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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对于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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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佛茶”与“禅茶”之关系刍议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读后十三思

  1、“复调”的新主张

王旭烽教授2022年10月接受《解放日报读书周刊》采访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江南作为文化形态,传统的认知,往往将其归类为浪漫、美丽、哀愁、亮丽、脆弱、委婉、阴柔。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不过单调的文化形态显然不属于华夏民族。从我们的始祖炎黄开始,我们的文化形态就是复调的,我们的本土文化——易,也以阴阳作为解释世界的元起。故大中国东南西北,文化形态都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接近真实地气传达这种状态,这是我自然而然的初衷。”

上面这段话,如果把“江南”二字替代为“茶”字,也很贴切妥当。传统文化都认为茶阴柔内敛,实则不然。对于当代有责任的茶文化研究者而言,这个命题非常值得商榷。王旭烽在“茶人四部曲”中想表达的也是这种“不是”。这一点我和作者的认识是相同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感同身受。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才决定春节假期精读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并分享给大家。王旭烽教授在“茶人四部曲”这部小说是如何表达这种“不是”的呢?或者作者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要去改变这种传统的认知呢?作者王旭烽教授提出了“复调”的理论主张。

“复调”二字是作者的创见,从字面意思看,它首先回避了二元对立,阴与阳的对立,刚与柔的对立,包括茶和酒的对立。此外“复调”二字还表达了一个意思,即同频共振,在一个时间轴上,字面上对立的两者,如阴与阳,刚与柔,只是振幅不同,强弱不同、程度不同。这个思想作者在她的另一部作品《中国茶酒文化》中有细致表达:

“精行俭德与奔放浪漫渗透在一盏饮料中,这是茶酒想要给人的启迪,也是给人的难题。这就是人生,你永远在复调中生存,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这段话是王旭烽教授对“复调”二字的精准解读。作为二元对立的阴与阳,茶与酒,本质是不二的,是一体的,是同频的。在“茶人四部曲”中,这“复调”二字还不止于此,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两仪是二元论,用朱熹的话说“大抵世上万物之理,亭当均平,无无对者”,他说的是人在认识万物的过程中总能找到一组对立的参照物,两两一组,如阴与阳,阳与刚,茶与酒自然也是其中一种。然而这只是表达了振幅的强弱。而随着时间的演化,两仪生四象,四象比两仪更为具体,它能揭示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是“复调”二字更进一步的内涵。

我精读王旭烽“茶人四部曲”的出发点是茶,就是怎么去认知它?前面表述过传统认知茶都是阴柔的,但其实茶也有阳刚的一面,只是大家并没有看到,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就呈现了这普通人不容易看到的一面。在对茶的品格塑造上,这部小说在茶的认知角度还有两个极大的创新:一是茶品格的完整丰富性,一是茶品格的独立性。这些都是相较历代茶事艺文作品中而言最大的亮点。

有一段话广为流传,它是这样说的,一杯茶,佛家看到的是禅,道家看到的是气,儒家看到的是礼,茶说我就是一杯水,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段话其实也是说对茶的认知。上面这段话,如果把“茶”字换成“书”,道理是一样的。一本书,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说我想表达什么,而在于读者能看到什么,读到什么,所以我此行的身份就是一名普通读者。我把我在“茶人四部曲”中看到的感触到的关于茶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对于茶叶界这其实又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不在于卖茶的说什么,而在于消费者喝到什么。因为目前的茶文化主流表现为生产方文化,而不是消费文化。生产方制定的茶叶审评体系,生产方制定的茶叶流程标准,所以对于涉茶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消费方的发言都很重要。那么对于书而言,就是读者的心得最重要。

怎么去认知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但一点也不过时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当代茶文化研究必须要直面的问题。茶对人的好处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茶的物质属性,一个是茶的精神属性。如果把这两者形容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这都好说,各打五十大板,势均力敌。但如果架一架天平,把这两部分都放上去称,看看孰轻孰重,这结果未必是大家想看到的,也可能会颠覆我们的认知。如果说两位院士是在科学层面,那么王旭烽教授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终极指向都在于“怎么去认知茶”这个命题,或者说回答“什么是茶”。“茶是什么”容易回答,把薄书读厚就行。只要细飞地足够具体,内容足够丰富,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什么是茶”,实在很难回答,因为它是一个把厚书读薄的过程要不断提炼,不断判断,不得作出选择,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2、完整丰富的茶语表达

一个实在的问题是,自古以来,我们对茶的认知都很单一,有些平面化、脸谱化,这大大影响了我们现在对茶的看法。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这套书中,茶品格的表达是完整而丰富的,这是历代茶事艺文作品中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陆羽《茶经》之前自不必说,那个时候茶的世界还是一片混沌,茶混同于其他的草药、菜蔬、饮品之间,并没有清晰的面孔。是唐朝的陆羽以一己之力把茶高尚化,通过《茶经》这本书,确立了茶文化的合法性。把茶高尚化的一个动作,就是把它提纯和剥离,和其他东西区隔开了。因此茶的清饮便诞生了。虽然当时还加盐,但已经不加橘皮姜丝了。陆羽在《茶经》中也说,这种加姜丝橘皮的喝法如“沟渠间弃水尔”,上不了层次。之后的唐煎宋点明泡,包括末茶和叶茶两类,甚或一直到现在清饮都是中国人饮茶的主流方式。陆羽《茶经》按属性来说属于“类书”。类书是专业名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博物书或者百科全书。陆羽《茶经》中茶的形象就是一个沙盘,扁平、微缩、理性。它的叙事也很独立,就是茶,没有酒或者其他东西抢镜,陆羽《茶经》中也有关于茶的精神,茶的品格的定调,但总体它是一本百科全书。之后的《大观茶论》《茶疏》《茶谱》也都是这种类型。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茶文化的主体,它主要回答的是“茶是什么”,底色是说明书。

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中也穿插了大量的关于茶的各种知识,几乎囊括了整个中国茶的内容。关于王旭烽在“茶人四部曲”中的茶知识,其实可以参照她的另外一部作品,叫《茶文化通论——品饮中国》,这也是一本质量很高的畅销书,支撑起了“茶人四部曲”的专业分量。

3、茶也能很“硬气”!

除此以外就是大量的茶事艺文作品,包括茶诗词,茶书画、茶歌舞等等。在这些作品中,苏轼的《叶嘉传》是个典型的代表。

苏轼的《叶嘉传》形式是个小小说,比其他茶事艺文作品表达都要丰富些,而且还表达了新观点。这也是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对茶的品格表达的一个承继。苏轼《叶嘉传》是个虚构小说,以人拟茶,突出了茶的高尚品格。苏轼《叶嘉传》是茶化人,王旭烽“茶人四部曲”是人化茶。

都说苏轼《叶嘉传》是表达茶的隐逸精神的。我看不尽然。除开篇叙述了叶嘉出身隐逸以外,主体内容还是说叶嘉如何不畏强权,不畏酷刑,历经“九难”的“硬气”形象。如果把其中关于茶的细节,如制茶鉴茶的工艺内容去掉,换成竹子也能贴合的天衣无缝。苏轼这么一个爱竹子的人,竹子在他的心中可能要比茶与酒地位高很多。他可能先有了竹子品格的设定,然后用茶的素材去做的填充和丰富,而成就了这篇茶文化史上的高光之作。这就是茶的妙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茶的超凡之处。

在苏轼《叶嘉传》里,茶的品格和形象也是单线的。叶嘉奉诏出山,不畏强权,恪尽职守,不贪恋富贵,这是一种硬气,一种坚毅,当然也有圆融和成熟。叶嘉的辞官退隐离陶渊明的境界还差了一些。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药”,说不当官就不当官,而叶嘉的辞官退隐,是你皇帝不让我干,干不成了,我也就不干了。

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杭嘉和对此另有一种态度,他是不干,奉诏也不会出山,但他这个不干,又不是真的不干,只是不出头,但实际上什么事都少不了他。这可能才是茶的真实的形象。茶叶永远需要外界激发才能溢得茶香。苏轼在《叶嘉传》文末也对叶嘉这种品格做了评定,“正色苦谏,竭力许国,不计身心”,表彰了一种忠心,弘扬的是一种士子精神。茶在苏轼笔下,的确第一次有了阳刚的气质,这是苏轼的创见,一反酒和茶配伍的茶阴柔内敛的姿态。而王旭峰的“茶人四部曲”,其实着力要弘扬的也是茶的这种热烈和奔放,阳刚硬气的地方,这也是时代的需要。杭嘉和虽然事事不愿出头,但关键时刻也会挺身而出,用孟子的主张就是“舍生取义”,这就是茶的阳刚和胆气。日本军官小崛一郎,威逼利诱杭嘉和下棋,以表示大东亚共和,杭嘉和自断一根手指,硬铮铮的表示了“不合作”。这是杭嘉和人生的高光时刻,成为了杭州市民眼中的英雄。

苏东坡为什么能慧眼独到,看到中国茶文化欠缺阳刚奔放的一面,实在令人称奇。然而《叶嘉传》毕竟篇幅短小,塑造不出形象丰富的茶,这个缺憾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得到了充分释放。阴与阳,柔与刚,这是茶品格的复调文化,他们并不对立,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强弱不同的表现。

4、独立的茶语境

另外一篇值得称道的茶小说就是《茶酒论》。敦煌出土的文物,据说是唐代一位名叫王敷的乡贡进士所写。文章模拟了茶与酒的辩论,茶和酒各自称道自己的优点,又被对方指出了自身的缺点,最后各自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又共同归溯了同为水的本源,达成和解。这篇小说留在之后解读,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关于茶的认知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茶品格的独立性。或者说是“如果没有酒如何认识茶”的命题。因为我们传统对茶的印象都是相对酒而言的,在王敷《茶酒论》这篇文章中尤其典型,茶与酒的地位势均力敌,绝对值一样的阴与阳,柔与刚。

太极生两仪,由一到二,两仪本身是人对世界万物的认识的进步,于是在方位上就有了上下前后左右,空间上就有了大小内外方圆,属性上就有了阴阳刚柔轻重,程度上就有了新旧难易快慢等等,但是后来也有了水火、茶酒、天地这种相对意义大于绝对意义的配伍。但是人们往往注重了其对立性,而没有意识到其统一性。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茶主静,酒主动,茶是静谧内敛的,酒是热烈奔放的,茶是平和柔美的,酒是阳刚蓬勃的,茶是隐逸遁世的,酒是积极入世的。人们对茶与酒就是这么一个固定的看法,所以要想全面客观认识它,就得先达到“去酒化”,得给茶营造一个独立的表现空间。这个并不容易。因为历史上的茶事艺文茶诗茶画,很多都是茶酒同框出境的。而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茶是独立存在,以茶始以茶终。诚如书中一句话,“茶比天大”。小说中的茶扛起了生活的全部,这是一个极大的创作勇气,也是一个极大的创新,或者说就凭这一点,这部小说可以真正成为史上第一部茶主题小说。因为认知茶是一个体系,你只有在这种独立的语境下,才能完整全面的审视茶与外界的各种关系,如个人、家族、民族、地域,如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等。在这种独立语境下,你才能发现茶的天花板在那,茶的底线又在哪?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茶道,它到底存在在哪?

5、纯粹的充沛的活泼的外向的茶气场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就像一个关于茶的独立星球。在这个星球上,人物是精魂,故事是血肉,时代是筋骨,除此之外的巨大空间内,就是一种气场,这就是茶的气场。所以这是一个关于茶的纯粹的、干净的、独立的时空。我看网上书评,很多读者把王旭烽“茶人四部曲”和陈忠实《白鹿原》作对比,同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毋庸置疑,两者都是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和地域史。但两者还是有一点值得一说的区分。

在陈忠实《白鹿原》中,它的精魂是小说中的朱先生。朱先生的人物原型是被称为关学最后一人的牛兆濂,而关学的开宗是北宋大儒张载。张载最有名的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小说白鹿原虽然有翻鏊子的一说,但把整个故事越抽越细,越往内核的方向走,其实就是张载关学官学“民胞物与”的主张。而王旭烽“茶人四部曲”的精魂是杭嘉和,杭嘉和就是茶的化身,和白鹿原不同,它不是越抽越细,这种茶气反而是越铺陈越浩大,正好是个相反。

茶人四部曲中,如果说人物是精魂,故事是血肉,时代是筋骨,那么在这个星球当中还充斥着一种强大的气场,这就是茶的气场。这一说其实又推到张载了,张载的学说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气”。张载认为,宇宙中除了能看得见的物质之外,看不见的地方也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它虽然看不见但是并不虚,这就是气。在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它表现的就是茶气,而且这种茶气还是充沛的、活泼的、外向的、扩张的。这个线比《白鹿原》还要显一些。

6、不是我喝了茶,而是茶喝了我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调查,结论主要有三点:一是中国茶文化在大众生活化的同时失去了精神性。二是中国人喝茶的多,懂茶的少,没有真正理解茶文化的精神和内涵。三是中国茶人大多借用了“茶”这个标签,并不是真正的茶人,他们连爱茶都谈不到,更不用说包容性和精神性。以上结论我觉得颇有同感。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王旭烽“茶人四部曲”这部小说中探究出些滋味和营养来。

“茶人四部曲”描写了杭家五代传人的故事。以杭嘉和为界,杭九斋、杭天醉、杭嘉和上三代为一组,杭嘉和、杭汉、杭得荼下三代为另外一组。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数字“三”,我后面会做重点分析。杭九斋创立了“忘忧茶庄”这个品牌,可以用“事茶”来形容,杭天醉继承了忘忧茶庄的生意,他懂茶,但并不爱茶。杭嘉和比他的父亲杭天醉来,既懂茶又爱茶,最主要的茶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全部,他的宗教,他的信仰。用杭州市民清河坊的老街坊们的话,杭嘉和他虽然没参加任何党派,但论起来比谁革命资历都老,造反派找不到他的任何把柄。我想即便也把儒释道三家,提到他面前他也不会表态,就是某一家的信徒。因为对他而言,茶比天大,茶中就有儒释道,茶中就有天道,不管这天道是有情还是无情。

作者王旭烽在《望江南》后记中也自辩说“不是我喝了茶,是茶把我喝了”,这同样是主人公杭嘉和的心声。所以杭嘉和的哲学就是茶的哲学。

7、还是喝茶吧

小说中杭嘉和有一句口头禅,叫“还是喝茶吧”,有人把它和赵州和尚“吃茶去”并列,说这显露了杭嘉和的禅机,这种认识稍显鄙陋。

赵州和尚的“吃茶去”只是禅宗的一种接引话术,这对于赵州和尚本人而言并没有什么压力,或者说就是赵州和尚日常的工作语言。只是因为其中有了“茶”这个字而被人给记住了,尤其是茶圈的人以此为荣。禅宗的接引话术形式很多,用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或者直接否定堵截的观点,启迪弟子们的思维,以达到顿悟。还有一种禅宗接引话术就比较奇特,弟子要是敢在师傅面前说出“禅”这个字就会遭到师傅一顿暴打。什么意思?就是说“禅”从来不是教出来的,而要靠自悟。

而对杭嘉和来说,能说出“还是喝茶吧”这句话,有他的特殊场合,肯定是有难办的事儿,有难说的话,以杭嘉禾对自己高度的自律和执行力,以他的追求和智力,能干的事儿他早就干了,能说明白的话早都说明白了,只要能说出“还是喝茶吧”,一定是困苦之境下的无奈之举。小说中这句话出现的次数越多,就说明外界环境的残酷和主人公心里的压抑,这和赵州和尚“吃茶去”不是一个语境和寓意。

“还是喝茶吧”成为杭嘉和在困苦境遇下的生生存哲学。我们前面说过,要完整的审视茶的作用,就要看它的底线到底在哪儿呢?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茶和人是什么关系?其实就在这儿。

8、茶人精神并不远离时代

历史上很多名人在悲苦的情境下,都是以酒浇愁,以酒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风流,有见过在叫我的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还怡然喝茶的吗?杭嘉和可能是一个独一的存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他的信仰了,他的护身法宝了。

审视一个人,是不是真茶人?有没有茶人精神?悟没悟到茶道,就得看他在最困苦的时候和茶的关系,或者最得意的时候和茶的关系,看他最困苦的时候还有没有茶,最得意的时候还能否想起茶。如果失意以酒浇愁,得意纵酒狂欢,难说,这是个真茶人。大多时候,茶都是和平时光的风花雪月,是平和年代的生活艺术,或者就如上面提到的调查结论,茶成了一种标签。日本茶圣千利休也有句名言,没有茶的时候才见真精神,如果你在白水中也能喝出茶的味道,你才算真正悟得了茶道。说的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作者王旭烽对“茶人精神”也有她的解读:“所谓茶人精神,不是远离时代,远离社会变革,而是置身其中仍不忘端起茶杯的人。这种精神亘古不变,不随时代变化,也不随革命变化。”对杭嘉和来说,“有茶桌没茶桌一样喝茶”。这就是杭嘉和的生存哲学,得意一杯茶,失意一杯茶,攀上封顶是一杯茶,跌入谷底也是一杯茶,茶就是他的全部。杭嘉和的品格就是茶的品格。

9、茶的希望美学

在悲苦的境遇中正经的喝茶,讲究的喝茶就是一种奢侈的美,就是一种强烈的希望。这种希望美学提振起了杭家人的心。

小说中描写喝茶的情节很多,大概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对茶的感情和依恋,一种是关于茶的知识道理,另外一种就是关于茶事活动,茶的美学。所谓的茶情、茶事、茶理三种情境。

“1966年阴历除夕”,作者这么开始了一段关于茶事的描述,杭家的男人除了杭嘉和之外,被管教的管教,参与运动的忙着运动,家里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白夜。而杭嘉和又急着去给杨真先生报告白夜回来了的喜讯,风雪之天就上了山。这个关于喝茶的描写是以白夜的视角展开的。首先,她观察到她自己和杭家女人的差异。虽然在室内穿的都是那个时代流行的杂色毛衣,但一看就知道有男人在外面奔走,守护着她们,这个男人指的是杭嘉和。然后女人们就为了除夕守夜,准备起喝茶来,先是插上花,用的是院子里的梅花,而花瓶用的是给套上裙装而乔装保护起来的玫瑰瓶,然后仔细化了雪水,取出了青瓷杯具,净杯,温杯。杭盼拿出小撮者伯给的二两龙井,叶子直感叹,说做茶的人家过年都没得茶喝了,这叫什么事儿?在白夜的眼中,杭盼清洗茶具的动作就美得震撼人心了,尤其是杭盼的注水动作,水壶虽然粗糙简陋,“水从高处下来,成一笔直的线条,却又无声无息的落入盆中,没有一滴水花,没有一丝声音,一圈又一圈”,白夜的心,被这绕指柔肠揪住了。

这一段关于喝茶的描写非常美,作者只取了茶事活动中的准备的阶段,备水,备茶,备器,这已经让人印象深刻了。须知,在白夜等外行人的角度,看着是普通的净杯温杯的动作,在泡茶者杭盼这里却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它美就美在这里,这么好的茶艺水平,杭寄草和杭盼并没有一点自夸的言行。作者在这儿的叙述中也保持了克制,也没有说这就是杭家的日常功课,这是一种妙境。对白夜而言,美就是美。何必要懂它。对于杭盼而言,即使水平再高,一招一式也只是泡茶,何必要自夸?这一段描述非常好,它寓意非常丰富,也切中了目前茶界的时弊。首先美是有共鸣的,不以懂不懂来做前提条件。对于喝茶的人而言,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嘴巴,好茶一定是能喝的出来。喝茶和吃饭一样,是人天生的本领,不要把自己的判断建立在别人的故事之上。另外从泡茶这个角度而言,泡出一杯令人喜爱的茶汤,或者说让人愉悦的喝茶,使自己的份内之职,不能有炫技的想法和冲动。

1966年也是杭家至为艰难的一年,是处境落于谷底的一个时刻。在这么一个悲苦的境遇下,美美的喝茶给了杭家人以希望。有人说过,世上只有两种东西能给人带来希望,一种是宗教,一种就是美学。在杭家人的眼里,茶可能二审兼而有之。

10、茶能喝到一起才是一家人

有人说过世上只有两种东西能给人带来希望,一种是宗教,一种就是美学。在杭家人的眼里,茶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当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原来的人脉圈子已经隔绝,而到当地以后语言不通,温饱难挨,野兽出没,瘴气环绕,健康和安全都得不到保证,怎么办?王阳明把石头棺材都准备好了,他在想圣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做呢?后来终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个道理,史称“龙场悟道”。

杭嘉和想必也是如此,人在时代浪潮面前细如草芥,他要带领杭家人找回自己绝地反击,走出谷底的信心。要提振杭家人的心,不能让它垮掉,所以茶的哲学就是杭嘉和的心学,茶的美学就是杭氏家族的希望。同样的茶也成为杭家与外界交往的社会准则,区分敌友的标准,以茶识人。

王旭烽茶人四部曲中,杭汉向蕉凤介绍杭家的情况,他是这么说的:“不管你是在哪里生的,谁生的,杭家只管茶有没有喝到一起,喝到了一起,你的血管里就有杭家茶,你就是杭家人,喝不到一起,哪怕本来是亲人,也会成为路人,成为敌人。”杭家人血管里有杭家的茶,其实推而广之,中国人的血管里也有中国茶,茶这种东西已经深深的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杭家的败类和汉奸杭嘉乔,就是没有和杭家人把茶喝到一起,认贼作父,祸害家人,暴死后虽然也被埋到了茶园,但已是孤魂野鬼。

茶是杭嘉和绝地反击的生存哲学,茶是杭嘉和的底线,茶是杭嘉和的希望,茶也是杭嘉和处世的社会准则。在杭嘉和这里,茶是真正的道,它就存在于日常生活,存在柴米油盐,存在于人间烟火,在杭氏家族茶真的是比天大,比地广,它就是你每天每时每刻要吐纳呼吸的气。在这种气场中不能不说,杭嘉和就是茶的化身,茶的精魂,他的一切都是按差的方式行事处事。所以茶的哲学就是杭嘉和的哲学。

11、反者道之动

前面说到杭家五代茶人中,杭嘉和是个典型的代表,也是整套小说的主人公。杭氏家族的兴衰也体现了一种发展规律,以即文化形态的“复调”,它并不局限在强弱程度的叠加,还表现在时间空间的演化,这就是我对作者王旭烽提出的“复调”的一个新理解。因为“复调”主要是打破二元对立的固化认知。用中国“易”文化解释,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本为一体,只是在不同的进程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强弱而已。如果说“三”这个数字在哲学上表示结构的稳定性的话,那么“四”就表示了时空演化的趋势和规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从四相,太阴少阳少阴太阳的角度,再看王旭峰的“复调”二字,估计会有一番新的启示。

无论看杭氏家族的兴衰还是杭嘉和的个人命运,其实都符合“四象”这个运转规律。杭九斋之前杭家人和茶两无瓜葛,从杭九斋创立忘忧茶庄起,开启了杭家“事茶”的阶段,此为“四象”中的“少阳”,杭天醉事茶懂茶,但不爱茶,这是“少阴”阶段,杭嘉和事茶懂茶又爱茶,这是“四象”中的“太阳”阶段,是杭氏家族的全盛时期。到了全盛时期会怎么样呢?道者反之动,这是老子的道德经的精髓,简单一句即为,物极必反,事情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杭家在杭嘉和当家之后,受时局牵连,而不可避免的卷入了颓势,茶楼关停,茶园土地交出,杭家的宅第受损,祖上收的宝贝散的散藏的藏。杭嘉和这么厉害的人,他也奈何不了时势和命运,但也正是他力挽狂澜,巧手周旋,虽然散了财,却保得了杭家人的安全,留住了人脉。小说中杭嘉和营救出了孙子,这是他人生的高峰时刻。这个时候在作者的底下他成为了一个完人,男身女相阴阳合体,志得意满,虽然步步惊心,但内心嘹亮,好像就没有他处理不了的事儿,所以自然而然作者要写“破”他,注意这个破是打了双引号。作者写了他内心的自大和偏执。之后的杭家传人如杭汉得荼虽然也事茶爱茶懂茶,但已失去“本”了,杭家的家族史基本就到此结束了。

对杭家人而言,这个“本”就是忘忧茶庄,忘忧茶庄是杭氏家族历史上五代人有形、无形、人物、感情等全部投入结晶和核心。有忘忧茶庄,杭家人的进退得失就有基点,没有了忘忧茶庄,就没有家族立身的根本,你进凭何进退凭何退。在没有了忘忧茶庄以后,其实早在杭嘉和交出茶园土地以后,杭家的魂就散了。木之根为本,木之梢为末,失去了土地的滋养,茶树主干再怎么强壮,又还能存活多久呢?更何况旁枝侧叶。所以有人说茶人四部曲就是一部《红楼梦》,初看觉得诧异,但从家族史的命运来看也有颇通之处。所谓富不过三代,在杭氏家族史也并非一句幾语。青年杭嘉和之前,祖孙三代服务了一个忘忧茶庄,中年杭嘉和之后,分崩离析了它,但也要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懂茶爱茶一心事茶的优秀后辈人才。这个跨度也是三代,所以“三”这个数字很是神奇。

12、神奇的数字“三”

前面说过“三”在哲学上往往表达一种结构的稳定性,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天地人、佛法僧、道器术。其实在茶上这个“三”也很重要,也表示了一种稳定的结构。器为茶之父水为茶之母,茶叶、茶具、泡茶水就是茶的“三”。这也表示了一种规则,单独一个茶叶是没有用的,要想喝到好茶,还得需要好水好器,需要好水去激发,需要好器去盛养,所以茶叶本身会显得被动,显得阴柔,至少是显得中性的。这里也是茶道真谛“和”这个字的一个注释,就是茶叶本身并没有性格,但是和不同的茶器,不同的水去组合,就会泡出新的味道。所以“和”的内涵是创新的意义,而并不仅仅是以和为贵,或者态度平和,它其实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应对态度。主人公杭嘉和在应对每件事上虽然并不出头,但其实都早早做了准备,未雨绸缪,而且也获得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果,所以这个和它并不静,并不拖沓,并不慵懒,相反的他很有执行力。

杭家每一代茶人都是在这“三”的舞台上表演,第一代是杭九斋林藕初吴茶清,第二代是杭天醉沈绿爱赵寄客,第三代是杭嘉和叶子杭嘉平,第五代是杭得荼白夜吴坤。如果把杭家的男丁,比如说茶叶的话,他们娶了夫人都是水,所谓好茶不怕开水泡,沸水能激发茶香,所以杭家的女人们总体都是敢爱敢恨,性格泼辣开朗大方,相比男人所代表的阴柔还要阳刚一点。而除了夫妇两口子以外,杭家的每一代茶人总还有一个挚友、诤友,或者是对手,担当茶器的角色。既然为“器”,就有“质”“方”的特点,质感重,行事方,其实某种程度而言,他们也是酒的隐喻和化身。

只是世风日下,上几代这两个男人志趣相投,肝胆相照都是可以值得托付的高朋。但一代不如一代,不“器”之才太多,到了下几代就成为互相掣肘相互算计的对手。人有男女,都在尘世,杭家每一代的三个主要人物之间都有情爱的纠葛,从情节设计上自不必多说,但联系前面对这三个人身份的设定,女人是水,两个男人也能是茶和酒,男人女人之间的纠葛也是茶与酒之间的纠葛,又是一处活脱脱的茶酒论的复杂关系。抛开茶而言,这也正是作者提出“复调”二字在小说中的体现,复调的文化形态,复调的人生,复调的性格,像杭九斋与吴茶清,它代表了“忠”与“义”的复调,杭天醉与赵寄客,它代表了“知”与“行”的复调,杭嘉和与杭嘉平代表了“家”与“国”的复调,杭得荼与吴坤代表了“善”与“恶”的复调,其实都是复调的人生。它既表现为对立,又表现为统一。这两个人之间既表现为仰望,互相羡慕,又表现为争斗,因为互相尊重而倾慕,因为相互竞争而独行,这就是所谓的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的玄奥意义吧。

13、真

对于作者的创作而言,“真”是不懈的追求,也即艺术的在线生活,又或者说,一部小说一部文学作品要两头真,历史背景真细节素材真,中间就是艺术创作的空间。可是对读者而言,只要一个“真”就够了,因为“真”就意味着人间烟火五味杂陈,“真”的背后就会有鳞泥鸿爪,就会有规律。所以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有些是作者安排到的,有些是作者可能未必意识到,但是只要“真”,所谓的风格、流派、共鸣、命运、规律等等都有了。

就茶的品格而言,杭嘉和对茶的认知是真诚的,因为他是从生活历练出来的,是从大小事中磨出来的,是人生,或者说对于茶的知与行的总结提炼出来的,而不是挂在嘴边的标签。茶道到底是什么?我们常见的做法是从陆羽茶经中去找从古代典籍中去找,从历代茶诗中去找,找这些典籍照镜子,那脸色只能是照的越来越苍白。(完)

本文作者:奚斌锋,茶贵人出品人。2023年2月茶贵人视频号首发,2023年10月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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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茶的美文:茶与禅的渊源

茶文化发展背景——茶事南兴 茶道远扬

 我国的茶文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萌芽,历经唐代的兴盛发展,到了宋代成就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历来有“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说法。而茶文化的起源及发展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一带完成的,这与茶器的发展有着重要关联。尤其是在唐代以前,陶瓷生活器皿的制造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饮茶之风开始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品茶方式较之前朝更为讲究,鉴赏之水平也有所提高,茶文化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崇尚的礼仪与风尚。譬如,在国力强盛的盛唐、北宋等时期,繁荣的商业贸易使得茶文化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推动。宋人蔡条《铁围山丛谈》中曾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盖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另有文对北宋生活描述中记载:“北宋时期建州地区年均产茶量超过三百万斤。茶己成为如王安石所说像柴米油盐一样的常规性饮品。”宋政府还有一条规定:“宋选人、使臣等无职田或职田不足者,于俸禄外另给茶汤钱”。由此可见当时对饮茶的重视。


 

从茶艺与茶道精神来讲,唐宋时期成就了茶文化的经典内核。这不仅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更为关键的是其理论水平的发展水平。譬如唐代,茶圣陆羽所撰的《茶经》,已经成为古今茶文化理论的领袖之作。宋代在此前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宋代茶事的流程更为复杂,因而相应的文献著作也记载得更为具体。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细化为采、拣、蒸、榨、研、造、过黄七步,其采茶“每日常以五更挝鼓”,且“以甲而不以指”。所采摘的茶经过进一步拣茶环节,去除品质不佳者,令茶的最终质量大为提高;同时,在蒸茶环节之后加入了榨、研等细节化的工艺,使得茶中的杂味尽除,茶末也由此更显精细。唐代时期以煮茶为主流烹茶方式,而宋代茶艺则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另一种饮茶方式——斗茶。所谓斗茶,又称茗茶,它是古人聚集一堂品茶并评价其品质优劣的一种集会形式。斗茶的兴起主要源于宋代皇帝对于茶事的热衷,追求茶的品质之上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带动了这一时期特殊的饮茶风气。众人皆以能得茶之绝品为荣,使得斗茶在当时成为了一种时尚。宋微宗在《大观茶论》序中谈到“天子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导之玩,莫不辟玉锵金,啜莫咀华较筐策之精,争鉴别裁之。”这便是文人们斗茶时的盛况。


 

从社会层面来看,茶事鼎盛时期一般都呈现由中间向宫廷和市井上下两层发展。即从最初的达官显贵专属,到后期的全民皆用。早在宋朝建立之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皆以饮茶为当世之风尚。据史料记载,宋徽宗本人对饮茶活动情有独钟,并亲自撰写茶艺品评的文章《大观茶论》,以此形式在表达自己对热衷于茶的同时,也以天子之尊倡导大众饮茶斗茶。而随着宫廷贵族饮茶之风的盛行,民间也兴起一股“茶热”,于是,茶肆(类似茶馆)开始大规模普及。北这种场景在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有着巧妙的反映,其中,在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与热闹气氛的烘托下,分布于街边的茶肆生意兴隆,客人络绎不绝。事实上,饮茶活动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必不可少的项目,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因而,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而言,“茶是平凡的物质存在,又是高尚的精神享受,茶是百姓的寻常必需,又是国家的经国大事。”


 

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纷纷借助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形式寄情于茶,在相关的诗歌及书画作品中往往可见这类表现题材,这对茶文化的发展兴盛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化思想推动作用。宋代许多著名的诗词大家,包括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等,皆吟过许多以茶为题的诗词,其中陆游还获得了“茶状元”的雅号。而在关于饮茶文化的文章中,除了宋徽宗所著的《大观茶论》之外,还有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这本论著从种植、采制、点茶、贮藏等方面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后人对当时茶文化的系统性了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还有黄儒的《品茶要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吕惠卿的《建安茶记》、刘异的《北苑拾遗》等。足以见茶事与茶文化的同步兴盛。


 

禅宗美学的兴起与发展

 

禅宗文化是伴随禅宗的起源、发展、进化而来的,是佛教自公元 67 年由印度传入我国以后,与儒道释思想相融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底蕴的禅宗文化。它提倡即心即佛,将佛教深玄的理论体现日常生活之中,不重说教,只重证悟,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所呈现的独特理性思辨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如白居易、陶渊明等文学家的诗歌与文化创作,包括宋代以后的水墨山水画和宋明理学等都受其所吸收和借鉴,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人文精神的的特色。禅宗文化不仅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陶冶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而且极大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在哲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设计史上起着特殊的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唐宋时期崛起的禅宗美学, 曾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 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虽然在表现形态上看是极为复杂的,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大思潮:儒家美学、道家美学、楚骚美学、禅宗美学。如果说儒家美学是中国美学的开端,那么禅宗美学的面世则标准着中国美学走向成熟。禅宗美学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美学范畴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及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举凡诗论、画论、书论, 以及诗歌、绘画、戏曲、小说、书法、雕塑等各个艺术创作领域、艺术理论领域和美学领域, 几乎无一不受到禅宗美学的冲击、渗透和熔铸。


 

禅宗美学的本质是一种追求生命自由的生命美学,它是对生命的思考,是对存在本体论层面的审美的思考。《坛经》有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边誓愿学,无上佛道誓愿成。……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可见禅宗把人的主体性推到了极点,强调顿渐之悟,主张一切亲证,追求自由的人格和自然的境界。禅宗追求自我拯救或解脱,“自心是佛”是它树立的一面,超脱世俗烦恼而成佛是它破除的一面,体现出一种纯自然状态的素朴美。禅宗的素朴美学所传达的是一种素美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征,透过岁月的沉潜呈现出一种顺乎自然、不刻意造作的“涩”的美感,不是即刻吸引众人的目光,而是不断地享受回味无穷的美感经验。它所呈现出的美是独特的性灵之美,虽不耀眼,但有种无法言语的自然韵味慢慢地散发出来,即便是平凡之姿,也会被沉淀后的自然韵味所升华。这种素朴精神的原则是所有事物和谐的价值,且以自然为基础,并且关心与自然地和谐之美。


 

作为汉传佛教宗派的重要组成之一,禅宗的称谓源于其主张修习禅定的意旨,故名禅宗。此外,又因其以参究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教义宗旨,因而禅宗亦称作佛心宗。据佛经中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面对着百万弟子,轻轻地手拈一枝花,向大众环示一圈,自始至终一语不发。弟子们纷纷对其涵义疑惑不解,而唯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笑而不语。继而佛祖当众宣布:“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此中关于“佛祖拈花,唯迦叶一笑”的典故便引发了禅宗的开始。禅宗在中国的传入最早源于菩提达摩,此后,盛于六祖慧能,在唐代中后期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形式,也是汉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象征之一。禅宗代表作为《六祖坛经》,主要教义为《金刚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受其时代的影响和制约,禅宗从酝酿、发生到发展壮大,在中国佛教中形成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独特派别,中国独立发展出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三个本土佛教宗派,但禅宗最具独特性格。从思想渊源上说,中国禅宗从酝酿到形成,与佛教禅学传播有联系,虽说是菩提达摩传至中国,但隋唐以后的禅宗思想,主要是产生于中国,塑造于中国。


 

“东成西就”——禅宗美学的源流及特征

 

中国的学者对禅宗美学的研究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观点和看法,不同程度的总结了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皮朝纲认为:“禅宗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是一种随缘任适、自然适意、一切皆真、宁静淡远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禅宗美学又是一种体验美学,关注和体验人的内在生存意义。”张育英认为:“禅宗给文人画所带来的影响是:抒写主观心灵、物我同化的创作迫求、含蓄朦胧的审美理想。”;崔元和认为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是:“摆脱羁绊的精神解放、超越概念的直觉思维、物我同一的審美境界、淡薄宁静的人生态度、生机盎然的心灵世界。”禅宗美学的基本特征概括为:自由随性、淡泊宁静、隐喻象征。


 

禅宗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称其为十六字玄旨。禅宗美学的本性是追求自由的,可以从其“不立文字”的教义以及其追求摆脱世俗羁绊的态度中看出。禅宗美学具有自由随性的基本特征,虽然禅宗是一种宗教流派,但他却具有“革命”的性质。六祖慧能提出的“不立文字”等教义以及不读经、不理佛、不坐禅等观点,甚至是发展到后来的通过呵佛骂祖,谤道焚经等激烈的方式去动摇和破坏宗教的权威,其根本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摆脱外在的一切禁锢的思想,重新塑造人们内心的精神世界,以便为自己建立一个完全依靠自我的精神家园。这集中表现在禅宗思想中“即心即佛”理论。在倡导“直指心源”、“顿悟成佛”的同时,进一步涤除一切外在的思想束缚,实现自我的精神解放,以此作为自我内心顿悟的根本前提。禅宗通过断绝一切外在的束缚,通过自我,实现觉悟。这也进一步说明禅宗美学是追求自由和精神解放的。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因此禅宗的自我精神的解放思想并不能引导人们走向客观世界,相反带领人们走向了极度内在的主观世界。所以说禅宗这种极具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精神解放和自由的追求并不在于实在的客观世界,而是转化为一种审美心理。因此,禅宗美学的追求自由以及自我精神的解放正是审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禅宗通过“空”来表达一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禅宗美学思想认为,人应该如同空中的鸟、水中的鱼一样,自由自在,不被束缚,这正是它非逻辑性的原因所在。通过自心的调节来达到主体自我与客体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达到精神的超脱。禅宗把自然和人生都带入了“空”的境界,因此产生了追求自然,淡泊宁静的生活情趣,最终形成了淡泊宁静的审美追求。


 

“茶禅一味”——禅、茶、器在历史维度上的契合

 

魏晋至唐宋时期,是禅茶文化走向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文化变革,是综合了多方面因素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一,这一时期的文人爱茶,并将饮茶之风视为一种文化行为。其二,佛教与禅宗对茶文化的浸染。事实上,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早已有之,魏晋之时,僧侣们便开始饮茶。到了唐朝,佛教兴盛,环境的优越促发了茶叶的种植规模。加之,茶以及茶道中蕴含了丰富的佛教禅宗思想,如“清净”、“戒持”等等,人们在饮茶这项简单的活动中“悟道”,精神境界为之提高。而宋代之时更是蔚然。僧人皎然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由此可见,饮茶在当时已被视作一定程度上的参禅行为。其三,宫廷贵族对于饮茶的推崇。饮茶之风不仅限于民间,以帝王将相、宫廷贵族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亦将此奉为重要活动。宫廷常设茶宴,以茶赐近臣,“赐饮于曲水兵察常主院中茶,茶必市蜀之佳者”;此外亦有“天子下廉亲考试,官人手里过茶汤”之诗句。可见,茶在当时已经从一种简单的行为活动升格为重要的宫廷礼制,包含了一定的政治意味。于是其也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市场所驱使,所有与之相关的环节如种茶、制茶、煎茶甚至包括茶器均逐渐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并由此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更迭演进。


 

由此可见,无论是茶之味,还是茶之器,皆因来自文人、宗教、帝王等方面因素的大力推动,将这种原本只是一种简单的、带有浓重民俗意味的行为升华为具有思想境界、思维意识乃至政治内涵的文化形式。而茶也缘此承载了来自儒、释、道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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