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编辑部
Chin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茶
茶叶中蕴藏着深刻地哲学内涵，随着时间的积淀，茶叶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精神产物，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茶文化。而产生这种文化的根源则是由我们中国独到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二者缺一不可。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别具一格的茶文化，这恰恰可以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论述，即由于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致使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使得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同一内容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体现。茶叶在本质上是无差异的，但由于世界各国不同人民对于茶叶本身存在不同的理解，加之每一个国家、民族存在着自身独有的文化，所以导致茶叶被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精神蕴含，外在上以各国不同的茶道、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孙忠焕发表致辞，他表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丝瓷茶担负着谱写发展新篇章的使命。我们要具备大格局和大情怀，站得高、看得远、走得坚定，把美好生活带到全世界。他强调，我们要重视丝瓷茶文化的特色，走好发展提升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只是高度发展的物质，即意识是人脑的一种机能，而这种机能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物质决定意识，而茶叶这一基本物质载体，在满足了其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被我们在特定的时期被我们所初次认识，随着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这一认识过程在不断地被深化，茶叶这一客观存在始终持续地被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茶叶只是作为这个物质世界的冰山一角，但其历史已经向我们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可知论这一观念，即世界只存在尚未认识之物，而不存在不可认识之物。
其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还向我们阐释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中国的茶文化可谓源远流长，为何这种文化能够绵延至今，追根溯源，还在于我们的先人曾经迈出了品茶，赏茶，悟茶的这第一步，正是由于我们对于茶叶有了最基本的接触，这种实践活动才能促使我们产生联想，并将彼物之内涵付诸于此物。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也有更多地机会来进行这一实践活动，通过对前人研究的积累，并结合当下时代背景下自身对于茶的感悟，逐渐雕琢出了茶文化最开始的雏形。历史唯物主义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的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源于物质的丰富程度，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因此，可以说，茶文化是随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渐提高，人们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来去对其研究，从而诞生的一种产物。接下来，我们就主要从历史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的维度去进一步分析茶文化。
苏轼言：“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大碗茶。”历史上也相传，神农尝遍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一、茶为中药
在古代，茶即是药，并被医书所载录。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神农尝遍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可见，茶的起源应该是作为药用的。在饮茶习俗刚刚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制茶技术却不简陋、幼稚，反映了制茶技术在茶叶成为嗜好饮料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这一发展是在药用领域里完成的。
从茶叶成为嗜好饮料开始，在保持茶叶生物特征的前提下，把茶加工得更加美味可口成为了这一阶段制茶技术发展的最受瞩目的目标。茶在嗜好饮料的世界里另辟蹊径，尽管在概念上与药物分道扬镳了，但是在技术上却没有根本的变化。
二、茶的中医功效
自汉代以来，很多历史古籍和古医书都记载了不少关于茶叶的药用价值和饮茶的健身的论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6种古医书记载茶保健作用的有20项，219种药效，如提神明目，止渴治痢，去腻醒酒等等。
《神农本草经》：“茶味苦，饮之使人益四、少卧、轻身、明目。”
《神农食经》中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广雅》称：“荆巴间采茶作饼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陆羽《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新修本草·木部》中说：“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春采之。苦茶，主下气，小宿食。”又称“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
南宋时虞载《古今合壁事项外集》中记载：“茶有理头痛、饮消食、令不眠”之功效。
李时珍《本草纲目》：“茶苦而寒，最能降火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闿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
三、茶与五行
古代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各种物质都可以按照五行的属性来归类，如果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现象、性质及作用，与五行的特性相类比后，可以将其分别归属于五行之中。
《茶经》开篇第一句就说茶是我国“南方”的“嘉木”，理所当然，茶首先属木。陆羽并将“五行”纳入“煎茶”的茶道中，他认为金木水火土相结合才能煮出好茶。煎茶用的风炉，属金；炉立于图纸上，属土；炉中沸水，属水；炉下木炭，属木；用碳生火，属火。这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调和，从而达到茶“祛百疾”的养生目的。
现代制茶工艺中，采摘下的茶青（属木），经炙热铁锅（属金）“杀青”、揉捻后慢火（属火）烘焙成干茶。“金”克“木”，又被“火”克，性质大变，从而制成成品茶。冲泡茶叶所需的沸水（属水），茶具（属土），也属五行之列。中医认为一个人的五行平衡停匀，生克得当，即可强身体健，命运亨通。茶叶经过反复生克，攻伐，合化，博取，兼容了阴阳五行的精华灵气，这正是茶叶诸多养生功效的根源所在。
四、中医“茶疗”的发展史
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言“茶为百病之药”。苏敬等撰写《新修本草》将茶列于木部中品，其味甘、苦，性微寒、无毒，其功效有下气，去痰、热、渴，令人少睡，消宿食，利小便，治瘘疮等。后世医家均秉承其理论，不断开拓出茶的药用功效来。
陆羽则集合前人有关茶的文献之大成，编写出《茶经》书，此书不仅内容丰富能承前启后，而且奠定了茶在整个中华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使人们在对茶叶有药效认识的同时，也认识到茶已成为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斐汶《茶述》云“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及卢仝的“七碗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则将茶的功效上升至抽象的精神感悟，对于茶的养生意义作出了积极的肯定。更有许多唐诗来讴歌茶的贡献，如李白的“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颜真卿的“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吕岩的“增渌清气入肌肤”说明茶有去油润泽、洁净肌骨之效：又如曹邺云“六腑睡神去，数朝诗思清”齐己诗“味出诗魔乱，香搜睡思清”，说明茶能凝神除眠，使人才思敏捷；诗僧皎然的《饮茶歌》不仅说明茶能排遣孤闷，明心见性，更是让人脱胎换骨、羽化成仙之品。
至宋代茶业飞速发展，中医茶疗的使用方法和运用范围逐渐扩大，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即列有药茶专篇。其中的槐芽茶方、上萝叶茶方、皂荚芽茶方、石楠芽茶方中不再专注于茶的本草药效研究，而是将重点转向了茶的制作工艺及服饮方法在方剂中的运用，这使得中医茶疗在发展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与此同时，随着唐宋时期社会文明高度发达、各种思维交会融合，以儒释道三家与茶相结合所产生的茶道文化应运而生茶道文化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又与中医调神养生的理论和实践构成良性互动，经过岁月沉淀后，确立了以茶为中心的茶道养生方法。
至明清时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茶进行了系统性总结，指出“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在其文中附含茶药方16则，不含茶的“代茶饮”10则，都一一详加考证记载。在这之后不但有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方剂问世并且被推广开来，而且临床医家更为注重制艺服饮在临床上的运用。如：茶疗剂型由原先汤剂、丸剂，发展为汤剂、丸剂、散剂、冲剂、代茶饮等多种；应用方法发展成饮服、调服、和服、顿服、噙服、含漱、滴入、调敷、贴敷，擦、涂、熏等。在《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更有大量的实例记载，可见当时中医茶疗盛行于世。
茶人墨客在著述中谈论养生茶疗者颇多，最具代表性的为《遵生八笺》中“茶泉类”专论一章，集中谈论识茶、采茶、泡茶等茶事活动中能带给人们的一种亲近自然的养生状态。《寿世青编》中所述的“十二时无病法”更是强调了茶在养生保健中的重要地位。这种以养生为主的中医茶疗侧重文化的表达，贴近日常生活，自然融入到社会当中。
五、中医茶疗的创新史
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西方文化思想全面引入中国，中华传统文化相应遭受强烈冲击，中医也经历了一个由中西汇通渐变到中西结合的理念更新过程。
中医茶疗在这种背景之下，步入到一个全新的开拓创新时期。在药理及生化等新型科学实验方法的 积极推动下，人们对茶叶的药用有效组份及其功效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研究出茶叶中含有的45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又以茶多酚、生物碱、茶多糖、茶色素、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元素等为主要成分。
这种全新的视角给中医茶疗带来了新的治疗方式，随着中药炼制技术的不断进步，将有效组分制成胶嚢的保健品已成为了时下的流行商品。人们更是设计出袋泡茶、速溶茶、浓缩茶及罐装茶等更为简便的饮茶方式使得人们越来越乐于接受这种创新型的中医茶疗。
原标题：茶为万病之药，茶的五行及中医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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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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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