：澎湃新闻、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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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天 同 饮 ｜ “洱” 目 一 新
俄国和中国在刚开始的接触并不是很顺利，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流血事件。到了17世纪末叶，中俄双方对这种敌对战斗的状态都感到了厌倦，《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双方关系带来了曙光，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一切行旅有准往来文票者，许贸易勿禁。”此后中俄边界贸易逐渐活跃，虽然条约签订之后，中俄两国对待对方的态度并未根本改变，中国人为的是自身与俄国边界得到安宁，而俄国人看重的是可以获得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尼布楚条约》使中俄两国明确了边界的概念，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俄长期贸易的开始。中俄贸易素有“彼以皮来，我以茶往”之说，自此，由张家口经蒙古、西伯利亚至俄国，贩运茶、丝为主商品的俄国商队日趋活跃起来，茶叶输出量不断增加，从此二三百头骆驼组成的商队满载着用来交换茶叶的毛皮，艰难跋涉于厄斯克•卡亚克塔边境线。返回莫斯科时，由于每头骆驼须装载4箱茶叶(大约270千克)，因而行程非常缓慢，茶叶从中国南方茶源地的种植者到达俄国人手中，需要16～18个月。漫长的运输过程决定了最早输入俄国的茶叶是砖茶。晒干的碎茶叶经过蒸压，形成体积更小且不易受潮的茶砖。
1692年俄国向中国派出的第一支商队于莫斯科起程，这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伊台斯商队，毫无疑问伊台斯商队成功地前往中国是中俄贸易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促进了中俄以后的贸易来往。
康熙皇帝亲征葛尔丹后，废除政府所设经管内地茶叶与西北游牧民族马匹交换的茶马司，开放内地与蒙古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促进了茶叶向西北地区运销的活跃，地处江汉交汇的武汉于是成为南茶北运的要道。
南茶北运对于交通发达的今天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过去通讯和交通闭塞的年代，中国茶要跋山涉水，几经辗转才能运到目的地。早在明代中叶，我国已经有茶叶输出的历史，输往俄国和欧洲的红茶和砖茶均来自中国江南的产茶区，而经营者却是非产茶之省的晋商。其实，中俄长达万里的茶叶贸易商道最初的起点就在福建武夷山，因晋商对北方游牧地区有丰富的茶叶销售经验，觉得武夷山茶源好，价格低有廉价劳动力，发展前景和利润空间大，崇安县东南20公里的下梅村就是公认的万里茶路起始点。
为什么说茶叶之路的起点在汉口，这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这条水路进入长江后，从九江到汉口，要逆水行180公里，显得颇不合常理。它为什么要舍弃顺水到大运河，走北京——张家口——多伦的路线，而舍近求远、舍低就高去汉口呢？据晋商常家第16代传人常士宣所说，有两大原因：一是京杭运河承担运粮、运盐、运铜等朝廷任务，茶叶运输高峰的四五月间，正值南方大批粮食上调京师之时，难以挤入；二是汉口——汉水——张家口——恰克图这条路线，沿途晋商云集，易照应，且有沿途批销、分散茶货的妙用。
17、18世纪，海路不畅通，丝绸之路淡出，俄国对华贸易却因新辟的茶路有了保障。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两国茶叶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俄国对茶叶的巨量需求，催生了多条自中国南方茶叶产地至俄内陆腹地的茶叶贸易线路。
相关专家对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及湖北羊楼洞等中国南方茶叶原产地探访发现，中俄万里茶道最古老的两条主线，一条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精明的山西商人收购茶叶后制成砖茶，由河口走水路，沿西北方向穿江西、至湖北，在汉口集聚后，走汉江商路至襄阳再北上；另一条，从湖南安化起，沿资江过洞庭湖，穿越两湖地区，经湖北羊楼洞在汉口集聚。这两条茶源线路在汉口集聚后，再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库伦)到达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再在俄国境内延伸，经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图伦、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鄂木茨克、秋明、叶卡捷琳堡、昆古尔、喀山、下诺夫哥罗镇、莫斯科，最后抵达终点圣彼得堡。
这两条路上终日熙熙攘攘。先是肩挑车推，再是船行江河，接着是骡马，最后是驼队。茶叶在路上辗转一两年，其中从武夷山茶叶原产地出发的线路，总行程达1.3万公里。此线路从江西河口镇开始走水路，河口到汉口，行船680公里，快则1月，慢则4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