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也研习社
No.17期
干货程度：★★★★★
适宜人群：茶业经营者、消费品赛道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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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速览：
·中国的地理标志保护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并已初现体系。中国是茶叶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受地理标志保护的茶叶数量众多，然而中国茶叶地理标志保护存在着一些问题。
·自我国20世纪90年代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以来，茶叶组织积极申报，截至2020年共获得了196个茶产品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地理标志不仅是产品产地标记，除了其自然属性，更是一种质量品质和文化的体现。如何对这些茶叶产品进行地理标志保护，探究实施茶叶地理标志保护的意义，分析我国茶叶地理标志保护的困境及成因，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01
茶叶地理标志体系
地理标志(Geographic Indication)， 地理标志是指用产品生产地区的地名命名的产品。这类产品的质量、特征、形象、名誉都与产品生产地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有着直接关系，具有明显的自然品质属性和文化特征，所以地理标志不仅是产品产地标记，除了其自然属性，更是一种质量品质和文化的体现。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包括：一是来自本地区的种植、养殖产品;二是原材料来自本地区，并在本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
茶叶的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制度的前身是原产地保护制度， 自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后扩展到农产品和其他制成品，经过多年的演进发展，地理标志被确定为一项独立知识产权，超过90%的地理标志产品是农产品及其加工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茶叶生产国，茶文化的发源地。同时也是世界上重要的茶叶生产大国，茶叶生产地多达200多个，遍及十几个省，茶叶类产品是典型的地理标志产品。自我国20世纪90年代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以来，茶叶组织积极申报，截至2020年共获得了196个茶产品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这些证书持有者多为当地茶叶行业协会、研究所、政府主管单位等。
其中如浙江 的龙井，江苏的洞庭山、云南的普洱山等都是重要的产茶基地，而且这些地区所生产的茶叶也因其优秀的品质已形成品牌，相关茶产品不仅供国内民众享用，也出口海外。由于茶叶的品质与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条件息息相关，不同地区所生产的茶叶的品质是不同的，这便突出了茶叶的地域性特征，使得保护茶叶地理标志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茶叶的地理标志意义及必要性我国是茶发源地，茶叶种类繁多，但是传统原叶茶大部分品类都没有强势企业品牌。而茶叶从农产品变为可大范围流通商品，需要进行相关品牌建设工作。
对茶叶生产者的意义
使用地理标志必须是保护区域内并且生产的产品，由于生产者要遵守严格的生产规则，生产的质量受政府部门监督，要达到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因此产量有限，产品比非使用地理标志的产品贵。每个生产者都可以享受地理标志的集体知名度。地理标志产品的知名度和相对有限的产量，使得使用地理标志产品能卖一个好的价格。据统计，目前从全国各地反映的'情况看，已经获得地理标志注册的茶叶收购价格普遍上涨了15%至30%。从而使得拥有茶叶地理标志的茶叶带来附加值和其它的额外收益, 不仅可以提高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和价格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价格水平。
对消费者的意义在经济学中，获取信息的方式被划分为“搜寻品”和“经验品”。经验产品是消费者在购买前无法完全了解或者根据外观来判断其质量的消费品。消费者只能在购买和实际使用后才能正真产品特性。
而茶叶是标准的经验性产品，消费者难以在购买前考察茶叶产品质量。大部分消费者根据购买茶叶后的经验进行判断和评估，从而作为下次购买的依据。随着网上购物越来越普及，消费者远离生产者，距离远了，生产者的透明度相对也就降低了，易引起消费者的担心。此时地理标志即成为传达有关茶叶信息的有效途径。消费者可以从茶叶地理标志接收到两大重要信息。一是茶叶的的生产的地理源头，其二是茶叶的质量保证。地理标志传递产品的产地、品质、风味等信息，可降低消费选择的不确定性，为消费者购买决策提供参考。
对海外市场的意义
当前，从茶叶生产量、消费量、出口量来看，我国是当之无愧的茶叶大国，但纵观国际市场，我国茶叶地理标志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却不如印度大吉岭茶等国外地标产品，国际竞争力较低。目前我国茶叶地标产品仍然以内销为主，已出现产能过剩现象。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发展，观念的开放，中国对地理标志的重视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形势的变化，我国茶叶地理标志也正不断迎接着新形势、面临着新挑战。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国外对我国茶叶出口的技术性壁垒越发高筑，在WTO框架下，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都建立了地理标志制度，对具有地域优势特色的农产品进行保护，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因此发展茶叶地理标志产业，在推动我国茶叶地标产品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行的茶叶地理标志体系
在我国地理标志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工商总局、农业部以及质检总局3个部门分头管理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工商总局的商标管理职责及质检总局的地理标志管理职责，划归新组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但三套地理标志保护体系均沿用至今从这项规定的修改中可以看出，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性质越来越突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地理标志管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凸显
02
地理标志影响茶叶的定价因素
按照最传统价格理论认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值决定价格。且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地理标志茶叶的价值是自然因素和文化人文因素的综合体现。
从地理标志最初产生的原因来看，茶叶生长过程相对漫长，相传统工业产品难以标准化生产，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农产品地理标志体系的建立，造成显著不平衡的茶叶市场信息。消费者可能逐渐对茶叶质量丧失信心而不情愿支付额外的价格，那些优质的农产品由于价格低利润较少而难以维系正常生产运转。高质量农产品市场无法在积累中获得高收益来创造正向循环。
地理标志产品的自身品质是首要因素。地理标志产品正是具备与众不同的特质，才能有别于同类产品，才能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支付溢价.
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殊性
一般地理标志产品种养殖时间比较长，价格必然就要高一些。二是时间的特殊性。有的地理标志在于它的种养殖、采摘时间特殊，是特定的时段。大部分地理标志茶叶都会产生这些额外的成本。
文化因素地理标志产品与其他同类产品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文化背景、有精神内涵，有传说、有故事。不仅仅满足于消费者对于物质层面的需求，而且满足精神层面的追求。因此好的地理标志产品，其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价值也不可忽视。
供需关系
通常的商品的供求关系是：供大于求，自然价格走低;供不应求，才会价格走高。我们提倡地理标志产业发展，要做大做强，但是也同时否定无序、过度的扩展(特别是种养殖区域的扩展)。盲目扩大种植区域、提高产量其实是不明智的选择，这是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表现。其后果是：一方面盲目扩大种养殖区域会导致品质降低、品牌崩溃;另一方面，短期内产量的提升会改变供求关系，降低市价，导致丰年不丰收，损害种养殖群体的利益。因此对于地理标志发展，应当倡导：实事求是、审慎注册、不搞人海战术;顺时发展、因地制宜，不要盲目扩大。
我国茶产业已进入“茶为国饮”上升为 “茶为国礼”的新时代
还有很多地区的茶叶走的是 “高产 低价” “以量取胜” 的低端路线。产品结构单一， 区域特色不明显，品牌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目前很多茶叶品牌资源仍未充分挖掘出来，品牌发展还不够，市场覆盖率低，影响力小。
定价策略为了避免重蹈此前普洱茶、天价岩茶的覆辙以及低质高标、奢华包装、许可过滥等问题，在定价方面可采取行业指导价加企业自主定价方式。每年根据产品的等次、特色、销售形势来调整定价;定价可由低及高，小步快跑。以多层次的品类类覆盖各个消费阶层。以福鼎白茶为例，按照质量等级：一级、二级、三级、高级、特级来定价。同时兼顾区域：核心区、延伸区、拓展区，品质由内而外各有区别。企业根据各自茶叶的特性和品类，再自行确定价格，不搞一刀切。而且每年一调，小步快跑，每年上浮5%-10%，既兼顾产品的多样性，又能保证了行业、团体利益。
03
茶叶地理标志应用状况
自我国20世纪90年代实施地理标志保护以来，茶叶组织积极申报，截至2020年共获得了196个茶产品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获得地理标志保护的茶叶既有传统的历史名茶， 也有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茶叶品牌。从茶叶地理标志的地域分布来看， 一些产茶大省如福建、四川、浙江、江西、安徽、贵州、广西同时也是茶叶地理标志保护大省。
茶叶地理标志品牌相关排行2021年5月9日，由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等单位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2021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暨中国品牌建设高峰论坛”中发布2021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名单——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在前100名的排行榜中， 前5名里有3个茶叶类品牌，分别是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普洱茶茶叶品牌进入榜单前100 名共20个，占比20%
随着茶叶品牌的增加和茶产业的繁荣， 社会对茶叶品牌发展的关注度越来越高，2020 年12 月，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茶业品牌建设专业委员会和浙江永续农业品牌研究院等机构联合组建课题组，开展“2021 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
参与本次评估的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总数为123个，经过对参评品牌相关数据的多方审核，最终完成了对108 个品牌的有效评估，从茶产区来看，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江南产区的有效评估品牌数蝉联榜首，共计55个，占评估品牌数的50.93%;以四川省为代表的西南产区排名第二，共24个，占22.22%;以福建省为代表的华南产区和以山东省为代表的江北产区有效评估的品牌数量分别为17 个和12个，占比均低于20%。
从茶品类来看，有效评估的绿茶类品牌共60个，比2020 年减少了10 个;综合茶类(品牌下有多种品类茶叶)品牌数量为14 个;红茶类品牌数量位列第三，共计13 个;黑茶、乌龙茶、黄茶、白茶、再加工茶类有效评估品牌分别为7个、6 个、3 个、2 个、1 个，其中，再加工茶是来自华南产区的福州茉莉花茶;另有烟台桑叶茶、余庆苦丁茶等2 个其他类型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获评。
上述茶产区、茶品类相关数据，基本反映了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产业、品类格局。绿茶类品牌最多，占整体有效评估品牌数量的55.56%， 但比2020 年(71.42%)和2019 年(65.42%) 均有所下降。数据表明，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品类日趋丰富，各茶类的数量结构在逐渐发生变化，绿茶之外的其他茶类品牌逐渐增多。因为有效评估的黄茶、白茶类区域公用品牌的数量均不足5 个，且综合茶类品牌数量较多。
2021年品牌收益前20位茶叶
区域公用品牌
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价值不断提升，且高价值品牌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这一趋势从侧面反映了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建设的成效。但是，虽然头部品牌价值有所突破，但所占比例仍然不大。。品牌价值位于50 亿元以上的我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共有5 个，比上年度增加了2 个，分别是西湖龙井(74.03 亿元)、普洱茶(73.52 亿元)、信阳毛尖(71.08 亿元)、潇湘茶(67.83 亿元) 和福鼎白茶(52.15亿元)。期待未来，我国有更多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突破50亿元门槛。
茶叶地理标志品牌收益
本次评估中，108 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品牌收益为1.33亿元， 比2020 年增加了1361万元，增长了11.42%。
江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为1.32亿元，较2020 年增长了2151.09 万元， 增幅十分显著， 高达19.42%;西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为1.25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从数据来看，华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处于相对高位，收益显著;江南产区的平均品牌收益增幅大，势头强劲。本次评估中，108 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为86.53 元/kg，较2020 年增长了23.45%。其中，单位销量品牌收益最高的品牌洞庭山碧螺春，达到了2275.67元/kg。
比较分析四大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发现，江南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高达134.20 元/kg，远超其他3 个产区的平均值;华南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最低仅为20.09 元/kg;西南产区和江北产区分别为46.77 元/kg、41.70 元/kg。与2020 年相比，江北产区的平均单位销量品牌收益涨幅最大，达到了88.01%，江南产区也获得了39.68%的增长率，而华南产区与西南产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
由此可见，尽管华南产区在平均品牌价值、平均品牌收益上表现较为不错，但其在单位销量品牌溢价能力表现上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江南产区则无论是在品牌相对规模效益，还是品牌价值、品牌收益上表现都较为不错，尤其在单位销量品牌溢价方面，本次评估中，品牌收益位于前20 位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中，来自江南产区的有10 个，占据半壁江山;西南产区的有4 个，占比1/5;华南产区和江北产区各占3个。
本次评估品牌中品牌收益超过30000万元的有以下5个品牌。
整体品牌收益排名最高的为西湖龙井，高达41076.88 万元，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也较高，达924.53 元/kg;
普洱茶位列第二，整体品牌收益为40057.96 万元，但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仅为2.53 元/kg;
排名第三的信阳毛尖，整体品牌收益为38531.79 万元， 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为6.60元/kg，稍高于普洱茶;
潇湘茶和福鼎白茶的整体品牌收益分别为37866.35 万元、32777.36 万元。
由此可见江南产区有效评估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品牌溢价能力十分强劲，在前20位品牌中，来自江南产区的共计有14个品牌，占比70%。其中，洞庭山碧螺春以高达2275.67 元/kg 的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位居榜首，远远超过其他品牌，品牌溢价能力十分强;
武阳春雨和西湖龙井分别以989.23 元/kg和924.53元/kg的单位销量品牌收益位列第二和第三;数据可见，前三甲品牌均来自江南产区。
数据表明，尽管部分茶叶区域公用品牌的整体品牌溢价不高，但其单位销量品牌溢价能力不容小觑，它们创建占地少、不以规模取胜的“小而美”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达到了一定程度的高质量发展。
单位销量品牌收益前20 名茶叶
区域公用品牌
04
当前茶叶地理标志保护的困境
我国对地理标志保护的研究起步较晚，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所以在保护茶叶地理标志方面仍没有取得理想效果，而且在确立和实施保护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难：
茶叶地理保护制度不完善使品牌化发展异常困难。由于生产地布局不合理，部分地区技术落后，再加上审批制度过于宽松，引发不良的同质化竞争，使得茶叶地理标志保护能力弱化;茶类地理标志通常申请注册的是证明商标，包含对茶叶产品质量的保证。知名度不断提升，就有着通用化公用化的风险，逐渐失去识别能力，商业价值就会受到不良影响
地理标志侵权认定规则的不统一
包括对侵权范围的界定，各部门对是否侵权的判断标准不匹配，茶叶市场品牌建设和运营主体虽然呈现多主体状态，但实则缺乏真正的责任主体，导致产业品牌建设难以落到实处。茶叶地理标志品牌是一种公共资源，其背后的经济价值使之成为茶叶产业从业者争相使用的资源。很多从业者缺乏地理标志保护意识，为了赚取利润，将劣质茶叶拿到地理标志区域售卖，并随意使用地理标志品牌，导致市场上存在不少假冒伪劣产品。这些产品从包装、外形等各个方面模仿品牌茶叶产品，损坏了当地正宗茶叶品牌的形象，导致消费者对茶叶地理标志品牌的不信任。
产品质量不稳定，产地难溯源
茶叶原产地的鉴定与检测技术仍然面临较大的困难，生产者质量意识薄弱，质量监督机制还不够强大。很多茶叶地理标志申请主体存在“重申请注册”“轻管理和监督”“重生产，轻品牌”“重经济效益， 轻保护”“重产量， 轻文化” 的思维定式，往往更加注重眼前实际利益，在意评比结果， 而对茶叶质量和长期发展有所忽视，缺乏长期科学的规划，导致出现农药含量超标、盲目引进外来品种、 产品特色不鲜明、 品牌文化内涵不足等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品牌的塑造和长期发展
茶农茶企缺乏维权思维
使得茶叶地理标志 过于被动。由于大部分茶农茶企对地理标志保护缺乏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茶叶地理标志保护相关政策和法律的震慑力，使得不法侵权行为更加猖獗;同时茶叶地理标志有关的法律法规目前不够健全，需逐渐完善，为茶叶地理标志保护的实施提供保障与约束。
茶企之间缺乏合作意识难以形成品牌效应茶叶行业整体发展滞后。各茶企业之间缺乏合作意识，难以形成品牌效应，而众多品牌也给了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自身发展更加困难。
缺乏国际品牌战略意识
与立顿，大吉岭等世界知名品相比，中国茶叶存在“有名无姓”的现象。当前，从茶叶生产量、消费量、出口量来看，我国是当之无愧的茶叶大国，但纵观国际市场，我国茶叶地理标志产品的国际知名度却不如印度大吉岭茶等国外地标产品，国际竞争力较低
05
地理标志问题的应对措施
完善茶叶产品地理标志的立法保护
中国茶叶产品品牉数量多，类型复杂多样，我国地理 标志保护制度的建立时间尚短，各个方面缺少技术和经验的支持，政府应逐步完善地理标志的农产品法律法规，使法律更加详尽，主要包括对农业生产者地理标志产品的标识和质量进行定期检查和控制，同时对市场准入严格履行。对非法经营者的经济，行政和法律制裁增加非法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只有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引导下，才能弥补这些劣势，保证茶叶市场健康化、常态化。并且严格认真对待茶叶地理标志的申请、注册、发展。对地理标志所带来的影响要加以限制，防止出现地理标志区域内的同质化竞争。
建立完善的溯源体系
现阶段技术上鉴定原产地暂时存在难度。比较可行的是进行更加严格的溯源管控，通过鉴别“防伪标识”间接解决茶叶产品溯源问题。一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正在积极探索通过数字技术为茶叶区域品牌保驾护航，保护品牌利益。2021年3月10日起，福鼎市茶青采摘、交易及茶叶生产、销售过程全面纳入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系统。通过该平台系统，可全程高效监管福鼎白茶，实现产区溯源、品牌溯源，既维护原产地茶农、茶企的利益，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推进福鼎白茶产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再例如2020 年构建“西湖龙井茶数字化管理系统”平台，采用“生产过程数据化、管理过程自动化、决策系统智慧化”的总体取向，运用杭州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优势对西湖龙井茶的生产、加工、销售及市场运营进行数字化一站 式管理，涵盖了西湖龙井茶基础数据库、防伪溯源查询、“西湖龙井”地理证明商标授权许可、龙 井茶 (西湖产区)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产地证明标识申领发放和流向管控、市场监管、奖惩等诸多功能。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更好的解决原产地溯源难的问题，保护地理标志的可信度。
树立国际知识产权意识
地理标志是一种具有区域特征的独立知识产权。但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被其他国家的法律认可和保护。随着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地理标品已有在国外受到侵犯的案例，因此需要重视起中国农产品在国外的地理标志申报登记工作。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应对海外抢注与侵权问题可以尝试多条途径同时保护，除了常规商标保护路径之外，企业之间还可以成立知识产权联盟。此外应当制定国际知识产权战略。企业应当重视品牌效应，以地理标志为辅助，提高“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做好各主体的地理标志宣传工作
做好地理标志的宣传工作，一方面茶农茶企需要加大学习力度，要从更多的角度上去了解茶叶地理标志保护的 作用和意义，通过树立良好的权利思维和自觉维权意识，积极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政府政策、保护制度等武器，保证自身茶叶地理标志名誉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国家应结合当下茶叶经济和地理标志保护的发展形势，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行政机关和市场监督部人员也要不断提升自身执法能力，严厉打击非法行为，加大违法行为处理力度。通过调动茶农茶企的维权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市场管理环境，充分发挥茶叶地理标志的价值作用
在“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下，消费者愈加偏向理性消费，愈加关注健康安全。作为21世纪 公认的健康饮品，茶能够为更多人带来健康已成 为基本共识。针对新时代消费者而言，我国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还处于相对弱势的消费认知状态。面对新一轮的挑战与机遇，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更需要进一步塑造中国茶以及各品牌自身的国内外消费市场，特别是新时代市场的正面影响力。
来源：茶也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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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联合“一带一路”国际茶贸易产业创新院正式发布《2021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分析报告》。我们将从不同角度为大家分享解读报告，帮助广大茶界人士更好的了解《报告》，了解2021国内茶叶进出口情况!(文末可申领《报告》)
《报告》旨在全面分析和总结中国茶叶进出口情况，了解我国茶叶进出口存在的问题及短板，帮助各茶叶产区及相关出口企业掌握进出口数据，有针对性的进行市场开拓和产品研发。
本次《报告》解读内容：福建省茶叶贸易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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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登顶茶叶进出口额双第一!
2021年福建省以5.1亿美元的茶叶出口额，超越浙江省，成为当年各省茶叶出口第一!出口量达2.6万吨，位居全国第四;同时，福建省还以茶叶进口额4431万美元，进口量1.2万吨，超越上海市，成为当年各省茶叶进口额第一!
出口茶类以乌龙茶、绿茶为主，出口均价高!
福建省出口茶叶品类涉及全茶类，以乌龙茶、绿茶为主，在2021中国各茶类出口中成绩突出!
福建省茶叶出口均价较高，2021年所有茶类出口均价为19.6美元/kg，红茶出口均价35.6美元/kg，绿茶出口均价24.6美元/kg，绿茶出口均价14.7美元/kg，在各省份中排名靠前!
其中，乌龙茶为福建省最大的出口品种，出口量12756.1吨，占比48.78%，出口额1.87亿美元，占全省36.6%，出口量与出口额均位居各省乌龙茶出口第一!
绿茶为福建省第二大出口品种，出口量9532.6吨，占比36.46%，出口额2.35亿美元，占比46%，位居全国绿茶出口额第三!
红茶出口额0.61亿美元，占比11.97%，位居全国红茶出口额第二!
花茶出口额0.2亿元，占比5.02%，出口量1927.1吨，占比3%，出口量与出口额均位居全国花茶出口第一!
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是福建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
从福建省茶叶出口市场看，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日本和泰国位列前4位，分别为1.747亿美元、1.742亿美元、0.36亿美元和0.22亿美元，合计占出口规模的80.0%，茶类主要构成为乌龙茶与绿茶。从均价来看，以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最高，出口到两地的茶叶均价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达40美元/Kg。
福建省进口茶类以红茶为主!
从福建省茶叶进口种类来看，红茶为最大的进口品种，进口9529.6吨，占78.27%;乌龙茶为第二大进口品种，进口2037.8吨，占16.74%。从进口额看，2021年全省红茶进口3265.6万美元，占茶叶进口的73.69%;乌龙茶938.7万美元，占21.18%;均价方面，花茶进口均价最高，达到13.6美元/kg。
从进口市场看，斯里兰卡、中国台湾、印度位列前3位，分别为1758.7万美元、1099.3万美元和636.4万美元，合计占进口规模的78.85%。其中从斯里兰卡进口红茶，从中国台湾以进口乌龙茶为主。
关于福建省茶叶出口方面存在问题分享
1、国内外茶叶消费习惯与福建省茶叶生产主要品种存在较大差异。国外茶叶消费习惯与国内差距明显。境外茶叶消费偏向于红茶，红茶占世界茶叶贸易比重高达80%，而目前我国茶叶出口80%以上以价格低廉的绿茶为主，福建省优势茶叶品种为乌龙茶。境外茶叶消费追求便捷快速，偏向于调饮、袋泡茶和茶饮料等品饮方式，而我国传统的品饮方式是清饮冲泡。
2、出口市场结构有较大改善空间。福建省茶叶出口集中在香港、日本和东盟，对在全国出口占比较高的非洲市场，受限于非洲主要为价值低的绿茶的消费习惯(出口非洲茶叶中绿茶占98.7%)、受出口欧洲市场也以绿茶为主等影响(出口欧洲茶叶中绿茶占71.3%，乌龙茶仅占4.5%)，福建省出口额均较低。
3、企业出口意愿不强和品牌缺失。随着近年来出口转内销和双循环的推进，一些原出口商发现国内市场更广、利润更高(是出口利润2倍以上)，且境外市场农残要求较严格等因素影响下，福建省茶企更倾向于开拓内销市场。同时，目前福建省和其他省市茶叶出口贸易依靠出售价格较低的茶叶原料为主，附加值低、品牌溢价能力较弱，缺乏知名的茶叶品牌。
4、国际贸易技术和关税壁垒限制加剧。欧盟是世界上农药最高残留限量(MRL)标准最严格的地区之一。近年来，欧盟频繁修订茶叶农残标准，茶叶检测指标从96个增加到了480多个，且大幅提高对我国茶叶的检测频率，检测标准越来越严格、检测费用提高和申请周期较长，2019年，美国对我国茶叶加征15%关税，给茶叶出口美国带来明显影响。
关于福建省茶叶出口的对策建议
(一)以多元拓展为抓手，抢占市场份额
一是加强对茶叶类专业展会扶持。持续开展“闽茶海丝行”活动，结合“百展万企”计划，鼓励茶企积极开拓东南亚、中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和空白市场;支持福建省茶叶品牌企业参加广交会特装展示，鼓励茶叶主产区商务部门在广交会公共区域设立地方产业集群品牌展示区。
二是充分利用好相关协定。利用好RCEP、国际茶日和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生效的契机，依托福建省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武夷岩茶、正山小种、坦洋工夫、福州茉莉花茶、福鼎白茶、松溪绿茶等8个入选标志及政和白茶、建瓯北苑贡茶、平和白芽奇兰、松溪红茶等4个保护标志，指导企业拓展欧洲、东盟等市场，推动福建省更多茶叶地理标志入选。
三是推动与新业态新模式结合。鼓励茶企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结合，与跨境电商结合，加强与知名第三方平台合作，实现“网上展示+区域分拨中心+线下体验馆”联动。
(二)以文化传播为助力，打造福建茶品牌
一是加大茶文化海外传播推动。支持茶企抱团在境外建设闽茶文化推广中心(展示中心)，通过开展品牌推介、文化交流、茶道表演等活动，结合博览会、品鉴会和交流会等形式多样的市场渠道，实现中国茶的品饮和生活方式等内涵丰富的茶文化在境外推广，降低对传统市场的依存度。
二是鼓励茶企业创立自主品牌。针对海外市场需求，支持省内茶叶出口企业通过开展国际认证、并购境外品牌等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茶叶企业和茶叶品牌。
(三)以服务提升为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一是打造茶叶出口绿色通道。支持茶叶监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监管部门简化出口茶企备案、优化出口茶叶检测等相关环节，培育茶叶AEO高级认证企业，提高通关效率。
二是加大金融信保服务力度。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加大茶企融资支持，推广金服云平台“外贸贷”，优先支持中小微外贸企业使用纾困资金;鼓励茶企通过出口信保投保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小微出口茶企通过“单一窗口+出口信保”模式投保，进一步降低企业在市场拓展中的风险。
三是推动国际贸易磋商及关税优惠。持续推进与相关国家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时尽可能将茶叶纳入降税范围，并建立双向沟通机制，制定合理的农残卫生安全标准，降低我国茶叶进入海外市场的成本。
(四)以创新品质为核心，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提升茶叶出口品质管控。进一步完善省内茶叶生产基地规划建设，指导茶企强化品质管控体系和产品可追溯体系建设，助力茶产业实现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高质量发展。密切关注和评估国际茶叶农残标准及相关政策变化，开展动态监测和分析研究，帮助企业有效应对贸易壁垒。
二是促进茶产品创新优化出口结构。在拓展原叶茶消费市场的同时，与国际市场消费习惯相衔接，加强对花草茶、果味茶等产品的开发，依托茶叶深加工技术的提升，推进茶叶深加工终端产品的国际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内容来源丨《2021中国茶叶进出口贸易分析报告》
文章作者丨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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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