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后，煮茶之事颇为流行。
煮茶的诗句不少人都会倒背如流。
红泥小火炉…
寒夜客来茶当酒…
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尚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这些诗句翻译过来，意境超美。
让麻花再翻译一遍：冬天到了不煮茶，你就out了！
良辰好景，恨得随手拿起身边的茶，扔到壶里煮一通。
如果煮茶只是随波逐流，那劝您还是三思，否则味蕾将要遭受绝空前后的刺激，简直不忍多想！
比如，你手边鲜爽的绿茶，就不适合煮着喝。这要是扔到壶里煮一煮，茶多酚举身赴清池，你的味蕾啊，可要遭大罪了，还是自找的，无法令人疼惜。
煮茶这事，还是挑剔些。
煮岩茶也不例外。
一茶友私信：“肉桂冲泡过后，能煮着喝吗？”
行，当然行，为什么不行？
只不过要茶好喝，需有一些条件限定。
什么样的肉桂，能煮着喝？
脑袋里登时就冒出一个条件——品质好。
“品质好”这三个字，简直就是万能的！
品质好的岩茶，色香味俱全，泡着喝，香气与滋味无可挑剔。
要香气，有，它还能变出花样来。
肉桂有桂皮香，这再自然不过。品质好的肉桂，除了桂皮香外，还会有花香、果香让你惊喜，时不时冒出头来，在你的味蕾里掀起一番风暴。
要滋味，有，肉桂还不单调。
你以为肉桂只会耍香气大刀，没有内涵？
此言差矣！
前有牛栏坑肉桂，后有金交椅肉桂、马头岩老树肉桂、九龙窠肉桂，它们身体力行告诉你一句话：肉桂我，不仅仅是有香气的名号，汤水醇厚度，可不会逊色于水仙。
喝过这样的肉桂，方知水仙茶的醇厚地位，岌岌可危。
若说香气是皮囊，汤水是才华。那肉桂可以说是才貌双全。
是以，买到一款品质好的肉桂，怎么会不试一试煮着喝？说不定能解锁更多的风味。
说品质好，课题太大。我们罗列出具体细节。
适合煮着喝的肉桂，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条件一：火功至少中火级别
火功对肉桂的影响，不止一星半点。具体到细节，香气、滋味都会随着火功而变化。（下文所说的肉桂特点，是同一山场、同一制茶师傅制作，这外界影响因素尽可能排除。）
随着焙火级别不断攀升，肉桂的内有物质持续陈化中。滋味物质得以醇化后，苦味、涩味出现的概率开始下降。
如中火级别的肉桂，冲泡过后不易出现苦涩味。这种状态下，肉桂更符合煮茶的要求。
而轻火、中轻火的肉桂，就不太适合煮。
这些火功较低的肉桂，内在物质还未完全醇化，这种状态下若是将茶煮着喝，往往易有苦涩味。
煮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令人愉悦的汤水，而不是自讨苦吃。
好钢用在刀刃上，焙火到位的肉桂，才能煮出好风味。
条件二：内质充足，耐冲泡
煮茶的意义是什么？
自然是为了体会不一样的风情。而这些别样滋味的呈现，与内在物质密切关联。
唯有物质足够充分，经过煮茶后，才能让肉桂拥有别样风采。
若是肉桂经过冲泡后，物质已经被消耗90%，煮出来只是普通的茶味，自然没有煮茶的必要。
故而，肉桂泡过后是否可以煮着喝，还要看茶叶的冲泡状况以及物质剩余情况。
像牛栏坑肉桂这类物质充足的茶，冲泡十一二次后仍有余味，才是能放心大胆地投入煮茶壶中煮着喝。
而那些内在物质少的肉桂，大可不必浪费滋味，泡到没味道后，便换做春泥更护花吧。
肉桂该如何煮？
肉桂煮茶，说来也简单，不过是水沸腾了之后，投进茶壶，咕噜咕噜地煮上片刻。
一壶拥有浓浓桂皮香的汤，新鲜出炉。
煮肉桂，近来偏爱陶壶煮茶。
这真是一大享受。
为何选择陶壶？
一是有情调，复古的造型能平添许多意境。
二是汤好喝，陶壶中有着粗糙的皮肤，这些粗糙、坑坑洼洼的小孔看着的确不怎么美观，还会吸附一些香气。可这也阻碍不了它的修饰性。
经过陶壶这么一煮茶，汤水会变得更为柔和，含一口茶汤在口腔中，简直不要太幸福！
三是陶壶保温效果好，现下这个季节，朔风呼啸，西伯利亚冷空气时不时拜访，气温呈现为断崖式下降，烧水壶的温度下降快，这时候换陶壶派上用场。
厚实的壶身，小小的出水口，减少了热量的散发，一壶茶，半小时后仍是温的，温度正好入口。
当然，若是您煮肉桂，是想来一番科学测验，选择透明玻璃煮茶壶更好些，不影响汤水与香气，大公无私地让肉桂自由发挥。
煮肉桂叶底，有五步骤
煮茶方式，也不复杂。
第一步：烫洗茶具
将陶壶先用沸水烫洗一遍。用棉布将附着在陶壶上的水珠擦拭一遍，若是留下水珠，会导致陶壶烧裂，影响使用寿命。
第二步：煮水
煮茶先煮水，将实现准备好矿泉水倒入陶壶中，一般400毫升水即可。
第三步：投茶
等到陶壶中的水开始像鱼眼一般连续地冒出来，就可以准备投茶。
投茶，别一次性全部倒入，先倒入2/3的叶底，而后根据个人口感喜好再做调整。
第四步：煮茶
煮茶的时间，需要多多留心。
煮的是叶底，茶水沸腾半分钟后，可倒出茶汤饮用。
第五步：续水
倒出茶汤，别一次性倒干净，留下1/3的汤水，以保证茶汤风味延续。
完成这个五步，开始享受您眼前的这杯美味吧。
粗陶壶煮茶，三大细节需注意！
1.茶水比例
许多人认为，我这泡过之后的肉桂，已经没什么味道，全部扔进去煮茶，才能保证风味充足，滋味甘醇。
有这种想法，将会很危险。
这看起来行将就木的肉桂叶底，实际上还藏着巨大能量。若是一股脑把8克的叶底都倒入陶壶，煮出来的汤，容易太苦、太浓、太烈，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口感。
最好的方法，是逐渐增加投茶量。
先注入400毫升水，烧开后投入肉桂，先将盖碗中2/3的叶底投进壶中。盖上盖子，继续沸半分钟，而后将火关了。少了持续加热的热源，物质的释放开始做减速运动。
等到水面变得平静后，倒出一杯茶汤，感受一番滋味。
等续第二壶水时，可将剩余的1/3叶底投入。
这样做，一来避免茶汤味道太浓，二来又可以让汤水滋味得以延续。
2.茶水不可一直沸腾
肉桂要煮的好喝，重点在于火候的控制。
煮茶不是炖排骨，不需要大火煮，文火炖，更不需要熬煮上一小时两小时的。
真要煮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茶没法入口。
第一壶茶，茶水沸腾后半分钟，用余温加热半分钟，前后不过一分钟时间，可放心大胆倒出茶汤尝一口。
第三壶、第四壶后，煮茶时间稍稍再延长，循序渐进煮茶，才不会导致汤太浓，不好喝。
3.沸水后再投茶
煮茶不可避免会提及一个问题：冷水投茶还是沸水投茶？
好茶，当然要用好水（水温）相待，沸水煮茶，最好。
这些尚有物质没全部释放的肉桂，在沸水刺激下，能快速打开茶通道，释放物质，温度下降后，物质释放的速度就慢一些，还有中止的机会。
要是从冷水开始煮茶，肉桂从冷水时期就在释放物质，茶和水接触的时间大大延长，这势必意味着茶汤的浓度容易变大。不可控制性增多。
肉桂，虽为草木，但因生在秀甲东南的武夷山，生于烂石（风化岩含量高）之上，修炼出了岩韵，具有岩骨花香品质。
一款肉桂，要成为条索状出现在茶桌上，还要历经多方磨难。采摘、做青、揉捻、炭焙，每一道环节都至关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
来之不易的肉桂，值得我们用心对待。
白瓷盖碗冲泡，可尽情感受茶香、茶味。最后再来煮上几壶，算得上是物尽其用，不枉费肉桂历经的这些磨练。
人生有茶需当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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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茶在画中，意蕴无穷
——评叶梓先生《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
茶，在中国诸多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可以说是最具有典型性的一种文化符号，以茶为纽带，“琴棋书画诗酒茶”和谐地融为一体，被古人并称为人生七大雅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梓先生的新作《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就是这样一本以中国古代茶画为着眼点，全面展现中国历代文人各种风雅生活的集子。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这些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茶画”的深刻关照，与创作者穿越时空进行“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传统文人生活的世界。
从最初发源于喜马拉雅山麓的一种山茶科(Camellia sinensis)野生植物到置于各色杯盏中静待人们品饮的茶汤，从古代中国解毒之“药物”到整个现代世界为之迷醉的饮品，从“自然之物”到“人造之物”，再到“文化之物”——茶的这一复杂角色演变过程是历代的茶人们智慧凝聚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采茶人的艰辛劳作，制茶人为提高工艺的奇思妙想，更包括文人雅士们或储雪烹茶，或调琴品茗，或跋山涉水只为寻找一泓上好泉水的雅趣。而在物质文明几乎全盘洋化的现代社会，要想重温古人的这番诗情画意，除了需要一腔与古人遥相呼应的文人情怀，还要求作者具备极高的综合人文素养，这其中既包括茶叶知识(如历代制茶饮茶之法沿革、各朝盛行之茶器特征、历代茶叶论著与茶诗，对名泉和名茶的分布和了解等)，也包括较高的书画艺术鉴赏能力以及阅读古文献的能力。简言之，对于引领现代读者穿越重重历史迷障领略此类“茶画”之美，一颗“赤子之心”与综合性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作者童年在西北天水的淳朴乡居生活以及后来多年从事茶文化写作的经历使得他恰好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从而有了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
“茶画”——即以茶事为题材或与茶有关之画，这是作者自己对于画的一种分类，并非艺术史学科的专业划分。按照不同的分类法，这些画实际上涉及山水画、高士图、侍女图、花鸟画、宫廷画、文人画、清供图，甚至是近代丰子恺的漫画。尽管这些画各具风格，采用了不同技法，但其内容都与茶有关，如采茶、饮茶、烹茶、点茶等人们熟知的古代茶事，或者只见山水之间隐隐绰绰的两三间茅舍，怀抱水瓮行色匆匆的隐者，又或者只是一段红烛，一树玉兰花与瓷瓶里旁逸斜出的一枝梅花，或月色下寂寥的一只茶壶几个茶杯。在本书中，作者不仅体现出较高的书画鉴赏能力，以茶为主线，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了历朝历代各大书画名家的绘画风格、技巧及其创作背景，使普通读者在阅读完此书之后也能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演变有大致了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通过建立在文献阅读、各地博物馆藏品中的实物考证以及对“茶画”的解读之上的“三重证据法”，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了传统中国关于茶的社会文化史，充分挖掘出了这些古画的历史文献学意义。
“以图证史”是现代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曾言，“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图像所传递的信息，是文字无法取代的;反之，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有时也是图像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图和文经常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汉语中就有图书、图籍、图注这样的词汇。在本书中，作者以图像为主，辅以文献资料与器物考证，极为可信地还原了一些现代已经失传的“茶法”，例如宋代的“点茶”法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所述及。众所周知，自宋以降，在宋徽宗赵佶的引领下，茶事进入了追求精致的鼎盛时代，饮茶之法由唐代的煎茶法逐渐演变为更为精致繁复的点茶法，然而具体是怎样的“点”法，文献记载却语焉不详，以至于在当代的各种“雅集”活动中，茶人们所还原的“点茶”之法都按照各自的理解有所差异。作者以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刘松年的《撵茶图》为视觉证据，依次描述了画中所出现的茶帚、茶盏、汤瓶、风炉、茶釜、贮水瓮、茶筅、茶盏、盏托以及茶罗子、贮茶盒等宋代点茶器具，并将点碾茶、煮水及注汤等过程进行了动态的还原：“把磨好的茶用拂末收集，放置于桌上的分茶罐中，然后由另一人开始点茶，先从右手覆荷叶盖的大水瓶中，用水瓢取水入铁瓶，放在风炉上面煮水，煮至汤嫩水熟后倒于茶瓶，再从分茶罐中用则取出茶末，放入大汤中，加注嫩汤热水后，拿起茶筅，用力点拂，至水乳交融、白沫泛花时，复用茶杓分茶。”在《雅集》一文中，作者参照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在《文会图》的那张大案上找到了“瓶宜金银，小大之制，唯所裁给”、“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盏色贵青黑”与“茶色尚白”等各种物证，生动地描述了从“云脚散”再到最后“咬盏”的宋代点茶之美。在《竹炉记》中，作者开篇即修正了“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语出自苏轼之讹传，显示了作者查阅文献的实证精神，而非只是人云亦云的附和，然后再从南宋杜耒的词到明清的画作，对“竹炉”的材质、外观、设计与使用之法进行了一番考证。此外，在对浩瀚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作者还发现了一些以前尚未引起茶学界重视的“遗珠”，比如吴门四大家之一的沈周著有茶论《会茶篇》及《书茶别论后》，但后人大多推崇其画，却忽视了其“茶论”。作者指出若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则更能理解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后苏州地区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热衷于会饮品茗、垂钓听泉、赏花观月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从画中窥见渗透到明代文人骨子里的风流蕴藉。
对于书中所选出来之历代茶画，作者不仅仅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历代饮茶习俗进行了“解读”，同时在行文之中亦投射出一种深刻的时代“关照”精神。阅读此书时，我总能感受到不断交替出现两种对比强烈的意象：草木葱茏的江南与大漠黄沙的西北;物质匮乏的童年与生活富足的现在;越来越不堪拥挤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拙朴的粗瓷大碗与精致的茶器……这与作者的成长经历有关，作者年少时是在甘肃天水的农村度过的，祖父在屋檐下煮罐罐茶的场景以及院落中开得极艳的牡丹成为了作者成年后不断追溯的一个永恒意向。尽管现在身居繁华的杭州，尽管这里产最名贵的西湖龙井，尽管现在喝到的茶比祖父所煮之茶价格不知贵了多少倍，尽管众人皆知“茶，南方之嘉木也”，然而作者声称“自己坚硬的心今生今世注定只属于沙枣花开放的茫茫沙漠。”作者感叹“现在的高官富商。他们买得了茶具，能买走一颗静心品茗的心么?”然而不止是富商们，当刘益谦捧着2.2亿元的明成化鸡缸杯饮茶的照片在网上曝光后立马引起轩然大波，人人都盯着那只世界上最贵的茶杯，谁还在乎茶是什么滋味?可见即便是普通人现在也庸庸碌碌中逐渐遗失了淡然品茗的“赤子之心”。那样的储雪烹茶，写经书换茶，为了一壶好茶可以翻山越岭去乞求一壶好水的风雅都已经湮没在了时光的洪流里了，那样的云淡风轻只属于工业社会之前的那个中国社会。其实，不管是茶的浓烈，还是茶的淡雅，不管是置于粗陶大碗还是金银茶器中，千百年以来茶一直都只是它原来的样子，荣辱不惊，静静等待它的有缘之人。
像作者一样，每个迷失于钢筋水泥之中的城市游子想必心中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而在寂静的夜里，在异国他乡阅读这样的文字，安静地翻阅这些关于茶的画，拙劣地模仿古人“卧游”之心境或许就是对自己心中那壶故乡“罐罐茶”的告慰吧。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肖坤冰(四川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