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喝普洱的过程中，追求“一山一味”是我们的热爱，也是对味蕾的抚慰。
一山一寨、一地一味，一方水土也可养一方茶，每一个山头的普洱茶都有它不同的滋味。不同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普洱茶不同的滋味，在土、光、温、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普洱茶独具特色的口感滋味。
人们常说，班章为王，易武为后。位于西双版纳、普洱与缅甸的交界处的景迈山则被誉为普洱香妃，“景迈香妃”究竟是因何得名？
独特的地理位置成就景迈茶香
景迈山位于云南省的中缅边境上，位于普洱市澜沧县惠民乡，山海拔1000米至1700多米，年平均气温21.2摄氏度。
景迈山生态条件的优越，正是造就景迈普洱传奇的法宝。山中云雾萦绕，古木参天，星罗棋布；茶在林中，莽莽苍苍，蔚为大观。景迈山的茶树生长在云雾弥漫，空气湿度高，日照较短、较弱，多蓝紫光及日夜温差大的环境中，所以茶叶中的蛋白质、氨基酸及芳香油等物质的形成较多，其中蜜香的主要构成成分是苯乙酸苯甲酯含量也相较于其他茶区的茶叶更高。
景迈山古茶园的茶树没经过人为矮化，而且全部同山上的原生古树混生在一起，在古茶园里，一个人抱不过来的古树比比皆是，这种混生或许也是景迈茶香气独特而强烈的源泉。
深植于历史记忆中的古茶园
景迈山的种茶历史有近2000年。整个古茶林占地面积2.8万亩，实有茶树采摘面积1.2万亩。自明代以来，景迈山的茶叶就已经是皇室贡品，沿茶马古道远销世界。国内外专家学者称景迈山为“人类茶文化史上的奇迹”、“世界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
一千年前，傣族人的祖先在景迈山深处的森林中种植茶树，没有将其它的树木砍伐殆尽，而是让茶树和高低错落的不同植物共处，林下种植方式保留了森林的生态多样性，而茶叶也吸收了极为丰富的植物元素，无须再进行人工施肥。
在自然生态的调配下，各物种相辅相成，也彼此制约，而这种制约恰好能够抑制病虫害的暴发。景迈、芒景的万亩古茶园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它见证了茶树从野生到驯化，再到规模化种植的发展历程。
据《布朗族言志》和有关傣文史料记载，景迈山古茶林的驯化与栽培最早可追溯到佛历713年(公元180年)，迄今已有1837年历史。早在傣历600年(公元1139年)前，景迈大平掌就出现了茶叶交易市场—“嘎轰”。明代以来，这里的茶叶已是孟连土司，乃至皇室贡品了。
苍林起雾霭，空谷生幽兰。景迈福韵，历经五年自然时光陈化，退却了青涩，多了一份时光臻味。
野韵依然，高雅之韵，浓烈之风，神韵同具。或许“王者班章”的滋味您已不再陌生，“王后易武”的细腻您已收入记忆，这次我们想请您感受“景迈香妃”的高雅幽远。
普洱茶火了，许多不懂历史与时代背景的人，就以为普洱茶的祖上有多荣光，在做一个天大的产业。其实历史不可细读，普洱茶虽然贵为贡茶，但长期产业化水平极低，其政治地位与产业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这是由于普洱茶原产地——滇西南地处边疆，清朝长期以维稳为主，云南参与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程度低，没有大市场的支撑，带不来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云南茶产业大发展。
云南茶真正纳入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普洱茶由贡茶进入了号级茶唱主角的时代。这标志着云南茶产业的真正崛起。我们也要看到，云南茶虽然纳入了东南亚——大西南——华南贸易大循环，但喝普洱茶的人口有限，导致清末民国普洱茶的产销量不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口热，普洱茶虽然销往香港、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台湾、韩国与马来西亚等众多海外国家与地区，但消费普洱茶的人并不多，导致普洱茶的年生产量才几千吨。
因此，我们要知道普洱作为历史名茶，其带来的辉煌长期仅是政治与文化意义的，比如作为边销茶稳定藏区民族团结，作为满清皇家贡茶，作为民国政府抗战的战略物资，作为建国后出口创汇的特种茶，但改变不了普洱茶在2003年之前市场容量与产销量低的事实。普洱茶真正大产业化发展还是2003年以后的事，国内大市场的激活推动着普洱茶产业的狂飙突进，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思路。
从产销量来讲，80年代是属于滇红的，90年代是属于滇绿的，普洱茶在产销量方面只是配角。为什么云南人在2000年不认识普洱茶，是因为云南人喝滇青的传统，在80年代被大渡岗绿茶、90年代被临沧蒸酶茶所改变，老一辈喝滇青三春茶的记忆，已经被70后、80后只喝绿茶所改变。这就是“云南人不喝普洱茶”说法之由来！
在云南绿茶的黄金时代（1993——2002），我们不会正眼看一下勐海茶与勐海茶厂，当年勐海茶拉到思茅五一停车场交易是低端茶的代名词。这世界变化快！
2003年之前，普洱茶的产量少得可怜，从来没突破一万吨。八十年代，一年能出口两三千吨就觉得自己很牛了，而且这是1985年才实现的。99年销量因台湾与德国市场引爆而剧增，许多人98年99年2000年淘到普洱茶第一桶金，然后成为什么普洱茶教父……
一个几千吨的小市场小产业，被过度包装成大经典大神话，浪费了多少祖国宝贵的纸张。
然后说民国、清朝有多牛，这么火，为什么茶叶种植面积、产量、运销量这么低！为什么低？因为种多了卖不掉！说老字号有多牛，我跑到易武见那些老字号的老宅，很小家子气，证明当年不会做太大生意。商人、文人为名利喜欢拔高历史，但我们要尊重历史……
本文将首次从国内国际贸易大循环的角度讲云南茶的历史……
解释一下，为什么普洱茶贵为贡茶，在有清一代种植面积、产量与运销量又那么小？这种产业化规模小，是与福建茶区、两湖茶区、安徽茶区与江浙茶区相比较的，云南边地茶与内地主产区的产业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宁洱不产茶(困鹿山原属景谷，不能证明宁洱产茶)，其实道理很简单，茶叶种多了卖给谁？没有大市场支撑，宁洱人种茶动力不足。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产业，在清道光年间以前形成商品化的产茶区很少，以思茅厅古六山最为出名。道光以后，尤其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商品化茶叶种植基地才开始遍及澜沧江中下游两岸，与之对应的是民间私商茶叶经济的兴起，普洱茶由贡茶时代进入了号级茶时代，才真正使云南茶在清未民国进入了规模产业化时期。翻历史资料，云南许多产茶县，大面积种茶都在光绪年间到民国，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大都成立于1870年之后。
云南茶产业不发达，首先是远离销区，云南多山，产业效率极其低下的马帮运输极大阻碍了云南茶的产业化进程。内地的福建茶、两湖茶、皖茶、江浙茶，不但处于内销腹地，而且纳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而且可以利用江河湖海搞低成本的内河与海洋运输，在运输效率与大市场接轨方面，是云南茶不可想象的。
茶马古道，其实是云南古代近代的商路，茶叶运输量其实很小。比如，滇缅贸易量最大的商品——棉花，许多搞茶文化的都不知道……
云南的茶文化就是，当代普洱茶荣光，祖上就一定无限荣光。云南的茶走山路，靠马帮，运输成本高，影响了大规模商品化。看看两湖江浙安徽福建茶区，全部是江河湖海运河运输，水运比马帮运输成本低多了，茶叶商品化远超云南，而且福建、两湖、安徽、江浙茶区纳入了国际贸易，而云南……
看下古代近代中国茶叶主产区发达的通航水系。以武夷茶为例，到广州，到福州，到上海，除走一小段陆路外，全是水路……
在中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全部被支流与运河连通，成为一条河。所以，中国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与繁荣的工商业。一条被黄河夺道消灭的古济水，从北到南，将黄河与淮河连在一起，加上吴国开邗沟，连通江淮，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江淮黄河已沟通成一水。
四川雅安茶虽然也是人背马驮，但其离藏区比滇西南、滇西产茶区近得多，故以雅安茶为代表的川茶输藏量远超云南茶，以至于今天雅安茶被称为“藏茶”。
云南周边长期没有茶叶销售的腹地，要超远距离拉到藏区卖，这是清朝严控边疆产业与贸易政策造成的。
宋元以降，明清两朝不以贸易立国，相反对海疆与边疆的对外贸易极为警惕，比如东部沿海走私集团带来了倭寇，出身海盗的郑成功父子长期盘踞台湾，所以朝廷要海禁，生意只能到广州十三行去做。清朝的中缅关系决定了朝廷对滇西南的开发极为保守，以稳定为主，不出乱子就好，发不发展关系不大。
明代，前有“三征麓川”，后有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乾隆年间，爆发了中缅战争，虽最终和平解决，但中国吃了大亏。云南的西部与西南部边疆战乱不断，经常出现危及国运的大事件。中缅边境有明遗民问题——桂家、敏家集团，朝廷担心，内地汉人跑到边境土司地开矿垦殖，会形成数万人聚集的大银厂，这些武装银厂再跟缅甸、边境土司与明遗民勾结起来造反或武装割据，成为大清国的边患，故只主张在边地实行有限度的拓植。桂家首领宫里雁在缅甸木邦开发波龙银厂，石屏人吴尚贤在葫芦王地开发茂隆银厂，成为聚众上万，与缅甸及边境土司的关系盘根错节，有雄厚财力支撑的政商军事集团，为朝廷所忌，最终想方设法除去，以消弭边境心腹之患。
古六山允许发展茶叶经济，是因为江内改土归流，江外宜土不宜流，古六山属江内(澜沧江以北)，在雍正朝改土归流，朝廷有统治基础，可以大力发展茶产业，而不担心汉人来多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生乱。不过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可以发展，但不能太过于发展，以至于尾大不掉。中缅关系紧张，加上边境土司与明遗民问题复杂，清朝将滇西南视为严格控制开发的地区，云南与东南亚没有形成繁荣贸易的条件，云南茶除了本省消化以外，只能远距离卖藏区。交通不便，没有深入参与国内市场大循环，更没怎么参与国际贸易大循环，导致云南茶发展缺乏大市场驱动，长期产业化水平低。
接下来，讲讲清朝中叶的人口大爆发、杜文秀起义与中缅棉花贸易圈对云南茶规模产业化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知道，康雍乾盛世也是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一百多年，到了乾隆晚年中国内地已经人满为患，越生越穷，过剩的人口就向人口少的边地移民，甚至移民东南亚与美州。清廷在人口压力下，也只好松驰边地严控移民的政策，对大规模的自发移民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只要不太过份，保持容忍态度。于是，从18世纪晚期起，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而云南内地也“穷走夷方急走厂”，出现了石屏人大规模向滇西南移民拓殖——走西头。古六山的茶叶经济，就是石屏人拓植的一个重镇，通过小本经营完成原始积累后，纷纷开茶庄办商号搞多种经营，从而将普洱茶从贡茶时代推向号级茶时代。
乾隆晚年兴起的边地大移民过程中，汉民不敢过多深入持敌意的边境土司地，但杜文秀起义造成的战乱将边地土司政权摧毁，汉民随汉军与流官政府深入边地——夷方，在汉文化的推动下，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纷纷种茶，云南茶产业在光绪年间进入了产业化大开发时期。杜文秀起义军多回民，回民善贾，起义失败后杜部回民大量逃往边境与缅甸、老挝、泰国，这些会做生意的人牵扯了一张东南亚与云南乃至大西南的庞大贸易网，其中茶叶是重要商品。这样一来，云南茶除藏销与瑞贡京城外拥有了东南亚——云贵川藏统一大市场，这对云南茶在1870年以后的崛起功不可没。
1885年，英国攻占上缅甸，吞并了整个缅甸，缅甸以殖民地经济的形式纳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缅甸掸邦高原产棉花，但缺生丝，云南产茶，四川产丝，但缺棉花，于是以中缅棉花贸易为主的“缅甸——中国西南贸易网”形成，云南的大商号，比如永昌祥、茂恒等，到缅甸进棉花卖给四川，将四川生丝卖给缅甸，再顺手将云南茶卖到云南内地、四川、贵州、西藏、广东、香港与东南亚。这样一来，云南茶就纳入了国际国内贸易双循环。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清朝200多年间，普洱茶的生产加工中心在澜沧江以东的六大茶山，普洱茶的交易中心主要在普洱、思茅。
普洱府成立时(1729年)清政府改土归流的计划没有推行到澜沧江西岸，勐海仍在车里宣慰司的自治范围内，汉人进勐海经商有很大的阻碍，直到清朝结束的两年前汉人一直未能在勐海建起茶庄加工经营茶叶。
1910年石屏籍汉人张棠阶进勐海建起第一个茶庄——恒春茶庄，张棠阶能第一个在勐海建茶庄是仰仗其岳父大人为缅甸大土司，勐海、勐遮各土司不敢对其任意刁难。
从柯树勋的改土归流说起
民国2年，云南省督府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于车里(今景洪)辖今西双版纳州全境，柯树勋任总局长，负责治理西双版纳，柯公任职十六年直到1926年去世。
西双版纳澜沧江以西的改土归流，是从柯树勋开始，1913年澜沧江西岸的六个版纳才开始进行实质性的改土归流，柯树勋乃广西人，带兵驻云南多年，他深知西双版纳与内地的差距，他的改土归流计划推行得稳步而慎重，柯公总结了清代澜沧江以东改土归流的经验教训，对车里宣慰司贵族采取了团结、引导、限制、适当保护其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使西双版纳在从清朝进入民国这一重大历史转变时期没有发生动乱，平稳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柯树勋一边进行政治改革，一边抓紧发展经济，行政总局成立后，首先组织人疏通驿道、修整渡口、清剿劫匪、增加哨汛，使普洱至勐海的道路畅通无阻，为外地人进澜沧江以西经商创造条件。
柯树勋在他的治边条例中提到要恢复发展勐海地区茶业，柯公任职期间江东岸六大茶山茶号老板及思茅、元江的茶商常年进勐海购原料。
柯树勋在西双版纳修驿道时，英国人为了争夺西双版纳的茶也在缅甸大修公路、铁路，使缅甸到印度更为方便，也使勐海茶销往西藏路更近，云南各地的商人们也看上了这个商机。
1924年腾冲富商董耀廷携资进勐海建洪记茶庄，1925年玉溪商人周培儒也紧随其后，来勐海建可以兴茶庄，勐海茶叶原料从此以后运往思茅和易武的越来越少。
柯树勋任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时期乃民国刚建立，柯树勋对西双版纳澜沧江以西的改土归流只能缓慢而稳步地进行，他的许多开发计划都未能实现，1926年5月柯树勋病逝，柯公去世后不久，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撤销。
1927年西双版纳澜沧江以西6个版纳划分为车里、佛海、南峤三个县，县的成立也就是改土归流的结束，从此以后西双版纳的政权组织与内地完全一致，车里宣慰司对西双版纳已没有掌控权，西双版纳几百年的割据、封闭状况彻底结束，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快，汉人可以自由地进入车里、佛海、南峤地区。
佛海之崛起
1928年实力雄厚的鹤庆商人张静波入驻佛海，开办恒盛公茶庄，张还高薪请来思茅师傅来茶庄做紧茶，至此，云南的四大商帮石屏帮、玉溪帮、腾冲帮、鹤庆帮全都聚集佛海，这种经济成分的组成其优势与竞争力已胜于易武，1928年至1937年间又有省内外一些实力不等的商人相继入驻佛海办茶庄，1937年佛海私人茶庄已达20多家与易武已不分高下，成为澜沧江西岸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
如果说几十个私人茶庄在佛海还算小打小闹，那么1938年云南的地方财团陆氏集团办的思普企业局南糯山试验茶厂便是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开发佛海茶业的大手笔，而1939年南京政府财政部控制的中茶公司办的佛海茶厂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孔宋财团在西双版纳的强势亮相。
车、佛、南的10多万亩古茶园吸引着私人老板、地方财团、中央财团的眼球，三股势力汇集佛海办茶业，佛海的天时、地利、人和使其他地方无法与之竞争。1939年至1942年佛海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茶叶加工中心和出口基地，易武的地位日趋式微。
为什么民国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僚到私人商户都汇集到佛海加工发展茶叶，一是佛海当时拥有云南省面积最大的茶园(至1950年仍有10万亩);二是因为英国人在缅甸修了铁路、公路，使勐海茶叶运往东南亚和西藏缩短了路程;
三是因为抗战爆发国家需要外汇，而销往东南亚和西藏的茶都能换取外汇，四是佛海废除了近千年的封建领主统治，建立了与内地一样的政府管理机构，为各种经济成分的进入提供了社会条件。有原料，有销路，有官方保护，道路也畅通，只要加工出产品钱就滚滚而来，各路诸侯奔佛海办茶就不为奇。
普洱茶生产交易中心的转移
历史上，普洱、思茅在明、清时期的繁盛皆因茶叶，西双版纳的茶叶明清时期大都在普洱、思茅交易，清咸丰五年(1856年)大理杜文秀起义占领滇西十八年又攻占普洱3年多。
普洱南部的六大茶山的茶叶从清咸丰年间起就开始折向，绝大部分往东南亚、广东、香港方向销，普洱、思茅茶市因乱战从咸丰年起走向衰落，同治末年(1874年)杜文秀起义虽被平息，但从光绪年至民国26年，六大茶山各茶号将茶叶销往东南亚、广东、香港等地的走势却一直没有改变，普洱、思茅未能恢复到咸丰年以前的景象。
澜沧江西岸的勐海光绪初年已有汉人进入收散茶，一部分销缅甸，一部分销江东的易武、倚邦，一部分经澜沧、双江、凤庆、巍山运往大理，而不从普洱、景谷、景东方向走，到1930年以后勐海运西藏的茶全部改道由打洛出境经缅甸、印度入西藏，勐海茶已不走普洱、思茅。
普洱茶的生产交易中心在民国期间逐渐转移到勐海地区。我们来看一下思茅从光绪年至1940年的情况。1880年至1920年间，思茅、普洱没有再发生战乱，社会较安宁，思茅茶业曾一度有所恢复，最好时思茅曾有20多家茶号，加工的茶叶一部分送东南亚，一部分送思茅海关(1896年思茅设海关)，送到普洱交易的已非常少(1913年普洱府撤销)。
正当思茅茶业出现兴旺时，天降大祸于思茅，1921～1924年思茅发生了严重的瘟疫，致使思茅十室九空，人口急剧减少，1926年疫情更威逼得1914年迁入思茅的普洱道署又从思茅迁回普洱，因瘟疫不退，1926年以后思茅商业一落千丈，私人茶庄全部倒闭，1931年，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思茅从一等县降为三等县。
1937年，法国人又在越南作祟，阻挠易武、倚邦的茶进入越南，澜沧江东岸的六大茶山茶叶销路受阻，1938年普洱、思茅、易武、佛海四个地区，仅剩佛海还有路可出，那就是经打洛出境销往缅甸和西藏，1928年至1938年佛海私人茶庄已增至20多家，这是佛海私人茶庄的黄金岁月，以1936年来比(1936年易武尚未受挫)，当时能与易武比高下的便只有佛海。
易武让位给佛海，也许是历史的安排，范和钧的到来开始了佛海制茶工艺从传统到现代的全新起点。
1939年4月范和钧奉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之命来佛海建厂后，为了垄断经营，范通过缪云台、郑春鹤向孔祥熙建议，茶叶出口要由政府专营，孔祥熙对范和钧的建议心领神会，1939年6月孔祥熙以财政部的名义下文，禁止私人运茶出境，茶叶外销权归中国茶叶公司，孔部长的这道命令，使澜沧江以东的易武、倚邦的私人茶庄动弹不得，这些茶庄占领东南亚、香港市场已近百年，尤其是光绪年后易武、倚邦的茶80%销往东南亚、香港。
孔部长一纸命令，使他们从今后不能再从六大茶山的各个山口驼茶出境，范和钧不露声色，一纸电文将六大茶山的几十个茶号控制住。不得已易武的百年大号纷纷向江对岸佛海的范和钧俯首称臣。易武、普洱、思茅从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舞台上退下。
再把目光移一下，回到民国初年，我们还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普洱茶加工中心、交易中心、出口中心的转移与国外势力也有一些关系。
民国成立后，洋人在思茅海关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海关形同虚设收不到税，但洋人的眼睛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云南的茶叶，他们知道巴黎、伦敦需要云南茶，西藏更是离不开云南茶，从1912年至1926年英国人在缅甸大修公路、铁路，1930年公路修到了景栋，这里离勐海打洛仅几十公里了。
从打洛→景栋→仰光→加尔各答→葛伦堡→西藏，比从普洱→大理→丽江→芒康→拉萨方向缩短约一个月的路程，云南的马帮竞争不过英国人的火车、汽车。英国人在思茅海关收不到税，修条公路接打洛，便在缅甸、印度坐收渔利，洋人也在其中拨了杠。
来源：普洱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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