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我市各大茶园的漫山茶树，依然在吐露新芽，连片茶山青翠欲滴，正在茶园里劳作的茶农，一说起六堡茶，就笑逐颜开。
如今，穿越了1500多年历史的梧州六堡茶，正在成为致富黄金叶，实现了一片叶子带动一个产业富了一方百姓的初衷。
2021年，按照中央、自治区对茶产业发展的科学谋划和部署要求，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做大做强六堡茶产业，聚焦“茶苗、茶园、茶企、茶师、茶市、茶城”六大关键环节，贯通产加销、融合茶文旅，促进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把六堡茶产业打造成为广西茶产业的“半壁江山”。
历史久远的六堡茶开始展新颜。
——随着生态茶园建设大会战全面打响，六堡茶市场产销两旺，2021年我市六堡茶产量2.5万吨，综合产值110亿元;2022年1至7月，全市干毛茶产量达5307.02吨，与去年同比增长约20%。预计今年六堡茶总产量超3.5万吨，综合产值超160亿元。
——不畏困苦，自得其芳。六堡茶品牌价值一路攀升，“梧州六堡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37.64亿元，居广西茶叶类第一位，被评为2021年中国茶叶最具品牌发展力品牌和2022年最具品牌传播力的三大品牌之一。在即将举办的第19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举办“茶船古道·六堡茶发展高峰论坛”，助推六堡茶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六堡茶产业一步步改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发展后劲更加有力，发展信心更加坚定。
在这样一个新发展阶段，本报对六堡茶产业发展进行全面研究总结，进一步总结成绩，提炼亮点，鼓舞信心，探寻更多加快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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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寄予厚望的一杯茶
一片叶子，成就了一个产业，富裕了一方百姓。
——习近平
2022年开春，在长洲区摩天茶海项目基地内，一行行新种的茶苗遍布山野，沐浴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盛丰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准了六堡茶产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投资开发建设“梧州摩天岭六堡茶海”项目，稳步推进生态茶园建设。公司相关负责人关明锋介绍，该项目已完成生态茶园种植约7000亩，计划到今冬明春再进行扩增，种植总面积达到8000亩以上。
去冬今春，我市全面启动生态茶园建设大会战，越来越多茶企、茶农和有关部门聚力做好生态茶园“绿色”文章，投入到茶苗培育、茶园建设当中。目前，全市已落实种苗近1500万株，具备种植条件的土地10万多亩，已种植茶苗8万多亩，茶园面积已达20.43万亩，创下我市茶园面积新纪录。
苍梧县六堡镇黑石顶生机勃发的六堡茶生态茶园。(资料图)
“按照茶园种植规划，我市计划每年新增生态茶园建设，到‘十四五’期末实现茶园种植面积100万亩，构建以苍梧县为核心区，藤县、岑溪市为优势区，万秀区、长洲区、龙圩区、蒙山县等为拓展区的‘一核心两优势四拓展’六堡茶茶园建设布局，力争从源头上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市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黄凌说。
今年3月，藤县象棋镇党员与群众一起在罗文村六堡茶园种植基地开展义务种茶活动。彭进龙 摄
生态茶园建设是我市推进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中央和自治区作出一系列科学谋划、提出一系列部署要求，为我市六堡茶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茶产业的发展，为各地振兴茶产业谋篇布局。他在福建武夷山燕子窠生态茶园考察时指出，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以六堡茶为引擎打造广西千亿元茶产业。2021年以来，自治区主要领导刘宁、蓝天立来梧调研时均明确指出，六堡茶产业发展前景很好、大有可为，大力支持梧州把六堡茶产业做大做强。
8月17日至18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强调，六堡茶是“小茶叶”“大产业”，梧州市要扩大种植面积，着力在科技、开发和销售上下功夫，加大六堡茶宣传力度，让“六堡”变“六保”“六宝”。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聚焦品味、品质、品牌等要素，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积极探索制定面向东盟的国际茶业标准，把六堡茶的高雅品质保护好，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培育打造特色品牌，努力把六堡茶发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联农带农富农的重要载体，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国家、自治区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六堡茶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农业农村部等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茶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茶园建设、生产加工、商贸流通等六个方面支持茶产业发展。自治区及有关部门出台《打造千亿元茶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关于促进广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广西六堡茶及特色优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等系列政策文件，加大对茶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在这种发展态势下，我市乘势而上，加强统筹谋划，坚持系统思维，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推动六堡茶产业大发展、大提升。2021年12月8日，市委书记蒋连生在全市茶产业发展动员部署大会上指出，茶产业是绿色产业、富民产业，也是梧州特色优势产业。在新时代推动梧州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措施。
推动梧州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可谓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围绕打造广西千亿元茶产业“半壁江山”的奋斗目标，我市成立六堡茶产业发展指挥部，出台实施《梧州市六堡茶文化保护条例》《梧州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梧州市支持六堡茶茶园建设政策》《梧州市茶园种植“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措施，为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立足高起点、高标准、严要求，我市抓住重点、扭住关键，发挥“原产地、原种茶、原工艺”三原优势，围绕“茶苗、茶园、茶企、茶师、茶市、茶城”六个关键环节，完善六堡茶标准体系建设，系统性谋划、产业链推进、品牌化打造，推动六堡茶产业规模化发展。
放眼梧州各地，茶山冒新绿，茶叶飘馨香，茶人采茶忙。六堡茶产业站在了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造福一方百姓的传奇正在梧州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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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标准化道路的一杯茶
因地制宜给茶叶分级，成片、成规模地种植，科学管理，打出品牌。
推进茶种改良，提升茶叶质量，做出精品茶叶。
——习近平
位于苍梧县六堡镇四柳村的沁怡六堡茶专业合作社内，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快速对茶叶进行分拣，再通过一系列制茶流程，实现茶叶加工全过程流水线作业，茶叶从鲜叶到成品“不沾地、不挨手”，在提高茶产品生产效率的同时，还保留了传统农家茶的口感。
六堡茶有传统和现代两种制茶工艺，这两种制茶工艺生产出来的六堡茶口感不同，市场各有偏好，分别被叫作“农家茶”和“厂茶”。以往的农家茶都是纯手工制作，但生产效率不高。如何做到既实现自动化生产又保留手工制茶的口感呢?
“我们在生产环节上下功夫，研究改良生产设备。”自治区级六堡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沁怡六堡茶专业合作社创建人谭爱云说。以前每到茶叶收购和加工季节，厂里聘请30多位工人，一天也只能加工不到100公斤茶，不仅产业做不大，也无法实现带动更多村民致富的愿望。但是，市面上现有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属于现代加工工艺体系，无法做出农家茶的口感。
为破解效率和口感不统一这道难题，谭爱云找到在外地参展时认识的一家设备制造厂商，让技术人员按照农家茶的制作流程和口感对设备进行改良设计。经过一遍遍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2018年，沁怡六堡茶专业合作社投资建成了一个年产50吨有机毛茶的加工厂及配套生产设施、辅助设施和公用设施，并于当年年底投产。
“这条生产线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保留了特定品质，有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对促进传统六堡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苍梧县委副书记马士成说。如今，沁怡六堡茶专业合作社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带动村里200多农户增收致富。
这是六堡茶生产企业推进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实例。
苍梧县大营六堡茶专业合作社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记者 冼振宇 摄
面对产业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不高、全产业链条不完整等制约产业发展的问题和差距，我市积极引导和推进六堡茶产业精深加工，健全完善六堡茶标准体系，培育龙头企业和茶产业专门人才，全方位推动六堡茶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
建标准。按照“有标贯标、缺标补标、低标提标”的原则，我市加快完善六堡茶标准体系，完成编制并发布实施的六堡茶国家标准1项、广西地方标准18项，正加快研制六堡茶国家实物标准样，加快制定六堡茶适宜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标准、传统加工工艺和现代加工工艺标准、衍生产品标准、地域标准等各级各类标准，推进从茶树育苗、栽培管理、茶叶采摘、六堡茶加工、包装、贮运等各个环节标准化生产，实现从茶苗到茶杯的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覆盖。同时，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强化全市茶叶质量评定及管理，实现标准种植、规范生产、全程可溯。
精美的六堡茶外包装 (资料图)
强科技。我市谋划申报广西科技重大专项“广西六堡茶‘八新双增’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项目，从六堡茶品种选育繁育、种植、加工、品质化学、保健机理、仓储六大板块19个课题开展技术攻关，加快实现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等8个科技创新目标。我市更是抓好六堡茶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重点谋划建设国家级六堡茶检测中心、六堡茶农业科技园以及六堡茶良种选育繁育工程技术中心等科技平台，加快筹建广西六堡茶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我市建立六堡茶研究中心，重点抓好茶树优良品种选育、茶树高产栽培技术、茶叶精深加工技术等重点项目的科技攻关。
育品牌。我市引导和鼓励茶叶企业、科研单位研发使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建设六堡茶标准化生产车间，推动清洁化、标准化、自动化生产;实施生产车间数字化改造，推进适应茶叶生产加工等环节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设施装备研究开发、引进示范和推广应用，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茶产业附加值，形成品牌效应。目前，我市已有SC认证茶企85家，其中，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家、自治区级农业龙头企业7家、规模以上企业9家，培育发展出“中茶”“三鹤”“茂圣”“苍松”等一批优秀品牌。
建队伍。专业人才和产业队伍是六堡茶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去年以来，我市实施“三师”工程，大力培育一批制茶师、茶艺师、评茶师等专业人才，提高六堡茶权威认证和专业鉴定水平。通过“引将才、培匠才、借外脑”等方式，我市从浙江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引进一批茶学专业人才，提升六堡茶产业的科研水平。我市开展涉茶人才调查，广泛收集六堡茶人才信息，并通过聘请经验丰富的制茶大师建立六堡茶产业专家库，目前全市已有约400名后备人才、50名核心专家。我市还大力培育具有传承技能、示范带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堡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讲习所，传承传统技艺和茶文化。去年，我市举办六堡茶产业人才发展与品牌战略、茶园种植技术、茶园机械化生产技术、六堡茶外贸出口等专题培训班，累计培训人员超3500人次，促进茶业从业人员提升专业技术水平。
梧州市“茶船古道杯”六堡茶茶艺师技能大赛中，选手在比赛中展示茶艺。记者 朱元冬 摄
在推动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过程中，我市六堡茶产业发展活力持续释放，茶企规模进一步壮大，人才进一步集聚，市场进一步拓展，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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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悠久文化的一杯茶
“茶”字拆开，就是“人在草木间”。
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习近平
一条小河，缓缓流经苍梧县六堡镇合口街古码头。这里，就是“茶船古道”的起点。昔日的“茶船古道”熙熙攘攘，舟楫来往，是六堡茶运往外地的船运通道，承载着六堡茶悠久的历史文化，也见证了六堡茶曾经光辉的发展历程。
“六堡茶按特定的工艺进行加工，属黑茶类，产制历史可追溯到1500多年前，品质以‘红、浓、陈、醇’四绝著称，在清嘉庆年间就被评为‘二十四名茶’之一。”梧州市六堡茶国际交流促进会会长陈伯昌介绍说，六堡茶起初并没有具体名称，因产自六堡镇，故而称之为六堡茶。《苍梧县志》记载“茶产多贤乡六堡，味醇隔宿而不变，茶色香味俱佳 ”。
在位于苍梧县六堡镇的六堡茶博物馆，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着六堡茶的历史和发展历程。老照片显示，晚清时期，300多万名华工为谋生远下南洋。六堡茶因可长期存放，还可消暑和缓解肠胃不适，成为在高温湿热环境下工作的华工们日常饮品首选。“受南洋华工影响，当地居民也渐渐喜欢上饮用这种茶。六堡茶在南洋的销售越来越好，成为著名的‘侨销茶’。”市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梁威龙说。
六堡茶散茶深受市场追捧。(资料图)
出口需求量增长带动六堡茶产业在抗战爆发前达到高峰。据六堡镇87岁老茶人李旭秋回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六堡镇及周边地区人家几乎都参与到六堡茶种植与制作当中，山上满是茶园。
“产茶季节，茶叶在六堡的合口街码头启程，先是用尖头船运送，经梨埠换大木船，进入贺江，经封川江口，进入西江之后再搬到大船上，运送到广州，再转口南洋和世界各地，这就是当年著名的‘茶船古道’。”梁威龙说。
专家研究认为，“茶船古道”是六堡茶的海上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岭南文化、客家文化、粤港澳文化与南洋文化在此交汇，加深了地区间的交流与沟通。正是借助六堡茶，梧州增进了商贸、文化等方面的对外交流，获益良多。
因此，千百年沉淀下的六堡茶文化，成为梧州打造茶产业的重要“软实力”——
以新消费兴起为契机，推出淘宝·梧州特色馆、京东梧州特产馆，将梧州六堡茶打造成“网红美食”、广西特产行销全国和“一市一品”核心产品的同时，大型茶企还研发出了一批体现梧州特色、广西特色的六堡茶产品，举办了中国(广西)六堡茶斗茶大会、梧州六堡茶民间斗茶大会等大众参与度最高的茶界盛事;
以“茶船古道·新丝路”六堡茶行销全球系列活动为载体，打好开放合作“一带一路”“东盟”“东融”这三张牌，推动六堡茶行销全球;
2022年1月24日至26日，梧州六堡茶海报首次亮相美国纽约时代广告屏。(资料图)
以“六堡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梧州六堡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为双依托，依靠“梧州六堡茶”区域公共品牌和“茶船古道”文化品牌作为品牌双引擎，统一以“梧州六堡茶”形象对外宣传推广，带动一批优秀企业品牌形成品牌矩阵;
以梧州日报社出版的《茶船古道》《图说茶船古道》等书籍为基础，对六堡茶和茶船古道历史文化的抢救性挖掘保护，并且通过提升六堡茶的文化附加值、扩大产业市场等办法，促进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扩大广西特色产品影响力、增强六堡茶文化品牌竞争力。
从政府“独唱”到多方“共舞”，我市通过强树文化品牌和公共品牌，连接生产、市场、消费者，促进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历史文化六堡茶正沿“茶船古道”再次扬帆起航，续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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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政银企携手的一杯茶
因茶致富，因茶兴业，把茶叶这个产业做好。
坚持绿色发展方向，强化品牌意识，优化营销流通环境，打牢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
——习近平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完善的产业基础全体系，包括产品标准的制订、扶持政策的实施、交易市场的活跃。
六堡茶是中国三大黑茶之一，然而在没有出台六堡茶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之前，我市广大茶企办理相关产品认证时，只能参照其他黑茶标准，这让梧州茶人一度感到“憋屈”。
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六堡茶茶企之间也曾展开严重“内卷”，围绕六堡茶老茶婆哪家正宗、渥堆加工技术如何规范等问题，行内争论不休，行外一头雾水。
政府部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聚焦六堡茶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有关标准的缺失，政府利用“有形的手”积极采取措施。为健全六堡茶标准体系，我市集聚产业专家人才，组建广西六堡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力争建立完善企业、地方、国家、国际四级六堡茶标准体系，从源头拉好准绳、定好规范。
近年来，我市还推进关键环节标准的制订和修订，提高茶叶种植、加工、仓储等方面的标准执行力度，支持企业使用新技术、新设备，推动六堡茶精深加工产品的清洁化、标准化、自动化生产，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完善六堡茶批号编码、冲泡品饮、场地环境、仓储要求、斗茶赛制等产业服务标准体系，切实解决六堡茶标准落后、传统工艺六堡茶缺乏标准等问题，让产业链各个环节有标可依、有标必依。
评茶员演示评茶的部分环节。记者 冼振宇 摄
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层面助力六堡茶产业发展的喜讯也频频传来——
我市筹建国家黑茶(六堡茶)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经由广西市场监管局、广西计量院、广西质检院、广西特检院、广西标准院等部门专家组成的自治区专家组论证评审并获通过，将尽快上报国家总局审批。
在广西市场监管局下达的2022年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中，《六堡老茶婆加工技术规程》《传统工艺六堡茶连续化加工技术规程》《六堡茶罐体渥堆加工技术规程》《六堡茶茶园土壤质量监测及调控技术规程》《六堡茶产品价值评估指南》《六堡茶(传统工艺)的质量分级》《六堡茶窖藏技术规范》《六堡茶精制加工企业规范》等8项六堡茶广西地方标准获立项。
政企携手，与茶相伴，风雨前行，共克时艰。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茶企面临不少困难。而广西梧州圣源茶业有限公司却通过紧抓机遇提升品质、拓展国内市场，2021年销量成功实现逆势上扬，比往年翻了两倍。该公司董事长李月梅在我市金融财税部门召开深化“银税互动”助企纾困交流会上动情地说，得益于梧州市税务局“一企一策”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年轻的广西梧州圣源茶业有限公司已顺利实现上规。
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做大做强六堡茶产业的战略部署，有关部门用心用情协助和护航茶企上规入统发展壮大。市金融工作办公室联合梧州银保监分局、人民银行梧州市中心支行全面落实“桂惠贷”扶持茶企发展的有关政策，积极引导符合条件的茶企申请成为名单制产品的入库企业，让更多企业能够享受优惠利率贷款。
同时，我市鼓励金融机构通过产业分析和实地调研，对六堡茶特色产业创新开发“六堡茶贷”并纳入“桂惠贷”范畴，为市内从事六堡茶育苗育种、种植的个人和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及广大茶企争取尽可能多的优惠和支持。
“感谢政府推出这么好的政策，企业仅凭纳税信用评价结果就可以贷款，而且手续简单，我们一共获得了‘桂惠贷’贷款7000万元，节省利息支出142万元。”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祥说，得益于我市各种政策支持，去年企业营收1.7亿元，比2020年增长了36%，入库税费突破1100万元。
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享受的正是我市“银税互动”推出的纳税信用增值有关政策。市税务部门和金融机构合作推出的这一款纳税信用增值服务，可结合实际情况将诚信纳税、成长良好的茶企推送给金融机构，助力纳税信用变现融资信贷。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凭企业纳税信用获取贷款，既为六堡茶企业有效破解了融资难题，也实现了政银税企携手促发展的良性互动。现在全市已有10家金融机构与税务部门签订纳税信用增值服务的框架协议。在市金融部门与银行机构、保险机构的联合支持下，我市共为六堡茶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卡”户放款200多户，惠及六堡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416户，为15家六堡茶企业提供2.54亿元财产综合保险保障。
我市还积极打造广西粤桂国际茶业交易中心，发挥稀缺的“交易牌照”作用，植入数字经济、融资担保、供应链金融等配套金融服务，多渠道解决六堡茶企业投融资难题。通过用好直接融资扶持政策，持续探索以各类金融机构及社会资本投资投入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六堡茶经营主体通过保险、发债、上市及股权交易融资等多渠道多方法，满足六堡茶产业多领域的资金需求和发展需求。
政企同心、银税互动、金融浇灌，赋能茶产业大步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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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科技创新的一杯茶
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习近平
科技创新，是六堡茶产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永恒动力源泉。没有科技创新作为支撑，六堡茶产业的品牌营销、三产融合等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开拓创新的六堡茶企业，正以风雨无阻、勇往直前的实践姿态，践行着总书记这一“创新”金句，形成你追我赶、创先争优的发展态势。
树木葱茏的珠山，内藏“乾坤”——4000平方米的茶窖冬暖夏凉，为六堡茶发酵提供天然恒温恒湿的生物环境，让六堡茶形成香气纯正、滋味醇厚、独树一帜的茶韵。
这个茶窖，是广西梧州茶厂有限公司的陈化仓库，也是该公司创新茶叶加工技术的重要体现。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梧州茶厂有限公司既有着悠久历史，又是勇于创新的茶企典范。该公司在1953年始建木板茶仓，1958年首创冷水渥堆发酵技术，近十年来又在发酵工艺自动控制技术、蒸压造型技术、窖藏陈化技术、槟榔香六堡茶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创新突破，加上木板干仓对产品后期陈化储存的实践累积，形成“三鹤”六堡茶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2022年1至6月，该公司产值2.93亿元，产量1334吨，营业收入1.76亿元，“三鹤”品牌价值上升至4.53亿元，稳居广西茶叶企业产品品牌价值首位，各项业绩稳步向前发展。
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六堡茶生产线和发酵罐，开创了六堡茶生产从手工制作向机械化、自动化生产转变的先河，在保持六堡茶传统风味品质的同时，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了3倍，在国内首创的六堡茶发酵罐还获得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稷奖”。
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打造六堡茶文化馆，向参观者展示企业科技创新历程。记者 冼振宇 摄
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研发的全自动智能茶叶发酵装置和塔式连续震动蒸茶装置，比原来的传统人工发酵缩短一半时间，使六堡茶生产加工逐渐脱离劳动力限制，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
科技研发“一掷千金”，产业发展“一日千里”。通过数字科技创新驱动，引领产业提档升级，已成为梧州茶人的行业共识，也成为六堡茶产业发展的制胜法宝——
在产业前端茶叶种植方面，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于翠平带领科研团队历时两年多，研制开发出六堡茶专用有机肥，推动低产茶园改造，促使六堡茶产量有效提升30%。她还和团队研发六堡茶病虫害绿色防控和以草覆草、以草抑草的杂草防控技术，建立起六堡茶有机茶园的标准化生产技术模式，为我市生态茶园建设打下技术基础。“我们会继续努力，改变梧州茶园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制约茶叶产量的现状，助力六堡茶种植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市引进人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茶学博士，于翠平对六堡茶产业发展充满信心。
在产业中端产品开发方面，茶企以创新求突破，在产品研发上发力，以适应市场需求。如，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研发出茉莉六堡、柠檬六堡等产品，提升六堡茶初尝适口感;广西梧州茶厂有限公司推出“槟榔香”“金花”等特色系列产品，引起品饮收藏热潮;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研发袋泡茶、速溶茶粉、红柑堡、小柑堡等时尚产品，俘获年轻消费群体;梧州市天誉茶业有限公司在梧州、柳州两地市委统战部的牵线下，促成六堡茶与螺蛳粉跨界合作，实现从“六堡茶遇见螺蛳粉”到六堡茶与螺蛳粉“联姻”，在市场上引起不小的轰动，成功让六堡茶“红出圈”、火遍全球。
在产业后端市场推广方面，我市以扶持发展重点产业为中心，多部门多行业协调联动，推动文旅融合搭台、经济赋能唱戏，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聚合发展效应。市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开展六堡茶“六进”活动，举办“5·21国际茶日”全民饮茶、六堡茶网络直播、“非遗”来助力、六堡茶文化保护条例普及线上宣传等十个主要活动。梧州日报社自2019年倾力打造六堡茶民间斗茶大赛赛事品牌，通过党媒平台集聚业界精英，为弘扬六堡茶文化鼓与呼。由市商务局、市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及梧州日报社共同打造的梧州六堡茶网上商城于2020年上线运营，今年1至7月，通过商城直播带货的六堡茶成交额接近50万元，成交量突破1000单。
梧州六堡茶在网上进行带货直播。(资料图)
市茶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还与市市场监管局共同运作六堡茶产业质量服务“一站式”平台，与市司法局等组建六堡茶产业律师服务团，与市税务局共建税收赋能综合服务中心，与市行政审批局共建梧州六堡茶产业政务公开平台等，形成加快六堡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合力。
以创新驱动赋能，以“一盘棋”思想凝聚强大合力，六堡茶产业迎来加速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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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乡村振兴的一杯茶
过去茶产业是你们这里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今后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习近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苍梧县六堡镇广大群众来说，这是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九年前，在外务工的苍梧县六堡镇瑶族聚居村山坪村村民盘月梅返乡探亲，愁眉苦脸地向村党支部书记祝雪兰诉苦，说自己打工好几年，也攒不下什么钱，家里还是老样子，感觉生活看不到出路。祝雪兰劝她留下来，跟村民们一起种六堡茶，还向她承诺：“你只管把茶种好，茶叶我负责收购，我帮你销售。”
有了祝雪兰的鼓励，盘月梅打消顾虑，回乡创业。短短几年时间，盘月梅的茶园从2亩发展到现在的5亩，种茶年收入达10万元。
在祝雪兰的带领下，山坪村先后改造扩种六堡茶1000多亩，改造低产茶园300亩。2016年，山坪村依靠种植和加工六堡茶，摘掉了“自治区重点贫困村”的帽子。2021年，山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3.8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1.2万元，祝雪兰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山坪村依靠六堡茶产业发展实现了巩固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成为苍梧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深入实施乡村振兴的成功代表。
作为六堡茶的原产地，苍梧县积极抢抓机遇，用好自身资源禀赋，重点将六堡茶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进行打造。苍梧县委书记覃学海说，该县通过以土地入股等模式，吸引广大农民投身到六堡茶种植中，并制定茶园建设项目验收资金奖补工作方案，对县内标准化连片茶园给予种茶补贴，以奖补扶持资金让茶企、合作社与脱贫户、监测户及普通茶农之间形成资金利益联结机制，在带动茶农增收的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除苍梧县之外，其他县(市、区)也结合各自实际，探索推动六堡茶等乡村产业做大做强的措施办法，努力把六堡茶发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和联农带农富农产业。经过不断探索，我市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构建起以农民组织为主体，企业与农民之间共融共生的联结机制，直接带动24万人受益，其中脱贫人口约3.5万人，增加收入近430万元。
秋日里，苍梧县六堡镇大中村一片勃勃生机。距离村委办公室不远处的鱼鳞坝，吸引众多市民游客从市区驱车前来玩耍、度假。“游客增多，村里集住宿、农耕体验、茶园采摘于一体的农家乐也发展起来了。”大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韦德冰说。从大中村到六堡镇街区不过1公里路程，晌午时分，人们到镇街上的大排档点一只茶叶蒸鸡、炒一碟茶叶虾，配上一壶农家六堡茶，茶趣十足。饭后漫步在镇街，大大小小的茶铺茶馆林立，大方好客的村民会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去喝茶买茶。
苍梧县六堡镇大中村六堡茶庄园住宿环境清雅，推窗可见茶山。记者 冼振宇 摄
“以前道路崎岖难走，从市区到六堡镇要六七小时，难以吸引游客。2020年国道355苍梧梨埠至昭平马江段的道路修通了，从市区到镇区的时间大大缩短了，带旺了整个镇的人气，也带来了发展希望，成了六堡群众的‘致富路’。”六堡镇党委书记林柱雄说。近年来，六堡镇以国家特色小镇建设为抓手，建设特色茶街、特色民宿、绿色观光茶园，实施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项目，加快产城融合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同时，在六堡茶核心产区，依托六堡镇各村特色，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景”乡村振兴示范点，形成了以大中村—塘平村—四柳村—山坪村为代表的“百里茶廊”党建促乡村振兴示范带。2021年，六堡茶区接待游客200万人次，茶农人均收入1.1万多元。
路宽广，茶飘香。我市充分挖掘苍梧县“中国名茶之乡”“全国十大魅力茶乡”和八集山庄、苍松茶园、双贵茶园“全国最美茶园”等资源，以及广西梧州茶厂有限公司、梧州中茶茶业有限公司、广西梧州茂圣茶业有限公司等茶企的历史文化及现代工业旅游资源，开展茶旅融合运营。客栈、餐饮、采茶炒茶体验等一批茶园观光旅游及茶企工业旅游为主题的茶文旅项目应运而生。
茶叶就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茶文旅融合发展的大门，茶产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茶乡群众由此走上了产业带动增收致富的阳光大道。
来源：梧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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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唐宋明清徽州茶
徽州何时植茶，难以稽考。
唐乾元元年(758)，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提出“歙州茶”;其时，徽州大量种植并生产茶叶，而且是声名鹊起并畅售各地……
唐代徽州茶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茶品名目多：唐时歙州、祁门、婺源及浮梁等茶区产有方茶、膏茶等。
二是茶叶产量多：歙州司马张途说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茶区大量种植茶树，茶园面积广大。
三是茶叶品质甚好：唐人扬晔《膳夫经手录》称“歙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
四是茶叶从业人员众多：唐代的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当地百姓从事茶业的人口比例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五是茶叶市场产销兴旺：史料记载：歙州、婺州生产的方茶，主销梁、宋、幽，并诸州;并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供需关系和产销市场。同时还记载歙州、浮梁、祁门等地“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的情景。
六是茶叶知名度较高：如“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就是时人对歙州茶的赞誉。又如《茶酒论》介绍的“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说明各地甚至是“万国”的商人都慕名而来。(注：万国是一个汉语词汇，释义为万邦;天下泛指各国。《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在过去，常以“万国”代指世界;如世界博览会当时被称为“万国博览会”。)同时也表明，唐代歙州茶行销内地及西藏地区，同时也运销回鹘、吐蕃等域外之地。
唐代歙州茶的兴起和发展，表明其生产和贸易规模都相当可观;尤其是“浮梁歙州”茶区，不仅是贸易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茶业重心从巴蜀向东转移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茶酒论》中关于“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的盛况描述;既是歙州茶的真实写照，也是“歙州茶”的绝妙广告，更是刻骨铭心的区域形象宣传……唐朝开拓西域以后，将茶叶制成出口商品，一度曾远销西域和中亚诸国;以致《新唐书·陆羽传》说“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由此可证明，在唐朝中后期，随着开辟西域、建立商路，茶叶也成为同少数民族交易的主要货物之一。其时，歙州茶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地区。所以，《茶酒论》说“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茶)”。对此，阿拉伯人所著《印度中国航海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据史籍记载和估算，在贸易量兴盛的唐宋时期，最多约为10万吨;而当时的徽州，茶叶输出量也是高达全国贸易量的四分之一。
宋朝，徽州人罗愿写了一部《新安志》，其中《卷七·洪尚书》中，明确记载了西域人酷爱喝茶的习惯：蕃部日饮酥酪，恃茶为命。说“蕃部”每天都吃酥酪，依赖喝茶解渴，堪称“嗜茶如命”;这也可视作是西域人喜喝茶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徽州茶经由茶马互市传入西域后，在宋朝又被进一步发扬;它不仅成为了西域主流的饮品，甚至一度使人成瘾而“日不可缺”。与此同时，随着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茶在宋朝开始也逐渐传到了周边的日韩等国并在当地生根发芽。
明代，徽州茶开始了划时代的技术变革。明人沈周(1427-1509)在《书岕茶别论后》中记述了徽州松萝等。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1)的《事物绀诛》，在97条茶目中也记述了松萝。在茶叶技术从“蒸”到“炒”过程中，松萝茶脱颖而出;它不仅成为了徽州产地的名茶，更是成为了中国的名茶。松萝茶的“炒青”制法先后为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茶区，以致被推广和普及。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当西欧对茶叶需求进入导入期并期望大规模进口时，徽商疾足先得，将松萝茶远销广州然后转输外洋;他们是中国最早“发洋财”的茶叶商帮;他们为徽州茶叶外贸业立下铺路架桥之功。自此，在松萝茶的带动下，徽州茶开始了它走向世界的辉煌之旅!
明时，徽州祁门的“安茶”问世;因为有特殊的杀菌消瘴之功效，以致被誉为“安茶”或“圣茶”;“安茶”进入市场后，一直是内销两广，外销东南亚;以后又逐步流向香港、澳门、锡兰(今斯里兰卡)、暹逻(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檐曝杂记》一书记载：“自前明设马御史(1415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船来，所需中国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西海以外。”这说明在15世纪初期，茶叶向海外输出的规模很大。特别是隆庆年间(1567-1572年)，朝庭开放海禁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以茶叶、丝绸、瓷器等为外贸大宗商品，尤其是茶叶外贸额占中国外贸总值之六成以上。
清代是徽州茶兴盛的年代，其时、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绿茶品种日益繁多;同时，茶号茶行快速崛起，遍布集市且交易频繁;徽州茶以品种好，品类多，品质优而声名鹊起，以致茶叶外销市场完全打开;徽州茶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而且在中国茶叶对外出口贸易业务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市场额度!
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然因为松萝茶叶产地狭小，产量有限，价格高昂，花色较少等缘由，无法满足世界各地日益高涨的消费需求;以致它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屯绿茶以叶绿、汤清、香醇、味厚“四绝”而蜚声中外并被誉为“绿色金子”。
中国茶叶贸易量在历史上曾为世界之最。在极盛的明清时代，全国茶叶贸易量最多约为23万吨;1886年，出口茶叶量就高达13.4万吨(值约33503863银两，约折合42549906美金);因此，中国茶叶一度垄断了国际市场。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鼎盛时期，徽州茶叶的贸易也是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安徽志•财政考•厘金•下》载：光绪初期，也就是在1875年前后，徽州外销茶每年即有9万多引(注：1引=120斤)。
民国时期，屯溪茶业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了皖南地区茶叶的集散场所，亦是皖南洋庄绿茶的精制中心;其品质优良且每年制茶数量可达七八万箱之巨。屯溪茶业的经济地位在皖南地区非其他县镇所能比拟，可谓是“甲于皖南”;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屯溪所制洋庄绿茶一般是在上海进行交易，最后输往欧、美、非等国家和地区。据民国《农报》第1卷21期载：安徽屯溪为洋装箱茶制造集中地，每年出口箱茶不下10余万箱，约值千余万元，大部运销西欧，以英国、法国、意大利,销路最大。民国27年，为适应战时需要，民国政府特指定茶叶为统购、统销物资，并指定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管理茶叶出口贸易。
同年6月7日，贸委会于公布《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大纲》，指导实行统购、统销运动;徽州茶积极响应并参与统购统销，以致当年出口茶有所增加;同时，红、绿茶出口价格均破历史记录，尤其是祁红价格，较上年提高80-145%。民国28年，“屯绿”贸易量高达248184箱，约合7000多吨;此后两年也都在6000吨以上。而“祁红”贸易量达69829箱，约合2000多吨。祁红、屯绿茶外销的业绩表明：其时，徽州区域经济已经通过茶叶贸易与国际市场产生了很密切的联系，从而成为了当时世界市场体系的一个参与者和竞争者;这样的变化，对于徽州茶叶市场角色的重塑以及徽州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无疑是有着较大的影响!
“海上马车夫”荷兰与徽州茶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是，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
1506年(明正德元年)，葡萄牙人进入中国，他们开始学习饮茶，为茶叶输入西方创造了条件。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萄牙船队到达广州并开始了海上茶叶贸易。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在其出版的《航海记》中，才首次提到茶叶。
1588年(万历十六年)以后，荷兰和英国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与中国茶叶贸易的霸主。从此，荷兰因在海洋贸易中扮演主角，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同时，主宰世界茶叶贸易的“商业战争”也延绵不绝。
1602年，荷兰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公司：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此后，英国、丹麦、法国和瑞典等国都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强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均从当局获得了在欧亚之间的商品运输的“特权”。如，17世纪，欧洲的茶叶进口等事务均被东印度公司所垄断。1606年，(万历三十五年)，荷兰东印公司商船首次从爪哇来澳门运载茶叶;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纪录;它运载的是松萝茶。随后，荷兰开始将茶叶运回欧洲并贩卖给其他国家;这也是华茶以及徽州茶输入欧洲的开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通过巴达维亚的茶叶贸易确立了霸主地位，并保证了用自己的船只将茶叶运往欧洲港口。其时，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的，每年可为荷兰东公司带来100000盾到500000盾利益。而荷兰与中国进行茶叶贸易的形式是，中国—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主要是有赖于来往于中国和东南亚的中国帆船贸易。
中国帆船从广州将松萝茶、瓷器等货物运往巴达维亚，将茶叶与荷兰商人进行交易后，再购买当地的香料等特产并运回白银……以至于有人认为巴达维亚贸易是“中国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购买中国松萝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1683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中国帆船到达东南亚的数量有明显增加;从1690-1718年间，平均每年有14艘以上的中国帆船到到巴达维亚;而荷兰人除了从巴达维亚购买中国茶叶外，还通过波斯进口部分中国茶叶。当时，中国帆船主要是运载陶瓷、丝绸、茶叶等物品，到巴达维亚去交换胡椒、香料等土产;而茶叶的主要品种是松萝茶等。
1717年3月，几十艘中国商船从广州乘风破浪驶向了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然而，这些商船船主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远航运茶竟是他们海上茶叶贸易的终结……
3月8日，荷印当局为维护自身利益，不顾及贸易的公平原则和中国商人的反对;对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进行贸易的中国茶商采取了肆意压价的手段，荷印当局将松萝茶价格压至每担40荷盾，珠茶价格压至每担60荷盾……在帆船时代，“时间也是金钱”，船只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巴达维亚(荷印属雅加达)港口;中国船主们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有14艘中国帆船被迫低价出售了松萝茶和珠茶等，但发誓以后不再与荷兰商人进行茶叶交易。在十七世纪，荷兰同中国帆船茶叶贸易的金额非常巨大，每年为东印度公司带来10万-50万荷盾。当时，荷兰人还试图把中国茶籽移植爪哇，但没有成功。
1718年(康熙五十六)清政府于颁布禁令：“凡商船照旧令往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许前往贸易，……违禁者治罪。”(注：吕宋是指菲律宾的马尼拉，噶喇吧是指印尼雅加达，又称巴达维亚。)清政府禁止中国商人赴南洋贸易，再加上中国帆船也不愿意同荷兰人进行茶叶贸易;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2艘船直接到中国买茶。因此，中荷贸易由原来的中国—巴达维亚—荷兰的间接贸易形式变成了荷兰—中国的直接贸易形式。
1734年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放弃了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然鼓励或者是希望中国帆船能够继续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市场和业态被破坏无殆;茶叶贸易也随之彻底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完全停止。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然而，依然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从此以后，荷兰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然在1795年，荷兰因拿破仑战争失败而退出了对华直接贸易。
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兰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据荷兰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其主要商品是中国茶叶，而在茶叶品类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徽州松萝、屯绿茶等等。
“日不落帝国”英国与徽州茶
明祟桢十年(1637年)是年4月6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抵达广州珠江口。第一次运载华茶112磅(约51公斤)回国。这是英国商人直接从我国广州采购、贩运茶叶之始。
清康熙四年至六年(1665-1667年)，经过两次英荷战争，英国嬴得一连串胜利并取代荷兰，从而逐渐垄断了世界茶叶贸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英国国力日益强盛，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茶叶在英国也慢慢走进了千家万户。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麦士里菲尔德””商船来到广州;当时，“麦士里菲尔德””号准备以每担25两的价格，来预购160担最优等的松萝茶;这也是松萝茶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英国人的货单上……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英国市面对茶叶急需，在浙江舟山岛上设立贸易站，大肆采购中国茶叶。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一艘已经抵达舟山的商船发出了一份命令，要求这艘商船务必装满中国茶叶才能返航，其中分配采购的数额是松萝茶三分之二，圆(珠)茶六分之一，武夷茶七分之一。次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将茶销往欧洲各国及美洲殖民地。
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从英国驶来的“埃梅莉亚公主号””商船离开广州黄埔港口返回英国;从商船提供给粤海关的货物清单显示：商船所携带货物有：除生丝、丝织品以及水银外，所带茶叶全部为上等茶，品种多、数量大;其中松萝茶1500担，每担19银两;这些货物总价值达211850银两。据1704年英国“肯特号”商船预购松萝茶资料显示，以23两每担的价格预购了松萝茶。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每担(二级)松萝茶价格为23银两;最高时约为每担30银两。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可以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出口英国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各种花色品种的徽州茶在茶叶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徽州松萝等茶叶外销出口到英国的数量，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重要的材料;美国人马士曾在中国海关税务司任职;他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详尽地记载了1635年---1834年期间，英国对华贸易的情况，从东印度公司大班同广州十三行所签订的合约中，可以看到有关松萝茶数量的统计，还可以了解或知晓松萝茶在中英茶叶贸易中占有的地位。
从1759---1783年中，每年进口的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数量保持在1500000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30%左右。从1783年英国降低了茶叶的关税，到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对华贸易向英国私商开放这段时期，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的出口量平均每年保持在(3000000-4000000)三百万到四百万磅左右，占整个茶叶出口总量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6%左右。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以前，英国始终是运销华茶最多的国家，以1880—1888年为最多，1880年打破过去记录，达72837吨，占华茶出口量的60-70%;而输英的几乎全为绿茶，主要是松萝茶(包括屯绿茶)等。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教授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一文中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进口中国绿茶的较大客户，在其1702年的订单中，松萝占了三分之二;而在1721-1730年的进口数字中，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盈利最大的项目。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然而，日益巨大的茶叶进口额，背后却与我国近代的血泪史息息相关!当时的中国，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高度自给自足。如此一来，欧洲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十分狭小，几乎找不到销售市场;唯一的例外是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如178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二十余万两白银盈余，翌年反而出现22万两白银的赤字。
为扭转由茶叶贸易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贩卖鸦片，以求逆转贸易逆差。但是，鸦片比之茶叶;显然是祸国殃民的成瘾品;所以，很快就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阻截，鸦片战争也由此而爆发并以此为标志，拉开了近代中国屈辱史的大幕。
鸦片战争其实是茶叶与鸦片导致的贸易战争。没有茶叶贸易，也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使英国欲罢不能，鸦片使中国不能自拔。后来，英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已经离不开英国(印度)的鸦片。当初白银因为茶叶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后来则因为鸦片而流出。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标志着鸦片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19世纪，日不落帝国因为茶叶贸易，挑起了与中国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所以说：茶叶，早已不是一种单一的饮料，它甚至影响着世界的进程。
美国“波士顿”事件与徽州茶
240多年前，美国人因爱茶而反抗，因反抗而拒茶，以致爆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它不仅是催生了一个民主国家，也催生了咖啡上位，还催生了的很多事情……美国波士顿倾茶事件是这样的：18世纪的美国，当时还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他们跟着英国统治者学喝茶(虽然咖啡在1670年就引入北美地区，但是一直被视为“二流饮料”)，而且一喜欢喝茶就不得了，特别舒服、过瘾;以致每年增加的喝茶人的数量惊人。而英国政府意识到茶叶是暴利来源，于是就在北美殖民地对茶叶进行征税;先通过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规定凡殖民地所用茶叶及其它物品均需课税。1767年6月，又通过了“托时德财政法案”，决定向英国转口美国的茶叶等物品征收高关税;在废除其它物品税的同时，对北美人民喜爱的中国茶叶，每磅仍然需要课税3便士。这遭到了殖民地的强烈反对。
1773年，英国再次颁布法令，允许东印度公司在美洲以低于走私茶叶的50%的价格销售，并明令禁止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贩卖茶叶。殖民地人民认为自由比喝便宜茶更重要，于是，各殖民地纷纷召集会议，抵制英国的法令。同年11月27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达特默斯”号、“爱琳娜”号、“河狸”号3条载茶船，一直停泊在港内无法卸货。12月16日，波士顿茶党又一次在组织群众集会，参加者达5000多人。集会决定令茶叶船须在当天下午驶出波士顿港，要船主再向海关交涉，仍遭海关拒绝;又要船主向总督交涉，又遭总督拒绝。以致群情激愤并涌向波士顿港口的格林芬码头，有六十人打扮成印第安人，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了茶叶船;他们打开船舱，劈开木箱，将3艘船上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武茶叶，全部倾入海。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波士顿茶党毁茶事件。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在这些茶叶中，一部分是福建的红茶：240箱的武夷红茶，15箱工夫红茶，10箱正山小种。一部分是徽洲的绿茶：15箱熙春，60箱松萝，还有一些茶叶统计不明确。中国的茶叶在太平洋的彼岸掀起了一场革命，给那里的人们注入反叛与独立的基因，并由此成为了一个国家诞生的导火索;这个因茶而诞生的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1784年2月，美国第一艘“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开航，经大西洋和印度洋到达广州。
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装载了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以及大量的瓷器;她的首航成功，为刚刚取得独立的美国经济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因为“中国皇后”号一个来回的利润就高达1500%，这实在是令美国官方和民间喜出望外;为了推动对华贸易，华盛顿总统宣布对华通商予以优惠和保护。
国会还向全国发布了对此次航行的通报表扬信;各大报纸长篇报道并发表论，称此行是“一次有远见卓识的、成果丰硕的航行”;也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由此，美国商人们纷纷投入了中美之间直接的茶叶贸易;先后有费城的“广州号”商船，塞勒姆的“伟大的土耳奇号”商船，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号”、“华盛顿夫人号”和“香客号”商船，从美国波士顿驶向中国广州。到了12年后的1796年，美国在中国收购的茶叶数量，已经比除英国外的所有欧洲国家收购的茶叶总和还要多。当时，在美国流行喝茶并将茶拼和后冲泡饮用时，早期使用的是徽州绿茶，如熙春、贡熙、雨茶(珍眉);逐渐改变口味后使用的是祁门红茶;在《茶叶全书“美国之拌和茶”》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从前所用多为副熙茶，但因此种茶叶之供给极为有限，且价亦甚高，故现在改用……茶或麻珠茶为替代品。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松萝和屯绿茶进入国际市场后，因为品质出众，所以销售情况良好;尤其是19世纪以后，品类高的屯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等开始增加;到1837年绿茶占总数的4/5以上，以致美国成为中国绿茶的主要消费国。在深受人们的喜爱同时，也在美国留下了鲜为人知的文字记录和广告宣传资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注：早期的拍卖业是将紧俏的或稀罕的物品拿来拍卖，以获取更高的利润。)一家“JJ.Astor之货船Bearet号上周抵此，带来二千五百箱上等茶叶，为上季在著名武夷山及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注：“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从1786至183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只就达到了1004艘(次)，是英国来华船数的一半，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四倍;同时，华茶输美的茶叶数额也迅速增长，华茶在美国进口货物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如1822年，茶叶占36%，到1828年茶叶就占到45%;而到了1832年，竟占到了52%，最高年份竟高达81%;其中，徽州松萝、贡熙、副熙、雨茶(珍眉)茶占有很大的份额。可以说，历史上中美之间的早期贸易，由“中国皇后”号装载的茶叶而得以迅猛发展起来。
本文作者系黄山市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内容均来自阅读徽州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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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