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520与521都是“我爱你”
5月20日，是我们对爱的深情告白
5月21日，是世界对“茶”的深情告白
中国茶被世界誉为“东方神秘树叶”。在中国茶文化兴起后，茶叶作为大宗商品来到丝绸之路上，传入西亚乃至欧洲地区。
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英国的下午茶，还有还有印度、斯里兰卡、马拉维、肯尼亚、印尼等国家的红茶……从北纬49°到南纬33°，全球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产茶。而且，作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全球有160多国、近30亿人饮茶。
当今世界的饮茶风俗，都因地域民情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有所异，然而茶以平等包容的秉性被尊为“和平之饮”，“客来敬茶”成为了古今中外的共同礼俗。
中国人爱喝茶，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都是快乐的。”
饮茶带来的快乐，早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隋唐以来的古代中国，不少高僧大德、旅行家、使者、航海家、富商大贾、文人雅士旅居中国，得到博大精深中华茶文化的滋养，感受中国茶的香韵与魅力。
他们积极地传播中华茶文化，引进中国茶叶的产制技术，开展国际间的茶叶商贸活动。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古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中华茶文化使者的角色。
并且，为了播撒茶香，他们一个比一个拼，有的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值此第三个国际茶日来临之际，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那些为茶痴狂的“歪果仁”，看看他们有多拼，有多内卷!
日 本
永忠
约是公元777年，日本高僧永忠来华，20年后与空海、最澄同年归国。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
嵯峨天皇于两个月后(815年6月)，命令京畿内地区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用。这就是日本的“御茶园”。
空海(774—835)
空海在日本时已以学识广博、戒行卓绝闻名。
空海和尚(图为福州开元寺空海和尚雕塑)
空海为解决习读《大日经》等密教经典的疑难问题，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渡海西来，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拜惠果为师。
京都文化界茶人常在青龙寺品茗，青龙寺茶风鼎盛。他们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已成比屋之饮。
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应召去宫廷讲法，皇上以茶招待并赐茶以示奖掖。
荣西
日僧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
荣西在华时期，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小康时期，江南茶风尤盛。
荣西礼佛之余便是学习种茶、制茶和饮茶的技术。他学佛的天台山万年寺是著名佛茶天台云雾茶产地，寺僧很善于培育和制作名茶;另一处挂锡之地径山寺以“径山茶宴”闻名遐迩。
荣西禅师
南宋是中国禅宗和中国茶道的成熟时期，荣西带回日本的是具有“禅味”的茶道。他将茶籽带回国广泛种植，见于记载的有高春院、背振山、圣福寺、高山寺等，出现了一批“日本最古的茶园”，培植了至今仍被称为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还输入宋代的末茶法、寺院茶礼和中国茶具。
径山茶宴图(杭州“茶人之家”迎客轩)
南浦昭明(1235—1308)
日本茶道源自径山茶宴。径山开山之祖为唐禅僧道钦，传牛头一宗。
开庆元年(1259)，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求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奉径山为茶道之祖。
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四规，就来源于其中。
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年号。—编者注)中筑前(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编者注)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
朝鲜半岛
金大廉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百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唐代文宗太和二年即朝历德兴三年(828)，朝鲜使者金大廉从中国引进茶籽，在朝鲜智异山下华岩寺周围种植成功。
韩国饮茶始兴于9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
崔致远
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
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
崔致远画像
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cuàn)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
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
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郑梦周(1337—1392)
朝鲜高丽末期学者、诗人。1360年登第，曾任门下侍中，出使过中国。
他热爱中国茶文化，嗜好饮茶，其《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他不仅是重要的外交官，还是在朝鲜传播中华茶文化的使者。由于他和赵浚、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将中国朱文公家礼注入朝鲜茶文化，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丁若镛(1762—1836)
号茶山，著名学者。
丁若镛
丁若镛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学习饮茶文化，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茶，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
草衣禅师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
韩国茶礼
葡萄牙
凯瑟琳公主
茶最早并不是传到英国的，而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当时英国人也饮茶，但后来的风靡还应该归功于1661年嫁给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萨。
这位英国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王后把她高贵的喝茶习惯带入英国的宫廷生活，使家庭茶会成为了王公贵族阶层最时髦的社交礼仪。
英国皇室饮茶之风的启蒙者凯瑟琳·布拉甘扎
上行则下效，榜样的力量无穷。到十八世纪以后，喝茶已经从英国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奢侈，慢慢的进入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
也是因为凯瑟琳公主这位“时髦饮茶IP”的大V影响力，成就了今天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喝下午茶的风俗。
英国贵妇正享受下午茶的柔软时光
印 尼
杰哥逊
1827年由爪哇华侨第一试制样茶成功，遂派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茶师杰哥逊来我国学习制茶技术。
1829年杰哥逊第二次来我国，曾制成绿茶、小种红茶和白毫的样品。1832年杰哥逊第五次来我国，从广州带回制茶工人12名，并各种制茶器具，传授制茶技术，至1833年爪哇茶才第一次在市场出现。
茶师杰哥逊在1828年至1833年，受荷属东印度公司派前后6次来中国学习，并且每次均带回茶种、制茶技术工人及器具，终于使中国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入印尼。
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将大量茶运往欧洲各地(图为荷兰商船)
英 国
哥登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即派秘书哥登来我国学习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购买茶籽及茶苗，并寻找、招收四川省雅州及福建省武夷等地茶师及工人，到大吉岭等地发展茶业。
哥登
1836年，哥登氏带回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茶厂中，按照我国红茶制法，试制成功，日后发展成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19世纪末大吉岭茶叶生产景象
罗伯特·福琼
英国植物学家。1842至1845年间，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旅居中国。
1848年9月，福琼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抵达上海。他打扮成乡下的农民，潜入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不久就分3只船装运发往加尔各答。
1849年初，福琼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去考察。他住宿寺庙，从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饮茶用水的诀窍，以及红茶的制作工艺。福琼回印度前，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
罗伯特·福琼和家人
1851年3月16日，福琼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装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只，抵达加尔各答。仅此举，就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
3年后，福琼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为印度的茶叶种植立下开创之功。中国茶叶工人的传授也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
罗伯特的著作《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
1853—1856年，福琼又到中国待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
福琼是有据可考的世界茶史上的第一个经济间谍。
俄 国
瓦西里·斯塔尔科夫
1638年，俄国大臣瓦西里·斯塔尔科夫给蒙古汗进贡，后者也回赠给沙皇各种礼品，其中有几包所谓最珍贵的礼物不知何名的草。据传，沙皇并不喜欢这种绿草泡出的水。
后来，沙皇使节从中国带回另一种茶，俄国人才喜欢上这种异国的饮品。
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了第一笔购茶合同。瓦西里·斯塔尔科夫是开创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
李凡洛夫(亦译作“李特维诺夫” )
1861年，李凡洛夫来到汉口，经营由湖北销往俄国的茶叶制品。
1863年，李凡洛夫在崇阳建立顺丰砖茶厂，后迁汉口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今黎黄陂路口)。在围成方阵形的几栋两层楼房中，安装着当时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各种制茶设备，七八百工人在这里日夜不停的工作。
顺丰茶砖厂
俄商介入茶叶贸易之后，在羊楼洞高价收购茶叶，并用先进的制茶设备和技术，很快取得了经营上的优势，基本垄断了茶叶的外销市场。
随着市场声誉和需求的不断提升，俄商看中了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市场潜质，利用汉口这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的集散地，纷纷到此建厂。
赤壁羊楼洞为被称为"世界茶业第一古镇"
除顺丰砖茶厂外，1866年，托克马可夫和莫洛托可夫，在顺丰砖茶厂的上首(今兰陵路口)开设了新太砖茶厂;1874年，莫尔恰诺夫与佩恰特诺夫，在英租界内开设了阜昌砖茶厂。
1871年，顺丰砖茶厂在汉口长江边上，建起了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顺丰茶栈码头”，开启了汉口近代工业在外贸水运上的先河。
据资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汉口已有4家俄商砖茶厂，每年由汉口输出的砖茶约占全国砖茶输出量的60%。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20年中，每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在40万担左右，成为当时茶叶贸易最繁盛地区。
各个时期的羊楼洞砖茶
1916年，顺丰、阜昌茶砖厂倒闭。1919年，李凡洛夫一家离汉赴美，留下了这座见证汉口近代贸易史的西式建筑——李凡洛夫公馆。
1993年7月28日，李凡洛夫公馆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
汉口李凡洛夫公馆
索洛夫左夫、吉霍米罗夫、波波夫
这三人熟悉中国的茶产业，并成为了19世纪后半叶中俄茶叶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关键人物。
1884年，索洛夫左夫从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所制出的茶叶品质良好。
1889年，吉霍米罗夫为首的考查团，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去研究茶叶的产制。回去后，就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方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80公顷，在沙里巴乌尔设立一所小型茶厂。
1893年，波波夫到我国访问了宁波一个茶厂。回去时，买了几百普特(每普特是16.38kg)茶种和几万株茶苗，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
刘峻周
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0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30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前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反映列宁会见刘峻周的油画《双师会》
除了刘峻周，教授级高级农艺师、闽籍茶叶专家林桂镗(1925-1996)也值得被世人铭记。
上世纪60年代，他先后赴马里、阿富汗，在当地试种成功茶树，为当地百姓造福，成为连接中马、中阿的“友谊茶使”。
茶牵中西，茶连世界，一杯清茶喜相逢。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茶的故乡——中国，茶不仅是中国人传承数千年的国饮，亦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2019年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建日报社共同主办，《茶道》杂志社策划承办的“闽茶海丝行”匈牙利站，匈牙利共和国首任总统絮勒什·马加什认真倾听福建茶企代表的讲解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国有界，茶无界。茶行世界，茶和天下。从东方到西方，从中国到世界，在茶的馥郁芬芳与隽永滋味里，依然蕴藏着茶树最原始的文化基因。
来源：北京茶叶网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做“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
——周作人《雨天的书》
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战，如听松涛。倾泻入杯，云光滟潋。此时幽趣，故难与俗人言矣。
——（明）罗廪《茶解》
共饮良友
清风明月纸帐楮衾竹床石枕名花琪树。
品饮佳时
访友初归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
荷亭避暑小院焚香酒阑人散儿辈斋馆清幽寺观名泉怪石
——（明）许次纾《茶疏》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识别下图二维码直接购买
咨询加微信：1273545925
内容简介
中国茶文化》不仅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从哲学层面论述了其由技而艺，由艺而道的核心精神，以及儒、道、佛各家的茶文化特点和思想。
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连印数版，被读者称为“茶道、茶艺、茶文化入门的基本读物”和“中国茶文化的理论性著作”。
作者简介
王玲，女，1937年生，河北曲阳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北京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大型学术专著十卷本《北京通史》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著有《中国茶文化》、《北京通史·辽代》
目录
《中国茶文化》增订版小序
绪论 中国茶文化的含义、范畴与研究方法
第一编 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的概况
第一章 两晋南北朝士大夫饮茶之风与茶文化的出现
一、汉代文人与茶结缘
二、两晋南北朝的奢靡之风与“以茶养廉”
三、两晋清谈家的饮茶风气
四、南北朝的宗教、玄学与饮茶风尚
第二章 唐人陆羽的《茶经》与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一、唐代茶文化得以形成的社会原因
二、茶圣陆羽
三、陆羽的《茶经》及唐人舛茶文化学的贡献
第三章 宋辽金时期茶文化的发展
一、五代继唐开宋，文士茗饮别出新格
二、宋代贡茶与宫廷茶文化的形成
三、宋人斗茶之风及对茶艺的贡献
四、宋代市民茶文化的兴起
五、辽金少数民族对茶文化的贡献
第四章 元明清三代茶文化的曲折发展
一、元代茶艺的简约化是对宋代“败笔”的批判
二、明人以茶雅志，别有一番怀抱
三、晚明清初士人茶文化走向纤弱
四、清末民初茶文化走向伦常日用
第二编 中国茶艺与茶道精神
第五章 中国茶艺（上）——艺茶、论水
一、艺茶
二、论水
第六章 中国茶艺（下）——一茶器、烹制、品饮与品茗意境
三、茶器
四、紫砂陶壶与制壶专家
五、烹制与品饮
六、品饮环境
第七章 儒家思想与中国茶道精神
一、中庸、和谐与茶道
二、中国茶道与乐感文化
三、养廉、雅志、励节与积极入世
四、礼仪之邦说茶礼
第八章 老庄思想对茶文化的影响及道家所作的贡献
一、天人合一与中国茶文化中包含的宇宙观
二、道家茶人与服食祛疾
三、老庄思想与茶人气质
第九章 佛教中国化及其在茶文化中的作用
一、佛道混同、佛玄结合时期的“佛茶”主要为了养生、清思
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出现使佛学精华与茶文化结合．
三、《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礼结合的标志
第三编 茶文化与各族人民生活
第十章 民间茶艺古道撷英
一、《茶经》诞生地，湖州觅古风
二、“功夫茶”中说功夫
三、茶树王国寻古道
第十一章 从民俗学角度看民间饮茶习俗的思想内涵
一、“以茶表敬意”与礼仪之邦
二、汉民族的婚俗与茶礼
三、少数民族婚俗中的茶
四、丧俗、祭俗与茶仪
五、饮茶与“家礼”
第十二章 区域文化与茶馆文明
一、唐宋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茶文化的兴起
二、巴蜀文化与四川茶馆
三、吴越文化与杭州茶室
四、天津茶社、上海孵茶馆与广东茶楼
第十三章 北京人与茶文化
一、紫禁城里话茶事
二、北京茶馆文化
三、从北京的茶园、茶社看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演进
第十四章 边疆民族茶文化
一、云贵巴蜀茶故乡，古风宝地问茗俗
二、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藏族茶文化
三、高山草原话奶茶
四、满族对茶文化的贡献
第四编 茶与相关文化
第十五章 茶与诗
一、从酒领诗队到茶为诗魂——从汉至唐茶酒地位的变化
二、宋人的茶诗、茶词、茶赋
三、元明清及当代茶诗
第十六章 茶画、茶书法
一、历代茶画代表作
二、中国荼画中蕴涵的哲理
三、茶书法
第十七章 茶的谣谚、传说与茶歌、茶舞、茶戏
一、茶的故事与传说
二、茶谚
三、茶歌、茶舞、茶戏
第五编 中国荼文化走向世界
第十八章 茶在东方的传播与亚洲茶文化圈
一、中国茶早期外传与调饮文化及乳饮文化体系
二、中国茶向日本、朝鲜的传播
三、中国茶传入南亚诸国
四、亚洲茶文化圈的形成及其重大意义
第十九章 日本茶道、朝鲜茶礼与中国茶文化之比较
一、日本茶道的形成与演变
二、中国荼文化与日本荼道对比
三、朝鲜茶礼与中国儒家思想
第二十章 中国茶向西方的传播与欧美非饮茶习俗
一、茶向西方的传播与茶之路的形成
二、英法诸国饮茶习俗
三、前苏联各民族饮茶习俗
四、美洲、非洲国家饮茶习俗
附录
一、从佛道玄杂糅与南朝“剡溪现象”看中国茶道的哲学源头
二、从法门寺出土宫廷茶具引发的几点思考
三、中国茶文化与酒文化之比较研究
四、时代呼唤茶文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