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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成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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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发展史纲要

茶道是以修行悟道为宗旨的饮茶艺术,是饮茶之道和饮茶修道的统一。茶道包括茶艺、茶礼、茶境、修道四大要素。所谓茶艺是指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的一套技艺;所谓茶礼,是指茶事活动中的礼仪、法则;所谓茶境,是指茶事活动的场所、环境、所谓修道,是指通过茶事活动来怡情修性、悟道体道。

茶道图 [元] 作者不详彩绘壁画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沙子山2号墓壁画

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一般指宇宙法则、终极真理、事物运动的总体规律、万物的本质或本源。道,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有佛教之道、各家之道不尽一致。中国文化主流是“儒道互补”,隋唐以降又趋于“三教合一”。一般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兼修懦道佛,即使道士、佛徙,也往往是旁通儒佛、儒道。流传最广,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一派,便吸收了老庄孔孟的一些思想,而宋元明清佛教的一大特点便是融通儒道,调合三教。宋明新儒学兼收道、佛思想,有所谓“朱子道,陆子禅”之说。金元道教全真派祖师王重阳,竭力提倡“三教合一”,其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

茶道中所修何道?可为儒家之道,可为道家、道教之家,也可为禅宗及佛教之道,因人而异。一般来说,茶道中所修之道为综合各家之道。修道的理想追求概括起来就是养生、怡情、修性、证道。证道是修道的理想结果,是茶道的终极追求,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证道则天人合一、即心即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极高明而道中庸,无为而无不为。

调琴啜茗图卷 (听琴图) [唐] 周昉

考察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

茶艺是茶道的基础,茶道的形成必然是在饮茶普及,茶艺完善之后。唐代以前虽有饮茶,但不普遍。西晋虽有茶艺的雏型(见杜育《荈赋》),还远未完善。晋、宋以迄盛唐,是中国茶道的酝酿期。

宫乐图(会茗图) [唐] 作者不详

中唐以后,中国饮茶“殆成风俗”,形成“比屋之饮”,“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唐朝肃宗、代宗、德宗时期,陆羽著《茶经》,奠定了中国茶道的基础。又经皎然、常伯熊等人的实践、润色和完善,形成了“煎茶道”;北宋时期,蔡襄著《茶录》,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从而形成了“点茶道”,明代后期,张源著《茶录》,许次纾著《茶疏》,标志着“泡茶道”的诞生。

中国古代没有茶道专著,有关茶道的内容散见于各种茶书及茶诗文绘画中。下面是从古代茶书及茶诗文的东鳞西爪中,笔者所披寻出的中国茶道形成与发展的脉络。

一、唐宋时期──煎茶道

煎茶法萌芽于晋,至唐陆羽《茶经》始有详细记载。《茶经》初稿成于唐肃宗、代宗朝时期,又经修订,于唐德宗朝时期定稿。《茶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茶道的诞生。其时其后,皎然、卢仝作茶歌,斐汶撰《茶述》,张又新撰《煎茶水记》,温庭筠撰《采茶录》,推波助澜,使中国煎茶道日益成熟。

(一)煎茶道茶艺

煎茶道茶艺有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经》"四之器"章列茶器二十四事,即风炉(含灰承)、筥、炭挝、火夹、鍑、交床、夹、纸囊、碾(含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夹、鹾簋(含揭)、熟盂、碗、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另有的统贮茶器的都篮。

2.选水

《茶经》“五之煮”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据说陆羽晚年撰《水品》(一说《泉品》)一书。张又新于公元825元年前后撰《煎茶水记》,书中引刘伯刍评判天下之水七等,陆羽评判天下之水二十等。讲究水品,是中国茶道的特点。

3.取火

《茶经》“五之煮”云:"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温庭筠撰于公元860年前后的《采茶录》“辨”条载:“李约,[氵开]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日:‘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

4.候汤

《茶经》“五之煮”云:“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候汤是煎茶的关键。

5.习茶

习茶包括藏茶、炙茶、碾茶、罗茶、煎茶、酌茶、品茶等。

撰于八世纪末的《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饮茶者,李公请为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常伯熊,生平事迹不详,约为陆羽同时人。他对《茶经》进行了润色,娴熟茶艺,是煎茶道的开拓者之一。

陆羽、常伯熊而外,皎然、张又新、刘禹锡、白居易、李约、卢仝、钱起、杜牧、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齐己等人对煎茶道茶艺均有贡献。

(二)茶礼

《茶经》“五之煮”云:“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已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一次煎茶少则三碗,多不过五碗。客人五位,则行三碗茶,客人七位,则行五碗茶,缺两碗,则以最先舀出的“隽永”来补。若客四人,行三碗,客六人,行五碗,所缺一碗以“隽永”补。若八人以上则两炉、三炉同时煮,再以人数多少来确定酌分碗数。

(三)茶境

《茶经》“九之略”章有“若松间石上可坐”,“若瞰泉临涧”,“若援蘲跻岩,引[纟亘]入洞”,则饮茶活动可在松间石上,泉边涧侧,甚至山洞中。“十之图”章又载:“用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则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目击而存,于是《茶经》之始终备焉。”室内饮茶,则在四壁陈挂写有《茶经》内容的挂轴,开后世悬挂书画条幅的先河。

吕温《三月三日茶宴》序云:“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爰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羽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莺飞花拂,清风丽日,环境清幽。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翠竹摇曳,树影横斜,环境清雅。

唐代茶道,对环境的选择重在自然,多选在林间石上、泉边溪畔、竹树之下清静、幽雅的自然环境中。或在道观僧寮、书院会馆、厅堂书斋,四壁常悬挂条幅。

(四)修道

《茶经》“一之源”载:“茶之为物,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饮茶利于“精行俭德”,使人强身健体。

《茶经》“四之器”,其风炉的设计就应用了儒家《易经》的“八卦”和阴阳家的“五行”思想。风炉上铸有“坎上巽下离于中”,“体均五行去百疾”的字样。鍑的设计为:“方其耳,以正令也;广其缘,以务远也;长其脐,以守中也。”正令、务远、守中,反映了儒家的“中正”的思想。

《茶经》不仅阐发饮茶的养生功用,已将饮茶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旨在培养俭德,正令、务远、守中。

诗僧皎然,年长陆羽,与陆羽结成忘年交。皎然精于茶道,作茶诗二十多首。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有:“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首标“茶道”,在茶文化史上功并陆羽。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

玉川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问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文字五千卷”,是指老子五千言《道德经》。三碗茶,唯存道德,此与皎然“三饮便得道”义同。四碗茶,是非恩怨烟消云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羽化登仙。“七碗茶”流传千古,卢仝也因此与陆羽齐名。

钱起《与赵莒茶宴》诗写主客相对饮茶,言忘而道存,洗尽尘心,远胜炼丹服药。

裴汶《茶述》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茶,性清味淡,涤烦致和,和而不同,品格独高。

中唐以降,已经认识到茶的清、淡的品性和涤烦、致和、全真的功用。饮茶能使人养生、怡情、修性、得道,甚至能羽化登仙。陆羽《茶经》,裴汶《茶述》,皎然“三饮”,卢仝“七碗”,高扬茶道精神,把饮茶从目常物质生活提升到精神文化层次。

明 文徵明 陸羽烹茶圖

综上所述,八世纪下半叶,值中唐时期,煎茶茶艺完备,以茶修道思想确立,注重对饮茶环境的选择,具备初步的饮茶礼仪,这标志着中国茶道的正式形成。陆羽不仅是煎茶道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茶道的奠基人。煎茶道是中国最先形成的茶道形式,鼎盛于中、晚唐,经五代、北宋,至南宋而亡,历时约五百年。

二、宋明时期──点茶道

点茶法约始于唐末,从五代到北宋,越来越盛行。十一世纪中叶,蔡襄著《茶录》二篇,上篇论茶,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茶器、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蔡襄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茶叶专家、荔枝专家,其《茶录》奠定了点茶茶艺的基础。

宋辽点茶

见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1号墓辽代壁画《点茶图》。壁画描绘了两人正在配合注汤点茶的情景。

十二世纪初,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二十篇: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外焙。赵佶是杰出的艺术家,书画、诗文皆佳,且精于茶道。点茶道酝酿于唐末五代,至北宋后期而成熟。

十五世纪中叶,朱权著《茶谱》,对点茶道崇新改易。

(一)点茶道茶艺

点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茶录》、《茶论》、《茶谱》等书对点茶用器都有记录。宋元之际的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对点茶道主要的十二件茶器列出名、字、号,并附图及赞。归纳起来点茶道的主要茶器有:茶炉、汤瓶、砧椎、茶钤、茶碾、茶磨、茶罗、茶匙、茶筅、茶盏等。

2.选水

宋人选水承继唐人观点,以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但《大观茶论》“水”篇却认为“水以清轻甘洁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古人品水,虽曰中泠、惠山为上,然人相去之远近,似不常得,但当取山泉之清洁者。其次,则井水之常汲者为可用。若江河之水,则鱼鳖之腥、泥泞之汙,虽轻甘无取。”宋徽宗主张水以清轻甘洁为好,以山水、井水为用,反对用江河水。

3.取火

宋人取火基本同于唐人

宋辽茶具

见于辽代张文藻墓壁画《童嬉图》。壁画右有四个人物,四人中间放茶碾一只,船形碾槽中有一碾轴。旁边有一个黑皮朱里圆形漆盘,盘内放有曲柄锯子、毛刷和绿色茶碾。盘的上方有茶炉,炉上坐一执壶。画中间的桌子上放着些茶碗、贮茶瓶等物。

4.候汤

蔡襄《茶录》“候汤”条载:“候汤最难,未熟则沫浮,过熟则茶沉。前世谓之蟹眼者,过熟汤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汤最难。”蔡襄认为蟹眼汤已是过熟,且煮水用汤瓶,气泡难辨,故候汤最难。赵佶《大观茶论》“水”条记:“凡用汤以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过老则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顷刻而后用。”赵佶认为水烧至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蔡襄认为蟹眼已过熟,而赵佶认为鱼目蟹眼连绎迸跃为度。汤的老嫩视茶而论,茶嫩则以蔡说为是,茶老则以赵说为是。

5.习茶

点茶道习茶程序主要有:藏茶、洗茶、炙茶、碾茶、磨茶、罗茶、燲盏、点茶(调膏、击拂)、品茶等。

宋辽点茶

见于河北宣化下八里村6号墓辽代壁画。壁画中共有6人,一人碾茶,一人煮水,一人点茶,反映了当时的煮茶情景。

蔡襄、赵佶、朱权而外,释文了、释福全、丁谓、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释道谦、显上人、陆游、宋安老人等人对点茶艺都有所贡献。苏轼的《叶嘉传》,明写人,暗写茶,文中暗含点茶法。

(二)茶礼

朱权《茶谱》载:“童子捧献于前,主起举瓯奉客日:为君以泻清臆。客起接,举瓯日:非此不足以破孤闷。乃复坐。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朱权点茶道注重主、客间的端、接、饮、叙礼仪,且礼陈再三,颇为严肃。

(三)茶境

点茶道对饮茶环境的选择与煎茶道相同,大致要求自然、幽静、清静。王令诗有“果肯同尝竹林下”,苏轼诗有“一瓯林下记相逢”,陆游诗有“自挈风炉竹下来”,“旋置风炉清樾下”。朱权《茶谱》则记:“或会于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

(四)修道

《大观茶论》载:“至若茶之有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百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之。”“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茶,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士庶率以薰陶德化。

宋代市井斗茶

见于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图中的茶贩有注水点茶的,有提壶的,有举杯品茶的,这是宋代街头茶市的真实写照。

审安老人作《茶具图赞》,列“茶具十二先生姓名字号”,附图及赞语。以朝廷职官命名茶具,赋予了茶具的文化内涵,而赞语更反映出儒、道两家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之理。木待制(砧椎)赞有“上应列宿,万民以济,禀性刚直。”金法槽(茶碾)赞有“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圆机运用,一皆有法。”石转运(茶磨)赞有“抱坚质,怀直心。啖嚅英华,周行不怠。”胡员外(茶瓢)赞有“周旋中规而不逾其间,动静有常而性苦其卓。”罗枢密(罗合)赞有“凡事不密则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扬之。”宗从事(茶帚)赞有“孔门子弟,当洒扫应对。”陶宝文(茶盏)赞有“虚已待物,不饰外貌。”汤提点(汤瓶)赞有“养浩然之气,发沸腾之声,以执中之能,辅成汤之德。”竺副帅(茶筅)赞有“子之清节,独以身试,非临难不顾者畴见多。”

朱权《茶谱》序曰:“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曰:“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活火烹清泉,以副内炼之功。助诗兴,倍清淡。探虚玄大道,参天地造化,清心出尘,一瓯通仙。

赵佶、朱权贵为帝、王,亲撰茶书,倡导茶道。宋明茶人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赋予了茶以清、和、淡、洁、韵、静的品性。

综上所述,点茶道酝酿于唐末五代,至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时期发展成熟。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代前期,亡于明代后期,历时约六百年。

建窑兔毫纹盏宋

建窑鹧鸪斑星盏宋由于斗茶需要比较水痕,颜色较深的建窑瓷成为了宋代流行的茶具。

三、明清时期──泡茶道

泡茶法大约始于中唐,南宋末至明代初年,泡茶多用末茶。明中叶以后,泡茶用叶茶,流风至今。

十六世纪末的明代后期,张源著《茶录》,其书有藏茶、火候、汤辨、泡法、投茶、饮茶、品泉、贮水、茶具、茶道等篇;许次纾著《茶疏》,其书有择水、贮水、舀水、煮水器、火候、烹点、汤候、瓯注、荡涤、饮啜、论客、茶所、洗茶、饮时、宜辍、不宜用、不宜近、良友、出游、权宜、宜节等篇。《茶录》和《茶疏》,共同奠定了泡茶道的基础。十七世纪初,程用宾撰《茶录》,罗廪撰《茶解》,黄龙德撰《茶说》,冯可宾撰《岕茶笺》。十七世纪后期,清代冒襄撰《岕茶汇钞》。这些茶书进一步补充、发展、完善了泡茶道。

(一)泡茶道茶艺

泡茶道茶艺包括备器、选水、取火、候汤、习茶五大环节。

1.备器

泡茶道茶艺的主要器具有茶炉、汤壶(茶铫)、茶壶、茶盏(杯)等。

2.选水

明清茶人对水的讲究比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田艺衡撰《煮泉小品》,徐献忠撰《水品》,龙膺撰《蒙史》,专书论水。明清茶书中,也多有择水、贮水、品泉、养水的内容。

3.取火

张源《茶录》“火候”条载:“烹茶要旨,火候为先。炉火通红,茶瓢始上。扇起要轻疾,待有声稍稍重疾,斯文武之候也。”

4.候汤

《茶录》“汤辨”条载:“汤有三大辨十五小辨。一曰形辨,二曰声辨,三曰气辨。形为内辨,声为外辨,气为捷辨。如虾眼、蟹眼、鱼眼、连珠皆为萌汤,直至涌沸如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方是纯熟;如初声、转声、振声、骤声皆为萌汤,直至无声,方是纯熟;如气浮一缕、二缕、三四缕,及缕乱不分,氤氲乱绕,皆是萌汤,直至气直冲贯,方是纯熟。”又“汤用老嫩”条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此汤须纯熟,元神始发。”

5.习茶

(1)壶泡法

据《茶录》、《茶疏》、《茶解》等书,壶泡法的一般程序有:藏茶、洗茶、浴壶、泡茶(投茶、注汤)、涤盏、酾茶、品茶。

(2)撮泡法

陈师撰于十六世纪末的《茶考》记:“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撮泡法简便,主要有涤盏、投茶、注汤、品茶。

(3)工夫茶

工夫茶形成于清代,流行于广东、福建和台湾地区,是用小茶壶泡青茶(乌龙茶),主要程序有治壶、投茶、刮沫、淋壶、烫杯、酾茶、品茶等。

对泡茶道茶艺有贡献的,除张源、许次纾、程用宾、罗廪、黄龙德、冯可宾、冒襄外,还有田艺衡、陆树声、屠隆、陈继儒、张谦德、徐渭、张大复、熊明遇、屠本畯、闻龙、周高起、张岱、袁枚等人。

(二)茶礼

中国茶道注重自然,不拘礼法,故茶书对此多有省略。

(三)茶境

十六世纪后期,陆树声撰《茶寮记》,其“煎茶七类”篇“茶候”条有“凉台静室、曲几明窗、僧寮道院、松风竹月”等。徐渭也撰有《煎茶七类》,内容与陆树声所撰相同。《徐文长秘集》又有“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寒宵兀坐、宜松风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鲜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装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瓢烟。"

许次纾《茶疏》“饮时”条有“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石”等二十四宜。又“茶所”条记:“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寒。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脱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巾兑]悬之。……”

屠隆《茶说》“茶寮”条记:“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张谦德《茶经》中也有“茶寮中当别贮净炭听用”、“茶炉用铜铸,如古鼎形,……置茶寮中乃不俗。”

明清茶人对品茗修道环境尤其讲究,设计了专门供茶道用的茶室──茶寮,使茶事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茶寮的发明、设计,是明清茶人对茶道的一大贡献。

(四)修道

明清茶人继承了唐宋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创新不多。

综上所述,泡茶道蕴酿于元代至明代前期,正式形成于明代中期,鼎盛于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绵延至今。

四、总说

中国茶道成于唐,继于宋,盛于明,衰于清。

中国茶道形成于八世纪中后期的中唐时期,陆羽为中国茶道的奠基人和煎茶道的创始人。煎茶道的代表人物有陆羽、常伯熊、皎然、卢仝、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齐已等。唐代茶人对茶道的主要贡献在于完善了煎茶茶艺,确立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煎茶道鼎盛于中晚唐,历五代、北宋、南宋末而亡,为时约五百年。

点茶道形成于十一世纪中叶的北宋中期,代表人物是蔡襄、赵佶、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陆游、审安老人、朱权等。宋代茶人承先启后,创立了点茶茶艺,发展了饮茶修道的思想。点茶道鼎盛于北宋后期至明代初期,至明代后期而亡,为时约六百年。

泡茶道形成于十六世纪中叶的明代中期,代表人物有田艺衡、张源、许次纾、罗廪、冯可宾、陈继儒、徐渭、徐献忠、张大复、黄龙德、张岱、冒襄、袁枚等人。明清茶人对茶道的贡献其一在于创立了泡茶茶艺,且有撮泡、壶泡和工夫茶三种形式;其二在于为茶道设计了专用的茶室──茶寮。泡茶道鼎盛于明朝后期至清代前期,衰于近代,复兴于二十世纪后期。

中国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然而煎茶道、点茶道在中国本土早已消亡,唯有泡茶道存一线生机。唐宋元明清,中国的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先后传入日本,经日本茶人的崇新改易,发扬光大,形成了日本的“抹茶道”、“煎茶道”。茶道发源于中国,光大于日本。

文/丁以寿。本文原刊《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P20-25。来源:福茶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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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访谈李萍,大益茶道正在成为中华新茶道的样板

  原文标题:大益访谈|李萍:大益茶道正在成为中华新茶道的样板

  李萍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伦理、东方管理哲学,茶道哲学等。荣获2002年度第八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入选2008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出版和主编专著8部,其中《日本人为什么是工作狂》(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获得统战部统战系统优秀图书奖;《近距离看日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获得第八届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鼓励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论公民美德与市场道德的内在关联》(《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获得首届中国伦理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论当代中国茶文化中的反智主义》获得首届茶道哲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项目多项。

  对话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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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3日上午,在勐海举办的第三届全国茶道哲学峰会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及其团队创作完成《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正式发布。
  《天地融入一茶汤》历时三年完成。全书的主体部分由“品茶养心”、“事茶致知”、“修茶明德”、“援茶正伦”、“茶通天地”等五章构成,对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梳理、探讨。

  儒学对中华茶道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许多重要的中华茶道提出者和阐发者来自于儒者。中华茶道与儒学也存在高度的契合。儒学的要义是尽心、知性、知天,中华茶道所包含的尊重生命、精行俭德、顺从自然等思想要素分别对应的正是儒学上述三个主体内容。
  李萍教授作为《天地融入一茶汤》的主要作者,于8月2日下午16:00点,在大益集团益友会全球会员中心二楼茶书阁接受专访。

  大益访谈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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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访谈李萍,大益茶道正在成为中华新茶道的样板
  Q:第三届全国茶道哲学峰会开幕之际,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茶道哲学?

  A: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问的。茶道哲学研究所成立之初,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想写一本“茶道哲学概论”。经过多次反复讨论,提纲定了,动笔时,依然感觉困难——“茶道”与“哲学”之间如何定义?这就必先梳理——茶道是什么?中国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怎么走过来的?

  如果我们对茶道思想没有充分的领悟,充分的消化,要提炼出茶道哲学是非常困难的。中国茶文化实际上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所以,我们准备花几年的工夫,借助这样三个视角,逐渐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是怎么在茶道中体现的;把中国茶道是什么梳理清楚。

  关于茶道哲学的定义,我们现在只能给出说明性的解释,就是对茶道进行哲学的思考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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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目前,国内茶道哲学研究机构是什么样的情况?

  A:据我所知,人大茶道哲学研究所是国内第一家。我们之所以能成为了第一家,也得益于大益集团董事长、大益茶道院院长吴远之先生的极力推荐和大力支持。

  人大茶道哲学研究所是2016年6月创建的。在那之前,我们连茶道哲学的定义都不敢做,更别说创办茶道哲学研究所、创建一个新的学科。但吴远之先生说,很多事情都是从无到有,如果没人敢做,那就永远不会有人提出来。

  纵观哲学史,很多分支哲学的出现,都是因为有第一个提出来的人,才有了后来的一个学科,一个分支。我们深受鼓舞,我们就做了这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

  茶道哲研究所我们是第一家,希望不是最后一家,还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追随或加入到我们的研究中来。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坚持举办“全国茶道哲学高峰论坛”,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把国内茶道哲学的研究者、正在研究的课题纳入视野,进行相关人才储备和理论挖掘,以及思想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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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经过3年多的发展,中国茶道哲学研究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A:国内的茶道哲学研究应该说还在起步阶段。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内开始出现茶文化热,做茶文化的人水准参差不齐。仅仅从研究的成果上看,标榜茶文化的东西很多,比方说随意的个人感想,不加证实的一些臆断,但这些东西很难登上学术的殿堂。

  之前有不少人误会我们也是在做类似的工作,但情况有所好转。从今年开始陆续有几个杂志社的编辑、主编主动联系我,问能不能开茶道哲学的专栏,现在已经有三家,我答应每期给他们推荐一篇。现在可以很欣慰的看到,茶道哲学研究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需求非常大,研究者在理论上提升的愿望非常强烈;还是有很多学者愿意从理论上、学术上扎实去做,跟我们站在一起,共同推进。
  李萍在《天地融入一茶汤》新书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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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茶道”和“茶道哲学”有什么不同,能否请您谈谈该如何理解?

  A:在第一届茶道哲学峰会上就有老师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人说,在中国古代,“道”就是一个接近于哲学的概念,是一种思想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所以有人认为,茶道哲学是不是一个重叠或同义反复?

  茶道研究确实是对有关茶进行的思考,它与茶本身、茶生活方式等物质性的茶还不太一样,因此也就有别于茶道,茶道已经进入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甚至进入到社会生活层面,但这还不是我们讲的哲学层面。

  哲学层面不直接与物质、物体发生关系,它思考的对象是思想本身;哲学不能思考茶,它可以思考茶道,只有茶道才构成了哲学思考的对象,而不是茶本身。茶道涉及人们喝茶、品茶以及茶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交往、贸易经济等活动内容,人们怎么去看待这个活动?这些内容都可能成为茶道的一部分。

  然而,茶道有日本茶道、韩国茶道等地域、文化传统上的差别。为什么会有?就是因为人文思想是与不同人群的地域、风俗等关联;但作为物质性的茶是没有的,比方说,你很难说英国红茶或者说中国红茶,因为只要是红茶,它的物理属性、化学属性应该是一样的。当然作为工业产品,品牌可能有别。从科学层面上来讲,茶是不分地域、国家的,但是茶道分。同样,对茶道进行的哲学思考,严格来讲也不应该分时间、地域、国别。

  譬如,讲到生命的价值,我们并不会去追究古代人活着的意义。我们讲的人,是一般的人,就是人的整体,不是单个的、个别的人;同样,我们所要进行的茶道哲学研究,也只能是茶道一般、茶道普遍以及其中包含的哲学问题,这其实是我们对茶道进行了哲学的提炼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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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您前面提到,三年磨一剑,凝聚茶道哲学研究所多年心血的这本新专著得以面世,与吴远之先生的支持、鼓励分不开,您是怎么和大益结缘的?

  A:说起来,很偶然。一个朋友熟悉大益,便带着我去北京大益茶道院喝茶。就这样,我认识了茶道院徐学副院长。在交谈中,徐副院长说起吴远之先生有一个构想,他提出了“三位一体”架构,即茶道心理、茶道美学和茶道哲学的茶道学体系。

  人大哲学系在国内学术地位领先,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做这项研究,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随后得到了时任哲学院院长的姚新中教授的大力支持。

  姚教授很关注哲学向生活世界的转向研究,所以极力鼓励我。就这样,茶道哲学研究在人大开启了。应该说从无到有,得益于这个大胆的创想,以及学术探索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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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在这本书中,您为什么会选择大益八式作为中华新茶道的样板来研究?

  A:大陆茶文化的复兴是20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复兴,说来这要感谢台湾现代茶文化的回流,还有香港的茶文化复兴。不过,大陆不太提茶道,只说茶艺,为什么提茶艺呢?因为台湾人比较忌讳,觉得日本用了“茶道”,而且日本用的就是汉字,台湾茶人觉得一讲“茶道”就容易跟日本混淆。

  所以,台湾是70年代初开始恢复现代茶文化,即他们所说的茶艺,一直使用的是“茶艺”这个词。大陆80年代恢复后,沿用的也是茶艺这个提法。

  但是,大益集团吴远之先生从一开始,就提出的是“茶道”,例如,他还创建了大益茶道院、大益茶道师体系等等。从文献上来看,大益是最早这样做的。我个人也非常倾向于用“茶道”,而不是采用“茶艺”。

  在中国词汇的含义当中,“艺”与某种技艺有关,而茶道比茶艺更容易与哲学结合起来。

  80年代恢复茶文化以后,相关的提法有很多,我本人也观摩、了解了很多不同的茶艺表演、茶道体系,包括书籍,我还是倾向于大益八式。大益八式是近年来所见的行茶法中最具有概括性的,包含的理念释义空间很大。要解读中国茶道,就得找到一个模板。一个思想相对成熟的、体系比较完整的模板,而且受众也比较广泛,大益八式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它在理论解释上更有可行性。
  大益八式
大益访谈李萍,大益茶道正在成为中华新茶道的样板
  Q:您对大益茶道宗旨“惜茶爱人”很赞同,能谈谈您的理解吗?

  A:我赞成这个观点,是站在学科立场上来看的。第一,“惜茶爱人”没有否定茶,而是首先肯定茶。首先把茶放在第一位,这一点比目前很多已有的关于茶道的提法更加切合茶道本身的属性。这一点也是我非常肯定的,另外,对茶本身的充分认可,这也是中国茶道区别于韩国、日本茶道的根本一点。

  只有肯定了茶,才会在茶上下功夫,追求工艺的不断提升、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知道,只有工业化、机械化、高科技含量的工艺才能做到稳定的产品质量,这样,我们的茶产业乃至茶文化才能面向未来,拥抱工业文明,拥抱现代生活方式。撇开茶去谈道,一定会过于空泛,毫无针对性。

  第二个词“爱人”,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茶人之间的相互敬爱。比如,在大益八式中,席主泡出第一汤之后,首先是自奉一杯,先益己后利人,这是一个基础。第二个方面,“爱人”是开放的、扩展的,比方说在人类社会交往当中,用品茶来进行一种广泛对话,因为品茶确实能让人静下来,舒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爱人”包含了未来无限的可解释空间。
大益访谈李萍,大益茶道正在成为中华新茶道的样板
  Q:茶道哲学研究对当今中国,未来茶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

  A:对未来茶事业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可能只是间接的。因为哲学的研究,包括茶道哲学研究,它本身并不直接对现实生活的某个部分产生直接的作用。它是通过影响人及其观念再间接影响到个人的行为。

  随着人们逐渐富裕起来,摆脱了物质匮乏,就会要求吃的好一点,吃得讲究一点,对茶的要求也就高了,包括对茶事的审美和精神满足。用一种学术语言概括的话,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出现,人们不再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层面,而是开始更加关注文化精神层面,这时茶道哲学的作用可能就大了。

  《天地融入一茶汤》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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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益访谈李萍,大益茶道正在成为中华新茶道的样板
  目录

  导论  中华茶道与儒学的汇通

  第一章  品茶养心

  一、品茶与喝茶之别

  二、洗尘:易简功夫

  三、坦呈:彰显本心

  第二章  事茶致知

  一、茶道认知何以可能

  二、苏醒:借茶知己知人

  三、法度:由茶循规蹈矩

  第三章  修茶明德

  一、茶人的修养

  二、养成:守真益俭

  三、身受:自厚薄责

  第四章  援茶正伦

  一、茶中见人伦

  二、人伦中的茶礼

  三、分享:推己及人

  第五章  茶通天地

  一、心比天地宽

  二、四海之内皆兄弟

  三、放下:与茶无对

  结语  茶道即人道

  一、茶道的世界

  二、茶与现代生活

  附录:大益茶道何以可能

  1.中华新茶道的开拓者

  2.中华新茶道的践行者

  3.中华新茶道的推广者

  茶道与儒学的相遇

  (来自导论部分)

  大益八式是茶道修习方式,而非简单的茶艺表演。因为它包含了一套自我一体,自洽圆融的茶道学说,这样的茶道学说可以视为儒学传统的“接着说”。大益八式的哲学命题来自对人生八大失误的反思和克服,这八大失误就是贪欲过多、沟通失灵、善恶不分、取舍失当、急于求成、双重标准、患得患失、为此就有对治八法。修行大益八式的饮茶者们通过一次次正经合规的喝茶,就是在洗心革面,反省自己,获得长进。

  贯穿全书的红线是“天地”范畴,该范畴既是儒学的根本,也是理解中华茶道的密匙。心性论回答人在天地间的位置,对人的基本属性做出设定,“为己”“立身”被儒学视为人在世间的使命。大益八式中的“洗尘”“坦呈”十分完美地揭示了这些内容。认识论探讨人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茶只是自然物,茶道则是文化的产物,因人的在场和解读,茶进入人的意义世界。大益八式中的“苏醒”“法度”将人与茶的关系深度勾连起来。修养论关注人格养成,饮茶中的净心养性、饮茶后的愉悦澄明都产生了积极的催化作用,这也是大益八式通过“养成”“身受”这样的程式所要达到的目标。交往论意图阐释儒学和而不同的思想,为现代社会人际互动、社会结构有序调整提供解决方案,这反映在大益八式中就是“分享”。通过茶汤、茶水的分享,逐渐引导茶人打开心扉,成为利他合群的人。境界论着重分析内在超越如何可能的问题,儒学认为“性相近、习相远”,后天的学习、作为、行道才是造成每个人达至不同境界的决定因素。至高境界永无止境,是一个无限追求的动态过程。积极向上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提升自身境界的生活状态,为此,需要戒骄戒躁,克服自满自足,大益八式中的“放下”即排空杂念的不二法则就契合了这一层深意。

  撰文:张玮

  摄影:张玉杰、外聘团队

  责编:曾婧雅

潮州工夫茶:一脉相承的事实茶道

口述/陈香白     记者/贾冬婷      摄影/于楚众 

“工夫茶生存的依靠是什么?是家庭,我们这里你进去家家户户都有这一套,小孩一走路、一懂事就接触到了工夫茶,所以绝对不会绝种。只要家庭不消失,工夫茶就万寿无疆了。”

早在唐代形成的中国工夫茶,有“工夫茶”之名,却长期未能得到证明,竟然出现了1000多年“有实无名”的尴尬局面,甚至于被误认为“失传”!实质上,“中国茶道”、“中国工夫茶”、“潮州工夫茶”,是三位一体的。其价值取向,当于成型时就已潜存或实存于现实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只不过未经梳理和发挥成为系统而已。可以说,潮州工夫茶实质上已成了中国工夫茶的最古老型种遗存,正是唐代陆羽所著《茶经》工夫茶经历了千余年不断积累、不断扬弃、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获得幸存的珍稀茶事物化成果,称之为古代工夫茶的“活化石”也无不可。

什么叫工夫?一般有四解:工程和劳力,素养,造诣,空闲时间。不得不提的是“工夫”和“功夫”之别。在潮州话中发音都不同,一个念“工(gang)夫”,一个是“功(gong)夫”,完全不一样。而宋明理学家将“工夫”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朱熹尚有“穷理工夫”、“涵养工夫”说。王阳明《答友人问》云:“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着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黄绾《明道篇·卷一》云:“以致知示工夫,以格物示功效。”“工”、“功”联用差别显著。可见“工夫”范畴是对主体整个现实活动的哲学概括,显示理学家积功累行,涵蓄存养心性之修养工夫。此类工夫,绝不能代之以“功夫”。

用茶壶(砂铫)在红泥炉上烧水

专指品饮的“工夫茶”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清代俞蛟《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简,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林,旧而佳者,贵如拱壁,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阅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俞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曾任兴宁县典史,因此对粤东潮嘉一带的民情风俗颇多了解,《潮嘉风月》便是其身临其境之作。他对潮州工夫茶的记述,与现在的流行程式几近一致。他还解释了工夫茶的主要内涵,那就是茶人的素养、茶艺的造诣以及冲泡的空闲。可见至迟在乾隆年间,潮州地区的工夫茶冲泡方法业已形成规范。俞蛟出生于原属工夫茶中心区的江浙,到了潮州亲见工夫茶的冲泡,竟然大感新奇,也说明这时候他老家的工夫茶早已绝迹了,工夫茶的中心区已经转移至潮州。

至光绪年间翁辉东著《潮州茶经》,对工夫茶更是记述细致,眉目清晰:茶之本质,取水,活火,茶具(依次详说茶壶、盖瓯、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红泥火炉、砂铫、羽扇、铜箸、锡罐、茶巾、竹箸、茶桌、茶担),烹法(依次论述治器、纳茶、候汤、冲点、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品茶)等。《潮州茶经》突出了潮州工夫茶以“品”为主的井然有序的饮茶方式,是潮州工夫茶茶艺成熟、完善的标志。

乾隆莲子壶若深杯

为什么说潮州工夫茶是与陆羽《茶经》一脉相承的中国事实茶道遗存?中国茶道形成于盛唐,《茶经》总其大成,其最大特点就是把中国的茶道用泡茶过程作为一个载体体现出来了。当然陆羽有局限,在《茶经》里没有一个“道”,倒是他的老朋友释皎然明确提出了“茶道”。陆羽只是说,要想体现茶道就得有一个载体,那他就把这个载体详细地叙述出来,包括选茶、炙茶、碾末、取火、选水、煮茶、酌茶、传饮八个主要程序。我专门列表比较过潮州工夫茶艺与《茶经》茶艺的源流关系,当然潮州工夫茶法改饼茶为叶茶、改煎煮为冲泡,由此产生的程式和茶具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就其总体逻辑程序而言,两者却有着本质上的类同,传承关系非常明显。因为泡茶的总体架构没变,首先选茶,然后取火、选茶具,然后冲泡,最后大家来品饮,都是这五个步骤。再具体看,比如选水,唐朝的时候,第一选山泉水,第二江心水,第三井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标准。因此,完全证实了俞蛟“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的说法。

梳理中国工夫茶发展历史,按冲泡法划界,大体上可分为唐代的煎茶法,宋代的斗茶法,元以后的泡茶法三个主要阶段;按中心区划界,大体可分为唐代的长安工夫茶,宋代的河、洛工夫茶,明代的江、浙工夫茶,明末清初的闽、粤工夫茶,清中期以后的潮州工夫茶五个主要阶段。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中心的变化,牵动了经济中心的迁移,工夫茶文化也呈现“中心迁移”现象,显示出由北而南的运动轨迹,最后在潮州地区这个相对“隔绝”的有利生态环境中“定居”。

斟茶

由唐代的长安,一朝一朝,都城基本都是由北往南迁。自南宋建都临安,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全面实现,江浙地区经济繁荣发达。如茶叶一项,每年投放市场总值达100万贯,茶叶名种已逐渐取代了福建贡茶的地位。发展至明代,江浙地区终于成为文化力度最强、能对周围地区起文化辐射作用的特殊区域,也是中国工夫茶的中心区。用小壶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因为知识分子、官僚、商人越来越讲究泡茶优雅,那就不如用小壶、小杯,随之产生了一整套怎么选茶、怎么煮水、怎么进水、怎么出汤、怎么来喝的程序,那就是现在潮州工夫茶的雏形。而江浙商人把茶具随身一带,跨过山去到闽北做生意,把工夫茶文化也慢慢传了过去,到了闽中,最后到了闽南,然后就传到粤北,到了广东跟福建交界的地方,再向南,就到了粤东的潮汕地区。越往后推,工夫茶区越见缩小。

工夫茶迁移到潮州,反而在其发源地消失了。为什么呢?工夫茶需要工夫,一朝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动,人们就没有工夫去如此程序繁复、技艺细腻地烹饮了。特别是明清易代之时,身处其间的士子,因感受“亡国”的切肤之痛,遂认定明王朝的垮台,与理学的“性命之说、易入虚无”的空谈关系密切。清初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陈确、唐甄、颜元等,本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让文化尽量贴近经济,号召士子踊跃从事“治生”经济活动,紧接着便出现了“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的人文文化流向。在经济活跃的江浙一带,人们的注意力急剧转向。到了乾隆年间,“重商”倾向可谓登峰造极。浙江吴兴人姚世锡的《前徽录》记载,当时的士子竟然“用晚生贴拜当商”,“而论者不以往拜为非”。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江浙便失去了工夫茶中心区的地位,而潮州地区在接受较长时期的辐射、整合之后,逐渐取而代之。潮州,过去被称作“国角”,国家的角落,山岚瘴气,与外界交通不便,再往前走就是海了,海龙王不喜欢泡工夫茶,所以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

民国时期的红泥炉

什么是茶道?说白了,泡好一杯茶就是茶道。千利休说得好:“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炭要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的秘诀”。潮州工夫茶的烹法,其精神实质在于强调自然。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得“和”之真谛。烹治,首先要有茶,泡茶须用水,煮水该用火,泡茶、煮水则离不开器具。凡此种种,说白了,实在是极平常、极自然的事,却无处不体现出“道”来。“道”就是一,但是最简单的东西就最复杂。一,代表宇宙,宇宙多复杂啊,地球、月球,各种星球。只是如《周易》中所说,“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知”了,便得“知”在节骨眼上:冲泡好工夫茶,首先必须具备无造作、顺自然之心态。那么所谓的“方法”不都成了清规戒律吗?不!“方法”绝不是清规戒律,那是求得色、香、味俱佳茶汤的最上乘方法。只有依靠这最上乘方法,才能让人饮得舒心,这也是人性的本能要求,最符合自然法则。我曾经总结了这一套冲泡工夫茶的程式,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为了把这杯茶汤泡得最好喝,除此之外,多少道程序都是浪费表情。

现在日本的煎茶道、台湾的泡茶道都来源于潮州的工夫茶,可以说他们把工夫茶艺术化了。比如现在台湾的茶具多得很,什么公道杯、闻香杯,在潮州工夫茶中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因为泡工夫茶就是趁热喝,但经“公道杯”一番折腾后,茶汤几乎变成温吞水;工夫茶品后要“三嗅杯底”,因此“闻香杯”也没有必要。我不好说他们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了,但我认为,潮州工夫茶把复杂的东西简化了,是贴近生活的。

与红泥炉配套使用的夹炭火工具

之前有一个杭州的学者跟我说:“工夫茶在杭州已经断子绝孙了。”我说:“不会,不会,现在潮州把它的子孙养起来了,现在是万寿无疆了。”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个台湾学者也问我:“潮州工夫茶会不会失传?现在内地不是快节奏吗?年轻人拼命地赚钱,谁要来搞这个工夫茶?”我说:“你误解了,工夫茶生存的依靠是什么?是家庭,我们这里你进去家家户户都有这一套,小孩一走路、一懂事就接触到了工夫茶,所以绝对不会绝种。只要家庭不消失,工夫茶就万寿无疆了。”

潮州当年很多人下南洋,但都随身带着茶具出去,所以现在工夫茶不仅本地没消失,在南洋一带也开始流行了。我有一年去马来西亚,被邀请当众演示潮州工夫茶,演示完后就有一位祖籍潮阳的姓陈的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跑到台上来,拿了一杯茶说:“陈先生,这不是一杯茶,这是凝聚力呀。”讲得热泪盈眶。他跟我解释:“我从少年时期就随着父辈来到南洋,看到你泡工夫茶,我就想到当年在老家泡的工夫茶,所以我很激动,好像回到少年时期在老家的那个岁月。”这件事让我体会到工夫茶不是单纯地大家喝茶,它最深层的内涵正是家族的凝聚力,家庭的纽带。

(陈香白,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顾问兼学术委员,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工夫茶”传承人。感谢实习记者石珊珊的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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