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西南部是著名的盐、茶产地，创造了“以盐兴茶”之传奇。
景谷县有凤岗、香盐、抱母等盐井，镇沅县有按板、恩耕、大山、大井等盐井，宁洱有磨黑、石膏井等盐井，勐腊有磨歇等盐井。这些地方是滇西南著名的产盐高地，在历史上是富得流油的地方，谁控制了盐井就等于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成为富甲一方的地方豪强。在旧社会，盐业一方面制造了惊人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生态环境，大量的财富积淀在官府与豪强手中，当地许多老百姓依然贫困。
景谷、镇沅的盐井大规模开采始于明代，大量从江南迁徙过来的汉人就在无量山深处，威远江边以开灶熬盐为生，昔日荒无人烟的地方聚集起上千户人家，成为著名的因盐而兴起的繁华集镇。其出产的、炒菜与腌制咸菜特别香的锅盐，要运往四面八方，而成百上千的灶户、聚集在这里谋生的各色人等，他们需要吃的稻谷、蔬菜，穿的衣裳，用的各种生活用品，许多东西需要从外面拉进来，于是一条条以盐井集镇为中心的交通运输道路被开发出来，不断向远方延伸。
滇西南在明清两朝大规模开发盐矿，使得交通条件极大改善，盐业的巨大利润也足以支撑许多穷山僻壤兴办各种事业，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有了盐业这个国家管制的土豪经济，以及滇南锡矿、滇西南孟连宣抚司境内银矿的大量开采，就为滇西南普洱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多少江西、湖广、四川人士举家迁徙，或抛妻别子，远离家乡，在滇西南、滇南的盐矿、银矿与锡矿奉献了自己辛勤的一生，换来了蛮夷之地经济的大腾飞。一些著名的大矿，比如澜沧募乃银矿聚集的矿工达数万人之多。这几十万以矿为生的人口进来了，先是搞矿，然后再逐渐拓殖其他产业，因而带动了滇西南百业的兴旺，一片片良田被开垦出来，到处种植蔬菜与养殖牲口，他们也找到了除盐巴之外的高利润商品，于是茶叶与大烟得到广泛种植，按照市场需求来加工，并组建各种商号，将滇茶、云土(鸦片)运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到了清朝中后期与民国，云南到处是马帮铃铛响，驮着茶叶走四方，于是云南的交通系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
纵观普洱茶的兴起，走的无疑是以盐养茶、以矿养茶的路数，许多地方的茶马古道，比如普洱市景景镇地区(景东、景谷、镇沅)叫“盐茶古道”更为合适。
事实上，普洱市最大的古茶产区就在景东、景谷、镇沅三县，被我们称之为“景景镇”茶区，就像石屏人用经营个旧锡矿的利润来开发版纳的古六大茶山一样，盐巴的巨大利润也支撑了“景景镇”茶区种茶、制茶与贩茶。而澜沧景迈山一带到处种茶，我估计是跟孟连宣抚司以及邻近的现为缅甸掸邦一部分的木邦宣慰司商品经济繁荣有关，这两个土司地方政权都以产银著称，而木邦茶(其在当代的代表就是果敢茶)在清代往往用来冒充价高的普洱茶。
茶、盐巴、大烟与各种矿产，都能带动商品经济的繁荣，但最健康、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茶叶，所以云南古代与近代交通要道上运输的大宗物质，茶叶数量肯定远没有盐巴、矿产与棉花大，但茶叶的意义最深远，所以还是被有识之士命名为茶马古道。其原因在于，鸦片是毒品，是非常时期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云南地方政权比如龙云，要靠云锡、云土赚钱以维持财政的正常运转，而盐巴与矿产不是可持续产业，对生态环境破坏大，而且其是典型的官富民穷产业，开矿富的是官家与地方豪强，当地老百姓依然普遍贫穷。而茶叶是可持续的生态产业，是民生产业，茶叶价格即便不好也可养农，价格好了就可富农，是典型的藏富于民的产业。
2003年借普洱茶崛起的东风，云南山区到处种茶，一些土豪茶山富得流油，让茶商与城里人都非常艳羡。其实这不过是重复普洱茶在历史上兴旺的轨迹，普洱茶的第一次辉煌，乃清朝中期发轫于古六大茶山，后因杜文秀起义的沉重打击而衰落。第二次辉煌，发生在清朝末年与民国，是云南经济与近现代社会接轨的产物，其必然导致茶叶经济的蓬勃兴起，这一次的普洱茶原产地，从古六大茶山一直扩张到勐海、澜沧、江城，乃至澜沧江中游的双江、凤庆、云县、永德、昌宁、景东、镇沅、景谷、墨江等地。第三次就是如今正在波澜壮阔进行中的普洱茶热。
文/白马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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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谈人类走出非洲，经过西亚、南亚，再从东南亚进入东亚?因为这样可以搞清楚云南古代的四大族群——百越、百濮、氐羌、三苗是怎么回事。正是这四大族群，加上汉人，在云南数千年的迁徙融合，不但利用驯化茶树，还不断提升茶叶的种植、加工水平，并从事茶叶的运输与贸易，发展茶文化，从而构成了云南三千年茶史。
从大历史角度解读云南茶史
本文尝试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将云南置身于中华、印度、东南亚三大文明版块交汇之地，用大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云南茶叶发展的深层次逻辑。也就是云南茶叶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三大文明版块交融影响之结果，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产物，是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影响的产物。其深刻地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也就是我们谈论云南茶事，不能脱离时代发展背景，要跳出专业主义的桎梏，将云南茶叶放在一个更恢宏的时空里加以审视与考量，不但要抚摸其关键性的细节，也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全貌，不但要做静态分析，更要在历史长河中做动态分析，推演其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如何壮大。
它的前因要从“人类走出非洲”说起，而它的兴起很可能受到巴蜀先进农耕文化的加持，即从简单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之原始农业走出，进入了“濮人种茶”之全新境界，发出了云南茶叶文明的第一缕光。濮越人从靠近巴蜀大地的金沙江流域，南迁到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建立了古哀牢国。到了东汉，哀牢归汉，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永昌郡。濮人种茶，横跨了金沙江故土、哀牢国、永昌郡三个时期。到了唐宋之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茶由濮人种茶时代，进入了银生茶时代，种茶的主体民族，由濮人，变成了濮人跟乌蛮两个民族为主。再就是明代兴起的普茶，标志着云南茶进入了普洱茶时代。
在濮人种茶、银生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巴蜀茶文化影响，濮人与乌蛮系民族是茶叶种植的主体。而到了普洱茶时代，云南茶叶深受江南茶文化的影响。元朝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一线，也即进入了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些南下民族或多或少都跟茶叶有关，继濮人、乌蛮种茶后，汉人、三苗系、百越系等许多民族也种茶，从而将云南茶产业推向全新的高度。
文章还指出，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要比滇西南茶区发达。明代后期滇西南茶区开始爆发，以“普茶”之名义登上历史舞台，但只是一种知名度高的“土茶”。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其中吴三桂与鄂尔泰居功至伟!
濮越人南迁与“濮人种茶”的兴起
如果坚持人类走出非洲之观点，那么东亚的现代人就是外来的。东亚现代人来源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是北来说，二是南来说，三是西来说。近年的基因研究，以为南来说更靠谱，也就是从东南亚北上云南、四川，抵达黄河流域，或者从云南、越南东进珠江、长江流域。东南亚早期人类迁居东亚，有两个入口处，一是云南，二是云南东南部、越南、两广。从前一个入口处北上的东南亚人，到了金沙江流域，分两支，一支北上抵达黄河流域，成为汉藏语系诸族，另一支沿金沙江、长江东进，到了长江中游、汉水一带成为荆蛮，也就是百濮族群与三苗集团。三苗族群，很可能是从百濮族群中分化出来的。从后一个入口处东进的，占据了中国南方，成为百越族群。
中国文明之摇篮，其实是三个中心，除长江、黄河流域的古文明之外，还要加上巴蜀文明这个源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之所以灿烂，在于其是上古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印度文化西来、东南亚文化北上、南方的越人文化西进传播到金沙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南下，与古蜀原生文化相融合，从而诞生了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黄帝、大禹与古蜀国、古巴国渊源颇深，由此可见，上古时期中原与巴蜀大地的交流就非常深入。
云南在四千年前以百濮为主，两三千年前，古越人从两广迁居金沙江流域，与当地的土著民族濮人混生共长，成为濮越人。同时他们深厚巴蜀文化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周王朝，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给中国西南地区带来强大的向心力与压力。其压力表现在，一方面商周，乃至其继承者秦汉，要向西南扩张。另一方面，西北的氐羌在华夏——汉人的打击下，纷纷沿横断山脉间，由北到南的河谷地带不断南迁，由青海、甘肃、陕西进入四川、西藏，再进入云南，直至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地区。在中原势力不断南下，氐羌一波接一波地南迁，原本居住在金沙江流域，洱海、滇池一带的濮越人，被迫放弃故土，迁居大理南部、保山、德宏、临沧、普洱、版纳，建立哀牢国。拥有较先进农耕文化的濮越人，来到遍布野生茶树的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他们发挥技术优势，利用与驯化野生茶树，从而让云南茶史由蒙昧进入了濮人种茶时期。
金沙江流域为古巴蜀文明的南部边地，而巴蜀大地是人类茶树种植文明的起源中心。很有可能，作为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濮越人，其在离开金沙江流域故土之前，就掌握了较为先进的茶树驯化技术，并培育出较先进的茶树品种。
在濮越人南下之前，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原住民是濮人的亲戚——吉蔑人(孟高棉族群)。吉蔑人也利用驯化野生茶树，只是水平很低，属于原始农业，野生茶驯化的重大突破是由后来南迁过来的客族——濮越人完成的。其带着先进的茶种与驯化技术南下，大幅度改良与提升了怒江中游、澜沧江中下游的茶叶驯化栽培水平。
傣族主力南征，版纳成为茶叶重要产区
虽然濮越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哀牢国，后改为永昌郡。但是直到公元7世纪之前，濮越是个尴尬的存在，北有中原王朝的压迫，南有强大的吉蔑人，濮越人主要称雄于永昌郡中部，北部是氐羌与汉人说了算，南部吉蔑人说了算。虽然有不少濮越人迁居永昌郡南部——临沧中南部、普洱中南部、西双版纳等地，但他们要依附当地强大的吉蔑人来生存。
公元七世纪起，濮越人中的傣族开始崛起，连带跟随其千年之久的小弟——布朗、佤、德昂之先民也受益。濮越人主力从永昌郡中部南下，征服永昌郡南部的吉蔑人。吉蔑人这个本地人(本人)要不战败南逃，要不融入濮越群体，这样一来濮越人真正成为了版纳、临沧、普洱的主人。
因此，七世纪是濮人种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之前是澜沧江中游为濮人种茶的核心区。之后茶叶种植文明随傣族主力南征而扩张到澜沧江下游，也就是版纳一带。
这样一来，唐代的《蛮书》所说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好解释了。为什么不是西双版纳，而是景东及其周边产银生茶?因为在唐代，云南茶叶种植的核心地带在澜沧江中游，并开始向下游转移。其南下步伐，跟傣族征服吉蔑人的节奏一致。从转移，到形成主产区，需要时间，唐代可能是版纳茶的酝酿时期，到了宋元才真正成为主产区之一。唐人樊绰写《蛮书》的时候，银生茶的核心产区还在澜沧江中游的景东一带，版纳茶处于发展的初期，不够有名。
七世纪起，傣族从澜沧江中游南下，征服了强大的吉蔑人，通过两三百年的扩张，到了南诏灭亡，大理国兴起的公元十世纪，傣族控制了保山、景东以下，乃至泰国北部、缅甸北部、老挝中北部、越南西北部之广大地区，形成了以德宏、缅甸掸邦高原为中心的西部，以泰国清莱、清迈为核心的南部，两大傣泰老掸民族集团。版纳、普洱南部属于南部傣族集团(大集团)，临沧、德宏、保山属于西部傣族集团(大集团)，普洱北部、元江，属于靠内地的景东傣族集团(小集团)。由傣族统治的重心可以看到，已经西移、南移。西移催生了强大的麓川王国(统治中心在德宏瑞丽)，南移诞生素可泰王国(泰国中部)、景迈王国(即八百媳妇国，泰北、缅甸景栋)、勐泐王国(西双版纳)、勐老王国(老挝)。
随着勐泐傣族王国的建立，澜沧江下游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其也将正在由澜沧江中游向下游转移的濮人种茶事业，推向了新高度。通过宋元的酝酿，到了明代，云南茶产业由唐宋的银生茶时间，终于进入了明清的普洱茶时间，澜沧江下游也于明代取代了澜沧江中游，成为云南茶的核心产区。
云南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来历
在谈及普洱茶崛起之前，我要说一下云南茶叶三大主产区——滇西南茶区、滇西茶区、滇南茶区。
滇西南茶区以澜沧江中下游为主，主产区为版纳、普洱、临沧东部、大理南涧，滇西茶区以怒江中游为主，包括保山、德宏、临沧西部、大理云龙等地，滇南茶区为元江中下游，包括红河、文山、玉溪的新平与元江。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范围在阑沧江哀牢山以南，滇南茶区在元江以南。
在唐代以前，澜沧江、哀牢山与元江是云南两大族群——氐羌与濮越的分界线，北边是氐羌人为主，并与汉人结盟的天下，南边是以濮越人为主，并不断南征吉蔑人的世界。唐代起，氐羌血统浓厚的乌蛮系民族，开始大量越过澜沧江、哀牢山、元江南迁。
越过红河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为主，故滇南茶区的种茶人以哈尼族、彝族、壮族、傣族为主。明代起三苗集团由贵州迁入滇南、滇西南，故滇南、滇西南茶区有不少苗族、瑶族种茶。此外还有拉祐族的支系——苦聪人，迁到滇南茶区的新平、金平、绿春一带，也会种一些茶。
越过哀牢山、澜沧江进入滇西南茶区的乌蛮，以哈尼族、彝族、拉祜族为主，跟古哀牢国遗民——布朗族、佤族、傣族一起种茶。
拉祜族是宋元开始从洱海地区迁居滇西南、滇南。拉祜族可谓最后南迁的氐羌系民族之一。其来得最晚，好地方都被先来的傣族、布朗族、彝族、哈尼族占了，拉祜族只好住在山高、贫瘠、偏远的地方，而且还要接受先来的傣族土司统治。住坝区的傣族，将山地民族分三六九等，在山区最先来的傣族小弟——布朗族是老大，然后是后来的彝族、哈尼族，最后是迟到的南迁民族——拉祜族。由于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清代以来，拉祜族族的反抗也是最剧烈的，为追求生存权，其一次次在滇西南茶区起义。在双江、景谷、镇沅、墨江等地，拉祜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被赶出了双江、景谷与镇沅，最终在孟连宣抚司的地盘做大，生生在孟连傣族的统治范围内，割下最大一块，作为拉祜族的核心统治区——倮黑大山。这就是如今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越过澜沧江进入滇西茶区的，以彝族、景颇族为主，其跟当地原住民德昂族、佤族、布朗族一起种茶。同为氐羌系的景颇族、傈僳族则早在汉晋南北朝就渡过澜沧江南迁腾冲到密支那一带的中缅边境，到了明代以后景颇人南下德宏，与傣族一起成为德宏的两大主要少数民族。景颇族及其小弟傈僳人也种茶。彝族在滇西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早在汉代前后，就有一些氐羌人渡过澜沧江，迁居滇西，他们构成永昌郡的乌蛮。南诏国蒙氏就是永昌乌蛮这一支别种，由永昌迁到巍山，建立南诏小国，再挥师北上灭了其他五诏，建立强大的南诏王国。因此，唐之前，滇西有一些彝族先民，但不多。彝族大量迁居滇西是元代以后的事。
明代“三宣六慰”与滇西茶区之兴衰
将三大茶区及种茶民族的来历介绍清楚了，就将进入本节的主题，即在明代中前期滇西茶区的份量，重于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版纳的古六山茶区异军突起，普茶变成云南人的“士庶所用”，这标志着滇西南茶区开始超越滇西茶区。而滇南茶区一直是打酱油的，不过比起非主产区的滇中、滇东北茶区还是要强得多。
为什么滇西茶区在明代中叶以前要比滇西南繁荣?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造成的，几千年来，滇西一直比滇西南发达，因为滇西是先进的印度文化与中华文化的结合部，早在两千多年前，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将两大文化连接在一起，其连结的枢纽之地就是保山、腾冲、密支那一带，构成哀牢、永昌文化的核心地带。南诏国经略滇西、缅北，被称为“西开寻传”，建立了丽水(金生)节度、永昌节度，进一步提升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南诏文化与南印度巴利语文化的滋养下，随着南诏的衰落，缅人与傣族，相继在缅甸中部、北部、滇西崛起，汉藏语系的缅人建立了强大的蒲甘王朝。在元朝的打击下，蒲甘王国没落，德宏、缅甸掸邦高原的西部傣族势力崛起，在元朝后期、明朝初期，建立了强大的麓川王国。明朝通过三佂麓川，肢解了麓川王国，将滇西、滇西南、缅中、缅北、泰北、老挝中北部纳入中国统治范围，在边疆地区设立“三宣六慰”。明代对滇西、缅北的经营，要远大于对西双版纳等滇西南地区的经营。在明代的强力统治与大力经营下，滇西与缅北，甚至缅中连成一片，出现了永昌、腾冲、江头城、八莫等繁华的商贸中心，云南人、广东人纷纷跑到缅甸做生意。这其中就包括茶叶贸易。繁荣的边地贸易，必然带动滇西茶区的兴起。
滇西茶区的衰落，跟缅甸东吁王朝在16世纪中叶的崛起有关。东吁王朝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东南亚霸主，灭国无数。在东吁王朝的攻击下，中国在中缅边疆苦心营造的土司体系——三宣六慰体系崩溃，木邦、孟养不再属于中国，甚至有段时间西双版纳、孟连、德宏的一些地方都被缅甸占据。虽然后来，西双版纳与孟连回归中国，但还要对缅甸上贡——“花马礼”。也就是车里与孟连实际上由中国控制，但名义上两国共管。
明人朱孟震在《西南夷风土记》中说，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顷岁闻天兵(指明朝军队)将南伐，恐其人为内应，举囚于江边，纵火焚死，弃尸蔽野塞江。”
这段记载反映的是，中国人在缅甸江头城做生意的有几万人之多，东吁王朝与明朝打仗，给旅居缅甸的华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东吁王国的崛起，滇西缅北繁荣的中缅贸易不再，滇西也由沟通的枢纽之地，变成保守、封闭、落后的边地。滇西茶产业发展也因此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代将接力棒交给了滇西南茶区——明代后期，普茶成为一种比较有名的地方特产。
普洱茶由“土茶”到“名茶”的关键一跃
明代的版纳茶虽然是云南之大宗——士庶所用皆普茶，但中原主流文化认为其太土，上不了台面。
明万历年间谢肇淛的《滇略》中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
明代李元阳在《大理府志》载：“感通寺在点苍山圣应峰麓，有三十六院，皆产茶树，高一丈，性味不减阳羡，名曰感通茶。”
明代云南全省的茶叶种植加工总体落后，茶叶主产区滇西南，有普茶而无名茶。而非茶叶主产区的昆明、大理一带相反还出名茶。大理感通茶、昆明太华茶，都是没多少产量的寺院茶。也许僧侣种茶、制茶、饮茶文化，更容易与中原士大夫精神相通，于是被内地士子记下来了，当成云南名茶——“性味不减阳羡”。而普茶也被他们记下来了，说是大众不入流的茶，饮之，勉强比直接喝水强。整个明代，云南靠内地，文化相对发达的保山、大理、昆明、楚雄，乃至昭通、曲靖，产茶不多，但有名茶，多以寺庙茶闻名。滇西南产茶多，其中古六山的普茶名气最大，但不是名茶，而是土茶。
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是由清顺治到雍正年间完成的。
明朝后期到清朝，滇西南成为江西人后裔——石屏人西进南下的主要地区。为什么石屏人注重滇西南的拓殖，因为普洱、车里有盐矿与茶叶，孟连宣抚司及缅甸木邦有大银矿，都是利润丰厚的产业，从而掀起来了江西人、石屏人、湖南人、四川人到滇西南淘金的热潮。即所谓“穷走夷方急走厂”。
16世纪以来，滇西南茶区的强势崛起，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带来的淘金热，走的是以矿(盐、银)养茶之路数。二是国家的大力扶持。前文说过，中缅边境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明代的东吁王朝，清代的木梳王朝，与明朝、清朝都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迫使中央帝国在中缅边境退守忍让，以和为主，保持现状。在滇西方面，来自缅甸的压力太大，故清代为稳固边疆计，要大力开发以前统治薄弱的滇西南。还有南明的残余势力在中缅边境一带活跃，甚至以开发银矿为名义，纠集了数万名矿工，跟木邦土司打联手，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明朝遗民集团。这就是清政府经略滇西南的时代背景。
推动普洱茶由土茶变成名茶，有两件事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件是，经吴三桂争取，普洱茶纳入在云南永胜开展的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这是普洱茶大规模进藏的开始。二是鄂尔泰在古六大茶山推行改土归流，并颁布茶法与贡茶制度。这加速了古六山的汉化进程，并将普洱茶带入了贡茶时代，从而“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普洱茶产销地区的扩大
最后谈一下，杜文秀起义、中缅棉花贸易与澜沧江中游茶区的崛起及销区的扩大。
杜文秀起义，应该是云南多民族集体起义，回族以杜文秀为首，彝族以李文学为首，哈尼族以田政为首。杜文秀起义对滇西、滇西南茶区的主要影响有三：
一是起义冲击了汉族、傣族两个统治民族，造成澜沧江、哀牢山以南的傣族土司纷纷南逃，而逃避战乱南下的汉人，以及以政府军面目出现的汉族官员与军队，深入夷方，取代傣族，成为滇西南、滇南的统治民族。也就是说，滇西、滇西南的土司地迅速汉化，新来的汉人将当地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茶产业做大做强，这就是清朝同治年间以后，除古六山之后，云南越来越多的地方产普洱茶的原因。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二是南洋商道的开辟。杜文秀起义，造成古六山北上贸易通道受阻。因祸得福，普洱茶的南洋市场开发出来了。
三是回族茶商的崛起。回族善经商。杜文秀是回民，手下许多回民参加起义军，深入滇西、滇西南茶区，其中一些人搞懂了普洱茶之后，肯定要做茶叶加工、运输与贸易。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一些回民部下逃到缅甸、泰国、老挝，许多就做滇缅、滇泰贸易，这样回族就构建了一张国际贸易网，也将茶叶带到四方。
云南回民，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也就是西北的回民渊源颇深。云南回民做茶叶生意，除了开拓南洋、西南三省，对西北市场的开拓有何贡献，尚待研究。以如今的甘肃回族茶商，把持云南绿茶的西北市场来看，回族控制滇茶的西北通道，可能跟清末、民国陕甘与云南回族商人的互动有关。这些甘肃现代回族茶商，其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做滇青为主，90年代转向滇绿为主。其在滇西南、滇西收购绿茶，在楚雄禄丰广通茶叶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然后上火车运到兰州，再分销到西北诸省。由现在推及晚清，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回族是否立一大功?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缅甸盛产棉花，而中国西南地区缺棉。四川盛产丝绸，云南产茶叶。这样一来，缅甸与西南几个省份围绕棉花、丝绸、茶叶，以及其他的特产，就构建了一张庞大的商贸网。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最后总结一下，清代以来普洱茶几大市场的开拓及种植区域的扩张：
吴三桂：让普洱茶大规模进藏。
鄂尔泰：普洱茶瑞贡京城。
杜文秀起义：南洋商道的开辟，普洱茶种植由澜沧江下游向中游扩张，由滇西南茶区向滇西、滇南茶区扩张。
棉花国际贸易：让沱茶走向繁荣，普洱茶开辟四川、重庆、贵州北部新市场。
回族商人介入茶叶：跟滇茶西北市场的打开有何关系，尚待考证。西北市场，是建国后普洱茶边销的主要市场，相反销往西藏的不多。计划经济年代，云南的滇青主销西北;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西北人喜欢喝云南的烘青绿茶，成为滇绿的三大核心市场之一。另两大为云南的本土市场、北方市场。北方人喝的花茶，其百分之六十的原料来自云南的烘青茶。
文/白马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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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火了，许多不懂历史与时代背景的人，就以为普洱茶的祖上有多荣光，在做一个天大的产业。其实历史不可细读，普洱茶虽然贵为贡茶，但长期产业化水平极低，其政治地位与产业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这是由于普洱茶原产地——滇西南地处边疆，清朝长期以维稳为主，云南参与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程度低，没有大市场的支撑，带不来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云南茶产业大发展。
云南茶真正纳入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普洱茶由贡茶进入了号级茶唱主角的时代。这标志着云南茶产业的真正崛起。我们也要看到，云南茶虽然纳入了东南亚——大西南——华南贸易大循环，但喝普洱茶的人口有限，导致清末民国普洱茶的产销量不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口热，普洱茶虽然销往香港、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台湾、韩国与马来西亚等众多海外国家与地区，但消费普洱茶的人并不多，导致普洱茶的年生产量才几千吨。
因此，我们要知道普洱作为历史名茶，其带来的辉煌长期仅是政治与文化意义的，比如作为边销茶稳定藏区民族团结，作为满清皇家贡茶，作为民国政府抗战的战略物资，作为建国后出口创汇的特种茶，但改变不了普洱茶在2003年之前市场容量与产销量低的事实。普洱茶真正大产业化发展还是2003年以后的事，国内大市场的激活推动着普洱茶产业的狂飙突进，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思路。
从产销量来讲，80年代是属于滇红的，90年代是属于滇绿的，普洱茶在产销量方面只是配角。为什么云南人在2000年不认识普洱茶，是因为云南人喝滇青的传统，在80年代被大渡岗绿茶、90年代被临沧蒸酶茶所改变，老一辈喝滇青三春茶的记忆，已经被70后、80后只喝绿茶所改变。这就是“云南人不喝普洱茶”说法之由来！
在云南绿茶的黄金时代（1993——2002），我们不会正眼看一下勐海茶与勐海茶厂，当年勐海茶拉到思茅五一停车场交易是低端茶的代名词。这世界变化快！
2003年之前，普洱茶的产量少得可怜，从来没突破一万吨。八十年代，一年能出口两三千吨就觉得自己很牛了，而且这是1985年才实现的。99年销量因台湾与德国市场引爆而剧增，许多人98年99年2000年淘到普洱茶第一桶金，然后成为什么普洱茶教父……
一个几千吨的小市场小产业，被过度包装成大经典大神话，浪费了多少祖国宝贵的纸张。
然后说民国、清朝有多牛，这么火，为什么茶叶种植面积、产量、运销量这么低！为什么低？因为种多了卖不掉！说老字号有多牛，我跑到易武见那些老字号的老宅，很小家子气，证明当年不会做太大生意。商人、文人为名利喜欢拔高历史，但我们要尊重历史……
本文将首次从国内国际贸易大循环的角度讲云南茶的历史……
解释一下，为什么普洱茶贵为贡茶，在有清一代种植面积、产量与运销量又那么小？这种产业化规模小，是与福建茶区、两湖茶区、安徽茶区与江浙茶区相比较的，云南边地茶与内地主产区的产业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宁洱不产茶(困鹿山原属景谷，不能证明宁洱产茶)，其实道理很简单，茶叶种多了卖给谁？没有大市场支撑，宁洱人种茶动力不足。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产业，在清道光年间以前形成商品化的产茶区很少，以思茅厅古六山最为出名。道光以后，尤其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商品化茶叶种植基地才开始遍及澜沧江中下游两岸，与之对应的是民间私商茶叶经济的兴起，普洱茶由贡茶时代进入了号级茶时代，才真正使云南茶在清未民国进入了规模产业化时期。翻历史资料，云南许多产茶县，大面积种茶都在光绪年间到民国，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大都成立于1870年之后。
云南茶产业不发达，首先是远离销区，云南多山，产业效率极其低下的马帮运输极大阻碍了云南茶的产业化进程。内地的福建茶、两湖茶、皖茶、江浙茶，不但处于内销腹地，而且纳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而且可以利用江河湖海搞低成本的内河与海洋运输，在运输效率与大市场接轨方面，是云南茶不可想象的。
茶马古道，其实是云南古代近代的商路，茶叶运输量其实很小。比如，滇缅贸易量最大的商品——棉花，许多搞茶文化的都不知道……
云南的茶文化就是，当代普洱茶荣光，祖上就一定无限荣光。云南的茶走山路，靠马帮，运输成本高，影响了大规模商品化。看看两湖江浙安徽福建茶区，全部是江河湖海运河运输，水运比马帮运输成本低多了，茶叶商品化远超云南，而且福建、两湖、安徽、江浙茶区纳入了国际贸易，而云南……
看下古代近代中国茶叶主产区发达的通航水系。以武夷茶为例，到广州，到福州，到上海，除走一小段陆路外，全是水路……
在中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全部被支流与运河连通，成为一条河。所以，中国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与繁荣的工商业。一条被黄河夺道消灭的古济水，从北到南，将黄河与淮河连在一起，加上吴国开邗沟，连通江淮，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江淮黄河已沟通成一水。
四川雅安茶虽然也是人背马驮，但其离藏区比滇西南、滇西产茶区近得多，故以雅安茶为代表的川茶输藏量远超云南茶，以至于今天雅安茶被称为“藏茶”。
云南周边长期没有茶叶销售的腹地，要超远距离拉到藏区卖，这是清朝严控边疆产业与贸易政策造成的。
宋元以降，明清两朝不以贸易立国，相反对海疆与边疆的对外贸易极为警惕，比如东部沿海走私集团带来了倭寇，出身海盗的郑成功父子长期盘踞台湾，所以朝廷要海禁，生意只能到广州十三行去做。清朝的中缅关系决定了朝廷对滇西南的开发极为保守，以稳定为主，不出乱子就好，发不发展关系不大。
明代，前有“三征麓川”，后有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乾隆年间，爆发了中缅战争，虽最终和平解决，但中国吃了大亏。云南的西部与西南部边疆战乱不断，经常出现危及国运的大事件。中缅边境有明遗民问题——桂家、敏家集团，朝廷担心，内地汉人跑到边境土司地开矿垦殖，会形成数万人聚集的大银厂，这些武装银厂再跟缅甸、边境土司与明遗民勾结起来造反或武装割据，成为大清国的边患，故只主张在边地实行有限度的拓植。桂家首领宫里雁在缅甸木邦开发波龙银厂，石屏人吴尚贤在葫芦王地开发茂隆银厂，成为聚众上万，与缅甸及边境土司的关系盘根错节，有雄厚财力支撑的政商军事集团，为朝廷所忌，最终想方设法除去，以消弭边境心腹之患。
古六山允许发展茶叶经济，是因为江内改土归流，江外宜土不宜流，古六山属江内(澜沧江以北)，在雍正朝改土归流，朝廷有统治基础，可以大力发展茶产业，而不担心汉人来多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生乱。不过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可以发展，但不能太过于发展，以至于尾大不掉。中缅关系紧张，加上边境土司与明遗民问题复杂，清朝将滇西南视为严格控制开发的地区，云南与东南亚没有形成繁荣贸易的条件，云南茶除了本省消化以外，只能远距离卖藏区。交通不便，没有深入参与国内市场大循环，更没怎么参与国际贸易大循环，导致云南茶发展缺乏大市场驱动，长期产业化水平低。
接下来，讲讲清朝中叶的人口大爆发、杜文秀起义与中缅棉花贸易圈对云南茶规模产业化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知道，康雍乾盛世也是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一百多年，到了乾隆晚年中国内地已经人满为患，越生越穷，过剩的人口就向人口少的边地移民，甚至移民东南亚与美州。清廷在人口压力下，也只好松驰边地严控移民的政策，对大规模的自发移民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只要不太过份，保持容忍态度。于是，从18世纪晚期起，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而云南内地也“穷走夷方急走厂”，出现了石屏人大规模向滇西南移民拓殖——走西头。古六山的茶叶经济，就是石屏人拓植的一个重镇，通过小本经营完成原始积累后，纷纷开茶庄办商号搞多种经营，从而将普洱茶从贡茶时代推向号级茶时代。
乾隆晚年兴起的边地大移民过程中，汉民不敢过多深入持敌意的边境土司地，但杜文秀起义造成的战乱将边地土司政权摧毁，汉民随汉军与流官政府深入边地——夷方，在汉文化的推动下，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纷纷种茶，云南茶产业在光绪年间进入了产业化大开发时期。杜文秀起义军多回民，回民善贾，起义失败后杜部回民大量逃往边境与缅甸、老挝、泰国，这些会做生意的人牵扯了一张东南亚与云南乃至大西南的庞大贸易网，其中茶叶是重要商品。这样一来，云南茶除藏销与瑞贡京城外拥有了东南亚——云贵川藏统一大市场，这对云南茶在1870年以后的崛起功不可没。
1885年，英国攻占上缅甸，吞并了整个缅甸，缅甸以殖民地经济的形式纳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缅甸掸邦高原产棉花，但缺生丝，云南产茶，四川产丝，但缺棉花，于是以中缅棉花贸易为主的“缅甸——中国西南贸易网”形成，云南的大商号，比如永昌祥、茂恒等，到缅甸进棉花卖给四川，将四川生丝卖给缅甸，再顺手将云南茶卖到云南内地、四川、贵州、西藏、广东、香港与东南亚。这样一来，云南茶就纳入了国际国内贸易双循环。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