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钱穆：儒家对今日中国仍当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为学。自问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从《论语》所言学做人之道，而不是从孔子《春秋》立志要成为一史学家。

　　古代中国学术界亦尚未有专门“史学”一名称。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时，亦只见其尊孔之意。我之爱读《史记》，主要亦在此。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成为一史学专家，亦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之治文学。只是生性所好，求为一“学而时习之”之平常人而已。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我到今也常劝我的学生，千万不要做一时髦人物。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我一生最信守《论语》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教我们一个人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们做学问的最大纲领。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中国传统上做学问要讲“通”，我不是专研究想要学近代人所谓的一文学专家或史学专家。亦可说，我只求学在大群中做一“人”，如中国传统之儒学子学，至于其他如文学史学亦都得相通。

　　如我的《先秦诸子系年》是讲的子学，非专为史学，但与史学相通。我写此书是因我在中学教书，学校规定每位国文教师除教国文课外，另需开《论语》《孟子》、《国学概论》三门课。

　　那年我教《孟子》，《孟子》第一篇讲到孟子见梁惠王，这事发生在梁惠王的哪一年？自古以来成一大问题。我为考订此事，于是启发了我写《先秦诸子系年》这部书的最先动机。

　　后来如我写《国史大纲》，乃是一本上堂讲过七年的教科书。那时我做学问的主要兴趣，只注意在中国史方面。以后我的注意又逐渐转移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问题上去，我的主要兴趣转到文化比较上，但亦都为解答我自己一人心中的问题。

　　就我一生读书为学的心得，我认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实际发展的过程看，自古以来学术思想是居于人生一切主导地位的。上之政治领导，下之社会教养，全赖学术思想为主导。

　　我更认为不仅中国过去如此，将来的中国，亦必然应该要依照传统重振学术才有正当的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各有他自己的一套传统文化。看重学术思想之领导，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之精华所在，这是不能扬弃的。

　　看重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必需看重儒家思想为之作主要的中心。换句话说，看重中国历史绵延，即无有不看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内在一面有其永不可变的外貌，如修、齐、治、平皆然。另一面亦有其随外面时代需要而变的内在思想，如孔孟程朱皆是。

　　举个简单的例子，孔孟同属儒家，但孟子思想与孔子亦有所不同。这因时代变，思想亦必然随而变。但在追随时代的不断变化中，有一不可变的传统精神，是我们最该注意的。

　　今天的世界，交通方便，全世界如一国。我认为儒家对今天以后的中国，仍当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世界文化亦自有其应有之影响。至少可以说，对时下世界亦同时有其间接的贡献。

　　简单的说，我一生读书只是随性所好，以及渐渐演进到为解答在当时外面一般时代的疑问，从没有刻意要研究某一类近代人所谓的专门学问如史学、文学等。这是我一生学习的大纲，亦是我私人一己的意见。

　　——节选自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钱穆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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