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牌
藏茶，曾经是古代封建统治者控制藏区的工具。现代的藏茶，用班禅大师的话说，却是“藏汉民族团结的纽带”。
20世纪80年代，雅安茶厂开始用“民族团结牌”商标生产“金尖”和“康砖”，取代雅安茶厂1951年以来使用的“柯罗牌”商标。后来，相继使用过“团结牌”、“民茶”等商标。其含义就是要让藏茶成为藏汉民族团结的纽带。
藏茶不仅是藏汉团结的纽带，也是西藏驻军和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的生活必需品。在西藏驻守的解放军官兵和川藏、青藏公路的职工，由于长期在高原值勤和工作，面临缺氧、高海拔、缺蔬菜水果、缺乏维生素、缺乏矿物质，主食牛肉、乳酪等情况，也出现了不易消化，容易便秘、疲乏无力等症状，只有靠藏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除了定期供应部队和机关单位的藏茶外，有时还直接向部队供应。1961年4月13日，西藏贸易集团总公司甚至致函雅安茶厂，要求在二三季度，由雅安茶厂直接调拨6000担“金尖”和“康砖”给西藏军区。这批茶包的货款，由西藏军区直接付给雅安茶厂。
西藏的领导十分关注藏茶的生产、供应情况。因为藏茶直接影响到西藏的安定团结。从雅安茶厂成立至今，不断有西藏的领导亲临雅安茶厂视察，他们一方面感谢雅安茶厂对西藏的支持，同时也鼓励雅安茶厂精益求精，生产更多更好的藏茶给西藏人民。
1986年8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来到雅安茶厂，仔细视察了每一年车间、每一条生产线，了解藏茶生产的每一道工序。他热情称赞雅安藏茶是“藏汉民族团结的纽带”，并亲笔用一手漂亮的藏文书法题诗。
❖图：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题诗
1987年4月29日，西藏商业厅阿旺厅长也专程到雅安茶厂视察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藏茶，是当之无愧的民族团结茶，也是“国防茶”、“政治茶”，在稳定西藏、促进藏汉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业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藏茶”是对“边茶”的另一种称呼，但同时这两种名称又有不同的内涵，它们各自体现了边茶技术和历史文化的变迁内容。本文将从藏茶名称的变化、藏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不同功能意义以及伴随着藏茶文化研究内容的变化，试图梳理出目前藏茶文化研究的各种视角，并探索藏茶文化发展和研究的一此新趋势。
茶”字与四川有密切的关系，顾炎武考证“自秦人取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茶叶进入藏区和四川也有着极大的关系。关于茶叶何时传入藏区的年代至今仍有争论，早从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开始，大约在公元632年，主要依据陆羽《茶经》中记载了茶的名称为“其名一日茶，二日梗，三日蔽，四日茗，五日奔””，而藏文中茶的发音正好与“惯”的发音一一样，说明有可能茶在那个时候已经传入了藏区，根据藏王赤都松时期，比如《红史》当中记载“赤都在位期间，吐蕃有大量的茶叶、器乐.....”当然大多数人接受《西藏政教鉴附录》记载的时期，唐贞观十五年(641)，“茶亦自文成公主人藏土也”，“但可以明确茶在唐初期已经传人藏区，只是来在当时属于极其珍费的奢修品，仪限F吐着上层贵族交用，但工北林中物市越流有了家呼已经大重的进人酸区、井且和超区人们的社会文化政治经路生活宽馆地联系在一起。
一、边茶与藏茶
松费干布时期，吐着建立了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并与之后赤松微费，赤相德赞(三人起被称为“粗孙王”)-起共同推进了藏传佛教的发展，与盾朝各方面的交流亦是自然事情，饮茶习俗也随上层贵族和僧侣阶层向社会广为流传和扩散，最终形成“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的日常生活习俗。并随着藏茶的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伴随的各种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唐朝出台“榷茶制”开始官办官营，南宋时期专设“茶马官”管理以茶易马之事，最终茶成为“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明史.茶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明朝称“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由此判断明朝有了专门针对销边的“乌茶”，到清朝尤其对川茶以销售地明确划分，“清顺治十八年(1662)，恢复茶叶官营，实行引岸制度。将四川商品茶叶分为边引(销藏区茶叶)、土引(销土司地区茶叶)、腹引(销内地茶叶)三种”8,此时明确形成了专门特性和销售地的边茶。而对于以“边茶”形成讨论和研究的热潮，出现在清晚期和民国以后，因为英国的经济侵入，印茶销藏，四川边茶危机，四川总督的赵尔丰为革新边茶积极筹设“边茶股份有限公司”，而学界对于边茶的研究与边政学的研究兴起热潮，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些重要刊物，如《边政公论》《康藏前锋》《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讨论历代茶政茶法、边茶边政的关系、边茶贸易等。
1.关于边茶的定义
自清以来，四川的茶叶按照销售地出现了专门的“边引”，这里的“边引”茶就是专门销往边地之茶。“而边引又分为三道:经打箭炉销往康、卫藏地区者，谓之南路边引，乾嘉之际每年行引53004张;经松潘销往川北草原、甘青藏区者谓之西路边引，乾嘉之际每年行引19023张;邛州所产茶谓之邛州边引，主要销往四川各土司地方。”随着引岸制在清朝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将茶引和销售口岸结合起来，管理愈加严密。在乾隆年间(1736--1795)，朝廷正式将输藏川茶定名为“边茶”。本人认为，“边茶”一词广为流传应该从晚清开始，各类边茶公司的成立，各种“以茶治边”策略的讨论和研究。比如《西康综览》中记载“前清各帮商人曾组织边茶公司，于宣统年成立，将所有散号-律停业，改良制法，革除积弊，一时勃兴，局面焕然。并拟举办商业学校及康藏商团等事”。民国时期川康两省茶园分布甚广，当时按茶叶的品种和传统流向分为“西路茶”“北路茶”“南路边茶”“下河茶”与
东路茶”等五路茶，其中“西路茶”以灌县为中心;“北路茶”以平武为中心:“南路边茶”以雅安为中心;下河茶”以峨眉、夹江、马边为主，“东路茶”以万源、城口为中心。12但后来边茶贸易难抵印茶冲击，加上茶叶制度混乱，“以茶治边”的政策也随之走向尽头，新中国成立后，边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边茶”向“藏茶”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因为边茶的主要销售区域是藏区，又是藏区人民不可缺少的必需生活用品，故又名“藏茶”。陈书谦先生认为，“藏茶”的称呼源于1908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和四川劝业道共同主持在雅安成立“商办藏茶公司筹办处”。但最终筹备结束后正式成立的是“商办边茶股份有限公司”，仍以“边茶”称呼为主，仍然包含着“边茶治边”的期望。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主改革、民族身份的识别，实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促进各民族团结，大力推进各民族的经济发展，解决人民的温饱和生活必需，成为几大重大任务，其中包括满足以藏区为主的茶叶需求。为藏区生产和运送茶叶的性质从根本略论藏茶身份的转变及藏茶文化发展趋势外此上发生了变化，从政策治理转向经济与生活的改善，“边茶”“边"的意义逐斯消解，正如中国台湾“蒙藏委员会”出版的《雅州边茶与西藏)所音:“稚州边茶今日仍为西藏用茶主要来源，但并非唯一.来源，西藏在单国家中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中央不能也不再以茶....西藏因茶源可靠而安定繁荣，昔日以茶制番安辑边疆者，今者互为依存各取所需。
随着边茶之内涵的变化由政治向经济向文化的转变，引起了称呼的变化。自1950年以来，各类边茶的厂商由国家计划、指导生产，并指定边茶的生产厂商，比如天全茶厂，生产“民族团结牌”金尖边茶。而“藏茶”称呼广泛使用，本人认为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地区旅游的兴起、90年代“茶马古道”的提出以及2008年“南路边茶”人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事件后，人们对藏地更加熟悉和更加亲近，以“藏”开头的各种称呼成为一种民族符号逐渐普及和得到认同，“藏茶”也是其中之代表着汉藏友谊的符号。到21世纪后文化产业的崛起，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开拓出了新天地，文化型的藏茶正在谱写出新的篇章。
3.新型藏茶的界定
雅安作为藏茶生产的重要基地，藏茶的界定自然成为雅安的责任和义务。雅安藏茶生产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和相关的研究专家明确提出了新时代藏茶的界定。藏茶是运用传统制作工艺(边茶工艺)原理研制开发的新型藏茶产品，不仅继承传统藏茶特有的口感、风味、功效和内涵成分，而且在品种、包装、饮用方式、收藏、装饰等方面，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需求。“藏茶内销”“各族共饮”的产销思路，推动产品革新和营销理念的转变。
看似是一个称呼的变化过程，其实这个文字符号及其内涵和象征意义却体现了茶叶产销两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国家的边疆政策变迁，民族关系的变迁，以及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及风俗文化的变迁，而且将继续书写茶与茶相关的人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变迁。
二、多维视角中的藏茶研究
历史上对于边茶的研究，关注点多集中在“边”上，尤其以“治边”策略、制度等为重点，而对于边茶与其生产社会、消费社会的关系，以及饮茶之边民和产茶之茶农的生产生活鲜有研究。建国以后关于边茶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广泛，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维度和整体观进行了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民族经济发展高度重视，1951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民族贸易会议上，就确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公私兼顾，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1962年的第五次全国民族贸易工作会议，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民族贸易“三项照顾”政策。“八五”以来，国家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实行流动资金贷款优惠利率、技术改造贷款财政贴息和税收减免等新的“民贸三项照顾政策”。1997年国家民委发出的《关于印发1997年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目录(修订)的通知》中确定了民族特需用品的名录。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对边销茶生产供应实行定点政策，确定了16家边销茶定点生产企业，以后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订。改革开放前的边茶主要作为团结茶、民生茶、民族茶发展，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按照国家计划有序发展，并作为实现各民族团结、平等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顾历史，并比较现状，对边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经济价值的研究较多。一种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主要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
从20世纪90年代“茶马古道”研究开始，茶的世界便变得丰富多元，茶马古道的历史溯源、茶马古道的内涵、茶马古道上的各种文化考察、茶马古道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等。尤其2008年云南普洱茶和四川南路边茶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进一一步凸显了边茶文化的重要意义。通过“茶马古道让边茶的历史和现实再一次的穿越，边茶世界又次的鲜活起来。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一段时期，边茶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文化旅游价值成为研究和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云南提出“茶马古道"是边茶世界的--件大事，现在四川“藏茶”的崛起又是一件喜事。前文已经粗略梳理了“边茶”与“藏茶”的转变过程。“藏茶”之“藏”字已经是一种民族文化之意义符号，虽然民国初期已经提出这个称呼，但那完全是“边茶”之代名词。现在“藏茶”-方面是黑茶的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其他黑茶，无论是其工艺和文化方面都具有其地方性，浓缩了历史上中国边地文化、康地文化以及川藏古道文化，包含了“藏茶”的现实内涵技术、地方特色文化内涵。所以对于“藏茶”的研究除了与其历史相关的“边茶”研究外，从2005年开始，四川雅安作为南路边茶产地，真正意义上对“藏茶”进行考察研究、界定说明，为藏茶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同时从2005年开始，对藏茶的研究视角更加多元，更加开放，从藏茶的产业经济、文化研究、风俗礼仪、日常生活、社会空间、公共空间、文化传播甚至影视记录等领域进行研究，通过“藏茶”把生产、消费、经营的人和社会，以及在此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和民族关系等都纳人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和社会进程中。
三、探索藏茶发展的新趋势
藏茶产业发展正在生成一种新藏茶文化，如同藏茶是在传统的边茶工艺基础上的创新一样。藏茶文化首先开阔了“边茶”的视野，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和国际性。
藏茶的发展已经转型升级，不仅生产规模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在现代市场体系和社会需求中，
形成文化产业是产业化的有效途径。以前是经济附带文化，现在更要以文化引领经济。从“边茶”到“藏茶”的发展历史，已经体现出其中文化的博大，如何让历史积累的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现实价值，是末来藏茶在产业化道路上的文化力量。
“藏茶”与“边茶”的称呼作比较，前者的民族文化符号更加明显。“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藏茶的发展必然和藏地文化关联一起，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已经广泛被接受，所以在未来藏茶的发展中，应该积极关注藏茶必然保护的各种文化的积极方面，并保护利用，发扬光大。这是生产、消费以及流通共创的文化体系，更有“民族共饮”的新观念，让藏茶带着康地与藏地的文化走向世界，带着中国民族文化理念走出国门。
中国茶人们经常感叹“中国7万家茶企比不上一家‘立顿’。在藏茶未来发展中应该反思这种比较，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规划应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品牌化的理念，并且是践行在路上，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整体的发展理念，宽容开放的发展胸然，对市场、生产、消费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认真研究分析，知已知彼，创立品牌，搭乘“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走向国际市场。
来源于：古老藏茶
口述人：
降边嘉措，1938年生，四川巴塘县人。1950年8月，12岁的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8月被调到十八军政治部文工团，参加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一路上他亲历许多与藏茶有关的人和事，对茶叶作出的贡献一直赞不绝口。
2017年，降边嘉措来雅安见证了中国藏茶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在“首届中国藏茶文化高峰论坛”做了演讲，他和考察队伍一起参观了雅安的茶园、茶厂，还登上蒙顶山，参观了红军博物馆。
降边嘉措在“首届中国藏茶文化高峰论坛”发言
1950年8月，12岁的降边嘉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资料图片
民族团结牌康砖 恬然 摄
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原研究员、《格萨尔》研究中心主任、藏族文学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族史诗《格萨尔》与藏族文学的研究，先后出版《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与吴伟合作)以及《英雄格萨尔》《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等著作。
茶叶在解放西藏过程中功不可没
茶和藏族人民的生活是分不开的，和汉藏关系也是分不开的。从茶叶生产过程来讲，茶树主要生长在藏族聚居区以外的地区，而藏族聚居地区作为重要的消费区，茶叶产区和销区的关系密不可分，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藏族地区海拔比较高，茶叶也不适合在高原种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林芝、山南等地区种了茶叶，茶树长起来了，但是生长缓慢，产量不足。在藏族群众的生活中离不开茶叶，离不开盐巴，藏族和汉族也分不开。正如藏族有谚语道：“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与盐巴”。
茶叶在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过程中做了很多重要的贡献。1950年，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开始进军西藏。解放军1950年4月翻过二郎山到康定。从康定兵分两路，北路到甘孜，南路到巴塘，6月到了巴塘，然后就准备进军解放西藏。解放军到巴塘以后不久，我就参加了解放军，就是十八军的战士了。所以整个过程中，我知道茶叶对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做了很多贡献。这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解放军到了藏族地区，不可能天天吃到大米白面，或者有时候能吃到大米但没有白面，也没什么蔬菜，就需要吃糌粑，学会喝酥油茶，实际上也是增加体力，还得适应高原气候。当时部队提出思想革命化、行动军事化、生活高原化。生活高原化最基本的就是要求喝酥油茶、吃糌粑。大军几万人进军西藏，包括筑路工程的技术人员，一开始就要吃糌粑、喝酥油茶，很多人喝不惯，捏着鼻子喝，有些人吃了以后不习惯，呕吐。所以，上级领导要求党团员要带头喝。我们当时就很高兴啊，在部队当了解放军还有酥油茶喝。雅安等地解放以后，雅安的茶厂被收归国有，支援人民解放军，大家喝到了最新鲜的茶叶，最好的酥油茶。
说起来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解放军从土司头人、商号那里买了很多酥油做酥油茶喝，但是这样也经不住这么多人，上万的进藏部队喝，十八军的人那么多，三个师进去，当战士们学会了、喜欢喝酥油茶的时候，就没有酥油了，茶叶倒是还没有断。解放军1950年到康区，是为解放军第二年进军西藏、进军拉萨做边防工作。因为交通运输还是很困难，那么多人的部队需要粮食、茶叶，茶叶需求量大。当时整个四川作为进军西藏的坚强后盾，四川雅安有的是茶叶，茶叶通过国家采购，供进军所需。但当时二郎山公路没通，道路艰险，运茶十分困难，年纪大一点的可能都听过一首歌《歌唱二郎山》，唱道“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万丈”。二郎山东边是汉族聚居地区，过了二郎山才到了藏族聚居地区。
茶叶在当时有好多的用处，因为路上没有什么蔬菜，只能买牛羊肉，来不及做馒头，就是蒸米饭、吃糌粑，然后就喝酥油茶。解放军指战员都要喝茶，战士们也习惯了每天早上喝茶，不喝走路行军就没有精神。茶对提神、助消化都有很大好处。所以，藏茶对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第二，解放军要通过茶交朋友。时任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说，解放军到西藏的首要任务是和藏族同胞交好朋友、见好面。解放军作为一支崭新的部队要和藏族同胞见面，见面要送礼物。因为我当时是翻译，我知道解放军当时也很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也有很多困难，因长期战争，国民经济没有完全恢复，最主要的还是交通运输非常困难。所以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带进西藏，解放军去做群众工作，给群众送点东西，主要还要做上层的统战工作，比如要到寺院去见喇嘛活佛，见土司头人，土司头人的工作做好了才能买到粮食，才能请他们派马帮，帮助解放军运输。在这样的沟通工作中送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茶叶。送了茶叶以后藏族同胞也很高兴，一方面藏族同胞喜欢茶叶，藏族同胞觉得解放军尊重藏族群众的生活习惯，藏族同胞需要什么他们就送什么。后来，解放军也很快发现藏族同胞特别喜欢茶叶。当时我年纪还小，不知道茶叶种类，记得茶叶上面有藏语“民族团结”，当时各方面影响很好。另一方面增强汉藏团结、军民团结、民族团结。后来解放军到了寺院也要做茶布施，群众影响很好，认为解放军尊重藏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所以，茶叶在整个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最近的就是雅安的茶，经过二郎山到康定，从康定到巴塘和甘孜，然后跨越金沙江到拉萨，一路上喝的都是雅安的茶。
西藏解放以后修路，即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康藏公路后来改名叫川藏公路，有大量的修路工人是藏族同胞，当时给他们的工资就是茶叶，工人也非常高兴。所以，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过程中茶叶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茶叶和红军长征一路相伴
茶叶不但对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做了很大贡献，对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也是做了很大贡献的。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然后经过雪山草地，到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会师，整整两年。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都到过藏族聚居地区。在藏族聚居地区他们一样还是要喝茶、喝酥油茶，因为藏族聚居地区的雪山草地天寒地冻，也没什么蔬菜，从现在一些回忆录上看，连朱总司令也担任过野菜委员会的主任，可见当时野菜的重要性。所以在挖野菜、吃野菜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即使吃肉、吃蔬菜，不喝茶也是很难消化的。野菜有各式各样的，有好的也有一些硬的，那个纤维很硬，吃下去不喝茶更不好消化。
当时红军从瑞金出发，经过大渡河、泸定桥到了雅安，就在当地买茶叶。进入甘孜也在当地的寺院买茶叶。我拜访过很多老红军，比如说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第一任主席天宝，藏名叫桑吉悦西，还有扎喜旺徐、杨东生、胡宗林等人，这些老红军他们亲身经历了那段岁月。当时还有很多藏族青年参加红军，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红军筹粮，买青稞筹粮，另一个任务就是挖野菜，再有就是到大商号去买茶叶，然后红军战士才能喝到茶。红军长征路上，还用茶膏跟藏族同胞换糌粑等物品，对解决急需、搞好民族关系，起到了很大作用。
过草地的时候不可能买到茶叶，部队就提前做茶膏。我们十八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也熬过茶膏，也是吸收总结了这个经验，熬茶膏习惯是我们甘孜藏族同胞的传统。什么叫茶膏呢?就是把茶用大锅熬起来，熬到很浓很浓，让水分挥发掉，最后形成一小块膏，成为茶叶的精华，重量也减少了很多。
过草地没有茶叶时，水烧开后放入一点茶膏，冲一冲就成为清茶，可以直接喝。当年，红军在过草地之前，他们就在雅安、甘孜等地区采购了大量的茶叶，然后熬茶膏，在翻越雪山草地的时候，烧了热水就可以喝，这对御寒、帮助消化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后来我们十八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也学习这个方法，但是条件比当时红军长征时候好多了，也就不需要熬那么多的茶膏。
茶叶对中国革命、红军长征、进军西藏过程中都做了很大贡献。刘伯承元帅说，进军解放西藏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所以，可以说藏茶对红军第一次长征、第二次长征都做了贡献，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
来源： 雅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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