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一次换了又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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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元时期的中日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学 滕军

正文共： 15589 字 1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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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南宋、元时期的中日交流

 

北宋的亡国皇帝宋徽宗（1100-1126在位）曾多次主动与日本官方联系，催促建立国交。但均由于日本政府的不称臣政策而被搁置。致使北宋期间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终未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北宋末期，日本政府对中国商船采取限额政策，致使许多中国商船避开官营港口，直接驶入由私家庄园管制的港口，直接与庄园领主进行私贸易。所以1116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商船在日本史料上几乎绝迹。而南宋初期，中国朝野不安，中国方面也没能继续进行与日本的外交活动。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南宋才与金达成和议，双方休战，南宋政权始得稍安。其后，南宋渐次展开与周围各国的交往。

其间，日本新兴的武士势力--平氏集团崛起于政坛。而平氏集团的起家与成功与日宋贸易有密切的关联。其代表人物平清盛（1118-1181）的父亲平忠盛（1069-1153）曾任现佐贺、冈山、兵库地区的知事，1129年和1135年又两次担任濑户及四国地区海域的清剿海盗的总指挥。所谓海盗是指有水军活动能力的沿海豪族。他们首先要劫持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商船或唐物。身为清剿海盗总指明挥的平忠盛终于没能抵挡住唐物的诱惑，于1133年在他担任肥前国神崎庄园的总代管时染指了私贸易。肥前国即现在的佐贺县，神崎庄园位于临海，面对着宋船出没的对马海峡，是鸟羽上皇（1103-1156）的私有庄园。平忠盛与皇族关系甚密才获此要职。据记载，1133年平忠盛假传圣旨，将南宋商船的唐物攫为己有。平忠盛的儿子平清盛继承了父亲在西日本的种种要职，曾担任现熊本、广岛、兵库地区的知事，并在1156年的保元之战和1159年的平治之战中大胜源氏，赢得了皇族的信赖。1160年被破格提升为宰相助理，1167年又被任命为宰相，统揽了国政大权。

平氏一族早就尝到了进行日宋贸易的甜头，平清盛上任后便迫不急待地把私贸易变成了公贸易。在平清盛上任宰相的三年前，即1164年，恰巧南宋一方也与金议和，政局转入安稳期，正谋求与周边国的交往。于是一拍即和，一场规模浩大，以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侣大量来华为主要方式的中日交流高潮便拉开了序幕。

平清盛为了使宋商船停泊在离京都最近的海域，以减少唐物运输中的损耗，特地修建了大轮田泊港（即现在的神户港的前身）。为了疏通宋商船通过的濑户海道，平清盛还特别开凿整治了音户水道。平清盛在神户港附近修建了福原离宫，专门用于监理日宋贸易。1170年，在平清盛的安排下，后白河法皇（1127-1192）亲临福原离宫接见了南宋商人。平清盛以此大造舆论，扩大对宋贸易交往之声势。

1172年，南宋明州（现宁波）地方政府派人给日本政府送去牒状和礼品，牒文中有“赐日本国王” 提法。对此，日本朝野多有议论。有人提出应立即返却牒状，辞退礼品。而平清盛却出于扩大日宋贸易，以此来支撑虚空的国库的考虑。于1173年3月毅然给中方发了复牒，并以后白河法皇（注1）和他本人的名义分别还礼。其礼品有：砂金、剑、泥金工艺盒等。《宋史·日本传》中记载道：“乾道九年（1173）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平清盛以屈尊的代价换取了日宋贸易的莫大利润。平清盛的嗣子平重盛（1138-1179）曾任四国地区的伊予国（现爱媛县）的知事及清剿海贼的军事指挥。子继父业，平重盛也是一位热衷于日宋贸易的武将。1177-1179年间，平重盛派部下妙典7次入宋进行贸易。所获利润不可计数。

就这样，新兴的武士集团--平氏通过日宋贸易稳定了国库的支出，攫取了积山的财富。《平家物语》在描写平氏家族的财产情况时说：“日本全土共有66国，而平氏一族就占了30多个，其外另有无数的田庄。他家里绮罗充室、花锦酒堂、轩骑群集，门前若市。家中有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有缺漏。”其中所云扬州、荆州、吴郡、蜀江等地名无疑都指的是中国的一些地方，其金、珠、绫、锦等宝物也无疑是来自中国的物产。

平清盛不仅自己热衷于日宋贸易，还废除了二百年来的国人不许私自下海的政令，引得豪族、平民、僧侣们争先恐后地涌进南宋。一时间，入宋的日本船只“轴舻相衔”。这从南宋期间120人的来华日僧及南宋15人的东渡僧均是利用来往商船这一史实中可得知其频度。但其中有不少设备不佳的商船遇难海原，漂泊至中国东南沿海。《宋史·日本传》中就记载：“（淳熙）三年（1176），风泊日本船至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据《宋史》载，1183年、1193年、1200年、1202年均有类似事件发生。至1254年，日本政府畏惧西日本地方豪族的经济实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强，便下令其后每年驶宋日船限为五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南宋末期日船来华的频度。

1271年元朝建都北京，版图空前。忽必烈在六次遣使通谕日本臣服而遭拒绝的情况之下，于1273年、1281年两次征伐日本。但由于蒙古族军人不习水战，雇佣来的南宋降兵和高丽降兵无心作战，及日本全国上下的奋起抵抗等原因，两次征伐均遭惨败。由此，整个元代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间没有正式来往。但民间商船的往来却频繁异常。据统计：自1277年至1364年的87年中有42队日本商船入元进行贸易，元朝商船也有一队到达日本。几乎两年便有一队商船往来于中日之间。其中1279年入元的四艘日本商船上竟载有2000余日本人。来往的僧侣的人数也创下了中日交流史上最高记录，自1296年至1368年这70余年中，名留史册的入元僧就达220人，另有13位东渡的中国僧人在录。

虽说日本与元朝没能建立官方关系，但日本政府却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日元贸易。除了借嫡系商人之名参与民间贸易之外，还设立了一种以筹集某项政府工程资金为名而派送的半官方性质的商贸船。1325年，日本政府为筹建整修建长寺的费用而派出了“建长寺船”、1332年以同样的名义派出了“住吉神社船”、1341年又派出出“天龙寺船”。自天龙寺船以后，这种半官方性质的贸易船被统称为天龙寺船而每年来往于中日之间，成为了日本国家财政的补充渠道。这种船出海时有禁卫军护航，装载优质的金砂、泥金漆器、刀剑等日本高档商品。自然，换回的唐物也是最上等的，可卖出高价的。这些贸易船名义上属于民间商人，回来后必须向日本政府缴纳3000-5000贯的铜钱及一定的财物。勿庸说，利润是极其丰厚的。

那么，为什么在我国南宋至元末的这一段时期里会形成如上所述的大量的日本商船和日本僧人涌入中国的历史现象呢？笔者认为：

其一，由于平清盛解除了海禁。在此之前，日本人前往中国之事全由日本政府包办，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文物的热望只能从某些人咀嚼过的东西中得到一点慰籍。这种望梅止渴的煎熬早以难以忍受。所以当平清盛允许私人渡海以后，大批日商、日僧便争先恐后地登陆中国。并且经一些亲眼领略过大陆风情的人的宣传，来华的日本人就更多了。这是元时期的平均年来华日本人的数量几乎是南宋时期的四倍的主要原因。

其二，由于中国禅学进入烂熟昌盛时期。禅学主张“不立文字、立即成佛”，重视坐禅、作务等实践性的修行，这对于有汉学障碍的日本人来说较易接受。又加之，这一时期包括了由新兴武士阶层--源氏家族掌权的镰仓时代（1185-1333）的整个时期。源氏政权为在文化上独树一帜，积极地引进中国禅学，其实力派首领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等都归依禅门，并把禅学做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支柱和必修课。这就引得日本各地禅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僧人们纷纷涌进中国禅寺。为求得中国制造的禅院用品（经书、香炉、木鱼、文房四宝等等）各路商船指向中国。

其三，由于武士阶层的兴起扩大了唐物的需求。在这个时期以前，日本的高层次文化只集中在皇宫及皇宫所在的京都，唐物的追慕及享用者是有限的。而这一时期，日本的国政中心在镰仓，许多没落贵族也从京都逃离，散在地方，又加之出身于农民的武士们的身份的提高，高层次文化的享用人群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的文化用品在日本一路畅销。一些日本人通过唐物认识了中国，又通过亲自去中国而更加喜爱唐物，就这样，在这一时期里，日本形成了一股持续了200多年的中国热，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唐物市场。而中国的商人们坐在家里便可行商，不必漂洋过海，这就造成了这一时期中方的商船几乎没有东渡的史实。

由于大量的日本人能亲自来华，日常性、实践性极强的中国饮茶文化也得到了日本人的较深入的理解。许多来华日商、日僧从中国带回了茶具、茶、茶书，并积极传播饮茶方法和饮茶情趣，由此，这一时期，饮茶在日本获得了大范围的普及。

 

第二节：南宋·元时期的中国制茶及饮茶法

那么，日本人在中国接触到的是怎样一些茶？怎样一些饮茶法呢？为叙述方便，笔者必须再解释一下上一章已涉及到的北宋时期的两种固形茶：

（1）北宋时期的宫廷用精制龙凤团茶。它在制茶技术上虽处于尖端地位，但产量是极少的，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粉、将少量茶粉放入茶碗、点入少量热水、用茶筅（竹制茶刷）搅拌出沫后品饮。

（2）北宋时期的民用粗制饼茶。它在制作技术上承袭唐代的做法，是主流产品。这类茶易于运输、保管，适于大众饮用。它的饮用方法为捣碎、磨成细颗粒状、投入煮沸的茶釜、煎煮出茶花后饮用。

把茶的鲜叶捣碎做成固体形状，本是因为茶最初被起用于药，并列入各类药饼所致。后又因运输（特别是由产茶的江南运至西藏、塞外）、保管之便，一直有固形茶的存在。但在茶的主要作用转向饮用并被大量栽培以后，特别是在自产自销的茶产地，固形茶的延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进入南宋以后，散茶的生产日渐繁盛，且极品叠出。其极品散茶的采摘、制造、收藏的方法是这样的：

（1）采来嫩叶。叶梦得《避暑录话》（1135）中谈到：“草茶极品，惟双井，顾渚，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旗非所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犹可。过是则老矣，此所以难得也。”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中亦强调：“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

（2）蒸熟焙干。朱翌《猗觉寮杂记》（12世纪中期）中说：“得芽即蒸熟焙干。”即茶摘来之后，马上就上锅用热气杀死活性酵素，尔后焙干。

（3）装坛封藏。装茶时，先将一般茶叶装至坛的七、八分，然后将盛有极品茶叶的4个小袋子插到坛中，再用一般茶叶将坛填满，最后，用木盖塞紧，周口边贴上三层纸以防暑湿之气。陈鹄《耆旧续闻》（13世纪初）中说：“自景佑（1034--）以后，洪之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数十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中所言“囊红纱”的做法在日本茶道里尤存。）（图1、2）

      

     图1 日本现今用茶坛                     

 图2  茶坛中的特级茶

关于用红纱囊裹茶陆游也曾屡次提到。如在他的〈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东丁院汲泉煮茶二首〉中有：‘雪芽近于峨嵋得，不减红囊顾渚春’之句。意思是说，峨嵋雪芽茶非常好喝，比得上用红囊包装的顾渚春茶。

 

看来，只供民间饮用的散茶经过唐、北宋、南宋的提炼，质量提高了，档次也拉开了。那么，这种蒸青散茶的饮用法又是如何呢？概括起来为三种方法：

（1）点饮法。（用极品散茶）

（2）煎饮法。（用一般散茶）

（3）泡饮法。（用上等散茶）

关于‘点饮法’，即将极品散茶磨成茶粉，放入碗中，点入热水，用茶筅搅拌出沫，趁热饮之。王观国《学林》（1142前后）卷八《茶诗》中说：“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茶之极品，其色白。……茶之佳品，芽蘖微细，不可多得，……茶之佳品，皆点啜之。”这里清楚地叙述了南宋初年的极品散茶的利用情况。陆游（1125-1210）〈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中也有“午枕初回梦蝶床，红丝小硙破旗枪”之句。其中的“小硙”指小石磨，“旗枪”便指茶芽。毫无疑问，陆游是在把茶芽直接磨成茶粉，以备点啜。

关于‘煎饮法’，即将一般级别的散茶直接放进开水里煎煮，趁热饮之。杨万里（1127-1206）是与陆游同时代的人。他在〈以六一泉煮双井茶〉一诗中就记述了煎饮散茶的情景。其中写到：“鹰爪新芽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即：嫩细的茶芽在茶釜中翻滚，茶釜发出松风般的鸣声，茶汤面上呈现雪一样的饽沫。在当时，人们根据茶的粗细程度，时而点、时而煎，有时还二者同时进行。（注2）但点茶的情况要多一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点茶比煎茶方便。《山家清供》（13世纪）就提出，“以汤点之损脾胃，煎服则去滞化食，有利健康。”的观点，但人们“多怠于煎服。”作者林洪只得叹息：“有害也。”（注3）但其实，无论是点饮还是煎饮，都是受到了传统饮茶法的束缚。在茶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饮茶日常化的进程中，人们必然去寻找更简便的饮茶方法，于是，泡茶法就普及开了。

关于‘泡茶法’，即将上等的好茶放进茶瓯里，冲入热水，趁热饮之。罗大经《鹤林玉露》（13世纪）中写到：“然近世瀹茶（泡茶），鲜以鼎镬（锅釜），用瓶煮水。……陆氏之法以未就茶镬……今汤就茶瓯瀹之。……然瀹茶之法，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味甘，老则过苦矣。……惟瓶去火，稍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因补以一诗云：松风桧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瓯春雪胜醍醐。”这里明确指出了陆羽古法煎茶是将茶末投入茶釜的沸水中，而罗大经所生活的13世纪的新法泡茶是将热水直接冲入装有散茶的茶瓯中。

 

以上，叙述了南宋，元时期散茶的生产及利用获得大大发展的情况。但是，由北宋延续下来的龙风团茶的生产也并没有停止。直至元末，龙风团茶一直在小规模地生产并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着。人们每得龙团必赋诗称颂，因此，有关诗篇亦随手可拾。陆游有〈喜得建茶〉一诗，诗中曰：“玉食何由到草来，重奁初喜坼封开。”陆游又有〈饭罢碾茶戏书〉一诗，诗中曰：“小饼龙团供玉食，今年也到浣花村。”分别写出了他偶获龙团的喜悦。但从整体的情况来看，龙团已不象北宋时期那样受到人们的醉心的青睐，人们开始认识到散茶不仅节省人力，而且味道清香纯正。

南宋、元时期是中国茶生产的转折期。各种茶的产品形式都有表现，茶产品的多样化带来了饮茶法的多样化。元末的王祯在《农书》（1313年）〈茶〉中对其做了总结。其中曰：

 

茶之用有三。曰茗茶、曰末茶、曰蜡茶。

凡茗，煎者择嫩芽，洗以汤泡，去薰气，以汤煎饮之，今南方多效比。

然末子茶尤妙，先焙芽令燥，入磨细碾，以供点试，……南方虽产茶，而识此法者甚少。

蜡茶最贵，而制作亦不凡，择上等嫩芽，细碾入箩，杂脑子诸香膏油，调和如法，印作饼子制样，任巧候干，仍以香膏油饰之，其制有大小龙团，带胯之翼，此品惟充贡献，民间罕见之。……

夫茶灵草也，种之则利博，饮之则神清，上而王公贵人之所尚，下而小夫贱隶之所不可缺，诚民生日用之所资，国家课利之一助也。

 

王祯的这一段记述可归纳为：

（1）散茶：泡饮，煎饮，流行于南方。

（2）散茶：磨成粉，点饮，流传于北方。

（3）龙风团茶：磨成粉，点饮，惟充贡。

 王祯告诉我们：茶叶的盛产地--两浙地区帅先放弃了复杂的点茶法，而采用了散茶的直接泡饮法、煎饮法。这需要有大量新鲜的散茶供给，以致使饮茶者不用为丢掉大量的茶渣而感到可惜。相反，处于政治中心的北方地区，因龙风团茶的保证供给和由远离产地所造成的昂贵的茶价，仍励行着末茶点饮法。，这从宣化元墓及赤峰元墓壁画中的点茶场景中可见史迹，（图4-3）而在元末时期的南方，已找不到点饮的史料。

 

第三节：荣西的《吃茶养生法》及对南宋新茶法的传播

在众多的南宋、元时期的日本来华僧中，最杰出的一位便是荣西。他将南宋的禅和南宋的茶传至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荣西生于1141年。他11岁出家，14岁到京都的比睿山登坛受戒、修持密教，后又到大山寺学习天台宗。1168年4月，荣西第一次来华，参拜了天台山和阿育王山，并在此地区活动了5个月之后，携带天台宗新章疏30部60多卷回国。本为求天台宗教义而来华的荣西，在逗留中国期间又接触到了南宋时期蓬勃兴盛的南禅宗。回日本后他仍潜心钻研禅宗的奥秘。为明察禅理，追本溯源，他决心第二次来华学习。1187年，46岁的荣西再次来到天台山，从师天台山万年寺临济宗黄龙派八世法孙虚庵怀敞，在万年寺修禅两年五个月。后又随虚庵怀敞到宁波天童寺服侍老师两年多，于1191年7月回国。

回国后的荣西成为了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日本的茶祖。

他著有《兴禅护国论》、《出家大纲》，他曾被宋孝宗封为“千光法师”，从黄龙慧南八世孙--虚庵怀敞处获得印可及法系嗣承权，被后鸟羽天皇赐与“叶上大师”号。他曾接受了源赖朝将军（1147-1149）的妻子--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其施与，在幕府所在地—镰仓、朝廷所在地—京都各获一地，修建了寿福寺和建仁寺。他于1241年最终定稿著述《吃茶养生记》，成为了日本的茶祖。其《吃茶养生记》亦被称作“日本的《茶经》”。

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对茶的功效、南宋制茶法、饮茶法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吃茶养生记》从五味养五脏，苦味养心脏的观点出发，导论出日本人‘恒生病、皮肉色恶’的原因是不喝茶的缘。，文中道：“但大国独吃茶，故心脏无病亦长命也，我国多有疲瘦人，是不吃茶之所致也。”文中还写到南宋人十分珍重茶：“贵重于茶如眼，（用于）赐忠臣，施高僧”。荣西还在文中批驳了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对茶的认识不足，道：“抑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是则不知茶德之所致也。”文中除了以上荣西阐明自己的观点的部分之外，荣西还从《太平御览》第867卷〈茗〉一项中援引了26条中国茶史资料，解释了茶的名称、外形、功效、采摘、制作。（注4）

《吃茶养生记》中有两处记述了南宋的制茶工序。一处是有关腊面茶的制法，其文如下：

 

天子上苑中有茶园，元三之间多集下人令入其中，言语高声徘徊往来，则次日茶芽萌一分二分，乃以银镊子采之，而后做蜡茶，一匙之值至千贯矣。

 

荣西所记述的是武夷山御茶园在每年惊蛰后一两日进山采茶时的一个仪典活动。这在南宋胡仔编纂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多有记载。为让茶芽早发，以便早制茶、早献天子，当地茶农往往在惊蛰时节的夜里举火把上茶山，口喊 ：“早发茶、茶早发！”之类的口号，一边喊还一边击鼓。从目前的科学视角来看，这样做恐怕有利于新发的茶芽免遭冷冻的危害。但在宋代，难以涉足武夷的两浙文人把这个茶俗当做奇闻传播，并赋予了诗的色彩。欧阳修（1007-1072）在〈尝茶诗〉中就诵道：“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晗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如此采摘制做出来的茶价格昂贵（注5），荣西称“一匙之值至千贯”。但“千贯”之说只是一个概数，荣西并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的御茶园，（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也没有亲眼见到过腊面茶，所以，荣西对腊面茶的记述只不过是对道听途说的整理。然而，荣西对蒸青散茶的记述就不同了。其有关原文如下：

 

见宋朝焙茶样，朝采即蒸即焙，懈倦怠慢之者，不为事也，其调火也，焙棚敷纸，纸不焦样，工夫焙之，不缓不急，竟夜不眠，夜内焙毕，即盛好瓶，以竹叶坚封瓶口，不令风入内，则经年岁而不损矣。

 

从上文的“见”字中，可知是荣西在南宋亲眼所见之记述。其对制茶过程叙述详细的程度也非前者所能比拟的。其记录也佐证了我国南宋时期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蒸青散的制做过程。其后，经荣西鼓吹而重兴的日本制茶业，也均采用后者的方法。

《吃茶养生记》还介绍了南宋的吃茶法。文中曰：

 

方寸匙二三匙，多少随意，用极热汤服之，但汤少为好，其亦随意，殊以浓为美。

 

荣西所描述的吃茶法与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些茶史资料上的记载是完全相同的。是当时最时尚的饮茶法。总之，荣西通过《吃茶养生记》把南宋的最新制茶法和饮茶法传达给了日本人。

在荣西传播南宋新茶法以前，（从遣留下来的饮茶记录推测）日本的制茶法与饮茶法和唐陆羽时代的情况大体相同。即将茶青采来蒸熟、捣烂成饼、焙干收藏、费时费工。饮用时再烤软、碾碎、煎煮，味道苦涩。又加之茶树品种的老化和制做工艺的简陋，致使其饮茶活动难以普及。而荣西所传播的南宋新茶法讲究旋摘旋制、散叶保存，饮用时磨成粉、直接点饮。整个过程简便省时，相对保持了茶的鲜度，迎合了日本人偏爱生鲜食品的嗜好，又加之末茶点服，不留茶滓，可充分利用有限的茶青等，致使南宋新茶法一经荣西传播便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

荣西作为一代宗教界领袖，在写下了不少禅释理论著作之余还能撰写出《吃茶养生记》一文是与他的恢宏睿智分不开的，但更得力于他在天台山万年寺所获得的宝贵的制茶、饮茶体验。虽然难免有冗长之嫌，但笔者还是想叙述一下哺育了《吃茶养生记》的天台山茶史并描述一下荣西在万年寺的生活景象。

天台山植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汉末年。著名炼丹家葛玄（164-244）入天台山修炼时，便在天台山主峰华顶开辟了“葛仙茶圃”，后又有智者佛师（538-597）在天台山创天台宗时，积极植茶，使得天台山茶园遍布四周，形成了华顶、万年、石梁三大产茶区。而荣西驻锡过的万年寺，就在万年茶区。

万年山离天台县25公里，由明月、婆罗、香炉、大舍、铜鱼、藏象、烟霞、应泽八峰组成。万年寺的地理位置为八峰回抱，双涧合流，寺前有一宽阔平坦之坪，称之平田，因而万年寺也称平田寺。寺的周围有小鳌坑、天灯盏、高墙头、大竹湖等历史名茶产地。南宋时期的万年茶区以开始生产蒸青散茶。茶的品质细腻，嫩绿清纯。有的被制成圆，称‘麦颗’，有的被制成细条型，称‘紧手’。荣西两次来华均挂锡在万年寺，他就是寓居在这样一个为绿色茶园环抱的山坪之中的。荣西在万年寺一边随虚庵怀敞禅师参禅习佛，一边在此处考察植茶，制茶技术，为撰写《吃茶养生记》奠定了基础。《吃茶养生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荣西从佛典和《太平御览》上抄录整理而成的，而唯独在谈到制茶法和饮茶法时露出了生动的笔致。《吃茶养生记》是荣西回国20年之后，也是在他临终前74岁那一年写成的。年越古稀的荣西仍可清晰地回忆起他在万年寺时参与采茶、制茶、饮茶的情景，这恐怕是由于万年寺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实，寓居万年寺时期的荣西已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来华僧。尤其是他47岁再次来华时，他已写下了《出家大纲》等多部著作，到日本各地讲经，并创建了清和寺、誓愿寺，还受到后鸟羽天皇的重托，在神泉苑祈雨成功而获‘叶上大师’号，甚至得到了平清盛的异母弟平赖盛所赐的紫衣。对于这样一位资深的日本来华僧，南宋朝廷给与了特别的关照。

荣西所寓居的天台年万年寺兴于东晋，建于中唐，南宋时极盛。曾一度被列入五山十刹，成为饮誉海内外的禅宗道场。荣西挂锡万年寺时，正值万年寺的最盛期。其伽蓝规模宏伟、殿宇宏敞。寺院建筑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房舍数千间，其规模列天台山各大寺院之首。尤其是大雄宝殿内巨柱林立，需二人合抱。古人将‘万年柱’与‘国清松’、‘塔头风’、‘华顶雾’、‘高明钟’并列称之为天台五绝。

万年寺曾得到历代皇帝的丰厚赏赐，宋仁宗、宋真宗多次赏赐朱衣、宝盖、御袍以及各种珍玩。宋仁宗赐衣予寺僧时，上制有“如朕亲到”之语，寺内特建有“亲到堂”来供奉。据南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载，宋孝宗（1162-1189在位）曾问学士宋子瑞：“天下名刹何处最佳？宋子瑞答曰：“以万年国清”（即万年寺、国清寺为最）。晚于荣西72年来华的日僧彻通义介于1259年绘下了《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图3）》佐证了万年寺在南宋时的盛况。

 

             图3 《天台山平田伽蓝配置图》

荣西能在万年寺挂锡修禅，是南宋朝廷对这位资深日僧的特别安排。据载，当地政府还特地请他祈雨，成功之后报请宋孝宗特赐‘千光佛师’称号。荣西也没有辜负周围人的重望，他在万年寺期间，出资修建了放生池，人们称之为‘荣西莲池’。他还出资为万年寺修建了山门的两庑。当他随虚庵怀敞禅师挂锡宁波天童寺时，为重修千佛阁与老师约定回国后即送优质木材与天童寺，果然，在荣西归国后的第二年，即1192年，荣西即将一批木材发运至宁波，这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荣西因撰写《吃茶养生记》而被推崇为日本茶祖，《吃茶养生记》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茶书。荣西之举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除以上所述理由之外，还因为《吃茶养生记》一诞生就受到了日本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注目。据《吾妻镜》记载：1214年2月4日，赖实朝将军因昨夜饮酒过量感到周身不适，众人奔走操劳但无济于事。这天，正值荣西和尚因做法事来到将军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从寿福寺取来茶，为将军点了一碗，将军服后感到酒意驱散、精神爽快。将军问荣西：此为何物，荣西便答曰：茶，还献上了刚定稿的《吃荣养生记》。就这样，经将军的推举，荣西在书中传播的南宋新茶法在日本迅速普及开来。

荣西不仅著有茶书，尽力传播南宋新茶法，而且还躬身实践，播种植茶。据记载：1911年，荣西乘船归抵日本九州西北部的平户港后，便将茶籽播种在了平户富春院（禅寺）的后山上，至今在那里仍留有一小块茶园，并立有写着〈荣西禅师遗迹之茶园〉的石碑。同年，荣西又在离平户不远的东背振山的灵仙寺播种植茶，至今在其废址旁仍留有茶园和写有〈日本最初之茶树栽培地〉的石碑（图4）。

 

图4荣西植茶遗迹

1195年，荣西在九州的博多（即现福冈）创建圣福寺并在寺院植茶，至今，寺内仍留有茶园。1199年荣西受镰仓幕府的邀请而转赴镰仓。在那里，荣西受到将军源赖家及其母北条政子的归依并受地在镰仓开创万寿禅寺。从此由荣西所承传的中国南禅宗成为新兴的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支柱及日本中世文化的热源点。1204年，荣西被准在京都创立建仁寺，此后荣西便来往于镰仓与京都之间，其宗教活动受到了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的双重认可，并向将军荐茶。又据传：在1207年前后，荣西在京都邂逅名僧明惠上人（1173-1232）。两位高僧相见恨晚，阔谈宗义。其间荣西向明惠推荐茶饮，明惠欣然接受并在其主持的京都母尾山的高山寺开辟茶园。就此《母尾明惠上人传》中有一段记载：(译文)

 

荣西劝明惠饮茶，明惠就此请教医师，医师云：茶叶可遣困、消食、健心。当时茶在日本尚不普及，明惠再三奔走才找来两三株茶树植下。饮后果然有驱困之验，于是明惠令众僧服茶并大量植茶。或有人曰：荣西自南宋携回茶籽并赠送给明惠，由明惠植在母尾山中。

 

于今，在京都母尾山高山寺旁确有一片茶园，（图5）其高山寺内还珍藏有一个黑釉小陶罐，传说为荣西送与明惠之物，当时罐中有五粒荣西从天台山带回的茶籽。（图6）当然，关于播种天台山茶籽之事有明显的传说成分。因为此时的荣西已从南宋回国近20年，茶籽的发育能力是不可能如此持久的。但若假设其茶籽是从以天台山茶籽为母的茶树上采集而来还是有可能的。总之，荣西向明惠荐茶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因为明惠十分热衰于茶的推广并成为荣西之后的日本茶界的领导人。

图5日本‘本茶’产地母尾            

 图6装过天台山茶籽的黑釉小茶罐

母尾山上有一条植被茂密的山谷，山谷的底部流淌着涓涓山泉，山泉蒸腾而形成浓雾，滋养着山涧两侧的母尾茶园，形成了最合适优质茶生长的小气候。由此母尾山的茶很快就名扬天下，成为其后的日本斗茶活动中的‘本茶’，即标本茶，并被移植到日本的各地。1217年，明惠和尚就将母尾茶苗赠与位于京都东南部郊区的宇治地区的人们，使宇治成为茶的名产地。尔后，人们又从宇治索取茶苗而使茶在静冈等地急速地普及开来。

自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推广南宋新茶法，一度衰退了日本饮茶走上了复兴之路。

 

第四节：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及饮茶的普及

荣西之后，随着南宋新茶法在日本的上层社会中普及开来，日本茶叶的种植面积和种植规模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荣西之后日本所植茶树均为荣西从天台山所携回的茶籽繁衍而成。事实上，在荣西之前，日本已存在一定规模的茶叶种植，而荣西的功绩主要在于介绍推广了新的制茶法和新的饮茶法。当然，他从天台山携回的茶种很有可能是新的优良茶种。在这里，笔者认为很有必要综述一下荣西以前的日本植茶情况。

在8世纪中叶，日本奈良地区就存在有少量的茶叶种植。这可以从东大寺的造佛所、抄经司的日常费用支出记录上得到佐证。例如，抄经司曾于740年的8月11日购入七把‘荼’，支出五文钱，造佛所曾于734年购入3736束‘荼’，支出1贯1百12文钱，专门抄写《一切经》的抄经组也曾于771年的5月、9月、12月购入了‘荼’。虽然‘荼’字比‘茶’多一划，其量词又是‘束’、‘把’，但笔者赞同此处的‘荼’便是‘茶’的见解。因为日本茶均属人工栽培的小叶种，加之日本奈良地区雨量丰沛、阳光充足，茶芽生长快、茶枝较软。采茶时不须用指甲掐，而用镰刀割下20-50公分的茶枝一并加工便可。（这种制茶法在1844年大藏永常撰写的《广益国产考》中仍有记载（图7））。将茶用‘束’、‘把’来数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所以说，在当时的奈良地区已有了一定规模的茶园。

 

图7 日本制茶法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即日本茶不是由中唐以后的谴唐僧空海、最澄携回茶籽所繁衍的吗？（如同本著第二章所述）我们必须注意：一个物种的传播需要许多的传播者经过反复的实践才能获得成功。在空海、最澄来华（804年）以前已有15批遣隋、遣唐使回到日本，加之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交流，可以说，在空海与最澄之前，中国茶在日本的登陆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是，在陆羽撰写《茶经》（780年）之后回国的空海和最澄对中国饮茶之文化做了鼓吹并留下了传播饮茶文化之足迹罢了。

至9世纪以后，日本关西一带便有了茶园。据《日本后记》记载：嵯峨天皇于815年4月出游至梵释寺，留学唐朝32年刚刚回国的永忠和尚为之煎茶，嵯峨天皇大为感动。也许是从永忠处得知大唐有贡茶之事，嵯峨天皇于当年的6月下令在现在的京都、大阪、滋贺、兵库等地植茶，每年上贡之。可惜日本的皇权不及中国的强大，其命令没有完全奏效。但在皇宫的东北角却一直存在有一块茶园。（图4-9）这茶园属典药寮管辖，由造茶所具体负责采摘制做成茶饼，专贡国家的庆典仪式之用。那时，皇宫要在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祈祷国泰民安的百僧诵经会。会后都要请百僧喝茶。除皇宫内的茶园之外，在关西还有一些地零散的私人或寺院属的茶园。比如在10世纪末的日本汉学家、诗人岛田忠臣（823-891）的诗文里就有“见我铫中失鱼眼，闻君园里成茗芽”之句此诗是写给一位叫滋十三的朋友，全诗的大意是求滋十三在其家的茶园里摘些茶送来，可见在当时的平安京（即现在的京都），一些爱好饮茶的贵族们在自家院子里植少量的茶以自给自足恐怕是一种时尚。又比如，在庆滋保胤（？--1002）的一篇游记〈药王寺访问记〉中记载道：

 

参河州碧海郡有一道场曰药王寺。为行基菩萨昔日建立之所。圣迹虽旧，风物惟新。前有碧琉璃之水，后有黄綊缬之林，有草堂、有茅屋、有藏经、有钟楼、有茶园、有药圃。

 

文中提到的行基（668-749）是一位热心于公众事业的僧人。他曾在各地建堂舍49处，并在其堂舍的周围植茶，只为挽救苦海里的众生。如果有关行基的记载没错的话，那么，当庆滋保胤造访药王寺时，其茶园已有250年左右的历史了。

到11世纪，日本的茶叶种植就扩大到了关西以外的地区。写于1069年至1074年之间的《总国风土记》中这样说：“后三条天皇（1068-1072在位）时，全国著名的茶产地有甲斐国（现山梨县）的八代郡、参河国（现爱知县）的八名郡、但马国（现兵库县）。”（注6）其中的山梨县和爱知县属日本的中部地区，说明日本的茶产地是以京都为中心逐渐向四周发展的。至于各地茶园的规模及其产量，由于史料的匮乏而无法整理。但在荣西以前在日本确实有一定范围、一定规模的茶叶栽培之事是毫无疑问的。

难怪荣西在《吃茶养生记》中也说：“我朝日本昔嗜爱之，不可不摘。”这就说明现成的茶树是有的，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荣西还说：“我国人不知采茶法，故不用之，反讥之日，非药。”这里所言的采茶法恐怕是荣西所提倡的蒸青散茶制法。另外，荣西将茶是作为养生之仙药来推广的，所以荣西对当时的日本医生不以茶为药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荣西撰写《吃茶养生记》的地点是在镰仓，镰仓地处日本的关东地区，在荣西之前尚未发现有茶叶的栽培。加之《吃茶养生记》是为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将军源实朝而撰，（至少在形式上是献给实朝的）作为关东人的源实朝很有可能不知茶是怎么回事。所以《吃茶养生记》对茶的基础知识进行了介绍，这很容易给后人类带来误会。

当然，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发表之后，关东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几乎就在那之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里，镰仓附近就有了许多茶园。并且，镰仓是继京都之后的又一个茶园集中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了日本的镰仓时代（1192-1333）之政治中心的转移，亦说明日本茶的消费层在古代只限于贵族及上级武士阶层的史实。

在谈及荣西之后的日本关东地区的茶叶生产情况时，有必要以一位人物为中心来整理有关的茶史资料，那就是金泽贞显（1278-1333）。金泽贞显的祖上是镰仓幕府的执权（摄政王），金泽贞显也曾任此职。金泽贞显的祖父北条实时（1224-1276）是个大学者，他爱好儒学，崇仰佛学并归依于日本当时的律宗名僧--睿尊。北条实时有一处庄园位于现横滨市金泽区，古亦称金泽，由此，其后代便改姓为金泽。北条实时在金泽庄园里修建了称名寺和金泽文库，其盛况至金泽贞显时达到顶点。金泽庄园仅离镰仓10公里左右，并且是镰仓的通海口。在金泽庄园内就控制着一个贸易港口--六浦津。如前所述，镰仓幕府从一开始就对日宋贸易持放任政策，双方贸易频繁，1230年幕府甚至下令，其后以上缴宋钱为各地庄园的纳贡形式。1254年，镰仓幕府担心西南地区的势力因日宋贸易而过度增长，决定每年驶宋日船为五艘。1264年竟命令大宰府（幕府设置在福冈的地方行政机关）停止派遣“御用贸易船。”在此形势下，作为金泽直系管理的六浦津进口了多少中国物品是可以想像的。金泽文库所收集到的大量的汉籍及中国文物无不与此有关。同时金泽庄园内的称名寺的茶园及爱茶至极的金泽贞显的出现亦绝非是偶然的。

在金泽文库所存的文献里有不少金泽贞显的书信，其中曾涉及到了饮茶及茶园之事。比如，在镰仓任职的金泽贞显写信给称名寺的住持剑阿。其中写道：（译文）“刑部人大近日要回京都，明日，我将举宴为之饯行，此刻，茶最为要事。但先日所送之茶早已用完。请将寺中最上等的茶速送一点来，明日恐怕有一些爱吃茶者到会，勿必千方百计。……我平日所用的京都产的茶全靠小儿显助（京都某寺院僧人）邮送，不巧显助近来回镰仓小住，因之，京都茶亦无法弄到。切求助于诸位，请多关照。”（注7）

通过这则史料，我们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1）称名寺里有茶园，其茶提供给庄园主--金泽贞显用。（2）在镰仓有一些爱吃茶的人。（3）在京都寺院修行的儿子常给金泽贞显捎茶来。（4）在一些较正规的宴会上必须备茶。

金泽贞显身为执权（摄政王）如此地珍爱饮茶，这对于当时的武士阶层肯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也正是如此。至镰仓末年，关东地区的茶园已遍布四处。到了采茶的季节，新茶呈现出频繁流动的场面。金泽贞显在给镰仓极乐寺僧人顺忍的信中说“收到了贵寺捎来的新茶。近日正值采茶季节，处处有新茶流动，但贵寺的茶味道极佳，勘称为最。”（注8）可见当时的日本茶叶生产的规模与分布有很大的发展。据孙容成的研究：至14世纪末，在日本的各地区有从文献上可查找的33处茶园。其中当然以京都最多，镰仓居其次。这些茶园早期时集中于寺院，但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在贵族的庄园里亦开始出现。（注9）1262年，当奈良西大寺的睿尊和尚受到北条实时之邀去镰仓传法时，在共23天的旅途中曾有过7次的“贮茶”的记录。（注10））“贮茶”一词可理解为众人施茶，也可理解为个人饮茶，其所用之茶也可能是由当地提供的，也可能是睿尊自己携带的。但无论如何这说明了饮茶活动在日本的展开情况。更何况睿尊“贮茶”路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后来的茶叶盛产地，可见睿尊贮茶之事与各地的产茶情况是有联系的。更有，在睿尊主持的奈良西大寺，自1239年起就于每年的春季举行大型茶会。大茶会上用的茶碗极大，（图8）口径约30公分。所点的末茶可供15人共饮。（此茶会延续至今）试想用这么大的茶碗来款待众僧、施主的话，没有足够的茶叶生产做后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西大寺就有茶园的。据《西大寺文书》所记，1317年西大寺的茶园遭到歹徒的抢劫，数百棵茶树被砍。可见西大寺的茶园是有一定规模的。

 

图8日本西大寺巨瓯点茶

据孙容成考证，至15世纪下半，即1467年以前，有史料可查的日本各地茶园已有61处。除京都、镰仓两个茶叶集中产区之外，静冈的茶园也上升至显著的地位。这与晚于荣西50年的来华日僧圣一国师（1202-1280）的贡献有关。圣一国师曾于1235-1241年参禅于径山寺无准师范手下，他回国后将携回的径山茶籽播种于家乡静冈县，致使静冈逐渐成为日本的名茶产地。南宋、元时期，有数百名日僧来华学习考察，象荣西、圣一国师这样携中国茶籽回国者恐怕为数不少。日本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一个通过多种渠道，多方面交流、移植而形成的过程，这样说恐怕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谈及日本茶园的扩大问题之时，有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即茶园面积和茶产量的问题。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孙容成的研究。据其考证：当时的茶园面积都是很小的。据《临川寺重书案文》的记载，1354年时的临川寺的茶园面积为“东西6丈、南北11丈”，此例还算是大的。许多茶园只有“丈许”，每年的产茶量在十斤左右。如《金泽文库古文书》之〈随自意抄〉的第七纸背上就记载着一例：“制春茶4斤，后又采制2斤，又采制1斤，另有茶末子1斤多。”总共还不足10斤。当然也有个别产茶多的记录，比如位于奈良地区的兴福寺的茶园于1254年产茶100。，但总的来说，当时日本茶的产量是极少的。饮茶者的范围也只限于僧侣、贵族。为说明这一点，可举出一则史料如下。

写于1279-1283年的佛教启蒙书《沙石集》里收集了这样一段关于饮茶的趣闻：一个人放牛的路过寺院，看到和尚们在喝看什么好喝的东西，便问：“你喝的是什么？”和尚得意地回答说：“是茶。茶有三个功德。一是喝了茶不发困。”放牛的说：“我白天干活累得要死，只有晚上睡觉是我的享受。睡不着觉的话太痛苦，我不喝茶。”和尚又说：“二是喝茶可以助消化。”放牛人说：“我每天能吃到的东西很少，再增进食欲的话怎么得了。”和尚又说：“第三个功德是令人远房事。”放牛人说：“娶媳妇是我美好的愿望，看来这茶是与我无缘了。”可见荣西之后的日本植茶、饮茶之事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其规模和范围还是相当有限的。

资料提供：杭州市余杭区茶文化研究会作者：北京大学   滕军 教授

这是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一个衰落的时代。

茶，这片原始而古老的树叶，数千年来春秋枯荣、历久弥新，它早已被裱上厚厚的文化；被委以倾国的重任；被背负利益的大梁；被套上重重的枷锁。

在这个不那么景气的冬天，这片树叶的前程如同帝都的雾霾，让人捉摸不透，究竟路在何方？

一：迷惘的源头

茶叶产业链里面，茶农似乎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人们看到的只是茶专家、茶教授、茶艺师、茶企业、茶市场、茶商、茶馆、茶楼、茶经。。。。。。却很少有人想起他们喝的每一片茶都是茶农们起早摸黑、风餐露宿手把手采摘炒制的。离开数千万茶农，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狗屁。

茶农是这个产业链里面付出最多的，也是得到最少的。为了提高产量、增加收益，他们只能不断给茶树施肥；为了增加效益，他们只能给茶树施药，因为茶是他们的生存来源、是他们的生活保障。

请不要认为夏秋茶都是有毒的，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喝茶被毒死的。茶树也有生命，有生命就要成长，要成长就需要施肥，茶树也会生病，要生病就得施药；请不要以为绿茶这么绿是放过色素的，虽然以前曾经有过此类事件；请不要认为乌龙茶这么香是因为加了香精的，乌龙茶本身就有千变万化的香味。

看过“洗衣粉油条”事件后难道从此以后就不吃油条了吗？听说过“抛光大米”的事件后难道再也不吃饭了吗？每个群体都有害群之马，但不要用一棍子打死的思维来看待一个事件。

民以食为天，一切食品的源头几乎都来自农民之手，食品安全方面我们是要加以宣传、加以监管、加以引导、加以规范，最归根结底的要素还是要给与他们足够的利益和生存空间。

2015中国茶叶种植面积达4316万亩,并且每年还在以几百万亩的速度在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全国有百分之四十的茶区发生茶叶弃采现象。采茶工短缺俨然已经成为制约茶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随着我国人口逐步老龄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工、商、服务业等行业转移，使农村劳动力呈现出青黄不接、严重短缺之态势,特别是给容易受季节、气候影响较大的茶叶产业带来不利。每年春茶季节，都需要大量的采茶工抢时间采摘名茶，采茶工的数量决定了茶叶的品质、产量，更决定了茶农和茶企一年的经济收益。从而在每年春茶季节全国各大茶叶产区的采茶工都会成为抢手货，难怪各地茶人在种植茶叶选址时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地的采茶工是否充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讲采茶劳动力决定了茶叶产业的命运。

当下，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人工劳作的重大变革之中。以茶叶产业来讲，修剪茶叶有修剪机，采收大宗茶有采茶机，后续加工环节更不缺先进完善的制茶加工设备，现在唯独缺的就是名优茶的采摘机械，而名茶的收益又占全年茶叶收益的百分之六十，如果有一种可以采收名茶的采摘机，那将会给千万茶农和茶企业带来福音，也将会是中国茶叶产业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央视《我爱发明》：采茶无影手)

中国有二十多个省市种茶，茶和茶农在每个地方的待遇也不一样。在西南茶区（比如四川、贵州）种茶叶是有补贴的，普通茶农种上几亩几分也有补贴。在江南茶区（比如浙江），普通茶农要拿到补贴很难，政策文件指定的一个萝卜一个孔，只有那些其实很富有的茶企、茶场主们才能跨入拿钱的门槛。我不想以此比较来说明什么，因为说的再多一切都是然并卵。

看到有不少茶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旧茶园改造，把大片优质的，口感、香气都非常有层次感的群体种挖掉，换成口感、香气单一、产茶早的无性繁殖品种。这就好比国人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老城老建筑拆掉，全部改成清一色的洋房一样。若干年后一些地方的群体种将销声匿迹。

中国茶产业这么大，对人们的生活这么重要，却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把茶叶归口于农业局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又归口一个外行的又是全能的技术监督局。反观印度把茶叶产业作为国家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来看待，有专门的国家级行政机构茶叶局。从源头种植管理、生产加工、市场准入、茶企的QS认证、有机认证（且是免费的）等环节，政府都会要求他们的茶企业要做的规范，也会让他们减少负担。这是一个号称种了几千年茶叶的国家和一个只种了一百多年茶叶的国家之间的真实写照。

二:混乱的市场

这世上买茶的百分之九十都是不懂茶的，这世上百分之九十九卖茶的都会说自己的茶是最好的。

茶作为一种商品用来交易赚取利润是无可厚非的，但若是为了追求暴利而进行炒作那就另当别论了。

当年“大师”张悟本开始“豆你玩”，把黑豆从3.5元每斤炒到19元，接着“李悟本”“王悟本”等“大师”们又玩起了“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鸽你肉”爆炒游戏……于是轰轰烈烈的炒作风刮遍了神州大地、大江南北，这些年某些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通货膨胀占了主要的因素，但是那些以炒作商品获利的民间游资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茶叶作为我国粮油除外的最大农特产品，当然是游资们的首选炒作目标。要炒，首先洗脑！

先被选中的是铁观音，什么正味、拖酸、消青；什么浓香、清香、老铁；什么内山、外山、山外，搞得你云山雾罩，一时间卖铁观音的店铺开满全国，有关铁观音的广告、传说充斥着各大网络，更有福建小妹加你QQ，问：大哥，你喝茶吗？你说喝，那么好，她接着问喝什么价位的，来一斤我们家自己产的铁观音如何。。。。。，如果你说不喝，不好意思，把你就地删除，你应该碰到过吧。

铁观音过后炒普洱。云南出好茶，但绝大部分的茶叶是高山台地茶，古树茶的比例少之又少，君不见现在市面上哪一家店面不在卖古树、名山普洱？各种山头、各种口味、各种年份、各种汤色、各种嘜号，可以说普洱茶是茶叶界里最复杂的学科。

安化黑茶紧随其后，十两、百两、千两，天尖、贡尖、生尖。主治高血压、高血脂、抗氧化、延缓衰老、抗癌、抗突变，俨然是一味仙药。

至于红茶老大金骏眉、正山小种（我不知道何时被封上的，反正比它们好的红茶有的是）出桐木关至京城扬名立万后，全民非金骏眉、正山小种不喝了，从京城到小镇，哪家茶叶店没有卖金骏眉、正山小种的，茶叶是不是桐木关的我不知道，但包装上肯定是印的那几个字的，价格也是8000到100不等，可怜桐木关那几棵茶树身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

风水轮流转，闽南乌龙衰落，闽北乌龙崛起，大红袍、肉桂、水仙已经已经充斥整个市场，马肉（马头岩肉桂）、牛肉（牛栏坑肉桂）这些稀缺品种也已比比皆是……

去年炒的最热是白茶，一个制作工艺极其简单（基本就是采下来晒一晒、烘烘干即可），成本很轻的茶叶被吹成“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的仙草，即可消热降火，消暑解毒，还有三抗(抗辐射、抗氧化、抗肿瘤)三降(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之保健功效。又是一味仙药，医院的危机感太大了。

资本进入茶行业，短期来看似乎能拉动茶产业一时风生水起，实则是饮鸩止渴，哪个投资者不是惟利是图，最终只会破坏茶界生态，古树普洱茶就是最现实的例子。

掐指该轮到黄茶了，怎么炒？拭目以待！

而绿茶，却是炒不起来的，见作者另一文章：它是茶类老大，却为什么没人敢“炒”它

至于茶叶的原产地域保护已经是一张废纸。西湖龙井未必是杭州产的，很有可能是来自贵州的龙井；黄山毛峰不一定是黄山出的，很有可能是四川产的；正山小种、金骏眉那就不用说了，包装上写着是那几个字，能碰到百分之一正宗的算你运气了。与其说龙井、黄山毛峰、金骏眉等等名茶是一个地方的特产倒不如说是一种通用的制作工艺的代名词罢了。

从芳村茶市罢市到惠州茶都撤场风波，从茶叶销售旺季时北京马连道到福建五里亭等全国茶叶大批发市场的门庭冷落，传统销售市场进入萧条期。茶叶电商的崛起到滑坡也不过短短三年五年间，进入淘宝100元一斤的金骏眉，35元一斤的西湖龙井，18元一斤的铁观音等比比皆是，且通通包邮，不否认电子商务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鸡鸣狗盗、假冒伪劣，此消彼长，也给传统市场造成了倒退。生意难做可以从千千万万茶商口中得到证实，一切的纸上的每年被增长都是幻象。

中国的茶、烟、酒销售市场似乎好坏都跟政治有关，烟酒茶生意好做时，官场腐败；烟酒茶生意不景气时，官场反而清廉，这样的市场是不正常的、是不健康的，当人伦道德与市场发展相违背时，人们肯定要选择牺牲市场。于是八项规定狠狠打击了茶叶的GDP，数年的天价茶泡沫瞬间破灭，茶叶总体行情回归理性。可就有那么些人，在今年国家领导人接待国外元首之后又再次把茶叙外交扯到政治层面，还把它当作年度茶界头条。可怜这片纯洁的树叶刚刚在肮脏的政治经济利益链上摘下，又被扣上了政治的帽子。

一个不挖掘自身潜力而一味寻求政治来养的市场是做不强大、做不长远的。这个进入门槛极低、且足够庞大、上无监管、下无秩序、画地为牢、各自吹嘘、表面繁荣、暗底汹涌的市场何时才能步入健康呢？

三：可怕的浮夸风

在亩产到达“两万斤”的那个年代里，我们却饿死了几千万人。既然能产两万斤就要你交税啊，结果是谷子在粮库里烂了，人在家里饿死了。如今世道变了，哭穷有补贴，吹牛有奖励（免税了），没看到现在一大把贫困县坚持每年把贫困这顶帽子牢牢的戴着吗！

G省号称全省茶叶种植面积600多万亩，相当于浙江加上福建还要多。这十年间我几乎到过此省的全部茶叶产地，在这个省，许多地方的农民把水稻、玉米的地位看的比茶叶不知要重多少倍。

在跟云南接壤的某地，我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去他们口中所说的茶叶大户家里采风，进他们家时女主人在挑玉米种子，以下是我与她的对话。

“你好，听说你家茶叶很多。”

“是啊，多。”

“有多少。”

“四五亩。”

“那为什么不去采茶叶。”（那时随便炒干的茶叶可以卖25元一斤）

“忙”

“忙什么呢”？

“栽包谷”

“哦，包谷很贵吗”（我有些激将她）

“贵，贵得很”！

“多少钱一斤啊”

“八角”

“那你现在炒一斤茶叶不是可以换很多包谷啊”

“哎~那不得行，今年的秋包谷不种，我们家六口人吃啥子嘛，我们家两头猪、十只鸭吃啥子嘛，这个不得行，忙，现在忙得很……”

这不是笑话，这是我在一个布依族村庄遇到的亲身经历。

G省的另一地，与湖南、广西交界的某县，茶叶品质非常不错，由于业务关系我在那里呆过两年，第一位合作伙伴是当地的茶叶局副局长，他也有一百多亩茶园，第一天带我去他茶山上看时就在车上跟我说：别看我在分管这个行业，其实连我自己的茶叶该怎么做（管理）、做什么茶（没技术）、做了卖给谁（没市场）都没底啊。

他说的没错，那个地方的农民非常淳朴，喜欢过传统的农耕生活，家家的农机具备的很齐，田耙的跟镜面一样，田埂很多都是混凝土现浇的。当地针对茶叶有肥料补贴，说好了只能用在茶园里，结果很多人还是会把肥料用在稻田里。当地的春茶和春耕种会碰在一起，当地的农民基本都会撂下茶叶不管，全家出动耕田插秧，那怕那几天一斤茶鲜叶可以卖到50块钱。乡下集市逢三六九赶场，但凡赶场日茶场里的采茶工骤减，因为她们逢场必赶，把昨天挣的钱去花掉。

还是此县，2012年有当地一茶场主找到我，说他有两千亩茶园需求合作。结果到他茶场一看，两千亩茶园存活率只有五百来亩，存活的茶叶全部淹没在杂草之中，长得跟09年栽种当初一般大，品种多达五六个，有白茶、乌龙、绿茶几大系列，非常之杂。

在我的再三询问下，他道出了原由：当地每年种茶有指标，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拿到指标，然后伐树开山整地，茶苗拿最便宜的，品种不论，种好后验收、拿钱，各利益方分钱打点，一切over，明年再来。至于种下去的茶再也无人问津，过些年想到要自己搞或转让的才会去重新打理，而每年报上去的面积总是超额完成的。此县对外宣称全县茶叶种植面积有25万亩，我三年内几乎走遍每片茶园，粗略估算最多不会超过5万亩，全省的状况大致差不多。

去年五月份，某知名茶公众平台全文转发G省某报发表的有关此省茶叶的宏大数字成绩和蓝图。文中最后提到G省春茶平均价在400元每公斤，我当时致电此省茶叶第一县M县茶商那里打听，对方说太扯淡了，这两天一般的炒青茶只有十来块钱一斤。

当我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有关G省茶叶的情况我比较了解，这篇报道吹得太厉害了，这样的文章你们也发啊。对方回复：各有所需，何必较真呢。G省的未来目标是一千万亩，在这个地无三分平的省域种这么多茶，水土流失考虑过吗？山体滑坡考虑过吗？采茶工考虑过吗？做什么茶考虑过吗？市场供大于求考虑过吗？以后产业过剩了要退茶还林考虑过吗？靠吹嘘！你全宇宙第一又如何？

当G省说种植面积全国第一时，Y省说他们采摘面积全国第一，产量全国第二，产值全国第三（江南茶区的Z省也说自己产值全国第三哎）。当S省在全省茶山上插上“打造千亿元茶产业”的横幅时，H省也在本省的茶叶博览会上喊出了“建设茶叶强省，打造千亿产业”的口号。

英国金融时报蹭撰文对中国茶叶大国的地位提出过质疑：中国二十个省产茶，8000万茶农（这个数据值得推敲），每年产茶120万吨（几年前的数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为195万吨），仅有30吨出口。2008年7万家共实现茶叶总产值300亿人民币，而同年，联合利华立顿一家茶企业年产值即达230亿人民币，相当于国内整个茶叶产值的2/3。近几年国内茶叶产值虽有提升，但却仍难撼动立顿公司的地位。

在中国，什么都要大，房要大，车要大，十五米跨度的桥称大桥，三层楼的旅馆叫大酒店，茶叶交易市场当然也无例外，卖铁观音的市场叫“中国茶都”，批发龙井茶的市场称“中国茶市”，不清楚卖什么茶的取“中国茶城”，若以此推断马连道茶城是否应改为“帝都茶城”呢？芳村茶叶市场是否要改成“东南亚茶叶集散中心”呢？实力不是叫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那些个“国字级”的称谓且当是个笑料。

而对于整个茶叶产业起到了莫大作用的茶楼行业，也是假以茶楼名义打麻将、扑克进行赌博的多，正儿八经经营纯茶的很少。很无奈，眼下国情如此，国民素质如此。

四：泛滥的茶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符号，是一个家国的印记。文化兴，则国家盛；文化衰，则民族亡。它是一柄双刃剑。

茶，一种树叶，用来泡水喝，可以解渴，可以提神，可以当作日常生活的一种商品。茶，是一种植物，它本身没有思想，也没有文化。

茶文化，是自古以来爱茶之人以茶为主题或命题，以自己的学识、见解、领悟，用语言、文字、仪式来阐述和表达的一种东西。任何文化，都是因人而生的，文化是人类的特产，离开了人什么都没有文化。

茶文化可以用文字和语言等方式来传播，传播的到位，可以提升它的价值、促进行业的发展，为我们所用；传播的失败，则会导致行业混乱、受众群体迷惘。

国人说的最滥的一段关于茶的文字，莫过于：中国是茶的故乡，是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是全球第一大产茶国。早在3000年前的夏商周时期就有了饮茶说（现在已经有人把它推到了8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了）……茶叶的归属问题不似钓鱼岛，这些毋容置疑却又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老生常谈实在无益。

一方面大肆宣扬喝茶能抗氧化：一杯茶=12杯白葡萄酒、抗衰老：比维生素e强18倍、能减肥：每天喝8-10克茶，减脂约为3斤、能提高免疫力、能预防辐射、能抗癌、能降低患帕金森病的概率、能减少心血管病的危险指数、不容易患白内障、对糖尿病症状有明显减轻、能有效阻止艾滋病……茶简直无所不能，被“无耻之徒”们吹写了成万病之药，仿佛只要人人喝茶就不用医院了，能立马解决“看病就医难”这件关乎民生的大计了，这是茶之矛。

一方面又大肆普及肝病患者不能喝茶、神经衰弱者不能喝茶、发烧不能喝茶、孕妇不能喝茶、溃疡者不能喝茶、营养不良者不能喝茶、醉酒不能喝茶、服药不能喝茶、贫血不能喝茶、冠心病不能喝茶、高血压不能喝茶、结石患者不能喝茶、空腹不能喝茶、饭前饭后不能喝茶、忌喝隔夜茶、忌饮头道茶、儿童不宜饮茶、老年人不宜饮茶……这简直又是“茶是万病之药”论调的死对头，这叫那些千千万万喜欢茶却又不了解茶的人们情何以堪，是该听前者？还是相信后者？这是茶之盾。

喝茶本是一件很随机的事，何需讲究申时卯时；品茶本是件很随性的事，何需要装扮茶服佛珠。喝茶这点平常事要平常心去对待，若一定要往高雅格调上去靠，只会让人感到曲高和寡、敬而远之。我不反对申时茶和茶人服等等之类，但我视作他们只是一种商业行为的营销手段，与文化无关。请原谅我的学识和见解浅薄。

中国茶界诸侯林立，拜的庙堂当然不一，有祭神农氏为茶祖的、有祭陆羽为茶祖的、有祭吴理真为茶祖的、有祭孔明为茶祖的、也有祭支遁为茶祖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皆扯着茶文化大旗，杜撰着“山海经”似的历史。

不知何时起，茶艺师、茶道培训风生水起。

在我眼中，茶艺师是茶的化身、茶的使者、茶的媒人。既然称师，就得传道、授业、解惑、榜样，中国茶一千多种，试问你多久才能搞懂，搞不懂何以传道、授业、解惑？而现在在有关部门、有关组织、有关院校花十天半月就能“混”到一本相关部门颁发的“茶艺师证书”。

我知道整个流程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天报名交钱领取统一茶服、茶具———第2到8天空杯、空盖碗练动作（不用水、不用茶）——第九天上午温水练半天、下午温水加茶练半天（开水怕烫手）——第十天考试通过，毕业合影留念。

他们学到了什么？学到了一堆华丽花哨的娘娘动作兰花指（女的成格格，男的成娘炮），得到了一本可以在家人面前吹嘘、朋友圈里炫耀的证书（诚然，我理解国人的证书情节）。至于以后接不接着深造、继不继续学习、干不干此行就不得而知了，叶公好龙也罢、真心好学也罢，反正已经拿到国家承认的证书了。

茶艺，茶在前、艺在后；主角在前、配角在后，而今已沦为但凡茶艺师只要年轻漂亮上得了台面就行，领导和客官感到愉悦就行，至于泡的茶好不好喝太次要了。

各大茶媒体、茶平台、茶频道每天发表的无非还是那些褒扬各地政府与组织对于茶的“贡献”，高压锅炖的的“茶禅一味”（鸡汤体），换个标题反复滥炒那些自相矛盾、毫无道理的“茶知识”……也难怪，正是这些充满着虚伪的“正能量”的、以茶为名带点风月的内容能让读者们趋之若鹜、争相转载；而那些有真知灼见、能理性地剖析茶界各种市场现象、人性折射与未来分析的文章和茶公众平台却是门可罗雀、鲜有人问津。

在这个物欲横流、虚荣心膨胀的浮躁社会，这些快速泛滥的“文化商业产物”对业界和社会是贡献？还是危害？是利益凌驾于文化之上？还是文化在引领着市场？是茶在变？还是我们的人心在变？

值得我们深思！

五：终极破局

未来数年，经济仍将处在低谷徘徊，反腐运动仍将持续，一直依赖政治来催生GDP的茶产业显得很不适应，却又很无奈。既然上行不通，只能往民生（人们日常需求）这条路上发展，人们常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做到了吗？没有！在中国，茶的地位跟前面几样生活必需品相比显然差太远了。

眼下，茶似乎正在走文艺路线。君不见喝点茶，不喝出个之乎者也、呜呼嗟叹、上通千古、下入神灵来誓不罢休者；喝点茶，不摆点谱、不造点作、不装点道、不弄点神皆不上品者。我们需要、也倡导“琴棋书画诗歌茶”的精神之茶，但茶叶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日用品、一种商品，生理需求永远是在精神需求之上的。然现实生活中那些懂“品”茶（自以为高雅人）就看不起“饮”茶（粗人）的怪胎现象不知何时才能休止、才能融合。

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均茶叶消费量却只有556g，排名世界第19位，被排名第一的土耳其（3157g）远远地甩在后面。

中国唯一真正全民饮茶的可能只有藏民族，从1300年前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土耳其这个国家从种茶开始到全民饮茶只用了一百多年时间，而茶的发源地中国从植茶到喝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到现在又有多少人有喝茶的习惯呢？

中国喝茶的人群可能比3.5亿烟民（烟草传入中国不过四百多年历史）多不了多少。前者花了数千年弘扬传播、铭文立传，上至大夫耄耋、下至市井垂髻，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却始终难以到达全民皆饮茶的终极目标；后者是个矛盾体，一方面政府不提倡吸烟，大力宣传吸烟的危害，一方面又将烟草商品遍布到角角落落人所能及的商业终端。据网上数据：2014年中国烟草纳税1600亿（比中石油多600亿），销售额超万亿；而当年中国茶产业纯农业收入1000亿，加上流通、终端、其他全部一起才5000亿（含水分）。-------以上数据来自网络

从商业角度讲，为什么一片有着几千年历史健康且又有文化积淀的树叶却干不过只有四百年历史且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草叶呢？说一千道一万，生理需求是王道，其他皆浮云。

影响中国茶界发展的症结数不胜数，只有自我检讨、洗心革面，挖掘、开辟、发展新市场，才能走出困境，从新繁荣。

下面几条是我个人的看法，孰优孰劣、孰轻孰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茶园管理逐步从去无公害、向绿色和有机标准的方向发展，这是项大工程，需要政府从食品安全宣传、源头用肥药和入场监测三管齐下来倒逼茶农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和对茶叶品质的提升。食品安全问题是人类的立命之本，一切以牺牲人们健康为代价的GDP都是再开历史倒车。这也是中国茶能否扩大出口份额、能否在“一带一路”中受益的重要因素。

2.暂停新增茶园，目前中国茶界已呈两难境地市场，一方面市场萎靡不振，一方面大量的夏秋茶白白浪费在树上。不是茶园种植面积不够，而是源头劳动力红利枯竭，茶叶采摘的机器换人时代已经到来，特别是名茶采摘这一块。一件成熟商品的最终成本是它能否进入市场获取利润的决定性因素。

3.结束浮夸风，这种政治上的利益短视实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最终只会对整个业界造成误判，贻害一方百姓。

4.跟茶叶相关的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含茶企）多做点茶叶深加工利用的实际贡献，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多是停留在论文中、新闻上的表面文章。不要扯着幌子拿着国家补贴不干实事，这么多年了大家能看到对多的茶深加工产品也就是加了甜蜜素和色素的茶饮料，没看到疯长在茶树上的夏秋茶能有别的什么作为。

5.学茶，从娃娃抓起。一千个好的营销方案抵不上一个好的产品，而一千个好的产品则需要足够大的市场来支撑它的生存与持续发展。“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现在用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用来促进中国的茶产业是显得有多么的必要。中国喝茶人群多为成人，既然大家已经把茶作为世界第一大健康饮品，那么茶为什么不能在所有人群中来普及呢？

这不是像“足球，从娃娃抓起”这类受制于体制和条件制约的不可操作的空洞性口号。我们遭受过文化的断层和教育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家长们常识匮乏，唯专家意见是命，以为孩子只该喝甜的饮料、茶会使小孩睡不着觉、会伤胃等等一些错误的谬论，这也让美国可乐有机可趁，成为了中国少儿眼中的首选饮料（虽然现在中国家长们已经有所醒悟可乐的害处）。

茶叶中的维生素C能促进少儿生长发育，增强抗病力，防止坏血病；茶叶中的叶酸含有B族维生素，能有效预防儿童贫血；茶叶中的氟含量是一般食物的10倍，对儿童预防龋齿、坚固齿质起着良好作用。中国有三亿少年儿童，如果每人每天一杯茶（日本已经在中小学普及），怕苦可以泡淡一点，绿茶不喜欢可以喝红茶，每周开设一节茶技课，让他们在孩提时代就喜欢上茶，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新生市场。

只有到全民皆饮茶的地步，才是中国茶叶正真复兴的时候。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夏虫不可以语于冰，曲士不可以语于道。以上论点止于共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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