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茶一泡都立着叫什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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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贵州》封面专题:黔茶飘香

一杯干净、鲜爽的贵州茶,是贵州以茶为媒赠给世界的诚意。

在贵州,茶叶是衡量生态与美景的尺度。山地公园省,生态好茶园。贵州缤纷多元的生态环境盛产多彩黔茶。山高水长,林中峡谷皆产好茶,一地一景一茶,地域对应着茶景,茶山更成为旅游的亮点,依托绿水青山,贵州茶渐成为自然风光。一片叶子能勾连起情怀引领我们探寻“诗与远方”。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小封】


在贵州,茶叶是衡量文化与经济的尺度。超过100万年的四球茶茶籽化石作为贵州茶叶史的一座界碑,让贵州茶的根有着源远流长的故事,历经风霜的古茶树见证着古黔先民的生活智慧和辛勤劳作。自晋朝起,对贵州茶的记载和美誉不断散落在史书长卷中,贵州各族人民保留了古老的茶饮习俗,它们是封存着岁月韵味的时间胶囊。

今日之贵州茶,饱饮山川日月,在历代耕耘中历久弥新。全省322.4万涉茶人共同守护着这杯干净茶,近5800家茶企扮演着从茶树到茶杯的搬运工,贵州人在占全省面积92.5%的山地与丘陵之间,耕耘出了今天700万亩生态茶园。去年,全省茶产业综合产值已达800亿元。

中国的西南地区是茶的故乡。漫长岁月里,苍莽丛林间野蛮生长的茶树与人相遇相伴,山地文明孕育了丰富的黔茶文化,在深厚的历史底蕴里厚积薄发,将山中之茶推出深山,走向世界。

一杯香茗,富含着贵州山水的气息,沁人心脾,地道春味,“净”在黔茶。

以茶为媒,我们拥抱世界;携手黔茶,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执笔/刘彦青)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综述】

贵州就是一座大茶山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彦青张圣曜

提要:谁持彩练当空舞?贵州以茶为媒,串联起黔山秀水,让多彩的山河魅力尽显其中。

贵州,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山地公园省。这里是美食之都、避暑胜地,不仅有梵天净土、苗侗秘境,更有穿山越岭的超级工程。然而奇迹远不如此,贵州还与茶树起源息息相关。100多万年前的茶籽化石被发现于晴隆与普安两县交界。贵州人在占全省面积92.5%的山地与丘陵之间,耕耘出了如今的700万亩茶园,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产茶大省。随着2.8万座桥梁架起山间坦途,贵州正实现从“千沟万壑”到“高速平原”的精彩转身,干净生态的贵州茶也走出深山,迈向国际舞台正当其时。


石阡茶园茶山风光(安成武摄)

一座“茶山”的全新机遇

以“干净黔茶·全球共享”为主题的第15届贵州茶产业博览会。通过10项主题活动,向全球爱茶人士分享贵州茶。在湄潭创建“全国新茶饮集聚区”发布论坛上,上海茶商倪俊告诉记者,贵州将成为他们公司采购奶茶拼配原料的重要地区,黔茶香高味浓的特质很适合做新式茶饮。在西江千户苗寨景区举办的贵州绿茶全民冲泡大赛上,来自南京从事芯片制造的王中说:“我平时爱喝碧螺春,现在喝都匀毛尖更多一点,感觉都匀毛尖的茶味更浓爽一些,这几年我每年都要买十多斤送给朋友。”

立足在中国绿茶产业的新金三角,贵州站在了新的起点。随着各方媒体把眼光投向贵州茶,海量茶文本和信息流逐步构建起贵州茶产业形象的新轮廓,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贵州的茶,早已不再囿于深山老林,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精华。在国内唯一兼具低纬度、高海拔、寡日照前提下,优良的生态环境、合适的土壤、特殊的小气候环境都让贵州茶香飘四方。“茶树生长对环境要求很高,外省也有很多名茶好茶。但贵州全域立体生态环境更占优势,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能够大面积产高山好茶,拿一芽二、三叶来说,贵州茶持嫩性更好。”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评茶员牟小玲说。

贵州,就是一座大茶山。茶的产地是茶味的重要维度,所谓品茶知味,也是品贵州山水间良好生态的独有韵味。福建引入“山场”“气韵”来体验岩茶,云南引入“山头”“寨子”“单株”来区分乔木茶的差异化口感,而黔茶在种植面积居于全国前列的优势下,覆盖的茶山更为广袤,正是天然去雕饰。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攻读茶相关专业的张明露,在开阳的楠木渡有一片试验田,在这片杜绝农药和化肥的茶山上,黔茶1号、中茶108、黄观音、乌牛早这些品种,已被她用不同的加工工艺都撸了一遍。“我常把自制的茶样寄给以前的老师和同学交流,中茶所的朋友来贵州时,也常会来我家这里看。朋友们经常说贵州茶的风味很好。”

近年来,贵州茶“朋友圈”持续扩大,对外交流不断增多,贵州正在从茶叶大省迈向茶叶强省的进程中一路高歌猛进。


好山好水出好茶(贵州图片库供图)

一片绿叶万千滋味

在红酒等饮料鉴定体系中,口感上强调“风土”,这是形容原料种植在地理位置、地形、土质、气候条件和微生物环境中的总和,每一座贵州茶山,因分别在多元的地理环境下造就而孕育着不一样的黔茶。

“我体会的茶香构成大致能用3个维度来区分,分别是品种香、地域香、工艺香,植物学上的基因形成了茶树本身的香型,不同的小气候环境造就了茶树生长过程中的香型,不同的加工工艺赋予了茶叶后天的香型。”贵州省绿茶品牌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李亚轶告诉记者。

贵州地处茶的起源地区云贵高原,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更是发现了超过100万年的四球茶茶籽化石,是贵州先天适合产茶的根,林茶间种的贵州茶自有天然魅力,这里的茶也分外多元。“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万重山川不止分割出贵州山水的瑰奇、民族的多彩,更是因“十里不同天”的小气候,让每一杯茶“十里不同味”。广袤的贵州茶园面积给予了贵州茶树足够奢侈的成长和发挥空间,在贵州守护“干净黔茶”而喊出“宁要草,不要草甘膦”的生态底气下,在我们喝到的每一款贵州茶中,都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地理、生态特性和茶人们的劳动。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贵州茶产业完成了“扩面”“增产”“安全”的积累后,我们更进一步思考,在茶的区域化特色和地缘性上,除讲面积、讲产量、讲标准外,“多彩”是打开解读黔茶魅力的另一种模式。

同样是都匀毛尖,同样像“鸡汤一样鲜”,螺丝壳高寨、团山、墨冲,几个茶山产地,各有不同的鲜爽:高寨水库的出产,芽更细嫩更鲜爽;墨冲和平浪茶,则顺滑、醇和,回味无穷。同样是古茶树,习水梳齿种的古茶树做出的红茶,蜜味鲜浓、花香高扬,而普安古茶树做的红茶有明显的焦糖香,鲜甜爽口……

茶的万千滋味,少不了辛勤的双手、地道的工艺与严苛的标准。

在遵义正安乐茗香茶山基地,罗明、罗萍两兄妹早在十多年前,就从福建、浙江、安徽、云南引种了40余个不同品种的茶树。如今已进入高产期的茶树,在贵州这片土地上,表现出和外省不同风格的独有香型,经过后期的工艺调试,加工出了自己独有的口感风格。

贵州处处有好茶味,都匀毛尖、绿宝石、湄潭翠芽、遵义红、普安红、凤冈锌硒茶、雷山银球茶……越来越多的名优茶进入茶客们的视野。人们对黔茶的认知,不再停留于早已面貌大变的茶马古道,不再仅知晓“贵州茶府县皆有”“黔省各属皆产茶”,不再局限于陆羽《茶经》中“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多元缤纷的山水造就了多彩黔茶,它早已走出深山,借助如火如荼的超级基建,一步步迈向世界舞台。


好山好水出好茶(贵州图片库供图)

一个产业提质升级

贵州的茶区季节分明。在冬季走访都匀的茶山,螺丝壳地区那漫山遍野的白色,雪茫茫一片。当地茶农说,只要不是长时间低温凝冻,这种降雪,反而更有利于提升来年春茶的口感。在盛夏,直接采片茶叶放入口中,清爽凉意沁人心脾。在遵义凤冈仙人岭茶山,常年云雾环绕,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利于产茶的好环境。“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贵州是“山地公园省”,黔茶也多出自好山好水之间。

古代山区曾经道途不畅,但也为贵州留存了珍贵的文化传承与生态环境,多个民族在此世代安居,为贵州留存了珍贵的文化传承与生态环境。有传说道,贵州梵净山麓的万米天然睡佛,便是贪享梵净山翠峰茶的清香,长睡不起。清池贡茶、朵贝古茶、坡柳嬢嬢茶……类似这样拟人化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也为贵州茶平添了几分人文味道,它们也往往伴随着少数民族世代生活的民风民俗。如今的贵州,打面茶、油茶的习俗同样在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里留存。

5年前,一批“白叶一号”“感恩茶”从浙江抵达贵州,在普安、沿河、雷山等地落地生根,金黄的叶子带富了一方百姓。贵州白茶基地逐步扩大,让长三角地区的茶商投来关注目光。在余庆松烟二龙茶山,厂长骆地刚告诉记者,这里种了很多品种的白茶,从白叶一号到黄金叶、黄金芽,加工出来后测了氨基酸含量,几乎都高于国家标准4至7个百分点,口感也显得鲜甜无比,一口下去,满满是春天的气息。“去年,松烟二龙被评为‘2022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茶业和旅游业关联带动,很多外省企业都来我们这里考察茶旅产业。”

铜仁梵净山东南麓江口县,在遮阳棚里,贵茶集团1万多亩的连片抹茶基地茶苗常绿。该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其产业布局涉及食品工业、烘焙、饮品、乳制品等,抹茶产品畅销国内并出口到34个国家和地区。2018年,铜仁市被授予“中国抹茶之都”“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铜仁抹茶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高品质抹茶基地”3块匾牌。2019年1月,《贵州抹茶》地方标准正式发布。春来千山抹茶绿,依托产业优势,铜仁抹茶文创产品强势出圈,当地把雪糕与梵净山景区以及特色产业相互融合,推出了梵净山抹茶雪糕。通过茶、水、旅3张牌,铜仁打开“两山”转换通道,为高颜值的山水资源赋予高价值。

贵州是全国首个在茶园中禁止使用水溶性农药和草甘膦的省份,茶园不得使用违禁农药和除草剂,不得使用塑料盆、塑料袋装载茶青,严格实行从茶园到茶杯全程不落地……2022年6月,全国首个茶产业环境保护法庭——湄潭县人民法院茶产业环境保护法庭揭牌,代表着贵州集中管辖保护茶产业生态环境由“格”入“网”,守护“干净黔茶”司法保护网基本成形。

贵州持续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下功夫,在“山地公园省”中孕育的茶是名副其实的干净茶、生态茶。贵州茶的味道,饱含着一年四季的安心。


好山好水出好茶(贵州图片库供图)

一个品牌风行天下

茶以山名,山以茶显。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适宜茶树生长,纵横在贵州的大娄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四大山脉蜿蜒起伏,分布于全省境内的梵净山、雷公山、斗篷山等各有千秋,在八大水系的润泽下,频出历史贡茶、中国名茶。山地文明孕育了丰富的黔茶文化,在深厚的历史底蕴里厚积薄发,将山中之茶推出深山,走向世界。

最近十余年来,贵州茶产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打开方式。经过多年的积累,面积规模已达到全国前列;在源头加工上,“干净茶”理念深入人心;在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发展路径上,更多的茶园纳入“欧标茶”范畴,“双手采茶”成为贵州茶农的标配,“贵州冲泡”逐步在消费者中普及。贵州茶的标签,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19年,古茶树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贵州茶树起源和古茶树研究,立下了一块界碑。

2022年,全省茶叶产量达到45.4万吨、综合产值800亿元。湄潭县、凤冈县、都匀市、石阡县等10个县(市区)入选“全国茶业重点县域”。黔茶在逆势中破浪出海,山水多元,品种缤纷,今日贵州已拥有数十个注册了地理标志的区域茶品牌,更是有了“贵州绿茶”这个省级区域地理标志茶产品,“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入选世界级非遗。讲面积、讲产量、讲历史、讲工艺,从品种香、地域香到工艺香,从茶叶到茶树再到茶人,各个群体之间,在贵州这座大茶山里,交织着无限可能性。

国发〔2022〕2号文件赋予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战略定位,时代赋予我们底气。谁持彩练当空舞?贵州以茶为媒,串联起黔山秀水,让多彩的山河魅力,尽显其中。

如今,贵州茶的前路,便如同一经释放,就气象万千的黔山秀水。百味贵州茶,是茶的本味,是茶文化的韵味,更是生活里的人间风味。

贵州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采,在每个重要时间节点,都留下浓墨重彩。2022年,322.4万涉茶人共同坚守着干净茶,近5800家茶企扮演着从茶树到茶杯的搬运工,当以“黔茶出山·风行天下”为主题的产业推介会先后延伸至上海、南京、济南等地以及“三北”等地区,贵州茶的知晓率与美誉度也在迅速增加。中欧班列搭载着贵州茶农眼底的希望让黔茶飘香世界,当俄罗斯和摩洛哥的千家万户都开始品饮贵州茶,黔茶正在世界舞台上完成着华丽蝶变。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始

考古溯源:一颗茶籽化石奠定的茶界地位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曹雯实习生/明雪

青山叠翠,薄雾如纱。清早,晴隆县茶叶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田连启漫步于茶园中,刚刚收到统计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全县茶叶产量698吨,产值4.188亿元,已基本售罄。主要销往浙江、湖南、江苏、广东、山东、上海、四川、广西、安徽等地。

晴隆县喀斯特地貌占全县面积的53%,石漠化严重,发展茶产业是县委、县政府推动的富民之道。田连启介绍:“好的时候,一斤茶青能卖到120元至150元,亩产值上万元。”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县境内发现当时的世界唯一四球茶茶籽化石,使得晴隆县因“世界古茶籽化石之乡”而声名鹊起。

起因于1980年7月晴隆县高级农艺师卢其明在云头大山上的一次考察。20世纪40年代,民国中央实验茶场的专家在黔北务川的老鹰岩等地发现大量野生古茶树。而后,关于野生古茶树的资源调查就在贵州陆续展开。

1980年,贵州省茶研所在原贵州省农业厅“贵州野生茶树资源调查研究”课题支持下,着重对黔西南地区的茶树资源分布、现状和利用价值等进行调查研究。卢其明应邀参加课题组的师资培训,回来后马不停蹄地继续调查。

位于晴隆与普安两县交界处的云头大山,海拔1800多米,从北侧绵延而来,向西南方逶迤而去。这是卢其明第三次爬上云头大山,第一次在十多年前,上次是在一个多月前,他发现了后来被张宏达教授鉴定为红药红山茶的茶树新品种。

这一次寻茶之旅,一块大约四五平方米的滑坡体挡住了卢其明前行的道路,为了找到能落脚的地方继续前行,卢其明仔细打量着滑坡体,忽然在泥土与碎石之间看到了凝固着某种植物种子的石块。若干年后,他在《茶与生命同伴》一文里写道:“突然,一块巴掌大的石块展现在眼前,上嵌三枚与茶籽相似的物体。我当即捡起,惊喜万分。”


1980年7月发现于贵州省晴隆县的茶籽化石(资料图片)

这块巴掌大的石块就这样经卢其明的手送到了贵州省茶研所刘其志、林蒙嘉、王成仁等专家手里。通过对石块出土现场、野生古树茶生长气候、土壤等考察分析,刘其志等人初步鉴定为茶籽化石。后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贵州省地质研究所及贵州省茶科所等多家权威机构的专家勘查鉴定,认定其为距今100多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四球茶茶籽化石。

对此,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专家郭双兴评价道:“世界上茶科化石甚为罕见,尤其是茶科种子化石更是难得。贵州发现的茶科种子化石,是非常珍贵的化石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茶叶历史及茶科的发展演化,提供了宝贵的证据。”

事实上在1824年,英国少校勃鲁土在印度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后,国际学术界就展开了一场茶树原产地之争。晴隆县茶籽化石的出土,将这一争论彻底终结。因为早在百万年前,茶树已经在中国贵州黔西南这块土地上自由地生长了。

“世界之茶,源于中国,中国之茶,源于云贵。”2020年10月,“纪念茶籽化石发现40周年”学术研讨现场观摩会在晴隆县召开。来自省内外的80余名嘉宾纷纷认为,茶籽化石的发现充分印证了贵州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核心地带之一,奠定了贵州茶在世界的地位,提升了贵州在茶产业领域的话语权。

因茶而兴的晴隆县,在加强茶园种植、管护的同时,也积极探寻茶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数据显示,2022年底,晴隆县茶园种植面积16.5万亩,投产茶园面积约10万亩,综合产值达到6.5亿元。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源

茗香寻踪: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彦青陈敏

云贵高原是茶树的发源地之一,1980年,晴隆县和普安县交界处出土的茶籽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等多家权威机构鉴定,确定为四球茶茶籽化石,距今已有100多万年。

贵州茶在古代文献中早有记录,古今中外研究茶史的学者常能搜寻到黔茶的身影。

晋朝傅巽在《七诲》中,记载了当时8种珍贵的特产“浦桃、宛柰、齐柿、燕栗、峘阳黄梨、巫山朱橘、南中荼(茶)子、西极石蜜”。其中“南中茶子”就是指今天黔滇一带所产之茶。

唐代陆羽《茶经》载:“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说明遵义、铜仁不仅产茶(也是现今贵州茶叶主产地),而且茶味很美。

北宋乐史编著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有贵州茶成为贡茶的记录,且在桐梓、遵义等处设有茶马交易场,用贵州茶换取青海马。

唐代茶圣陆羽专著《茶经》(资料图片)

宋代写茶诗最多的文人之一黄庭坚多次提到贵州茶。他在《阮郎归》中记载黔中好茶:“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青箬裏,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且在其名篇《煎茶赋》中提到“涪翁曰:味江之罗山,严道之蒙顶,黔阳之都濡高株,泸州之纳溪梅岭……”这里面的“都濡高株”产地位于现在遵义市务川自治县都濡镇。

明朝《一统志》讲“贵州茶,府县皆有”。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有:“黎平产洞茶,叶大而味美。其它镇宁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永宁卫均产茶。”明朝洪武年间,贵州布政司作为能给朝廷上贡茶的5个布政司之一,每年上贡茶的数量名列全国第二。明朝《万历贵州通志》《万历黔记》记录:“水东等九长官司每三年一贡朝,觐马九匹,岁解本色茶一十一斤二两四钱二分五厘。”讲的是“开阳南贡茶”。

清代康熙《贵州通志》(1673年)载:“贵阳军民府,茶产龙里东苗坡……平远府茶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清乾隆《贵州通志》(1741年)载:“贵阳府茶产龙里东苗坡及贵定翁栗卫、五柯树、摆耳诸处;思南府出务川,名高树茶;蛮夷司鹦鹉溪出者,名晏茶,色味亦佳。”

遵义的湄潭、习水、赤水、绥阳、余庆、仁怀等地在清代都有相关产茶记载。《遵义府志》载:“小溪、二郎、土城、吼滩、赤水产茶树,高数寻,额征茶课。按五属惟仁怀产茶,清明后采叶压实为饼……多贩至四川各县,圃中间有种者,与湄潭茶同亦不能多也。又有老鹰茶、苦丁茶、女儿茶、甜茶皆生山谷。”其中二郎和土城均在习水县内。

近代《贵州通志》风土志载:“黔省各属皆产茶,贵定云雾山茶最有名。石阡茶,湄潭尖茶昔皆为贡品。”1914年《都匀县志稿》载:“茶,四乡多产之……彀雨前采者最佳,细者曰毛尖茶。”《湄潭茶产调查报告》(1940年-1942年)载:“绿茶:又分龙井、玉露、珍眉。红茶:先将生叶萎凋继续人揉捻,继续日光下发酵,至适当程度,放焙房内烘干,是为粗制。粗制品再加以分筛检择后,始成精制。”

1940年4月,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湄潭正式挂牌成立,对贵州茶叶在生产、科研、文化发展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后贵州茶产业奠定了历史、文化、技术及贸易的基础。

在唐代以前的古代汉语中,代表茶的汉字有荼、诧、槚、茗、荈、苦茶、皋芦等,多和贵州山地少数方言有一定关联,日本茶学专家松下智在《茶的起源研究》中记录“茶事的最早利用是中国的苗族”。贵州在茶叶的利用、加工、流通等方面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茶文化发展起始地之一。古黔先民,辛勤劳作,对我国的茶叶生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品

品茶论道:一缕历久弥新的人文芬芳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刘彦青李悦

5月21日是国际茶日,茶的话题再一次受到关注。在茶叶传播的世界版图上,中国西南是最初始的原点,随着这种生命力极强的山茶科植物在不同的地域落地生根,也逐步在影响着各地的经济、习俗、饮食及文化,世界近30亿茶饮爱好者用不同的品饮方式诠释着茶叶之芳香。

茶是“生活之词根”,茶叶既有农产品属性,更有文化属性。茶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人们用好山好水好茶讲故事,火热一时的国产古装剧《梦华录》随处可见泡茶品茗的精致特写。在茶文化的众多要素里,有器物、风土、鉴味、环境,但最核心的是人,爱茶之人把茶引入精神世界,盛放寄托。茶成了引起人们产生共鸣的密钥,一盏茶能勾连起意识引领我们探寻“诗与远方”。

面对千年的风雅、千年的产业,中国的茶文化如浩瀚星海,一望无垠。


贵阳市花溪区九龙山茶园全景(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尚宇杰摄)

1000多年前,唐代陆羽亲赴各地考察茶区,集栽种、品泉、鉴味、制器、设境等论点而著《茶经》,是早期中国茶文化的轮廓。宋代蔡襄围绕“论茶”“论器”而著《茶录》,填充了茶道美学的框架。到了明清,更有《茶疏》《茶录》《续茶经》等风靡一时的著作不断夯实着传统茶文化的基石。茶文化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生命力,茶叶从中国进入日本,它在日本形成了茶道;到了欧洲,英国人为提升泡茶仪式感,发明了茶会服和骨瓷,形成英式下午茶文化,并随着海洋路线传播开来。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茶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近代,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一代人提出茶业复兴,倡导机器制茶、把茶园规模化,组织人翻译外国研究茶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更有无数茶人前仆后继,在初心不忘中用各自的理解注释和丰富着茶文化。

中国茶文化在南腔北调中传唱着,融入五湖四海不同人群里的日常叙事中。

在贵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湄江河畔啜翠片,梵净山下品翠芽,云雾湖边饮“鸟王”,螺蛳壳峰尝毛尖,一地一景一茶,地域对应着记忆,茶俗也渗透进生活。茶文化来自于生活,过去谈茶文化,在清净和雅、茶和天下中曲高音清,现在谈茶文化更讲生活,有阳春白雪更有人间烟火。

地处中国西南腹地的贵州,这里曾是孕育茶树的天堂,目前“最古老茶籽化石”作为贵州茶史的一座界碑,让贵州茶的根有着源远流长的故事。


一缕历久弥新的芬芳(贵州图片库供图)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贵州茶源地的发现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让黔茶基因库有源可溯、有据可依,历经风霜的古茶树见证着古黔先民的生活智慧和辛勤劳作。贵州自晋朝就有产茶文字记载,之后1000多年里,在史书长卷中均能看到不同朝代对贵州茶的记载和美誉,更有黄庭坚、苏轼等文化名人对贵州茶赋诗作词。在遵义习水的连片古茶树群落,更是以“鰼茶乔木,鰼人不可毁之”考证了遵义种植茶树的历史维度。古茶树是大自然与古代先民的馈赠,普安古茶树群、贵安古茶树群、花溪久安古茶树群等逐步浮现出的历史证明,它们用传统工艺焙制后香气高扬,是封存着岁月韵味的时间胶囊。此外,贵州民族群众都保留了古老的茶饮习俗,证实了“茶药同源、茶食同源”的推断,乌撒烤茶、孃孃茶、擂面茶、煮油茶等贵州地方特色茶俗与民族风情代代相传。

1940年,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科研生产机构——民国中央实验茶场在贵州湄潭成立。2017年,我国省级层面第一部关于古茶树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古茶树保护条例》施行。2019年,中国古茶树群高峰论坛在贵阳举办,贵州以古茶树之陈,为开启茶文化研究阵地成果出新。近年来,贵州采取系列措施推广茶文化、发展茶产业,举办茶艺大赛、茶博会。茶人会、斗茶会等,全省陆续建成“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群”等系列平台,高校组建茶学院,涌现出一批茶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


一缕历久弥新的芬芳(贵州图片库供图)

今日贵州茶,饱饮山川日月,在历代耕耘中历久弥新。从茶树、茶园到茶山、茶人,不同视角让各个群体之间在贵州这座大茶山里,交织着无限可能,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感知着贵州茶的文化魅力,在黔地的山川流水之间寻茶。茶亦勾连起人与物,茶事在岁月里沉淀变成了文字间的芬芳,人们以茶为媒,在互相认同中携手寻找“诗与远方”。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人

清茶淡话:一方山水孕育的茶史名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赵相康

春夏之交,雨生百谷。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铜仁路的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内飘出缕缕茶香,主攻历史文献研究的王力教授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到一本《茶书》,揭开了一段喻政与茶的故事。

喻政何许人也?王力用8个字概括为“学霸清官、高寿茶人”。喻政生于铜仁,科举之路颇为顺利,在万历二十二年考取贵州乡试解元,成为全省第一名,又在次年的全国性科举考试中顺利考中进士,位列三甲第106名。这种连续考中举人和进士的情况被称为“乡会联捷”。明代贵州中解元而又联捷进士者仅喻政与萧重望二人,就连曾为皇帝讲过学的孙应鳌也在中解元后会试3次才考取进士,可见喻政的应试能力是“学霸”级的。


喻政与他人一起编撰的收录历代茶书的《茶书》

入仕后,喻政曾任南京兵部郎中,出知福州府,升巡道。一方茶乡,养育了一位极富乡情的文化名人。喻政好茶,朋友称其为嗜好。喻政则辩驳说自己饮茶是为了获取人生趣味,茶水穿肠,借以洗涤心灵,并不是为这一嗜好所奴役,付出辛劳只为口腹之欲。

嗜茶如命的喻政活到96岁,在王力看来,从现代医学及心理健康角度分析,如此长寿或许与饮茶习惯及良好心境有关。

自唐代陆羽撰写《茶经》以来,历代撰述茶书者接踵而至,成果斐然,但聚其精华汇为合集者,喻政《茶书》不仅是首创,而且也是集大成者。日本汉学家布目潮沨称其“集《茶经》以后茶书之大成”。20世纪著名茶史专家万国鼎曾精辟地指出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收录了几种其他书所未载的茶书,这些书“因而赖以流传至今”,若非如此,今人就将无缘见得这些茶史上的文化瑰宝。直到清末,也未有哪部茶书超越它。

王力爱茶,作为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秘书长,他希望从古籍中找出一些贵州古代茶人。直到前几年,他才下决心要系统阅读查阅文献,发现古代茶文献的提要里提到了喻政这个人。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王力教授与久安茶园古茶树“茶王”合影(贵州图片库供图)

彼时,王力正在做关于贵州科举制度的研究工作,对喻政也比较熟悉。文献中提到他是江西人,但经过一番考证,他确定这篇文献里提到的喻政就是贵州的喻政,是贵州历史上最有名,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茶人,他的影响不仅在贵州,在世界也有很广泛的影响。

《茶书》并非喻政撰写,而是他与他人一起编撰的收录历代茶书的书,共有两个版本,上起唐代,下至明中后期。其间有代表性的茶书几乎被网罗殆尽,包括陆羽《茶经》、张源《茶录》、朱子安《东溪试茶录》、蔡襄《茶录》、张又新《煎茶水记》、审安老人《茶具图赞》、陈继儒《茶话》、屠隆《茶说》等等,就是这样可贵的茶史文献,却为后人留下了两大遗憾。一是刊刻极少,除了喻政原刻本,后世无人翻刻,以至存世量稀。今人可知者主要有二处,一是日本的内阁文库,二是中国的南京图书馆,近几十年来关于此书的影响较大的介绍来自日本的汉学家布目潮沨,而他写作所据的正是内阁文库的本子。南京图书馆藏本近年来渐受文献学界瞩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纂《中华再造善本》时对其进行了再造,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茶书》也影印了此书,但在普通读者中尚少人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江口县坝盘镇挂扣村茶园春色美景(李鹤摄贵州图片库供图)

“《茶书》是至今没有充分被认识的一本茶史料,他在茶史上应该有崇高的地位。”王力认为,茶文化走向雅化,明代起到很大的作用。喻政的《茶书》把历代茶资料汇编到一起,到清朝为止,其数量是最多、最详细、最具有唯一性的。喻政的这本《茶书》,没有什么商业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史料,因此非常有学术性,而且是具有国际性的。虽然当时这本书只刻了一次,现存于南京,但日本翻刻过很多次。

王力表示,喻政本人的确生长于贵州,在黔读书,并在黔应试,万历《铜仁府志》明确指出其家在“铜仁府平头司”,他致仕后返回铜仁居住,并终老于此。由此来看,他就是一位地道的、本地山川滋养的贵州人,只是地方史志中关于他的记载太少,许多资料反而多见于他省。

作为文史工作者,王力想把关于贵州茶的文史资料找齐。虽然关于贵州茶的记载散落在各种资料中间,很零散,但他认为这个工作必须要做。贵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茶文化工作者、文史工作者,都应该努力,充分了解贵州茶。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业

茶树菇云:一片叶子“炒”醒春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金忠秀

随着普安、水城等地早茶“炒”醒春天,湄潭、都匀等47个茶叶主产县抢节气、抢时令,把开春好茶送进市场。

每年,“茶未上市客先到”的景象都在贵州各大茶叶产区上演。贵州春茶产量、品质连年提升。今年茶叶市场需求旺盛,大批外地客商涌入贵州茶山抢收新茶。“今年我们普安接待的外商超过千人,茶青市场价上涨,给茶农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普安县茶叶协会会长、普安红集团(公司)董事长黄仕洪高兴地说。

茶山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这是贵州茶叶乃至茶产业蝶变的生动注脚。700万亩茶园生机勃勃,5786家茶企(合作社)竞相而上,300万农民以茶为业。小小一片茶叶,见证了贵州由茶产业大省迈向强省的步伐。


遵义市湄潭县永兴镇万亩茶海(贵州图片库供图)

茶叶质量安全的“稳”与“进”

每年茶产业博览会期间,来自国内外的客商相聚贵州,抢夺黔茶商机。广东、山东、四川、广西的客商更是包高铁、飞机,组建车队前来赴会。

“走!去贵州喝干净茶。”绿色,让世界认识了贵州,更让世界记住了贵州干净茶。

来自广东的茶友刘江波感叹:“在参观贵州茶园的过程中看到各项科学、生态的管理模式,让我们茶销区的消费者真切感觉到这是一杯真正的放心茶。”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贵州把“干净黔茶·全球共享”的发展理念贯穿到新时代茶文化内涵中,让消费者喝上一杯干净茶、放心茶、安全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凸显了质量优势,积蓄了良好口碑。

贵州在全国率先禁用水溶性农药及草甘膦等化学除草剂,茶园管控坚持生态为根、农艺为本、生物防控为辅,从源头把控。同时,依托科技为产业赋能,不断夯实干净茶底蕴。贵州茶叶质量风险监测连续11年保持在100%。

在茶叶生产期间,贵州农业农村部门常态化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开展指导。“让我们的茶农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这是我们做干净茶的决心和信心。”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蔡兴洪说。

“茶山管护好,茶树长得好,就可以用双手采茶。”省农业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省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胡继承介绍。

与单手采茶相比,双手采茶效率可提高30%以上,茶农收入进一步提高。如今,越来越多茶农愿意采茶、学习采茶、热爱采茶,采茶收入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之一,茶产业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茶农。

这也不断倒逼各地加强茶园肥培管理,提升茶园管护水平;增加采摘频数,以采代防,减少病虫害发生;提高茶树鲜叶下树率,提高茶叶产量;优化以一芽多叶为主的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产业链条转型升级。

产业链各环节的“破”与“立”

近日,贵州逅唐茶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拼配好的茶叶整齐堆放,即将发往线下门店。

“我们与国内外众多知名新式茶饮品牌公司建立了原材料供应合作关系。”公司总经理魏矗巍介绍,从卖茶叶原料到卖产品,公司围绕“茶+”,不断创新茶产业生产方式。

新茶饮赛道走向供应链时代,拥有700万亩茶园的贵州迎来机会,发展新茶饮的采购优势、效率优势、安全稳定优势凸显。4月15日,湄潭启动创建“全国新茶饮集聚区”,这是寻求产业升级新突破的一次实践。

贵州作为中国茶叶原料基地和加工中心初步形成。面对消费者对茶产品质量和迭代需求提高,贵州茶产业链的升级和转型迫在眉睫。北京华兴控股集团与安顺市经开区达成金尘茶深加工合作,开发原叶花果袋泡茶等产品;上海金格集团与普安县达成合作,建设集智能化生产车间与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茶叶加工厂;首座“中国最美茶山”落地湄潭,茶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各茶企加强创新能力,在保证茶产品质量的前提下,走向更多元化、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向。贵茶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其营销布局涉及食品工业、烘焙、饮品、冰品以及乳制品等渠道。目前,贵茶集团抹茶产品已经出口34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要把欧标抹茶全方位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继续以‘中国抹茶之都’铜仁为基地,以欧盟标准为基石,用新消费品思维,全力打造中国现象级抹茶品牌,探索更多抹茶潮流茶饮新方式。”贵茶集团董事长蒙祖德说。

近5年,贵州抹茶从无到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龙头企业不断壮大、利益联结不断完善。全省抹茶产量占到全国抹茶总产量四分之一。贵茶集团辐射带动35家上游企业,近5万茶农增收。

贵州茶产业在开放合作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推动产业链基地生态化、加工标准化、企业集约化、市场品牌化发展,持续增强茶产业集群发展能力,加速“茶+”融合。

黔茶出山出海的“守”与“攻”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贵州茶企抱团参展。“恰逢春茶季节,来品茶的客商络绎不绝,我们已经收获了不少订单,还在与几家海南企业洽谈代理合作。”贵州贵天下茶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贸销售员彭舟昀说。

贵州聚焦“贵州绿茶”“三绿一红”等重点品牌,以茶事活动为载体,线上线下全面宣传推介,赴省外召开贵州茶推介会、品鉴会、对接会,以“贵州冲泡”为抓手,展示贵州品质优良的茶产品、丰富多彩的茶文化。

贵州建立起“省内产地销售+省外经销商+电商+出口”的营销体系。新发展格局下,立足资源禀赋,在稳固拓展长三角、珠三角传统市场,深耕东北、西北、华北“三北”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茶叶出口,对提升我省茶产业综合竞争力十分重要且紧迫。

贵州省湄潭县栗香茶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条龙生产线开足马力,加紧赶制出口茶,每天可加工茶鲜叶4万斤。去年1月,该公司全面开启茶叶出口国际贸易,全年完成出口额2842万美元。“今年,我们新引进了4条生产线,预计产能将提高40%,出口销售额将达到6000万美元。”公司创始人谭书德信心满满。

湄潭县拥有60万亩茶园,从2019年以来开始大力探索和发展茶叶出口。湄潭县茶叶出口额从2019年的459万美元提升到2022年的5689万美元,增速和规模位居全省第一。

“短短3年,湄潭通过发展外贸,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企业良性发展、大幅增加政府税收、提升茶农收益,为黔茶出海探出了一条有益路径。”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黄献喜说。

国发〔2022〕2号文件赋予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战略定位。茶叶作为贵州第一大出口农产品,担当重要责任。目前,贵州已初步形成完整的茶叶出口产业链和供应链,正持续打造高质量黔茶出口基地,扩大茶叶出口规模,逐渐实现茶叶由借船出海向自主出口转变。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技

匠心独具:一揉一捻展现非遗传承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陈江南

在黔东南州雷山县,俯仰之间茶树环山,眼前皆是青山绿水,遥望茶山,星星点点散落在一行行茶树间的茶农们,头戴遮阳帽,腰挎竹篓,手指轻挑,一片片鲜嫩的芽尖收入篼中。

这些采摘好的新鲜茶叶被送到2023年“中国梦·劳动美”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黔东南州“雷公山·雷山银球茶杯”手工制茶技能大赛的现场。来自黔东南州各县的80余名制茶能手,将在手工扁形绿茶、手工卷曲形绿茶、手工红茶3项个人赛展开激烈角逐。

为期两天的比赛中,制茶能手们指尖不断在翻、抖、磨、压等各种手势中转换,当新鲜的茶叶经过揉捻、翻炒后,在火与人的共同淬炼下,茶香四溢。评委们将根据茶叶的形状、色泽、均匀度、净度、香气、滋味、汤色、叶底等方面来进行品鉴和评选,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15名。

“举办斗茶制茶大赛,是促进制茶技艺学习和茶叶品质提高的有效举措,既能提升茶叶消费,还能促进大家对茶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贵州省茶叶研究所高级农艺师、贵州省茶叶学会秘书长、高级评茶师刘晓霞说。


炒茶师傅现场展示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贵州图片库供图)

对担任过多次制茶斗茶大赛评委的刘晓霞而言,一杯好茶的评判标准首先须具备优质的原料,要干净、安全、内含物质丰富;其次是在合适的加工技术下,拥有优良的外形内质。“制茶贵在精,贵在用心。一杯好茶的诞生,离不开精巧的制作手艺,每一道工序上出现的一点偏差和不同,茶叶都会诚实地展现出来。”

2022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来自贵州的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跻身其中,成为贵州省茶类唯一一个入选人类非遗的代表性项目。

事实上,早在2014年,“都匀毛尖茶作技艺”就曾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都匀毛尖茶独特的制作工艺,特殊的种茶环境,精湛的炒茶工艺,使它具有紧、细、卷带、银发、色泽翠绿的优美茶形,并保留了绵长嫩滑、香清鲜香、鲜爽的独特茶香。”中国制茶大师、都匀毛尖非遗传承人欧阳国祥说。

欧阳国祥介绍,作为贵州的名优绿茶,都匀毛尖以绿为主,其制作技艺分为五道工序:杀青、揉捻、做形、提毫、烘干,所有操作在锅里一气呵成。“外形紧细卷曲、毫毛均匀满布是毛尖最大的特点,在中国绿茶领域,贵州绿茶是上品,而在贵州绿茶中,都匀毛尖是极品,这是业内人士给都匀毛尖的定位和评价。”

讲求同一口锅,在“火中取宝、一气呵成”的毛尖制作技艺,整个加工过程中,抛炒、抖闷、抖揉、揉捻的方向、周数、次数及用力轻重等技巧都会随茶青的质量、湿度,以及加工的时间、程序、锅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欧阳国祥看来,都匀毛尖的制作技艺是黔南各地少数民族群众的智慧结晶,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这次毛尖制作技艺能够入选人类非遗名录,极大唤起了茶人的文化自信,让我们通过技艺的不断弘扬,使得手里的茶叶更有价值。”茶出自然,技承匠心,春风吹拂在欧阳国祥的肩头,环视四周满眼茶树,一呼一吸之间,他又染得一身清新茶香,沁人心脾。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护

茶余饭后:一棵古茶树的勃勃生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张云开

人间四月天,茶香最芳华。在阳光和雨露的呵护下,乌蒙大地更显秀美。在纳雍县水东镇姑箐村的野生古茶林,只见翠绿的嫩芽在茶树枝头悄然萌发,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茶香,当地茶农正背着竹篓穿梭其间,宛若一幅清新自然的田园风景画。

姑箐茶出产于纳雍县城东水东镇姑箐社区,这里地势较高,海拔约1800米,茶区地形复杂,峰峦重叠,山谷幽深,沟壑纵横,是纳雍出名的“夹皮沟”。山坡上种有漆树、桦树、枫香等,植被很好。而半山、峡谷的沟旁及土坎上则是成片的姑箐茶园。

“平远府茶产岩间,以法制之,味亦佳。”这是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贵州通志》对毕节茶的描述。当时的纳雍县姑箐一带毗邻织金县,“平远府茶产岩间”中的“岩间”,指的就是现在的水东镇姑箐社区一带的岩石上。


纳雍县水东镇姑箐千年大茶树(潘中泽摄)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了这么实力深厚的历史传承,有了这么得天独厚的茶树资源,纳雍县因势利导做起了茶文章,让古茶树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姑箐村村民杨成付看来,古茶树能成为清代年间水西地区进奉朝廷的贡品,主要是优异品质。“以前我们眼中的‘粗枝大叶’,现在变成黄金叶。”

古树茶好,代代相传。姑箐群众不仅传承了护好古茶树、惠及千万家的理念,还传承了古树茶的手工制作技艺。

“想不到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古茶树这么值钱。”杨成付笑言。在古茶产业的带动下,产业发展促农民增收、农民发展促企业增效的双赢目标成为现实。

为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古茶树资源,纳雍县通过与中国林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合作,在古茶树植株复壮、扦插育苗、生长繁育、种植管护、采摘加工、种质资源保护等方面取得突破,培养出了一批茶叶种植加工专业人员,建起了种质资源圃和古茶树育苗基地,培育出古茶树苗50余万株,种植了110亩古茶树茶园,让千年古茶树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当地居民增收致富主要渠道之一。

保护开发古茶树,规模化发展茶产业,打造茶区域品牌,纳雍县再发力。姑箐茶从默默无闻成为致富法宝,当地村民尝到了甜头。

立足这一独特资源优势,当地在做好保护的同时,对古茶资源进行有效开发,一片片绿色的“黄金叶”为老百姓铺就可持续的增收致富之路。

“我们的古树茶具有滋味醇厚、色泽金黄,经久耐泡等特点,有着特殊的香气和口感,很受市场青睐和顾客好评。古茶树产业已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重要绿色生态产业之一。”姑箐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小江说。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俗

三茶六礼:一杯茶泡出的万千生活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陆青剑

“好多来新州的人都说,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这样的喝茶习俗,茶叶还可以这样炒。以后想喝油茶汤,就到我们新州来。”正安县新州镇居民向孝群和镇上的人们一样,一直以来都有炒油茶、喝油茶汤的习惯。

新州镇比邻重庆,居民们喝油茶汤的习惯源于何时,已无从可考。据传这一习惯在清末民初开始形成,当时人们觉得仅仅解渴的茶水似乎少了什么东西,于是就在茶水里放进油盐,茶水便多了一分烟火味。后来人们发现在茶水里放油盐味道不纯正,于是有人采摘茶青回家后把茶青放在铁锅里,加入菜籽油炒制,茶青变黄时加入清水不停地搅动,直到茶青变成糊状了再把油茶舀起来,吃的时候可以佐以点心之类的食物。

新州人把炒茶叫作熬茶,熬好的油茶叫茶羹。茶羹可以天天做新鲜的,也可以每次熬的时候多做一点存放在冰箱里。熬好的油茶因为有油,放在器皿里一段时间不会变质。喝油茶汤的时候,将冰箱里的茶羹拿出来,根据食用的情况舀一点放在锅里加热放进清水,再加一点盐巴。“可以在油茶汤里加油渣、面条、米花、鸡蛋、花生米等,你想吃哪样就加哪样,还可以用油茶汤来泡饭吃。有客人来家里,我们就用这个油茶汤招待他们。”向孝群说,熬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容,孩子们都会做。新州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保留喝油茶汤的习惯。


侗族的油茶制作(龙吟摄)

除了新州,正安的杨兴、安场、碧丰、庙塘等一带,人们都有饭后或傍晚喝油茶汤的习惯,每天两三次,每次一大碗。尤其是在劳作大汗之后或疲乏困倦之时,喝上一碗会使人精神焕发,因此正安人也称油茶汤为“干劲汤”。在正安县城以及安场、新州、庙塘等集镇,当地群众、外地商客均可在小吃摊点品尝到正安油茶汤的独特风味。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千百年来各民族形成了各自的茶习俗,灿若繁星的茶诗、茶词、茶赋、茶歌、茶联、茶故事、茶谜语、茶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丰富了贵州的茶文化,单是饮茶、采茶、祭茶的习俗就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与正安一山之隔的道真,仡佬族人在接待宾客、嫁娶、节日宴请、建房、寿庆等重要活动时,有“三幺台”的习惯。“幺台”是方言,是“结束”的意思。“三幺台”即一桌宴席要经茶席、酒席、饭席三道程序。而第一“幺台”,就是让每位客人很有仪式感地喝上一碗油茶汤,再辅以各种点心、零食。这道程序完成之后,撤去碗盘碟盏,留下筷子,等待进入“二幺台”。从古至今,这个习惯就一直这样保留下来,到今天成了一道爽口爽心的人文景观。

在黔东北的土家族寨子里,流传已久的茶美食——擂茶让人饮过之后记忆犹新。“擂茶”也叫作“三生汤”,是用茶青、生姜和生米混合研碎加水蒸煮而成的一种特色茶食。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擂茶在原料的选配上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在土家人制作擂茶除茶叶外,还配上炒熟的花生、芝麻、米花以及生姜、食盐、胡椒粉之类的调料。将这多种混合物一并放入擂钵里,然后用硬木棍使劲旋转,目的是让擂钵里的东西混为一体,之后取出舀入碗中用开水冲泡即成擂茶。有些地区为了省事,直接将各种材料放在碗中用开水冲泡即可食用。


山野茶趣(贵州图片库供图)

土家族人喝擂茶,一般在中午干活回家之后。土家人视喝擂茶为生活中必要内容,其重要性如同吃饭一样。如有亲朋好友来串门,那么在喝擂茶的时候还得配上几碟茶点。茶点以清淡、香脆食品为主,如花生、薯片、米花糖之类,一顿擂茶喝下来,食欲已足了八分。

黔东南油茶是侗族的一道美食,吃法多样。煮油茶的主要材料包括茶叶、米花、酥黄豆、炒花生、葱花、糯米饭等。制作时,先将晒干的糯米饭过油炸成米花,再将一把米放进锅里干炒,然后放入茶叶再炒一下,并加入适量的水,开锅后将茶叶滤出放好。喝油茶汤时,将准备好的米花、炒花生、猪肝、粉肠等放入碗中便可入口。

煮油茶既是茶饭也是汤菜,茶菜合一,算得上是一种主食。招待客人时,第二碗要在碗里加入切成小片的糍粑、熟红苕等食物,面上放米花、黄豆,泡入茶水后,依次递给客人。客人如果已经吃饭,会把碗筷递还给主人,或搁置在桌子上。煮油茶侗语叫“记协”,一般每天吃两次。第一次是清晨出工前,第二次是下午收工后,连同正餐共4顿。农忙时,家里负责饭食的人将油茶汤送到工地上。

布依族制作的茶叶中,有一种茶叶很有特色,相当名贵,别具一格,这就是“嬢嬢茶”。每年清明节前,未出嫁的布依族姑娘上茶山采摘茶树刚冒出来的嫩叶,回家后一番热炒,再把一片一片茶叶叠整成圆锥体,然后拿到院坝晒干,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就制成了一卷一卷的圆锥体,布依族称之为嬢嬢茶。

嬢嬢茶每卷重约一两到二两,形状整齐优美,是布依族地区茶叶中的精品。这种茶十分珍贵,平时不会随便拿去卖,只是作为礼品赠送给亲朋好友,或在谈恋爱或定亲时,由姑娘家作为信物赠送给定情人。

普安县的布依族有祭茶神的习俗,每年春茶开采茶叶,人们要选择吉日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仪式之后,茶农们载歌载舞,弹起独具特色的小打音乐“斗弹达吟”,唱起清澈嘹亮的采茶山歌。

据说,这个习俗延续了数百年。因为对茶有特殊的感情,普安县的布依族一直供奉着茶神。这个茶神是他们心中的女性精神领袖“娅雅洛”(汉语意为“大福娘”)。

源于生活的传统民间戏曲艺术——石阡茶灯,以采茶、制茶为主题,其所衍生出来的仪式、工艺、表演、念诵、唱腔等行为方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在贵州民间绝无仅有。石阡茶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盛行于清乾隆年间,一般每年农历正月初八出灯,正月十五收灯。如果说种茶、制茶、饮茶是生活中的日常肌理,那么石阡茶灯已上升到精神层面,反映了石阡人民对茶的景仰和推崇。


当代视线·黔茶飘香【案例】

茶之传

闻香识人:一手掌握成就江湖地位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陆青剑

“都匀毛尖名声响,五湖四海有茶香。敬客一杯农家茶,幸福生活万年长……”喜欢唱山歌的张子全得知记者也是布依族时,情不自禁地唱起布依山歌,歌声在都匀螺蛳壳的茶园里响山应水,连绵不绝。张子全告诉记者,当年他的婚姻,就是山歌成全的,“两个爱唱歌的人在一起,不安逸都不行呢。”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和张子全对上眼的却是位苗族姑娘。张子全释疑:布依族寨子和苗族寨子挨得近,相互受影响是正常的事。他说,这叫作和谐相处,相敬如宾。

2022年11月,“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捆绑申报的中国15个省44个项目,其中就有贵州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对于国家级非遗——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让张子全更开心的了,他相信自此以后,毛尖茶的声名会更加响亮。“今后,我的山歌又多了这项内容。”张子全说。


茶青不断翻飞,制茶大师张子全喜笑颜开(司马星摄)

2023年都匀毛尖春茶开采节,张子全俨然成了明星人物,他一出现,就吸引了做直播的和参加活动的茶商以及好奇的人们,大家都想看看这位12岁就与茶叶结缘的非遗传承人的现场炒制风采。张子全的面前是一口用精雕木板架撑起来的大铁锅,气定神闲的他把炒制都匀毛尖茶的过程一一再现,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将这一过程传播出去,一时间引来数十万粉丝围观。“都匀毛尖茶制作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对我们做贵州名优手工茶的最大肯定。”这个春天,张子全迎来了又一个高光时刻。

一生在茶香中浸泡的张子全,与茶相伴40余年,铁锅、土灶、柴火和他的那双手,成就了他的声名。春茶采摘时节,一垄一垄的茶树挤挤挨挨,集结采茶工在茶垄之间采摘茶青。傍晚时分,茶青汇聚到炒制车间,张子全和他聘请的炒茶师傅们的炒制工作便开始了。22口铁锅靠着墙根一字排开,茶青散发出来的热气充斥整个空间。墙的后面,是一个个灶膛,烧火师傅不断地往里添加杉树干枝。

“都匀毛尖茶的品质,取决于炒制时的温度控制,我的这双手,既是检查锅温的温度计,也是翻炒茶叶的锅铲,还是给茶叶做造型的工具。”张子全一边翻炒茶青一边举着手说,炒茶的第一步是杀青。6.6万个芽头才能得到1斤干茶,手工采茶芽头能确保匀整无破碎。去除茶叶中的青草味,此时锅温需达250到300摄氏度。这么高的温度,对他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平常。

机制茶叶能够解决产量问题,但张子全始终对手工炒制情有独钟,这种执着,奠定了他在都匀毛尖茶生产领域的江湖地位。张子全的这种执念,还在于能为乡亲们解决就业问题,因为手工采茶、炒茶的每一个工序都需要人工,乡亲们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致富。张子全收徒从来都是公益,采茶季节,慕名而来的学生成群结队跑到螺蛳壳山上他的茶叶生产基地学习炒制茶叶。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掌握都匀毛尖茶炒制技艺。


一杯茶的清欢(贵州图片库供图)

张子全的祖辈有种茶的习惯,自留地埂栽种着野生茶树,那些茶树的茶叶,陪伴张家度过了若干辈。清明节前,老茶树发出绿油油的叶芽,老人把那些叶芽采摘回家,先晾上几个时辰,再把叶芽放在炭灰里翻滚几下后放进砂罐里,用柴火煮上半小时,屋子里顿时溢满了野生茶的浓香。出门干活时喝一碗,干活回家时干一碗,有客人来时敬一碗,喝大碗茶成了一种习惯。有时上坡干活,老人会拎着茶壶到山上,以备口渴之需。喉咙冒烟时一大碗茶汤灌下去,那种感觉太爽了。

老式的罐罐茶显然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手工炒制茶叶成为主流。在茶香四溢的氛围里,12岁的张子全学会了用柴火和铁锅土灶炒制茶叶。张子全说,用铁锅炒出来的茶叶有茶毛毛,卷曲的样子像鱼钩一样,比起罐制茶的品相好看多了,有的人家还拿着手工炒制的茶叶到场坝换钱贴补家用。从爷爷那一辈起,张家已熟练掌握手工炒制茶叶的方法,并且成为一门绝技传给张子全的父亲和张子全。一辈接着一辈,到了张子全这辈,就有了传承人这个说法。

为了将毛尖茶制作技艺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张子全放弃外出务工挣钱的机会,在家里专门从事都匀毛尖茶的种植和加工。老辈人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琢磨,张子全探索出高温杀青、低温揉捻、中温提毫的独特加工手法,加上祖传的杉树枝燃火炒茶,张子全炒制出来的茶叶,色泽翠绿,外形匀整,香气清嫩,回味甘甜。

在张子全的公司里,整整一面墙上的牌匾引人注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贵州民族制茶工艺大师、贵州省制茶能手、贵州省“优质文化推广工作者”、贵州省茶星大使、都匀毛尖十佳匠心茶人、黔南好花红文化人才等称号,诠释着这位朴实茶人的勤奋和执着。对于黔南州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都匀毛尖手工制作技艺客座教授这个身份,张子全十分在意,他把课堂搬到茶山上,在茶园里现身说法,在炒制车间里亲手示范。“都匀毛尖茶炒制这个绝技不能因为固守而失传,应当让更多的人掌握这门绝技,这样都匀毛尖茶的名声才会更加响亮。”

2007年,张子全联合当地群众,成立了都匀市摆忙十里茶香茶业专业合作社,带领大家种茶、制茶,道路越走越宽。如今合作社拥有茶叶生产基地3000余亩,合作农户茶园1820亩,年生产茶叶约8万斤。“茶叶+旅游”的助力,让螺蛳壳景区一带的风景多了茶园的秀丽和清爽。张子全说,如今的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把都匀毛尖茶推到了更远的地方,一些青年茶农在都匀成立公司做起带货直播,通过网络,都匀毛尖茶的名声越来越大。

传承技艺,共享品牌,推动发展。张子全从最初的青涩种茶人到现在的制茶师,一路风尘见证了“贵茶”品牌的崛起和兴盛。“今天你看到满山满岭的茶园景象,其实就是我们布依人家的生活期待。”张子全指着远处被雨雾缠绕的茶山说,螺蛳壳景区的热闹离不开茶园的渲染,看好前景的村民们因此干得很展劲。


来源/2023年《当代贵州》第25期当代视线栏目,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武夷岩茶的“三坑两涧”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本文:图文自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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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食品,茶叶与人类生活——从茶叶传播的历史片段浅谈普洱茶对现代人的意义

1、浅谈发酵食品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8、普洱茶与当代人肠道菌群养护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人类文明的兴起伴随着非常多的材料和技术。

茶是东亚祖先驯化出来的重要物产,它联合了中原和草原,汉地与藏地,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发酵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是文明的催化剂,帮助人类提高了生存优势。

1、浅谈发酵食品

所谓发酵食品就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将食材进行再加工获得的食品。

一本书名为《食品微生物学》的教科书,其中前言说,在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采食菌菇。

我觉得野生菌不能算作发酵食品,而且人类最早食用野生菌的时间应该远早于符号记载。

但发酵食品和野生菌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的。

一些小麦粉,给它加点水,揉成个面团,放碗里忘了。不久之后一些真菌就会发生,这些真菌会把面粉里很多营养物质的微观结构改变。微生物不但改变了面团的物理结构,也增加了面团的风味。古巴比伦人把这个发酸的面团拿去烘烤,就做成了类似今天的面包。这个事件可能诞生在6000年前的一次偶然。

发酵现象更多时候与食物储存有关。

今天的城市人对于食物发酵与储存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重视,这是因为今天不但有冰箱,还有超市,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食用。

虽然古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区域也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但却没有现代化农牧产品供应体系。如果不做好食物储备,是没法儿生存的。

食物储备,与发酵相辅相成。

比如葡萄没有办法长期储存,做成葡萄干就可以多存一阵子,要是做成葡萄酒就可以存十几年到上百年。新鲜的肉类也没办法储存,古人会在肉里添加一些盐,做成腊肉,火腿一类的发酵食物。

为什么要放盐?因为如果不放盐,微生物的生长不受控,很快肉会完全腐烂,全部营养都被微生物消耗殆尽。放盐会使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控制。所以想做出好吃的火腿就要掌握一个度,让微生物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变化,而又不至于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里面有糖,但要是只有糖的话,微生物就会疯长。所以酿造葡萄酒还需要关注葡萄皮中的单宁,糖是微生物的养料,而单宁会把微生物控制在合理范围。

除了利用成分控制微生物,也可以利用环境控制微生物。

因纽特人的传统美食腌海雀,整个制作过程不用加盐,捕获的海雀也不去毛不去内脏,完整地塞进一只新鲜的去掉内脏的海豹皮囊中。然后把海豹挤除空气封好口,埋在石窖里发酵半年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北极圈内,寒冷的气候让微生物难以爆发,有一个外壳的保护足够了。

发酵技术的本质,一方面是给微生物提供营养,另一方面是给微生物一定控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发酵技术。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发酵已经利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各种谷物各种肉类都可以变着花样发酵。

这时的发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储存食物,更是为了追求美味了。

对于游牧世界来说,牛羊奶十分重要。没有办法长期储存的新鲜牛羊奶,就可以通过发酵变成可储存的食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牛奶有强需求的民族,都会产生出各自制作奶酪的方法。而雪域高原的藏民不单会做奶酪,还会先把牛奶当中的酥油提出来。酥油大概可以存一年左右,存放一段时间的酥油内质会被微生物部分改变,更利于消化,也属于一种冷门的发酵食品。

近年出版的一本讲发酵食品的书《不生不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就学会了发酵。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差不多19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臼齿就开始变小,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吃的食物变得好咀嚼了。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是大概50万年前。

什么让食物变软的呢?发酵。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路途中,发酵早已深度参与。

但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7世纪,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直接看到了微生物。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提出了“病菌”这种概念,由于片面的认识和宣传,当时的人们把微生物视为病源,尽力躲开。

这是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片段,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可见一斑:

“你要记得下面几件事: (1)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发酵食品也在潮流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无菌食品成为了一种风尚。

远离微生物不是人体需要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今天人类的很多健康问题。

所幸,随着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也在传播微生物的正面价值,发酵食品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茶叶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重要植物,深度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是目前世界上流布范围最广的饮料。

对茶叶的最初利用,公认始于中国。我们熟悉的陆羽《茶经》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早期汉字中没有“茶”字,“荼”就被拿来暂代茶用。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说:“‘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荼”的本字义是一种多余的草,应该除掉的苦草。用这个字来指代茶,可以想象汉文化早期对待茶的态度。

而“茶”这个文字要等到陆羽的时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传播和确立,文字形成共识的同时也说明“茶”正式融入了的汉文化生活。

茶来自何方?

继续看《日知录》,顾炎武在大段的史料推导后,从字缝中读出结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以下为引文:

《日知录校注》(清)顾炎武 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秦国占领蜀地发生在战国期间。秦人取蜀意义很大,比如李冰父子被秦王派去蜀地,之后修都江堰等等故事。秦人取蜀的底层价值在于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融,二者共同塑造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蜀地在中原的南方,茶来自南方。正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除了文字学,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

北京大学汪峰教授在文章《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中推导出,“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缅语的*la,最可能的来源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说得简单粗暴点:汉族语言中的“茶”,借自西南的彝语支民族。

还有一则材料。

五代·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置,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熟。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

泸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泸州,这里的泸茶显然是一种发酵茶,与中原茶饮迥然不同。在汉语文献记载中,几乎为孤例。

这种不用火,单用发酵做出来的茶,在今天也有。比如德昂族就有一种酸茶做法,将新鲜的茶叶用芭蕉叶包裹,放入土坑内埋几天至几十天后取出,将茶叶放在阳光下揉搓,晾晒几天,然后又用芭蕉叶包裹放入深坑,再埋几天到几十天,最后取出晒干即成。

类似的东西在布朗族、景颇族中也有,不同地区对于酸茶发酵的时间掌握不同。从地理分布上说,在泰国、缅甸、老挝,甚至日本也有原理类似的存在。

联系起上个小节所谈的内容,人类对于发酵的利用要早于对火的利用,掌握发酵比掌握用火要容易。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酸茶(发酵茶)的出现,早于绿茶等(一切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火的茶)。

酸茶(腌茶)一般是当菜吃或者当小零食吃,跟现代汉地对茶的使用方式区别很大。

今天泰国缅甸地区做的酸茶Maing,可以拌着盐、糖浆、花生、炸猪皮等等一起吃。

东南亚酸茶Maing的发音非常接近“茗”,这或许不是偶然,“茗”字本身也暗含着品饮方式。早期汉语中的茗,常常以“茗粥”形式出现,比如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苏轼《绝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茶经》中也有摘记:“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

早采的嫩茶,芽茶用来做“荼”,“荼”就是煮水喝的叶子,这种喝法,后来就变成今天的“茶”。晚采的粗叶,则用来做“茗”,做Maing(腌茶)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菜做粥。

在今天,日本的酸茶Awabancha(阿波番茶,在中国也叫阿波晚茶)就主要被用来做茶粥。Bancha有粗茶和晚茶的意思,意味着鲜叶采摘时间比较晚。(参考《茶叶微生物产品学》黄友谊 编著)

酸茶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使用火的成本逐渐降低后,有些酸茶的制作也开始加入火,先杀青后腌制出来的酸茶,叶形保留会更完整。

茶的这种用法也符合人类对于植物驯化的原始需求:满足食用。

这样的茶叶,在以烧烤为主食的民族中,对肠道健康的保护非常有意义。它的原理我们在本文最后一个章节讨论。

说到这里,茶叶的最早期形态开始有点模样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通过鲜叶干燥得到的白茶形态会不会更早?白茶确实有可能更早的零星出现。但是习惯性食用茶叶的话,白茶作为食用的利用率会比发酵茶低很多,这一点之后的篇章谈到发酵原理时会再做解释。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我们盘点一下茶的功能:

第一,它能够降低大量食用烧烤的燥热。

第二,它能够让人在炎热的环境下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

第三,它是一种蔬菜,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

第四,通过咀嚼茶叶,可以利用酚类的杀菌作用杀死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

第五,解油腻。

还可以继续补充第六第七等等……这里暂不延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茶的用途越多,它就越容易与其它地区其它文化形态的发生嵌合。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比如杀菌作用,在麦克法兰《绿色黄金》中提到“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在猴子文化中已经发挥作用,与猴子建立共生了。人类利用茶叶,开始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这个观点有待更详尽的研究,但可以利用茶叶控制有害菌这一点,在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英国正是由于饮茶习惯的普及,间接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从此人口素质提升,经济逐渐发达,成为一代帝国。

对于有意改善贫困的慈善组织来说,推广茶文化是个不错的选择。(本章叙述不再展开,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绿色黄金》)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藏地谚语

茶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特点对缺乏蔬菜的牧区,尤其是雪域高原有重大意义。

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有民间传说,藏区的茶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从汉语文献记载看,西藏从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开始用茶。

但从藏地自身出发,用茶时间其实更早。如果认为茶叶是伴随佛教传入的,在公元三世纪(按不同谱系也有说四世纪到五世纪),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就有好佛之名。而民间佛教传入时间更早。

藏语中有专门指代“茶”的语词,听起来更像“槚”,这比“茶”的发音更为古远。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中的“茶”大概率与汉语无关。杨海潮老师在《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一文中,得出结论:“推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而不是四川)认识到茶的。”

2016年,《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中英联合考古报告,用考古实物证明在1800年前西藏已经开始用茶。

考虑到西藏到滇蜀的距离比中原更近,藏地用茶的历史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空间。

在今天,传统的藏民每天都要喝大量酥油茶,践行着“茶是生命”的行动。

木霁宏、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在1990年和马帮走了一百多天,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又转到四川康定,完成了“茶马古道”命名,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这里我引用一段书中的话:

“记得我们在中甸归化寺调查的时候,喇嘛捧上的第一道礼物便是酥油茶。我们咂上两口,面有苦色,碍于情面,故意赞不绝口。3天以后,我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力度和纯香。5天以后,我们不喝酥油茶更觉四肢无力了。我们琢磨准是上瘾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后来有一位藏医告诉我们,高原寒冷,蔬菜少,酥油茶既可增加能量,又可维持体内维生素。从此酥油茶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每人都怀揣木碗一只,调查累了,就在雪水溪旁盘腿打坐,打上一壶酥油茶提精神。我们不仅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文化,我们同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文化。”

开始进入藏区不习惯酥油茶,随后发现离不开酥油茶,这是很多在藏区旅居客的共识。藏区人民喝酥油茶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补充能量,而更在于补充膳食纤维。

藏区自然环境恶劣,食物相对欠丰富,但最缺乏的不是谷物和肉类,而是蔬菜。

膳食纤维能帮助大便成型,缺乏膳食纤维会导致便秘,所以就有了“一日无茶则滞”的说法。

“滞”还算是小问题。但肠道菌群如果长期得不到膳食纤维的滋养就会萎缩,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屏障能力下降,人就容易生病。这就是大问题了,所谓“三日无茶则病”。

在缺乏膳食纤维供应的雪域高原中,如果能引入一种可补充膳食纤维的食品,无疑将提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所以,藏民与茶叶一接触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雪域高原的人们对于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但需要注意,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侧重于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藏区需要的茶不是汉地人喜欢的细嫩芽茶,而主要是粗老的边茶(形态一般是砖茶)。

边茶是用成熟晚采,甚至是刀割下来的茶树粗老枝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制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由于历史上往藏地运送茶叶困难,供应有限,所以边茶对于藏民极为珍贵。边茶的吃法也体现出了这种珍贵。

首先,边茶一定要“煮”。因为“泡”并不能保证膳食纤维的充分溶出,只有煮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出水浸出物。水温每高一点,能溶出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多糖)都会多一点。

第二,茶渣也富含宝贵的膳食纤维。这里摘录茶渣的三种用法:1、“茶渣如油,给孩子吃”。2、穷人买不起砖茶,就捡喇嘛扔掉的茶渣吃。3、进藏马帮中赶马人都把茶渣喂给骡马,这样骡马走路明显更有劲。(参考《藏茶》李朝贵 李耕冬)

由于藏区不产茶,藏民又对茶叶有强需求,所以历代汉地政权都通过直接干预边茶供给来制衡西藏。“茶马互市”“边茶专卖”都是其中内容。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尝到了茶叶贸易的甜头,不久也发现了西藏市场对于茶叶有着巨大需求,并做出判断,印度茶在西藏大有可为。

英国人为此尝试了很久,结果是,“印茶不能以西藏人自己的方式来饮用。如果印度茶用水煮沸,相比西藏人饮用的茶叶而言,它会变得非常苦,难以消化......他们并不准备饮用印茶。以至于即使在完全由英国统治的大吉岭,也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西藏人正在费力地从中国西部获取价格高至两到四倍的边茶。”这段话来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参考《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数据之研究》冯翔,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至于中方记载中,虽然对印茶入藏极度警惕,但对印茶品质却颇为不屑,认为印茶性燥而热,而且由于机器压制,有机油味,难以入口。

也有更“权威”的观点,比如学医5年的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茶和外国茶就有如下对比:

“就茶言之,是为最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参考《建国方略》孙中山)

这些看法虽然主观情绪重,但不妨碍其中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印度茶在占尽价格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西藏市场?

秘密在于发酵。(这还真是个秘密,茶叶发酵技术一度被要求保密。)

藏地用茶主要都是发酵过的边茶(又叫“藏茶”)。

吃边茶(藏茶),吃的是膳食纤维,茶叶叶底虽然基本由纤维构成,但大部分不能为人体所吸收。只有通过发酵之后,微生物把本来不溶于水的纤维分解成小段,形成水溶性膳食纤维,才更适合人体。

同时发酵会大幅降低丹宁酸(酚类)含量,进而降低了茶叶的刺激性(性燥而热)。这正是印度茶的“问题”。从现在可找见的资料中来看,英国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酵的意义,只是把发酵当做紧压前的软化准备。

也不是英国人笨,是当时人们对微生物的了解太少了。后来新中国自己主持边茶生产的时候,也在机械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在《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如是写道:“砖茶多销往西藏,1917年以前,俄国是砖茶的一大市场。这些砖茶,都是中国生产。西藏地区的砖茶,是四川制造,制法非常简陋。制茶者采取细叶制成上等茶后,剩下的粗叶、茶梗、茶枝装入袋中发酵数日,然后用手挑选分为三级,再用蒸汽锅蒸。等到柔软后,与用米水粘过的茶末混合,再压成11×14英寸的砖块,每块重约6磅。”

跟雪域高原类似,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源,虽然没有像西藏缺乏得如此紧迫,但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很大。

对于汉地中心而言,“以茶治边”的意义就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很多植物都会合成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植物进化出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物质保护自己,让动物不去吃它。大部分时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很少有动物喜欢故意找刺激。但人类受到生物碱刺激后,会有兴奋感,接触多了还会成瘾。所以富含生物碱的植物往往被人做成嗜好品。茶叶就含有大量生物碱,茶叶生物碱中咖啡碱比例最高,通过喝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喝多了也会上瘾。

在需要静修的宗教体验中时常喜欢饮茶,茶叶生物碱在此时的功能,被描述为提神,或者被认为可以减少或控制性欲。

作为汉地茶文化的代表,陆羽就认为茶的功能重点在此。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六之饮》)

这一点对于汉族人民要分两层意义看待。保持清醒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可以增加劳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只有脑子在活跃的状态,才可以充分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

又由于草原文明和藏区文明对茶的强烈需求,这样的经济作物,必须大力发展。

士大夫们以身作则,努力拉高内需。这就是汉传茶文化发达的底色。

一代代文人不断发掘出茶的种种乐趣、德行、精神,呼唤出了汉民族对茶的爱,实实在在帮助汉族茶产业做大做强起来。从“秦人取蜀”到“五口通商”,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汉传茶文化无以伦比的自信。

古代的中原士大夫把茶生活拔高成了一件雅到不行的事。宋朝是“雅”的极致,日本人来了一看,喜欢得不行,就成套学回去了。日本人需要喝茶吗?不需要,但就是瘾大,这瘾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瘾,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向中国模仿的心瘾。

在日本江户时代,农夫只可以喝白开水,武士才可以喝茶。

茶对日本的影响不在喝茶本身,而在茶的周边。尤其那一套复杂的礼仪——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贵族生活的基本要求。

千利休在大阪堺寺庙某墙壁上写了《饮茶七律》,就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仪式感。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摘自《绿色黄金》)

茶除了“雅”的功能,也具世俗意义。藏区的人要是两个月不吃茶,那恐怕相当难受。但汉人两个月不喝茶,大概率没什么事。

这是因为藏人几乎必须靠吃茶来补充膳食纤维,而中原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可选择。

因此,中原对茶的使用方式会与牧区有所差异,古代汉人喝茶其实是喝多酚和生物碱,至于膳食纤维则大可弃之不用。于是茶叶在中原演化出了泡饮的方式,只喝浸出物,而丢弃纤维质的叶底。

茶树中嫩芽叶的咖啡碱含量远高于粗老叶,所以汉人偏好用嫩芽叶做茶,对空有纤维质的粗老茶叶缺乏兴趣。

这种汉地与边地的用茶差异,使不同文化族群通过茶产生了有趣的关系。

比如汉族文人用这种差异来做文章,塑造文化优越感。

唐代樊绰《蛮书》有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陆羽在《茶经》里对这种喝法评价“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一个是边地老百姓当菜吃,一个是汉族士大夫的娱乐。这其实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站在藏族的角度,也会觉得饮茶丢弃叶底的汉人真是愚蠢至极。

更重要的关系是政治意义,明代的名臣严清曾上疏嘉靖皇帝,清楚指出:“汉地有茶,汉人离开茶也可以生存;藏区无茶,藏人却不可以没有藏茶”。(把这句话里的“藏人”换成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也是一样。)

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藏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领地上又不产茶,而且几乎没有其它渠道,只得从汉地买。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汉人政权往往会选择将茶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边茶供应量,通过国家垄断经营,人为控制贸易顺差,进而实现对需茶民族的间接控制。

从中唐到鸦片战争前,汉地的统治阶级通过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权力。

茶叶的贸易顺差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赋予了汉地人相当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引发了相当多的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这种“因为先进所以挨打”的战争最后一次发生在1840年,史称“中英鸦片战争”。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已经影响到欧洲,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都非常受欢迎。茶叶更是英国人最偏爱的嗜好品,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可以提振精神的饮料。而中国对于欧洲的物产却几乎没有兴趣。恰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天朝需要的只是白银。

长期的贸易顺差让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英国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用的是白银,不是纸,如果你愿意收纸,那要多少印给你就得了。)英国人必须找到“无所不有”的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去平衡逆差,于是发现了鸦片......随后的一系列故事对中国是个悲剧,其中细节可参考周重林《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逐渐在印度,锡兰以及非洲也发展起了不亚于中国的茶叶经济规模,中国的茶叶优势从此丧失,世界茶叶格局不再一家独大。东方天朝的传说也随之落幕。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怎么用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方式。

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的多样,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同一空间内的文化也可能发生变化。

川滇东南亚地区的人,最早开始把茶当酸菜吃。人们通过发酵降低了刺激性,提高了可摄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成为了烧烤生活中的必备配菜。

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点激发了牧区人民的强烈共鸣,于是在商业接触中演化出边茶。边茶通过发酵制造而成,含有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并适宜长距离运输,长时间储存。边茶贸易增加了牧区大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也增加了牧区的人口,也让牧区对产茶区形成依附。

中国人在茶生活里找到了“清凉”,茶让人在炎热气候下保持着清醒。“清凉”的茶文化影响了许多炎热区域的人民,他们对“清凉”高度渴望。北非的摩洛哥在“清凉”的基础上演绎出薄荷茶的形式——单单绿茶,嫌不够清凉,要再加冰糖和薄荷才能抵御撒哈拉沙漠的炎热。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达,中国茶文化越来越丰富厚重,有些时候甚至脱离了茶的基本用途,衍生出相当多纯精神性的外延。这些精神性外延被朝鲜和日本看到,并在其中找到与自身的封建礼教契合的重要仪式。

如果说古代中原士大夫喝茶主要看重酚类和咖啡碱的作用,茶的诸多功效发挥得有点不充分。那茶对英国的意义就更间接了。对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茶最大作用是能够让他们不再喝生水。茶文化的传播让英国人习惯于烧开水,于是在当时水污染严重的欧洲,英国用低成本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为帝国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首个现代化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加糖加奶还配上布丁的英式下午茶代表着现代性,卷席全球。

高油高盐高糖高脂的现代化美食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普遍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现代化健康问题的抓手。

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提供了这样的抓手——人体微生物。

人体其实是人的细胞和一大群微生物共生在一起的超级生物体,其中,人的细胞占超级生物体总细胞量的10%,人的基因占超级生物体总基因量的1%。

可以这么说,人体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微生物参与。而人体微生物组中九成以上都在肠道。保证肠道菌群的合理结构,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

2020年前后,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频频获得突破。我们可以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重新解释很多问题。

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什么?

现代人的身体细胞结构跟我们原始部落的祖先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现代人的身体状态和古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超级生物体(广义人体)中的微生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时常面临危险。

比如,我们教科书上写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摄氏度。但从2019年末至2022年末的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都经常需要测体温,得出了大数据,现代人的体温只有36.5摄氏度。

人的体温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热量,一个是人体微生物组代谢产生的热量。

为什么现代人的体温降低了呢?因为现代人的肠道菌群普遍萎缩了,产热不足了。

造成肠道菌群萎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杀菌剂。现代人滥用抗生素。在集群化模式生产的农牧业中,充满了杀菌剂。再加上现代医疗也依赖抗生素的使用,这些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

2、有益菌种摄入不足。近代长久以来对“病菌”的恐惧,让发酵食品的摄入变少,有机会在人体定殖的有益菌也就相应变少了。

3、滋养不足。肠道菌群需要以膳食纤维为底物生存。通过对古人类粪便化石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人类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在200-400克,而今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30克,而实际上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15克。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是处在高膳食纤维的营养环境下,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百年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膳食纤维大量减少。(参考赵立平《大树细菌》)

肠道菌群不单影响体温,更与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护好肠道菌群,是保健的关键。

喝茶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现代人如果养成有效喝茶的习惯,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健康问题。

8、普洱茶与当代人的肠道菌群养护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蔡澜,1995年在香港《壹周刊》发表过一篇《普洱颂》,能看到香港茶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值得细读,其中有段这样:

“浓郁的铁观音当然是我最喜爱的。统道叔沏的,哥哥一早空肚喝了一小杯,即刻脸变青,呕得连胆汁都吐出來,我倒若无其事的一杯又一杯。

老人家教道,喝茶喝醉了,什么开水、牛乳、阿华田都解它不了。最好的解茶药,莫过于再喝茶,但是这次要喝的是武夷老岩茶,越老越醇以茶解茶,至高的境界。”

老茶可解茶醉,这个现象在饮茶人中算是共识。但也一直说不明白其中机理,只能用“暖胃”这样的大词完成大框架上的自洽。

其实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新茶如果含有的刺激性物质过多,肠道菌群接受不了,就会造成肠胃负担。而类似原料的老茶上有可能生长着能够分解利用这些刺激性物质的菌群,虽然活菌很难穿过胃酸。但老茶中的一些发酵产物,可以对肠道菌群起到滋养,或者起到了靶向引导解决刺激物的作用。

茶叶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喝法,对肠道菌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茶叶中最主要的水浸出物分两种:1、茶多酚类(杀菌剂);2、多糖类(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的肠道菌群结构,由两个条件组成:1、菌种要好;2、营养要够。(对肠道菌群而言,好营养就是充分的膳食纤维)

先说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体由于环境影响,自身病变等因素,肠道菌群中杂菌生长过多,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饮茶,摄入足量酚类,将杂菌杀死,重塑肠道菌群。

需要注意,高酚类含量的茶不可以长期频繁饮用,如果长时间保持大量酚类摄入,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长期喝刺激性强的茶容易“体寒”就是这个原因。

在今日世界,更多有效的使用场景,还是通过多糖,给肠道菌群补充营养。

针对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体温偏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肠道菌群普遍萎缩的现状,通过喝茶补充膳食纤维是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保健方案。

低成本:茶的生产成本不贵,相对简陋原始的环境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茶。

高效率:茶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传播成本低。

而把茶当做膳食纤维补充剂的话,需要选择多糖含量高的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中,关于普洱茶的研究最多。中国知网上有关“普洱茶”词条的文献有11219篇,多于“黑茶”的4456篇,“茯砖”的833篇,“藏茶”的790篇,“六堡茶”的749篇。(2021年8月20日数据)

普洱茶为何研究价值大?最主要是商业原因,但这容易解释成循环论证,因为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本质又是健康价值等等。

我们着重看一个不是最主要,但一定不可忽略的点。普洱茶的水浸出物最多。最适合做科研样本。

造就普洱茶高水浸出物总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品种,云南大叶种水浸出物天生多;

第二是海拔,云南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产茶区。能够在大温差和相对低气压的环境中生存的茶树,细胞液浓度更高;

第三是工艺,普洱茶原料晒青的工艺简单直接,不在加工过程中损失太多物质。在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参与度极高,产生的新物质多,在理想的后发酵节奏中,水浸出物是持续增长的。

比如在普洱茶熟茶的发酵过程中(老生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动作极度放缓的发酵),不同的微生物轮番上阵,将本来不溶于水的叶底纤维,分解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多样。但其中基础单元必然有大量“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膳食纤维吃下去,人体消化酶没法儿消化它,人体吸收不了它,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肠道以后,肠道菌群却可以分解利用这些东西,利用不完的部分就成了短链脂肪酸。

目前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可以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减轻肠道的炎症,调节食欲中枢,饱腹感等等。其作用尚未发现完全,但猜测肥胖症、糖尿病、结肠癌等等都与之相关。

短链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食物里也没有,只能通过吃膳食纤维,再通过有益菌去产生。

除了目前相对清晰的膳食纤维作用,普洱茶中还有一类物质叫普洱茶茶褐素。它是茶多糖与酚类氧化物的混合物,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目前还没办法说清楚。但关于它的功效研究已经不少。

黄凤杰老师在《普洱茶降低胆固醇作用机制研究》中清晰探讨了普洱茶茶褐素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间接导致了胆汁酸合成增加,降低了胆固醇。

这个作用不严谨地表达就是消食解腻。

2015年以前中国人均食肉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广东人选择普洱茶来消化油腻。

蔡澜在《普洱颂》中写出了相当大的信息量:“来到香港,才试到广东人爱喝的普洱茶......它是完全发酵的茶......普洱茶越泡越浓,但绝不伤胃。去油腻是此茶的特点,吃得太饱,灌入一二杯普洱,舒服到极点......纯正云南普洱,不分贵贱,都有一定水准......港币一百元一斤,已很不错。平均每一斤可以喝上一个月,每天只不过是三块多钱,比起可乐、七喜,便宜得多......普洱已成为了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饭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

看来普洱茶的菌群,在历史上已经参与到了广东人的微生物组。随身带着普洱茶喝,就能保证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健康稳定。

由于“肠道菌群”这个抓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表述开始从经验性总结转向科学性解释。可以看到,普洱茶的研究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中会占据相当大的数据量。

随着普洱茶的功能被解释得越来越清晰,普洱茶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普洱茶。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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