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中的“复旦茶人”

**创设缘起

19世纪前，世界茶市场几乎全由中国供货。后因受英美茶业洋行的操纵，买办与中介商人的榨取，加之印锡茶与日本茶趁势兴起，中国茶备受打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部分经济机构遭受破坏，全国茶业也陷于停滞。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加强经济管制，设立贸易委员会，对某些重要的出口农矿产品实施统制，并在贸易委员会之下相继成立复兴商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和富华贸易公司，负责桐油、茶叶、生丝、羊毛等农产品的生产、制造、收购、运销及对外贸易，茶叶一项由中国茶叶公司办理。

进入统购统销后，茶业急需专门人才。当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以至农学院、农业中学，尚未有专业培训茶业人才的专系专科。复旦大学在中国高等院校中首开茶业组科，这要归功于吴觉农和孙寒冰两位先生。孙寒冰早在黎明书局时期即与吴觉农相熟，孙创办黎明书局，吴是股东和《文摘》的支持者。1939年，时任贸易委员会专员兼中国茶业公司总技师的吴觉农有感于原有茶业队伍难以应对，在香港富华公司举办茶叶统制人员训练班。他与赴港搜集《文摘》资料的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时相过从，谈起在复旦设立茶业系事。战争年代如何争取经费和人力，在已有的垦殖专修科和园艺系的基础上支持筹创农学院，这是复旦当时面临的难点。是故，当孙寒冰和校长吴南轩商谈创设茶业系时，吴南轩非常赞成，并请吴觉农帮助解决经费和师资问题。不幸的是，在筹建过程中，孙寒冰于1940年5月27日日机轰炸复旦时罹难，令吴觉农倍觉痛惜。1941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纪念周所作的讲演《复旦茶人的使命》中沉痛悼念孙寒冰，特别提及：“这一系科的最先提议设立的为孙寒冰先生。他当初常来香港，看到我们的事业那时颇有发展，同时看到沪、汉两地的茶商以及依附于这些茶商为生活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捣鬼和横行不法，却为我们的前途担忧。结果在1939年下期以后，沪、汉茶栈确有借尸还魂的事实，于是1939年冬，兄弟到了重庆，由他商请吴校长特设系科，并嘱兄弟担任系主任以为茶业的未来造就专才。他的待友之诚，察事之明，使人永远不会忘记的。”

1941年初吴觉农在重庆

**吴觉农首任茶叶组科主任

1940年初，吴觉农到重庆，因国民政府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此期的他反而较为清闲，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茶业系上。他的想法得到了至交、时任贸易委员会常委兼代主任的邹秉文的大力支持。1940年4月，中国茶业公司与复旦大学签订“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合约”，规定双方合组“复旦大学茶业教育委员会”，由中国茶业公司负担“开办费国币九万元”及“第一年经常费五万八千元”，复旦大学负担“开办费四万五千元”及“第一年经常费一万九千元”，第二年后的经常费每年由委员会依照增加班次之比例议定增加数额，其中研究耗费一项全部由中茶公司负担，其他各项由中茶公司负担三分之二，复旦负担三分之一。利用复旦原有农业生产教育的基础，培植茶业技术及业务上的专门人才，以适应茶业贸易机关及研究机关的需要；同时研究茶叶产制技术及贸易的改进，以谋求中国茶叶外销的发展。双方商定在1940年秋季各招一年级新生一班，每班人数三十人至五十人，以后每年各增一班。茶业系四年毕业，参照教育部定大学农学院章程办理，茶业专修科二年毕业，依照部定专修科章程办理。

1940年4月中茶公司与复旦大学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合约

同年5月，中茶公司将合办一事呈悉经济部并获核准。当月，中茶公司如约先将开办费五万元拨付复旦，其余四万本拟在香港分公司转拨，因“渝港汇兑益形困难”，于月底由复旦大学校长秘书冷雪樵到中茶公司重庆总办事处取到（见中国茶业公司总办事处致复旦大学1940年5月30日函）。与此同时，复旦方面也迅速向教育部报呈备案。6月10日，吴南轩致函教育部司长章益：“本校与中茶公司订约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之各项纲要及课程兹抄具全份，备文呈请备案，并另致立夫先生一函，促请核准。该项呈文及私函兹一并附奉，即请代为转致，并鼎力促成。”不久得教育部基本核准，但以茶业系名称与大学规程不合，令复旦大学易名为农学系茶业组。

1940年8月11日，依约合组的复旦大学茶业教育委员会在北碚黄桷树复旦大学召开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由吴南轩、吴觉农、李亮恭（时任垦殖专修科主任）、寿景伟（中茶公司总经理）、陈时皋（中茶公司技术处专员）五人组成，校长吴南轩为主席。会上报告事项包括专修科课程、茶业组名称、第一届招生方案、筹设实验茶场及茶厂等。

关于茶业系科主任人选问题，吴南轩此前已亲致书函恳约吴觉农担任，吴在信中极称吴觉农：“夙仰台端为国内茶业界最著名专家，学术宏通，经验充富，所有以上系科主任，即屈请台端兼任，以宏教化。（见1940年8月1日吴南轩致吴觉农札）”中茶公司方面也力推吴觉农：“觉农兄对茶叶研究有素，且在敝公司负技术全责，承贵校聘任茶业系科主任，至深赞同，将来双方密切合作，积极推进，定能相得益彰，实所欣盼。（见8月12日寿景伟致吴南轩札）”

1940年8月寿景伟致吴南轩信札

1940年10月吴觉农致李亮恭信札

吴、寿两位所言非虚，吴觉农在中国茶业界之地位确无出其右者。早在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读书时，吴觉农就对茶业发生兴趣，1919年考取由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业专业的官费留学生。1922年底回国，后应邹秉文邀请筹办茶叶出口检验开始，真正走上为振兴中华茶业而奋斗的道路。创建中国茶学高等教育体系，正是吴觉农长期以来的追求，故在吴南轩和寿景伟两位的盛邀之下，欣然接受复旦茶业组科主任之聘。

1940年9月，茶业组和茶业专修科正式设立，与原有垦殖专修科和园艺系一起组成复旦大学农学院，由李亮恭担任首任院长，复旦由原来的四院发展为文、理、法、商、农五院并列。在茶业系科筹创初期，吴觉农利用自己的广泛人脉力邀相关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如1940年10月5日致函李亮恭云：“校方所发聘书八件，业已查收。王兆澄、毕相辉、庄任、许裕圻诸先生，约双十节前后俱可到校。（毕君或尚须向西南经济研究所再作一度交涉），余已分别商电通知。”王兆澄和毕相辉均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化系，前者曾任经济部重庆商品检验局技正，后者系西南经济建设研究所研究员。王、毕两人来校后，分别任茶业研究室化验部和经济部主任，对复旦茶业研究和推广颇有推进之力。

1940年10月10日吴觉农复函李亮恭，继续就茶业系科相关事宜进行磋商，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师资及薪金，“教授刘庆云君须赴贸委会兼任科长，一时不能莅校。而王兆澄、毕相辉两教授则以远赴北碚，治装搬家，随之需款，均要求自九月起支薪。弟意各友均属寒士，既来帮忙，自未便固拒，乞商校长设法应允。”“朱学曾副教授则以已受地政学院之聘，已收本校聘书退回，惟必要时可兼任研究员云云。其事待弟到校后再行面商。”“现产制部以刘君未能莅校，致全部空虚；如由中茶技术人员兼任，必影响整个教务。故弟拟另提两人为讲师，其一为张志澄，另一为张堂恒（履历另附），两君对栽培制造均有相当之学识经验，堪以应付，请转商校长决定为荷（决定后当再商中茶商调）。”二是采购教学科研所需的书籍、仪器、标本等:“中茶寿毅成先生慨允汇款一万元，该款已向陈文杰君处取到，转复该公司。如《文摘》需款，亦可在改款中先支一部分。即其他药品及小件仪器似亦可在此支付。”“闻城中龙门书局及商务、中华等尚有若干书籍可以购买，为多转学生参考阅览计，在产制、化验部分，弟亦允各同事尽量蒐购，望转知文述兄支款为荷。”“助教庄任、许裕圻现仍暂留本处，采集标本、蒐罗教材，并拟派庄君赴金佛山调查茶叶品种，月底当可联袂到校。除本公司给予相当便利外，若有应变必需款项，将来再到校报销。”吴觉农从茶业系科发展考虑，均切中肯綮，而从信札上吴南轩的亲笔旁批来看，他对诸条亦极为赞成，并请李亮恭分嘱教务、总务两处迅速照办。

值得一提的是，吴觉农为茶学教育努力奔走之际，其明显的进步色彩却越来越不为国民党当局所容。为掩护罗绳武的地下党身份，吴觉农将他从湖南营救出来，安排在复旦为茶业专修科学生讲授国文。他也常与钱俊瑞等共产党员在自己中茶公司的宿舍大溪别墅议论时局。政治处境日益险恶，吴觉农即刻掩护钱俊瑞经香港去苏北新四军所在地，自己也做好离开重庆的准备。1941年2月4日吴觉农致吴南轩手札中云：“兹弟有东南之行，所有组科主任及研究室主任津贴，自二月份起，应请予停止。”在吴觉农带领中茶公司一批技术人员去福建武夷山之后，茶叶组科一度由毕相辉代理主持，后胡浩川、姚传法先后继任主任。

**复旦茶学教育之特色

1940年夏，复旦大学茶业组科在四川重庆、湖南衡阳、浙江丽水三地完成招生。因战时交通极差，首届66名新生（茶业组36人，茶业专修科30人）通过搭乘中茶公司设各地办事处的棚布货车陆续到校，并于十月正式注册开学。茶业组一、二年级学习农业基本学科，包括植物学总论、动物学总论、农院化学、农业经济、农业概论等课程，三、四年级除加习工商科学外，则致力于茶叶之实际研习，主要课程有制茶学、茶树栽培学、作物学概论、遗传学、茶叶检验及评级、茶病学、植物病理、茶厂管理、茶叶贸易等课程。1942年秋第一届茶业专修科毕业，共27人，大部分由中茶公司分配工作。第一届茶业组于1944年毕业，共26人。从目前留存的“复旦大学毕业资格审查表”来看，其中有15人于1944年上半年征调参加美军翻译，以通译生资格毕业，留校仅十余人。

1942年6月复旦第一届茶叶专修科毕业合影

复旦大学茶业组科从一开始就是“学术企业化和企业学术化”的产物。中茶公司依约履行合作办学所需经费，在茶业组科成立第二年后，经常费、研究费及其他各项的三分之二，一般都在每学期开始前即拨付到位。仅就1941—1943年“收支对照表”来看，中茶公司每年度拨付经常费达国币20万。1943年间，还另设茶业研究室奖励办法，每年度中茶公司拨付国币一万元。茶业研究室专题研究会每月举办论文竞赛或专题报告一次，每次选前三名给奖。经费中以百分之六十充奖励金，百分之四十补助开会茶点、灯油等杂费。1944年6月，中茶公司因人事上的腐败彻底失败，撤销后归并复兴公司处理，复旦与中茶公司的合约终止，茶业组停止招生。此后复旦独立招收茶业专修科。

抗战时期的复旦茶业组科，坚持开展高等茶学教育，为国家和地方培养急需的茶业人才。茶业组科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四川原属中国茶叶发祥地，以视湘、赣、闽、浙、皖所产并无逊色。然重庆北碚附近向有鲜茶叶生产，大学校园经营种植非待七八年后，尚难达到采制阶段。1941年及1942年，茶业组科安排专修科学生赴铜梁县巴岳山生产实习。1943年春起，因铜梁原料奇少，当地房屋以及制茶设备又不敷住用，便组织学生远赴南川和川西实习考察。南川茶区较大，且有农林部垦务总局金佛山垦区可得便利。1943年3月底，茶业科一年级、茶业组三年级学生在主任胡浩川亲自带领下，由北碚乘轮至重庆，再乘轮至木洞，步行过丰盛、白沙井、观音桥，一直走到南川实习地，考察茶树栽培、茶叶制造、制茶工厂、茶叶运销及改良等。胡浩川在南川还撰写“国立复旦大学南川制茶实习团报告”，通过邮递向时任校长章益汇报实习进程，1943年4月16日第十一号报告中称：“奉核日程，十九日应启程回校。假使天气良好，原料易购，拟延二、三日，增强实习效率，届时当另电请示。”从北碚至南川往返各需五日，实习经费有限，延时返校，必得及时与校方请示。南川实习实际支出达十一万多，超出预支三万多，一并由中茶公司专案报销。

1944年春，由曲仲湘教授带队组成川西茶业组科实习参观团，见习茶业经营实况。“我们四十八位跟曲先生，几十件行李，几百件零星挂包，不折不扣地拥满了中茶大卡车。我们像远征军，各个为习茶的远景鼓舞着新生命的跳动，满身是兴高采烈，全没挂牵，当我们持着‘执照’——通行证浩浩荡荡驰过青木关时，迎面的春风是如何地合适啊。（见1944年《川西茶业实习专号》刊载的《归去来兮》）”从曲仲湘亲绘的“川西见习路线图”来看，师生一行从重庆经内江、成都至灌县见习，然后返成都调查花茶制销情形，再至邛崃、名山、雅安、新津、峨眉、乐山，最后由乐山经内江返重庆北碚，历时整整一个月。凡经较大的茶园茶市及茶厂，集中全体学生观摩，至于分散的茶业组织，则以小组访问的方式调查。战时能有如此远程的茶业实习，可谓中国茶业教育史上的创举。

除教学实习外，茶业组科学生在校社团活动也颇为丰富。1941年5月18日，该组科全体同学在北碚黄桷树青年茶社成立了复旦大学茶业学会，分总务、交际、学术、康乐、事务、文书六股，1940级茶业组的王克昌负责总务、张薰华负责学术。茶业学会经常举行师生座谈会和学术讲演会，搜集有关茶业资料及研究茶业有关各项问题，出版茶业刊物。在吴觉农、胡浩川、曲仲湘、姚传法先后指导下，学会出版了不少农业刊物，包括专刊会员关于茶业之著述及译作的“茶业学报”（壁报），围绕茶叶育种、茶叶现代化及茶业经济定位等话题的学会会刊《生草》。此外还有各类实习录的编撰，如1942年师生铜梁见习归来后，曾编制一册《铜梁制茶实习录》，收录胡浩川《茶艺话巴岳》、曲仲湘《茶之学名尚在未定中》、陈望道《茶话》、苗雨膏《中国茶树害虫问题》等文章；又如1944年川西实习返校后由茶业学会四十多位同学集体撰写并刊印的《川西茶业实习专号》，收录有《灌县之茶业》《中茶乐站的茯茶砖》《成都茶业销售概况》《归去来兮》四篇长文。

  1944年出版的复旦大学茶业学会会刊《生草》第六期

至于师资，也呈现出综合性高校与实业部门联合办学的特色。1940年春季学期科目表上可见，“农院化学”、“土壤肥料学”由王兆澄讲授，“农业经济”由毕相辉讲授，“茶树栽培学”由张志澄讲授，“茶业概论”由吴觉农与青年讲师张堂恒并授。除专任教师外，该科还聘请校外知名教授前来兼授课程，如上述提及的刘庆云虽辞聘复旦，后以兼任教授身份讲授“茶叶行政与政策”，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郑子政讲授“气象学”，贸委会专家杨开道讲授“茶叶地理”等，虽处创设初期，茶业组科的师资阵容已颇为可观。另一方面，茶业组科又充分利用复旦原有师资力量。尤其是复旦自1942年1月改为国立后，整个学校的经费较前宽裕许多，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前来任教，也为复旦茶业组科的师资增添了不少亮色。1943年度国立复旦大学茶业组科教员表上，我们就可以见到许多名师担任茶业组科的课程，如钱崇澍主讲“植物生理学”，陈恩凤主讲“土壤肥料学”，李蕃主讲“统计学”课程等。钱崇澍1942年到复旦任生物系教授，同时兼任农学院院长，他在教学时重视野外实习，每周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一次，广受学生的好评。这些名师为农学院学生开出了不少重要课程，对茶业组科的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除授课外，教师也极为注重研究。1940年秋，筹创茶业组科时即特设茶业研究室。研究员由茶业组科教授与对茶业素有造诣的学者担任，除在茶业学术上企图有所贡献外，还领导组织学生的研习。研究室内分三部：一为生产部，从事茶业产制的实验；二为化验部，从事茶叶的化学实验研究；三为经济部，从事茶业经济行政及政策的调查研究。研究室还附设有小型实验茶场和茶叶化验室。1942年生产部在铜梁仿制绿茶、毛峰、梅片、龙井、玉露、红茶等六种茶类，色泽香味，视上中级之道地货均无逊色。同时着重研究红茶的发酵，重视化验分析方法，在制造过程中注重红茶发酵程度与水色。当时的科研也颇具战时色彩，如化验方面，主要利用废茶，提取茶为茶素、丹宁，以有助于战时药品之需，同时试制粉茶、晶茶、茶膏及茶汽水，以救战时运输之困。尤其是化验部主任王兆澄主持的茶膏制造研究，因茶膏可以提神助消化，又便于携带，为空军必需品。

抗战胜利后，复旦从重庆回到上海，茶业专修科继续招收新生，主任为王泽农。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复旦农学院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迁至沈阳，茶业专修科迁芜湖并入安徽大学农学院，后农学院又迁合肥独立建院（今安徽农业大学），茶专改为四年制的茶业系。自1940年复旦创设茶业组、茶业专修科起，延续至今整整八十年，成为全国历史上最老的茶业专业之一。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复旦的茶业组科差不多被遗忘了，近来虽有研究者讨论，但寥寥数语，一些基本史实尚不清楚，故在此就相关史料略作梳理，希对“复旦茶人”在烽火岁月中的创建史迹有所补正。

作者 : 陈启明（复旦大学档案馆）

【原标题】陈启明｜烽火岁月中的“复旦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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