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慈恩寺，位于陕西西安南郊，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初名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皇太子李治为其母文德皇后追荐冥福而扩建为大慈恩寺。玄奘奉敕由弘福寺移居此寺为上座并主持翻经院，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玄奘奏请于寺内建贮存佛经的大雁塔。近人康寄遥居士撰《陕西佛寺记略》谓：“大慈恩寺，在西安市东南郊，距城八里许……，西距兴善寺约三里，西北距小雁塔荐福寺约五里，东北距青龙寺约五里，东南距慈恩寺塔院兴教寺约三十里，南望终南，有如画屏。”“寺在唐时位于外城内，即当时京城的东南隅晋昌坊，南临曲江，邻于隋时的芙蓉园。”就今而言，大慈恩寺地处西安明城和平门外雁塔路之南端，左右隔街与园林或博物馆为邻，寺前已辟为一大广场，旧日的曲江池和芙容园、杏园风景名胜正在按照规划全面修复。
慈恩寺是唐代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是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因此也是中外闻名的古刹、圣地。自唐迄今，经千三百余年而不衰，可谓历史悠久。
大雁塔是慈恩寺的标志性建筑物，唐代学子考取进士后，都要登上雁塔赋诗并留名于雁塔之下，号称“雁塔题名”，被视为人生一大荣耀之事。唐代诗人姚合作有一首涉及“雁塔题名”的茶诗，不过诗中表现的是另一番情形，其《送狄兼谟下第归故山》诗云：
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
赁舍应无直，居山岂钓声。
半年犹小隐，数日得闲行。
映竹窥猿剧，寻云探鹤情。
爱花高酒户，煮药污茶铛。
莫便多时住，烟霄路在城。
《全唐诗》卷496
诗中云“慈恩塔上名，昨日败垂成”，言狄兼谟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唐语林》卷2云：“(进士及第)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谓之题名。”诗中描写了狄兼谟为参加科举考试在长安的生活情形：因备考来京住了半年，过着隐居生活，落榜后方才一身轻松地居山垂钓、映竹窥猿、寻云探鹤、赏花饮酒、煮药煎茶。或许是条件不具备，狄兼谟竟用茶铛(即煮茶烧水用的锅或釜)煮药，茶味中杂入药味，这个落第举子看来对于茶事十分马虎。对煎茶马虎的人对学问大概也是马马虎虎，加之爱游山玩水，落榜便不足奇怪了，也只好哪里来那里去打道回府了。不过，这个狄兼谟还是颇晓休闲文化的，“数日得闲行”，诗眼便在一个“闲”字上，道出了饮茶是休闲文化的本质。
这首诗将士子、科考、寺院、冶游、饮茶联系在一起，虽然没有正面描写寺院茶，但足以说明唐代士子与寺院、与茶有很深的缘分。
宋·张礼《游城南记》中说，慈恩寺本唐代游览胜地， “长安士庶，每岁春时，游者道路相属”。中唐诗人权德舆官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其《奉和许阁老霁后慈恩寺杏园看花同用花字口号》就描写了朝廷命官游览慈恩寺的情形，诗云：
杏林微雨霁，灼灼满瑶华。
左掖期先至，中园景未斜。
含毫歌白雪，藉草醉流霞。
独限金闺籍，支颐啜茗花。
《全唐诗》卷326
中唐时期长安茶风鼎盛，如《封氏闻见记》所言“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诗中描写了“王公朝士”来到慈恩寺杏园看花并在寺院饮茶的情景：“左掖期先至”、“独限金闺籍” ，说明来者是朝廷高官，按照一般情形推想，寺院该是高规格接待，住持亲自陪游，茶僧恭恭敬敬奉献寺院香茶以待嘉宾，且应具茶禅一味的神韵。但并非如此，“含毫歌白雪”、“支颐啜茗花”，饮茶的同时挥毫泼墨、吟诗作赋，俨然大唐文士茶的作派。文士茶风吹进寺院，儒教茶和佛教茶相互融合势在必然。
晚唐茶诗人李洞，字才江，京兆人，诸王孙也。家贫。十分崇拜贾岛，《唐才子传》说他“遂铜写岛像，戴之巾中”、“常持数珠念贾岛佛，一日千遍”。他是长安本土茶诗人，又是皇室宗亲，读他的茶诗对于我们研判大唐寺院茶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题慈恩友人房》诗云：
贾生耽此寺，胜事入诗多。
鹤宿星千树，僧归烧一坡。
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
长久堪栖息，休言忆镜波。
《全唐诗》卷722
这个贾生就是大唐著名诗人贾岛，李洞的好朋友。
贾岛是个半俗半僧的诗人，关于此人最为流行的故事就是“推敲”的典故。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若非有寺院生活的真实体验，贾岛焉能得此佳句! “贾生耽此寺”，“耽”解作沉溺、入迷，长久地停留。《唐才子传》说他“居京三十年，屡试不中连败文场，囊箧空甚，遂为浮屠”。旅居长安数载，囊中羞涩，有僧人的身份在，反正又无处可去，住在寺院衣食无忧，总不至于斯文扫地露宿长安街头，尚且还可写写诗、喝喝茶，虽出于无奈，倒也得其所在，算是明智的选择。贾岛是慈恩寺的常客，住得如此惬意，当然“长久堪栖息”。
贾岛在寺里干嘛?主要是吟诗、煎茶。常说“诗酒人生”，贾岛则是“诗茶人生”。在一个冬日里，李洞与贾岛在慈恩寺里煎茶，“塔棱垂雪水，江色映茶锅”，取塔棱滴下来的雪水，用锅煮雪水煎茶，茶味自然非同一般。 “雪水煎茶”体现的是文士的风雅，贾岛是僧人又是文士，李洞是文士却亲近佛门，二人自然而然地担负起寺院茶和文士茶相互交流的使命。由此也可以看出，慈恩寺的寺院茶风深受雅士茶风的影响。
如果说李洞的《题慈恩友人房》更多表现的是雅士茶风，那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可算得上是地道的禅茶诗，诗云：
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
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
僧真生我静，水淡发茶香。
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
《全唐诗》卷544
一个夏日，诗人去慈恩寺塔下纳凉，古松巨塔，修竹空廊，深山凉意，自然天籁，钟声夕阳，回归自然怀抱，心情十分舒畅。诗人交往的僧人是真正的佛门弟子，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这里的水是真水，味儿淡淡的，淡为至味，淡则真，水为茶之体，茶为水之魂，真水煎名茶，茶之风味全出矣。“僧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 透着几分禅意，道出禅宗茶道真谛，以“淡”为宗，悟其“真如”境界;也体现了佛家茶文化与儒家茶文化的完美结合。
刘得仁能写出这样地道的禅茶诗不是偶然的。刘得仁乃公主之子，长庆年间以诗著称。自开成年间至大中年间历三朝，刘得仁的兄弟们都靠皇国戚的身份担任要职，独他苦学文章，立志走科举致仕之路，然科考不顺，出入科场20年，竟无所成。《唐才子传》卷6云：刘得仁“忧而不因，怨而不怨，哀而不伤。铿锵金玉，难合同流，而不厌于磨淬。端能确守格律，揣治声病，甘心穷苦，不汲汲于富贵。王孙公子中，千载求一人，不可得也。”诗人科举无望，于是寄托于茶，时时饮之，或与同仁，或与僧家;或饮于宫廷，或饮于寺宇。雁塔不题名常去玩玩也是快意于心的。
慈恩寺高僧或许没有写过茶诗，但不饮茶绝无可能，不同文人雅士在一块儿饮茶也绝无可能。在《慈恩寺志》书中为我们留下了慈恩寺僧人与饮茶文士们谜密切交往的记载。
中唐时期——
清上人，与朝臣、饮茶文士权德舆有交往。《全唐诗》收权德舆《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诗一首;
郁公，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深交，《全唐诗》收贾诗《宿慈恩寺郁公房》、《寄慈恩郁上人》、《酬慈恩寺文郁上人》三首;
释霄韵，与诗人、饮茶文士贾岛有交往。《全唐诗》收贾岛《送慈恩寺霄韵法师谒太原李司空》诗一首;
昙禅师，与著名诗人、饮茶文士白居易有交往。《全唐诗》收白居易《赠昙禅师》诗一首;
恭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刘得仁有交往。《全唐诗》收刘得仁《晚步曲江因谒慈恩寺恭上人》诗一首;
起上人，与御史中丞、饮茶文士武元衡有交，武曾赋《慈恩寺起上人院》诗一首;
晚唐时期——
俊上人，与唐大中间监察御史、饮茶文士许浑有交，许曾赋《晚投慈恩寺呈俊上人》诗一首;
默公，与诗人、饮茶文士郑谷有交往。《全唐诗》收郑诗《题慈恩寺默公院》一首;
楚霄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曹松有交往。《全唐诗》录曹诗一首，即《慈恩寺贻楚霄上人》;
觉公上人，与诗人、饮茶文士李洞有交往。《全唐诗》录李诗一首，即《秋日同觉公上人眺慈恩塔六韵》。
史料中提到的文人都有饮茶的嗜好，而且有茶诗存世。
尚无更多的资料诠释慈恩寺饮茶之风的表现和内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慈恩寺因为是法相宗的祖庭而吸引了四海僧人，因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吸引了诸多王公贵族，因其“雁塔题名”而成为文人雅士向往的地方，在长安茶文化的格局中提供了一个佛教茶、宫廷茶、文士茶交流的平台，也就决定了大唐茶道必然带着儒、道、佛三教的文化特征。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丁文)
茶和酒是中国人最常饮用的饮品，纵观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也处处弥漫散发着幽幽酒香与茶香。尤其唐诗和宋词，更是与酒和茶相辅相成、水乳交融，并由此衍生出博大精深的中国诗词文化。
在唐代，诗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酒伴随他们吟咏诗文，抒唱心绪，酒助诗兴，诗传酒情，为后人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乐章。从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等觞咏之作中，我们仿佛能嗅出大唐空前绝后的酒香醇厚。
而在宋代，诗词文学的本质则被茶的芬芳所晕染。黄庭坚的《看花回·茶词》，米芾的《满庭芳·咏茶》，苏轼的《西江月·茶词》……宋代词人在品茗之中感慨人世生活，在笔墨之间挥洒浪漫情怀。茶香入词，使宋人笔下的诗词别具一格。
唐人之于酒，充满激昂慷慨、洒脱奔放的胸襟与浪漫的情怀;宋人之于茶，则冷静适意、委婉含蓄，显示出一种闲散自然的格调。唐宋诗词分别以酒文化与茶文化为底色，一个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一个含蓄深沉、内向收敛，二者的文化脉络截然相反而又丝丝相系，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的差异。
大唐盛世，诗酒风流
唐朝诗人究竟有多爱酒?唐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诗歌艺术最为辉煌鼎盛的一个时代，流传至今的《全唐诗》900卷中，诗歌达四万三千多首，而与酒有关的诗歌就有六千多首，约占15%，这在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饮酒本来是件俗事，但因历代名人尤其是诗人饮酒赋诗，才使酒渐具雅趣。诗使酒化俗为雅，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文化内涵。有了诗的唱和，酒从此不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饮料，饮酒也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现象，一跃成为与作诗齐名的文化活动。饮酒与作诗一样，成了文人的风流韵事，这种转变则起源于魏晋名士。《世说新语》说，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竹林七贤无一不是能饮者，嵇康、阮籍还是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个能酒善诗的大家。
《高逸图》(残卷)，描绘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作者/(唐)孙位，来源/上海博物馆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陶渊明、刘伶、嵇康等人的饮酒赋诗、弹琴抚瑟后，诗酒唱和也自然成为后世诗人展示生活情趣和抒发情感的重要传统。
唐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繁荣发达，社会文化开放自由，这一时期既是中国酒文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中国诗文学最流光溢彩的时期。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唐人旷达乐观、潇洒恢弘的气质，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更加证实了这一点。唐代诗人借鉴前人的诗酒风韵，以其开阔的胸襟、宏大的气魄，极力讴歌“盛唐气象”。
唐代酿酒技术比前代更加先进，酿造业官私兼营，酒政松弛，官府设置了专业的酒类生产部门——良酿署，许多唐代皇帝也亲自参与酿造。唐太宗曾引进高昌国(今属新疆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宫中酿造，做成的酒呈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绿酒”在唐诗中多被提及。较为知名的有白居易《问刘十九》中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皮日休《春夕酒醒》里的“四弦才罢醉蛮奴，酃醁馀香在翠炉”。
唐代不仅民间饮酒，统治者也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特许臣民聚会欢饮。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就是写的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士女们在曲江边的踏青宴。
可以说，这条曲江就是唐代文人饮宴、游赏、赋诗的乐园。科考每出一批新进士，曲江边就会举行一次盛大的游宴。每到此时，全长安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倾城出动，而喝酒吟诗正是曲江游宴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刘沧的“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姚合的“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王涯的“满园深浅色，照在绿波中”，都是描写万人齐集的曲江游宴场景。在这种普天同饮的社会风气的带动下，文人学士更加纵酒酣歌、放荡不羁，曾经魏晋名士的“饮酒啸傲”，演变为唐代文人学士的“长醉高歌”。
《曲江图》(局部)。作者/(唐)李昭道(传)，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唐诗中，我们还能发现一种特别的名称——酒家胡。王绩《题酒店壁》中的“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王维《过崔驸马山池》中的“画楼吹笛妓，金碗酒家胡”都有所描写。所谓酒家胡，是唐代在中原开设酒店的西域胡人，特指为在酒店消费的顾客提供西域歌舞音乐助兴的侍酒胡姬。可以想见，在盛世王朝的大都会中，达官贵胄、富豪阔少以及文人名士纷纷来到胡人酒店中，夜夜开怀畅饮，极尽享乐。如花的胡姬们用各种酒器、酒令、歌舞乐器佐酒，难怪客人们会“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二首》)。
唐代真正做到了诗酒交融，形成了无酒就无诗、有诗必有酒的独特文化，赞美酒的诗歌更是不计其数。似乎只有饮醉后，诗人所思所虑才可进入“醉乡”。在醉乡之中，大唐盛世色彩斑斓——
李贺在他的《将进酒》里有“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的诗句，他劝大家不妨整天醉倒，连魏晋酒鬼刘伶的坟上都无酒可洒。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写了李白、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丞相李适之等八位“酒仙”的形象，最知名的便有那句“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八个盛唐酒人整天醉得东倒西歪，可见唐朝上自王公宰相，下至文人布衣，纵酒狂饮的社会风气。
《太白醉酒图》。作者/(清)苏六朋，来源/上海博物馆
再看与“酒中仙”李白相交游的盛唐几位诗人，也无不醉于诗酒，孟浩然“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李白《赠孟浩然》);王昌龄“醉别江楼橘柚香，江风引雨入舟凉”(王昌龄《送魏二》);高适“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贾至“放歌乘美景，醉舞向东风”(贾至《对酒曲二首》);岑参“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至于杜甫，他不但对李白醉卧长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醉态由衷赞美，自叹不及，还连连发出“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感叹。
初唐诗人王绩的《过酒家五首》，李白的《将进酒》《襄阳歌》《月下独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劝酒》，皮日休的《酒中十咏》，陆龟蒙的《和袭美春夕酒醒》等一系列咏酒诗，大都是诗人酒后之作。
唐代以儒治国，同时尊奉老庄，也不排斥佛教。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张扬进入空前的活跃状态，加上酒政松弛，统治者支持并参与游宴、赐酺，使得唐代的诗酒文化精神带有一种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像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自信，杜甫“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的愤世狂放，白居易“各以诗成癖，俱因酒得仙”的欢畅放达，李贺“少年心事当拏云”的雄心壮志，聂夷中“我愿东海水，尽向杯中流”的豪气洒脱，戴叔伦“且向白云求一醉”的浪漫飘逸，罗隐“酒贳馀杭渌满樽”“人来何处不桃源”的落拓潇洒，无不显示唐人醉酒心态的旷达与大气。
茶香入词，余味隽永
饮茶的普及，从中唐时期开始。到了宋代，整体生活富足，城市的商品经济、货币流通、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宋代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内涵都得到全面提升。这样繁荣的社会经济，自然也刺激了茶叶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宋代饮茶之风比唐朝时期更为兴盛，饮茶之习开始全国盛行。《宋史》记载：“茶为人用，与盐铁均。”茶税收入逐年增加，到了徽宗政和年间，已经超过唐代中期茶税的30倍。饮茶作为宋代文人乃至宋代社会各个阶层的休闲娱乐方式，其饮茶环境和场所的选择促使了宋代茶坊、茶肆的迅猛发展。《东京梦华录》曾记载，宋人好茶，汴京城内的闹市和居民聚集之处，各类茶坊鳞次栉比。
《清明上河图》(局部)右下和对岸两旁有茶坊，屋檐之下，方桌整齐排列，供茶客在席间饮茶闲谈。作者/(北宋)张择端，藏故宫博物院
宋代茶坊、茶肆的兴盛不仅带动了茶的销售，也扩大了茶的消费群体，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市民提供休憩娱乐的场所。茶坊茶肆成为文人墨客相聚言欢、流连往返之所，咏茶词的出现也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
宋代是理学家引领思想潮流的时期，理学强调士人自身的思想修养和内省。要自我修养，时刻保持清醒，茶是再好不过的伴侣。因此不同于唐代诗人以饮酒为乐，宋代文人儒者兴起了一种新的“高雅之事”——填词赋诗、以茶入词。茶词，是宋代文人饮茶、斗茶、咏茶之习的产物，表现宋人的闲逸之趣，既有奢华的宫廷茶文化，又有朴素的市井茶文化，品茗的逍遥贯穿于各阶层日常生活和礼仪之中。宋代文人各领风骚，著名的词人黄庭坚、苏轼、陈师道、秦观等都有茶词问世。
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现象，它能够在文人笔下熠熠生辉，必有其独特的韵味。陆羽《茶经》中说：“茶为之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言之，饮茶者须具备“精行俭德”的品质。看来，茶与人们的内在修养有莫大关系，陆羽将茶与人们的精神品质联系起来，也暗含着他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唐人好饮千杯，宋人则愿对杯茶。茶所具备的香醇有味的特性与悠然宁静的情愫，正好契合了宋代文人雅士追求的超世清雅和精深透妙的时代心理。
宋建阳窑褐釉碗。建阳窑创烧于晚唐、五代，北宋时兴起，这与上层社会饮茶、斗茶的风气紧密相关。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如果说，唐代文人是用浪漫雄豪来书写情怀，那么宋代文人则是鲜明地表现出了高雅精致、心性内敛的时代审美品格。茶词，在宋词中独树一帜，是宋代文人精神风貌和情怀的展现，体现着宋代文人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浪漫情怀。
宋代文人士子几乎在所有能够具化成艺术品佳作的文化样式中，自觉追求这种“雅”的风尚与审美品格。擅长茶事、精于茶艺的文人雅士不在少数，苏轼就是个嗜茶之人。他对茶有着浓厚兴趣，除了那句“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还曾作一首七律诗《汲江煎茶》，描写了烹茶煮茶的过程：“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面对着一盏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苏轼留下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的感叹，可见他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快。而这杯清淡的茶，也展现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处世心态。
宋代与茶文化、茶学、茶道相关的诗词、书法、绘画不胜枚举，例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所作《斗茶歌》，对宋人的斗茶之习进行了生动描写，他说宋人有了茶，“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喝茶能让“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所谓斗茶，就是茶人们将茶饼碾成细末，置于盏中，注入少量沸水用茶筅击拂茶汤，产生泡沫后饮用。茶汤泡沫凝结得越久，则分茶技艺越高，这便是宋词中的“一水试云痕”。斗茶风靡于民间，士大夫们亦热衷于此，斗茶已然成为宋代人们雅致的消遣娱乐形式。
宋徽宗曾亲自注汤击拂，斗茶试茶，并分赐群臣，还写下《大观茶论》，记述宋代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可见宋代茶文化的兴盛发达。
《文会图》(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作者/(北宋)赵佶，来源/裘纪平著《中国茶画》，浙江摄影出版社2014年版
黄庭坚的《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更是阐述了宋代茶汤制作过程的全貌：
其一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
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
其二
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
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枵腹爆乾雷。
其三
乳粥琼糜雾脚回，色香味触映根来。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
除了碾、煎、烹的“制茶三部曲”，黄庭坚一生中创作关于茶的诗作几十余首，茶不仅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时他也以茶传情，以茶悟道，在品艺中品味生活。
从这些宋代诗词中，我们能读出两宋日盛的饮茶之风，文人雅士们延续唐代以来的饮茶传统，将文人饮茶的风尚进一步发展。他们品评泉水优劣，赏鉴茶用器具，举办茶会，摆设茶宴，以茶相赠表达情意，以茶会友以表俭德，以茶入诗词以咏志趣，在茶的“精行俭德”的特质中寻找人格升华的精神需求，将茶文化与诗词文化紧密联系起来。
千百年来，唐宋文人将喜怒哀乐、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与茶中。不过，尽管唐诗多酒、宋词多茶，但并不代表唐人不喜品茶，也不意味着酒在宋代失去了市场。
茶也是唐诗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唐代茶诗往往以简约的环境衬托诗人淡泊的心情，如白居易的《题施山人野居》：“春泥稻秧暖，夜火焙茶香……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贾岛的《郊居即事》：“住此园林久，其如未是家。叶书传野意，檐溜煮胡茶。”与酒引人入醉乡相反，茶能让人清醒平和，因此与茶相关的唐诗也呈现出平实、理智、真切的特点。就连“酒中仙”李白品茶后，都感叹茶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还执笔作了一首《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
正所谓“一曲新词酒一杯”，宋代词人也爱好乘着酒兴挥毫作词，不过相比唐朝诗人喝酒寻欢，宋词里的酒，品起来往往有股苦涩之意。豪放派代表词人苏轼、辛弃疾等就喜喝酒，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无一不是醉中所作。婉约派词人也同样爱用酒来抒发内心愁情，“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便是在酒中释放哀怨情愁。
在文人雅士眼中，琼浆和香茗，如同气若幽兰、绝世独立之美人，锦簇娇艳、姹紫嫣红之繁花，葱翠欲滴、静谧深远之竹林，能够与眼前幽幽清辉之残月、耳畔呼呼劲吹之疾风、船底涓涓流淌之江水等诗词意象相互唱和。于是，他们把高雅的情趣依附于杯盏中，把美好的精神寄托在饮品里，反复吟咏。酒与茶，已深深融入唐诗宋词的灵魂中，相互交融，相得益彰。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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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新昌县天姥系列名茶“天姥红”“天姥云雾”公用品牌LOGO注册成功。这是继“大佛龙井”品牌LOGO注册成功后，“天姥茶”品牌系列的又一次“添丁增口”。
“大佛龙井”“天姥红”“天姥云雾”三大品牌LOGO。
“大佛龙井”“天姥红”“天姥云雾”三大品牌LOGO注册成功，进一步完善了新昌县茶产业品牌建设体系，也标志着新昌茶产业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进程迈上了新台阶。
今天，就跟着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小编一起看看，新昌茶品牌是如何打造的吧!
“三三转化”“一体两翼” 新昌擦亮“茶招牌”
天姥山的雾气滋养了新昌好茶。
新昌县是首批由原农业部命名的“中国名茶之乡”，全县现有生产茶园面积15.3万亩，从业人员18万人，茶叶是新昌农业主导产业和富民产业。近年来，新昌充分依托产业特点与优势，围绕“品质优先、品牌引领、数字赋能、全链提升、价值再造”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三方协同”(政府、社会、企业)、“三茶”统筹(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化赋能”(数字化、标准化、品牌化)的“三三战略”，取得良好成效。2022年，茶产业链总产值近100亿元，带动茶农人均年增收近1万元。
“大佛龙井”“天姥红”“天姥云雾”商标注册证。
近年来，新昌以“茶叶强县”政策为依托，大力推动茶产业健康发展。“大佛龙井”是新昌打造的第一个区域公用品牌，近30年来，“大佛龙井”的品牌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解决了一家一户小茶农零售茶叶的孤弱无力，形成了产茶县域发展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2014年2月14日、2020年8月28日，“天姥红”“天姥云雾”商标先后注册成功，为新昌形成以“大佛龙井”为主导、“天姥红茶”“天姥云雾”为补充的“一体两翼”飞鸟型茶叶产业结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形成了“三茶”统筹发展的良好局面，有效推动茶农致富增收，“新昌模式”由此成为茶界的行业样板。
“大佛龙井”的品牌策略
“大佛龙井”区域公用品牌符号体系主要包括品牌LOGO、品牌字体、品牌口号等三大元素，以及品牌故事、辅助图形、宣传样式、专题视频、副口号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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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龙井”的品牌故事
居深山，心自在。
据考，东晋高僧支遁在剡东(新昌)石城山悟禅修行，久坐神困入梦，弥勒佛点化其往天姥山取嘉木，遂采叶揉炒成品，谓禅茶或曰佛茶，常饮之，神清气爽，修为精进，开创茶禅一味境界，世人称支遁为佛茶之祖，剡东为茶道之源。历经时光，顺应市场，茶叶外观先条后珠再扁，1995年，“大佛龙井”正式定名，杏绿汤，蜜粟香是其特质;居深山，心自在是其魅力;鲜爽甘醇，沁人心脾是其品性。
请饮这杯好茶，祝您万事新昌!
02
“大佛龙井”的品牌定位
“大佛龙井”品牌核心价值。
“西湖龙井是城市里的茶，‘大佛龙井’是山里的茶。”“居深山、心自在”突出了“大佛龙井”的生态优势、地域文化等，体现了一种“弥勒佛佑，茶道传承，欢喜自在;深山无喧，净水清流，生长自在;静心品茶，醇厚甘爽，悠享自在”的茶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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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龙井”的品牌LOGO创意
“大佛龙井”品牌LOGO元素。
新昌有1500多年悠久历史的江南第一大佛，茶道与佛教有若天然的姻缘，“大佛龙井”因此得名。主形象LOGO中融入了佛像、茶叶、水滴、水波纹、“昌”字等元素，主形象似一尊佛像，呼应“大佛”名称，实则每个部分都由茶叶元素构成。佛头为一滴茶水，佛身是一片茶叶，佛座是茶叶入汤水荡起的波纹，佛身与佛座亦是由“昌”字变形而成。整体符号集大佛、龙井、新昌于一体，素雅别致，符合“大佛龙井”品牌调性。
金庸为“大佛龙井”题词。
值得一提的是，“大佛龙井”的字样是金庸先生的亲笔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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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龙井”的品牌口号
“天姥红”的品牌策略
“天姥红”品牌LOGO
“天姥红”品牌LOGO。
品牌LOGO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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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红茶”的品牌故事
“天姥红”品牌LOGO创意。
“天姥红”一盏，古今人不倦。
据考，东晋高僧支遁在剡东(新昌)石城山悟禅修行，久坐神困入梦，弥勒佛点化其往天姥山取嘉木，遂采叶揉炒成品，谓禅茶或曰佛茶，常饮之，神清气爽，修为精进，开创茶禅一味境界，世人称支遁为佛茶之祖，新昌为茶道之源，天姥山为唐诗之路上的文化名山。古代诗人常聚天姥山，品茶吟诗作赋，李白一首《 梦游天姥吟留别 》成为千古绝唱。“天姥红茶”由此得名。“天姥红茶”条索紧秀，色泽乌润，花蜜香显，鲜醇甜爽，橙红明亮。
一杯“天姥红”，洗尽心之倦!
“天姥云雾”的品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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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云雾”的品牌LOGO
“天姥云雾”的品牌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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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云雾”的品牌故事
“天姥云雾”品牌LOGO创意。
执盏天姥茶，行看流水坐看云。
据考，东晋高僧支遁在剡东(新昌)石城山悟禅修行，久坐神困入梦，弥勒佛点化其往天姥山取嘉木，遂采叶揉炒成品，谓禅茶或曰佛茶，常饮之，神清气爽，修为精进，开创茶禅一味境界，世人称支遁为佛茶之祖，剡东为茶道之源，天姥山为唐诗之路上的文化名山。天姥山层峦叠翠、行云流水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卷曲紧秀、形象盘花、嫩香持久、鲜爽回甘、嫩绿明亮的“天姥云雾”茶。
执盏一杯“天姥云雾”茶，展现“行看流水坐看云”的自在心性，使人顿然开悟，万虑皆忘!
出品：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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