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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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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如酒也如诗

 

 

 

人至中年,愿平淡富足,一杯清茶,一本好书,就着蓝天白云,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美好的心境,总会相遇绚烂的风景。坐在慢慢老去的时光里,我尊重那些正在沧桑的中年人,拖着沉重的步伐,默默编织着岁月静好,在不动声色中,绽放出一棵蒲公英的姿态。

 

不管困境还是逆境,都能酿出一个发光的灵魂,守一杯净土,盈一眸恬淡,将一颗尘心静静地安放。

 

 

曾经那些拼搏奋进的年轻人,如今开始变老,肉松了,皱纹出来了,白发也争先恐后地呼呼直冒,可你仔细观察过吗?虽然老了,可他们容光焕发,淡定的笑容,大气的沉稳,得体的谈吐,那是年轻时没有的,那是岁月包浆出来的,如窖藏多年的老酒,烈而香浓。

 

有人说,到了中年,就开始有危机感。难道,这不是一个人在给自己找的借口吗?想想,人生的哪个阶段,没有忧伤、没有烦恼?哲人说的好: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桩不都是闲事?为了不确定性而担忧,不如开心过好每一天。

 

是的,生活随时会打击你、考验你,但你要学会接纳,学会转弯,学会与生活和解。

 

 

生活给你一堆冰块,你就不能用火烧开了它们,泡杯茶,坐下来静静地品吗?

 

生活给你摆了一桌无味的菜,你就不能给每道菜加点入心的佐料,吃饱后,给它一个感激的微笑吗?

 

其实,这个世界很奇妙,你越努力,你就越自信。在自信中感受生活的真实和美好,在自信中懂得与一切相处。

 

 

人生如白驹过隙,匆匆来去。一旦踏上中年的土壤,才知道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在蔚蓝的天空下,每个人心中的牵引,都来自于书中隐藏的光芒。

 

一个人最可贵之处,就是认清了生活,依旧活出可爱的模样。

 

这个年代,物欲横流,快节奏的日子里,没人喜欢颓靡之人。依赖别人,又希望得到别人尊重,太不靠谱。因此,那些特爱吐槽的人,总是让人感觉无趣。

 

如果一个中年人,面对不如意,习惯了郁闷,习惯了抱怨,整天沉湎于悲催的人设中,最终,会离真相与智慧越来越远。

 

 

路遥说: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

 

是啊,因为不能让爱我们的亲人失望和不安,所以要为自己撑起一方晴空,有责任、有质量的活着。那些吃过的苦,迈过的坑,已经自然而然地渗进言行举止里。

 

越是有能力之人,越是不与人争锋、不自以为是。

 

 

一个睿智的中年人,会用余下的流年,以不变应万变,做好自己,一切便是最好的安排。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你是自己的过来人,无人能比你更懂自己。

 

一个乐观的中年人,会用热情来浇灌生活,把日常的无趣活成了愉悦,把平凡的琐碎看成了安好,把人生的坎坷编成了花环。爱生活的人,必被生活所爱。

 

一个自律的中年人,会用舒适的笑容,成就着美好,接纳着自己每一道皱纹、每一缕白发。心态平和,但依旧渴望飞翔,飞向那如诗如画的天堂。

 

因为,事事看得开、看得顺,所以,中年如酒,也如诗。

 

 

 

为什么唐诗里面酒多,而宋词里面茶多?

茶和酒是中国人最常饮用的饮品,纵观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也处处弥漫散发着幽幽酒香与茶香。尤其唐诗和宋词,更是与酒和茶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文化。

在唐代,诗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酒伴随他们吟咏诗文,抒唱心绪,酒助诗兴,诗传酒情,为后人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乐章。从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觞咏之作中,我们仿佛能嗅出大唐空前绝后的酒香醇厚。

而在宋代,诗词文学的本质则被茶的芬芳所晕染。黄庭坚的《看花回·茶词》,米芾的《满庭芳·咏茶》,苏轼的《西江月·茶词》……宋代词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笔墨之间挥洒浪漫情怀。茶香入词,使宋人笔下的诗词别具一格。

唐人之于酒,充满激昂慷慨、洒脱奔放的胸襟与浪漫的情怀;宋人之于茶,则冷静适意、委婉含蓄,显示出一种闲散自然的格调。唐宋诗词分别以酒文化与茶文化为底色,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个含蓄深沉、内向收敛,二者的文化脉络截然相反而又丝丝相系,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的差异。

大唐盛世,诗酒风流

唐朝诗人究竟有多爱酒?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歌艺术最为辉煌鼎盛的一个时代,流传至今的《全唐诗》900卷中,诗歌达四万三千多首,而与酒有关的诗歌就有六千多首,约占15%,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饮酒本来是件俗事,但因历代名人尤其是诗人饮酒赋诗,才使酒渐具雅趣。诗使酒化俗为雅,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了诗的唱和,酒从此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饮料,饮酒也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一跃成为与作诗齐名的文化活动。饮酒与作诗一样,成了文人的风流韵事,这种转变则起源于魏晋名士。《世说新语》说,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无一不是能饮者,嵇康、阮籍还是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个能酒善诗的大家。

《高逸图》(残卷),描绘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作者/(唐)孙位,来源/上海博物馆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刘伶、嵇康等人的饮酒赋诗、弹琴抚瑟后,诗酒唱和也自然成为后世诗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发情感的重要传统。

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社会文化开放自由,这一时期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最流光溢彩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唐人旷达乐观、潇洒恢弘的气质,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唐代诗人借鉴前人的诗酒风韵,以其开阔的胸襟、宏大的气魄,极力讴歌“盛唐气象”。

唐代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了专业的酒类生产部门——良酿署,许多唐代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高昌国(今属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做成的酒呈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绿酒”在唐诗中多被提及。较为知名的有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皮日休《春夕酒醒》里的“四弦才罢醉蛮奴,酃醁馀香在翠炉”。

唐代不仅民间饮酒,统治者也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特许臣民聚会欢饮。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写的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士女们在曲江边的踏青宴。

可以说,这条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饮宴、游赏、赋诗的乐园。科考每出一批新进士,曲江边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宴。每到此时,全长安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倾城出动,而喝酒吟诗正是曲江游宴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刘沧的“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王涯的“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都是描写万人齐集的曲江游宴场景。在这种普天同饮的社会风气的带动下,文人学士更加纵酒酣歌、放荡不羁,曾经魏晋名士的“饮酒啸傲”,演变为唐代文人学士的“长醉高歌”。

《曲江图》(局部)。作者/(唐)李昭道(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唐诗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特别的名称——酒家胡。王绩《题酒店壁》中的“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过崔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都有所描写。所谓酒家胡,是唐代在中原开设酒店的西域胡人,特指为在酒店消费的顾客提供西域歌舞音乐助兴的侍酒胡姬。可以想见,在盛世王朝的大都会中,达官贵胄、富豪阔少以及文人名士纷纷来到胡人酒店中,夜夜开怀畅饮,极尽享乐。如花的胡姬们用各种酒器、酒令、歌舞乐器佐酒,难怪客人们会“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

唐代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似乎只有饮醉后,诗人所思所虑才可进入“醉乡”。在醉乡之中,大唐盛世色彩斑斓——

李贺在他的《将进酒》里有“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的诗句,他劝大家不妨整天醉倒,连魏晋酒鬼刘伶的坟上都无酒可洒。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李白、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等八位“酒仙”的形象,最知名的便有那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个盛唐酒人整天醉得东倒西歪,可见唐朝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太白醉酒图》。作者/(清)苏六朋,来源/上海博物馆

再看与“酒中仙”李白相交游的盛唐几位诗人,也无不醉于诗酒,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赠孟浩然》);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王昌龄《送魏二》);高适“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贾至“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贾至《对酒曲二首》);岑参“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至于杜甫,他不但对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醉态由衷赞美,自叹不及,还连连发出“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感叹。

初唐诗人王绩的《过酒家五首》,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咏酒诗,大都是诗人酒后之作。

唐代以儒治国,同时尊奉老庄,也不排斥佛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加上酒政松弛,统治者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使得唐代的诗酒文化精神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自信,杜甫“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得仙”的欢畅放达,李贺“少年心事当拏云”的雄心壮志,聂夷中“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的豪气洒脱,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的浪漫飘逸,罗隐“酒贳馀杭渌满樽”“人来何处不桃源”的落拓潇洒,无不显示唐人醉酒心态的旷达与大气。

茶香入词,余味隽永

饮茶的普及,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了宋代,整体生活富足,城市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内涵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繁荣的社会经济,自然也刺激了茶叶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宋代饮茶之风比唐朝时期更为兴盛,饮茶之习开始全国盛行。《宋史》记载:“茶为人用,与盐铁均。”茶税收入逐年增加,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已经超过唐代中期茶税的30倍。饮茶作为宋代文人乃至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休闲娱乐方式,其饮茶环境和场所的选择促使了宋代茶坊、茶肆的迅猛发展。《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宋人好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

《清明上河图》(局部)右下和对岸两旁有茶坊,屋檐之下,方桌整齐排列,供茶客在席间饮茶闲谈。作者/(北宋)张择端,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茶坊、茶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茶的销售,也扩大了茶的消费群体,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茶坊茶肆成为文人墨客相聚言欢、流连往返之所,咏茶词的出现也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

宋代是理学家引领思想潮流的时期,理学强调士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要自我修养,时刻保持清醒,茶是再好不过的伴侣。因此不同于唐代诗人以饮酒为乐,宋代文人儒者兴起了一种新的“高雅之事”——填词赋诗、以茶入词。茶词,是宋代文人饮茶、斗茶、咏茶之习的产物,表现宋人的闲逸之趣,既有奢华的宫廷茶文化,又有朴素的市井茶文化,品茗的逍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宋代文人各领风骚,著名的词人黄庭坚、苏轼、陈师道、秦观等都有茶词问世。

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它能够在文人笔下熠熠生辉,必有其独特的韵味。陆羽《茶经》中说:“茶为之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言之,饮茶者须具备“精行俭德”的品质。看来,茶与人们的内在修养有莫大关系,陆羽将茶与人们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也暗含着他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唐人好饮千杯,宋人则愿对杯茶。茶所具备的香醇有味的特性与悠然宁静的情愫,正好契合了宋代文人雅士追求的超世清雅和精深透妙的时代心理。

宋建阳窑褐釉碗。建阳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北宋时兴起,这与上层社会饮茶、斗茶的风气紧密相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说,唐代文人是用浪漫雄豪来书写情怀,那么宋代文人则是鲜明地表现出了高雅精致、心性内敛的时代审美品格。茶词,在宋词中独树一帜,是宋代文人精神风貌和情怀的展现,体现着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怀。

宋代文人士子几乎在所有能够具化成艺术品佳作的文化样式中,自觉追求这种“雅”的风尚与审美品格。擅长茶事、精于茶艺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苏轼就是个嗜茶之人。他对茶有着浓厚兴趣,除了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还曾作一首七律诗《汲江煎茶》,描写了烹茶煮茶的过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面对着一盏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苏轼留下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叹,可见他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快。而这杯清淡的茶,也展现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处世心态。

宋代与茶文化、茶学、茶道相关的诗词、书法、绘画不胜枚举,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作《斗茶歌》,对宋人的斗茶之习进行了生动描写,他说宋人有了茶,“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喝茶能让“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所谓斗茶,就是茶人们将茶饼碾成细末,置于盏中,注入少量沸水用茶筅击拂茶汤,产生泡沫后饮用。茶汤泡沫凝结得越久,则分茶技艺越高,这便是宋词中的“一水试云痕”。斗茶风靡于民间,士大夫们亦热衷于此,斗茶已然成为宋代人们雅致的消遣娱乐形式。

宋徽宗曾亲自注汤击拂,斗茶试茶,并分赐群臣,还写下《大观茶论》,记述宋代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发达。

《文会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者/(北宋)赵佶,来源/裘纪平著《中国茶画》,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

黄庭坚的《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更是阐述了宋代茶汤制作过程的全貌:

其一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

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其二

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其三

乳粥琼糜雾脚回,色香味触映根来。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

除了碾、煎、烹的“制茶三部曲”,黄庭坚一生中创作关于茶的诗作几十余首,茶不仅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也以茶传情,以茶悟道,在品艺中品味生活。

从这些宋代诗词中,我们能读出两宋日盛的饮茶之风,文人雅士们延续唐代以来的饮茶传统,将文人饮茶的风尚进一步发展。他们品评泉水优劣,赏鉴茶用器具,举办茶会,摆设茶宴,以茶相赠表达情意,以茶会友以表俭德,以茶入诗词以咏志趣,在茶的“精行俭德”的特质中寻找人格升华的精神需求,将茶文化与诗词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千百年来,唐宋文人将喜怒哀乐、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与茶中。不过,尽管唐诗多酒、宋词多茶,但并不代表唐人不喜品茶,也不意味着酒在宋代失去了市场。

茶也是唐诗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唐代茶诗往往以简约的环境衬托诗人淡泊的心情,如白居易的《题施山人野居》:“春泥稻秧暖,夜火焙茶香……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贾岛的《郊居即事》:“住此园林久,其如未是家。叶书传野意,檐溜煮胡茶。”与酒引人入醉乡相反,茶能让人清醒平和,因此与茶相关的唐诗也呈现出平实、理智、真切的特点。就连“酒中仙”李白品茶后,都感叹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还执笔作了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正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宋代词人也爱好乘着酒兴挥毫作词,不过相比唐朝诗人喝酒寻欢,宋词里的酒,品起来往往有股苦涩之意。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辛弃疾等就喜喝酒,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无一不是醉中所作。婉约派词人也同样爱用酒来抒发内心愁情,“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便是在酒中释放哀怨情愁。

在文人雅士眼中,琼浆和香茗,如同气若幽兰、绝世独立之美人,锦簇娇艳、姹紫嫣红之繁花,葱翠欲滴、静谧深远之竹林,能够与眼前幽幽清辉之残月、耳畔呼呼劲吹之疾风、船底涓涓流淌之江水等诗词意象相互唱和。于是,他们把高雅的情趣依附于杯盏中,把美好的精神寄托在饮品里,反复吟咏。酒与茶,已深深融入唐诗宋词的灵魂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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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学者对谈从“茶诗”中看文化差异

中国是茶的国度,也是诗的国家,历代文人创作了大量茶诗,同时日本的茶文化与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15日下午,茶文化学者杨多杰携其作品《茶的品格:中国茶诗新解》来到中国书店旗舰店,与日本学者马场公彦对谈中日茶俗文化,带读者领略氤氲茶香。

茶的品格:中国茶诗新解》书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供图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以一句茶诗开始,杨多杰谈起了在日本饮茶会用“吃”这个动词的习俗。在他看来,中国茶文化与文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关,茶诗中不同程度地记载了中国历代茶叶从生产到品饮的情景,反映了诗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寒夜客来茶当酒”一诗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以茶代酒”的传统习俗。

杨多杰是一位年轻的茶文化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代茶学文献及茶文化教学。他的新著《茶的品格:中国茶诗新解》精选了唐、宋、明、清四代文人的三十首茶诗,佐以茶学原典、茶画、茶书法等精美图片,在解析茶诗的同时生动再现了古时的品茶场景,描绘了文人间品茗赠茶的佳话。

杨多杰(左)和马场公彦(右)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供图

在杨多杰看来,在中国文人的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古代文人的真实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在茶诗中,我们得以通过文人间品茗赠茶的佳话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茶,不仅是有着独特香气的“黄金叶子”,它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茶诗,勾勒出古代文人的轮廓、速写出他们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反映着中国文化历史中千年来的理智与情感。茶及其所呈现的文化品格,是茶人文化品格的折射,也是中国文化品格的侧写。

马场公彦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曾任日本岩波书店总编辑,在国内出版有《播种人:平成时代编辑实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揭示了岩波书店在平成30年间的奋战轨迹,以及中日出版交流的发展。

在活动现场,马场公彦向读者们展示了《茶之书》这部冈仓天心的经典著作。《茶之书》一书曾于1929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日本茶道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阐释了日本的生活艺术和审美观。马场公彦也从自己的生活习惯出发,相继谈论了日本的茶道、茶道中的“闲寂空寂”,以及日本的居酒屋文化等。

在日本,喝茶为什么叫“吃茶”?茶道是如何诞生的?茶道概念最早出自哪里?茶道在中国和日本分别是如何发展的?日本茶道中的“闲寂空寂”在中国文化中是不是也有相应的对照?茶与酒到底分不分家?茶酒文化在中国和日本分别碰撞出了什么样的火花?就上述问题,杨多杰与马场公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谈,引导读者从茶诗入手,领略中日茶俗文化的差异与魅力。(完)

来源:中新网北京  (记者应妮),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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