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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岩茶岩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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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典鉴赏:续茶经 之"茶之源"

续茶经,清代最大的一部茶书,也是我国古茶书中最大的。作者陆廷灿。


陆廷灿  ,字幔亭,嘉定人,曾任崇安知县(现武夷市)。在茶区为官,长于茶事,采茶、蒸茶、试汤、候火颇得其道。它洋洋10万字,几乎是收集了清代以前所有茶书的资料。之所以称《续茶经》,是按唐代陆羽《茶经》的写法,同样分上、中、下三卷,同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最后还附一卷茶法。《续茶经》把收集到的茶书资料,按10个内容分类汇编,便于读者聚观比较,并保留了一些已经亡故的茶叶之家消息,茶书资料。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自唐以后阅数百载,产茶之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既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而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订补辑,颇切实用,而征引繁富。


续茶经


清-陆廷灿



第一章 茶之源(一)



许慎《说文》:茗,荼芽也。


王褒《僮约》:前云“鳖烹荼”。后云“武阳买荼”。[注:前为苦菜,后为茗。]张华《博物志》:饮真荼,令人少眠。

《诗疏》: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

《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

《唐六典》:金英、绿片,皆茶名也。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青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馀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茗,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卷然重叠,其状如掌,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觏。因持之见贻,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而去疠,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而至于今,竟无纤遗矣。

《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色额甚多。

《唐韵》: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裴汶《茶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致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此伦也。或曰多饮令人体虚病风。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辅正,安有蠲逐聚病而靡裨太和哉?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薪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至精之味或遗也。因作《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惶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而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具举,海内宴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知为利害者,叙本末二十篇,号曰《茶论》。一曰地产,二曰天时,三曰择采,四曰蒸压,五曰制造,六曰鉴别,七曰白茶,八曰罗碾,九曰盏,十曰筅,十一曰瓶,十二曰杓,十三曰水,十四曰点,十五曰味,十六曰香,十七曰色,十八曰藏,十九曰品,二十曰外焙。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如叶耕之平园、台星岩,叶刚之高峰、青凤髓,叶思纯之大岚,叶屿之屑山,叶五崇林之罗汉上水桑芽,叶坚之碎石窠、石臼窠[一作穴窠]。叶琼、叶辉之秀皮林,叶师复、师贶之虎岩,叶椿之无双岩芽,叶懋之老窠园,各擅其美,未尝混淆,不可概举。焙人之茶,固有前优后劣、昔负今胜者,是以园地之不常也。

丁谓《进新茶表》:右件物产异金沙,名非紫笋。江边地暖,方呈“彼茁”之形,阙下春寒,已发“其甘”之味。有以少为贵者,焉敢韫而藏诸。见谓新茶,实遵旧例。

蔡襄《进《茶录》表》: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烹煎之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清闲之宴,或赐观采,臣不胜荣幸。


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赵汝砺《北苑别录》:草木至夜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茶于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末,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也。此之谓开畲。惟桐木则留焉。桐木之性与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则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

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渐茂。理亦然也。

王辟之《渑水燕谈》: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团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相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佳客,出为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

周辉《清波杂志》:自熙宁后,始贡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贡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太后令建州不许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苏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馀。贵重如此,独无所谓密云龙者。岂以贡新易其名耶?抑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

沈存中《梦溪笔谈》:古人论茶,惟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建安北苑,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遣使造之,取象于龙凤,以别入贡。至道间,仍添造石乳、蜡面。其后大小龙,又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至宣、政间,郑可简以贡茶进用,久领漕,添续入,其数浸广,今犹因之。

细色茶五纲,凡四十三品,形制各异,共七千馀饼,其间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拣,为第一;馀乃生拣,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纲,凡五品。大小龙凤并拣芽,悉人龙脑,和膏为团饼茶,共四万馀饼。盖水拣芽即社前者,生拣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闽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馀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许过数,人贡之后市无货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人贡。其流贩四方者,悉私焙茶耳。

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乃龙焙造贡茶之处,亦名凤凰山。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水合而东。

车清臣《脚气集》:《毛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荼,苦菜也。《周礼》:“掌荼以供丧事。”取其苦也。苏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以今之茶为荼。夫茶,今人以清头目,自唐以来,上下好之,细民亦日数碗,岂是荼也?茶之粗者,是为茗。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自北苑凤山,南直苦竹园头,东南属张坑头,皆高远先阳处,岁发常早,芽极肥乳,非民间所比。次出壑源岭,高土沃地,茶味甲于诸焙。丁谓亦云: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崦,而冈翠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又以建安茶品甲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又论石乳出壑岭断崖缺石之间,盖草木之仙骨也。近蔡公亦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为名,皆曰北苑云。”黄儒《品茶要录序》:说者尝谓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夫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以趋时之好。故殊异之品,始得自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负瑰伟绝特者,未尝不遇时而后兴,况于人乎?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

《茶录》:茶,古不闻食,自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

叶清臣《煮茶泉品》: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甲于吴兴者为紫笋,产禹穴者以天章显,茂钱塘者以径山稀。至于桐庐之岩,云衢之麓,雅山著于宣、歙,蒙顶传于岷、蜀,角立差胜,毛举实繁。


周绛《补茶经》:芽茶,只作早茶,驰奉万乘,尝之可矣。如一旗一枪,可谓奇茶也。


胡致堂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


陈师道《茶经丛谈》: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


陈师道《茶经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陬,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经》曰:“茶之否臧,存于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废也。


吴淑《茶赋》注: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也。


姚氏《残语》:绍兴进茶,自高文虎始。

  

王《野客丛书》: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数种,非一周高起《洞山茶系》: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而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阴岭,遂有茗岭之目。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故阳山所产,香味倍胜茗岭。所以老庙后一带茶,犹唐宋根株也。贡山茶今已绝种。


徐《茶考》:按《茶录》诸书,闽中所产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诸处次之,武夷之名未有闻也。然范文正公《斗茶歌》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文忠公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武夷之茶在北宋已经著名,第未盛耳。但宋元制造团饼,似失正味。今则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无称。岂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殖之美,或有时变易而然乎?


劳大与《瓯江逸志》:按茶非瓯产也,而瓯亦产茶,故旧制以之充贡,及今不废。张罗峰当国,凡瓯中所贡方物,悉与题蠲,而茶独留。将毋以先春之采,可荐馨香,且岁费物力无多,姑存之,以稍备芹献之义耶!乃后世因按办之际,不无恣取,上为一,下为十,而艺茶之圃遂为怨丛。惟愿为官于此地者,不滥取于数外,庶不致大为民病。


《天中记》: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


《事物记原》:榷茶起于唐建中、贞元之间。赵赞、张滂建议税其什一。


《枕谭》:古传注:“茶树初采为茶,老为茗,再老为。”今概称茗,当是错用事也。


熊明遇《山茶记》: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足称仙品云。


冒襄《茶汇钞》: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


吴拭云:武夷茶赏自蔡君谟始,谓其味过于北苑龙团,周右文极抑之。盖缘山中不谙制焙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也。余试采少许,制以松萝法,汲虎啸岩下语儿泉烹之,三德俱备,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乃分数百叶寄右文,令茶吐气;复酹一杯,报君谟于地下耳。


释超全《武夷茶歌注》:建州一老人始献山茶,死后传为山神,喊山之茶始此。


中原市语:茶曰渲老。

陈诗教《灌园史》:予尝闻之山僧言,茶子数颗落地,一茎而生,有似连理,故婚嫁用茶,盖取一本之义。旧传茶树不可移,竟有移之而生者,乃知晁采寄茶,徒袭影响耳。

唐李义山以对花啜茶为杀风景。予苦渴疾,何啻七碗,花神有知,当不我罪。


《金陵琐事》:茶有肥瘦。云泉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此又《茶经》、《茶诀》、《茶品》、《茶谱》之所未发。

野航道人朱存理云:饮之用必先茶,而茶不见于《禹贡》,盖全民用而不为利。后世榷茶,立为制,非古圣意也。陆鸿渐著《茶经》,蔡君漠著《茶谱》。孟谏议寄卢玉川三百月团,后侈至龙凤之饰,责当备于君谟。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也。


佩文斋《广群芳谱》:茗花即食茶之花,色月白而黄心,清香隐然,瓶之高斋,可为清供佳品。且蕊在枝条,无不开遍。


王新城《居易录》:广南人以为茶。予顷著之《皇华记闻》。阅《道乡集》有张纠《送吴洞绝句》,云:“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盖志完迁昭平时作也。


《分甘馀话》:宋丁谓为福建转运使,始造龙凤团茶,上供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造小团,其品过于大团。神宗时,命造密云龙,其品又过于小团。元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宁之政,此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谨备录之。


《百夷语》:茶曰芽。以粗茶曰芽以结,细茶曰芽以完。缅甸夷语,茶曰腊扒,吃茶曰腊扒仪索。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呼茶曰札。


《武夷茶考》:按丁谓制龙团,蔡忠惠制小龙团,皆北苑事。其武夷修贡,自元时浙省平章高兴始,而谈者辄称丁、蔡。苏文忠公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矣。至高兴武夷贡后,而北苑渐至无闻。昔人云,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举措,可不慎欤?


《随见录》:按沈存中《笔谈》云:“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以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岂存中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茶经》云“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又与吴、蜀丛茇之说互异,姑识之以俟参考。


《万姓通谱》载:汉时人有茶恬,主出《江都易王传》。按《汉书》:荼恬[苏林曰:荼,食邪反],则荼本两音,至唐而荼、茶始分耳。


焦氏《说》:茶曰玉茸。[补]

【译文】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茗,就是茶叶。

东汉王褒的《僮约》在前面说“鳖烹荼”,后面又说“武阳买茶”。[注释:前面是苦菜,后面指茶叶。]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说:品饮真正的好茶,能够使人解困少睡。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花椒树很像茱英,蜀人做茶、吴人做茗时,都要把花椒叶与茶一起烹煮,以增加其香味。

《新唐书·陆羽传》中说:陆羽嗜好饮茶,编撰有《茶经》上中下三篇,讲述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加工制造、煮饮器具、烤煮方法、品饮方式、茶事典故、产地、省略、图画等很详备,于是天下的人渐渐都知道饮茶了。

【唐六典】中说:金英、绿片,都是茶叶的名字。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中写道:我听说荆州玉泉寺附近青溪等山,山洞里面往往有钟乳窟,窟里有很多交汇的泉水。里面有白色的蝙蝠,大的就像乌鸦一样。按照《仙经》里的记载:蝙蝠又名仙鼠。千年之后,其身体如雪一样洁白。栖息的时候就倒挂起来,就是因为饮用了这里的钟乳水才能够长生的。水边到处都有茶树丛生,其枝叶如碧玉一般。只有玉泉真人经常采摘并饮用,他到了八十多岁时,脸色仍如桃花一样。而这里的茶叶清香滑熟,不同于其他的茶叶品种,所以能够返老还童、防止衰老,增进人的寿命。我游览金陵,见到同宗的僧人中孚给我展示茶叶数十片,卷曲重叠在一起,形状就像手掌一样,故名仙人掌茶。这是玉泉山新近出产的,从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拿来赠送给我,并赠诗给我,邀请我酬答,所以才有了这首诗作,以便使得后世的高僧和隐士知道仙人掌茶发源于中孚禅子和青莲居士李白。


第一章 茶之源(二)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中写道:自从周朝以来,一直到我们唐朝的茶事,竟陵子陆羽(字季疵)讲得非常详尽了。但是在陆羽之前所谓的茗饮,一定是含浑而烹煮茶叶,与一般的煮菜而啜没有什么两样。陆羽在历史上第一次编撰《茶经》三卷,从此分析了茶叶的起源,制造了采制的工具,教给了制造的方法,设置了烹饮的器具,命名了烹煮的方式,从而使得品饮的人解除了消渴病与毒疮的痛苦,即使是专门治疗疾病的医生也比不上。其对于人们的益处,难道还小吗?我刚得到陆羽的著作的时候,认为已经很详备了,后来又得到他所编撰的《顾渚山记》两篇,发现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茶的内容;再后来又看到太原人温从云、武威人段之各自补充的茶事十数节,与陆羽《茶经》并存于方册。那么有关茶的史事,从周朝至今竟然没有一点遗漏了。


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南方人喜欢品饮,北方人起初并不多饮。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师大力倡导禅宗。学习参禅务必不能睡觉,又不吃夜宵,只允许饮茶。人们各自携带茶叶,到处烹煮品饮。从此彼此之间相互仿效,于是逐渐就形成了饮茶的风俗。从邹州(今山东邹城)、齐州(今山东淄博)、沧州(今属河北)、棣州(今河北无棣),渐渐传到了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市里有许多人开店铺煎茶而卖,不问是僧徒还是凡俗的人,出钱就可以取来品饮。其茶叶则从江淮地区转运而来,名色和数量都很繁多。

《唐韵》中说:“荼”字,从中唐时期才开始减去一画变成了“茶”字。

唐朝裴汶《茶述》中说:茶,起源于东晋,盛行于唐朝。其本性精良清澈,其味道丰富纯净,其作用是消除烦恼,其功能是达到中和。即使在百种物品中也不会相混,而且会超越各种饮品而独具风味。以古鼎盛水烹煮,以虎形茶具调和,人人品饮,永远不会厌烦。得茶而饮就会身体安康,不得饮则会身患疾病。那些灵芝、白术、黄精等中药,徒称为益寿延年的上等药材,可是成效却在数十年之后,而且有很多禁忌,是不能和茶叶相类比的。有人说饮茶过多会令人体质虚弱、易于得风症。我说不是这样的。一般说来物品能够祛除邪气,就一定能够辅助正气,哪里有只消除疾病而无益于健康的呢?如今天下以茶叶作为土产贡献给朝廷的其实很多,而以顾渚(山名,在今浙江长兴境内)、蕲阳(今湖北薪春北山)、蒙山(山名,在今四川雅安)所产的茶为上品,其次则为寿阳(今安徽寿县)、义兴(今江苏宜兴)、碧涧(今湖北松滋)、湖(今湖南岳阳)、衡山(今湖南衡山)所产的茶,最差的是鄱阳(今江西波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所产的茶。如今其中的精品可以说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即使得到其中的粗茶,那么下层的民众无不推杯换盏,纷纷品饮。一时之间得不到茶叶品饮,肠胃内腑就会产生疾病。人们如此嗜好饮茶,在西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考虑到如此天下最好的滋味,茶事的记载有时不免会被遗漏,所以我编撰了一篇《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至于说到茶这种植物,它占有浙江、福建一带的秀美之气,集中了山岭川流之间自然之灵性。饮茶可以使人开阔胸襟、涤除郁闷,进而达到精神清爽、心境平和,其中的韵味却不是庸人和孩子所能体会得到的。品饮时的那种淡泊高洁、雅致宁静的幽趣,也是无法在生计窘迫、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体味和崇尚的。


自从宋朝建立以来,每年都要把福建建溪所产的茶叶作为贡品,这里所产的“龙团”、“凤饼”,美名甲于天下,而建安壑源的茶品也从此而日负盛名。发展到了今天(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海内晏然风清,朝廷之上君臣勤勉治国,幸而达到了无为而治、国泰民安的境地。无论是缙绅之士,还是平民百姓,都承蒙天地的恩泽,受到道德教化的熏陶,盛行高雅的生活风尚,竞相从事品茗斗茶之事。所以近年以来,人们采摘和挑选茶叶之精心,制作茶叶之工巧,讲究茶叶品级之优秀,烹点品饮技巧之高妙,无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啊!天下升平的至治之世,不仅仅是人们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就是像茶叶这样本性通灵的草木之类,也得以充分展示其功用。我偶然借着闲暇的日子,潜心研究茶道的精微之处,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考虑到后世之人不一定能自然通晓品饮的利害,所以我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了茶事的本末,共分为二十篇,取名为《茶论》。第一叫做地产,第二叫做天时,第三叫做择采,第四叫做蒸压,第五叫做制造,第六叫做鉴别,第七叫做白茶,第八叫做罗碾,第九叫做盏,第十叫做筅,第十一叫做瓶,第十二叫做杓,第十三叫做水,第十四叫做点,第十五叫做味,第十六叫做香,第十七叫做色,第十八叫做藏,第十九叫做品,第二十叫做外焙。


茶叶的命名,各按其所产之地而取。例如叶耕的平园、台星岩,叶刚的高峰、青风髓,叶思纯的大岚,叶屿的屑山,叶五崇林的罗汉山上水桑芽,叶坚的碎石窠、石臼窠[也叫做穴窠],叶琼、叶辉的秀皮林,叶师复、叶师贶的虎岩,叶椿的无双岩芽,叶懋的老窠园。这些茶各自有其独具的美味,不曾混淆,无法一一列举。制茶工人生产出来的茶叶,本来就有先前质优而后来质劣的,或者是先前质量低劣而后来质量提高的,所以产茶园地并非一成不变的啊!


北宋丁谓《进新茶表》中写道:所进这件物产(惯例贡茶同时贡水),既不同于钱塘孤山的金沙泉水,其茶名也不是紫笋。江南边大地回暖,茶叶初发刚刚呈现出茁壮的样子;都城里春天依然寒冷,已经发出“其甘如荠”的味道。物以稀为贵,但我怎么敢独自收藏起来?我所进贡的新茶,其实也是遵循旧有的惯例。


北宋蔡襄《进《茶录》表》中写道:臣先前上奏言事,承蒙陛下颁发诏谕,说我从前担任福建转运使的时候,所进贡的上品龙团茶最为精妙。臣退朝之后私下感念茶叶作为一种微不足道的草木,竟蒙陛下的知遇和品鉴,如果使其得地利之便,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材用。从前陆羽的《茶经》,没有列举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茶品,我朝丁谓的《茶图》,仅仅论述了茶叶采制的方法。至于茶叶烹点品饮的方式,还未曾听说过有专门的记载。臣于是就罗列了几个方面,简单而易于明白,分成上下两篇,取名叫做《茶录》。诚恳希望陛下举行宫廷清闲之宴时,能有机会予以观览和采纳,臣将不胜惶恐荣幸之至。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中说:茶叶的品类,没有比龙团、凤饼更为珍贵的了,通称为“团茶”,八饼重一斤。庆历(1041-1048)中,蔡襄(字君谟)开始创制小片龙团茶进贡,其品质精致绝伦,称为“小龙团”,二十饼重一斤,价值黄金二两。然而,黄金易得,而小龙团茶却极其难得。每年因于南郊举行祭天之礼而进行斋戒,中书省和枢密院各赏赐一饼龙团,四人分之。宫人往往在龙团表面贴上镂刻的金色花纹,由此可见其贵重的程度。


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中说:草木到了晚间更加茂盛,所以要引导其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润泽。茶园的管理一般在每年六月开始兴工,修剪茶树枝条,以涵养嫩枝细芽,园中滋蔓的杂草,遮蔽茶树的树木,都要清除干净,这就是所谓的引导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泽,也叫做开畲。只有园中的桐木予以保留。桐木的本性与茶树相适宜,而且茶树到了冬天就害怕寒冷,桐木到了秋天就先落叶;茶树到了夏天就害怕日晒,桐木到了春天就日渐茂盛。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


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中说:建茶兴盛于江南,近年来制作尤其精妙。其中又以龙团最为上品,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襄(字君谟)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作小龙团,以充当年的贡品,二十饼重一斤,也就是所谓的上品龙茶。仁宗皇帝非常珍惜,即使宰相也不曾随意赏赐,只有到了南郊祭天大礼前斋戒的晚上,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各四人合起来赏赐一饼。官人剪金为龙风花贴于其上。八个人分开珍藏,以为奇玩,不敢轻易烹点取饮,有高雅的客人到来就拿出来传阅把玩。欧阳修(谥号文忠)先生说:“茶是物产中的至精妙品,而小龙团则又是茶中的精品。”嘉(1056-1063)中,是小龙团刚刚出世的时候。到如今小龙团也容易得到了,怎么能到如此珍贵的地步呢?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说:自熙宁(1068-1077)以后,北苑开始制造和进贡密云龙。每年第一批所贡的茶叶,除宗庙祭祀和皇宫饮用之外,赏赐臣下的很少。皇帝的亲戚与身边亲近的人请求赏赐更多。宣仁太后下令建州不许再制造密云龙,就是因为受不了他人求索烦扰的缘故。这样的消息在缙绅士大夫之间传播之后,密云龙的名声从此就更加大了。淳熙(1174-1189)间,皇室的亲戚许仲启在苏沙(或为“麻沙”之误)做官,得到一部《北苑修贡录》,就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其间记载每年进贡茶叶十二批,共三等,四十一个品种。第一批叫做龙焙贡新,只生产五十多。其贵重如此,其中独无所谓密云龙。难道是以“贡新”改易其名吗?或者是别为一种,又位居密云龙之上呢?


北宋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谈论茶叶,只说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没有谈到建溪。然而唐朝人很看重一种黏黑的串茶,已经接近于建溪的饼茶了。建溪的茶树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品质自然居下。建茶著名的产地叫做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两个品种更胜一筹。南唐李氏将其命名为北苑,并设置官吏管理其事。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建安北苑进贡茶叶,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朝廷派遣使者监督制造,取龙凤图像,以分别进贡。至道(995-997)间,添造石乳、腊面。其后又兴起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襄。到宣和、政和年间(依顺序应为政和、重和、宣和年间,1111-1125),福建郑可简因为贡茶得宠,任福建路转运使,长期掌管漕运,不断增加新品种进贡,其贡品数量渐广,至今仍然承袭以前的做法。

细色茶五批,共有四十三个品种,形制各异,共计七千多饼,其中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五个品种,乃是水拣茶,为第一等;其余都是生拣茶,质量次之。又有粗色茶七批,共有五个品种。大小龙凤茶以及拣芽,都要加入龙脑香料,调和为膏制成团饼茶,共计四万余饼。水拣茶就是春社之前采摘的茶芽,生拣茶则是火前即寒食之前采摘的茶芽,粗色茶则是雨前即雨水节气之前采摘的茶芽。福建气候温暖,雨前茶已经显老而味道浓重了。还有石门、乳吉、香口三个外焙,也隶属于北苑,都是采摘茶芽,送到官焙添造。每年花费白银两万多缗,每天动用上千的夫役采制茶叶,持续两月方才完成。只是所采制的茶叶不允许超过规定数目,进贡之后市面已是无货可买了,所以民间很少能够得到。只有壑源等地的私焙茶,其中的绝品也可以与官焙茶相提并论,从古到今,也进贡朝廷。而那些流贩四方的茶叶,全都是私焙茶罢了。


北苑在富沙的北面,隶属于建安县,距离县城二十五里,乃是龙焙制造贡茶的地方,又名凤凰山。那里有一条小溪,向南流到富沙城下,才与自西而来的水汇合一起向东流去。
  

南宋车若水(字清臣)《脚气集》中说:《诗经·邶风·谷风》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茶,即苦菜。《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以供丧事。”就是取其苦的含义。苏东坡有诗咏道:“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是以今天的茶为荼。茶叶,今天的人们以其清心明目,自唐朝以来,上下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喜欢品饮,即使百姓也每天饮茶数碗,难道会是荼吗?茶中粗糙的,叫做茗。


南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中说:茶叶适宜高山的阴坡,而喜欢阳光普照的早晨。从北苑凤凰山,向南属苦竹园头,向东南则属于张坑头,都是地处高远而且先得阳光照耀的地方,每年发芽都较早,茶芽极为肥嫩,非民间茶山所可比拟。其次出壑源岭,山势较高,土地肥沃,所产茶味在诸焙中独占鳌头。丁谓也说过:凤凰山高不过百丈,也没有险峻的高峰和陡峭的山头,而是山冈环抱,满目苍翠,气势柔美灵秀,非常适宜嘉木灵卉的生长繁衍。又因为建安茶品甲于天下,所以有人认为山川之间最灵秀的草木,天地之间最和谐的气息,都集中在这里的茶叶当中。又有人议论说壑源岭的断崖残石之间有石乳生出,正是灵草嘉木的仙骨。近来蔡襄也说过:“只有北苑凤凰山相连的诸焙所产茶叶味道最好,因此天下四方以建茶为名的,都自称是北苑茶。”南宋黄儒《品茶要录序》中说:谈论茶史的人们常常责备陆羽《茶经》没有论列建安茶品,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以前茶事还不很兴盛,上好的茶叶往往任其枯萎腐败,自然消失,而人们却不知道珍惜。自从宋朝初年以来,士大夫承蒙皇上的恩泽,歌咏升平盛世,已经很久了。他们风度潇洒脱俗,精神清静淡泊,只有品茶这种生活艺术与之相契合,成了他们修身养性的赏心乐事。生产茶叶的园户也争相采摘上好的茶叶,不断发现新奇的品种,精心加工制造出新茶珍品,以迎合士大夫的时尚。所以茶中的珍稀绝品才得以从杂乱丛生的草木中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从此就名冠天下。假使茶圣陆羽能够复生,观赏那色泽金黄的茶饼,品味那清香馥郁的茶汤,恐怕也会感受到自身的失落。由此使人想到,在普通的草木之中,一旦出现了瑰玮独特、新奇殊绝的名优品种,没有不遇到时机而后兴起盛行的,何况是人呢?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说:黄道辅先生,名儒,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人。编撰有《品茶要录》十篇,洞其委曲,臻于微妙,都是陆羽以来谈论茶事的人们所不曾有过的。如果不是内心修为极度平和,一无所求,襟怀空阔,不滞于物,怎么能够体察事物的情状如此详尽呢?


《茶录》中说:茶,古时不曾听说饮用,自从东晋、南朝宋以来,吴人采摘其叶煮之,叫做茗粥。北宋叶清臣《煮茶泉品》中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山谷之间,空气清新,土地灵异,草木茁壮挺拔,多孕育生长着茶叶。大体说来,武夷山区所产最好的是白乳茶,吴兴地区(今浙江湖州)所产最好的是紫笋茶,会稽地区(今浙江绍兴)所产最好的是天章茶,钱塘地区(今浙江杭州)所产最好的是径山茶。至于说到桐庐(一作续庐)的山岩、云衡的山麓,都是名茶的产地,雅山茶著称于宣城、歙县一带,蒙顶茶则驰名于四川地区,这些名茶相比较而言,都颇具盛名,如果要一一列举实在是过于烦琐了。


北宋周绛《补茶经》中说:芽茶只是作为早茶,乘驿传进奉给皇上,品尝新茶就可以了。如果是一旗一枪(即一叶一芽),可以说是奇茶了。

胡致堂说:茶,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其急切实用远远超过了酒。


南宋陈师道《茶经丛谈》(或当为《后山丛谈》)中说:茶,洪州(今江西修水)的双井茶、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日注茶(一作日铸茶),都是极品,无法确定先后次序,如果强行分出个等第来,那只能是心中品鉴的结果。


陈师道《茶经序》中写道:茶事的专门著作是从陆羽开始的,其为世所用也是从陆羽开始的,陆羽的确是茶文化的有功之臣。上自宫廷官府,下到城邑乡里,外到边疆异域,礼宾祭祀,宴会应酬,都要预先设置茶饮;山泽因茶叶而成为市场,商贾因茶叶而起家发财,陆羽又是人类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一位智者。《茶经》上说:“茶叶品质好坏的鉴别,另存有一套口诀。”那么书中所记载的,还是比较粗略的。饮茶的技艺是行而下者,至于其中的精深微妙之处,书中有不尽的馀味,况且天下的至理名言,如果想从文字纸墨之间求得,怎么能够得到呢?从前,古圣先王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教育,根据人们想法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凡是有益于人的方法,都不会轻易偏废。


宋吴淑《茶赋》注释中说:所谓五花茶,其叶片呈现出五瓣形状的花。

姚氏《残语》中记载:绍兴进贡茶叶,从高文虎开始。

南宋王《野客丛书》中记载:世俗认为古代的茶,就是今天的茶。殊不知荼有很多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诗经·邶风·谷风》所说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中,荼指的是苦菜,如同今天的苦苣菜之类。《周礼·地官·司徒》所谓的“掌荼”、《诗经》毛注所谓的“有女如荼”,都是指的苕荼之荼,属于芦苇一类的植物。只有荼的荼,才是今天所说的茶。世俗的人都不知道加以辨别。


《魏王花木志》中说:茶叶与栀子树叶很相似,可以烹煮作为饮料。其老叶称为,嫩叶则称为茗。


《瑞草总论》中说:唐宋以来就有贡茶,有榷茶。贡茶,还可从中知晓人们有热爱君王的心思;至于说榷茶,则是对茶叶进行征税和专卖,利益归于官府,烦扰则归于百姓,其为害远不止一个方面。


元代熊禾《勿斋集·北苑茶焙记》(《勿斋集》当为《勿轩集》之误)中说:任土作贡,是一种古老的制度;贡茶,《尚书·禹贡》、《周礼·职方》都没有记载,而是开始于唐代,而宋代的北苑贡茶又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北苑位于建安城东二十五里,唐朝末年才有当地人张晖上表并贡茶于朝廷。宋初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贡茶数额急剧增加,达到数万斤。庆历年间承平日久,蔡襄继任,贡茶的制造更加精巧,建茶于是成为天下最好的茶品。蔡襄名列四谏官(另外有欧阳修、余靖、王素)之中,正人君子都为之感到可惜。欧阳修虽然没有参与贡茶的实践活动,还是写下了诗文夸张铺排,吟咏贡茶。苏轼则直截了当指出贡茶的危害和错误。由此可见,君子创始法制必须考虑其可继承性,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说郛》所收宋人杨伯《臆乘》中说:茶叶的生产,六经中都有详细记载,只是还没有形成独特、美好的名声。唐宋以来,诗文之中的记载尤其繁多,词藻和用典颇多疑似之处,例如蟾背、虾须、雀舌、蟹眼、瑟瑟、沥沥、霏霏、霭霭、鼓浪、涌泉、琉璃眼、碧玉池,这些都是茶事中天然的对仗词语。


五代毛文锡《茶谱》中说:衡州的衡山茶,封州的西乡茶,都是蒸青后研成膏状、压制成饼,成片、成团如同月亮。另外彭州的蒲村、堋口,当地茶园中有“仙芽”、“石花”等名号。


明初诗人高启《月团茶歌序》中说:唐人制茶,首先将茶叶碾成细末,以酥调和做成团状。宋代制茶方法更加精巧,发展到元代,这种饼茶制法就消失了。我曾仿效其法制茶,只得其形似,然而也因此才领悟了古人咏茶诗所谓的“膏油首面”、“佳茗似佳人”、“绿云轻绾湘娥鬟”等诗句的含义。品饮之余,于是作诗记录,并希望以此方式传播这件好事。


明代屠本《茗笈·评》中说:人们谈论茶叶的香,却不知道茶花的香。往年我曾经到大雷山中去拜访朋友,正值茶花盛开,童子采摘茶花以供欣赏,幽香清越,绝自可人,可惜并不能作为瓯中品饮之物罢了。因此,我在所著《瓶史月表》中,以插茶花作为书斋中的清赏之一。高濂《盆史》,也记载有“茗花足助玄赏”的说法。


明代屠本《茗笈·赞》上下篇共十六章:第一章叫做溯源,第二章叫做得地,第三章叫做乘时,第四章叫做揆制,第五章叫做藏茗,第六章叫做品泉,第七章叫做候火,第八章叫做定汤,第九章叫做点瀹,第十章叫做辨器,第十一章叫做申忌,第十二章叫做防滥,第十三章叫做戒淆,第十四章叫做相宜,第十五章叫做衡鉴,第十六章叫做玄赏。


明代谢肇《五杂俎》中说:如今茶叶中的上品,有松萝茶、虎丘茶、罗茶、龙井茶、阳羡茶、天池茶。而我们福建武夷、清源、彭山三个品种,可以与这些名茶一争高下。六安、雁宕、蒙山这三个品种,对于消除积食很有作用,可是色泽和香味却不突出,应当说是医家实用之物,而不是文人书房的清玩佳品。


第一章 茶之源(三)

  

明代谢肇《西吴枝乘》中说:湖州人对于当地所产茶叶,不推崇顾渚,而推崇罗。但是顾渚茶中的上品,风味已经远远超过了龙井。罗茶稍显清隽,可是叶粗而带有草气。丁长儒曾经赠送给我半角的罗茶,而且教导我烹煎的方法,等到我烹试之后,感到特别像羊公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名不副实。这就是我有所理解而又没有完全理解的缘故。我曾经品饮天下名茶,以武夷茶、虎丘茶为第一,因为其茶冲淡而悠远;松萝茶、龙井茶次之,因为其茶馨香而娇艳;天池茶又次之,因为其茶味平常而饮之不厌。其馀的都比较平常,不值得加以评论。

明代屠隆(字长卿,号赤水)《考馀事》中说:苏州虎丘茶最称精妙绝伦,为天下名茶之冠,可惜这种茶并不多产,都被当地豪强势要所把持,寂寞无闻的山林之家没有办法购买得来。天池茶青翠芳香,品饮之下赏心悦目,即使闻一闻也能消渴,堪称仙品。其他诸山的茶叶都得退避三舍,无法相提并论。阳羡茶俗名罗茶,产于浙江长兴县的最佳,产于荆溪的稍嫌不足。其中精细的品种,价格两倍于天池茶,只可惜十分难得,必须亲自采摘加工才好。江北的六安茶品质也很精妙,入药最好,但是当地人不善于炒茶,不能使茶的真香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略感味道偏苦,其实茶的本性非常好。龙井山不过十数亩,超过这一范围有茶出产,然与龙井外表相似却品质不及。大约大自然开辟了龙泓美泉(即龙井泉,在西湖凤凰岭下龙泓村),山中则特意生长佳茶与之相配。龙井山中只有一两家炒法非常精妙。近年来有山中和尚烘焙的茶叶也非常好,其真品即使天池茶也无法企及。天目山茶的品质略次于天池茶、龙井茶,也称得上是茶中佳品。


当地方志记载:“山中寒气来得早而且重,山中和尚到九月以后就不敢出山。冬天多雪,三个月以后才可以通行,所以茶叶较其他茶叶独晚。”明代包衡(字彦平,秀水人)《清赏录》中说:从前,人们以陆羽对饮茶的贡献与后稷教民种植谷物相提并论,等到读到韩《谢赐茶启》(即《为田神玉谢茶表》)中说:“三国吴主礼贤下士,才听说了置茗以代酒的典故;东晋王好客善饮,才有了分茶的品饮技艺。”于是知道饮茶艺术的开创之功,并不是桑苎翁陆羽。如果说从前茶叶的功效尚未普及,那么当时赐茶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串了。

明代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潜确类书》中说:紫琳腴、云腴,都是茶的名称。茶花呈白色,冬天盛开,与梅花相似,也清香异常。[按语: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人)《界茶汇钞》记载:“茶花味浊,没有香味,香气凝结在叶内。”这两种说法不一样,难道唯独界茶与其他茶不一样吗?〕明代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农政全书》中说:六经中没有茶字,荼也就是茶。《诗经》中说“谁谓茶苦,其甘如养”,是因为茶叶清苦而味道甘香。

茶叶是一种灵草,种植茶叶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品饮茶叶则能使人神清气爽。上层社会中的王公贵族非常崇尚这一风习,下层社会中的夫役皂隶生活也都必不可少,茶叶的确是民生日用所依赖的,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来源。


明代罗廪(字高君,慈溪人)《茶解》中说:茶园之中不适宜混杂其他不洁净的树木。只有梅花、桂花、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可以与茶树间植,也足以屏蔽和覆盖冬日的霜雪,掩映秋日的阳光。茶树下面可以种植芬芳的兰花、幽静的梅花以及各种清新芳香的花草。茶树最忌讳与菜畦接近,不可避免会有污秽之气渗透进来,玷污茶叶的清香和自然之味。


茶地以向南朝阳的为佳,向北背阴的就较劣。所以即使在同一座山中,茶叶的品质好坏相差也会很悬殊。


明代李日华(字君实,嘉兴人)《六研斋笔记》中说:茶事在唐朝末年还没有很兴盛,只是幽人雅士亲自从荒凉的茶园或杂草丛生的地方采摘出来,选择其中的精华,以供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富有云水烟霞的自然之味。到了宋朝,形成了成批进贡朝廷的制度,茶叶充作皇室的美食,士大夫阶层更加推重,民间品饮之风也日渐推广,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于是种植茶叶的人们灌溉培植,与管理种植蔬菜的园圃一样,这样就损害了茶叶的品味。人们知道陆羽到处品评泉水,却不知道他到处探访品味名茶。皇甫冉《送羽摄山采茶》(一作《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数言,只是仅存的故事罢了。


明代徐岩泉《六安州茶居士传》中说:居士姓茶,宗族众多,枝叶繁衍,遍于天下。其在六安的这一支脉最为著名,称为大宗;至于阳羡、罗、武夷、匡庐之类,都是小宗;蒙山则又是其另外一个支脉。


明代乐纯(字思白,号雪庵)《雪庵清史》中说: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是茶叶的功用,堪称至妙至神。从前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福建的茶事尚未兴起,被誉为草木仙骨的茶叶还隐藏着其灵性。五代后期的南唐,开始在北苑采制茶叶,茶事从此兴起。到北宋至道(995-997)初年,有诏令造茶进奉,于是茶品日渐众多。到咸平(998-1003)、庆历(1041-1048)年间,丁谓、蔡襄相继任职福建,造茶进贡朝廷,于是建茶制造更加精致。到宋徽宗大观(1107-1110)、宣和(1119-1125)年间,建茶的品质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在山间的断崖残石之上,林木挺秀,云气氤氲,往往于此显灵。如果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那么这种种的茶中佳品,不是也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了吗?即使如此,还是担忧没有佳品。其品质如果真好,那么即使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而灵芽真笋的茶叶难道最终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吗?我们福建的物产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难道只有茶叶这一种吗?这里我将揭示其灵性。


明代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茶谱》中说:茶叶,最关键的全在采摘制造技术。苏州茶之所以能饮遍天下,就是以采摘制造技术取胜的。徽州向来不产茶叶,最近出产松萝茶,最为时人所重。这种茶创始于大方和尚,大方和尚在苏州虎丘居住最久,深得虎丘茶的采摘制造方法。后来在徽州休宁松萝山结庵修行,采摘各山的茶叶,在庵中烘焙制造,远近的人们争相来买,价格飞快上涨。人们于是称为松萝茶,其实并非松萝山所出产的茶叶。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钱塘人)《茶集》中说:茶叶是至清至美的物品,世上的人都不能体味到这一点,而世俗的人又不足以谈论这一点。医家谈论茶叶,说性寒会伤害人的脾脏。只有我有各种疾病,必须借助茶叶来治疗,所以每每深得其功效。唉!如果不是自有缘分,怎么可能如此契合相得呢?


明代王象晋(字荩臣,一字康宇,山东新城人)《群芳谱》中说:蕲州(今湖北蕲春)的蕲门团黄茶,有一旗一枪之号,说的是一叶一芽。欧阳修先生有诗句咏道:“共约试新茶,旗枪几时绿。”王安石《送元厚之》诗中也有“新茗斋中试一旗”的句子。世人称茶叶刚发的嫩芽为一枪,生长期长而叶片大的茶芽为一旗。


明代鲁彭《刻茶经序》中说:以茶书而称经,说明其重要;如今重刻行世,是为了便于阅览;之所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门)刊刻,是为了表明陆羽是竟陵人士。陆羽出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楚国的令尹子文很类似,都是弃儿。世人都说令尹子文贤明而入仕,陆羽虽然贤明,却终身不仕。如今读《茶经》三篇,本来就是具备实用之学问。其中说到“伊公羹,陆氏茶”,取来作为比喻,其实是以自己作比。所谓改变地域都是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此后饮茶的风气,流行于中土和外国。而回纥也来以马匹交换茶叶,从宋朝至今,对于边疆防务大有助益。如此说来,陆羽的功劳,本来就流芳万世,是否出仕哪里值得争议呢!


明代沈周(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人)《书茶别论后》中说:古人吟咏梅花道:“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种境界只有茶足以当之。例如福建的清源茶、武夷茶,苏州的天池茶、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徽州的松萝茶,庐山的云雾茶,名声虽然已经大噪,但是依然不能与茶相提并论。顾渚茶每年进贡三十二斤,说明茶在明朝初年已经受到重视。流传至今,其名声越传越远,更加为世所重。不仅得到圣人之清,而且还恭逢圣人之时,只是其蒸、采、烹、洗各道工序,都与古时的方法不同。


明代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茶经序》中说:陆羽所著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占梦》三卷,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茶经》,难道是因为其他书人们随时都能得到,此书是其特长,因而容易出名吗?司马迁说:“富有而显贵却名声磨灭的人,历史上不可胜数,只有奇特卓异而不同凡俗的人得以青史留名。”陆羽终身贫穷困顿,可是他留下的著作和遗迹,百代以下却备受人们的宝爱,成为山川所重的标志、乡里所传的遗产。其高尚的风操能够使顽者廉、懦夫立,奋发向上,怎么可以缺少呢?


明代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丹铅总录》(一作《丹铅杂录》)中说:茶,也就是古代的茶字。例如《诗经》所说的苦茶,《春秋》所说的齐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茶陵。到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虽然已经转入茶的读音,但还没有改变茶字的写法。一直到陆羽《茶经》、卢仝《茶歌》以及赵赞的茶禁以后,才以茶字取代了荼字。


明代董其昌(字玄宰,又字思白,华亭人)《茶董题词》中说:荀子说:“为人处世多有闲暇,那么其出入进退的自由就不远了。”陶弘景(字通明)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充满愉悦呢?”我认为饮茶之事就足以当之。高人隐士,摆脱权势、名利的烦扰,以此来消磨雄壮之心和打发悠长的时光。水源的轻清重浊,辨别起来就如同辨别淄水和渑水一样困难;火候的文武急缓,操作起来则如同调和炼丹的鼎炉一样不易。如果不是枕石漱流的隐逸之人,不能与茶亲近;如果不是文人之间的饮酒赋诗,不能与茶相比。当今天下的茶事,只有夏树芳(字茂卿)予以拈出,撰成《茶董》一书。顾渚茶、阳羡茶,都是做官的人往来采制,茂卿怎么能够禁止?正像强笑而不快乐,强颜而不欢汴,茶韵以此自胜罢了。我一向具有爱好山林的意愿,入山隐居十年,大概可以无愧于茂卿的说法。如今驱车来得福建,感念龙团凤饼,机缘巧合得以寓目亲见,难道一定如廉颇想为赵王所重用那样“士思为己用”?这是《绝交书》所谓的“心中不耐烦,而官事又烦杂无暇”,究竟有负于茶灶的中和之性。茂卿是否能以共同的感受谅解我呢?


明代童承叙《题陆羽传后》(一作《陆羽赞》)中说:我曾经过访陆羽故里竟陵,下榻于陆羽故寺,探访雁桥,参观茶井,慨然想见陆羽的为人。陆羽从小厌倦佛教僧徒的生活,而酷爱图书典籍,本来就不是出世忘世的人。最终寄号桑苎翁,隐居在苕、二溪,狂歌独行,继之以痛哭,其本意必定有其所在,当时人把他比作春秋时代的隐士接舆,怎么能算是理解陆羽呢?至于他生性喜欢茶叶,能够辨别水味,清风雅趣,脍炙千古。唐代张旭嗜酒,世称酒颠,韩愈认为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于此,陆羽也是这样吧。


明代于慎行(字可远,一字无垢,溢文定)《谷山笔》中说:茶事在汉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我想所谓的,也就是茶了。


李贽《疑谓》(当为《疑耀》,明张萱撰,旧本书贾托名李贽)中说:古人冬天就饮汤,夏天就饮水,并没有所谓的茶。李匡(唐人,一作李匡义,字文正)《资暇录》记载:茶事起源于唐代崔宁,黄伯思已经考辨其非,伯思曾经见到过北齐杨子华所作的《邢子才魏收勘书图》,其中已经有煎茶了。《南窗记谈》记载:饮茶开始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其事见载于《洛阳伽蓝记》。等到阅读《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有赏赐茶叶以代替酒的说法,可知饮茶又不是开始于天监年间了。我认为饮茶也不是开始于三国吴国。《尔雅》中说:“苦荼。”郭璞的注释说:“可以作为羹饮,早采者称为茶,晚采者称为茗,也叫。”那么吴之前也已经以茶作茗了,只不像后世民生日用都离不开茶。大概从陆羽开始,才讲究品饮之法。自从宋朝的吕惠卿、蔡襄等人开始,饮茶之法才更加精巧。而茶叶也借此成为专卖商品,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些都是古人没有详细记载的。


明代王象晋《茶谱小序》中说:茶,是一种优良的树木。一经种植就不可移栽,所以婚姻聘礼中一定用茶,就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茶事虽然萌芽于《食经》,饮用自隋文帝,但喜爱的人还很少。到了后来,兴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才为世人所推重。宋仁宗是个贤明的君主,每年南郊祭天斋戒前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龙团,四个人合得两饼,一个人只分得几钱罢了。以至于宰相之家也舍不得烹点试茶,而珍藏以为宝,宋朝龙凤团茶贵重如此。近代四川的蒙山茶,每年进贡的仅以两计。苏州的虎丘茶,甚至于官府预先封上标记,统一组织采制,所得也不过数斤。难道天地之间人们喜爱之物本来就不会频繁出现吗?茶盏中泛着翠涛,茶碾上飘着绿屑,不借助佳茶,如何驱除睡魔?于是编撰了《茶谱》。


明代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茶董小序》中说:范仲淹(字希文)曾写下诗句:“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我于是以茶星来命名馆舍,常常与客人斗茶,以茶的芽叶旗枪作为标志,使其天然的色泽和香味自相映发。如果是茶圣陆羽复生,怎么忍心再作《毁茶论》呢?夏茂卿先生叙述酒事,其言论非常豪气。我说:“酒事怎么比得上茶事,身着隐士的装束,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采摘带露的茶芽,烹点茶中的佳品,一洗为百年尘土所污染的肠胃呢?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事与侠客相类,茶事则与隐士相似。酒的内涵固然很广泛,而茶的品德也很高洁。茂卿先生就是茶中的良史董狐,于是编撰《茶董》一书。东余山陈继儒书于素涛轩。


夏树芳(字茂卿,号冰莲道人)《茶董序》中说:自从晋朝和唐朝以来,各种饮食之会纷纷纭纭,茶与其他饮食各有所长,品质如淄渑之水难分轩轾,要像南史、董狐那样秉笔直书,所以就以《茶董》来命名本书。俗话说:穷研《春秋》,推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的确很推重茶叶。如果认为此君面目严酷冷峻,而且认为饮茶是水厄,是乳妖,那么请仿效綦毋先生不要做此事。冰莲道人识。


《本草》中说:石蕊,又叫做云茶。


明末清初卜万祺《松寮茗政》中说:虎丘茶的色泽、味道、香气和韵致,都是无可比拟的。一定要亲临产茶之地,亲手采摘,并监督制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虎丘茶。况且虎丘茶难以长久保存,即便是千方百计加以珍藏保管,稍一过时立即丧失其初始的真味馨香,差不多就像天上的彩云容易飘散,因而没有列入上贡朝廷的品种。然而山岩之间的间隙之地,所产的真品虎丘茶没有多少;加上其地列为官府禁地,即使当地寺院的僧侣也习惯于掺杂赝品,如果不是精于赏鉴的行家终究分辨不出来。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当地寺院的僧人苦于官吏的需索苛求,忍痛将茶树铲除殆尽。文震孟(字文起,溢文肃,长洲人)曾为此写下《茶说》加以讥刺评论。时至今日,真正的虎丘茶更加难以得到了。


明代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嘉善人)《群书备考》中说:茶之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王褒的《僮约》。


明代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茶疏》中说:江南名茶,唐朝人称道的是阳羡(今江苏宜兴)茶,宋朝人最推重的是建州(今福建建瓯)茶。影响至于今日,进奉朝廷的贡茶仍以这两地为最多。然而,如今的阳羡茶已是徒有虚名,建州茶也并非最上佳品,只有武夷山的雨前茶才是最好的。近来人们所崇尚的,是长兴(今浙江湖州)的罗茶,我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顾渚紫笋茶。但是罗茶产地原本有数处,现今只有峒山所出的最好。


姚伯道说过:“在明月之峡,出产有好茶。这种茶的韵致清爽悠远,滋味甘甜醇香,足可以称得上是仙品。至于在顾渚山出产的茶叶,也有比较好的品种,今人只是以水口茶来命名,与罗茶全然不同。至于歙县的松萝茶,苏州的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都与罗茶不相上下。”从前郭次甫极力称道黄山茶,黄山也在歙县,但是黄山茶的品质却与松萝茶相差甚远。过去的士人都很推重天池茶,然而天池所产茶叶饮用略微多一些,就会使人感到腹中胀满。浙江盛产茶叶的地方,还有天台的雁荡山,括苍的大盘山,东阳的金华,绍兴的日铸,所产茶叶都与武夷茶不相上下。


杭州附近的许多山中,产茶很多,其中生长在南山的茶叶品质俱佳,生长在北山的茶叶品质稍差一些。福建名茶,除了武夷茶以外,还有泉州的请源茶,如果请高手来加工制造,也可以与武夷茶相匹敌而略逊一筹。可惜大多被炒制得焦枯,令人扫兴。两湖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有宝庆(今属湖南)等地,云南盛产茶叶的地方有五华等地,所产茶叶都赫赫有名,品质甚至在雁荡茶之上。其余各名山胜地所产的茶叶,应当不止上述这些,有的是我不知道,有的则是名声尚未显著,因而我在这里没有评论和涉及到。


明代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戒庵漫笔》(一作《戒庵老人漫笔》)中说:从前人们论茶,以枪旗为美,而不取雀舌、麦颗(一作谷粒)之名,这是因为茶芽细嫩,就容易混杂其他树木之叶,从而难以分辨。所谓枪旗,也就是一个茶芽带一片嫩叶,形状如马蜂翅,即今人所说的壶蜂翅。


《四时类要》中说:茶子在寒露时收取晒干,用潮湿的沙土拌匀,盛于筐笼之内,以草秸覆盖,否则就会因受冻而无法生长。到次年二月中取出来,用糠和焦土播种下去。播种之时,要选择树下或背阴之地挖一个坑,方圆三尺,深一尺,反复刨掘挖好之后放进粪和土,每个坑中下六七十颗子,然后覆盖一寸左右的土,坑与坑之间相距二尺,每坑种植一丛。茶的本性害怕潮湿,又畏惧阳光直射,一般适宜种在山中的斜坡、较陡的山坡以及排水较好的地方。如果是平地,必须深挖沟垄以便泄水,种植三年之后才可以收茶。


明代张大复(字长元,一字星期、心其,号寒山子,昆山人)《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赵长白作《茶史》,考订颇为详尽,主要是记载其事罢了。龙团、凤饼,紫茸、拣芽,这些决不可能在当今之世通行。我曾经谈论当今之世,毛笔价格腾贵,制笔技艺就更会失传,茶叶价格腾贵,其本色香味就更能生发出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亲身实践而能够有所成就的。

明代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长物志》中说:古往今来谈论茶事的,不下数十家,例如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之作。但是当时的制茶方法,是用茶碾碾碎,调和成膏,制成茶丸、茶挺,因而其名称有龙凤团、小龙团、密云龙、瑞云翔龙等。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才以茶色白者为贵。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开始创制银丝水芽,将茶叶剔除叶子而取其中心,以清泉浸泡,祛除龙脑等香料,只有新刻的小龙婉蜒盘旋在上面,称为龙团胜雪。当时以为不可变更的方法。我们明朝的风尚有所不同,烹点试茶的方法,也与前人不同。但是却非常简便,充分发挥其天然之趣味,可以称得上是穷尽了茶叶的真味。至于洗茶、候汤、择器也都各有其法,难道只是侈谈乌府、云屯等茶具名目罢了?

《虎丘志》中记载:冯梦祯(字开之,秀水人)说:“徐茂吴品茶,以虎丘茶为第一。”明代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洞山茶系》(当作《洞山茶系》)中说:罗茶被上流社会所喜爱,虽然是近数十年之间的事情,但是其出产之初,则从唐朝卢仝隐居洞山、种茶阴岭开始,于是就有茗岭的说法。相传古代有汉王居住在茗岭的南边,一边教育儿童读书,一边种植茶树,继承卢仝的清幽韵致,所以南山所产茶叶,香味远远超过茗岭。据说如今老庙后一带所产的茶叶,还出自唐宋时期的树木根株。贡山茶如今已经绝种。


明代徐(字惟起、兴公,闽人)《茶考》中说:考查《茶录》等书,福建所产的茶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等处次之,武夷之名尚未为世人所知。但是范仲淹(谥文正)《斗茶歌》中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苏轼(谥文忠)《荔枝叹》中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的诗句,可见武夷之茶在北宋时期已经著名,只是尚未达到鼎盛罢了。但是宋元时期制造团饼,似乎已经失去茶的正味。如今武夷茶灵芽仙萼,香味和色泽尤其清新,堪称福建茶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等地所产,又泯然无人所知了。难道自然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产繁衍之美,有时会随时势变易而形成如此局面吗?


清初劳大与(字宜斋,石门人)《瓯江逸志》中说:茶叶并非浙江南部地区的特产,但这里也产茶,因此旧时制度以茶充作贡品,至今尚未废止。明朝张璁(字秉用,赐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峰,瓯海即今温州人)执政时,凡是浙江南部所进贡的特产,都奏请蠲免,只有贡茶保留下来。也许是因为先春采制茶叶,可以作为祭祀用茶,而且每年所费人力和物力也不多,姑且保留,以便稍微用作向朝廷进献忠忱的礼仪吧!只是后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免会有恣意多取的情况,上定一分,下派十分,从而使得种茶的园圃成了怨声汇聚的地方。只希望在这里做官的人不要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滥取无度,不至于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中说:大凡种植茶树一定要先下子,移植之后就不可能成活了。因此民俗婚姻中的聘礼,必定以茶作为聘礼,也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


宋代高承《事物记原》中说:榷茶起源于唐朝建中(780-783)、贞元(785-805)之间。赵赞(建中三年)、张滂(贞元九年)建议按照每十税一的标准征收茶税。


明代陈继儒《枕谭》中说:古传注(郭璞为《尔雅·释木》所作的注释)认为:“茶树初次采摘的叫做茶,老者叫做茗,再老者叫做。”如今既然茶又称作茗,当是错用其事了。


明代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山茶记》(当作《罗茶记》)中说:产茶的地方,山中夕阳照射的地方要胜过朝阳照射的地方,罗产地的庙后山正好是西向,所以产茶上好;但总不如洞山南向,接受阳气最专,足可以称为仙品。


冒襄《茶汇钞》中说:茶叶产于平地,接受的土气较多,因而其品质重浊。界茶产于高山之上,全是风霜雨露清虚之气,所以值得推崇。


吴拭(字去尘,号逋道人,休宁人)说:武夷茶,其赏鉴从北宋蔡襄开始,认为其味道超过北苑的龙团茶,周右文极力贬低它。大概是因为山中不熟悉采制烘焙方法,一味追求量大利多的结果。我曾经试着采摘少许,以松萝茶的制法进行加工,汲取虎啸岩下语儿泉水烹煮,色、香、味俱备,带云石者还有甘软之气。于是我分出数百叶寄给周右文,希望使武夷佳茶能够扬眉吐气;同时又洒一杯于地,以告慰蔡襄的在天之灵。


超全和尚《武夷茶歌注》中说:建州有一位老人最初献上山茶,民间传说他死后成了山神,喊山之茶的习俗就是由此兴起的。


中原市语说:茶叫做渲老(倡优阶层中流行的秘密语)。


明代陈诗教(字四可,自号灌园叟,秀水人)《灌园史》中说:我曾经听山中和尚说,数颗茶子落地,只生长出一茎茶树,好比连理枝,因此婚嫁要以茶为礼,大概也是取其一个根本的含义。旧时传说茶树不可移植,终究也有移植而存活下来的,于是可知晁采寄茶,只是沿袭前人的影响罢了。


唐朝李商隐(字义山,河内人)《杂纂》以对花啜茶作为煞风景之事的一种。我苦于口渴病,每日饮茶何止七碗,那么花神能够体察的话,当不会怪罪我。


明代周晖《金陵琐事》中说:茶叶有肥瘦之分。云泉道人说:“大凡茶叶肥者味甘,味甘就不香。茶叶瘦者味苦,味苦就香。”这又是《茶经》、《茶诀》、《茶品》、《茶谱》等书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野航道人朱存理(字性甫,明朝吴县人)说:品饮之用,以茶为首,可是茶叶却不见载于《尚书·禹贡》,大概是为了保全民生日用而不以此为利。后世榷茶成为制度,并非古圣先王的本意。陆羽编撰《茶经》,蔡襄编撰《茶录》,孟谏议寄给卢仝(号玉川)三百片月团,后来奢侈浪费以至于雕饰龙凤,应当责备蔡襄。然而饮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贵族,下至山林隐逸,也可以说是一种雅道。


清朝佩文斋《广群芳谱》中说:茗花,也就是日常茶叶的花,色泽月白,中间黄心,隐然清香,插在书斋的花瓶中,可以作为清供佳品。而且花蕊在枝条之上,无不开遍。


清代王士祯(字子真,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人)《居易录》中说:广南人以(即苦丁,又名皋卢)为茶。我将其写入《皇华记闻》中。阅读《道乡集》,其中有张纠的一首《送吴洞绝句》说:“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大约是志完升任昭平时所作。


王士祯《分甘馀话》中说:北宋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造龙凤团茶上贡朝廷,总量不超过四十饼。天圣(1023-1032)中,又制造小团,其品质要超过大团。神宗时期,诏令制造密云龙,其品质又超过了小团。元(1086-1094)初年,摄政的宣仁皇太后说:“敕令建州,今后不许再造密云龙,也不要再造团茶,只选择上好的茶品吃了,就会生得甚好智慧。”宣仁皇太后一改熙宁(1068-1077)新政,贡茶的改制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审视其言论,实在可以为万世所效法。士大夫之家,尤其是其膏粱子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蕴涵。谨备录于此。


《百夷语》中说:茶也叫做芽。以粗茶叫做芽以结,以细茶叫做芽以完。缅甸少数民族称茶叫做腊扒,吃茶叫做腊扒仪索。


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说:琉球称茶叫做札。


《武夷茶考》中说:北宋丁谓制造龙团,蔡襄制造小龙团,都是北苑的事情。武夷茶进贡朝廷,是从元朝浙江省平章高兴开始的,可是谈论此事的人们动辄称丁谓、蔡襄。苏轼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可见在北苑修贡之时,武夷茶已经为两位先生所赏识了。到了高兴以武夷茶进贡之后,北苑就逐渐湮没无闻了。


从前有人说,茶叶作为一种物产,涤除昏昧,消化积滞,对于学习、从政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贡茶与进贡荔枝、桃花是不同的。然而,将此道理放在更高的大义层面来看,贡茶也不过是和宦官、宫女敬爱君王的表现类似。蔡襄直言敢谏,名高天下,与名臣范仲淹、欧阳修差不多齐名,可是因为贡茶一事却与号称贪婪小人的丁谓相提并论。如此说来,君子的言行举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中说:按照沈括《梦溪笔谈》的说法:“建州茶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罢了。”根据我的见闻,武夷茶树都是丛生,起初并无乔木,难道沈括没有到过建安吗?抑或是当时的北苑与如今的武夷有所不同呢?《茶经》记载“巴山峡川中有两人合抱的”,这又与吴地、蜀地茶叶是丛生灌木的说法不同,姑且记述于此以便参考。

明代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乌程人)《万姓通谱》中记载:汉朝的时候有茶恬,出于《汉书·江都易王传》。根据《汉书》所说的荼恬[苏林说:茶,食邪反],则荼本有两种读音,到唐朝时,荼、茶才分开了。

明代焦周(字茂孝,上元人)《说》中说:茶叶,又叫做玉茸。


篇幅所限,精彩待续。


文/网络综合



品味生活,从茶开始。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与朋友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一两黄金一两茶”,谁炮制了几十万元1斤的天价茶?

部分茶叶正从农产品演变成奢侈品

甚至成为越来越受青睐的雅贿媒介

这些异化现象,集中发生在最近十余年

天价茶乱象背后

本刊记者/周群峰


清明节刚过,一则“10公斤茶鲜叶拍出1068万元”的事件刷爆网络。4月7日晚,由中国茶叶拍卖公司选送的“2021‘锦绣茶尊’10公斤茶青开采权”,以168万元的底价在阿里拍卖平台公开拍卖。最终一位编号为“X8634号”的竞买人,以1068万元的竞价成功夺得该开采权。“锦绣茶尊”古茶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专家称树龄达3200多年,2015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最大的古茶树(栽培型)”。

清明前后是新茶上市的季节,但今年的茶叶市场却早已暗流涌动,全国各地的茶城、茶叶市场成了重点“监管对象”。杭州是知名龙井绿茶产地,杭州市区内知名度最高、专卖店最集中的茶叶市场位于上城区解放路附近,最新采摘的2021年龙井新茶已在此上市。3月15日,上城区纪委区监委派驻第二、第三纪检监察组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到此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婺源绿茶是江西上饶的特色名茶,截至3月底,上饶全市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50余人次,巡查茶叶经营单位630余家次,发放告诫书630余份。

各地执法力量“闻风而动”的原因,在于“天价茶”背后的送礼之风、奢靡之风。48万元/斤、45万元/斤、38.8万元/斤……今年春节假期刚过,多款武夷岩茶因惊人的天价再次引发关注。新华社发文称,“天价武夷岩茶”愈演愈烈,少数岩茶被炒作成“办事茶”“送礼茶”,成为热门高端礼品,并滋生回收、代售等变现业务,“天价茶”的背后暗藏“四风”等腐败动向。这已是“天价岩茶”第三次被新华社曝光。

卖茶靠“讲故事”,收益靠噱头炒作,普通茶附上“大师”的签名和照片,价格翻了十几倍。当前茶叶市场一个字:“乱!”在3月10日福建省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上,福建省消委会秘书长薛承枫直言,等级乱标、价格乱喊、名字乱取已经成为当前茶叶市场三大乱象,亟须整治。

位于云南临沧市的“锦绣茶尊”古茶树。

“天价茶”并非武夷岩茶独有,云南普洱、安溪铁观音、太平猴魁、西湖龙井等茶叶也都有过每斤数十万元的拍卖价。无论是业内人士、资深茶友还是普通消费者,都有共同的感受,部分茶叶正从农产品演变成奢侈品,甚至成为越来越受青睐的雅贿媒介,这些异化现象,集中发生在最近十余年。《中国新周刊》近日采访了解到,业内苦“天价炒作”久矣,但行业顽疾积重难返。

“一两黄金一两茶”

武夷岩茶产于福建省武夷山市,是具有岩韵(岩骨花香)品质特征的乌龙茶,分为大红袍、水仙、肉桂等产品。武夷山市政府官网上介绍,武夷岩茶距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武夷岩茶已知品种就有264种。

目前,武夷岩茶的价位绝大多数在每斤数百元到数千元之间。武夷山市大叶岩茶厂法定代表人肖卫财在接受《中国新周刊》采访时,以他自己门店的销售情况分析,大多数消费者购买的茶叶价位都是300~500元/斤,追求生活品质的顾客会选择1000~2000元/斤的茶叶,特别富裕的会购买2000元/斤以上的茶。

但是,随着武夷岩茶知名度的提高,近年来“天价茶”频频出现。福建省茶叶学会原常务副秘书长、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姚信恩告诉《中国新周刊》,他进入茶叶行业已经有五六十年,最近几年才知道市场上出现了每斤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天价岩茶。

2021年1月11日,一份“2019~2020年度武夷岩茶”榜单在网上热传,榜单列举了22款武夷岩茶价格,价格最低的一款为1.8万元/斤,最高则为45万元/斤。其中,价格在6.6万元(含)/斤以上的占了17款。因为该表格为黑底白字,所以在业内被称为“黑表格”。

该表格制作人为陆建强,是上海的一名“岩茶发烧友”。陆建强告诉《中国新周刊》,他是一名武夷岩茶的消费者,也是某武夷岩茶上海茶友群成员。早在2018年,他就制作过一款“黑表格”。当时,他了解到一款名为“远香”的武夷山岩茶,成交价48万元/斤,就突发奇想,想把一些高价的武夷岩茶做个统计。同年4月30日,他制作的“黑表格”发布,共收录了19款岩茶。最低级的一款3万元/斤,最贵的一款为520万元/斤,“远香”岩茶排名次席。其中6.6万元/斤(含)以上的占了15款。“其实,天价茶的‘含水量’也是很高的。所谓天价茶几乎都是茶企自己定价,成本可能只有几千元/斤,但是可能卖到十几万元/斤”。

“黑表格”中那款520万元/斤的茶格外引人关注。2005年4月17日,在第7届武夷山红袍节上,20克武夷山九龙窠“母树大红袍”拍卖出20.8万元的天价,竞买人为新加坡人陈汉民。“我算了下,折合人民币520万/斤”,陆建强称。母树大红袍生长在武夷山九龙窠景区,只有三棵六株,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每年产量不足1斤,且早已停采。2006年,为防止品种种性退化,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母树大红袍进行停采留养。

“黑表格”中一款名为“国宾大红袍”的岩茶,售价9.999万元/斤,该款岩茶由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推出。公司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周刊》,该款岩茶确实为其公司制作,每年限量100套,每套60克。“每年都能卖完,有的人买了收藏或送人”。

近日,《中国新周刊》记者在福建武夷山、南平、福州等地采访时发现,有的茶企在定价时,按照“一两黄金一两茶”的标准,给一款茶定价十几万元,有的价格甚至远超金价;有的茶企自称制作了一款“非卖品”或“品鉴茶”,但流向市场后,被炒成天价茶;有的茶企为博人眼球,会给某款岩茶起诸如“坑爹”“勾魂夺魄”等恶俗花名。

一款名为“坑爹”的岩茶,由武夷山市永鹏茶叶有限公司推出。与该茶企相关的宣传资料显示,这款茶由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永鹏手工制作,每年产量约为60斤。2017年市价为13.6万元/斤,与当时的实时黄金价格相当,堪称“一两黄金一两茶”。因为制作这款茶的原茶,取材于牛栏坑最早种植的那一批肉桂茶树,是牛栏坑的“爹”,故取名“坑爹”。

在网传的武夷天价岩茶名单中,除了茶企明码标价的一类,还有一类茶企,对外打出“非卖品”“品鉴”等字样,并不标价。武夷山市一位茶企老板称,有的天价茶打上“品鉴”“非卖品”等字样,也是茶企的一种营销手段,会让人觉得更加神秘和珍贵。在这种心理下,能拿到这种茶的,会觉得很有面子。

并非所有高价茶都是炒作。也有受访者认为,对一些真正有高技术含量和品质的茶叶而言,很难用成本价衡量其价值,也为天价茶的出现提供了空间。相比绿茶、白茶等其他茶种,武夷岩茶等茶类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福州日报》旗下客户端“掌上福州”曾介绍,以最著名的大红袍茶为例,它工序繁复,涉及采摘、倒青、做青等十多种技艺。需要至少几十个人在短时间内争分夺秒地做茶,任何一个大师根本无法独自完成。此外,由于武夷岩茶剔净茶梗只留叶片,加上足火焙制,所以约8斤武夷岩茶鲜叶才能做成1斤干茶。中国其他茶类,鲜叶和干茶比例大多为4:1,仅为武夷岩茶的一半。

武夷山市茶叶局局长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生产岩茶非常损耗身体,为了生产一桶茶,师傅要不间断地看火候等,需要24小时不睡觉。肖卫财介绍,岩茶制作周期特别长,每年4月中下旬到5月中旬是做茶季,需要经过采青、晾青、做青、炒青、烘干、筛选老叶老梗、焙火(退火)、拼配等程序,一般到了农历八月后,才能喝到当年的新茶。

谁炮制了天价茶?

天价茶是如何进入市场的?2月20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武昌区一家裕昌隆茶行采访,老板称,该店是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的湖北经销商。店内最贵的“瑞泉圣匠”,为38.8万元/斤,“这个货很少,武汉暂时没有,需要的话付了定金随时给你发货。”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股东黄圣强接受《中国新周刊》采访时,承认这款茶是出自其公司,但否认该价格是该公司制定。“这是一款‘非卖品’,价格怎么出来的,我们也不清楚。因为这款茶产量太少,我们没有卖。但是我们公司每天接待很多人,有时也会给一些朋友一两泡。”

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天价茶价格并非来自茶企,有些经销商炒作成天价茶后,“茶企(为了商业利益)也只好认账了”。浙江茶文化学者梁宏亮认为,相对来说做茶的思路闭塞一点,卖茶的脑洞大一些,“(他们)联合起来,搞出知名度和暴利何乐而不为?”

多位武夷山茶企老板告诉《中国新周刊》,其实很多天价茶就是个噱头,一些茶企靠着天价打名气,目的其实是卖普通的茶,“还有一类老板比较好面子,他们看到别的茶企推出天价茶,觉得自己没有会低人一等,于是也跟着推天价茶,不在乎能不能卖出去”。

茶企和消费者,是天价茶链条的首尾两端,生产心理与消费心理共同炮制了天价茶。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周刊》,天价茶消费群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具备极高消费能力的人,买茶的标准往往是“谁贵买谁的,谁知名度高买谁的”;第二类是一些岩茶发烧友或茶企同行,他们听说一款天价茶后,偶尔会高价买一泡(一般8~10克),目的是满足好奇心,或研究好茶的工艺提高自己认知;第三类就是送礼所用,往往是“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这类消费也能滋生官场腐败等不正之风。

在“炒茶”江湖中,一些传统的制茶“大师”也成为推手。从事茶行业生产和研究20多年的浙江茶文化学者梁宏亮告诉《中国新周刊》,“大师、非遗传承人”,多为传统工艺即将消失,工业机器即将完全替代人工的产物。

新华社报道称,一款在武夷山当地只卖每斤三四百元的平价茶,在外地企业的包装炒作下,被渲染成“大师”工艺、“大师”水准的高价茶,附上“大师”的签名和照片,价格翻了十几倍。多位业内人士印证,不少“大师茶”并不是高品质茶,也不是“大师”制作的茶,有的就是一些大众茶改头换面而成,有的还打着大师“监制”“封存”“推荐”等擦边球,卖出高价。

2017年12月8日,碧水丹山?岩骨花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系列之王顺明武夷岩茶(大红袍)展在北京举行。图/中新

岩茶是武夷山的特产,由于独特的制作工艺,别的茶叶产区几乎无法模仿。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被评定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刘宝顺、刘峰、王国兴、刘国英等12人成为首批国家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

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大师”是民间的称呼,准确的说法应该叫“武夷山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武夷山市国家级、省级、武夷山市级的岩茶、红茶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共21人。其中,刘宝顺与王国兴目前在武夷山市茶业局茶科所任职。“刘宝顺的孩子有茶企,王国兴是帮人家制作茶叶,他们的(这个)情况都跟组织和纪委报备了。”王晓军说。

在这些“大师”中,刘国英因一款名为“空谷幽兰”的天价武夷岩茶受到关注,该款岩茶12.8万元/斤。2019年5月20日,武夷山市岩上茶业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该公司与刘国英合作研发的“空谷幽兰”,2007年问世。公司将每年所产出的少量“空谷幽兰”作为礼品赠送给优质授权经销商和茶友以供分享、品鉴。刘国英现任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会长,他对《中国新周刊》回应:“空谷幽兰”这款茶的确是他指导着(这个茶企)做的,“但这款茶是非卖品,也不是我定的价。”

定价混乱背后的标准之痛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曾公开批评,近年来,市场上天价茶、山寨茶、以次充好、以旧掺新等销售“潜规则”频现,并且茶叶好坏、真假全凭专家一张嘴,这让原本就缺乏科学评判标准的茶叶市场更加混乱。

“天价茶”并非新生事物,也并非武夷岩茶独有。2006年极品信阳拍卖会上,信阳毛尖茶王“蓝天玉叶”以74.5万元/斤的价格成交;2007年,首届“黄山杯”精品名茶拍卖会上,50克汪满田牌极品黄山毛峰以8.5万元的天价成交;2009年,济南“国礼茶安徽太平猴魁名茶拍卖会”上,100克太平猴魁拍出了20万元;2011年,在都匀毛尖新茶拍卖会上,贵州“都匀毛尖特制珍品茶王”二号(150g装)最高成交价格达10万元;2012年,中国海峡名器名茶春拍上,安溪茶王赛清香型铁观音以6.7万元/100克价格成交……

“当前存在一个怪象是,茶叶包装昂贵精美,只装一泡、两泡,包装的费用都超过茶叶本身。”在3月10日福建省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业内人士指出。

肖卫财称,茶叶圈水分大得很,有些茶企铺天盖地地做各种虚假宣传。比如,金骏眉最快4月初才开始陆续采摘制作,但每年3月初就有人在网上放出视频说,武夷山的金骏眉新茶上市了。“这不明摆着就是欺骗消费者吗?”再比如,金骏眉的茶青最低是200元/斤,按照4斤茶青出一斤茶来算,生产一斤金骏眉的茶青成本得800元左右。现在市场上充斥着两三百元的“金骏眉”,甚至有人在抖音上打出“99元/斤包邮”的金骏眉广告,则必定是假的。

在茶叶圈,为了借势抬价,冒名顶替、虚假宣传等都是一些茶企的惯用手段。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股东黄圣强告诉《中国新周刊》,该公司做出一定影响力后,曾被人冒用品牌。“我们即便发现,也找不到根源。他们的包装做得和我们一模一样,连包装上的电话都留的是我们的。甚至我哥黄圣辉(瑞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姓名都被人注册过,后来经过沟通,他们才把名字改过来了。”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因炒作而身价倍增的“顶流”,是这几年红透业界的大益茶。从2015年到2020年,连续6年,大益茶都位居“双十一”天猫、淘宝茶叶销售排行榜第一。其火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自己做成了“金融茶”。

大益茶是由云南大益茶业集团推出的普洱茶,由该茶企开始,将普洱茶赋予了期货模式。红星新报道称,在这种独特的模式下,只要有货单,就可以找茶客缴纳定金,但不做实际交易,等茶叶价格攀升后,由上一个茶客再卖给下一个茶客,如此循环往复、“击鼓传花”。在这样的模式下,用“自己卖,自己买”来抬价的手法一度非常普遍,导致普洱“期货单”交易量异常活跃的同时,普洱茶的价格也飞涨,于是又被形象地称为“金融茶”。

有人用“一夜暴富一夜赤贫”来形容普洱茶金融化的特点。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梅宇告诉《中国新周刊》:普洱茶可以长期存放,这是其能被炒出来金融化特点的原因之一。这种炒作背离了茶文化,但这种现象不具有普遍性,只有极少数品牌、极少数品种被市场炒作。

天价茶虽是极端例子,但定价体系混乱、标准复杂却是长期痼疾,导致了茶叶价格的不透明。与咖啡等饮品相比,茶叶的标准化更难,导致茶饮价格体系长期比较混乱。梅宇介绍,我国现行茶业国家标准166项,行业标准171项,还有茶业地方标准826项。不过,全国茶标委制定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均是推荐性标准,不具有强制性。同时,标准内容中只明确规定了产品品质特征和基础理化指标,并不涉及价格。现在茶叶的定级与定价都是茶企的自主行为。

天价茶事件整顿后,福建武夷山市天心村打出的关于依法经营的宣传横幅。摄影/本刊记者周群峰

在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会长王庆看来,标准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秩序规范管理的基本起点,也是政府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只有实现了标准化,中国的茶叶才能有快速的发展”。

“官方标准没有正岩、半岩、洲茶之分,更没有细化山场,正岩茶、山场茶的标注属于企业行为。”武夷山市茶业局相关领导曾对媒体说。2006年,武夷岩茶国标取消了山场划分,但也并没有扼制住商家宣传山场、消费者追逐山场的风向。被坊间戏称为“牛肉”的牛栏坑肉桂,来自名为牛栏坑的山谷,一斤售价数万元乃至一二十万元不等;被称为“马肉”的武夷山马头岩肉桂,一斤价格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

中粮集团中茶福建公司总经理陈金春最近建议,对武夷山岩茶“三坑两涧”的茶场实行认证,从源头做好监管。“一年产多少茶,严格认证,不能一年只产500斤茶,却满市场充斥着几百吨的‘马肉’(马头岩肉桂),‘牛肉’(牛栏坑肉桂)。”

陆建强称,现在,应该重点打击那些有价没有品质的“天价茶”,有价又有品质的茶太稀缺了。他认为,武夷岩茶要想卖高价,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产区可精确追溯(采摘、制作、包装全程监控),结合价格严格控制产量,行业联合盲品审评认定其高品质,连续若干年品质稳定,销售可追溯,各类指标检测合格等。

整治风暴后向何处去?

《中国新周刊》在武夷山市茶业局采访时,看到该局公示栏上贴有多份茶企老板签订的“承诺书”,上有茶企老板个人亲笔签名与公司盖章,落款时间为2021年2月6日。这些老板包含武夷山市祥岩茶厂法定代表人王昇等多人,他们在承诺书中称,坚决反对“天价茶”,不参与虚标茶价、炒作天价,不变相销售非卖品和赠品,茶叶每500克定价不超过6万元,不过度包装、不起恶俗名字等等。

3月上旬,《中国新周刊》记者在武夷山、福州等地暗访了多地茶店,门店负责人纷纷表示天价茶已下架,不再销售6万元/斤以上的岩茶。比如武夷星茶业有限公司、武夷山瑞泉茶叶有限公司、武夷山市手尚工夫茶业有限公司称目前价格最贵的一款分别为5.5万元/斤、5.8万元/斤、6万元/斤。

针对最高定价不超过6万元的说法,业界反应不一。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会长刘国英表示,以目前的岩茶行情而言,好的岩茶原料每斤成本高达大几千元,所以,经过合理的测算,武夷山市茶业同业公会将武夷岩茶的上限定为6万元/斤。姚信恩对此认可,以目前的岩茶行情来看,好的岩茶原料每斤成本高达几千元甚至一万多元,所以,将武夷岩茶的上限定位在每斤6万元合情合理。

天价茶引发的舆论风暴,在今年新茶上市前,引发了对整个行业的监管风暴。福建省多部门已开始开展针对天价茶的整治活动。2月21日,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出整治通知。两天后,福建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关于涉及“天价茶”等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问题信访举报方式的公告》。福建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仰哲到安溪县专题调研和督促“天价茶”整治工作。

武夷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连永忠告诉《中国新周刊》,2月19日一早,武夷山市市场监管局、税务局、公安局等就组成茶叶市场调查工作组,赶赴福州核实处置,后期又两次组织人员去福州、厦门、泉州等地暗访了50多家茶叶门店,市场上没有发现销售“非卖品”“品鉴茶”及超过6万元每斤的茶叶。

天价茶长时间以来缘何屡禁不绝?中新网报道称,武夷山是武夷岩茶主产地,主要消费市场却在武夷山辖区外,存在跨区域执法的难题。连永忠称,武夷山虽是茶叶主产地,但从检查情况看,所谓榜单上的茶叶都是在武夷山辖区以外市场销售。他表示,因为不能跨地域执法,所以到福州等地时,只能暗访。

王晓军称,2018年至2021年,网传销售过天价茶叶的武夷山茶企有26家。武夷山市安排26位市领导一对一、点对点地服务和引导。“我们不是整治它,是服务它。帮助这些茶企健康发展,因为茶产业对武夷山太重要了”。

茶叶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武夷山市作为福建省茶叶主要产区,现有茶山面积14.8万亩。武夷山市委书记江建华说,全市将通过三年努力,到2022年,实现规模以上茶企100家、规模以上茶企产值100亿元、产值亿元以上茶企30家以上、产值5亿元以上茶企6家、茶产业税收3亿元的“11363”发展目标。肖卫财称,计划经济年代,武夷山市只有一个崇安县国营茶厂(注:1989年8月,撤县建县级市即武夷山市),改革开放后,武夷山茶企越来越多,很多茶农都注册了茶企,自产自销。“我作为茶农,也注册了自己的茶企”。

茶叶对当地经济的意义显而易见。王晓军告诉《中国新周刊》,武夷山市总人口24万,从业人员大约有12万。截至目前,武夷山市注册茶企5100多家。可以说茶产业是武夷山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产业,养活了武夷山市半数人口。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分析称,不仅仅是武夷山,全国很多地方的茶叶主产区,茶产业都是当地主要经济支柱,而真正能推出天价茶且有市场的茶企,都是规模较大、也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茶企,这类企业对当地经济贡献率也较大。“因此,政府整治‘天价茶’的时候,也会投鼠忌器”。价格被炒高后,对茶农也带来了冲击。福建省政协常委、民建省委主委吴志明曾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表示,一些茶企过度炒作、过度包装,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岩茶的信誉度有持续下降趋势。近两年以来,中低端岩茶滞销率达40%以上。

武夷山市也在通过多条途径,力图管住“天价茶”。官方表示,将加快健全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组建茶叶交易中心,全面梳理“天价茶”乱象背后涉及的违规违法问题,形成“问题清单”。

“这次事件所引起的政府关注度和整治力度,在武夷岩茶产业中前所未有。”成立于福建的海峡两岸茶叶交流协会在一篇文章中评价,非健康的发展模式无法长远,茶产业看似风光,实则虚弱不堪,专项整治的一把火也可能灭不了天价茶,更重要的是武夷岩茶产业的发展如何“借由此次事件真正走上正轨”。

来源:中国新周刊,作者:周群峰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武夷岩茶的“三坑两涧”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众所周知,“三坑两涧”是武夷岩茶最核心的产区,因其独特的山场环境和气候土壤导致此区域出产的岩茶品质优异。那么,作为对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高度概括的这个词“三坑两涧”最早究竟是谁提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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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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