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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哪买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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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出海:安溪茶的厦门远航之旅

2022年,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频频亮相的安溪茶产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发展要点?回首安溪茶叶出海之路,农业农村局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蔡建明,福州大学讲师、在读博士、文学硕士曾筱霞,福建省国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吴静旋共同完成了《乌龙出海:安溪茶的厦门远航之旅》一文,就此话题展开探讨。

回顾厦门港的腾飞,自然离不开茶、安溪、厦门三者之间的不解之缘。本文试图从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以阐述安溪茶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历程;发掘在厦门港发展历程中,茶叶,特别是安溪茶,如何助力厦门港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另一侧面,诠释安溪茶的世界性意义与厦门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眼中的

“中国茶叶第一输出港”

“大航海时代”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是指15—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列强通过海洋,建构商贸网络、经略殖民地资本扩展时期。欧洲商人开启大航海时代之际,适逢厦门港崛起之时。

明清之际,宋元时期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的淤积与东西方贸易最为繁盛的“走私港”——漳州月港的逐渐衰败,当时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以菲律宾、印尼等地为据点,大力拓展与东方的贸易,他们急需在中国东南沿海寻找进行商贸往来的港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地处九龙江入海口且作为当时最强盛中国海商集团——郑氏集团(领导者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根据地的厦门港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西方冲突与接触最重要的前沿港口之一。

厦门地处福建省东南部,背靠漳州、泉州平原,濒临台湾海峡,面向太平洋,整个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234公里。厦门港港阔水深浪平,少雾少淤,终年不冻,避风条件好,是个条件优越的天然良港,明清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素有“八闽门户”之称。依托福建的茶产业优势,福建则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地和外销基地。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厦门已然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港口。


△来源:厦门档案

明末清初,建立海上霸主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将厦门港作为郑氏集团与东南亚国家海外贸易中心港口之一。郑氏集团采取“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政策,大力发展厦门的对外贸易,厦门港的海外贸易更是空前地发展起来。郑氏集团作为17世纪东亚海域强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是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各国商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而茶叶贸易则是其重要的财政支柱。曾担任郑成功储贤馆谋士的厦门诗人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说明当时安溪茶叶外销之繁荣,每年都有外国茶商到厦门采购茶叶,而茶价则由郑成功设立的牙行全权决定,不容讨价还价。

郑氏集团作为欧洲殖民者眼中,中国海洋力量最强大的代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被同时代欧洲人誉为“十七世纪东亚海上之王”),作为郑氏集团基地的厦门则成为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特别是英荷商人)眼中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这一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曾于1905—1908年间担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塞舌尔·包罗在他所著的《厦门》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厦门与茶的关系:“厦门乃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毫无疑问地,是自荷兰人从厦门得到茶以后,首先将茶介绍到欧洲去”。从包罗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人看来,厦门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英国茶学家威廉·乌克斯在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荷兰人在1610年首次通过与厦门人的贸易将茶叶带至欧洲。自此,茶逐渐风靡欧美,成为继丝绸、瓷器之后的世界性的中国产品。

中国作为茶的国度,世界各国最早饮用的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购买的。从现有资料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早在17世纪初期,外国人早已经知道茶与厦门的关联。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威廉斯编写的《中国商务指南》中记载:“17世纪初,厦门商人在明朝廷禁令森严之下,仍然把茶叶运往西洋各地和印度。1610年,荷兰商人在爪哇万丹首次购到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这些来自西方的海上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印尼、菲律宾等地)邂逅了经营茶叶的厦门商人,并通过贸易将茶叶带回荷兰、英国等地。随着茶叶在欧洲的畅销,这些西方殖民者与冒险家们,来到了中国东南重要的的厦门港。他们或以合法贸易或以非法走私的形式,从厦门购入了大量茶叶,并从厦门人口中学到了关于茶的发音。欧洲各国因厦门而起的茶叶热潮,可以从他们对茶叶的发音中一窥究竟。

国际上,茶叶的发音主要有两大体系:北方官话中的“Tha”和闽南方言语系中的“Te”。第一类,茶叶从我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出去的国家和地区,其发音近似于“Tha”音,如日本“Cha”、蒙古“Chai”、西藏“ja”、伊朗“Cha”、土耳其“Chay”、希腊“Te-ai”、阿拉伯“Chay”、俄罗斯“Chai”、波兰“Chai”、葡萄牙“Cha”等;也有通过广州港出口外销(广州话中的茶也发“Cha”的音)。第二类,茶叶从我国海路传播出去的西欧等各国,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皆用Te;芬兰语Tee,荷兰语、德国语、犹太语皆用Thee,英语Tea。“Tea这个字是从厦门方言Te字而来的”——这位将厦门誉为“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海关税务司官员包罗记载了英语中Tea与厦门方言Te之间的渊源。在他之前,19世纪在厦门传教的美国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一书中这样写道,“Tea这个单词起源于厦门,是从厦门方言‘茶’的读音得来的。……厦门献给英文的两个词,就足以使这个地方流芳百世,其中一个词就是Tea……”

闽南方言茶的发音在欧美国家的传播离不开西方两大海洋霸主对茶叶贸易的苦心经营。最早将茶引入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主要与闽商进行茶叶贸易,最早接受te的读音。接替荷兰成为欧洲霸主的英国,同样将厦门视为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因此英语语系中对茶的发音同样受到厦门话的影响。印欧语系,“乌龙茶”的英语译名“Oolongtea”,工夫茶被译为“Kungfutea”等,也都和厦门方言有很深的渊源。

由此可见,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海上茶叶之路,是以厦门为起点。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两大海洋强国——荷兰与英国都把厦门港视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厦门港(福建日报记者施辰静摄)

荷兰人高度重视与厦门的贸易:公元1622年,荷兰人范米德来厦门考察商业,返回荷兰汇报。第二年,荷兰政府委派彼得范和伦爵士以“贡使”身份,先到厦门,然后从厦门到福州,再从福州到北京,向明朝政府要求在厦门建立贸易机构,没有得到批准。接着又有两个名叫文德柯和礼查的荷兰人结伴前来,多方活动,为荷兰在厦门贸易的目的而努力,仍然得不到结果。直到明永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6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复台政治中心,积极开展海上对台贸易,荷兰人保证按规定纳税,才得到允许在厦门设立商馆。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不止一次的觊觎海峡对岸的厦门港,无奈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于实力强大的郑氏集团手下。

紧随其后的英国人借鉴荷兰殖民者的前车之鉴,主要以在厦门建立办事处为重点,旨在通过经营厦门,进一步拓展茶叶贸易: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办事处,1676年设立商馆,二者皆为公司购买茶叶,而后运往印度马德拉斯集中,再转运到英国。1684年(康熙23年)开放海禁,厦门设立海关。1689年(康熙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购买箱装茶叶98t,直接运回英国,首创茶叶由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先河。1701年(康熙40年)英国抵达厦门运茶的商船多达14艘。4年后,英国商人又在厦门港开创业务,而厦门港也成为时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

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安溪茶

安溪县,古称清溪县,地处东经117°36'——118°17',北纬24°50'——25°26'之间,与厦门接壤,翻过“云顶山”便可来到厦门地界。安溪与厦门地缘相近,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安溪人就有翻山越岭,手提肩挑,到厦门谋生、打工、经商、走亲访友,并以厦门港为起点,飘洋过海货通天下。

作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产茶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朝中后期,安溪的茶叶种植和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明朝成化年间,安溪茶农发明创制了“半发酵”的乌龙茶制作技艺,更是安溪茶产业历史性突破,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成为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清康熙初年,茶叶外销量迅速增加,史料记载:“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

作为安溪特产的茶叶,随着安溪与厦门的商缘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再经由厦门输送到全世界。

解放前,茶叶由安溪送至厦门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茶叶集中于大坪后由人工苦力或驮畜经山路搬运至同安凭借西溪水道到达厦门岛;二是把茶叶集中于华安新墟而后转运至厦门岛;三是通过陆续建成的公路运至厦门。1930年春,同安县城西门至安溪北石全线通车,这是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之后,另有五条主要路线相继建成,有效解决了茶叶运输困难问题。此后,安溪各区茶叶集中于官桥大潞或龙门,然后由汽车运至厦门岛。安溪茶到达厦门之后,再经由厦门港装运出港,运往台湾、日本、南洋、欧美等地。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安溪为原点,以厦门为始发港,路线遍及港澳台、日韩、南洋、欧美等地的海上茶路。

据厦门口岸有关史料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万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该据点最重要的贸易便是与闽南商人的茶叶贸易。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政府特许设立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印度、中国等国家进行贸易,茶同样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要贸易商品。随着茶在欧洲的风靡,厦门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福建一省独占两口(福州、厦门),很大原因是为了福建茶,闽江下游的福州港主要出口闽北地区的茶叶,厦门港则出口闽南一带的乌龙茶。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1800t—3000t,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口岸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t,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

美国人以反抗英国人不公平的茶叶税收政策拉开了建国大业的序幕——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从而燃起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火炬。独立后,美国商人更是迫不及待地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到国际茶叶贸易中,美国商人的商船即直接到中国采购茶叶。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8月28日,美国一艘360t的木制帆船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抵达广州。翌年5月11日,这艘商船从中国广州运载茶叶等回到纽约,获纯利3万多美元。从此,美国成为国际茶叶贸易重要的有生力量,往来于中国的船舶络绎不绝。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以来,厦门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茶叶输出更是一日千里。1869年至1881年是厦门乌龙茶出口的顶峰阶段,主要销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爪哇、暹罗、马尼拉、西贡等地,其中最大的主顾是美国。厦门出口到美国的乌龙茶主要产自安溪等地。1873年,厦门乌龙茶总出口2158t,其中运往美国的达1669t。1874年出口增至2891t,输至美国的有1885t。因此,19世纪被称为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风靡欧美市场300多年的乌龙茶出现颓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厦门口岸输美的乌龙茶只有14.40t。安溪茶最大的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已被后起的台湾茶、日本茶所夺。但安溪茶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是借助广大闽商商业网络以厦门为起点,大力开拓南洋市场,成为畅销东南亚主力“侨销茶”。闽南商人走到哪就把家乡的乌龙茶(特别是安溪的乌龙茶)带到当地。东南亚地区气候炎热,乌龙茶有生津、止渴、清凉、提神等作用,非常适应当地的需求,为当地人民送去了健康与财富。1877年至1878年,厦门每年有1000t以上茶叶运往新加坡、暹罗(泰国)、马尼拉和西贡等海峡殖民地。

除了茶叶贸易之外,安溪人还将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播到移居地,为当地的茶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以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为例,台湾的茶树品种,茶叶种植、采制技术都不少源于福建安溪。自明代开始,安溪人携亲带友,陆续迁往台湾,他们在台湾住地垦荒务农,种粮种茶。成为台湾茶产业先驱。清嘉庆三年(1798年),安溪西坪人王义程在台湾对乌龙茶制作技术加以改进,创制出台湾包种茶并四处传授制作技术;清光绪八年(1882年),安溪茶商王安定和张占魁在台湾设立“建成号”茶厂,用于研究茶叶栽培和制作技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安溪西坪人王水锦、魏静相继入台,在台北七星区南港大坑(今台北市南港区)致力于包种茶制作技术的完善和提升。后来他们俩被台湾当局聘请为讲师,教导茶农种植、制作包种茶,从而使得包种茶的产销量稳步上升。1919年,安溪籍的台湾乡亲张乃妙以台湾“巡回茶师”的身份回到安溪,购买铁观音茶苗数千株,广植于木栅樟湖地区,从此,木栅铁观音风靡整个台湾岛。安溪移民还开拓了台湾的茶叶贸易。安溪移民早期在台湾开设的茶行,包括西坪人王德的“宝记茶行”,王金明的“王瑞茶行”,王庆年、王庆泰的“尧阳茶行”,柯世钦的“正达茶业公司”等。而安溪历史上第一个铁观音茶王——西坪茶商王西,也是在台湾产生的。1916年,王西在家乡制作、由台湾“天鑫茶行”经销的“万寿桃”牌铁观音,在台湾督署举办的茶叶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奖。


△来源:安溪县融媒体中心

安厦茶缘的世界性意义

茶是全球化标志性商品,将中国与西方通过经贸、战争等手段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茶叶在征服全球的过程中,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厦门港,这座因茶而在全球商贸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海港型城市,她的崛起、发展、腾飞的各阶段,都可以看到安溪茶的卓越身影。

作为厦门港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安溪茶这种绿色黄金为厦门港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厦门港是厦门发挥国际门户枢纽作用、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和承担“一带一路”、对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依托。安溪盛产乌龙茶,黑色的茶叶像一只奔腾的乌龙从厦门腾飞,龙翔万里。安溪茶从厦门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安溪茶认识厦门。

对于安溪茶而言,厦门港则是乌龙出海的始发地,虽然安溪茶也有通过福州、广州、上海等地出海,但厦门港因地理优势,始终是安溪茶最重要的外贸出口港。从17世纪开始,安溪茶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厦门港口的兴衰风云变幻。中国茶叶品种数以千计,茶产地也不可胜数,安溪茶为何能在海内外盛名远播,甚至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安溪茶本身的积淀之外,更离不开与厦门的紧密互动。如果没有厦门港这一海丝的重要端口,安溪茶就没有走向世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安溪乌龙茶对外贸易从未间断。特别是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乌龙茶的主销区。茶商在安溪、厦门以及南洋诸属形成联庄经营网络,促成了“安溪产茶—厦门出口—南洋、欧美消费”的流通路径,茶叶成为安溪乡民重要的产业经济支撑。

茶对于安溪和厦门而言,不仅是带来财富的拳头产品,更是世界级名片;对于同样通过厦门港舟行四海的海外游子,乌龙茶更是故乡的味道,亲缘的纽带,是身体上烙印的中华基因的图腾。……通过厦门港驶向全世界的安溪茶,不仅仅为当地送去健康与财富的绿色黄金,她更是中华文化的具象物质载体。通过茶将内陆的安溪与海滨的厦门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中国古代就是山海联动的成功案例。在二十一世纪,作为健康与和平使者的茶叶将为中国收获更多来自世界人民的友谊与财富。作为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急先锋,安溪茶将携手厦门港,在新世纪“一带一路”征程中继续谱写新的业绩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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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出海:安溪茶的厦门远航之旅

2022年,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频频亮相的安溪茶产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发展要点?回首安溪茶叶出海之路,农业农村局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蔡建明,福州大学讲师、在读博士、文学硕士曾筱霞,福建省国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吴静旋共同完成了《乌龙出海:安溪茶的厦门远航之旅》一文,就此话题展开探讨。

回顾厦门港的腾飞,自然离不开茶、安溪、厦门三者之间的不解之缘。本文试图从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以阐述安溪茶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历程;发掘在厦门港发展历程中,茶叶,特别是安溪茶,如何助力厦门港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另一侧面,诠释安溪茶的世界性意义与厦门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眼中的

“茶叶第一输出港”

“大航海时代”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是指15—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列强通过海洋,建构商贸网络、经略殖民地资本扩展时期。欧洲商人开启大航海时代之际,适逢厦门港崛起之时。

明清之际,宋元时期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的淤积与东西方贸易最为繁盛的“走私港”——漳州月港的逐渐衰败,当时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以菲律宾、印尼等地为据点,大力拓展与东方的贸易,他们急需在中国东南沿海寻找进行商贸往来的港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地处九龙江入海口且作为当时最强盛中国海商集团——郑氏集团(领导者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根据地的厦门港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西方冲突与接触最重要的前沿港口之一。

厦门地处福建省东南部,背靠漳州、泉州平原,濒临台湾海峡,面向太平洋,整个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234公里。厦门港港阔水深浪平,少雾少淤,终年不冻,避风条件好,是个条件优越的天然良港,明清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素有“八闽门户”之称。依托福建的茶产业优势,福建则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地和外销基地。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厦门已然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港口。

△来源:厦门档案

明末清初,建立海上霸主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将厦门港作为郑氏集团与东南亚国家海外贸易中心港口之一。郑氏集团采取“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政策,大力发展厦门的对外贸易,厦门港的海外贸易更是空前地发展起来。郑氏集团作为17世纪东亚海域强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是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各国商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而茶叶贸易则是其重要的财政支柱。曾担任郑成功储贤馆谋士的厦门诗人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说明当时安溪茶叶外销之繁荣,每年都有外国茶商到厦门采购茶叶,而茶价则由郑成功设立的牙行全权决定,不容讨价还价。

郑氏集团作为欧洲殖民者眼中,中国海洋力量最强大的代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被同时代欧洲人誉为“十七世纪东亚海上之王”),作为郑氏集团基地的厦门则成为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特别是英荷商人)眼中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这一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曾于1905—1908年间担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塞舌尔·包罗在他所著的《厦门》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厦门与茶的关系:“厦门乃是昔日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毫无疑问地,是自荷兰人从厦门得到茶以后,首先将茶介绍到欧洲去”。从包罗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人看来,厦门是“昔日第一输出茶的港口”。英国茶学家威廉·乌克斯在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荷兰人在1610年首次通过与厦门人的贸易将茶叶带至欧洲。自此,茶逐渐风靡欧美,成为继丝绸、瓷器之后的世界性的中国产品。

中国作为茶的国度,世界各国最早饮用的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购买的。从现有资料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早在17世纪初期,外国人早已经知道茶与厦门的关联。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威廉斯编写的《中国商务指南》中记载:“17世纪初,厦门商人在明朝廷禁令森严之下,仍然把茶叶运往西洋各地和印度。1610年,荷兰商人在爪哇万丹首次购到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这些来自西方的海上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印尼、菲律宾等地)邂逅了经营茶叶的厦门商人,并通过贸易将茶叶带回荷兰、英国等地。随着茶叶在欧洲的畅销,这些西方殖民者与冒险家们,来到了中国东南重要的的厦门港。他们或以合法贸易或以非法走私的形式,从厦门购入了大量茶叶,并从厦门人口中学到了关于茶的发音。欧洲各国因厦门而起的茶叶热潮,可以从他们对茶叶的发音中一窥究竟。

国际上,茶叶的发音主要有两大体系:北方官话中的“Tha”和闽南方言语系中的“Te”。第一类,茶叶从我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出去的国家和地区,其发音近似于“Tha”音,如日本“Cha”、蒙古“Chai”、西藏“ja”、伊朗“Cha”、土耳其“Chay”、希腊“Te-ai”、阿拉伯“Chay”、俄罗斯“Chai”、波兰“Chai”、葡萄牙“Cha”等;也有通过广州港出口外销(广州话中的茶也发“Cha”的音)。第二类,茶叶从我国海路传播出去的西欧等各国,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皆用Te;芬兰语Tee,荷兰语、德国语、犹太语皆用Thee,英语Tea。“Tea这个字是从厦门方言Te字而来的”——这位将厦门誉为“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海关税务司官员包罗记载了英语中Tea与厦门方言Te之间的渊源。在他之前,19世纪在厦门传教的美国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一书中这样写道,“Tea这个单词起源于厦门,是从厦门方言‘茶’的读音得来的。……厦门献给英文的两个词,就足以使这个地方流芳百世,其中一个词就是Tea……”

闽南方言茶的发音在欧美国家的传播离不开西方两大海洋霸主对茶叶贸易的苦心经营。最早将茶引入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主要与闽商进行茶叶贸易,最早接受te的读音。接替荷兰成为欧洲霸主的英国,同样将厦门视为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因此英语语系中对茶的发音同样受到厦门话的影响。印欧语系,“乌龙茶”的英语译名“Oolong tea”,工夫茶被译为“Kungfu tea”等,也都和厦门方言有很深的渊源。

由此可见,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海上茶叶之路,是以厦门为起点。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两大海洋强国——荷兰与英国都把厦门港视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厦门港 (福建日报记者 施辰静 摄)

荷兰人高度重视与厦门的贸易:公元1622年,荷兰人范米德来厦门考察商业,返回荷兰汇报。第二年,荷兰政府委派彼得范和伦爵士以“贡使”身份,先到厦门,然后从厦门到福州,再从福州到北京,向明朝政府要求在厦门建立贸易机构,没有得到批准。接着又有两个名叫文德柯和礼查的荷兰人结伴前来,多方活动,为荷兰在厦门贸易的目的而努力,仍然得不到结果。直到明永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6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复台政治中心,积极开展海上对台贸易,荷兰人保证按规定纳税,才得到允许在厦门设立商馆。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不止一次的觊觎海峡对岸的厦门港,无奈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于实力强大的郑氏集团手下。

紧随其后的英国人借鉴荷兰殖民者的前车之鉴,主要以在厦门建立办事处为重点,旨在通过经营厦门,进一步拓展茶叶贸易: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办事处,1676年设立商馆,二者皆为公司购买茶叶,而后运往印度马德拉斯集中,再转运到英国。1684年(康熙23年)开放海禁,厦门设立海关。1689年(康熙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购买箱装茶叶98t,直接运回英国,首创茶叶由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先河。1701年(康熙40年)英国抵达厦门运茶的商船多达14艘。4年后,英国商人又在厦门港开创业务,而厦门港也成为时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

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安溪茶

安溪县,古称清溪县,地处东经117°36'——118°17',北纬24°50'——25°26'之间,与厦门接壤,翻过“云顶山”便可来到厦门地界。安溪与厦门地缘相近,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安溪人就有翻山越岭,手提肩挑,到厦门谋生、打工、经商、走亲访友,并以厦门港为起点,飘洋过海货通天下。

作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产茶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朝中后期,安溪的茶叶种植和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明朝成化年间,安溪茶农发明创制了“半发酵”的乌龙茶制作技艺,更是安溪茶产业历史性突破,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成为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清康熙初年,茶叶外销量迅速增加,史料记载:“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

作为安溪特产的茶叶,随着安溪与厦门的商缘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再经由厦门输送到全世界。

解放前,茶叶由安溪送至厦门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茶叶集中于大坪后由人工苦力或驮畜经山路搬运至同安凭借西溪水道到达厦门岛;二是把茶叶集中于华安新墟而后转运至厦门岛;三是通过陆续建成的公路运至厦门。1930年春,同安县城西门至安溪北石全线通车,这是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之后,另有五条主要路线相继建成,有效解决了茶叶运输困难问题。此后,安溪各区茶叶集中于官桥大潞或龙门,然后由汽车运至厦门岛。安溪茶到达厦门之后,再经由厦门港装运出港,运往台湾、日本、南洋、欧美等地。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安溪为原点,以厦门为始发港,路线遍及港澳台、日韩、南洋、欧美等地的海上茶路。

据厦门口岸有关史料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万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该据点最重要的贸易便是与闽南商人的茶叶贸易。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政府特许设立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印度、中国等国家进行贸易,茶同样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要贸易商品。随着茶在欧洲的风靡,厦门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福建一省独占两口(福州、厦门),很大原因是为了福建茶,闽江下游的福州港主要出口闽北地区的茶叶,厦门港则出口闽南一带的乌龙茶。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1800t—3000t,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口岸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t,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

美国人以反抗英国人不公平的茶叶税收政策拉开了建国大业的序幕——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从而燃起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火炬。独立后,美国商人更是迫不及待地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到国际茶叶贸易中,美国商人的商船即直接到中国采购茶叶。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8月28日,美国一艘360t的木制帆船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抵达广州。翌年5月11日,这艘商船从中国广州运载茶叶等回到纽约,获纯利3万多美元。从此,美国成为国际茶叶贸易重要的有生力量,往来于中国的船舶络绎不绝。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以来,厦门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茶叶输出更是一日千里。1869年至1881年是厦门乌龙茶出口的顶峰阶段,主要销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爪哇、暹罗、马尼拉、西贡等地,其中最大的主顾是美国。厦门出口到美国的乌龙茶主要产自安溪等地。1873年,厦门乌龙茶总出口2158t,其中运往美国的达1669t。1874年出口增至2891t,输至美国的有1885t。因此,19世纪被称为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风靡欧美市场300多年的乌龙茶出现颓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厦门口岸输美的乌龙茶只有14.40t。安溪茶最大的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已被后起的台湾茶、日本茶所夺。但安溪茶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是借助广大闽商商业网络以厦门为起点,大力开拓南洋市场,成为畅销东南亚主力“侨销茶”。闽南商人走到哪就把家乡的乌龙茶(特别是安溪的乌龙茶)带到当地。东南亚地区气候炎热,乌龙茶有生津、止渴、清凉、提神等作用,非常适应当地的需求,为当地人民送去了健康与财富。1877年至1878年,厦门每年有1000t以上茶叶运往新加坡、暹罗(泰国)、马尼拉和西贡等海峡殖民地。

除了茶叶贸易之外,安溪人还将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播到移居地,为当地的茶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以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为例,台湾的茶树品种,茶叶种植、采制技术都不少源于福建安溪。自明代开始,安溪人携亲带友,陆续迁往台湾,他们在台湾住地垦荒务农,种粮种茶。成为台湾茶产业先驱。清嘉庆三年(1798年),安溪西坪人王义程在台湾对乌龙茶制作技术加以改进,创制出台湾包种茶并四处传授制作技术;清光绪八年(1882年),安溪茶商王安定和张占魁在台湾设立“建成号”茶厂,用于研究茶叶栽培和制作技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安溪西坪人王水锦、魏静相继入台,在台北七星区南港大坑(今台北市南港区)致力于包种茶制作技术的完善和提升。后来他们俩被台湾当局聘请为讲师,教导茶农种植、制作包种茶,从而使得包种茶的产销量稳步上升。1919年,安溪籍的台湾乡亲张乃妙以台湾“巡回茶师”的身份回到安溪,购买铁观音茶苗数千株,广植于木栅樟湖地区,从此,木栅铁观音风靡整个台湾岛。安溪移民还开拓了台湾的茶叶贸易。安溪移民早期在台湾开设的茶行,包括西坪人王德的“宝记茶行”,王金明的“王瑞茶行”,王庆年、王庆泰的“尧阳茶行”,柯世钦的“正达茶业公司”等。而安溪历史上第一个铁观音茶王——西坪茶商王西,也是在台湾产生的。1916年,王西在家乡制作、由台湾“天鑫茶行”经销的“万寿桃”牌铁观音,在台湾督署举办的茶叶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奖。

安厦茶缘的世界性意义

茶是全球化标志性商品,将中国与西方通过经贸、战争等手段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茶叶在征服全球的过程中,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厦门港,这座因茶而在全球商贸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海港型城市,她的崛起、发展、腾飞的各阶段,都可以看到安溪茶的卓越身影。

作为厦门港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安溪茶这种绿色黄金为厦门港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厦门港是厦门发挥国际门户枢纽作用、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和承担“一带一路”、对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依托。安溪盛产乌龙茶,黑色的茶叶像一只奔腾的乌龙从厦门腾飞,龙翔万里。安溪茶从厦门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安溪茶认识厦门。

对于安溪茶而言,厦门港则是乌龙出海的始发地,虽然安溪茶也有通过福州、广州、上海等地出海,但厦门港因地理优势,始终是安溪茶最重要的外贸出口港。从17世纪开始,安溪茶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厦门港口的兴衰风云变幻。中国茶叶品种数以千计,茶产地也不可胜数,安溪茶为何能在海内外盛名远播,甚至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安溪茶本身的积淀之外,更离不开与厦门的紧密互动。如果没有厦门港这一海丝的重要端口,安溪茶就没有走向世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安溪乌龙茶对外贸易从未间断。特别是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乌龙茶的主销区。茶商在安溪、厦门以及南洋诸属形成联庄经营网络,促成了“安溪产茶—厦门出口—南洋、欧美消费”的流通路径,茶叶成为安溪乡民重要的产业经济支撑。

茶对于安溪和厦门而言,不仅是带来财富的拳头产品,更是世界级名片;对于同样通过厦门港舟行四海的海外游子,乌龙茶更是故乡的味道,亲缘的纽带,是身体上烙印的中华基因的图腾。……通过厦门港驶向全世界的安溪茶,不仅仅为当地送去健康与财富的绿色黄金,她更是中华文化的具象物质载体。通过茶将内陆的安溪与海滨的厦门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中国古代就是山海联动的成功案例。在二十一世纪,作为健康与和平使者的茶叶将为中国收获更多来自世界人民的友谊与财富。作为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急先锋,安溪茶将携手厦门港,在新世纪“一带一路”征程中继续谱写新的业绩和辉煌。

来源: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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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白茶大涨价时代的开始

“茶叶两头尖,三年两头要发癫。”这句清朝时期茶叶出口鼎盛时期流传在安徽休宁松萝茶产区的一句民谚,放到现在还依旧好用。

记得2018年时有人曾说:不是今年白茶价格偏高,而是最近这三年都很高.......

转眼又过了三年,再回头看,白茶价格已经一年比一年高,而且高的离谱,就拿银针茶青成本来说,前些年基本还是每年15%左右递增,今年增幅到了20%—30%,最高竟达到了40%。如去年银针茶青最高达到了160元一斤,今年最高甚至到了220元一斤。

这十年间中国茶产业的第一主角无疑是普洱茶,无论是茶博会、还是小茶会、还是坊间茶话题,无论是正面事件、反面事件、还是年度事件,都离不开普洱茶的身影。以至于云南版纳、临沧普洱茶产区成了茶界的延安,成了各路茶人每年必到的朝圣地。

而今,人们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白茶.......

人们厌恶茶叶炒作,人们诅咒市场崩盘,但很多时候总是事与愿违。

2021年,很显然,不管你愿不愿意,白茶大涨价的时代已经到来。

本文从八个方面来分析白茶涨价的原因,也许有理,也许胡扯,看官自己斟酌。

一、资源的稀缺性

相对于普洱茶的体量,白茶还是小的可怜。

明面上白茶无非福鼎和政和两个产地,而以产品细分、制作工艺、知名度等因素来讲可以撑起白茶这面大旗的却只有福鼎一个,好比岩茶产区中的武夷山和建瓯之分。

据2020年最新官方统计数据:“福鼎市茶园可采摘面积约30万亩,实现茶叶总产量3.24万吨,其中白茶产量2.53万吨;而政和官方2020年茶园面积11万亩,茶叶产量1.6万吨,其中白茶8700吨。两地白茶总产量3.4万吨,考虑到官方数据的水分(官方数据基本可以打折扣),加上周边市县的贡献,总量应该在3.5万吨左右。这个数量的确不大,要知道2020年浙江松阳浙南茶叶城当年的茶叶成交量就有8.09万吨。

如果按全国3.5亿人(保守数据,官方更大)喝茶群体中的1/10茶客喝白茶,即3500万人分3.5万吨白茶,每人只可得2斤。

这里的数字只是毛估,有可能喝白茶群体不到这个数级,或有人只喝了几两,有人藏了几十斤。当然很多省份都在生产白茶,就浙江省就有14个产茶县在试制白茶,而湖北白茶产量为2000多吨,贵州白茶产量更是达到了5000多吨。所以,除了福建,全国其他产区白茶总量应该也在万吨以上。

按现在的趋势,接近5万吨的产量放在当下的白茶消费者群体中还是不大,还成不了饱和状态。

二、茶品的属性

对于那些讨厌熟普、六堡的霉味(仓味),喝生普、绿茶胃难受,红茶又喝厌了的“茶精”们来说,白茶无疑是个大救星。要香气有香气、要甜度有甜度,而且滋味醇和、老少皆宜,多放几年还更好喝,还能增值。

这样的“好茶”哪里去找?

也正是白茶的这个属性,让它这几年迅速流行开来,流行的速度不亚于“病毒”裂变,就凭加起来不过40来万亩(还不如安溪的60万亩)两个核心产地哪里够市场消费,稍微一稀释就没了。

三、消费的增大

十年前我看人家喝寿眉时,心里暗骂一句(傻逼,这种粗老叶子还当宝贝一样泡了又煮)。

现在自己都收藏了一些寿眉动不动拿出来泡了又煮(自己喜欢的就不是傻逼)。

无论是广州还是哈尔滨,无论是厦门还是兰州,只要有茶叶市场的地方都有白茶;只要有茶叶店的地方就有白茶。

早些年茶叶界有好多圈,岩茶圈、普洱圈都是忠贞不渝的圈,老子就喝这个别的不入法眼。这几年白茶一火这些自负的“老子”们也甘愿当起“孙子”,喝上几泡珍藏的岩茶、普洱后再来一泡老白茶调剂一下,仿佛不调剂一下口味就赶不上潮流。

搞的绿茶老大哥西湖龙井和洞庭碧螺春很是情何以堪,茶客们对于几位老大哥只是春天应季尝尝鲜,而对于白茶的感情却是“四季如春”。

四、文化的加持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一件新闻、一个新事物一夜之间会被全社会所知道。科技让人类的文化传播变得如此轻松。

白茶的“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银针、牡丹、贡眉、寿眉、老白茶怎么分?.......选福鼎的银针还是政和的牡丹?......磻溪的茶好还是管阳的茶好?北方仓储好还是南方仓储好?白茶是如何做旧的?白茶会增值吗.......

10年前对于我们还完全陌生的茶品,这些年通过百度、公众号、知乎、头条等互联网平台随时可以学到,学到上百年或数百年前早已存在的知识、常识,学到我们感兴趣的一切东西。

如果没有互联网的出现、如果没有智能科技的应用,白茶的发展不会如此之快。

五、官方的暗示导向

如果茶商、茶企是战场上的士兵和将军,那么茶协应该是后方的军师和参谋(只是可惜我们的茶协99%都是尸位素餐的角色)。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两张表的时候,我想天下竟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茶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讳哄抬茶价。直到两年后再去看市场行情,才发现他们暗藏的高明之处。

解读表意,有三种声音。

福鼎茶协:我发的是市场参考价,并没有要求市场必须执行;我是发给茶企、茶商看的,你们消费者一定要当真那是你们的事哦。(内容有理、有节,合规、合法)

福鼎茶企、茶商:大家赶紧转起来,让天下人都知道福鼎白茶要涨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把盘子做大了大家才有肉吃)

消费者:看来福鼎白茶真的要涨了,连官方都发指导价了,赶紧买吧。(还是我的那句“名言”,天下茶客不懂茶者十有八九,茶叶消费从来都是从众心理)

福鼎茶协和福鼎茶企、茶商的双簧是唱的很成功的,广大消费者也很支持他们的表演。

当目的达到后,福鼎茶协当机立断取消后面一年一度的市场指导价,点到为止,过了会被千夫所指的,反正白茶涨价已经刹不住车了。

但从此以后,福鼎茶协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变得很高,放眼全国上千个茶叶协会,天下无二、一骑绝尘。

六、人工成本的上涨

当下不管是茶学专家、教授、学者、大师、院士们,都基本上沉浸在茶叶种植、茶叶评审、茶文化、茶叶制作、茶叶微生物等领域,只唱赞歌,不话危机。

茶叶种植面积早已供大于求、机械呆板的茶叶评审相当鸡肋、陈词滥调的茶文化已经变成院子里的垃圾、茶叶制作早已进入智能科技革命时代、微生物应用依旧纸上谈兵。原谅我在此篇文章中发了这段然并卵的牢骚,权威反正在你们的屁股底下,不用理我。

我认为未来中国茶产业的发展危机在于两点,一是产业供需关系的改革,供需关系不改革,再好的营销手段都是狗屁。

二是日益紧张的源头劳动力,特别是采摘劳动力。一个三岁小孩都懂得道理,茶叶如果采不下来,再好的制茶设备有何用?再好的制茶师有何用?再好的茶文化有何用?再好的营销手段有何用?再好的茶叶深加工利用有何用?

本节严重跑题,最后说句人话,福鼎缺采茶工,政和缺采茶工,福建缺采茶工,全国缺采茶工,采茶工的成本占到了原料成本的一半,要命的是有钱还请不到采茶工。

七、资本的进入

日本江户时代中期,有一位叫作石田梅岩的思想家曾说过:获利本为商贾之道,商人买卖之所得利,与武士之俸禄同。

任何商业行为都是逐利的,只有不断获利才有经济的长足发展,才有经济循环的动力。这些年股市、楼市行情都不好,有钱人的资本不会在家睡觉,就得找机会赚取更多的利润,如果没有机会就创造机会。

如果是正常的供需关系,白茶价格绝不会涨到这么高,也绝不会有天价普洱和岩茶的出现。

而将茶叶这种原始且再生能力极强的农产品上升到赋有金融属性的商品那就另当别论了。商人有好坏,资本分良劣。当下白茶涨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有些人用资本的力量囤货居奇,来达到最大的逐利,而最终会把这些私利、私欲转嫁到社会(群体)和大众(消费者)身上。

八、通货膨胀的加剧

我父亲跟我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猪肉七毛钱一斤,但还是吃不起,现在二十多块一斤天天吃,都不想吃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子只要五万块钱,现在买个地下停车位都不够。猪肉还是那块猪肉,房子还是那套房子,都没变,但购买它的成本翻了几十翻。

也就是说你十年前买的两百一斤的茶叶跟现在花一千买的茶叶是一样价值的,十年前的两百能买到的东西现在则需要一千才能买到。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具体体现,我不懂经济学,什么央行放水、降低准备金率、几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我不用去研究、也不想去深挖。只知道国家强盛了、大家生活水平好了,购买力加大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反正以后东西会越来越贵,白茶也会越来越贵。

后记:我想,未来八年、十年不敢说,但三年、五年内,白茶依旧会是肉眼可见的涨涨涨。也许到2026年(不用骂我,只是妄言啊),白毫银针的茶青价格可能会涨到500元一斤左右。实业难干、金融好玩,谁都想赚快钱,但长久以后,宏观外因加实际内因(具体参考我的另一篇文章《2021 ,普洱茶崩盘时代的到来》),这堆泡沫终究会破,一地鸡毛的那天终会来临,这符合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历史规律。

你要问我那天会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我只想告诫你,你眼前的只是一堆年年都在生长的普通树叶而已,千万不要迷信。

——书卷弯刀,独立茶人,不止于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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