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4日清晨，雅安市名山区中峰镇海棠村，薄薄的白雾中，当地牛碾坪景区万亩观光茶园与远山相接，清新而静谧。村民同时也是民宿老板的文跃打开房门，开启新一天的迎来送往。
文跃家离牛碾坪景区入口不到1公里，自打乡村旅游兴起后，他将茶摊摆在家门口，风风火火地办起了民宿生意。
入选“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海棠村，近年来年均接待游客48.2万人次，休闲农业年均营收达3000余万元，综合收入近亿元。一个普通的茶乡如何吸睛又吸金？海棠村的“茶+”，究竟加了什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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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王牌，“茶+”深化茶旅融合
尽管不是周末，牛碾坪景区的停车场依然满满当当。2016年运营至今，该景区年均游客量增长超过20%，且过境游逐步向过夜游升级。
“多亏了‘茶+’带来了丰富业态！”景区负责人高月红介绍，为解决景区长期存在的过境客流比例高、游客停留时间短等问题，实现从观光打卡游到休闲度假游的转变，海棠村积极布局旅游新业态，构建“茶+”产业新格局。“藏在青山中的牛碾坪，只有让游客深度参与其中，才能感知其魅力。”
“茶+”，加什么？当地打出两张王牌：一方面，打造自然与人文深度结合的“茶之旅”；另一方面，积极建设科普茶乡。
为此，在养护好茶园的同时，海棠村先后投入专项资金近2亿元，陆续建起游客中心、停车场及茶科普长廊、绿道等，让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如今，升级改造后的牛碾坪茶园就像一座漂亮的城市公园，游客可信步观光游道，欣赏茶涌绿波，纵情花香茶海。尤其是，茶园间还错落分布着与周边自然山色相互映衬的一顶顶白色帐篷——这是景区特意打造的帐篷酒店，木质结构，四周全是落地玻璃窗，可全方位全景观赏茶园风景。尽管住一晚要上千元，但每逢周末、小长假，帐篷酒店依然被慕名而来的游客订满。
海棠村还扩充了牛碾坪国家级茶树良种繁育场的科普功能。作为西南最大的茶树基因库，牛碾坪有各级各类优秀茶叶品种220个。如今，园区内每种茶树旁都设有相关的介绍标识牌，游客接待中心还配有中、英、日、韩4种语言的专职导游解说。
今年5月，牛碾坪景区升级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培育旅游业态，打造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及儿童游乐项目、禅茶养生项目、科普研学项目等，推出更加多样化的旅游产品，进一步增强游客体验性、互动性、参与性。”高月红说。
茶为媒，村民增收致富方式多多
随着景区名气越来越大，游客越来越多，海棠村村民也紧抓商机，依靠茶家乐、民宿等增收致富。
村民侯清华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已有30多年。近年来，他和在成都上班的儿子侯敏一起办起茶家乐，吸引成都等地游客到自家茶园体验茶叶采摘、制茶的乐趣。如今，侯清华负责制茶、售茶，侯敏负责宣传推广及策划相关体验活动、接待客人，茶家乐生意红红火火。
据统计，截至目前海棠村已有茶家乐6户、民宿6户、星级休闲农庄1个、手工茶加工体验店8个。此外，村子还积极举办采茶茶艺技能大赛、风车节、农耕文化旅游节等系列活动，借助节会进一步聚集人气；同时，创新实施“小挂钩”土地整理项目，整理出集体建设用地用于特色旅游资源招商，如今已成功招到投资4000万元的“国学&国乐”综合体建设项目。
“以前我们这里只是种茶、采茶，产业单一，现在一、二、三产业都能兼顾，有种植，有加工，也有旅游，在满足市场多元需求的同时，延长了产业链，增加了附加值，培育了新动能。”海棠村村支书程江说。
为进一步拓宽致富增收渠道，海棠村一方面积极组织村民去成都学习，助力年轻人尝试探索文创、直播等，一方面更在集体经济上积极谋划——2018年7月，海棠村作为当地发展“领头羊”，带领周边3个贫困村及全乡100多户贫困户入股成立了雅安市名山区“禾耕之道”乡村旅游合作社，探索乡村“景村一体”发展新模式，进一步做强“家门口旅游经济”。
在合作社下属的“禾耕之道”旅游商品店，记者看到，货架上不仅有产自周边贫困村的猕猴桃、菌、菇、笋等土特产，还有当地贫困户制作的工艺品。“我是因病致贫的，干不了农活，但又不愿意闲着，村干部了解情况后，就安排我在这里上班。离家几步路，还能赚些生活费，真好！”店里的收银员文国臣感激地说。
2020年2月春茶上市时，许多原本应该如期而至的茶商受疫情影响“失约”。“为此，我们合作社积极和名山区对接，组织筹办‘第一背篼茶上市’直播活动，助力茶农线上卖茶，挽回了损失。”程江说。（记者 文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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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抹茗香沁民心——跨越千年的茶叶天路之旅
清晨，第一缕阳光刚刚洒落大地，世界屋脊的藏族人家纷纷品尝起酥油茶，悠然迎接新的一天。
无论是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甜茶馆，还是“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的谚语，抑或是迎客必备的酥油茶，无不昭示着茶在高原人民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透过一缕缕茶香，仿佛可以听到茶马古道上悠扬的铃铛声。
茶香千载空悠悠
夜幕降临，藏东昌都市茶马广场灯光璀璨，醉人的藏歌回荡山谷。历史上，四川、云南等地的茶叶通过茶马古道源源不断进入西藏，昌都是茶马古道滇藏道和川藏道的交会点。
茶叶进入西藏历史悠久。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考古发现1800年前来自内地的茶叶等实物。西藏也流传着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以及小鸟衔茶为藏王治病的说法。
身处高寒地带的藏族人民常食牛羊肉等高蛋白、高热量食品，助消化、解油腻的茶叶，逐渐成为必需品；而四川、云南等地盛产茶叶。一地产茶，一地需茶，茶马互市遂成为汉藏之间的一件大事。
位于雅鲁藏布江拐弯处的西藏墨脱县果果塘茶场（2020年8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清朝敞开对藏地茶叶的供应,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民国时期设立康藏茶叶公司，新中国成立前每年输藏砖茶约30万条包。
然而，茶叶入藏并非易事。
西藏墨脱县背崩乡背崩村的茶园（2017年3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2002年4月，记者在云南丽江见到时年76岁的宣绍武。这位走完茶马古道全程的老人当时说：“我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踏上茶马古道的，那年我16岁。给我的印象是，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到如此险恶的道路了。”那时，每天出入丽江大研镇的马帮骡马就有300余匹，宣绍武曾亲眼看见过溜索的马夫肚皮被藤篾划破露出肠子的情景。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小河镇红星村甘溪坡，是背茶包进藏的必经之路。村旁的石路上，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拐子窝——背夫途中休息时，将丁字拐杵于石上支撑背架，日复一日，木拐在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
“茶马古道既是历史上汉藏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汉藏民族团结的纽带和象征。”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田茂旺说，英国殖民印度后，大规模种植茶叶，企图在西藏倾销。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展开了坚决斗争，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藏地。
一茶一叶总关情
在西藏拉萨的一家甜茶馆里，市民在喝茶聊天（6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孙非摄
在清晨的西藏城乡，伴随电动酥油茶机的搅拌声，浓浓的茶香扑鼻而来。
“过去用传统的木质酥油桶，打茶时需上下抽拉，费时费力。”81岁的确朗老人每当接过晚辈们端来的热茶，总是感慨万千。
在旧社会，确朗是一位农奴。在他的记忆里，农奴喝不到酥油茶。“即便是清茶也不敢放开喝，砖茶煮完再晒干，重新煮，要反复三四次。”
易贡茶场的工人在采摘茶叶（5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喝茶不再难，是在西藏和平解放后。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边销茶的生产和供给，在四川雅安、云南下关等地建立专门的生产厂家，每年输入西藏边销茶10万至14万担。
新华社在1956年6月6日播发的《藏族人民今年将喝到更多更好的紧茶》报道中写道：紧茶（即沱茶）是藏族人民最喜欢饮用的上等茶，用它做出的酥油茶特别芳香可口。藏族人民把这种质量好、价格合理的紧茶称为“解放茶”。
在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一位老人在品尝使用低氟“健康茶”制作的酥油茶（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
西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李梅说，为让西藏群众喝上便宜茶，国家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
1965年，国家对边销茶价格进行调整，与1959年相比，价格降低50%。1988年内地调入西藏的边销茶提价，但西藏仍按平价销售，亏损由财政专项补贴。
顾客在西藏易贡茶场挑选茶叶（4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孙非摄
在雅安茶厂，一款珍贵的茶叶样品至今仍被精心珍藏着。198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央在雅安茶厂订购40多万份“民族团结”牌的茶砖作为礼品，送给西藏每户农牧民。201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时，中央代表团赠送的全自动酥油茶机以及精美的茶碗，受到农牧民欢迎。
根据西藏等地区成年人边销茶消费调查数据，西藏成年居民每年消费茶叶16.9斤，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千茶万茶雪域开
拉萨市北京路，岗坚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门店内，一些造型独特、包装各异的茶叶产品吸引着顾客。
在位于西藏拉萨的一家茶叶公司的门店内摆放着造型独特的茶叶制品（4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张京品摄
在与之不远的西藏健康茶展示展销中心，喜马拉雅圣茶、藏地茶、墨脱茶……货架上琳琅满目产自西藏的茶叶格外显眼。西藏茶文化协会会长辜甲红说，西藏不出产茶叶的历史已经终结，现在西藏产的高原茶，开始销往内地。
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使用低氟“健康茶”制作酥油茶（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孙瑞博摄
易贡，藏语意为“美丽的地方”。沿着曲折的山路进入易贡茶场，潺潺河水声在耳旁回响，绿色茶田、雪山冰峰不时映入眼帘。
西藏易贡茶场（4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孙非摄
西藏易贡茶场（5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自1963年开辟西藏第一块茶田，经过50多年发展，易贡茶场已是西藏最大的茶场。易贡茶场副场长才程说，刚开始茶场只试种50亩茶树，生产的都是边销茶；20世纪90年代，开始规模化生产边销茶和绿茶；2010年尝试生产红茶；近两年，在全国性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网络销售已占销售总额的20%以上。
近年来，易贡茶场迎来发展黄金期。广东援藏工作队专门组建产销一体化团队，援藏技术人员驻点教茶农科学种茶，茶场细茶、边销茶产量分别从2018年5700斤、6万斤提升到2020年的2.1万斤、15万斤。如今茶场的茶叶品种达3大类26个，生产的云雾茶还在全国茶博会上获金奖。
西藏易贡茶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展示生产的特色茶砖（5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高山云雾出好茶。在西藏墨脱县、察隅县等地，茶田纵横，茶产业作为西藏新兴的绿色产业，受到国内茶界的重视。
2019年，在云南种植茶叶近30年的民营企业家张延礼，把目光投向原始森林深处的西藏波密县。他与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筛选培育茶树品种，研发高原古树茶种植加工工艺。这一年，张延礼开始从西双版纳移植15万棵大茶树，种植与西藏本土原生植物共生茶园2600多亩。
在西藏波密县易贡乡贡仲村金茶树苗圃里，西藏金茶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延礼（右二）向村民介绍茶树管理技术（5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世界屋脊洁净的环境、独特的气候资源非常适合种植茶叶，我们不仅要让西藏人民喝上更高品质的茶叶，而且要让各族人民喝上雪域高原的优质茶叶。”张延礼说。
在西藏波密县易贡乡贡仲村金茶树苗圃，村党支部书记宗珠（左）和西藏金茶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延礼（右）进行茶树管理（5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西藏茶叶的消费结构也在悄然变化。西藏商务厅的数据显示，过去边销茶占西藏茶叶消费的98%以上；2000年以后，红茶、绿茶、花茶等逐渐流行，已占自治区茶叶销售的15%以上。铁观音、大红袍、云南普洱等名茶也不断进入高原市场。
茶，是饮品，又不只是饮品。它见证着千百年来西藏和其他地区的交流交融，也见证着中央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西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记者罗布次仁、曹健、张京品、格桑边觉）
西藏易贡茶场加工车间的工人在进行茶叶摊青（5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西藏易贡茶场的工人在制作砖茶（4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孙非摄
茶叶有着悠久的历史，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和良好的疗愈效用，已成为风靡世界的饮品之一。作为一种商品，茶叶从中国传播到英国乃至世界各地，在传播过程中，茶叶成为大英帝国不断扩张与膨胀的工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新书《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通过回顾茶产业活动历程，揭示了茶叶对现代世界的塑造作用。
《茶叶与帝国：口味如何塑造现代世界》
[美]埃丽卡·拉帕波特 著
宋世锋 译
曾经是奢侈品
英国人接触茶叶的时间并不久。在海上贸易得到发展之前，茶叶通过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或茶马古道向西传播。首次提到茶叶的欧洲作品，是多卷本游记《航海和航行记》，由地理学家赖麦锡翻译和编辑。这个威尼斯人声称，自己了解到一种被称为“中国茶叶”的草药。威尼斯过去一直是东西方之间重要的商业中心和连接地带，阿拉伯商人和旅行者常常在此向欧洲人介绍亚洲药品、食物和饮食习惯。茶叶和咖啡此时已经成为中东咖啡馆的主要商品，蒙古人可能早在13世纪就已经把茶传到伊朗了。
17世纪时，只有少数欧洲精英在波斯、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中国和日本见过现泡的热茶。17世纪30年代，亚当·奥列里乌斯在波斯宫廷见到茶叶。他将茶形容为波斯当地一种常见的饮品，经常与“小茴香、大茴香、丁香和糖”混合饮用。
东印度公司
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1610年，茶叶才正式从日本和中国被带到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荷属东印度的首府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购买茶叶，不过，与利润更高的丝绸、黄金和瓷器相比，茶叶只占该公司商贸的一小部分。
此后数十年时间里，茶叶进入欧洲大陆，但只有贵族、君主和社会上最富有的消费者，才买得起这种象征身份地位的东方奢侈品。在法国，路易十四沉醉于奢侈生活，他喜欢用黄金茶壶泡茶，以凸显其高贵的身份。欧洲各国的精英和有教养的文化阶层，很快把法国的品位和优雅的概念传播开来，茶叶得以走入更多国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喜欢这些时髦东西的味道。德国一位公爵夫人在信中曾写道，“茶让我想到干草和粪便”，咖啡让她想到“烟灰和羽扇豆”，而巧克力“太甜”，让她肚子痛。
与法国人、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相比，英国人饱受战争蹂躏，政权上四分五裂，而且国家相对弱小，接受茶饮品比较慢。17世纪50年代，少量茶叶进入英国，但直到17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光荣革命之后，茶文化才开始在不列颠群岛和北美部分地区生根发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茶叶成了“物质大西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油画《正在喝茶的英国家庭》，约瑟夫·范·阿肯绘于1727年。
18世纪初，中国瓷器和饮茶风靡欧洲贵族圈。到了18世纪中后期，饮茶在欧洲就不再是只属于贵族的奢侈，而变成了中产阶级也争相追求的时尚。1720年，比利时画家约瑟夫·范·阿肯来到伦敦，以当时流行的“茶会”为主题绘制了多幅画作。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整个大西洋世界，高知阶层和富人都认同亚洲人的“茶叶观”，把茶叶当作保健药物和社会地位的象征。科学论文、报纸和广告普遍宣称，这种中国草药可以治病，有振奋作用，能够使人的身体强壮。《茶叶与帝国》指出：“宫廷文化、游乐园和咖啡馆强化了茶的外来性，同时使健康和外国文化变得时髦而令人愉悦。”
阿萨姆茶的逆袭
在利益的驱动下，18世纪时，东印度公司日益专注于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进口量从17世纪90年代的仅仅数百磅，发展至1757年每年进口1200万磅，并在伦敦的仓库储存了1700万磅。茶叶带来的收益为大英帝国发动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战争也为茶叶的销售打开了新的市场。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获取了控制权，促进了鸦片的生产与控制，其产品被销往中国，从而阻止英国白银储备流向中国。
真正改变中英在茶叶领域地位的，还要数阿萨姆茶。阿萨姆位于印度半岛，它的命运与中国、英国、缅甸和地方政权等多方密切相关。1824年到1826年英缅战争期间，英国军人首先在阿萨姆发现了茶树。其实，在英国人到来之前，阿萨姆地区已种植茶树并饮茶，但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把这个地区变成了能够供应全球市场的广阔茶园，改变了世界茶叶销售的格局。
此时，中国和英国日益敌对，印度茶叶的战略价值逐渐凸显。1828年，在广州生活和工作的茶商约翰·沃克给英国政府写了长篇备忘录，宣称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重要特产，印度茶叶有望“打破中国的垄断”。这份备忘录影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也影响了后世对茶叶及其历史的理解。沃克声称，英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这种情况“和大英帝国的尊荣不般配”。
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印度茶叶逐渐被英国人视为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法。《茶叶与帝国》分析认为，阿萨姆能够供应一种廉价而健康的饮品以满足世界的需求，可以为英国政府提供稳定的收入，并且“让中国彻底明白英国是两个帝国中更为强大的一个”。
阿萨姆并非独一无二，但它率先证明了茶树是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商业化种植的。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茶叶种植扩展到印度其他地区、南亚和东南亚乃至美洲。然而，阿萨姆茶在殖民环境下发展尤盛，因为英国殖民者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利好条件滋养着这个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种植园主和公司掌握了阿萨姆地区的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知识，并主导着这块土地的发展方向和根本命运。
蹿红的伦敦明辛街
有了产量，还要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茶叶与帝国》认为，大英帝国出产的茶叶，即在英国殖民地栽培和生产的茶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消费文化在国内和全球发展的产物。从19世纪50年代到1914年，跨国商品交易的规模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而食品处在全球化世界的最前沿。
当时，新的加工方法和冷藏技术层出不穷，使得易腐食品在从农场到餐盘的过程中，实现了更远距离的运输。例如，第一批冷冻肉于1874年被运到英国，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人已经吃上了从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美洲进口来的肉。肉膏、炼乳和人造黄油等加工食品，也被摆上杂货商的货架。
印度茶叶得到迅速推广，得益于这个时代的技术发展。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河流和海洋运输，提高了全世界的贸易流通速度。有了精心设计的道路、桥梁、码头和仓库后，大量印度茶叶能够被转运到伦敦、利物浦、阿姆斯特丹、纽约、旧金山和其他地区的主要市场。
伦敦明辛街是当时公认的全球茶叶贸易的金融和实体中心。随着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结束，茶叶拍卖活动和茶叶交易商迁移到了明辛街上。伦敦这个大都会提供了资本、商业信息、仓储和销售设施，还有庞大的本地市场。19世纪20年代，英国出现了建设码头的热潮，凯瑟琳码头对于茶叶贸易尤其重要。码头于1828年启用，包括6座优雅的6层楼仓库，通过运河与泰晤士河相接，每年能够吞吐70万箱茶叶。
19世纪的伦敦码头，中国劳工从货船上搬运茶叶
一旦进入港口，劳工会把茶叶转运到仓库、称重、检查、分类、品尝、嗅闻、征税，并用看起来宛如埃及象形文字的符号做标记。十几个奇怪的符号记录着尺寸、质量和口味等信息，描述语有“木质”“枯萎”“多灰”“极多灰”“烧焦”“气味奇怪”等。掌握着茶叶品质话语权的大英帝国，直接左右着这一行业的全球化进程。
立顿茶走向世界
虽然印度茶产量和销量大幅提升，不过人们依然更加信赖中国茶，然而这一观念的改变，已经为时不远。
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包装公司、百货公司、合作社、连锁商店和连锁茶叶店的出现，改变了茶叶销售网络，虽然小店主、小商贩仍然是茶叶流通系统的重要环节，但是全国性品牌在迅速增长。
托马斯·立顿爵士
立顿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崛起的。托马斯·立顿爵士是开发大众市场的成功商人，直到1889年他才开始销售茶叶。在广告和自传中，立顿断言，他是第一个“出售自己所产茶叶的茶叶种植园主”。1890年立顿在锡兰买下第一个种植园后，他在媒体上发布了大量茶叶种植园和茶厂的图片广告，并声称他的茶叶直接从“茶园到茶杯”，暗示消费者这个品牌是可以信任的。
立顿之所以取得成功，并非因为做了很多广告，而是因为立顿认识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人口普查显示，当时不列颠群岛的人口超过2700万人，到1911年，人口又增加了1800万。然而，国民生活水平严重失衡，三分之一的人口仍然处在赤贫状态。在工人社会中，金钱和食物的分配不均衡，男性吃的肉更多，他们的妻子只能靠甜茶维生，价格实惠的立顿茶迎合了工人阶级中女性消费者的需求。在巧妙营销下，花较少的钱就能享受下午茶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生活标配，由此大大带动了茶叶的销量。
更重要的是，进入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茶叶商人开始更加主动地思考新的销售策略，他们断定，最有可能击败中国人的方法是唤起英国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很快，打着“印度茶叶直销公司”和“纯正印度茶叶供应商”等名号的公司，开始面向消费者直接销售未经调配的英属殖民地印度茶叶。这些公司强调，所有的印度茶叶都是纯正、健康、可口、划算的，并具有热爱大英帝国的属性。这些公司宣称：印度茶叶更纯正、印度茶叶更芳香、印度茶叶更浓郁、印度茶叶更便宜、印度茶叶更有益健康，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茶叶好。
在自由贸易主导话语的时代，这种广告很快大行其道。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原产地广告和帝国主义诉求变得更加普遍”，印度茶终于取代中国茶，普遍流行于英语国家和地区，甚至影响到今天的全球茶叶销售格局。
茶叶起源于中国，却因英国和印度而走向了世界，让人唏嘘不已。正如《茶叶与帝国》所言，茶叶不仅是一种植物或一种饮品，还是一股解决身体、国家和世界性问题的文明力量。茶叶除了塑造了现代环境食物和农业体系、饮食和休闲习惯外，还会直接影响国家以及其他政治体的命运，这对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警示意义。(本文作者长庚，来源：齐鲁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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