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引得英国企图购买武夷山。这桩阴谋披露者系清人梁章钜（1775-1849）之《归田锁记》“致福建刘次白抚部书”。信中说到英国政府强迫清政府增开福州口岸的狼子野心，“该夷所必需者，中国之茶也，而崇安（武夷山市之前身）所产，尤夷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此间早传该夷欲买武夷山之说，诚非无因” 。梁曾任两江总督，当非空穴来风。
事情起因，1607年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驶经中国澳门，购得一批武夷山所产制的茶叶。那庞大的帆船借风停停走走，巅波三年始到本国。高鼻子兰眼睛的荷兰人奇之，“这是什么东西？”条索是黑的，泡出来的汤是红的，有香气和甜味。既然产于中国武夷，就按地名叫“武夷”吧，译为英文“Bohea”。后来再达厦门，听到当地人叫这东西为“die”，他们音译为“tea”。合起来叫“Bohea tea”。荷兰人感到这东西好喝、提神，又容易泡。激起了他们品饮情致。好东西传播总是很快的，隔海的英国人也品起“Bohea tea”来。绅士翩翩，而富有的英国上层人士竟相追逐，需要量越来越大了。大英帝国还向荷兰小国买这个转手货，难道我们的东印度公司不会经营这种生意吗？傲慢的英国佬也开始从厦门、广州买茶了；这等好生意怎么能让别人分羹呢？荷兰人不甘示弱。国际上的事情论理、吵架往往是没用的。英荷兵戎相见了。首战起于1652年，打了二三十年，强大的英国佬大获全胜，占了主导地位，大张旗鼓地经营武夷茶。
英国政府大量进口中国茶叶，连年贸易逆差，白银哗哗流到中国。他们便想出了丧心病狂的勾当——在印度种植鸦片运到中国出卖。激起国人反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屈辱卖国的《南京条约》，除赔款外，在答应开通广州、厦门、宁波、上海港口时，还强要清政府再开福州港口，目的是便于由此进入武夷山购茶。从福州出海，不但省时，还节约大量运费。自此，英人不但看到武夷茶产地，而且还目睹武夷山的美丽风光，垂涎三尺，企图买购武夷山地盘，独家占有武夷茶。这就是梁章钜所言的“该夷欲买武夷山”罪恶目的。好在国人士力拒，该夷野心才未得逞。险哉！武夷山。
二是引发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波士顿倾茶入海，是世界茶史上一起重大事件。事因，英国人转到北美的茶叶税率特高，影响到当地人生活，他们便纷纷组织起抗茶团体。1773年11月28日，英国运往其殖民地北美洲的茶叶，停泊在波士顿港，三船共342箱。当地民众不让茶叶卸下，双方交涉，傲慢的英国拒不让步，激起了当地禁茶团体人士愤怒。他们于12月16日，将三船342箱茶叶悉数倒入海中，以表对英政府的抗议。
为什么说倾倒入海之茶系武夷之品？因为此前英国人从中国收购，并在国内外转卖的茶多打“武夷”之名。另一方面，以“武夷”为代表的茶叶又成了一些人必不可少的饮品。当时在北美茶归药店出售，并要凭许可证购买。有一张当时的许可证还保留在“康内提克脱历史学会图书馆”中。文曰：“查Baxter夫人请求发给购买武夷茶四分之一磅之证明书，鉴于彼之年迈体衰情形，自不在本会限制之例。”（见美乌克斯《茶叶全书》第五章）由此足见当时输入北美主要是武夷茶，或是打“武夷”牌之品。
当时英国收购去的中国茶，有那么多是武夷山所产的吗？其实不然。主要武夷茶名声大后，邻近地区的茶运到武夷山，挂“武夷”之名销售。当时有“茶不到武夷不香”之说。时在政和为县令的蒋周南在其《咏茶诗》中感叹“列肆武夷山下卖，楚材晋用怅如何！”武夷山下这方茶叶集散地日趋繁荣，“武夷茶”数量也与日俱增，出口产量也随之扩大。这就是其中原由。
三是引出乌龙茶与红茶孰先孰后的大争论。乌龙茶与红茶都起源于武夷山，这是基本共识。但其孰先孰后问题，在先辈茶界争论了几十年，虽然大部分人认为乌龙茶在先，但红茶先者仍坚持己见。近些年来，刊报上已鲜见争论文章，但是不同说法常共存于汇编大部头里和各种专著中。众说纷纭，更为混乱。
下面简略摘要几位茶界先辈、著名专家的说法：
当代茶圣吴觉农（1897-1989），在其《茶经述评》中说“后来，产制了武夷岩茶的福建崇安，又产制出工夫红茶（烟小种），这就为红茶的出现提供了一个线索。”
著名茶学教育家的庄晚芳（1908-1996），在他的《中国茶史散论》中写到：“五口通商后，茶叶供不应求，茶商到产地仿制乌龙茶。采用红边茶的制法，取消了炒（青）过程，加强了日晒和揉捻，减少工序、降低成本，以求获利，市场上便出现了“工夫小种”、“工夫茶”或“乌茶”等品名。”
当代茶界泰斗张天福在《张天福选集》中说：“红茶是乌龙茶之后，为全发酵茶。约始于十八世纪。开始发明了正山小种（亦称星村小种）的制法”。
终身制作、研究武夷茶的茶叶专家姚月明（1932-2006），在其《武夷岩茶论文集》中阐述小种红茶源于武夷岩茶（即乌龙茶），的原因，后说“正山小种属红茶类，为武夷岩茶中“工夫”、“小种”演变而来。”
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22章中写到：印度1834年从武夷山购去茶籽种成后，开始制法如武夷山，有晒、炒、揉、焙等12道工序，1871年才简化为5道，去掉炒青、焙茶。这明显是红茶工艺。这与中国在1850年左右，产生工夫红茶是吻合的，说明其工艺是由中国传去的。
力争红茶先于乌龙茶的著名茶学教育家陈椽，他在其《茶业通史》中写到：“葡萄牙人柯鲁兹神父，是到中国传播天主教的第一人，于1556年到中国。1560年左右回葡，写成有关茶叶的书。内说：（中国）凡上等人家皆以茶敬客，此物味略苦，显红色可治病。为一种药草煎成的液汁。”陈教授认为这就是红茶。他还写有几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与陈椽教授同时代专家，不少人发文和他商榷。尤其是与陈教授同庚的惠安老乡、同学、同事庄晓芳特别强烈。不但撰文交锋，而且在公开场合唇枪舌剑争辩。据茶叶专家黄镇国说，他们两人在情绪不控时，“放屁”之类粗话也脱口而出，足见老科学家对学术的执着。而今二老都归西了，不知在冥府中还争论否？
国内专家的争论点，大都在制作工艺的记载上，因为茶界人都明白，茶之分类主要区别在制作工艺。
而外国人开始对茶的分类和表述就混乱了。英国《茶叶年表》对武夷茶就有几种叫法。他们叫红茶“Biack Tea”，翻译出来明明是“乌或黑茶”，为什么说成“红茶”呢？红的英文是“red”。按理说中国茶不管是青茶（乌龙茶）、红茶、黑茶、绿茶经长时海上运输，色泽当变成乌和黑，外国人叫“Biack Tea”事出有因。而中国人对自己出口的是什么茶应是清楚的，为什么都叫“Biack Tea”呢？是最初译者不懂专业？还是中国商人为了茶叶出口而顺应外国人叫法？因而在1876至1915年中国出口的茶叶的记载中，都没有见到乌龙茶类。笔者曾请教过很多专家、学者，都未得准确答案，这问题变成了个谜。原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邹哲开生前曾对笔者谈起这个话题。他说，长期担任外国和联合国大使的周南先生曾和他谈到“乌龙茶”名称问题。周认为“乌龙”二字可能是外来语，从足球的乌龙球意思引伸而来的，即巅倒了的东西。笔者认为好像有点道理：因为乌龙茶与红茶名称上确实“乌龙”了：首先是英国人把中国进口的茶都叫作“乌茶”“Biack Tea”，中国人接受这种叫法，却译成“红”茶。后来把大量出口的真正红茶，却又叫作“乌茶” “Biack Tea”。至到二十世纪后，出口的茶才逐渐分类为乌龙、红、绿三大类。所以这个问题还有待探讨、考证。希望有条件的人士把这段“公案”搞清楚。
口述人：
邓中文，1935年6月生，籍贯重庆永川，原雅安地区外贸局党组书记、局长。
从部队到外贸局
我老家在重庆永川，1951年参军入伍，从战士到团级干部，在部队工作了26年。
1976年转业到地方，我被分配到国营雅安茶厂，后来又到雅安地区(今雅安市，下同)外贸局工作，先后担任国营雅安茶厂党委书记、雅安地区外贸局局长。那时候雅安地区的外贸产品很少，茶叶是其中的一项，分边销茶、内销茶，我就是从那时候才真正开始接触茶的。
当时雅安地区外贸局有3家直属企业：国营雅安茶厂、国营荥经茶厂和国营天全茶厂。
国营雅安茶厂在城区西门的文定街，是传统边茶厂，产品主要供应西藏。计划经济时期，国营雅安茶厂主要生产两个产品——康砖茶、金尖茶。康砖主要供应西藏，金尖主要供应甘孜藏族自治州。当时产品都要按照计划生产、调拨。企业只管生产、加工，然后按计划调拨出去。
1981年，我被雅安地委(今雅安市委，下同)任命为雅安地区外贸局局长兼党组书记。
计划经济时期，四川省的茶叶管理和其他省份不一样，很特殊，全省有关茶叶的生产、计划、补助等都是由四川省外贸茶叶公司负责，雅安地区还把农业局的茶叶生产管理科全部调给外贸局，由此茶叶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一条龙，都归外贸系统管。当时的销售主要有几个渠道：一个是边销，边销就销往西藏等地;另一个是内销，计划经济时代内销都是需要按照计划调拨销售的，工厂没有销售权;还有一个是外销，就是出口，每年省上要下指标，需要生产、调拨什么品种、多少数量的茶叶来出口，各个地区各个茶厂按计划执行就行了。
20世纪70年代，茶叶是雅安地区多种经营中最大的一项产品，当时雅安茶叶种植面积不大，大概有6万亩。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接手外贸局的时候，集中成片的茶叶种植面积还不到这个数，其他的是零星分布，连玉米地里也有茶树，雅安人称“满天星”。每年割一次，卖给国营雅安茶厂等边茶厂，生产边茶。
雅安地区外贸局直接管理的三个茶厂中，最大的是国营雅安茶厂，年销售量也是最大的，大概有700万斤，3个厂加起来大概1500万斤，国营天全茶厂主要生产金尖，国营荥经茶厂全部生产康砖，国营雅安茶厂两个品种都生产。
我到雅安地区外贸局工作的时候，地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你要把茶叶生产搞好。那时候不强调流通，他们最关心的是生产。当时雅安地区大概140万人，茶叶分布在北部6个县，南部两个县不多，汉源基本上没有，石棉有一点，主要就是在雅安、名山、芦山、荥经、天全这几个县，宝兴的中坝有一点，但是不多，中坝有一个后山茶园。
改良茶园 发展细茶
当时雅安茶叶品种比较单一，主要是边销茶。改革开放初期，雅安地委已经开始要发展内销，光做边茶不行，效益不好，我们确定要做内销茶、做细茶，现在叫名优绿茶。细茶的突破口在名山，名山细茶多，雅安县(今雨城区)基本上是边销茶(俗称粗茶)，每一年都要收购几百万斤。名山茶厂就开始做细茶，名山茶厂是后来成立的地方国营茶厂，我们外贸局派工作队到名山去指导加工、指导生产。名山的双河、红星我们都派人去。最早去的是双河天车坡，那里的茶树是最标准的造型。那时候大多茶叶是高秆品种，观赏性、蓬势不如现在的好看。
茶园里的茶都是“满天星”分布，不好采，怎么搞细茶?我们外贸局有个茶叶公司，我去的时候就有了，但是他们以前是做边茶的，做边茶对茶园的要求低。
做细茶首先要改良品种，我们组织人到福建去调茶种，去了福鼎。所以以前种的福鼎茶都是播的茶籽，每年冬天去调。
种子调回来，春季以前发给农民，就指导他们开始种茶。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只调福鼎大白，它的植株较高，但芽头不是很好。
后来，外贸局继续在这个方面做实验，找了样品来推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比原来改进了一步，但我们觉得还是不行，福鼎大白还是蓬势太高，采摘不方便，而且产出太慢，种子下去，四五年才能成型，这期间没有收入。
我们通过四川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川农大)的教授，运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建立良种茶园，养穗条扦插，每年秋天扦插，当年扦插下去第二年就可以移栽，一般就有一芽两叶，管理得好的有四五叶，于是建了很多良种茶园。名山的联江、中峰都有。良种茶园两到三年就可以采芽，但产量不高，还有一个养蓬的过程。发展到现在就是百亩良种茶园，我们在牛碾坪做了推广。除了川农大的这些专家教授，雅安也有自己的茶叶高级农艺师，例如名山的李廷松，他搞育种特别厉害，然后就是杨天炯、李国林。
改良品种之后，第二步是提倡科学种茶、栽茶、养蓬、修剪。茶树品种往矮秆方向发展，不要高蓬势的。双河的茶蓬势很好，但是太高，一般人够不着，而且很费功夫，每年一次轻修剪，剪下来的一部分可以做粗茶，增加收入。三年一次重修剪，高秆都剪下来，压低树身，就是增加更多的芽头，慢慢地蓬势就上来了。每年外贸局提倡发展一些新的茶园，都要走这个方向，不走播种路线，发展到现在，茶的蓬势基本上都不是太高。
计划经济时期，外贸局对雅安茶叶生产是作了贡献的，出茶、出钱、还出人，当时的制茶机器，烘干机等机器的制造材料，例如钢铁，都是外贸局调来的，芦山有个茶叶生产机器加工厂，名山也有，外贸局也帮助他们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兼任了雅安地区茶叶学会的理事长，行政职务和学术团体职务兼于一身。
发展新产品 创制峨眉毛峰
发展良种茶园的目的是提高效率，雅安地委最关心的是农民增收，所以我们就研究创新，发展新的茶叶加工品种。为了发展内销茶，我们在凤鸣乡(今雨城区草坝镇)桂花村附近，研发了一款毛峰茶，当时取的名字叫凤鸣毛峰，后来改成了峨眉毛峰。主要原因是考虑那时候雅安不出名，没有峨眉山的名气大，改为峨眉毛峰以后销售确实不错，一年生产7至8吨，外贸局完成了任务，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峨眉毛峰1982年、1983年就安排出口外销了，最多的一年出口了5吨。当时，省外贸公司也觉得这个毛峰茶好，特意送去参加1985年9月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优质食品评选会，峨眉毛峰受到高度评价并荣获金质奖。
回来跟雅安地委汇报，地委认为既然峨眉毛峰这么好，就扩大生产，安排大家都生产。我说一敞开生产，若不能按照统一技术标准操作，茶叶品质就不能得到保证，出口就会受到影响。地委最后同意只由外贸局管理的茶叶公司生产，主要用于出口。现在的毛峰茶成了大众茶，不是当年的高端茶了，因为它已经不是我们当时的技术标准。当时峨眉毛峰的技术标准是供销合作总社来负责验收的，他们都觉得很好。我们没有把这个牌子维护好，非常可惜。但是不管怎样，细茶增多了，比重增大了，农民收入增多了，我认为就足够了。
当年我主张创品牌，觉得雅安做茶遍地开花，到处都在做，但是好多都没有牌子，都借毛峰这个牌子，我主张企业联合起来创品牌。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边销茶还是国家16个计划管制产品之一，它的价格一方面受国家调控，另一方面原料又是放开的，所以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为了反映边茶的实际情况，我好几次上北京，向国家管理茶叶的两个部门：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反映情况。当时供销社只管调拨，商业部管国内流通，价格也要通过商业部或者供销合作总社来协调。1988年我带领三个厂长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商业部去解决价格调整问题，但当时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只好回来，直到第二年才办下来，边销茶销售价大约提高了30%。
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的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我退休的时候61岁，地委交给我一个任务，退休可以，但是茶叶上的事情还是继续干，所以我担任雅安市茶叶学会理事长一直干到2002年，才把这副重担交给茶叶公司总经理刘伯龄。2005年，我把相关情况写成了一本书，但没有正式出版。
我退休的时候，雅安内销茶产值差不多占到茶叶总产值的50%。我刚到雅安地区外贸局的时候，边销茶比重占总产值的90%，内销茶只有10%。边销茶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团结很重要，但是对于雅安的老百姓来说，雅安地方经济也需要发展，所以我们才要大力发展细茶。雅安的发展起步晚，但雅安这些年的发展很快。
来源：雅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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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的概念从何而来？又有何意义？干仓是不是比湿仓好？
今天就把干湿仓的本质说透。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概念的由来。
喝普洱茶是香港人的传统。2000年之前，大陆还没有形成普洱茶的市场氛围。在香港的茶叶市场里，大家都偏爱醇厚的红汤茶。
香港人喝茶更看重仓储，喝茶讲究哪个仓存出来的。云南的新茶刚买来，要进仓存几年，等醇化之后再开仓售卖。
入仓醇化的周期有长短快慢。有些仓存一年就能出仓，有些仓的醇化时间则长达数年。这与仓储中的茶叶含水量有很大关系。
含水量越多，熟化得就越快。
一般认为不急功近利，在自然条件下缓慢熟化出来的茶才好。
从这个层面来说，「干仓」、「湿仓」的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显然「干仓」更好，因为比「湿仓」转化慢。
不过，著名茶人邹家驹认为，「干仓」和「湿仓」的概念，其实是有些商家为了踩「湿仓」来捧「干仓」，帮助推销产生的概念。
问题的玄机在于，干湿的界限在哪里？还是说存茶越干越好？
我们平常说的「干仓」，是指茶品熟化后放置的相对干燥的周转仓。
许多普洱茶书强调一点，不及其余，唯干是好，唯干为荣，干就根红苗正，从头干到尾，简直把「干仓」捧上天。
——选自 邹家驹《干仓「砸」湿仓》
邹家驹认为，「干仓」更好，是一个误区。后发酵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水的参与。
一味追求所谓的「干仓」，将茶叶置于极其干燥的环境中，隔绝了微生物和水分，不会有什么转化效果。所以过度强调「干仓」就有误导作用。而所谓「湿仓」的问题，则仅限于茶叶在湿度过高的情况下，杂菌大量爆发。有一定仓储知识后即可避免。
从干湿仓之间的界限这条路往前推进，我们能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在仓储中，将茶叶含水量维持在10%左右，保持小环境的稳定，可以维持最有效的后发酵。
一般来说，当茶叶含水量低于7%的时候，微生物几乎没有生长，后发酵停滞；含水量高于14%的时候，微生物爆发，杂菌大量产生，俗称发霉。
此外，茶叶中的含糖量也对微生物的生长有一些影响。含糖量高的茶容易长菌。
但是，当存茶人有了茶叶含水量和有效微生物的概念时，「干仓」、「湿仓」这样的表述就显得过于粗糙了。
茶叶如果在含水量高于14%的环境中储存，时间长了难免产生各种杂菌，出现腐败味、泥土味，还会出现卡喉的情况。
这对大多数品饮者来说，都很难接受。那遇到这种茶怎么办？
以往的商家一般会把这样的茶放在干燥、通风处，将杂味去除或减淡，就是所谓「退仓」。
「退仓」做得比较干净的茶，茶里没有了活体的杂菌，马马虎虎还能喝。
但「湿仓茶」毕竟在仓储的过程中长过不少杂菌，这些杂菌会空耗茶叶中的有效物质，造成了一定的浪费。使得这个茶叶再也达不到它原本可以企及的高度。
对于负担得起的喝茶人，这样的茶也可酌情放弃。
「干仓」、「湿仓」的问题最早出现于港台、广东一带。
由于气候等多方面因素，这些地方不太适合喝生茶，也不太认可喝生茶，更喜欢喝有老味、旧味的茶。
这时候他们就会将茶叶快速做旧，也就是放仓库转化。仓储环境一般都比较潮湿。
一方面，一些茶商为了使普洱生茶在短时间内快速转化，会大幅度提高环境湿度；另一方面则与成本有关：茶叶往楼上存放，仓储成本也很高，所以一般都放置于更潮湿的楼下。
大概在2004年，普洱茶在云南成为热门之后，人们也开始琢磨这个问题。
云南属于高原地区，气候普遍干燥，没那么闷热，湿度也小很多。对比之下就会将港台的仓储方法称作「湿仓」。
2002年云南农业大学茶学系教授周红杰与艾田发表论文《「湿仓」普洱茶及其鉴别方法》，较为系统地引入了干湿仓的概念。而后，干湿仓的话题也逐渐兴起，被人们广泛讨论。
从那之后，人们就开始尝试各种的仓储类型。
比如海仓，将茶叶放到一艘船上在海里飘；比如沙漠仓，有人尝试在极端干燥的沙漠上仓储；还有传统港仓和香港干仓、云南的纯干仓等。
纯干仓就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纯干仓是个伪概念，假如纯干仓意味着没有湿度，那么其实茶叶是无法转化的，普洱茶的转化是一定要有水份的参与。
也有茶客偏爱干仓的茶叶，在极其干燥，高温低湿的环境中存茶。
还存在一些技术仓：通过科学精准的控制温度和湿度，让茶叶在半干半湿的环境下快速转换。
目前仓储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不同地区的茶商们也在仓储上面下功夫。仓库要怎么做，大家也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在云南，包括临沧的仓，元江的仓，版纳的仓，乃至昆明的仓，不同地方的仓储都有自己的特点。很多茶商也会拿仓储作为自己的卖点，吸引更多的顾客。
文｜茶叶进化论李扬 编辑｜高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