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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饼团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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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茶事

诸位茶虫可知道,乾隆皇帝作为这么一位喜欢在古代书画真迹留白上满满盖戳的鉴赏家,这么一位对瓷器品味独特以至于被现代的网友欢乐追捧的花式审美者,在喝茶品茗这件事儿上,却是出奇地云淡风轻。


他所创制的茶事格调超群,即使放在整个茶文化史上也不遑多让。



乾隆皇帝曾经自创了一款茶,名叫:三清茶,是用松子、梅花和佛手泡的茶。乾隆十一年(1746)秋巡五台山,回程时路过定兴,遇到一个雪天,乾隆皇帝雅兴很高,搜集雪水,在毡帐中烹煮这款他人生的最爱。


还作了一首《三清茶》诗:“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如此高古的品味,实在令人称奇,比《红楼梦》里那位用梅花上的雪水烹茶的妙玉也不逊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咏嘉靖雕漆茶盘》的诗注后,他这样写道:“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名曰三清茶。


纪之以诗,并命两江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致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


嗯,诸位茶虫们理解得没错,茶的故事又回到了乾隆皇帝对花式瓷器的热情中了。他下令让工匠制作了一些喝茶的瓷杯,杯子的外围环绕着自己的诗句。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杯子很精雅,比起宣德、成化的瓷器来一点也不输。看图说话:


定制了这么多瓷杯的乾隆皇帝要怎么使用这些杯子呢?他又有新发明:三清茶宴。


这不同于一般昭示皇恩浩荡的酒宴,而是邀请皇帝心中认定的最有文化品位的侍臣一起来品茶、作诗。

茶宴举办的日期在每年正月上旬,由皇帝亲自择吉日以定。与宴名单的确认也有既定流程,一般先由奏事处首领太监事先晋呈名单,由皇帝裁夺圈定,确认之后太监再奉旨将名单交给奏事官,宣召有关臣工按时入宫。


茶宴举行的当天,奉旨进宫的大臣提前两个时辰到达,由宫殿太监引入。席间所用果品虽然为了配合茶宴特地清淡,但是也会提前甄选准备,同时,也会为与宴者准备好笔墨纸砚。


宴时,诸臣朝服衣装,鱼贯而入,叩首皇帝,按序入座,清乐响起,三清茶方始奉上,之后便是乾隆皇帝品茶、赋诗,臣工传阅,依韵恭和。


如果皇帝心情特别好的话,就会把三清茶诗瓷杯赏赐给侍臣。比方说参加过三清茶宴的著名才子纪晓岚就曾经获赠过这样的杯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涕零之情,他连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红沁丹沙白腻脂,越窑风露满花瓷。

凡茶不敢轻煎注,上有君王自制词。


——

《侍宴重华宫联句赋·蒙赐三清茶盏恭记二首》其二


看官没看错,纪晓岚对这个赏赐的杯子有点诚惶诚恐:花瓷上满满的自制词,在这样的神物面前,怎么能轻易使用普通茶叶呢?


这样的高端定制,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无从安置,除了“蒙赐”、“恭纪”之外,只能永远地供奉起来了。


其实茶宴这件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而言,在中国传统的饮茶文化中规格一直是很高的。茶宴源于魏晋,正式记载则见于中唐。

《茶事拾遗》记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与友人一起举办茶宴,当时很多诗人的诗作中也明确出现了“茶宴”之说。宋代“以茶会友”逐渐成为文人之间相互酬唱的风雅之行。帝王家办茶宴,唐太宗、宋徽宗都很知名。论及席间风雅,清代康熙朝也已有召集文臣学士与宴赋诗之事。


然而,乾隆皇帝的三清茶宴自有超越前代的独到之处。他钦点文臣中能诗者十八人与宴,暗喻“十八学士登瀛洲”之意,后来增至二十八人,喻合二十八星宿。


茶宴中,更采用他个人创制的三清茶款待侍臣,只布果盒为席,不及其他肴馔,席间饮茶品茗,有清雅之意,亦寓清廉之意。可以说,正像赏鉴书画、督造花瓷那样,乾隆皇帝用自己的独特审美和文化情怀,又将传统文化中的茶事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事实上,乾隆朝的茶宴韵味独特,也的确蕴含着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三清茶”既有文人逸士“雅”的一面,“三清茶宴”也有以帝王之尊亲贤礼人的一面。


十全的乾隆就是这么有个性有创意,一生作了四万首诗可不是盖的,他永远文思如喷泉。


文思从哪里来呢?一杯醇香普洱茶就有了!



《烹雪用前韻》

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来足夸雀舌。

点成一椀金筌露,品泉陆羽应惭拙。


这是乾隆皇帝对普洱茶的高度赞誉,他还创造了以普洱茶为中心的新茶道。此外,酷爱炫耀天朝大国风范的乾隆,给外国使臣的礼品也是普洱茶。


乾隆创造以普洱茶为中心的新茶道


这么说,大红大绿接地气的乾隆帝,品鉴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嘛,至少在品茶鉴茶能力上,值得一个大大的点赞。


乾隆喜欢普洱茶的历史人尽皆知,但乾隆也是一位带货达人,这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故事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了加强与中国的贸易,便派遣外交使节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使臣团前往清帝国拜会乾隆皇帝,这也成为中英外交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


马戛尔尼带领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以及士兵组成的使团,携带最能代表英国文明的天文、地理仪器、车辆、船式等“贡品”出使中国。1793年7月1日,马戛尔尼一行在舟山登陆,短暂停留后,从外海入天津,然后进京。马嘎尔尼带来的西洋礼物,让乾隆皇帝龙颜大悦。


为了彰显清帝国的威严,乾隆也准备非常丰厚的礼品,在这些礼品当中,普洱茶(金瓜贡茶)赫然在列。不知是出于对普洱茶的偏爱,还是因为普洱茶的贵重,乾隆分批、多次加以赏赐英国使臣团。在这几份礼单中,多次出现了团茶、茶砖、女儿茶、茶膏、大普洱茶团(可能是饼茶)等与普洱茶相关物品,可谓是一次全方位的推广。


如今这段记载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日旧事重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两百多年前,有一位叫做爱新觉罗弘历的帝王亲自带货普洱茶。

 

文章最后,附上当时的礼单,供以大家参考:


  附录:

 

  赐该国王百花蟒缎二,袍缎、线缎各四,紫檀彩漆铜掐丝珐琅龙舟仙台一,玉器八,玛瑙盂盘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册页二,画绢二十,洒金五色字绢笺纸、白露纸、高丽纸各二十,墨六匣,各样扇四十,普洱茶团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乾、香瓜乾各四盒,藕粉、莲子各二盒,藏糖三盒。

 

  随敕书赐国王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画绢、白露纸各百,洒金五色绢五十,五角笺纸、高丽纸各二百,宫扇十三,十锦扇百,连三香袋四盒,十锦香袋八盒,锦香袋四盒,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灯十二,墨二十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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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倭缎各二,蓝缎、青花缎、彩缎、杭绸各三,绫、纺丝各六,茶叶二瓶,茶膏二盒,砖茶二块,大普洱茶团二,刮膘吉庆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玛瑙葵花碗一,玛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蓝缎、倭缎、青花缎、彩缎、绉绸各二,绫、纺丝各四,茶叶四瓶,茶膏一盒,砖茶二块,女儿茶十,白玉全枝蔡花洗一,花玛瑙菊花瓣碗一,葫芦器藏糖二匣;

 

  副使之子龙缎、妆缎、倭缎、青缎、蓝缎、锦、漳绒、帽绒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

 

  总兵官、副总兵官二员,每员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青缎、帽缎、锦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三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


图片



  通事、管兵等官四员,每员龙缎、妆缎、漳绒、锦、蓝缎、彩缎各一,绫、纺丝各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

 

  代笔、医生等官九员,每员龙缎、妆缎、锦、漳绒、蓝缎、彭缎、绫、纺丝各一,茶叶二瓶,砖茶二块;

 

  贡使从人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


  吹乐、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内地护送官二员,大缎各二;

 

  贡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丽布、波罗麻、兼丝葛各二;

 

  留存贡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丽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罗麻各一。

《膳夫经手录·茶》释义

唐代巢县县令杨晔撰写的《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大中十年(856年),原书四卷,今仅存一卷。《宋史·艺文志》所登四卷,与王尧臣崇文总目四卷手录本基本相同。两个版本可能都是收集转录而成的。其中只有“茶”的内容很详细,分产地、销区、品质优劣等内容,与《茶经》、《茶录》等有同样的考证和研究价值。

现存《膳夫经手录》全文近1500字,分豆类、蔬菜、禽、羊、鱼、肉类及水果、茶等,无目次,无标点。其中茶的文字最多,是全书重点。

所载全文源于《续修四库全书》,文中有个别缺字,以“”代表,为了保证全文的真实性,先录原文,加注标点符号,再作释译。《膳夫经手录·茶》原文如下: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採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茗丝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已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举其尤处,别为二品总焉。

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可重之。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饶州浮梁茶,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於济人,百倍於蜀茶,然味不长於蜀茶。

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於浮梁矣。

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取十万。自潇湘达於五岭,皆仰给焉。其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变。然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己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建州大团,状类紫笋,又若今日大膠片。每一轴十片余,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以上以多为贵)。

蒙顶(自此以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陆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峡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簝矣。

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可重也。

岳州浥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簝。此种茶性有异,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赤色而无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捆)至百余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

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上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

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

福州正黄茶,不知在彼,味峭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崇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

宣州鹤山茶,亦天柱之亚也。

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注释:

茶,在古代没有听说有饮食(茶)的事情。到晋、宋(南朝)[1]以后,吴人[2]采其叶煮食,称为茗粥。到唐代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间,才稍稍有了饮茶之事。至德(756-758)、大历(766-779)的时候渐渐多了,建中(780-783)以后,就繁盛起来了。茶、丝、盐、铁,都实行管榷[3]即专卖制度。今江夏(今湖北武昌)以东,淮海(今秦淮河)以南,都产茶。现在简单列举重点如下,并不是茶的全部。

新安茶[4],现在的蜀茶,离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产地生态好,从总体分析来说,还是可以说高于其他的茶。春茶季节,在产地吃时很好,但运到其他地方,因水和环境不同,其滋味与产地有区别。唯有蜀茶能销往各地,南边走到百越(今华东诸地),北边到达五湖(指地域宽阔),皆能保持固有的芳香,滋味不变,所以特别珍贵。自谷雨以后,每年有数百万斤,分别运往东边各地,这是为大家做的好事。

饶州浮梁茶(今江西饶州浮梁县),今关西(潼关以西)至山东(太行山以东),闾阎(乡里)村落皆吃之。可以多日不吃粮食,但不能一日不喝茶。当地人对这种茶的依赖性高于蜀茶,但是茶的滋味比不上蜀茶。

蕲州茶(指湖北蕲州蕲春蕲水所产团黄、饼茶)、鄂州茶(指湖北蒲圻、崇阳所产团黄)、至德茶(指安徽池州至德县所产饼茶),以上三处出产的茶,是方形的厚片饼茶。销售到陈(河南东至安徽一带)、蔡(河南上蔡地区)以北,幽(京津等地)、并(山西太原)以南。人人都喜欢,引为时尚。其济生(对身体的作用)、收藏、纳税,都成倍超过浮梁茶。

衡州衡山(指湖南衡阳、衡山等地)茶,团饼成巨串,年产十万斤。自潇湘(潇水、湘水地区)到五岭(泛指湘、赣、粤、桂等省区边境)都希望得到这些茶。其中有先春好茶,在湘东味道很好,到湖北就变味了,该茶虽然远销交趾(今越南),当地人都经常吃,但茶叶做工不是很精细。

潭州茶,阳团茶(今长沙、湘潭、益阳、株洲等地),茶粗质劣。渠江薄片茶(湖南新化县),有油、含苦梗。江陵南木茶(今湖北江陵县),品质偏下。施州方茶(今湖北恩施县),味苦、饼硬。以上四个地方的茶,都是味短,韵味不高。只有江陵、襄阳附近数十里范围才食用,其余可以不记载了。

建州大团茶(福建建州今建瓯),形状类似紫笋,又近似当时的大胶片,每一轴有十余片。要取食时,先用刀刮(削),然后才能弄碎。茶味极苦,只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山阳(今淮安)两地比较喜欢。不知什么原因,有的说该茶能治头痛,详情不知。

蒙顶茶[5]当时的产量减少,但做得精致。最初,蜀茶出名也是因为蒙顶茶。元和年(806-820)以前,一束锦帛﹙捆起来的五匹帛﹚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价格很高)。所以蒙顶附近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种茶,来获得丰厚的利益。没有数十年的时间,使当地农村市场上,每年出现千万斤(形容数量多)的销售。还有虽然不是真正的蒙顶茶,也还有人冒充蒙顶茶去销售。真正的蒙顶茶有鹰嘴、芽白茶(不研膏茶露芽饼茶),供堂[7],就是提供给当地官府,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其难得的情况就是这样。又经常见到书上评议、讨论陆羽的观点,认为不可比拟,没有可以与蒙顶茶同时并列第一的。蒙顶茶和其他茶排列起来比较,再看陆羽的观点,是不足以论的。

湖(州)顾渚、湖南紫笋茶,除了蒙顶茶之外,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

峡州(今宜昌)茱萸簝茶,出名的时间较近,在长庆年间,即唐穆宗执政时(821-824),稍稍受到重视,属于顾渚茶一类。从此碧涧茶(湖北宜昌产)、明月茶(湖北宜昌明月峡产),峡中香山茶(四川夔州云安郡奉节产),名气都在茱萸簝之下。

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最近还有小江源茶,虽然产量很少,名气又胜于茱萸簝茶。

舒州天柱茶(今安徽岳西县潜山),外形虽不峻拔好看,味道也甘香芳美,得到很大的信任。

岳州浥湖茶(今湖南岳阳)所产也少,其中好的可以与茱萸簝相比。这种茶比较特别,只适宜江水煎煮。用井水煎煮茶汤泛红,而且没有味。

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产于湖北蕲州蕲春,今稀水。《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赞普曰我此亦有...此蕲门者,即此茶)。每捆(原文“斤”有误)至百余斤,茶叶粗薄,只有畅销品,片特别小,而味很美。

寿山霍山小团(安徽寿州、霍山产,此茶同舒州、顾渚、蕲门、昌明、浥湖远运西蕃),其中最好的茶,上贡给朝廷。所缺者如奇异馨香脱颖。

睦州鸠坑茶(浙江睦州淳安县产),味薄,只有研膏类胜似霍山茶。

福州正黄茶,滋味厚薄有优劣之分,销至岭北即今蒙古、俄罗斯西北利亚及我国内蒙、黑龙江一带,与香山(四川奉节)、明月(湖北宜昌)茶相似。

崇州宜兴茶(宜兴属江苏常州府,此处称“崇州”有误),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湖北鄂州蒲圻、崇阳产)并列。宜兴是地名,汉代称阳羡县,隋改称义兴,唐代同。宋代太平兴国初,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改称宜兴。《膳夫经手录》是唐书,不应该出现宜兴地名,明显此条目为后人改加,有嫌贬低该茶之疑,而后又称与鄂州团黄(《茶述》列为第一流贡茶)并列,不好解释。

宣州鹤山茶(又称鸭山茶,安徽宣州宣城丫山产),位置次于天柱茶。

东川昌明茶(四川绵州昌明县,今江油县北兽目山产。白居易《春尽日》诗“渴尝一碗绿昌明”指此),品质可与新安含膏[8] 茶比上下。

歙州(今安徽歙县,新安江流域)、婺州(今浙江武义江、金华江流域诸县)、祁门(安徽)、婺源(江西)等地方产的茶,制作精细,不含杂质树叶,自梁(四川)、宋(江都南京)、幽(京兆长安)等地,人们都崇尚、喜欢。税赋收入、商人所赍[9] ,数千里道路上都可以看见。前边说的先春含膏茶,位置排在顾渚茶品的后边。祁门产的茶,和四川茶的渊源基本相同,差别不大。

体 会:

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茶叶品名多,《茶经》也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列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饮茶、品茶遍及全国,佛茶、禅茶、贡茶、礼茶也达到空前高度。茶书、诗歌、艺文不断涌现,琳琅满目。在学术上最有价值的文献首推《茶经》,但也有一定局限性。

《膳夫经手录》成于晚唐,有关茶叶的记载,从时间、空间而论,可以概括全唐面貌,内容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

《膳夫经手录》对各地茶叶名品评价,总体上比较客观,特别对蒙顶茶少而精,情有独钟,评价甚高,超过了当时的官贡顾渚茶。综合其他文献,应该也不过份。反而陆羽《茶经》对四川茶的评价有些偏颇。

陆羽没有到过四川,他写《茶经》时蒙顶茶仅以“雅州芦山郡”之名上贡,尚未成名。“蒙顶茶号第一”时,陆羽已经逝世。《膳夫经手录》成于公元856年,在《茶经》(758年)成书约一百年以后,后世与前代的情况变化很大,作者应当是在《茶经》的基础上写成的。但文章开始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此说不可苟同。

全书评价茶名时,特别强调本地与异地环境变化、人群差别,滋味不同,如衡州衡山茶……等,再有茱萸簝茶只能用江水,不能用井水,可见决定茶叶品质、口感,还有其他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膳夫经手录》从唐至今已经一千二百多年,有些茶品继承下来了,有些没有了,外形品质变化更大,历史上的评价有当时条件,不能作为现代茶叶品质标准。

茶叶古代史料考证困难很多,虽然有些茶的基本知识,而古汉语水平有限,误读、误解难免,仅供参考,恭候赐教。

注释:

1.晋宋:晋代-南北朝宋,即公元265-420年间。

2.吴人:俗称江苏曰吴,吴人即江苏之人。

3.管搉:搉与榷通假,管搉即专利。

4.新安茶:唐时雅州芦山有新安乡,邻近蒙顶。古代蒙山范围很大,邛崃天台山、芦山罗纯山包括雅安上、中、下里,雅安飞仙官帽山(又名漏阁山)、七盘山和名山蒙山都在其中。新安茶:属于大蒙山境内产品。

5.蒙顶:为了有别于其他蒙山,蒙顶仅指蒙山主峰周围,即今蒙顶山。“降”即以下,蒙顶茶少而精,与大蒙山新安茶有别。

6.希颜之徒:颜回字子渊,孔子弟子,天资聪睿,仁慈,德高望重,后世尊称“复圣”。“希颜之徒”指希望学习颜回之人,此处指学习仿造蒙顶制茶之人。

7.供堂:官府治事之地曰堂,“供堂”指上级官员。

8.新安含膏:唐代饼茶制造有研膏(压膏),即捣后榨去部分茶汁和不研膏(含膏)不榨去茶汁之分。新安含膏仿造蒙顶不压膏露芽茶制法,故名。

9.赍:音zi,通资钱财。

(发表在2012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李家光)

茶诗中的“贡茶”史


古时候,中国的文人们都喜欢将自己心中的不忿或是现实的生活写入诗歌之中,因此中国的诗歌丰富多彩,既能抒发情感,又能表现现实。


而茶诗也是在这样的文化之中应运而生。茶诗大多由文人雅士在品茶之中创作而出,或写出茶之滋味、或写出饮茶情绪等等。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上的那些著名茶诗,来寻找一下关于贡茶的历史吧


⻄晋左思的《娇⼥》诗也许是中国最早的茶诗了“⼼为茶荈剧。吹嘘对鼎”。


写的左思的两位娇⼥,因急着要品⾹茗,就⽤嘴对着烧⽔的“鼎”吹⽓。与左思此诗差不多年代的还有两⾸咏茶诗:⼀⾸是张载的《登成都楼》,⽤“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诗句,赞成都的茶;


⼀⾸是孙楚的《孙楚歌》,⽤“姜、桂、茶出巴蜀,椒、橘、⽊兰出⾼⼭”的诗句,点明了茶的产地。到唐宋以后,茶的诗词骤然增多,这些茶诗茶词既反映了诗⼈们对茶的宝爱,也反映出茶叶在⼈们⽂化⽣活中的地位。


自唐以后,历代的名茶绝大部分被列为贡品,每年最早采制的新茶首先派专人送入皇宫,供皇帝享用,往往是为了表示特別的恩宠,皇帝才舍得用茶赏赐亲信的大臣。


唐代柳宗元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一文中写出了得到皇帝赐予的一斤新茶后的诚惶诚恐、欣喜无限的心情:


“臣某言,中使窦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临,时珍俯及,捧载惊忭,以喜以惶。……衔恩敢同以尝酒,涤虑方切于饮水,抚事循涯,陨越无地,臣不任感戴欣忭之至。



纵观古今诗词,它们都有一大共性,那便是社会职能。透过诗词,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作者的情绪表达,思想内涵,更能从中观察出当时的社会民情,风气习俗等。


宋代茶饮风俗形式,在其历史时间与空间具有时代的特征、社会的特色。在宋代,全国范围内出产茶叶200多个品种。其中,皇家的贡茶最具有代表性。


北宋王朝初立,宋帝设立茶局,派重臣督造皇家御茶,他们最终选定福建建州凤凰山北苑贡茶为皇家御茶,旷世奇茗也由此诞生,掀开了中国茶叶史上新的篇章。据记载,皇家贡茶“龙团凤饼”为宋真宗时期宰相丁谓所创,小“龙团凤饼”是宋四大书法家、福建转运史蔡襄所造。


宋徽宗年间,郑可简改制的“龙团胜雪”成为中国制茶史上的一个神话,至今无法超越。


宋代贡茶之美、茶叶之精,使得大量文人墨客为之倾倒。饮茶不仅成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进入上层社会的精神生活,成为文学艺术的主题之一。


在“两宋”时期,先后有180多位诗人、词人用文章赞颂宋代贡茶,诗词达400篇。宋代的贡茶记录着宋代人深耕茶史的足迹,记录着宋茶创造茶史的辉煌。建茶入诗,比比皆是。


北宋文学家苏轼把佳茗和佳人联系在一起,写出了“从来佳茗似佳人”的佳句,为人们所传诵。


陆游写了300多首茶诗,成为历代诗人中写茶最多的一位。陆游对建茶更是情有独钟,他入闽做茶官,就生活在建茶之地建州。“建溪官茶天下绝” 的名句,出自于他的《建安雪》。


欧阳修在病中喜得建茶,品尝之余,遂作《和梅公仪尝建茶》。“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这是梅尧臣的诗句,是说北苑“龙凤团茶”可以比得上“仙人掌茶”,也可与“阳羡紫笋茶” 媲美。



宋人欧阳修《龙茶录后序》中说,“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当小龙团被列为贡品以后,更是难以得到。当时的皇帝宋仁宗也非常珍惜,就是辅佐他左右的大臣也不易得到赏赐。


只有在“南郊大礼,致斋之夕”四位高级臣僚才共同分得一饼,分割成四份各自带回家中宝藏,仅是在贵客到来时,才拿出来传观展玩。



珍贵如此,无以复加。宋代文人王禹偁在《恩赐龙凤茶》一诗中说:“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


此外,黄庭坚的《谢送碾赐壑源拣芽》,杨万里的《谢木媪之舍人分送讲筵赐茶》诗中都专门吟咏了赐茶之事,这些可以说是最上层的赠茶习俗。


到了元代,贡茶一直是传统的团饼茶,也还在沿用宋代的龙团茶制法,龙凤团、密云龙的名称仍在。元代皇帝也经常赐给大臣贡茶,“讲筵分赐密云龙”。


龙团茶仍要经过碾末,然后烹点。大臣虞集写过这样的诗句:“摩挲旧赐碾龙团,紫磨无声玉井寒。”宰相耶律楚材写道:“黄金小碾飞琼屑,碧玉深瓯点雪芽。”品饮贡茶的这种情趣与宋代别无二致。



但是在民间及士大夫私下的品茶生活上,元代渐渐发生着转变。元代诗人汪炎昶在《咀丛间新茶二绝》中,写他摘取新茶直接咀嚼,感觉极有韵味,不经过复杂的制作,尝到了茶叶的本真滋味,诗中写道:


湿带烟霏绿乍芒,不经烟火韵尤长。铜瓶雪滚伤真味,石皑尘飞泄嫩香。


       从诗中可以看出,文人们在追求茶的真味,有一种强烈的减少制作程序以保存茶叶真味的要求。宋代已经产生了散茶,元代除了宫廷,民间饮用散茶已经非常普遍。

非常有意思的是,为皇宫修贡的武夷地区,也在大量生产散茶,而且散茶居于主流。元诗人蔡廷秀在《茶灶石》诗中写道:“仙人应爱武夷茶,旋汲新泉煮嫩芽。”


这个茶灶石,就是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在武夷讲学时经常品茶的地方。朱熹当年所饮之茶,应是散茶无疑。当时朱熹带领学生亲自种茶采茶,品饮的就是制作简单而不失真味的芽叶散茶。


        明朝开国之始,贡茶主要由武夷地区的建宁府贡进,还是依照宋代以来的方式,研造成团茶,有大龙团、小龙团。

这滞后于茶事发展的状况,是一种恪守陈规的作法,从概念上人们仍以加工繁琐的龙团为精品。


但洪武二十四年九月(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发了一道诏令:“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正式宣布皇室不再需要团饼茶了,这道诏令成了炒青散茶取代蒸青团茶的转折点。


明太祖的这一诏令,的确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从此,散茶成为绝对主流,由此炒青也成为主流制茶方法而延续至今。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特意下发这么一道诏令?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中说:“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





诗人张岱曾在诗文《曲中妓王月生》中写道:“白瓯沸雪发兰香,色若梨花透窗纸。”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于茶叶的香气以及颜色作出自己的评价,并且描绘出了茶水清澈透亮的感觉。


这证明明朝的诗人更加赞赏茶香清幽似兰,茶色清淡透亮的茶品,不再只关注于口感,更加注重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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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茶诗数量庞大,也有许多著名诗篇。如高鹗的《茶》诗:"瓦铫煮春雪,淡香生古瓷。晴窗分乳后,寒夜客来时。漱齿浓消酒,浇胸清入诗。樵青与孤鹤,风味尔偏宜。"


边寿民的《好事近·茶壶茶瓶》词:"石鼎煮名泉,一缕回廊烟细。绝爱漱香轻碧,是头纲风味。素瓷浅蓝紫泥壶,亦复当人意,聊淬辩锋词锷,濯诗魂书气。"两首诗词都在淡雅之中,透出无限韵味。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清代最善写茶诗的可能还是乾隆皇帝。茶在这位"康乾盛世"主宰者之一的生活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


相传,当他85岁要退位时,一位大臣谄媚地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啊。"乾隆皇帝则回答说:"君不可一日无茶啊。"就是这位皇帝,撰写过几百首茶诗。其中有一首专门写普洱茶的:


《烹雪用前韵》清·乾隆皇帝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椀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寒香沃心俗虑蠲,蜀笺端砚几间设。兴来走笔一哦诗,韵叶冰霜倍清绝。

这是一首乾隆皇帝赞美普洱茶的茶诗妙句,乾隆尤爱普洱,曾作御制诗赞普洱多首,诗中多为极尽赞颂之语,写出了诗人饮罢普洱之后的愉快心情及对普洱的喜爱之情。


纵观我国的茶文化,以茶作诗为载体起起伏伏发展。尽管茶文化有过落寞的时候,但茶诗却依然在诗歌发展之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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