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虎贺岁健康年
元旦一过，春节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为重要的节日，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亲朋团圆、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与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春节，总是少不了礼尚往来。而茶，却是高雅的礼物，它不仅仅是表达感情的媒介，更是传递对亲朋好友的健康与幸福的美好祝愿。
虎年春节茶礼，就选越喝越健康的云鼎柑普茶。
茶为国饮，送的是文化
茶为国饮，不管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琴棋书画诗酒茶”，不管是以茶为饮，还是以茶待客、以茶怀乡、以茶益寿……茶早已刻入中国人的骨髓。在所有中国人心底，茶早已不仅仅是简单的饮品，更演变为中国节日文化的特定符号。
以茶传情，新春佳节送云鼎柑普茶，送的是文化与情感的共鸣。
茶寓长寿，送的是祝福
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师敬先生在他岳母88岁大寿时，曾作了这样一副贺寿联:“今朝贺米；指日恭茶”。1983年，冯友兰和金岳霖两位哲学家都是88岁，这两位同庚好友生日都做了“米寿”。冯友兰先生写了一副贺寿联送给金岳霖，联云:“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
茶文化的历史悠久，茶树的寿命亦长久，因此茶也被赋予了长寿的寓意。茶寿，是108岁的一种说法。春节送礼送上满载祝福的茶礼，不仅是一份新意，更是一份心意。
喝茶养生，送的是健康
品牌好茶，送的是品位
中国茶叶种类众多，不仅有6大茶类，还有众多再加工茶，茶叶的品牌更是多如繁星，如何选择也值得考究。
广东省云鼎柑普茶业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倡导全生晒工艺和首家规模推出系列全生晒柑普生茶的专业企业，也是集种植、生产、采购、销售、科研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规模化柑普茶企。产品作为对外文化传播交流活动茶礼赠送6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皇室，被选为上合组织20周年元首峰会茶礼，同时被选为中国-古巴建交60周年系列活动纪念茶礼，已进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全部贵宾休息室，并与全球最大航空公司之一南方航空达成合作，进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几大机场南航头等舱公务舱休息室。
文化礼茶、航空茗茶，送礼送云鼎柑普茶，除了送的是文化、祝福、健康，更送的是体面与品味。
虎年春节，送礼就送云鼎柑普茶！
11月29日，在摩洛哥拉巴特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会议现场，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接受评审。新华社图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在得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的消息之后，记者采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张海岚。她一直致力于茶文化的历史研究和传承创新。
茶文化在我国根植深厚，底蕴悠久，从此次申报涉及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也可见一斑。“此次申遗联动了6个省份、4大茶区，且由全国15个省44个涉茶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是迄今为止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中，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一次。”张海岚说。
与藏医药浴法、侗族大歌、送王船等地方特色显著的人类非遗相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影响范围遍及全球。茶叶是风行世界的饮品。如果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制茶与茶文化无疑可以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源自中国的古老植物饮品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生成又不断发展流变，在世界各地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和文化。
“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60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直接或间接源自中国。”张海岚说，“茶叶之路，亦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
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人类非遗
记者：您之前有关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申遗这件事吗?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原来制茶还不是非遗啊”。茶文化和中国人联系太紧密了，历史也太悠久了。
张海岚：这个申遗的事情我一直在持续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本次申遗也是联动了安徽省、湖北省、江苏省、浙江省、云南省、福建省6个省份，集中于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事实上，这些项目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此次申遗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囊括了前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的相关茶技艺和习俗项目，由全国15个省44个涉茶类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组成，是迄今为止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中，涉及子项目最多的一次。因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和评定不同于国家级的非遗申报，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申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确定而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一般来说都是由国家汇集某一类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项目合成一个大主题进行申报。
记者：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叫“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其中既包括“制茶技艺”也包括“相关习俗”。能介绍下这两者间的关联吗?
张海岚：本次入选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堪称我国历次人类非遗申报项目中的“体量之最”，共涉及15个省(区、市)的44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茶、黄茶、再加工茶等传统制茶技艺和径山茶宴、赶茶场、潮州工夫茶艺等相关习俗。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制茶师根据当地风土，运用杀青、闷黄、渥堆、萎凋、做青、发酵、窨制等核心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共计2000多种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这就是茶的制作技艺。
而相关茶俗指的是在长期对茶的饮用的基础上，各地形成的民间习俗。比如，广西的瑶族油茶习俗，就是居住在南岭走廊山区的瑶族，根据南岭山地潮湿、瘴气重的气候而形成的饮食习惯，瑶族油茶制作又称打油茶，有洗茶、打茶、煮茶、滤茶等工序。打油茶一般用自种自制茶叶。长期传承过程中，在瑶族人民人生礼仪的婚丧嫁娶、婴儿满月、老人过寿等民俗中形成一定茶礼、茶俗、茶规。瑶家有客来时，女性在火塘边打油茶唱山歌。这就是饮茶而产生的习俗。
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的茶园，与张跃华合作的茶农在采摘鲜叶(2022年3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资料图
茶从中国起源，遍及世界
记者：和藏医药等人类非遗相比，中国传统制茶技艺的影响范围要大很多，茶几乎在全世界都是一种重要的饮品。这些世界各地的制茶、饮茶习俗都是来源于中国吗?茶文化的“朋友圈”有多大?
张海岚：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的文明饮料之一，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饮茶风尚遍及全球。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六十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直接或间接源自中国。
中国是茶树的起源地，也是最早进行茶叶人工栽培和制作的国家。茶叶之路，亦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之路。
中国的茶，从宋朝的时候茶叶开始外销，到明朝时茶叶和瓷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外销产品。明朝时期最重要的海港是在泉州一带，福建人把“茶”字读做“dei”，这个读音也就跟着传到欧洲去了，就是法文的“the”和英文的“tea”，我国北方的发音是“cha”，所以从西北陆路传出去的地方称茶为“chai”。你要在波斯语族、突厥语族的国家说“tea”没人懂，但要是说“chai”，他们就明白了;俄罗斯也是读“chai”。这个现象与茶的传播路线是有关系的。
以茶在欧洲的传播为例，欧洲人是在16世纪开始获知茶叶的，但最初向欧洲介绍茶叶的并不是那些初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而是一位名叫拉木学的意大利学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茶叶。拉木学在155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根据一个波斯人的说法，中国出产一种被称为茶的植物，用水烹煮，可治多种疾病。而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则是荷兰人，时间大约在1610年。茶叶引入荷兰后，饮茶随之而起。荷兰是欧洲最早开始出现饮茶之风的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人的著作而开始认识茶叶。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茶在18世纪成为英中贸易的核心商品，长期处于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为贸易商赚来了高额利润，到1867年，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增至131万担，占世界茶叶出口量的90%以上。
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下，红茶在18世纪得到了大发展，英国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红茶为主，下午茶为特色的饮茶习惯。直至今日，红茶已然成为英国的“国饮”，而这一切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积极发展红茶贸易来实现的。
此后，欧洲殖民者又将饮茶习俗传入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英、法殖民地。到19世纪，中国茶叶的传播几乎遍及全球。
再比如日本的茶道，日本原先既无茶树，也无饮茶的习惯。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大批日本使节、僧侣扬帆渡海，前来中国学习文化，并把中国文化带回到日本。在这样的背景下，饮茶的方法和茶树的种子也就传到了日本。
《茶经》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但弘仁茶风仅在上流社会中盛行，而没有扎根到社会底层，所以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
点茶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荣西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此后，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
快节奏时代，中国茶品味“慢生活”
记者：所谓茶与咖啡之争在国内一直存在，“茶”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径吗?
张海岚：这个所谓的争论，应该是在商业扩展上来说吧。茶的普及要比咖啡早，然而茶经济远没有咖啡经济那么发达。茶与咖啡，看起来很普通的两样饮品，但是却与经济、文化、政治等息息相关。今天的茶与咖啡都属于大规模的商业化运作，但是在全球范围内来看，茶文化、茶经济和咖啡文化、咖啡经济相比则略有逊色。这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二战以后，咖啡作为一个产业，迅速崛起，而且咖啡豆的生产和咖啡店的兴起迅速将咖啡卷为一种全球化的贸易，所以无论是生产的标准化还是产品的标准化，咖啡都走在了茶的前端，而且速溶咖啡的出现更加适应了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节奏，茶代表的悠闲的、自适的东方文化逐渐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失去话语权。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越来越多的贴近年轻人的茶饮品牌出现，比如前几年火爆一时的喜茶、奈雪的茶为代表的快消品奶茶，这两年又以体验空间为主的纯茶品牌tea'stone为代表的茶饮店，都可以看到茶在现代都市中的商业突围和尝试。同时，作为一个茶的研究者和爱好者，我们也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所谓的现代性进行着反思，上海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自己品味和个性化装修的中式茶馆，这些茶馆无论是从整体装修格调还是茶品的配置上，都传递着一种中式的、东方的慢生活的情调。
我想，随着后疫情时候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许，这正是一杯中国茶可以重新进入大众生活领域的一个好时机。
围炉煮茶
记者：我知道您一直做茶文化研究、传播方面的工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之后，对传承茶文化有什么帮助?未来我们要如何传承、保护这项非遗?
张海岚：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相知相交、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茶的饮用与分享是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以茶待客、长者为先等与茶相关的礼俗彰显着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人文精神。
在茶文化的带动和促进下，我国茶产业快速发展，茶科技水平稳步提高。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在提供可持续生计、增进性别平等，以及促进乡村振兴、保护陆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2020年12月，我们就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了《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五年保护计划(2021—2025)》，将鼓励传承人按照传统方式授徒传艺，依托中职院校和高等院校培养专门人才，巩固代际传承;举办保护传承培训班，加强能力建设;建立研学基地，编写普及读本，开展相关巡展活动，提高青少年的保护意识。同时，通过加强确认和管理、提升建档水平、开展学术研究、完善保护协作机制、维护实践场所、组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等措施，实施协同保护行动。文化和旅游部和相关地方政府将积极支持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组织实施系列保护措施，做好该遗产项目的传承与实践。
来源：澎湃新闻、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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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茶商将具有消脂解腻，温和养胃的熟茶试销日本，意外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热烈欢迎，然而当中方想要将熟茶在日本做大做强时，却受到了日本茶叶经营者的重重阻扰，中日双方就“霉菌事件”，“功效实证”等方面展开重重博弈，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却不为人知的茶叶史...
“云南普洱茶销日战”专题，我们就来聊聊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云南普洱茶进入日本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云南的普洱茶产量有限，也没有茶叶自营出口权，而主要出口“普洱茶”（注：当时的普洱茶仅指发酵工艺，并不限制地区用料）的是广东省茶司，为满足广大市场需求，广茶司除使用本地绿茶外，也会进口越南北部的部分茶青，一并发酵出口，香港市场则称这种茶为“广东陈茶”。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越关系逐渐紧张，中央不再鼓励收购越南茶叶，转而让云南组织生产更多茶叶，填补香港等外销市场的空缺，同时也将茶叶自主经营权由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省。
1972年6月，为适应新的变化，中国粮油食品茶叶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与云南省贸易公司中国土产进出口公司正式合并，成立“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
云茶司背靠的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名为公司，实则是负责中国土、畜、茶三大类商品统销的国家级巨头，其中土畜类产品的范围更广，业务量也大得多，因此名称中“土产和畜产”都排在前面，而茶叶只是出口额占比很小的一个品类，公司里只设了一个茶叶处，但对于当时的云茶司来说，这次放权，无疑使云南茶业挣脱了20多年的束缚。
此时，由于上面依然把持着最重要的滇红出口，云茶司在进行市场调研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辟新的品类，派下属茶厂的技术人员到广东学习普洱茶洒水发酵技术，进而自主实验，研发出了能够快速发酵，满足香港市场需求的“云南人工发酵普洱茶”，也即后来所称的普洱熟茶。
日本方面，以前云南茶数量少，没有话语权，而广东陈茶虽然也是发酵茶，还打着普洱茶的名号销售，但使用的原料不同，成品的口感和功效都大相径庭，因此日本虽然很早就开始从广东口岸进口发酵茶，但数量很小，销售对象也主要是华裔，真正打开日本发酵茶市场的大门，其实是普洱熟茶，或者说，是云南大叶种晒青茶发酵后形成的特殊药理作用。
1976年左右，普洱熟茶投入生产没两年，就在香港市场引起了一定反响，很多港人都在盛传多喝普洱（熟）茶能消肥减瘦，降血脂血糖，抑制脂肪肝和改善便秘，颇有商业头脑的香港利丰公司林芝铭女士听到这些传闻后，将大袋的散装熟茶进行简单挑拣，并做成名为“美的青春茶”的小包装茶叶后试销日本，开启了这段普洱茶销日史。
出道即巅峰的云南普洱茶
一开始，云南普洱茶还只是在福冈等华人较多的地区销售，很快，商业嗅觉敏锐的日本茶商和进口商就发现了这些茶叶的功效，开始以“中国古代传来的神秘茶叶”为噱头大肆宣传，后来还利用媒体打广告，称”上好的云南普洱茶需要发酵三年以上，短期内产量难以提高，买到就是赚到“，引起了本土市场的广泛注意。
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二战后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国家，而是在机械装备制造、汽车产业和娱乐电子业等工业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在生活富裕的同时，也面临着肥胖、高血脂等富贵病的困扰，因而有着减肥、降血脂等特殊保健功效的普洱熟茶一经引入日本，就迅速引爆了这里的市场。
由于政策环境等原因，当时日商无法直接到云南订货买卖，而是需要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与云茶司签约订单，但依然无法抵挡市场的热情，从1978年开始，每届广交会上的普洱茶定额几乎都被日本商社一抢而空，当年比较出名的日本普洱茶经营公司有丸成商事、神户东荣、横滨日中贸易、新光贸易等，总量上有二十多家，对于刚刚起步的云南普洱熟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不过，负责此事的云茶司却是喜忧参半，喜的当然是市场的盛况，但当时生产能力有限，每年只能供给两三百吨数量的产量，剩下的这些份额，只能拱手让给广东、贵州、四川、湖南等其他省份的茶叶公司。
据日本大藏省（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实权部门，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国税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1980年5月末，中国发酵茶的进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260吨，仅不到半年，就已经超过了1979年的940吨，预计1980年全年进口量将达到2000吨的规模。
这其中，来自云南的普洱熟茶只占很少一部分，其余的都是被冠以“窈窕茶”、“瘦身茶”、“减肥茶”、“蜂腰茶”等名号，实则为小叶种烘青和炒青茶叶渥堆发酵后的过期绿茶产物，品类之间良莠不齐，价格差距悬殊，这就为日本普洱茶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日本本土茶叶发展情况
另一方面，日本的茶叶经营者（以下简称日茶方）也对中国发酵茶大量进口，挤占市场一事虎视眈眈，日本茶向来都是蒸青绿茶的天下，本土每年生产的蒸青绿茶可达十万吨，绝大部分都流入内销市场，整个产业异常团结，还有着伊滕忠株式会社这样有巨大号召力的“武林盟主”。
顺带一提，日本的蒸青茶其实也是从中国学来的，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相传日本僧人最澄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成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大量佛经，也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在了老家滋贺县（时称近江）国台山麓，是日本茶种植史的起点。
而日本公认的茶祖是荣西禅师，公元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荣西禅师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于背振山一代（今福冈县境内），还送予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部分茶籽，使其种植出被称为日本“本茶”的“拇尾茶”。
此外，荣西也从《茶经》和中国种茶、制茶、品茶等知识中吸取精华，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业专著《吃茶养生记》，数百年的影响下，不发酵的绿茶，也就成为了日本茶道中的正统，成为了日茶方不允许其他外国绿茶进入的自留地。
绿茶与发酵茶的不同境遇
此前，中国绿茶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不畅，也是受到了日本茶商的阻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茶方）派出考察小组到日本学习蒸青茶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其中组员刘典秋（后担任福建茶叶进出口公司经理）和吴雪根，还成功在日本茶农经营的蒸青茶初制厂实习制茶技术，归国之后，小组提交的《日本蒸青茶生产加工技术考察报告》，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中茶方决定引进相关产品线，在日本试销蒸青茶。
次年春，7吨福建蒸青绿茶通过货机空运直达日本，抢先上市，一销而空，每吨售价人民币18000元，除去高昂的运费外，每吨还比一般贸易方式多赚6000元，这件事在当年还受到了外贸部的通报表扬，中茶方都铆足了劲，准备在日本市场大干一场。
然而，日茶方很快就开始了制裁，先是中茶方高薪聘请来的日本专家无故出走，造成茶叶品质下滑，后是日本农林省从中作梗，暗中鼓动日本茶农以“被夺走了饭碗”的名义在市场闹事，本土绿茶也打起了价格战，多次造成中茶方绿茶滞销积压。
一开始，中茶方还以为事情可以谈，在1974年——1976年期间多次召开蒸青茶座谈会，分析问题，思考对策，后来在浙江金华蒋堂农场开会时，发现这条线已经亏损巨大，日茶方还是铁板一块，扭转无望下，只好放弃这一市场，并在报告中反思到：
“搞蒸青茶，是在用我们的弱项去碰日本的强项，日本不会搞发酵茶，我们的发酵茶又有优势，今后要将日本市场的重点放在发酵茶上，扩大生产，多宣传介绍推销，这样也避免了和日本蒸青茶的正面冲突。”
而云南普洱熟茶在日本的爆火，正映照了此前中茶方的经验总结，看似固若金汤的日本蒸青茶阵线，在遇到口感迥异，益处多多的发酵茶后，终于败下阵来，而不愿就此罢休的日茶方，在研究过这些中国发酵茶后，认为在渥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微生物是个破局点，于是开始大肆利用媒体攻击“普洱茶中含有大量霉菌，饮之会生病致癌。”
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发酵茶是个新鲜事物，质疑霉菌的社会舆论一出，很多人就此不敢再购买普洱茶，一时间普洱茶市场大乱，销售近乎瘫痪，与中茶方签下大量订单的一众日本经营普洱茶商社（以下简称日本进口商）也纷纷上诉中茶司驻日本代表处，但驻日处里只有福建来的同志，而没有熟悉普洱茶的云茶司同志，根本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于是中茶方的马克谨同志（后担任中茶司副总经理）便提出，可以直接让商家到北京反映。
日方欣然同意，并推举出丸成商事株式会社的洪维成先生，作为日本进口商的代表，同时恳请中茶方派出代表团调查情况，解答普洱茶相关问题，扭转市场乱象，由此，一场对普洱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中日大论辩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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