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这是茶文化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成书于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但未见出处，多是人云亦云。最近笔者对此作了研究，查到了最早引录该语的，是清代的著名类书——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引文来源可能是宋、元、明时代的笔记类稀缺版本，与流行的“神农得茶解毒”引语有所差别：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考述如下。
学术不能“莫须有”
将此说归为战国、汉代《神农本草经》的代表性著作有：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8年再版)第一章《茶的起源》：“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虽然该书配有三幅《神农本草经三卷》古本书影，但看不出有该语的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蔡镇楚等3人编著的《茶祖神农》，该书2007年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茶祖神农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被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与《茶经》引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列，醒目地印在该书封面上。但这本近25万字的专著，并未说明该语的出处。笔者曾致电请教蔡镇楚教授，含糊地回答说《四库全书》上可能有类似记载，但说不出是何种古籍。
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话说中国茶文化》，在插图《神农本草》古本书影的同时，也引用了该语：“据考证，距今五千年前，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记述，是茶叶作为药用的最早记载。但由于《神农本草经》中的许多内容是后人根据传说的补记，其可靠性值得商榷。”虽然说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补记的，值得商榷，但前提还是《神农本草经》有此记载。
今年4月，笔者主编《科学饮茶益身心——2011`中国宁波 ‘茶与健康’研讨会》文集时，40篇来稿中，粗读就有7位专家、学者引用此说，可见影响之大。
其实，此说在任何版本的《神农本草经》，都是找不到出处的，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有记载。笔者查阅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清代顾观光等著的《神农本草经》，该书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在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中，不仅没有“神农得茶解毒”之语，连“茶”的词条都没有。很多茶文化书籍则将《茶经》引录的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引语“苦荼，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
如此看来，引用该语的专家、学者多是认为，此说在古本《神农本草经》上应该有的，可能有的，只是现在没发现，也许散佚了。众所周知，言之有据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点，学术不能搞“莫须有”。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引录
最近，笔者在宁波图书馆分别查到了两种清代陈元龙编撰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刷的单行本《格致镜原》，两书《饮食类·茶》均有如下引录：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元龙(1652—1736)，浙江海宁人。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累擢广西巡抚，在桂七年，吏畏民怀。所建陡河石堤及三十六陡门，尽复汉马援、唐李渤故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简。工诗，有《爱日堂》诗二十七卷，又辑有类书《格致镜原》，《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历十年而成的《格致镜原》，被誉为清代中国传统博物学官方类书的代表，最早校刊于雍正十三年(1735)，即作者逝世前一年。该书广记一般博物之属，分一百卷三十大类，子目多至一千七百余条。内容涉天文、地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欣赏器物等，几乎无不具备。所谓博物之学，故名“格致”。又“格致”寓致知，即研究事物之意;“镜原”为探求本原，犹事物纪原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采撷极博，而编次且有条理……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可称精核矣”，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
《格致镜原·饮食类·茶》引录了大量茶事文献，此前，茶文化界未曾关注，除“神农得茶解毒”以外，可能还有其它独家引录的内容，有待详细研究。
两点细微差别，引于何种《本草》有待考证
仔细阅读《格致镜原》“神农得茶解毒”引文，可以发现与常见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
“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淮南子·修务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 《格致镜原》引文原文作者是否由此而来，有待考证。
二是“茶”字非“荼”字。上述两种版本均为“茶”字，而非“荼”字。
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
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
虽然《格致镜原》引文出于什么年代仍需考证，但笔者以为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是此引文肯定出自《本草》原著，因为身为高官的陈元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严谨的学者，从他凡事究其原委的治学态度来看，他是看到该《本草》原著的。
二是可以排除引文出自《神农本草经》。除了最早的茶事文献《北堂书钞》、《茶经》未见《神农本草经》引文，今存《神农本草经》没有“茶”之词条外，从《格致镜原》引文使用“茶”字的信息，又附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句，说明该《本草》不会是唐以前的版本，而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新义录》记载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话题，《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早在1991、1994年就作过探讨，分别发表过周树斌《“神农得茶解毒”考评》、陈椽《〈“神农得茶解毒”考评〉读后反思》、赵天相《“神农得茶解毒”补考》三篇文章，可惜都没有说清楚，三文都把《格致镜原》书名错为“《格致镜源》”，把另一种记载“神农得茶解毒”的清代文献《新义录》作者孙璧文错为孙壁文，周树斌还颠倒了陈元龙与孙璧文的前后年代，说明他们均未查阅原著。陈椽所持观点也是“莫须有”的。
孙璧文在《新义录》中记载：
《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孙璧文(?—1880),字玉塘, 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原治所为仙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淡荣利，爱读书，尤善经史，博闻强记，善鉴别，重考证，对人文地理，校勘目录，素有专长，尤对萧统《文选》颇有研究。光绪元年(1875)，太平知县邹仲俊、教谕马鹿初，提倡文化，重振仙源书院，璧文募集资金，四出搜集图书，主要从江、浙、沪、湘、鄂、赣、闽、粤等江南诸省市及日本等地购书2150种，计2.74万卷，藏于仙源书院，连同先期邑人捐书，藏书达3.3万余卷。除《新义录》外，另有《仙源书院》续编四卷等。
孙璧文晚陈元龙100多年，一个是清末举人爱书者，一个是清初高官、大学者，《新义录》引文与《格致镜原》完全一样，亦未记载详细出处，笔者以为《新义录》引文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排除《神农本草经》之说并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笔者以为，确立神农氏茶祖地位的，是国人世世代代的传说，尤其是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的点睛之笔，“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是否出于《神农本草经》并不重要，排除该书“神农得茶解毒”之说，丝毫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而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加于其上，无异于“皇帝的新装”。
附带一笔，因为《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查无出处，有心人不妨反证一下，此说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这对当前茶文化界不重文史考证，人云亦云的现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文摘自2013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
**创设缘起
19世纪前，世界茶市场几乎全由中国供货。后因受英美茶业洋行的操纵，买办与中介商人的榨取，加之印锡茶与日本茶趁势兴起，中国茶备受打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经济机构遭受破坏，全国茶业也陷于停滞。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加强经济管制，设立贸易委员会，对某些重要的出口农矿产品实施统制，并在贸易委员会之下相继成立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和富华贸易公司，负责桐油、茶叶、生丝、羊毛等农产品的生产、制造、收购、运销及对外贸易，茶叶一项由中国茶叶公司办理。
进入统购统销后，茶业急需专门人才。当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以至农学院、农业中学，尚未有专业培训茶业人才的专系专科。复旦大学在中国高等院校中首开茶业组科，这要归功于吴觉农和孙寒冰两位先生。孙寒冰早在黎明书局时期即与吴觉农相熟，孙创办黎明书局，吴是股东和《文摘》的支持者。1939年，时任贸易委员会专员兼中国茶业公司总技师的吴觉农有感于原有茶业队伍难以应对，在香港富华公司举办茶叶统制人员训练班。他与赴港搜集《文摘》资料的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时相过从，谈起在复旦设立茶业系事。战争年代如何争取经费和人力，在已有的垦殖专修科和园艺系的基础上支持筹创农学院，这是复旦当时面临的难点。是故，当孙寒冰和校长吴南轩商谈创设茶业系时，吴南轩非常赞成，并请吴觉农帮助解决经费和师资问题。不幸的是，在筹建过程中，孙寒冰于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复旦时罹难，令吴觉农倍觉痛惜。1941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纪念周所作的讲演《复旦茶人的使命》中沉痛悼念孙寒冰，特别提及：“这一系科的最先提议设立的为孙寒冰先生。他当初常来香港，看到我们的事业那时颇有发展，同时看到沪、汉两地的茶商以及依附于这些茶商为生活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捣鬼和横行不法，却为我们的前途担忧。结果在1939年下期以后，沪、汉茶栈确有借尸还魂的事实，于是1939年冬，兄弟到了重庆，由他商请吴校长特设系科，并嘱兄弟担任系主任以为茶业的未来造就专才。他的待友之诚，察事之明，使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1941年初吴觉农在重庆**吴觉农首任茶叶组科主任
1940年初，吴觉农到重庆，因国民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此期的他反而较为清闲，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茶业系上。他的想法得到了至交、时任贸易委员会常委兼代主任的邹秉文的大力支持。1940年4月，中国茶业公司与复旦大学签订“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合约”，规定双方合组“复旦大学茶业教育委员会”，由中国茶业公司负担“开办费国币九万元”及“第一年经常费五万八千元”，复旦大学负担“开办费四万五千元”及“第一年经常费一万九千元”，第二年后的经常费每年由委员会依照增加班次之比例议定增加数额，其中研究耗费一项全部由中茶公司负担，其他各项由中茶公司负担三分之二，复旦负担三分之一。利用复旦原有农业生产教育的基础，培植茶业技术及业务上的专门人才，以适应茶业贸易机关及研究机关的需要；同时研究茶叶产制技术及贸易的改进，以谋求中国茶叶外销的发展。双方商定在1940年秋季各招一年级新生一班，每班人数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后每年各增一班。茶业系四年毕业，参照教育部定大学农学院章程办理，茶业专修科二年毕业，依照部定专修科章程办理。
1940年4月中茶公司与复旦大学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合约同年5月，中茶公司将合办一事呈悉经济部并获核准。当月，中茶公司如约先将开办费五万元拨付复旦，其余四万本拟在香港分公司转拨，因“渝港汇兑益形困难”，于月底由复旦大学校长秘书冷雪樵到中茶公司重庆总办事处取到（见中国茶业公司总办事处致复旦大学1940年5月30日函）。与此同时，复旦方面也迅速向教育部报呈备案。6月10日，吴南轩致函教育部司长章益：“本校与中茶公司订约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之各项纲要及课程兹抄具全份，备文呈请备案，并另致立夫先生一函，促请核准。该项呈文及私函兹一并附奉，即请代为转致，并鼎力促成。”不久得教育部基本核准，但以茶业系名称与大学规程不合，令复旦大学易名为农学系茶业组。
1940年8月11日，依约合组的复旦大学茶业教育委员会在北碚黄桷树复旦大学召开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吴南轩、吴觉农、李亮恭（时任垦殖专修科主任）、寿景伟（中茶公司总经理）、陈时皋（中茶公司技术处专员）五人组成，校长吴南轩为主席。会上报告事项包括专修科课程、茶业组名称、第一届招生方案、筹设实验茶场及茶厂等。
关于茶业系科主任人选问题，吴南轩此前已亲致书函恳约吴觉农担任，吴在信中极称吴觉农：“夙仰台端为国内茶业界最著名专家，学术宏通，经验充富，所有以上系科主任，即屈请台端兼任，以宏教化。（见1940年8月1日吴南轩致吴觉农札）”中茶公司方面也力推吴觉农：“觉农兄对茶叶研究有素，且在敝公司负技术全责，承贵校聘任茶业系科主任，至深赞同，将来双方密切合作，积极推进，定能相得益彰，实所欣盼。（见8月12日寿景伟致吴南轩札）”
1940年8月寿景伟致吴南轩信札
1940年10月吴觉农致李亮恭信札吴、寿两位所言非虚，吴觉农在中国茶业界之地位确无出其右者。早在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读书时，吴觉农就对茶业发生兴趣，1919年考取由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业专业的官费留学生。1922年底回国，后应邹秉文邀请筹办茶叶出口检验开始，真正走上为振兴中华茶业而奋斗的道路。创建中国茶学高等教育体系，正是吴觉农长期以来的追求，故在吴南轩和寿景伟两位的盛邀之下，欣然接受复旦茶业组科主任之聘。
1940年9月，茶业组和茶业专修科正式设立，与原有垦殖专修科和园艺系一起组成复旦大学农学院，由李亮恭担任首任院长，复旦由原来的四院发展为文、理、法、商、农五院并列。在茶业系科筹创初期，吴觉农利用自己的广泛人脉力邀相关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如1940年10月5日致函李亮恭云：“校方所发聘书八件，业已查收。王兆澄、毕相辉、庄任、许裕圻诸先生，约双十节前后俱可到校。（毕君或尚须向西南经济研究所再作一度交涉），余已分别商电通知。”王兆澄和毕相辉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化系，前者曾任经济部重庆商品检验局技正，后者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研究员。王、毕两人来校后，分别任茶业研究室化验部和经济部主任，对复旦茶业研究和推广颇有推进之力。
1940年10月10日吴觉农复函李亮恭，继续就茶业系科相关事宜进行磋商，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师资及薪金，“教授刘庆云君须赴贸委会兼任科长，一时不能莅校。而王兆澄、毕相辉两教授则以远赴北碚，治装搬家，随之需款，均要求自九月起支薪。弟意各友均属寒士，既来帮忙，自未便固拒，乞商校长设法应允。”“朱学曾副教授则以已受地政学院之聘，已收本校聘书退回，惟必要时可兼任研究员云云。其事待弟到校后再行面商。”“现产制部以刘君未能莅校，致全部空虚；如由中茶技术人员兼任，必影响整个教务。故弟拟另提两人为讲师，其一为张志澄，另一为张堂恒（履历另附），两君对栽培制造均有相当之学识经验，堪以应付，请转商校长决定为荷（决定后当再商中茶商调）。”二是采购教学科研所需的书籍、仪器、标本等:“中茶寿毅成先生慨允汇款一万元，该款已向陈文杰君处取到，转复该公司。如《文摘》需款，亦可在改款中先支一部分。即其他药品及小件仪器似亦可在此支付。”“闻城中龙门书局及商务、中华等尚有若干书籍可以购买，为多转学生参考阅览计，在产制、化验部分，弟亦允各同事尽量蒐购，望转知文述兄支款为荷。”“助教庄任、许裕圻现仍暂留本处，采集标本、蒐罗教材，并拟派庄君赴金佛山调查茶叶品种，月底当可联袂到校。除本公司给予相当便利外，若有应变必需款项，将来再到校报销。”吴觉农从茶业系科发展考虑，均切中肯綮，而从信札上吴南轩的亲笔旁批来看，他对诸条亦极为赞成，并请李亮恭分嘱教务、总务两处迅速照办。
值得一提的是，吴觉农为茶学教育努力奔走之际，其明显的进步色彩却越来越不为国民党当局所容。为掩护罗绳武的地下党身份，吴觉农将他从湖南营救出来，安排在复旦为茶业专修科学生讲授国文。他也常与钱俊瑞等共产党员在自己中茶公司的宿舍大溪别墅议论时局。政治处境日益险恶，吴觉农即刻掩护钱俊瑞经香港去苏北新四军所在地，自己也做好离开重庆的准备。1941年2月4日吴觉农致吴南轩手札中云：“兹弟有东南之行，所有组科主任及研究室主任津贴，自二月份起，应请予停止。”在吴觉农带领中茶公司一批技术人员去福建武夷山之后，茶叶组科一度由毕相辉代理主持，后胡浩川、姚传法先后继任主任。
**复旦茶学教育之特色
1940年夏，复旦大学茶业组科在四川重庆、湖南衡阳、浙江丽水三地完成招生。因战时交通极差，首届66名新生（茶业组36人，茶业专修科30人）通过搭乘中茶公司设各地办事处的棚布货车陆续到校，并于十月正式注册开学。茶业组一、二年级学习农业基本学科，包括植物学总论、动物学总论、农院化学、农业经济、农业概论等课程，三、四年级除加习工商科学外，则致力于茶叶之实际研习，主要课程有制茶学、茶树栽培学、作物学概论、遗传学、茶叶检验及评级、茶病学、植物病理、茶厂管理、茶叶贸易等课程。1942年秋第一届茶业专修科毕业，共27人，大部分由中茶公司分配工作。第一届茶业组于1944年毕业，共26人。从目前留存的“复旦大学毕业资格审查表”来看，其中有15人于1944年上半年征调参加美军翻译，以通译生资格毕业，留校仅十余人。
1942年6月复旦第一届茶叶专修科毕业合影复旦大学茶业组科从一开始就是“学术企业化和企业学术化”的产物。中茶公司依约履行合作办学所需经费，在茶业组科成立第二年后，经常费、研究费及其他各项的三分之二，一般都在每学期开始前即拨付到位。仅就1941—1943年“收支对照表”来看，中茶公司每年度拨付经常费达国币20万。1943年间，还另设茶业研究室奖励办法，每年度中茶公司拨付国币一万元。茶业研究室专题研究会每月举办论文竞赛或专题报告一次，每次选前三名给奖。经费中以百分之六十充奖励金，百分之四十补助开会茶点、灯油等杂费。1944年6月，中茶公司因人事上的腐败彻底失败，撤销后归并复兴公司处理，复旦与中茶公司的合约终止，茶业组停止招生。此后复旦独立招收茶业专修科。
抗战时期的复旦茶业组科，坚持开展高等茶学教育，为国家和地方培养急需的茶业人才。茶业组科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四川原属中国茶叶发祥地，以视湘、赣、闽、浙、皖所产并无逊色。然重庆北碚附近向有鲜茶叶生产，大学校园经营种植非待七八年后，尚难达到采制阶段。1941年及1942年，茶业组科安排专修科学生赴铜梁县巴岳山生产实习。1943年春起，因铜梁原料奇少，当地房屋以及制茶设备又不敷住用，便组织学生远赴南川和川西实习考察。南川茶区较大，且有农林部垦务总局金佛山垦区可得便利。1943年3月底，茶业科一年级、茶业组三年级学生在主任胡浩川亲自带领下，由北碚乘轮至重庆，再乘轮至木洞，步行过丰盛、白沙井、观音桥，一直走到南川实习地，考察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制茶工厂、茶叶运销及改良等。胡浩川在南川还撰写“国立复旦大学南川制茶实习团报告”，通过邮递向时任校长章益汇报实习进程，1943年4月16日第十一号报告中称：“奉核日程，十九日应启程回校。假使天气良好，原料易购，拟延二、三日，增强实习效率，届时当另电请示。”从北碚至南川往返各需五日，实习经费有限，延时返校，必得及时与校方请示。南川实习实际支出达十一万多，超出预支三万多，一并由中茶公司专案报销。
1944年春，由曲仲湘教授带队组成川西茶业组科实习参观团，见习茶业经营实况。“我们四十八位跟曲先生，几十件行李，几百件零星挂包，不折不扣地拥满了中茶大卡车。我们像远征军，各个为习茶的远景鼓舞着新生命的跳动，满身是兴高采烈，全没挂牵，当我们持着‘执照’——通行证浩浩荡荡驰过青木关时，迎面的春风是如何地合适啊。（见1944年《川西茶业实习专号》刊载的《归去来兮》）”从曲仲湘亲绘的“川西见习路线图”来看，师生一行从重庆经内江、成都至灌县见习，然后返成都调查花茶制销情形，再至邛崃、名山、雅安、新津、峨眉、乐山，最后由乐山经内江返重庆北碚，历时整整一个月。凡经较大的茶园茶市及茶厂，集中全体学生观摩，至于分散的茶业组织，则以小组访问的方式调查。战时能有如此远程的茶业实习，可谓中国茶业教育史上的创举。
除教学实习外，茶业组科学生在校社团活动也颇为丰富。1941年5月18日，该组科全体同学在北碚黄桷树青年茶社成立了复旦大学茶业学会，分总务、交际、学术、康乐、事务、文书六股，1940级茶业组的王克昌负责总务、张薰华负责学术。茶业学会经常举行师生座谈会和学术讲演会，搜集有关茶业资料及研究茶业有关各项问题，出版茶业刊物。在吴觉农、胡浩川、曲仲湘、姚传法先后指导下，学会出版了不少农业刊物，包括专刊会员关于茶业之著述及译作的“茶业学报”（壁报），围绕茶叶育种、茶叶现代化及茶业经济定位等话题的学会会刊《生草》。此外还有各类实习录的编撰，如1942年师生铜梁见习归来后，曾编制一册《铜梁制茶实习录》，收录胡浩川《茶艺话巴岳》、曲仲湘《茶之学名尚在未定中》、陈望道《茶话》、苗雨膏《中国茶树害虫问题》等文章；又如1944年川西实习返校后由茶业学会四十多位同学集体撰写并刊印的《川西茶业实习专号》，收录有《灌县之茶业》《中茶乐站的茯茶砖》《成都茶业销售概况》《归去来兮》四篇长文。
1944年出版的复旦大学茶业学会会刊《生草》第六期至于师资，也呈现出综合性高校与实业部门联合办学的特色。1940年春季学期科目表上可见，“农院化学”、“土壤肥料学”由王兆澄讲授，“农业经济”由毕相辉讲授，“茶树栽培学”由张志澄讲授，“茶业概论”由吴觉农与青年讲师张堂恒并授。除专任教师外，该科还聘请校外知名教授前来兼授课程，如上述提及的刘庆云虽辞聘复旦，后以兼任教授身份讲授“茶叶行政与政策”，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郑子政讲授“气象学”，贸委会专家杨开道讲授“茶叶地理”等，虽处创设初期，茶业组科的师资阵容已颇为可观。另一方面，茶业组科又充分利用复旦原有师资力量。尤其是复旦自1942年1月改为国立后，整个学校的经费较前宽裕许多，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也为复旦茶业组科的师资增添了不少亮色。1943年度国立复旦大学茶业组科教员表上，我们就可以见到许多名师担任茶业组科的课程，如钱崇澍主讲“植物生理学”，陈恩凤主讲“土壤肥料学”，李蕃主讲“统计学”课程等。钱崇澍1942年到复旦任生物系教授，同时兼任农学院院长，他在教学时重视野外实习，每周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一次，广受学生的好评。这些名师为农学院学生开出了不少重要课程，对茶业组科的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除授课外，教师也极为注重研究。1940年秋，筹创茶业组科时即特设茶业研究室。研究员由茶业组科教授与对茶业素有造诣的学者担任，除在茶业学术上企图有所贡献外，还领导组织学生的研习。研究室内分三部：一为生产部，从事茶业产制的实验；二为化验部，从事茶叶的化学实验研究；三为经济部，从事茶业经济行政及政策的调查研究。研究室还附设有小型实验茶场和茶叶化验室。1942年生产部在铜梁仿制绿茶、毛峰、梅片、龙井、玉露、红茶等六种茶类，色泽香味，视上中级之道地货均无逊色。同时着重研究红茶的发酵，重视化验分析方法，在制造过程中注重红茶发酵程度与水色。当时的科研也颇具战时色彩，如化验方面，主要利用废茶，提取茶为茶素、丹宁，以有助于战时药品之需，同时试制粉茶、晶茶、茶膏及茶汽水，以救战时运输之困。尤其是化验部主任王兆澄主持的茶膏制造研究，因茶膏可以提神助消化，又便于携带，为空军必需品。
抗战胜利后，复旦从重庆回到上海，茶业专修科继续招收新生，主任为王泽农。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迁至沈阳，茶业专修科迁芜湖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后农学院又迁合肥独立建院（今安徽农业大学），茶专改为四年制的茶业系。自1940年复旦创设茶业组、茶业专修科起，延续至今整整八十年，成为全国历史上最老的茶业专业之一。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复旦的茶业组科差不多被遗忘了，近来虽有研究者讨论，但寥寥数语，一些基本史实尚不清楚，故在此就相关史料略作梳理，希对“复旦茶人”在烽火岁月中的创建史迹有所补正。
作者 : 陈启明（复旦大学档案馆）
【原标题】陈启明｜烽火岁月中的“复旦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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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来自全国各地的茶文化专家、学者、重点茶叶生产企业负责人相聚宁波天一阁·月湖景区，参加“明州茶论.茶与人类美好生活”研讨会。
出席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有：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宗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沈立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浙江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小玲，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浙江省政协研究室原副主任戴学林，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姚国坤，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毛立民，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全国首席科学传播茶学专家王岳飞，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农业考古》主编施由明，宁波市委原副书记、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郭正伟，宁波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创会会长徐杏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胡谟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强，宁波市林业局原局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剑辉等。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宗懋以《茶让世界更美好，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作主旨演讲。陈宗懋院士详细分析了中国茶叶的丰富多彩、中国茶区的良好生态、茶叶中活性成分的利用、中国茶的新喝法、中国茶叶的新吃法。他说，茶最早是作为药用由中国向世界传播的，在公元六世纪，以“吃茶养生”传入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在公元十六世纪，从海路传入欧洲各国。在当时，茶叶是在药房中销售的。随着茶树种植面积的不断发展，饮茶习俗也很快普及。茶叶的用途也由药用转向饮用。陈院士认为，“茶不是药，但饮茶可以预防和减轻许多人体疾病，可以作为调节剂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
会议邀请了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全国首席科学传播茶学专家王岳飞教授，浙江省茶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茶文化促进会高级顾问毛立民，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农业考古》主编施由明，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西廷，宁波市林业特产科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王开荣，浙江树人大学现代服务业学院院长、教授朱红缨，浙江农林大学汉语国际推广茶文化传播基地副秘书长潘城，中国茶叶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周智修等先后从茶让生活更美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生活添彩、中国茶与文化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机遇与挑战等角度进行了精彩演讲。
王岳飞
毛立民
施由明
张西廷
王开荣
朱红缨
潘城
周智修
宁波市委原副书记、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会长郭正伟致辞
郭正伟在致辞中概括了历年茶事：宁波茶文化促进会成立于2003年。2006年4月，在第三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期间，举办了首届海上茶路国际论坛，与会的海内外茶文化专家、学者，确认宁波为中国海上茶路启航地。鉴于古今宁波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地位，由日本茶道协会会长仓泽行洋提议，希望成立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4月，在第四届宁波国际茶文化节期间，隆重举行宁波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第二届海上茶路国际论坛，聘请了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海内外50多位专家、学者为荣誉研究员和特约研究员。2009年，为配合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落成仪式，举办了第三届“海上茶路”国际论坛，对“海上茶路”启航地作了进一步确认。宁波是茶禅东传日本、朝鲜半岛等东南亚各国的窗口，2010年举办了第五届国际茶文化节暨第五届世界禅茶文化交流大会，研讨会主题为“茶禅东传宁波缘”。2011年的研讨会主题是“科学饮茶益身心”，对科学饮茶、茶与健康作了深入研讨。从2012年开始，在原来侧重于茶文化研讨的基础上，经济与文化并重，设立“明州茶论”。首届“明州茶论”主题为“茶产业品牌整合与品牌文化”。2013年第二届“明州茶论”主题为“海上茶路·甬为茶港”，会上通过了“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2014年与浙江大学茶学系联办第三届“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为“茶产业转型升级与科技兴茶”。2015年，第四届“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为“越窑青瓷与玉成窑”。越窑青瓷与玉成窑紫砂器是宁波茶具的两张金名片，在浙江乃至全国陶瓷界均有重要地位，藏品受到海内外追捧，其中越窑青瓷也是历史上海上茶路的主要商品。2016年5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主导创办的第三届茶文化高峰论坛，在宁波举办，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与茶文化”。2017年5月，举办了“影响中国茶文化历史之宁波茶事”研讨会。2018年5月，举办了“新时代宁波茶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5月，“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为“‘茶庄园’‘茶旅游’与宁波茶史茶事”。上述主题研讨会，大多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以及台、港、澳专家、学者与会。多数研讨会文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等公开出版，少数作为大会文件印发。去年因为疫情关系未举办研讨会。今年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编辑部，合办“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是“茶与人类美好生活”。明年“明州茶论”研讨会主题初定为“亮点纷呈甬茶书”。据不完全统计，自明代以来，在甬或甬籍在外地作者所写的茶书已达150多种，其中明代有5种，当代姚国坤教授一人著作或主编的近80种。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强
李强向参会者介绍了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宁波。2020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408.7亿元，最新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市常住人口940.43万。宁波系传统绿茶产区，茶文化底蕴丰厚，以海上茶路启航地为主题的宁波茶文化，在世界茶文化史上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当代宁波彩色茶科技等领先国内。福泉山茶场位于宁波市区东郊30公里处，现有成片茶园3600亩，拥有100多个品种的茶树良种园，为茶学界概念上的北方茶树良种场之一。福泉山主峰海拔500多米，面向东海，山麓有4个西湖大的东钱湖，边上有东南佛国、三大茶禅源头之一的晋代古刹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另有南宋大慈寺遗址，人文资源极为丰厚。福泉山茶场被誉为世界最美茶园之一，其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尚未得到良好开发，期待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宁波市政府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联合举办的“中绿杯”名优茶评比，已连续举办十届，参评茶企每届递增，其中去年第十届举办的评比活动，吸引了全国546个茶样，评出特别金奖83个，金奖121个，为历届之最，充分说明得到了全国茶企业和市场的认可。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沈立江
最后，沈立江作总结讲话。他表示，宁波是经济重镇、人文高地、茶港名城，在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新理念、新格局下，夯实了发展基础。希望宁波继续做好建设茶和茶文化发展重要窗口的实践者、做好茶和茶文化中外交流阔步走向世界的引路者。
研讨会上，表彰了宁波市优秀茶会员、先进茶企业。
姚国坤先生（右）
主办方授予了姚国坤先生“终身成就奖”——他有一种朝气蓬勃的人格魅力，他有一股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他高歌猛进，为我们国家茶文化、茶产业的未来，开创出了一片绿色的天地。他曾被余姚市人大常委授予“爱乡楷模”称号、浙江省委老干部局授予“时尚达人”称号；他还是“中国茶行业终身成就奖”、“国际茶文化杰出贡献茶人”、“中华杰出茶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曾在马里共和国担任农业发展部茶叶技术顾问，还赴巴基斯坦考察和组建国家茶叶实验中心；多次赴美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茶文化讲座。2003年参与组建全国第一个应用茶文化专业并任负责人；2005年筹建全国第一所茶文化学院任副院长。1991年出版全国第一本以茶文化冠名的《中国茶文化》，2004年主编全国第一套茶文化专业试用教材，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出版茶及茶文化著作80余部。先后获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4项，并取得6项科技成果。浓浓桑梓情，乡贤赤子心。他对家乡颇有情怀，对宁波的茶历史和茶文化，了如指掌，还对宁波唐以来有关茶历史名人的地位深有研究。尤其，近10几年来他的脚印遍布宁波的大部分茶山、茶企并常深入指导，还向当地部分机关单位、学校等传授茶文化、茶科技知识，对茶行业的栽培管理、制作加工、冲泡茶叶进行具体指导，深受茶人们的爱戴和敬重。他为发展家乡的茶业倾心尽力，为宁波乃至中国茶文化茶产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名优茶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宁波茶文化促进会东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国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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