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发酵食品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8、普洱茶与当代人肠道菌群养护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人类文明的兴起伴随着非常多的材料和技术。
茶是东亚祖先驯化出来的重要物产，它联合了中原和草原，汉地与藏地，通过茶马古道将中国文化带向世界。
发酵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是文明的催化剂，帮助人类提高了生存优势。
1、浅谈发酵食品
所谓发酵食品就是人类利用微生物将食材进行再加工获得的食品。
一本书名为《食品微生物学》的教科书，其中前言说，在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采食菌菇。
我觉得野生菌不能算作发酵食品，而且人类最早食用野生菌的时间应该远早于符号记载。
但发酵食品和野生菌还是有很多相同点的。
一些小麦粉，给它加点水，揉成个面团，放碗里忘了。不久之后一些真菌就会发生，这些真菌会把面粉里很多营养物质的微观结构改变。微生物不但改变了面团的物理结构，也增加了面团的风味。古巴比伦人把这个发酸的面团拿去烘烤，就做成了类似今天的面包。这个事件可能诞生在6000年前的一次偶然。
发酵现象更多时候与食物储存有关。
今天的城市人对于食物发酵与储存没有像古人那样的重视，这是因为今天不但有冰箱，还有超市，让我们每天都有新鲜的肉类和蔬菜可以食用。
虽然古人在某些特定时间和区域也有类似今天冰箱的设备，但却没有现代化农牧产品供应体系。如果不做好食物储备，是没法儿生存的。
食物储备，与发酵相辅相成。
比如葡萄没有办法长期储存，做成葡萄干就可以多存一阵子，要是做成葡萄酒就可以存十几年到上百年。新鲜的肉类也没办法储存，古人会在肉里添加一些盐，做成腊肉，火腿一类的发酵食物。
为什么要放盐?因为如果不放盐，微生物的生长不受控，很快肉会完全腐烂，全部营养都被微生物消耗殆尽。放盐会使微生物的生长受到控制。所以想做出好吃的火腿就要掌握一个度，让微生物产生对人类有用的变化，而又不至于消耗掉过多的营养。
葡萄酒也是一样。葡萄里面有糖，但要是只有糖的话，微生物就会疯长。所以酿造葡萄酒还需要关注葡萄皮中的单宁，糖是微生物的养料，而单宁会把微生物控制在合理范围。
除了利用成分控制微生物，也可以利用环境控制微生物。
因纽特人的传统美食腌海雀，整个制作过程不用加盐，捕获的海雀也不去毛不去内脏，完整地塞进一只新鲜的去掉内脏的海豹皮囊中。然后把海豹挤除空气封好口，埋在石窖里发酵半年左右，就可以直接吃了。在北极圈内，寒冷的气候让微生物难以爆发，有一个外壳的保护足够了。
发酵技术的本质，一方面是给微生物提供营养，另一方面是给微生物一定控制。
不同的自然环境与不同的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发酵技术。
在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当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对发酵已经利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各种谷物各种肉类都可以变着花样发酵。
这时的发酵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储存食物，更是为了追求美味了。
对于游牧世界来说，牛羊奶十分重要。没有办法长期储存的新鲜牛羊奶，就可以通过发酵变成可储存的食物。世界上任何一个对牛奶有强需求的民族，都会产生出各自制作奶酪的方法。而雪域高原的藏民不单会做奶酪，还会先把牛奶当中的酥油提出来。酥油大概可以存一年左右，存放一段时间的酥油内质会被微生物部分改变，更利于消化，也属于一种冷门的发酵食品。
近年出版的一本讲发酵食品的书《不生不熟》，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在学会用火之前，就学会了发酵。
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差不多19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直立人的臼齿就开始变小，这说明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吃的食物变得好咀嚼了。但人类学会用火的时间是大概50万年前。
什么让食物变软的呢?发酵。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路途中，发酵早已深度参与。
但人与微生物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17世纪，在显微镜发明之后，人们直接看到了微生物。到了19世纪，科学家又提出了“病菌”这种概念，由于片面的认识和宣传，当时的人们把微生物视为病源，尽力躲开。
这是胡适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片段，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念可见一斑：
“你要记得下面几件事: (1)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2)不要喝生水冷水，微生物可怕。……”
发酵食品也在潮流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波及。无菌食品成为了一种风尚。
远离微生物不是人体需要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今天人类的很多健康问题。
所幸，随着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大量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的报道也在传播微生物的正面价值，发酵食品迎来了一个全新时代。
2、茶的最初形态是什么样呢?
茶叶作为一种被人类驯化的重要植物，深度参与了人类文明进程。是目前世界上流布范围最广的饮料。
对茶叶的最初利用，公认始于中国。我们熟悉的陆羽《茶经》中就有这样的文字：“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早期汉字中没有“茶”字，“荼”就被拿来暂代茶用。大学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说：“‘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荼”的本字义是一种多余的草，应该除掉的苦草。用这个字来指代茶，可以想象汉文化早期对待茶的态度。
而“茶”这个文字要等到陆羽的时代之后才开始被广泛传播和确立，文字形成共识的同时也说明“茶”正式融入了的汉文化生活。
茶来自何方?
继续看《日知录》，顾炎武在大段的史料推导后，从字缝中读出结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
以下为引文：
《日知录校注》(清)顾炎武 著，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秦国占领蜀地发生在战国期间。秦人取蜀意义很大，比如李冰父子被秦王派去蜀地，之后修都江堰等等故事。秦人取蜀的底层价值在于古华夏文明与古蜀文明的交融，二者共同塑造了后来的中华文明。
蜀地在中原的南方，茶来自南方。正所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除了文字学，还有语言学上的证据。
北京大学汪峰教授在文章《语义演变、语言接触与词汇传播——*la“茶”的起源与传播》中推导出，“茶”的最早源头就是彝缅语的*la，最可能的来源是在云南广为分布、且与傣语有接触的彝语支语言。
说得简单粗暴点：汉族语言中的“茶”，借自西南的彝语支民族。
还有一则材料。
五代·毛文锡《茶谱》:“泸州之茶树獠，常携瓢置，穴其侧。每登树采摘芽茶，必含于口，待其展，然后置于瓢中，旋塞其窍。归必置于暖处。其味极佳。又有粗者，其味辛而性熟。彼人云：饮之疗风。通呼为泸茶。”
泸州就是今天四川的泸州，这里的泸茶显然是一种发酵茶，与中原茶饮迥然不同。在汉语文献记载中，几乎为孤例。
这种不用火，单用发酵做出来的茶，在今天也有。比如德昂族就有一种酸茶做法，将新鲜的茶叶用芭蕉叶包裹，放入土坑内埋几天至几十天后取出，将茶叶放在阳光下揉搓，晾晒几天，然后又用芭蕉叶包裹放入深坑，再埋几天到几十天，最后取出晒干即成。
类似的东西在布朗族、景颇族中也有，不同地区对于酸茶发酵的时间掌握不同。从地理分布上说，在泰国、缅甸、老挝，甚至日本也有原理类似的存在。
联系起上个小节所谈的内容，人类对于发酵的利用要早于对火的利用，掌握发酵比掌握用火要容易。在此基础上，可以想象：酸茶(发酵茶)的出现，早于绿茶等(一切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火的茶)。
酸茶(腌茶)一般是当菜吃或者当小零食吃，跟现代汉地对茶的使用方式区别很大。
今天泰国缅甸地区做的酸茶Maing，可以拌着盐、糖浆、花生、炸猪皮等等一起吃。
东南亚酸茶Maing的发音非常接近“茗”，这或许不是偶然，“茗”字本身也暗含着品饮方式。早期汉语中的茗，常常以“茗粥”形式出现，比如王维《赠吴官》：“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糜难御暑。”苏轼《绝句》：“偶为老僧煎茗粥，自携脩綆汲清泉。”
《茶经》中也有摘记：“郭弘农云：早取为荼，晚取为茗”。
早采的嫩茶，芽茶用来做“荼”，“荼”就是煮水喝的叶子，这种喝法，后来就变成今天的“茶”。晚采的粗叶，则用来做“茗”，做Maing(腌茶)这样的东西，用来做菜做粥。
在今天，日本的酸茶Awabancha(阿波番茶，在中国也叫阿波晚茶)就主要被用来做茶粥。Bancha有粗茶和晚茶的意思，意味着鲜叶采摘时间比较晚。(参考《茶叶微生物产品学》黄友谊 编著)
酸茶工艺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也有细微的差别。
人们使用火的成本逐渐降低后，有些酸茶的制作也开始加入火，先杀青后腌制出来的酸茶，叶形保留会更完整。
茶的这种用法也符合人类对于植物驯化的原始需求：满足食用。
这样的茶叶，在以烧烤为主食的民族中，对肠道健康的保护非常有意义。它的原理我们在本文最后一个章节讨论。
说到这里，茶叶的最早期形态开始有点模样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直接通过鲜叶干燥得到的白茶形态会不会更早?白茶确实有可能更早的零星出现。但是习惯性食用茶叶的话，白茶作为食用的利用率会比发酵茶低很多，这一点之后的篇章谈到发酵原理时会再做解释。
3、茶的功能性与传播
我们盘点一下茶的功能：
第一，它能够降低大量食用烧烤的燥热。
第二，它能够让人在炎热的环境下保持一份头脑的清醒。
第三，它是一种蔬菜，作为膳食纤维的补充。
第四，通过咀嚼茶叶，可以利用酚类的杀菌作用杀死口腔和肠胃里的有害细菌。
第五，解油腻。
还可以继续补充第六第七等等……这里暂不延展。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茶的用途越多，它就越容易与其它地区其它文化形态的发生嵌合。
4、茶的杀菌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比如杀菌作用，在麦克法兰《绿色黄金》中提到“采食茶叶的猴子往往体格健康，生存能力强”，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在猴子文化中已经发挥作用，与猴子建立共生了。人类利用茶叶，开始也许是出于对猴子的模仿。这个观点有待更详尽的研究，但可以利用茶叶控制有害菌这一点，在今天也很有参考意义。
英国正是由于饮茶习惯的普及，间接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从此人口素质提升，经济逐渐发达，成为一代帝国。
对于有意改善贫困的慈善组织来说，推广茶文化是个不错的选择。(本章叙述不再展开，相关案例可以参考《绿色黄金》)
5、茶的补充膳食纤维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
“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藏地谚语
茶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特点对缺乏蔬菜的牧区，尤其是雪域高原有重大意义。
清代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也有民间传说，藏区的茶叶是文成公主带去的。从汉语文献记载看，西藏从唐代初期(公元七世纪)开始用茶。
但从藏地自身出发，用茶时间其实更早。如果认为茶叶是伴随佛教传入的，在公元三世纪(按不同谱系也有说四世纪到五世纪)，吐蕃赞普拉托托日就有好佛之名。而民间佛教传入时间更早。
藏语中有专门指代“茶”的语词，听起来更像“槚”，这比“茶”的发音更为古远。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藏语中的“茶”大概率与汉语无关。杨海潮老师在《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一文中，得出结论：“推测古代藏族人民(或其先民)最先是从滇川交界区域(而不是四川)认识到茶的。”
2016年，《scientific reports》刊登了中英联合考古报告，用考古实物证明在1800年前西藏已经开始用茶。
考虑到西藏到滇蜀的距离比中原更近，藏地用茶的历史还有大量可供研究的空间。
在今天，传统的藏民每天都要喝大量酥油茶，践行着“茶是生命”的行动。
木霁宏、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6人，在1990年和马帮走了一百多天，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又转到四川康定，完成了“茶马古道”命名，出版了《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
这里我引用一段书中的话：
“记得我们在中甸归化寺调查的时候，喇嘛捧上的第一道礼物便是酥油茶。我们咂上两口，面有苦色，碍于情面，故意赞不绝口。3天以后，我们开始领悟到酥油茶的力度和纯香。5天以后，我们不喝酥油茶更觉四肢无力了。我们琢磨准是上瘾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后来有一位藏医告诉我们，高原寒冷，蔬菜少，酥油茶既可增加能量，又可维持体内维生素。从此酥油茶成了我们的主食，我们每人都怀揣木碗一只，调查累了，就在雪水溪旁盘腿打坐，打上一壶酥油茶提精神。我们不仅在考察茶马古道的文化，我们同时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文化。”
开始进入藏区不习惯酥油茶，随后发现离不开酥油茶，这是很多在藏区旅居客的共识。藏区人民喝酥油茶的重点其实不仅在于补充能量，而更在于补充膳食纤维。
藏区自然环境恶劣，食物相对欠丰富，但最缺乏的不是谷物和肉类，而是蔬菜。
膳食纤维能帮助大便成型，缺乏膳食纤维会导致便秘，所以就有了“一日无茶则滞”的说法。
“滞”还算是小问题。但肠道菌群如果长期得不到膳食纤维的滋养就会萎缩，进而导致免疫系统屏障能力下降，人就容易生病。这就是大问题了，所谓“三日无茶则病”。
在缺乏膳食纤维供应的雪域高原中，如果能引入一种可补充膳食纤维的食品，无疑将提高这个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
所以，藏民与茶叶一接触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雪域高原的人们对于茶叶的需求量非常之大。
但需要注意，藏区对于茶叶的需求，侧重于膳食纤维的摄取。所以藏区需要的茶不是汉地人喜欢的细嫩芽茶，而主要是粗老的边茶(形态一般是砖茶)。
边茶是用成熟晚采，甚至是刀割下来的茶树粗老枝叶为原料，利用微生物发酵制成。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
由于历史上往藏地运送茶叶困难，供应有限，所以边茶对于藏民极为珍贵。边茶的吃法也体现出了这种珍贵。
首先，边茶一定要“煮”。因为“泡”并不能保证膳食纤维的充分溶出，只有煮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出水浸出物。水温每高一点，能溶出的水溶性膳食纤维(水溶性多糖)都会多一点。
第二，茶渣也富含宝贵的膳食纤维。这里摘录茶渣的三种用法：1、“茶渣如油，给孩子吃”。2、穷人买不起砖茶，就捡喇嘛扔掉的茶渣吃。3、进藏马帮中赶马人都把茶渣喂给骡马，这样骡马走路明显更有劲。(参考《藏茶》李朝贵 李耕冬)
由于藏区不产茶，藏民又对茶叶有强需求，所以历代汉地政权都通过直接干预边茶供给来制衡西藏。“茶马互市”“边茶专卖”都是其中内容。
英国人在十九世纪尝到了茶叶贸易的甜头，不久也发现了西藏市场对于茶叶有着巨大需求，并做出判断，印度茶在西藏大有可为。
英国人为此尝试了很久，结果是，“印茶不能以西藏人自己的方式来饮用。如果印度茶用水煮沸，相比西藏人饮用的茶叶而言，它会变得非常苦，难以消化......他们并不准备饮用印茶。以至于即使在完全由英国统治的大吉岭，也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西藏人正在费力地从中国西部获取价格高至两到四倍的边茶。”这段话来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西藏通”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参考《印茶侵藏?——基于中英档案数据之研究》冯翔，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至于中方记载中，虽然对印茶入藏极度警惕，但对印茶品质却颇为不屑，认为印茶性燥而热，而且由于机器压制，有机油味，难以入口。
也有更“权威”的观点，比如学医5年的孙中山先生对中国茶和外国茶就有如下对比：
“就茶言之，是为最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前此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今则中国茶叶商业已为印度、日本所夺。惟中国茶叶之品质，仍非其他各国所能及，印度茶含有丹宁酸太多，日本茶无中国茶所具之香味，最良之茶，惟可自产茶之母国即中国得之。”(参考《建国方略》孙中山)
这些看法虽然主观情绪重，但不妨碍其中的关键问题。
为什么印度茶在占尽价格优势的情况下，最终退出了西藏市场?
秘密在于发酵。(这还真是个秘密，茶叶发酵技术一度被要求保密。)
藏地用茶主要都是发酵过的边茶(又叫“藏茶”)。
吃边茶(藏茶)，吃的是膳食纤维，茶叶叶底虽然基本由纤维构成，但大部分不能为人体所吸收。只有通过发酵之后，微生物把本来不溶于水的纤维分解成小段，形成水溶性膳食纤维，才更适合人体。
同时发酵会大幅降低丹宁酸(酚类)含量，进而降低了茶叶的刺激性(性燥而热)。这正是印度茶的“问题”。从现在可找见的资料中来看，英国人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酵的意义，只是把发酵当做紧压前的软化准备。
也不是英国人笨，是当时人们对微生物的了解太少了。后来新中国自己主持边茶生产的时候，也在机械化进程中走过不少弯路。
在《茶叶全书》中，威廉·乌克斯如是写道：“砖茶多销往西藏，1917年以前，俄国是砖茶的一大市场。这些砖茶，都是中国生产。西藏地区的砖茶，是四川制造，制法非常简陋。制茶者采取细叶制成上等茶后，剩下的粗叶、茶梗、茶枝装入袋中发酵数日，然后用手挑选分为三级，再用蒸汽锅蒸。等到柔软后，与用米水粘过的茶末混合，再压成11×14英寸的砖块，每块重约6磅。”
跟雪域高原类似，西北和北方游牧民族同样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源，虽然没有像西藏缺乏得如此紧迫，但对于茶叶的需求也很大。
对于汉地中心而言，“以茶治边”的意义就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不可一日无茶”。
6、咖啡碱的刺激作用与茶文化传播
很多植物都会合成生物碱类的化学成分，植物进化出这个东西，是通过这些刺激性物质保护自己，让动物不去吃它。大部分时间，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很少有动物喜欢故意找刺激。但人类受到生物碱刺激后，会有兴奋感，接触多了还会成瘾。所以富含生物碱的植物往往被人做成嗜好品。茶叶就含有大量生物碱，茶叶生物碱中咖啡碱比例最高，通过喝茶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喝多了也会上瘾。
在需要静修的宗教体验中时常喜欢饮茶，茶叶生物碱在此时的功能，被描述为提神，或者被认为可以减少或控制性欲。
作为汉地茶文化的代表，陆羽就认为茶的功能重点在此。所谓“荡昏寐，饮之以茶。”(《茶经·六之饮》)
这一点对于汉族人民要分两层意义看待。保持清醒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可以增加劳作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只有脑子在活跃的状态，才可以充分创造和享受精神生活。
又由于草原文明和藏区文明对茶的强烈需求，这样的经济作物，必须大力发展。
士大夫们以身作则，努力拉高内需。这就是汉传茶文化发达的底色。
一代代文人不断发掘出茶的种种乐趣、德行、精神，呼唤出了汉民族对茶的爱，实实在在帮助汉族茶产业做大做强起来。从“秦人取蜀”到“五口通商”，两千年的文化积淀塑造了汉传茶文化无以伦比的自信。
古代的中原士大夫把茶生活拔高成了一件雅到不行的事。宋朝是“雅”的极致，日本人来了一看，喜欢得不行，就成套学回去了。日本人需要喝茶吗?不需要，但就是瘾大，这瘾一方面是身体上的瘾，另一方面是文化上向中国模仿的心瘾。
在日本江户时代，农夫只可以喝白开水，武士才可以喝茶。
茶对日本的影响不在喝茶本身，而在茶的周边。尤其那一套复杂的礼仪——日本茶道，这是日本贵族生活的基本要求。
千利休在大阪堺寺庙某墙壁上写了《饮茶七律》，就弥漫着浓重的宗教仪式感。
“客人先进入外间，即供客人等待的房间，所有意气相投的人在那里聚齐。一声木锣响过，表示主人要出来迎客了。
就洗手来说，重要的是由此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主人必须恭恭敬敬地接待客人，带他们进入饮茶室。如果主人是一个举止失措、缺乏想象力的人，如果茶和饮茶用具品位不高，如果茶园的自然格局和茶树规划不够美观，客人也可直接拂袖而去。
类似风吹过松林的声音一响起，就表示水烧开了。听到一声锣响，客人第二次进入饮茶室。没有及时听到水开或没有及时处理好炉火，都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
不论是在饮茶室里面还是外面，都不谈世俗的东西——这是一条颇有年头的戒律。
在正式的聚会上，客人和主人都不能咬文嚼字相互恭维，虚假客套。
聚会一般不会超过4个小时。但是，如果因为中间谈论佛教教义或美学问题而超过了这个时间，也无可非议。”(摘自《绿色黄金》)
茶除了“雅”的功能，也具世俗意义。藏区的人要是两个月不吃茶，那恐怕相当难受。但汉人两个月不喝茶，大概率没什么事。
这是因为藏人几乎必须靠吃茶来补充膳食纤维，而中原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来源可选择。
因此，中原对茶的使用方式会与牧区有所差异，古代汉人喝茶其实是喝多酚和生物碱，至于膳食纤维则大可弃之不用。于是茶叶在中原演化出了泡饮的方式，只喝浸出物，而丢弃纤维质的叶底。
茶树中嫩芽叶的咖啡碱含量远高于粗老叶，所以汉人偏好用嫩芽叶做茶，对空有纤维质的粗老茶叶缺乏兴趣。
这种汉地与边地的用茶差异，使不同文化族群通过茶产生了有趣的关系。
比如汉族文人用这种差异来做文章，塑造文化优越感。
唐代樊绰《蛮书》有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陆羽在《茶经》里对这种喝法评价“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
一个是边地老百姓当菜吃，一个是汉族士大夫的娱乐。这其实只是出发点不同而已。站在藏族的角度，也会觉得饮茶丢弃叶底的汉人真是愚蠢至极。
更重要的关系是政治意义，明代的名臣严清曾上疏嘉靖皇帝，清楚指出：“汉地有茶，汉人离开茶也可以生存;藏区无茶，藏人却不可以没有藏茶”。(把这句话里的“藏人”换成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也是一样。)
茶是北方游牧民族和藏民的生活必需品，自己的领地上又不产茶，而且几乎没有其它渠道，只得从汉地买。
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汉人政权往往会选择将茶叶统购统销，严格管控边茶供应量，通过国家垄断经营，人为控制贸易顺差，进而实现对需茶民族的间接控制。
从中唐到鸦片战争前，汉地的统治阶级通过茶，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权力。
茶叶的贸易顺差持续了一千年以上，赋予了汉地人相当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也在持续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引发了相当多的冲突乃至战争。
中国这种“因为先进所以挨打”的战争最后一次发生在1840年，史称“中英鸦片战争”。
在那之前，中国的文化已经影响到欧洲，所产的茶叶、瓷器、丝绸都非常受欢迎。茶叶更是英国人最偏爱的嗜好品，英国人痴迷于这种可以提振精神的饮料。而中国对于欧洲的物产却几乎没有兴趣。恰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天朝需要的只是白银。
长期的贸易顺差让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英国有点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用的是白银，不是纸，如果你愿意收纸，那要多少印给你就得了。)英国人必须找到“无所不有”的中国人喜欢的商品去平衡逆差，于是发现了鸦片......随后的一系列故事对中国是个悲剧，其中细节可参考周重林《茶叶战争》。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逐渐在印度，锡兰以及非洲也发展起了不亚于中国的茶叶经济规模，中国的茶叶优势从此丧失，世界茶叶格局不再一家独大。东方天朝的传说也随之落幕。
7、茶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人怎么用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方式。
地理空间上的差异会导致文化的多样，随着时间上的发展，同一空间内的文化也可能发生变化。
川滇东南亚地区的人，最早开始把茶当酸菜吃。人们通过发酵降低了刺激性，提高了可摄取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成为了烧烤生活中的必备配菜。
补充膳食纤维这一点激发了牧区人民的强烈共鸣，于是在商业接触中演化出边茶。边茶通过发酵制造而成，含有大量水溶性膳食纤维，并适宜长距离运输，长时间储存。边茶贸易增加了牧区大部分人民的生存质量，也增加了牧区的人口，也让牧区对产茶区形成依附。
中国人在茶生活里找到了“清凉”，茶让人在炎热气候下保持着清醒。“清凉”的茶文化影响了许多炎热区域的人民，他们对“清凉”高度渴望。北非的摩洛哥在“清凉”的基础上演绎出薄荷茶的形式——单单绿茶，嫌不够清凉，要再加冰糖和薄荷才能抵御撒哈拉沙漠的炎热。
由于长期的经济发达，中国茶文化越来越丰富厚重，有些时候甚至脱离了茶的基本用途，衍生出相当多纯精神性的外延。这些精神性外延被朝鲜和日本看到，并在其中找到与自身的封建礼教契合的重要仪式。
如果说古代中原士大夫喝茶主要看重酚类和咖啡碱的作用，茶的诸多功效发挥得有点不充分。那茶对英国的意义就更间接了。对18世纪的英国人而言，茶最大作用是能够让他们不再喝生水。茶文化的传播让英国人习惯于烧开水，于是在当时水污染严重的欧洲，英国用低成本解决了饮用水安全问题，为帝国崛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首个现代化帝国的文化影响下，加糖加奶还配上布丁的英式下午茶代表着现代性，卷席全球。
高油高盐高糖高脂的现代化美食也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让现代人普遍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们需要一个解决现代化健康问题的抓手。
2007年启动的“人类微生物组计划”提供了这样的抓手——人体微生物。
人体其实是人的细胞和一大群微生物共生在一起的超级生物体，其中，人的细胞占超级生物体总细胞量的10%，人的基因占超级生物体总基因量的1%。
可以这么说，人体健康状态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微生物参与。而人体微生物组中九成以上都在肠道。保证肠道菌群的合理结构，就保证了自身的健康。
2020年前后，科学界对于肠道菌群的认识频频获得突破。我们可以从肠道菌群的角度，重新解释很多问题。
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问题是什么?
现代人的身体细胞结构跟我们原始部落的祖先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现代人的身体状态和古人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超级生物体(广义人体)中的微生物，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时常面临危险。
比如，我们教科书上写正常人的体温应该是37摄氏度。但从2019年末至2022年末的疫情期间，全世界人民都经常需要测体温，得出了大数据，现代人的体温只有36.5摄氏度。
人的体温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人体自身代谢产生的热量，一个是人体微生物组代谢产生的热量。
为什么现代人的体温降低了呢?因为现代人的肠道菌群普遍萎缩了，产热不足了。
造成肠道菌群萎缩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杀菌剂。现代人滥用抗生素。在集群化模式生产的农牧业中，充满了杀菌剂。再加上现代医疗也依赖抗生素的使用，这些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
2、有益菌种摄入不足。近代长久以来对“病菌”的恐惧，让发酵食品的摄入变少，有机会在人体定殖的有益菌也就相应变少了。
3、滋养不足。肠道菌群需要以膳食纤维为底物生存。通过对古人类粪便化石的分析，可以得知古人类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在200-400克，而今天美国医学科学院建议人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30克，而实际上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是15克。几百万年来我们的肠道菌群都是处在高膳食纤维的营养环境下，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百年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膳食纤维大量减少。(参考赵立平《大树细菌》)
肠道菌群不单影响体温，更与我们的内分泌，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护好肠道菌群，是保健的关键。
喝茶可以调节肠道菌群。现代人如果养成有效喝茶的习惯，就能够解决相当多的健康问题。
8、普洱茶与当代人的肠道菌群养护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蔡澜，1995年在香港《壹周刊》发表过一篇《普洱颂》，能看到香港茶生活的诸多细节，非常值得细读，其中有段这样：
“浓郁的铁观音当然是我最喜爱的。统道叔沏的，哥哥一早空肚喝了一小杯，即刻脸变青，呕得连胆汁都吐出來，我倒若无其事的一杯又一杯。
老人家教道，喝茶喝醉了，什么开水、牛乳、阿华田都解它不了。最好的解茶药，莫过于再喝茶，但是这次要喝的是武夷老岩茶，越老越醇以茶解茶，至高的境界。”
老茶可解茶醉，这个现象在饮茶人中算是共识。但也一直说不明白其中机理，只能用“暖胃”这样的大词完成大框架上的自洽。
其实从肠道菌群的角度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新茶如果含有的刺激性物质过多，肠道菌群接受不了，就会造成肠胃负担。而类似原料的老茶上有可能生长着能够分解利用这些刺激性物质的菌群，虽然活菌很难穿过胃酸。但老茶中的一些发酵产物，可以对肠道菌群起到滋养，或者起到了靶向引导解决刺激物的作用。
茶叶通过不同的加工和喝法，对肠道菌群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影响。
茶叶中最主要的水浸出物分两种：1、茶多酚类(杀菌剂);2、多糖类(水溶性膳食纤维)
好的肠道菌群结构，由两个条件组成：1、菌种要好;2、营养要够。(对肠道菌群而言，好营养就是充分的膳食纤维)
先说一种情况，有时候人体由于环境影响，自身病变等因素，肠道菌群中杂菌生长过多，会导致很多健康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饮茶，摄入足量酚类，将杂菌杀死，重塑肠道菌群。
需要注意，高酚类含量的茶不可以长期频繁饮用，如果长时间保持大量酚类摄入，会导致肠道菌群萎缩。长期喝刺激性强的茶容易“体寒”就是这个原因。
在今日世界，更多有效的使用场景，还是通过多糖，给肠道菌群补充营养。
针对这个全世界人民都体温偏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肠道菌群普遍萎缩的现状，通过喝茶补充膳食纤维是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保健方案。
低成本：茶的生产成本不贵，相对简陋原始的环境也可以做出很好的茶。
高效率：茶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饮料，传播成本低。
而把茶当做膳食纤维补充剂的话，需要选择多糖含量高的后发酵茶。
后发酵茶中，关于普洱茶的研究最多。中国知网上有关“普洱茶”词条的文献有11219篇，多于“黑茶”的4456篇，“茯砖”的833篇，“藏茶”的790篇，“六堡茶”的749篇。(2021年8月20日数据)
普洱茶为何研究价值大?最主要是商业原因，但这容易解释成循环论证，因为商业价值的本质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本质又是健康价值等等。
我们着重看一个不是最主要，但一定不可忽略的点。普洱茶的水浸出物最多。最适合做科研样本。
造就普洱茶高水浸出物总量的原因有三：
第一是品种，云南大叶种水浸出物天生多;
第二是海拔，云南是平均海拔最高的大产茶区。能够在大温差和相对低气压的环境中生存的茶树，细胞液浓度更高;
第三是工艺，普洱茶原料晒青的工艺简单直接，不在加工过程中损失太多物质。在后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参与度极高，产生的新物质多，在理想的后发酵节奏中，水浸出物是持续增长的。
比如在普洱茶熟茶的发酵过程中(老生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动作极度放缓的发酵)，不同的微生物轮番上阵，将本来不溶于水的叶底纤维，分解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结构复杂多样。但其中基础单元必然有大量“多糖”类物质。这些物质，正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9、普洱茶保健的部分机理浅谈
膳食纤维吃下去，人体消化酶没法儿消化它，人体吸收不了它，好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是到了肠道以后，肠道菌群却可以分解利用这些东西，利用不完的部分就成了短链脂肪酸。
目前已经发现短链脂肪酸可以为肠道上皮细胞提供生长所需要的能量，减轻肠道的炎症，调节食欲中枢，饱腹感等等。其作用尚未发现完全，但猜测肥胖症、糖尿病、结肠癌等等都与之相关。
短链脂肪酸人体不能合成，食物里也没有，只能通过吃膳食纤维，再通过有益菌去产生。
除了目前相对清晰的膳食纤维作用，普洱茶中还有一类物质叫普洱茶茶褐素。它是茶多糖与酚类氧化物的混合物，结构组成极为复杂，目前还没办法说清楚。但关于它的功效研究已经不少。
黄凤杰老师在《普洱茶降低胆固醇作用机制研究》中清晰探讨了普洱茶茶褐素的作用，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间接导致了胆汁酸合成增加，降低了胆固醇。
这个作用不严谨地表达就是消食解腻。
2015年以前中国人均食肉量最大的省份是广东，广东人选择普洱茶来消化油腻。
蔡澜在《普洱颂》中写出了相当大的信息量：“来到香港，才试到广东人爱喝的普洱茶......它是完全发酵的茶......普洱茶越泡越浓，但绝不伤胃。去油腻是此茶的特点，吃得太饱，灌入一二杯普洱，舒服到极点......纯正云南普洱，不分贵贱，都有一定水准......港币一百元一斤，已很不错。平均每一斤可以喝上一个月，每天只不过是三块多钱，比起可乐、七喜，便宜得多......普洱已成为了香港的文化，爱喝茶的人，到了欧美，数日不接触普洱，浑身不舒服。我每次出门，必备普洱。吃完饭来一杯，什么鬼佬垃圾餐都能接受。”
看来普洱茶的菌群，在历史上已经参与到了广东人的微生物组。随身带着普洱茶喝，就能保证自己的肠道微生物结构的健康稳定。
由于“肠道菌群”这个抓手，普洱茶的保健功能表述开始从经验性总结转向科学性解释。可以看到，普洱茶的研究在“人类微生物组计划”中会占据相当大的数据量。
随着普洱茶的功能被解释得越来越清晰，普洱茶产业也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需要普洱茶。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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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一季度，肯尼亚对伊朗的茶叶出口收入增长了八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伊朗邻国巴基斯坦茶叶销量下降的影响。
肯尼亚约50%的茶叶出口到卡拉奇(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但巴基斯坦茶叶买家的需求下降，导致本季度肯尼亚向巴基斯坦出售茶叶的收入降至140亿先令，低于2022年同一季度的169亿先令。
然而，肯尼亚在此期间增加了对伊朗的销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轻对巴基斯坦茶叶销量下降的影响。
据肯尼亚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肯尼亚在1月至3月期间向伊朗出售了价值40亿先令的茶叶，比去年同期的4.988亿先令的销售额增长了八倍。
肯尼亚国家统计局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对亚洲国家的所有出口收入，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530亿先令增加到2023年第一季度的582亿先令，增长了9.8%。
肯尼亚一直依赖巴基斯坦、英国、苏丹、埃及、俄罗斯等排名靠前的传统茶叶消费市场，但也一直在寻找新市场以促进销售。
近年来从肯尼亚进口茶叶增多的国家包括美国、爱尔兰、芬兰和乌克兰。
肯尼亚一直将伊朗视为主要买家之一，并一直在伊朗促进销售。据农业和食品管理局统计，伊朗人口超过8000万，人均消费量为1.4公斤，而肯尼亚为0.5公斤，伊朗为肯尼亚农产品创造了巨大的潜在市场。
总体而言，肯尼亚国内茶叶出口收入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395亿先令增加到2023年的433亿先令，这有助于支撑该国的外汇储备，而近几个月来，该国的外汇储备一直低于法定阈值。
“这一增长是由于国际市场茶叶价格上涨推动出口量增加的结果，茶叶价格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每公斤290.4先令上涨到本季度每公斤299.7先令”，国家统计局表示。
肯尼亚对伊朗的茶叶销量增加之际，两国正寻求加强贸易关系，同时也着眼于进行更多的商品贸易。
今年早些时候，外交部内阁秘书阿尔弗雷德·穆图会见伊朗驻肯尼亚大使贾法尔·巴尔马基博士后，肯尼亚同意向伊朗增加羊、肉类和洋葱的出口。
“在贸易方面，双方同意肯尼亚每天出口40至50吨羊和肉类，每月出口额预计为600万美元(8.46亿先令)。此外，我们同意除茶叶外，肯尼亚还向伊朗出口10000吨洋葱”，穆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伊朗茶叶出口月度走势
中国-伊朗茶叶出口分析
中国各省市-伊朗茶叶出口分析
作者：NATION;
编译：中国农业国际合作促进会茶产业分会国际部主任唐亚萍
来源：中农促茶产业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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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关系的历史，很多著作都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的历史，比如二战、冷战、朝鲜战争、乒乓外交、中国加入WTO以及中美贸易摩擦。而对中美最初相遇的历史，却很少有学者关注。王元崇的《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了两国最初交往的历史图景，同时展现了在这最初的100多年“相遇”过程中，晚清帝制中国是如何一度中兴，又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
众所周知，1853年的“黑船事件”可以视为美国和日本真正接触之始，也是令日本打开国门的“当头棒喝”，但其实当时美国只是想和日本发展贸易。而早在那以前70年的1784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便派出一艘名为“中国皇后”的帆船，前往乾隆朝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中日在面对美国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并走上了各自后来的发展道路？现任教于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的王元崇，在《中美相遇》一书中全面分析了清美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交往与互动，以大量生动具体的细节，重构了“天朝”与“外夷”、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复杂博弈。
王元崇在美国工作学习已有十余年。其间，他从未间断过对中美两国历史上接触、交往和冲突的观察。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他更愿意与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美国学生谈论中美关系。这本《中美相遇》就脱胎自他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写的研讨班讲义。
以清代中国外交史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为研究领域的王元崇，即便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也免不了出于职业习惯，去观察近代中美交往史对当代美国人的影响，并与他们交流对中国的看法。王元崇说，中美两国真正前往对方国家去感受社会文化的人，相对于两国的人口都是极少数。双方自发生交际以来，彼此眼中的对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诸种话语体系构建出来的想象体，对彼此了解的出发点差别也很大。“就各自的近代历史而言，中国是多灾多难的百年屈辱史，而美国是欣欣向荣的百年进步史，于是近代中国有一种外来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受难者心态，而美国则持有一种文明救赎者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上的差异，使得双方对共同历史的记忆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理解，都有天壤之别。
通过这本《中美相遇》以及他的课程，王元崇希望把中美早期交往的100年历史，以及这100年中，中国因对外交往而发生的变化交代清楚，也让人们对许多事情真正的前因后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对话王元崇：18、19世纪美国真正的远洋贸易主要就是和中国
第一财经：你书里有一句概括中美交往起点的话，“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初期亡命般的选择，后来成为贸易史的一个传统”。建国初期的美国为何选择了中国?
王元崇：虽然美国1776年就宣布了独立，但直到1783年《巴黎条约》，才正式被中国认可。之后，他们几乎是马上派船到了中国，也就是1784年从美国出发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他们从纽约港出发，历时8个多月，抵达了广州黄埔港。这就是中美通商的首航，也是中美贸易史上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事情。
因为受到英美战争的影响，去欧洲做生意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早在英美战争之前，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在欧洲就已经利润非常丰厚。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主要的商品就是茶叶。当时的大趋势就是，茶叶在西方流行，而烟草在东方所向披靡。而且，当时茶叶贸易还不光是卖茶叶，还有许多相关的东西，比如茶具、茶桌，也就是瓷器和漆器。美国建国以后，当然非常希望继续茶叶贸易。他们不可能再和东印度公司合作，所以只能自己与中国通商。
第一财经：你目前居住在美国，书中也写到了对一些美国人生活细节的观察。当年围绕着茶叶展开的远洋贸易，在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王元崇：在当年的“北美十三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顿、纽黑文、费城、特拉华、纽约和华盛顿，有数以百计的博物馆，几乎每一家都有中国古董收藏。这些收藏都以漆器和瓷器为主，这其实主要有赖于早期的对华贸易。
在特拉华州的杜邦博物馆，有数以万计的瓷器、中国壁画和家具，都是18、19世纪到美国的，这些东西对今天美国的文化意识其实有很大作用。
很多美国家庭都有橱柜，里面摆放了一些青花瓷和漆器，虽然这些东西现在大都不是中国产的了，但却是当年一段历史的体现。最近，英国女王发表了一次疫情期间的演说，背景也有青花瓷盘。当年，谁家能够喝茶、使用中国瓷器，还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就像我们贫困年代能够拥有一台收音机一样。不过，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不知道家里摆放青花瓷碗瓷碟的习惯是从哪儿来的了。
美国主要消费的是红茶，因为红茶是发酵茶，适合远洋运输，绿茶那样运输的话非常容易腐烂变质。到现在，美国人都习惯于喝红茶。绿茶也有，但是比较少。而且因为一开始养成的习惯，美国人都用茶包喝茶，不会像中国人一样，直接用茶叶泡茶。在美国人眼中，直接把茶叶放在水里泡的做法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邻居60多岁了，一直用的都是茶包，从来没喝过茶叶直接泡出来的茶。我的系里的一位秘书，见到我直接泡茶叶觉得很惊讶，但她怎么都不肯试一下。另一位秘书还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后才尝试了一次，说味道还可以。在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都可以看到当年那段历史的影子。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说，“到中国去”是一个“亡命般”的选择?
王元崇：当时，海上海盗猖獗，英国又在想办法封锁美国的海路，远洋通商的航路需要重新开辟。而那时候美国还处于赴华远洋贸易海路的探索阶段，到中国做生意对他们来说十分艰难。
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没有几个人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是完完全全陌生的。但最后这艘商船十分幸运，他们携带的北美货物被采购一空，还从中国带了一大批货物到美国去。一番买卖，他们赚了37727美元，利润率25%。如果当时“中国皇后”号失败的话，情况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很多美国人会裹足不前。这次成功的航行让美国人看到了商机，一大批商人接踵而来。当时，美国真正的远洋贸易就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主要是在中国。
第一财经：第一艘由美国抵达中国的商船为中国带来了哪些货物，又带了哪些货物回到美国?
王元崇：“中国皇后”号是360吨重的三桅船，船只制造成本加上航行置装费用，总计12万美元。从美国纽约港出发时，他们带了棉花、铅、胡椒、羽纱、皮货和人参。最后，他们回国时，在广州13家商行采购了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
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进程中，只是被后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
第一财经：你也提到，后来的美国人失去了“到中国去”的劲头。这种转变是怎么会发生的?
王元崇：这种转变还是因为到了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中心，他们逐渐没有了当年这种“到中国去”的想法，其实也不一定是中国，可能是所有不被他们所认可的他者。
《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在1941年写过一篇小短文《美国的世纪》。他的大概意思是，20世纪会是美国的时代，美国有责任去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当年，这篇文章并没有太大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美国开始成为历史上的中国，万国来朝，但自身不需要再去其他国家。我书中写到1871年清朝派出幼童到美国留学。这种公派留学的事情，是自秦朝建立到清朝同治年间，两千年来绝无仅有的。这是因为，在整个东亚，中国一直占据着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地位，有很强的优越感。
但是另一方面，1960年以后，美国有非常好的移民政策，可以说，全世界最好的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美国的学术话语、金融话语、科技话语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他们自然丧失了去外国“取经”的动力，也没有了当年这种“到中国去”的精神。
说到底，美国是否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这不是我特别关注的，因为移民可以补充这一点。但我们中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能关起门来，我们需要一个对外开放的状态，需要有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到非洲去的精神。我在书里也写到了亚丁湾，郑和舰队第一次去了那里以后，中国舰队再次到那里已经是2019年，等于说，在这之间的600年里，我们放弃了探索这片区域的机会。
第一财经：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清朝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但在《中美相遇》中，你写到了许多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英国、法国、荷兰的贸易，并与越南、暹罗、琉球以及俄罗斯等商贸来往频繁。你是否希望重新审视中国近代的这段“对外交流史”?
王元崇：其实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和兼收并蓄的进程之中，只是前半期的作为被后半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鸦片战争以剧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加剧了这个融合过程，而非这个长久进程的开始。今天我们越是推崇林则徐、魏源等人，越会强化我们对鸦片战争这一突发历史事件的种种后发解释，越发执迷于长枪大炮和高楼大厦的近代化理解之中，越会强化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中国闭关锁国”论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分流的全球史理解模式，越看不到更大的、更长远的中西交通和大合流的历史背景。林则徐、魏源我们要讲，之前的也应该讲。
曾经跟随父亲和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人小斯当东，后来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名文员。他虽然热爱中国文化，是一名汉学家，但是他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所以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不如英国的国家，有这样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当时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这么认为，包括黑格尔都把蒙古人、中国人的文明划为一个没有到达成年阶段的文明。欧洲文明是最为成熟的文明。这种想法当时是非常流行的。19世纪欧洲思想界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对帝国海外扩张的支持，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支持帝国海外扩张的战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以自身的文化去开化所谓非自我的野蛮人，有这样一种文明救赎的心态。
19世纪，中国遭遇了百年屈辱史，但在更长时段来看，这只是一个很短的非常时期。现在，我们回到了安定、繁荣、统一的环境下，还是应该反思一下非正常时期的认识，反思一下一元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论。这方面的任务比较艰巨，我们总在很多地方不自觉地表露。
第一财经：你在书里写到慈禧太后展开“夫人外交”的种种有趣细节，还给予她比较积极的评价。在此之前，很少有近代史著作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直接写慈禧太后本人的作为。
王元崇：在她之前，中国还从来没有类似“夫人外交”的做法。不光没有，这还是被严格禁止的。但具体到慈禧太后当时的处境，她已经经历两次逃难，一次是随着咸丰帝一起逃到热河，另一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她和光绪帝狼狈逃到西安。两次逃难给她的屈辱，整个国家风雨飘摇的境地，都让她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被动的局面。
她把很多外国公使夫人请到紫禁城，拉着她们一起坐在炕上，拿着一杯茶自己喝一口，再递到对方嘴边，让她喝一口，嘴里还说着“一家人，一家人”(one family，one family)。我看到这个细节，就想到了我家乡的老太太们就是这样在火炕上拉家常的。这正是一个老太太用一种日常路数来和外国人沟通，发挥幕后优势，来缓解朝廷的困局。
我之所以写慈禧太后，也和这几年轰轰烈烈的女性运动有关。我们整个近代史，几乎没有谈到过妇女。过去，我们对慈禧太后的印象也比较单一。其实，她还是一个能够适应时代大趋势的人，也很能屈能伸。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新政、取消科举、洋学堂，等等，都很难搞起来的。事实上，这些举措为之后民国的近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我想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还是应该从人物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王元崇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琥珀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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