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吉岭茶价格

《大吉岭的盛名》是加州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饮食与文化”（California Studiesin Food and Culture）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荣获了二〇一四年的“经济人类学学会图书奖”。作者萨拉·贝斯基（Sarah Besky）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类学系，其研究兴趣集中于环境、资本与劳工等方面。作者注意到，大吉岭的茶叶是世界上最贵的茶叶之一，但大吉岭的茶工们的工资却在印度国内都堪称最低。因此，作者从“区隔”的角度拷问了在印度所谓的“公平贸易”（fair trade）、茶庄园中的“公正”（justice）问题。在本书中，作者探讨了殖民主义的遗产是如何与当代市场改革相互交织，并重新构造出劳动力、地方与茶叶本身的价值的。此外，这部关于道德与地方特色的贸易民族志亦将“政治”纳入了观察角度，即针对大吉岭山区的“廓尔喀兰邦”（Gorkhaland）独立运动：作者认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岁月中，大吉岭茶产区的主要劳动力廓尔喀人（Gorkha）已经在当地独特的地理与历史脉络中发展出有别于西孟加拉邦其他地方的身份认同、关于社会公正的观点以及对大吉岭的特殊情感——大吉岭既是一种产品，同时也是家园。

在饮用红茶为主的西方世界，大吉岭一直被称为茶中香槟。印度最重要的两大茶产区——大吉岭和阿萨姆在“风土”（terroir）上存在着基本“区隔”——大吉岭茶以质取胜，量少（据说只占印度茶产量的1%），售价较高，多为英国一线品牌提供原料，英国高档酒店提供的下午茶一定会有“大吉岭”。并且大吉岭茶叶售价的高低与季节性高度关联——“flush”之于大吉岭就像“山头”之于中国茶叶价格的意义。大吉岭的茶叶一年采摘十个月，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采摘的“头春茶”（first flush）作为一种奢侈饮品基本都是清饮而不会加奶加糖；相反，阿萨姆茶则以量取胜，产量占到了印度产茶总量的80%以上，售价较低，基本都是加了奶和糖一起饮用。这点对于中国读者而言也很好理解，比如超市里售卖的廉价奶茶是“统一阿萨姆”而非“统一大吉岭”。

在印度之外的国家，大吉岭以茶叶而闻名，但在印度国内，大吉岭这个名字是与印度尼泊尔人（Indian Nepalis），即廓尔喀人，联系在一起的。大吉岭位于印度东北部与尼泊尔接壤的地区，虽然被印政府划入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但当地分离势力——“廓尔喀人民族独立运动组织”（Gorkha Janmukti Morcha，GJM）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使该山区成为印度境内分离的“廓尔喀兰邦”（Gorkhaland）。其实当地这种政治上要求独立的诉求由来已久，大吉岭复杂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统治的时代。尼泊尔、锡金、孟加拉和英国殖民者的势力在大吉岭长期纠缠不清，轮番登台。一七六五年，当地原住民雷布查人（Lepchas）以锡金国王的名义修建了名为“大吉岭”（Dorje Ling）的寺庙。这个源自藏文的名字意为“闪电之地”或“金刚之洲”，后来这块山间高地也以此为名（英译名后拼写为Darjeeling）。十八世纪末，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逐步将其纳入尼泊尔版图，但很快在一八一四年与英国殖民者的战争中落败。随后，这片土地被英国人扶植复国的锡金国收回。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英国人开始逐步开发大吉岭，建设疗养院、茶园等，使之逐渐成为殖民者以及印度王公贵族的避暑胜地。一九七五年，锡金成为印度的第二十二个邦。印度政府随后将大吉岭划入西孟加拉邦，使用尼泊尔语的廓尔喀人和使用孟加拉语的印度本国移民分别占据了山区和平原。山区茶庄的劳工基本都是廓尔喀人。

“茶庄园”（tea plantation）作为印度茶业的生产组织单位，绝不类同于中国的茶园或茶厂。有意思的是，在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及其前殖民地国家的大众媒体及企业介绍中，“tea estate”（茶庄）这一中性的并不带任何政治意向的表述已经成为现代茶产业中被普通使用的名称而非令人不愉快的“plantation”（种植园），因为“种植园”会让人联想到那一段并不光彩的与殖民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作者在本书中特意对“plantation”一词做了历史性回顾并对大吉岭的“种植园”特色进行了归纳概括。“种植园”是一个历史性词汇，它特指在近代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在向亚非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依靠从非洲贩卖黑奴或是奴役当地原住民而建立起来的农产品（更多的是经济作物）种植加工园。比如，人类学家西敏司（Sidney Mintz）曾在《甜蜜与权力》（Sweetnessand Power）一书中对英属加勒比海岸的甘蔗种植园进行过相当深刻的刻画和评判。因此，种植园是与殖民压榨交织在一起的。印度的种植园即为英帝国殖民印度时期留下的特殊“遗产”。然而直至今日，虽然帝国主义体系早已土崩瓦解，但种植园经济却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深深植根于印度的茶产业中，只不过在二十一世纪是以一种表面更为温和的“后殖民”的形式——比如“公平贸易”——继续存在于印度当代的经济体系中。在本书的前言中，作者特别对“种植园”与其他的大型农场系统进行了比较，以凸显出印度大吉岭的茶庄园的独特性。简而言之，“种植园”可谓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与农民经济的混合体：前者以单一化的大规模种植为特色，后者则是许多小家庭在“大地主”所有的土地上劳作，且以农业生产为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种植园”经济特色又与二者都有显著差异：茶工通常并不是通过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佣来的，而是通过当地的人情和亲属血缘纽带而继承维系的，很多茶工甚至在一个种植园劳作了一辈子，他们不是为种植园工作，而是完全依赖种植园而生活。大吉岭茶工与其他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人最大的不同点，或许就在于他们领取“报酬”的方式。茶工们的工资，即便是在人均工资偏低的印度也属于极低的。这些工资根本不足以维持单独的小家庭的日常生计。因此，种植园以另一些“非货币”的福利形式支撑茶工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提供住房、食物配给和基本医疗设施等。当代大吉岭的茶工虽然和殖民地时期种植园的“苦力”（coolies）不一样，但依然受制于欠债、互惠、社会再生产的体系，这使得他们被牢牢捆绑在这片土地上，终生不得逃离。

本书的关键词“distinction”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大吉岭的盛名”的多重意义。Distinction在英文中具有区分、区隔、特性、盛名、荣誉等多重意思，在文中多处出现，本文也根据不同的语境，采取了不同的意译（中译本的书名就采用了“盛名”这个译法）。“distinction”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布迪厄（Bourdieu）对“区隔”的经典研究，好品味/坏品味既是建立在社会分层、文化区分的基础之上，但也未尝不是在生理味觉区分上的一种文化投射。如果说布迪厄对“区隔”的分析更侧重于消费端对生产端的影响，作者则将“区隔”追溯到了产品的源头。作者认为，茶工们为大吉岭（这里既指地名也指茶产品）在全球茶叶贸易体系建立的“荣誉”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大吉岭的盛名，源自于其作为英属殖民地所形成的对风味、环境和价值之间的观念。

大吉岭的盛名是建立在大吉岭茶叶生产体系中的层层区隔的基础上的，这些区隔包括：（1）茶叶的区隔：特殊的气候和地理位置，使得大吉岭所产茶叶品质远远高于印度其他产地的茶，代表了大吉岭的一份荣誉；（2）人的区隔：茶工与监理人、西方大品牌的茶叶买办与当地经营者、茶庄的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小孩围绕着茶叶的产销形成的等级之分；（3）大吉岭茶庄与其他行业的工人的区隔：在大吉岭，劳动力几乎不存在流动性，茶工们的“身份”几乎成为了一种世袭的工种。很多茶工终身都不得不在一个茶庄里劳作，至死方休。他们的工资报酬也远远低于印度其他行业的工人，但可以得到一些非货币形式的补偿——食物配给和后勤福利；（4）“行业”（industri）和“生意”（bisnis）的区分：在老一辈茶工眼里，过去（约一九一〇年之前）的茶庄是一个“养育和关爱之所”（aspace of nurture and care），经营者“关爱”工人们的生活，工人们亦回报“关爱”给茶树，由此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互相“关爱”的良性循环的“行业”；而现在诸如“公平贸易”“有机茶叶”“可持续发展”等标签只是意味着更多的赚钱机会，茶叶生产沦为一种“生意”。所有这些从民族、阶层、工资酬劳、生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区隔”，都显示了与本文所探讨的另一个关键词“公正”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和矛盾。

本书中的“价值”既指的是产品交换的市场价值，也包括在生产、消费和买卖行为中所形成的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即社会价值。在评判性回顾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农民的道德经济”概念之后，作者提出了从当地工人的“关怀意识”出发的大吉岭的“三方道义经济”（tripartite moral economy）模式。作者认为，公平贸易、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和廓尔喀独立运动所揭露的大吉岭地区的“非公正”形象都只是碎片化的拼凑，都没有真正触及到“公正”的核心问题所在。对当地工人而言，“公正”源自于管理、劳动者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农业环境之间的互惠思想——即“三重道德经济”。大吉岭之所以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茶叶，正在于其独特的经营者、劳动者与环境之间和谐共生的“三维道德经济”模式。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为了让茶叶卖出更好的价格，就需要得到一些国际认证，比如GI（地理标识）、“有道德的茶”、“公平贸易”等。为了使人遗忘殖民地时代“种植园”形象的阴影，大吉岭的地方茶业联合会有意屏蔽了这种充满活力的“三方道义经济”模式，取而代之以一种第三世界的“农业想象”，即后殖民视角下的浪漫化的“工人—茶树—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来展现这种关系。比如GI的标志——一位手持嫩芽的印度妇女的头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市场。实际上，一九九一年以后才在大吉岭兴起的GI保护实践，更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传统的发明”——身着艳丽民族服饰的妇女在翠绿茶园中采茶，脸上挂满了笑容，仿佛这里从来就没有被殖民过。

“公平贸易”在大吉岭的实践更是与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公平贸易”也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是“发达国家”指导第三世界国家如何重新发掘出传统价值的一场国际游戏。但与“非遗”相比，“公平贸易”更多了一张道德标签，即通过小额低利率贷款等手段帮助小农户、小手工业者获得更好的生计。但在实践过程中，由工人和管理人员联合组成的“联合体”（joint body）中的工人代表实际上却由茶园所有者“任命”，很久也不召开会议，形同虚设。茶工们只知道一旦贴上了“公平贸易”的标签，茶叶就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至于什么是“公平贸易”，很少有人说得清。工人们也并没有从“公平贸易”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比如更好的房屋、食物配给、更高的工资等。贴上“公平贸易”的茶庄产品可以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卖更高的价格，但工人们表示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实惠——钱都被公司拿去了。我也回想起，以前在英国访学和一位英国老太太聊天时问她平时喜欢喝什么茶，她说对口味没有特别偏好，但是一般都会买带有“公平贸易”标识的产品，因为她希望可以由此帮助第三世界的低收入者。但“公平贸易”却并没有向西方中产阶级消费者揭示或者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即自一九一〇年大吉岭茶庄协会(Darjeeling Planters Association)成立以来，当地所有茶庄的工人工资与后勤福利都统一化、标准化了，也就是不管工人生产的茶叶是否贴有“公平贸易”“有机茶”“有道德的茶”“生态多样性”等标签，他们所领到的工资基本上是一样的。“公平贸易”中最大的受惠者只是茶庄和茶叶公司，而非劳动力本身。

最后一章对大吉岭的“主权”（sovereignty）的民族志描写，撕掉了之前公平贸易和GI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国际市场上，大吉岭茶叶是伴随着“印度”同时出现的，但在大吉岭茶园中进行劳作的人却是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廓尔喀茶工认为，大吉岭在国际茶产业中的荣誉除了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和风土，还在于这里独特的“人”的因素——即廓尔喀人在大吉岭茶庄中世世代代的付出。“茶—地景—人”三者应该是紧紧捆绑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因此他们质问：“为什么茶庄都在大吉岭，但是所有的茶叶拍卖和茶叶局都在加尔各答？这是因为孟加拉的政治精英们相信大吉岭应该永远被他们管制，他们就像上帝一样！我们在这里有工人，我们流血流汗，如果我们有自己的邦，那么就会拥有我们自己的茶叶拍卖、茶叶局、茶叶董事会。”廓尔喀茶工们希望可以拥有大吉岭这片土地，憧憬着他们生产出来的茶可以被叫作“大吉岭廓尔喀茶”。他们认为，如果廓尔喀独立了，即使茶庄依然是公司的，但是土地是廓尔喀人的。现在这些公司向政府交税，以后他们就得向廓尔喀人交税。茶叶公司必须向工人支付更高的报酬和福利，才可以得到服务，否则他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经营。对于大吉岭茶工和廓尔喀独立运动者而言，“公正”需要承认大吉岭的特殊条件——自然的和历史的。争取“公正”就是争取自己的土地，承认廓尔喀人在大吉岭的服务和“关怀”的历史，它们也是廓尔喀人受到压抑但又充满希望的追求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撰写的民族志，本书在写作手法上突显了人类学的学科专业性。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到的“care”，这种关怀既有人与之间的关怀，也有人对茶树的细心照料以及茶树给人的回报；有以前殖民地时代的“工头”（sardār）对自己所招募而来的茶工的照顾，以及现在公司制下茶叶局对工人们漠不关心的对照。作者用人类学家关心的“亲属称谓”和“亲属制度”作比喻对大吉岭独特的“劳动力—资本家—环境”关系展开了民族志深描。作者文笔流畅，对茶园劳作场景的描述，与茶工们的一问一答读来令人身临其境。对于非专业研究人员，仅仅是对茶叶感兴趣的读者亦有一定吸引力。同时，本书对西方“文明社会”所倡导的公平贸易的拷问和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揭露，也很好地反映了人类学通过“他者”反观自身的精神。同时，我认为“distinction”的魅力还在于每一个地方都有其独特性，这世上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标准。比如，现代社会的大吉岭茶庄协会(DPA）通过工资和福利的标准化来推动“公平”，但是茶工们反倒怀念殖民时期的“工头”招募制度（sardār system）：没有规范化的约束，靠的是邻里乡亲的地缘、亲缘的口碑相传，“工头”对劳工有关爱、有人情、有温度。

原文刊登于《读书》2019年第4期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于2018年7月在印度大吉岭考察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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