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的茶叶哪种好

01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三坑两涧”最早见于记载是，张天福老师1989年主编的《福建乌龙茶》。其书中明确记载：“武夷正岩茶，产于武夷山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梧（悟）源涧等地（号称三坑二涧）”。

但是，“三坑两涧”作为武夷岩茶正岩的核心产区这个概念总结，显然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提出的，而且还只是在这本书对岩茶分类的备注中给予补充说明。

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坑两涧”是姚月明老师归纳出来的，只是没有在他的作品中记载。

其实我在《姚月明论文集》中的《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一章中找到了姚老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

“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两涧”发展。（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两涧：流香、悟源。）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48%，两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他占12%，洲茶仅占8%。”

对于姚月明老师的关于三坑两涧的这段记载，除了他的论文集，还曾经在两个地方姚老有过记述。一个就是1991年由武夷山市政协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还有一个就是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些资料中最早的就是1985年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这本书，也就说姚老对于“三坑两涧”的记载是在1985年之前。

图1：《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记载“三坑二涧”

但是，这个时间依然很晚。

我们再往前寻找，发现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面都找不到关于“三坑两涧”的记载。直到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期刊，在第6期林瑞勋的一篇《福建茶产概述》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

林瑞勋此文在介绍福建各种茶类中，介绍“闽北青茶”提到了“三坑二涧”。原文是：

“武夷岩茶久负盛名，产于崇安的武夷山，其茶有岩茶，洲茶之分，靠山为岩，沼（沿）溪为洲，洲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的茶叶品质绝顶，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中，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种……”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里不仅提到了“三坑二涧”，还提出了“八大名岩”。

林瑞勋会不会是“三坑两涧”的首个提出者呢？

不是。因为我之前在看复旦农学院茶叶系的史料的时候就有关注过林瑞勋这个人，他是1950年由复旦茶叶专修科毕业分配到福州商检局负责茶叶的检验工作。可以想象，一个刚毕业被分配到福州工作岗位的学生一下子就提出“三坑两涧”这个武夷岩茶核心山场的高度概括的概念是不可能的。而且林瑞勋分配地是福州商检局，不是在崇安（武夷山）。

顺便说下，姚月明也是复旦农学院茶业专修科毕业（毕业的时候复旦的茶叶专修科已经院校调整到了安徽农业大学），姚老是1953年毕业，1951年才入的学，算起来林瑞勋是姚老的学长了。按时间推算，林瑞勋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姚老才刚刚上大学。

1951年，福建解放伊始，崇安的茶业生产还没有开始完全恢复。“三坑两涧”这种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总结和概括应该是在一个武夷茶产业高度繁荣的时间段，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

而我们知道，武夷岩茶在民国的早期曾经兴盛过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当时的名枞在慧苑坑就有八百多种，可见当时岩茶之繁盛。

图2：林瑞勋1951年《福建茶产概述》

所以，我们只能从民国的一些资料当中再去寻找信息。

在1944年由廖存仁发表在《茶叶研究》期刊第4.5.6期中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我们找到了对应。他在文章中介绍闽北青茶的一章节中特地描述了武夷岩茶的生长环境，其文如下：

“其茶有岩茶和洲茶之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第岩茶反不甚细，又有山南山北之分，山北为佳，山南又次之，而尤以产于慧苑，倒水，牛栏三坑，流香，悟源二涧者更为绝品，故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其茶由水仙、乌龙、奇兰……”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林瑞勋1951年发表在《中国茶讯》中关于“三坑二涧”的这段描述，基本上是和廖存仁先生的这段文字一致的，就连廖文中“沿溪为洲”因为排版原因，错把“沿”误写成“沼”都错得一模一样。说明廖文是原版出处，值得我们认真去剖析的。

廖存仁是闽北浦城县人，当时受雇于中茶公司，在技术处担任茶师，民国三十年（1941年）被派至崇安（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并协助当时的茶叶研究所的试验研究工作，在1944年春南平到建瓯的出差途中遇难。所以这篇文章是他的一篇遗稿，在这点，《茶叶研究》当期的卷头语有详细说明。

廖存仁在崇安工作的这段时期里，对武夷茶叶的记载颇多，并在当时东南茶叶改良总厂的刊物《万川通讯》和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的刊物《茶叶研究》中都有发表过不少文章。从文章的内容和专业度上，可以看出廖存仁对于武夷岩茶是比较了解的。

在1943年廖存仁还出版过《武夷岩茶》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被作为当时吴觉农先生领导的茶叶研究所出版的刊物的第三号丛刊。遗憾的是《武夷岩茶》一文并没有对“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有做记载，只提到了“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佳，洲次之”。说明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记载是廖存仁后期才补充的。

我们再分析下廖文，前半部分整体描述和董天工的《武夷山志》中对于武夷茶的记载口吻是一致的，基本是沿用董文。结合廖存仁先生的经历在武夷山时间并不是很长，他也并非茶农或贩茶茶商，当年他是受雇于中茶被委派到武夷山调查武夷岩茶，1943年出版的《武夷岩茶》一调查报告应该就是这次行程的研究成果，所以廖存仁对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理解应该是调查所得，而并非其提出和概括。

图3：廖存仁1944年《闽茶种类及特征》

同时，我们再看同样在这个时期由林其瑞先生发表在1943年的《茶叶研究》期刊中的一篇文章。

文章名字叫《闽浙皖三省各种内销茶之制造及其特征》。这篇文章是吕增耕，林其瑞，尹在继三人合力完成，一人写一个地区，其中闽省之内销茶部分由林其瑞完成。在文章的青茶部分林其瑞提到了“三坑二涧”整体描述的口吻和廖存仁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其文如下：

“崇安武夷山所产茶叶，谓之武夷岩茶……成茶品质香味特佳，其产于三坑（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二涧（悟源涧、流香涧）者，更称绝品。武夷山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所产之茶，称正岩茶；在武夷山范围以外如黄柏大安小浆等地所产者，曰半岩茶。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在这篇文字中，林其瑞不但写到了“三坑二涧”，还把武夷岩茶的正岩和半岩，大岩和小岩做了描述。当然还是不够详尽具体。考证林其瑞先生的经历，他是民国时期在福州茶训班毕业，这个时期在闽北茶区工作，他的这篇文章和廖存仁的文章一样都应该是属于调查所得。

图4：林其瑞1943年《茶叶研究》

那在更早的资料中，三坑二涧是否有过记载呢？

1941年5月当时的福建省政府统计处出版的《福建之茶》中也找到了记录，该书是属于调查统计丛书类，主编是唐永基，魏德端。其中在介绍青茶的一章中描述道：

“岩茶产于武夷山，武夷山周围几百二十余里，以环境优良，制茶品质特佳，尤以产于三坑、二涧、二祠者更为绝品。武夷之中心茶岩，大者如天心、慧苑、竹窠、兰谷、霞宾等称曰正岩，与其相对而称者曰偏岩，产茶品质较差，此外产于武夷半山以上者曰半岩，正岩又有大岩和小岩之别……。”

图5：1941《福建之茶》关于“三坑二涧”记载

在这里，“三坑”是哪三坑，“二涧”是哪二涧，作者并没有说明。还有其中提出的“二祠”，是之前其他人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的。那究竟是哪“二祠”呢？我们先来探讨下。

翻遍武夷山史料和“祠”相关的山场目前仅有两处，一个是“文公祠”，还有一个是“纯阳祠”。“文公祠”在林馥泉和张天福的报告统计中，“文公祠”（即五曲）都有列入。民国三十五年的所有者是朱缉齐，当时一年产茶量是850斤，应该是当时的一个重要山场。而“纯阳祠”虽历史也有产茶记载，但是算不算“二祠”之一，这里不好下结论。况且，“文公祠”和“纯阳祠”都已经脱离我们熟悉三坑二涧的核心范围。

图6：民国时期岩厂产量图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段话和林其瑞的那段文字惊人相似，按时间先后来看，林文应该是有研习《福建之茶》。当然，对于三坑二涧是哪个坑涧，相比较《福建之茶》的记载，林其瑞在文中三坑二涧特地括号加以说明，并删除了“二祠”，而且对于半岩的描述，内容上也稍加了文字加以补充，也就描写的更加完整。

对于《福建之茶》这本书，作者在序言部分写到“二十四年春由魏德端编成福州茶业概况，翌年唐永基更补充全省材料编为福建之茶”，也就是说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左右。

那么关于“三坑二涧”的记载，我们综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这本材料是目前最早的。

当然，《福建之茶》只是一本调查丛书，其中内容作者在序言中有言“编者分赴各地，广收资料，足成此书”，说明该书对于“三坑二涧”也是调查所得，并非提出。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由谁提出的呢？

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份茶叶资料是我们绕不过去必须研究和讨论的。

首先一份是张天福先生1941年编写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

《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是一份报告总结，1941年9月正式出版，厚厚的一册，书名由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陈仪题写。该书是张天福先生对1939年到1940年一年多来在武夷山兴办的示范茶厂的一份完备的工作汇报和总结。

张天福先生办事能力强，有条不紊，思路清晰，在此之前的《三年来的福安茶业的改良》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张天福先生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所以《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非常完整的记录了武夷岩茶品种，产地，工艺。其中在《崇安之茶业》一章，记录了：

“正岩，亦称大岩茶，指武夷山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范围内所产者，如竹窠、慧苑、天井、苑香、霞宾……”。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手上参照的是复印资料，剩下原书文字已经漫漶不清晰。但这里所提出的正岩茶产地和林馥泉先生的是一致的（林文我们下面分析），即都是产自三大坑或者说三条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

另外，在此章节中还写到“山中茶岩之最著者，有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在这里也提到了“八大岩”，而之后的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八大名岩”，说明“八大名岩”的说法在此之前就有而且还很普遍。可惜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我们现在只听过三坑二涧，而不知有八大岩。

但是，《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所提出的“八大岩”和廖文中的“八大名岩”对比下有三处是有出入的，这个我们在下文中再另外重点分析下。

有点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中提到武夷产茶区域，多处有提到，但是描述的版本有点纷乱，同时有不同说法。由此可见，这些资料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张天福很有可能在这份报告中是汇编了很多人的资料，或者本身这份报告就是出自多人之手。

另外还有一份最重要的资料就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调查报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

这份资料是所有研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程的人绝对不可以绕过的一本资料，该书是在民国时期对武夷岩茶的研究集大成者和一部最完备的资料。

林馥泉先生在福建示范茶厂时任武夷制茶所主任，同事也是该厂技师（在该厂技术级别里面算比较高的职位，下面还有设有技术员和技术助理员），办公场所在桂林岩，所以他对武夷岩茶整体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也有幸于林馥泉先生当年的整理，而让我们更够详细的清楚武夷岩茶在这个时期乃至于之前的整个栽培、制作、山场、历史和商贸往来。

林馥泉书中在武夷茶园分布情形一段中，很详细的提到武夷岩茶的核心产区，由于该段文字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原文全段摘录如下：

“武夷重要之产茶地多在山坑岩壑之间，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所产之茶称为大岩茶。为品茶家所重视，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岭脚岩，幔陀上下厂，霞宾上下厂，水濂洞内中外三厂，慧苑岩东西厂，竹窠岩、景云岩、三仰峰等，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牛栏坑，坑宽而短，兰谷岩、宝国岩等属之。大坑口主要岩厂有神通岩、宝珠岩、天心岩之九龙窠等，其他岩厂垦辟茶园在此三坑亦属不少，惟茶厂厂址不在此三坑，故未列入。

此外岩厂分布于九曲溪者，计有庆云岩、御茶园、文公祠、天游、桃源洞、品石岩、鼓子岩、白云岩等。分布在三涧坑者有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产称为中岩茶，除此而外沿黄柏溪及崇溪属武夷范围内，如会仙、蜂窠、双凤等厂茶园尚不少，利用山脚溪边砂洲种植之洲茶，惟素不被重视。

目前除三大坑而外大半荒芜。属于山岭或平坡土质稍逊或地域较偏远者几全荒弃。兹就三十年各岩产茶量为根据以估茶山分布情形如下:属三大坑者占48%，三涧坑占18%，九曲溪占14%,其他岩山占12%，洲茶占8%。以茶树品种而言，水仙、乌龙以及较名贵者均产于山凹岩心之间，其他多为普通之菜茶。”

林馥泉先生这段几百字的文字，把武夷岩茶的产区划分为大岩茶（三大坑）、中岩茶（三涧坑）、九曲溪沿岸、其他岩山、洲茶等五个部分，详细记录了这几个区域的范围和岩厂，并统计了这五个部分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产茶量。

图8：民国时期各岩产茶图（资料来源网络）

首先，他提到“产茶最盛而品质较佳者有三坑，号武夷产茶三大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及大坑口是也”。从这句的描述语气，一个“号”字及后面的“是也”，可以很显然看出，林馥泉先生这里是在复述前人的说法，所以才会有“号”“是也”，说明在此之前三大坑早已经是很有名了，才会“为品茶家所重视。”

从“三大坑”岩厂所覆盖的区域上看，是和廖存仁先生所说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的区域是基本重合的。当然“三大坑”的描述会更加粗放些。

第二，林馥泉先生这里提到了“三涧坑”。“三涧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资料有这样去提及，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之前我是一直没有弄明白，我甚至怀疑是否是因为原书和我们手上复印版资料的打字输入错误才误写成了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所以我特地找了该文的其他版本来核对，发现原书确认是“三涧坑”三字无疑。

那么“三涧坑”究竟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根据林文的描述，“福龙岩、广灵岩、宝石东西二厂、玉华岩、佛国岩、碧石岩等上列溪坑”所画出来的三涧坑范畴，当我再对比地质学家黄进在其书《武夷山丹霞地貌》一书中的武夷景区图的时候，才有所恍然感悟。

我们可以推测，三涧坑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广陵坑所夹含的中间这个区域部分，所谓“三涧、坑”有可能就是田厂涧、碧石涧、章堂涧这三条大涧及广陵坑构成（区域中间还有“玉华涧、九井涧”等两条分支小涧，也有可能）。

又或者“涧坑”在他的描述用词中就是一个连词，而没有把“涧”和“坑”区分出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就如同我们今天说“坑涧”一样。如果是这样，那有可能“三涧坑”就是对田厂涧、碧石涧及广陵坑中间的这段区域的统称。

图7：资料来源：黄进《武夷山丹霞地貌》

林馥泉先生把这部分划分为中岩茶。而这个“中岩茶”在其他专家的笔触中应该就是所谓的正岩里面的“小岩”。（1945年朱龙文在《今年的崇安茶叶》一文，统计正岩茶区产量，把佛国岩、弥陀岩、三仰峰、刘官寨也算入其中，可见当时的正岩概念包括了林馥泉先生说的“大岩茶”和“中岩茶”。）后期我们争取写篇文章来论述民国时期“正岩”的范围变迁。

在林文中，这个广阔的茶山区域在1941年产茶才占了18%，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受到19世纪三十年代的战乱影响，茶山荒芜是比较严重的。

当然，单从岩茶产区划分来看，林馥泉先生对武夷岩茶产茶区这五个区域的划分也有不足的地方。尤其对正岩以外的产区划分很模糊。

02

现在，综合以上我们提到的所有关于三坑二涧的资料罗列，有几个问题我们这里要深入探讨下。

01

八大名岩究竟是哪八大岩？

在张天福先生的《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中，记录的“八大岩”分别是：“竹窠、天心、天井、慧苑、霞宾、幔陀、磊石、景云等八大岩”。

而在廖存仁先生的文章中记录的，“八大名岩”是“慧苑、竹窠、三仰、天井、天心、天游、兰谷、幔陀位于三坑二涧之间，有八大名岩之称。”

两文对比，发现有三岩是存在差入的，张文中说的是“磊石”、“景云”、“霞宾”三岩，廖文中说的是“三仰”、“天游”、“兰谷”三岩。但是既然这八大名岩按廖文所说是在三坑二涧之中的，那我认为张天福的版本更加准确，廖存仁记录的三仰、天游都已经脱离开了三坑二涧的范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八大名岩”或者“八大岩”只是当时一个笼统的说法，并没有很明确的版本，毕竟每个山户或者岩厂都夸自家山场最好，名枞众多。

非常遗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转述和变迁，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都只知道“三坑两涧”而不知道岩茶在辉煌的时候曾经有“八大名岩”的说法了。

02

到底是“三坑两涧”还是“三坑二涧”？

首先，通过对比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资料都是说“三坑二涧”，而没有说“三坑两涧”，“二”和“两”虽然在字意上是完全一样的表达，但是在发音上却有不同。

这种细微改变我们通过追述发现最早源自，姚月明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中的文章《武夷茶的悠久历史》中即写道“三坑两涧”，而在此之前的能看到的所有资料都是写“三坑二涧”。

但同样这篇姚月明的文章1989年发表在《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却写作“三坑二涧”，这里很显然是一种细微的笔误或者出版错误导致了这个流传了近百年的词语被改变。

至于《武夷岩茶姚月明选集》出版之后继续沿用的“三坑两涧”更加大了这个词的传播，而后人很少有知道“三坑二涧”这个原生词，都误作“三坑两涧”。

03

究竟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关于“三坑两涧”的说法一直流转两个版本，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倒水坑、流香涧、悟源涧，还有一说是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就是究竟是包含“倒水坑”还是“大坑口”。

按照之后这个大坑口的版本之说，一种比较广泛的解释是倒水坑为慧苑坑的支流，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个大的坑涧。这种说法的源头我认为是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一句解释，原文是“慧苑坑所属岩厂自坑口计起有桂林岩、青云岩……，倒水坑之天井厂亦系此坑之支流。”

这个争议一直围绕着我们，我在翻阅1975年由安徽农业大学过来进修的卢福娣老师的笔记时候，当时卢老师在武夷山进修学习，笔记中就记录了“三大坑，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并在大坑口的后面特地加括号说明“倒水坑实际属于大坑口内的，实际产茶少，不算是坑”。

我们暂且不说这种记述是否正确，但是可以说明在1975年关于是倒水坑还是大坑口的争议就已经存在了，并延续至今。仿似成为了武夷岩茶关于山场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了。

可以确定的是，在我们目前找出的所有民国史料中，只要提到“三坑二涧”这四个字的文章，无论是廖存仁还是林其瑞的记述，无一例外的记录的是“倒水坑”，而没有提到过“大坑口”。

甚至在林心炯发1986年表在《茶叶科学技术》第1期的《武夷岩茶品质与生态环境的初步研究》文章中，提到“三坑二涧”说的版本也还是“倒水坑”。

这种变化直到1985年，还是姚月明先生的那篇文章开始。

姚老在1985年由陈椽主编的《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在《武夷岩茶与武夷茶史》一章提到：

“对武夷茶产地之转移，从明代”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之势已不复存在，而向山北的“三坑二涧”发展(三坑即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二涧为流香、悟源两涧，据1941年统计三大坑产量占总产量占总产48%，二涧占18%，九曲溪畔占14%，其它山岩占12%，洲茶仅占8%)。”

姚老的这段文字后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被重复著述，这个在我们这篇文章开篇就有提到，比如1991年的《武夷文史资料第十辑》和2005年的《姚月明论文集》。

这段文字很显然引用的是1943年林馥泉先生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中的资料。

但是姚老在这里犯了一个引述上的错误，林馥泉文中说的是“三大坑”和“三涧坑”，而姚老的文章中则把“三涧坑”误以为是“二涧”（从对产茶量的引用上可以看出），并直接描述为“三坑二涧”。

图9：姚老1985年关于“三坑二涧”文章

其实林馥泉说“三涧坑”的范围是在福龙岩、佛国岩、碧石岩一带，是他所说的“中岩茶”，而非三坑两涧的范围；他描述的“三大坑”概念也非之前廖存仁和林其瑞他们描述的“三坑二涧”中的三坑，而姚老在这里却做了一个“改编整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理解错误，以至于后期被以讹传讹。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大坑口”或者“倒水坑”都在三坑两涧范围，这两个山场从我们可以翻阅到的资料以来都是武夷岩茶正岩产区的核心山场。从民国开始，在“三大坑”的这个版本中，“大坑口”就一直是三大坑之一。

由此我们引申出下一个问题。

04

“三坑二涧”和“三大坑”究竟哪种说法来描述武夷岩茶正岩核心产区更合适？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对于武夷岩茶最核心的大岩茶产区的概括，廖存仁和魏德端都概括为“三坑二涧”，而林馥泉还有张天福先生的报告中都概括为“三大坑”或者“三条坑”。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更准确。

首先，廖存仁和魏德端他们所说的“三坑二涧”和“八大名岩”并不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只是做了记录。这些概括有可能在清末或者更早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很有可能是岩主、包头或者茶商对于岩茶核心产区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流传至今。

这种名词是当时的生产经验总结，不一定有经过详细的科学论证其合理性。所以就不存在所谓的倒水坑划入慧苑坑的划分更科学，还是划分入牛栏坑更科学。

在历史资料上面，“倒水坑”就是独立在“三坑二涧”中占有一个位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尊重史料存在而不是去强调逻辑推理。

而林馥泉先生所提的“三大坑、三涧坑”在我们前文中已经分析了，从句意上看林馥泉先生也是引述前人的提法并对此作出范围诠释，他也不是“三大坑”的提出者。但“三条坑”或者“三大坑”这种提法更像是一种简单的描述，非经过慎重排列概括。这种描述相比较于“三坑二涧、八大名岩”来形容岩茶大岩核心产区会更加粗放些。

我们如今借助谷歌地图，可以很明确的看到，三坑两涧范围确实是三条非常完整，生态地貌很好的坑涧。所以“三大坑”这种说法也有其科学合理性。

另外，从林馥泉对三大坑各个岩厂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的三大坑的区域和廖存仁、林奇瑞他们记述“三坑二涧”的区域是一致重合的。（顺便说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三坑二涧”区域范围的理解非常狭窄，其实在民国的时候，“三坑二涧”的区域范围是很广的，从林馥泉先生记录这个范围内的岩厂我们即可以看出来。单慧苑坑除了我们现在理解的慧苑里外，对内还包括了竹窠、景云等区域，对外还包括了桂林岩，幔陀岩、水帘洞等广阔的区域。）

在林馥泉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茶叶教科书对武夷岩茶产区描述都沿用他“三大坑”的说法。

例如，陈椽1961年主编的《制茶学》和1961年福安农校主编的《茶叶制造学》。个人认为正是因为教科书的普及，导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只知道“三大坑”，而很少有人提及“三坑二涧”。到了后期1985年姚月明先生再次提及“三坑二涧”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版本了，而且没有了“八大名岩”，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原始信息被丢失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足够多的数据资料，把这些信息再次找回，串联，并去分析他们改变的路径。

所以是廖存仁先生提出的“三坑二涧、八大名岩”，还是林馥泉先生提出的“三大坑、三涧坑”更能准确的描述武夷大岩茶的核心产区或者那个说法更为正统呢？可以确定是的，自民国以来，这两个版本都有人提，所以也就没有所谓正统之说。

而在在此两个版本说法之外，还有没其他版本呢？有，但是都只是在其文章中简单提到，并非刻意论述，也非主流论断。例如：

1、1943年叶鸣高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十一期文章《武夷菜茶名枞之分布》一文，对武夷岩茶核心产区记述

“武夷山产茶以北为上，著名产茶之区域在慧苑坑、倒水坑、牛栏坑及九龙窠诸地。名岩如慧苑岩、天心岩、天井岩、竹窠岩、兰谷岩之茶园，均在三坑之内。以三坑溪流贯川，云雾氤氲，岩石奇丽，迥非山外可及。其附近名岩如水濂洞、马头岩、天游岩、清源岩、庆云岩、佛国岩则较次。故名枞亦以三坑为贵。”

图10：1943年《武夷通讯》

2、1943年张步声发表在《武夷通讯》第八期文章《武夷山之级式茶园》:

“如名枞大红袍、铁罗汉等均匀于慧苑坑、牛栏坑、大坑，三条坑附近，两边悬崖峭壁，日照时间不多……所以出产茶叶品质特佳，所谓正岩就是。可是能够具备这种优良条件的环境究竟不多……”

我们把这些史料做了一份表格汇编：

03

最后，在引述了这么多资料后，我们再次回到此篇文章探讨的主题，“三坑二涧”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我们发现，在1941年到1944年这段时间里，“三坑二涧”、“三大坑”这些词被茶叶专家们大量提及，而在此之前却再也找不到记录。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这个时期有大量的茶叶专家和著名茶师汇聚武夷山。先是1939年张天福在武夷山创办的福建示范茶厂，后是1942年吴觉农先生领导的隶属于当时的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茶叶研究所。

当时，两个机构的规模都是空前的，加上张天福和吴觉农先生的号召力，带来大批的茶叶专家，几乎都是当时在茶叶研究领域的佼佼者，诸如研究茶树栽培的，茶树品种和杂交的，虫害的，茶区土壤的和制茶的茶师。

所以关于武夷茶区的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在这个时期密集的出来，如武夷茶树品种、土壤调查、茶树杂交试验等等。但是这些茶叶专家来武夷山茶区的时间都不长，也很显然并不是“三坑二涧”的直接提出者。

第二，这段时期是武夷岩茶的生产恢复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武夷茶区由于战乱等因素，大部分的茶园荒芜，茶厂被废弃，沿海一带的茶商不敢上来从事茶叶贸易。

林馥泉在文章就写到“武夷茶业全盛时期已过去……野草杂木竞相争长，茶丛已无生长余地，……昔时武夷茶山面积当在一万市亩以上。”

这点在陈椽先生的《武夷茶三起三落》中也有记述“岩茶虽尚能维持三百担左右，但较之最盛时期输出五万余担，已不及十分之一。……茶园听其荒芜，大半是正岩茶，因原岩主远在南洋，或因资金缺乏，大多是荒芜了、减产了，能够维持原状的十不及一。”

所以，武夷岩茶的在这段时期和早期繁盛的时候有点断层。因为这种断层导致的后面这些茶叶专家关于武夷岩茶核心产区的记载就有点纷乱和说法不一，大多都是采访询问所得。这也是我们看同样是这个时期的对武夷岩茶山场的概括，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的原因所在。

而关于“三坑二涧”的提出一定是在此之前更早，在武夷岩茶更加繁荣的时期。特别是对岩茶品质要求较高的时期才会对茶叶山场产地特别关注，才会有诸如不见天、瓜子金、吊金龟等岩厂茶商推崇的各种“名枞”出现，而他们又分别分布在不同“名岩”。

聊到这里，在没有更多的史料情况下，我们提出三点关于“三坑二涧”可能出现的条件假设。

第一，“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岩茶工艺非常成熟的时期总结出来的

武夷岩茶的工艺，大概形成于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在清代康熙年间王草堂的《茶说》中，详细记载了武夷岩茶的制作工艺。

而在武夷早年盛产绿茶的时候，对山场的要求远不及武夷岩茶高，好的茶园皆在九曲溪沿岸。明代徐勃《茶考》中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

到了清代早期蓝陈略《武夷纪要》中提到“茶，诸山皆有，溪北为上，溪南次之。园洲为下。而溪北唯接笋峰、鼓子岩、金井坑者尤佳，以清明时初萌细芽为最。”很显然，在这里记录的是绿茶，所以他记录的山场佳者在九曲溪北边的接笋峰一带。

再到了雍正年间陆廷灿在《续茶经》所收录的随见录中记载“武夷茶北山者为上，南山者次之。南北两山，又以所产之岩名为名，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

从这里陆廷灿的记载，我们明显可以看武夷茶从绿茶到工夫茶（岩茶）的转变，而最佳山场也从九曲溪沿岸的“溪北”转移到了“北山”。并且，从“工夫之上，又有小种，则以树名为名，每株不过数两，不可多得”这句，我们看到武夷名枞早期的雏形，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专门对武夷菜茶进行单株命名了。

而到了1751年董天工在其《武夷山志》中，则明确“其品分岩茶、洲茶(附山为岩,沿溪为洲)，岩为上品，洲次之。又分山北、山南，山北尤佳，山南又次之。岩山之外，名为外山，清、浊不同矣”。董天工在这里又进一步的区分出“山北佳，山南次”和外山茶。

图11：董天工《武夷山志.物产篇》

而后期的“三坑二涧”的提法显然是脱胎于“山南、山北”之别，并更加进一步的细致划分。

我们发现，随着武夷岩茶制茶工艺的进步，先人们对采制岩茶的山场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逐步靠近“三坑二涧”核心地带。

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三坑二涧”之说。真正对山场的划分更加细致，总结更加完善的时候，应该是武夷岩茶工艺进一步提高，对山场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的时期。

如果工艺没有改进提高，做出来的成品岩茶品质一般，对山场的要求就远不可能那么细致，更没有必要去区分正岩、半岩，以及进一步延伸到更核心的大岩（三坑二涧）。

第二，“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工夫茶泡法兴起之后总结的

武夷岩茶，因其独特的“岩韵”滋味，在所有茶类中独占鳌头，是乌龙茶中的一颗明珠。品饮岩茶，细斟慢饮，所谓“啜英咀华”，品啜之间，要求泡法精湛、活火沸水，器具讲究才能够品味出武夷岩茶中真滋味。

而从明末清初开始，对武夷茶的冲泡日趋讲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在潮汕和闽南地区日渐形成了诸如“工夫茶”等饮茶方式的高超手法和饮茶文化。

我们从大量的史料中，可以找出工夫茶泡法和武夷茶相结合、相得益彰的佐证。

根据1762年《龙溪县志》记载“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深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蒲，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穷乡僻壤多耽此者，茶之贵，岁数千”。

在乾隆时期，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1786年），余游武夷，到幔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椽，每斟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洫至三次，而其味犹未荆，尝尽天下名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

而到了1801俞蛟在《潮嘉风月记》写道：“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1832年《厦门志》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色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

1843年梁章钜《归田琐记》中云：“余尝再游武夷，信宿天游观中，每与静参羽士夜谈茶事。静参谓茶名有四等，茶品亦有四等……”接着又写道:“至茶品之四等，一曰香，花香、小种之类皆有之。今之品茶者，以此为无上妙谛矣，不知等而上之，则曰清，香而不清，犹凡品也。再等而上之，则曰甘，清而不甘，则苦茗也。再等而上之，则曰活，甘而不活，亦不过好茶而已。”

图12：梁章钜《归田琐记》

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发展，用工夫茶泡法品饮武夷茶的一步步提高。到了梁章钜所在的道光年间，对武夷岩茶品饮滋味已经总结的非常丰富。“香、清、甘、活”四字来形容武夷岩茶口感而一直留存至今。

工夫茶泡法与武夷岩茶之间，正是因为武夷岩茶品种众多，工艺精湛，其所带有的独特“岩韵”等山场气息，把工夫茶的品饮艺术推到了更加精湛的高度。

而武夷岩茶也因为工夫茶的冲泡技术，才能把他“香、清、甘、活”的独特魅力所展示出来。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演绎的关系。

所以，工夫茶冲泡方法的出现和发展离不开武夷茶，但武夷岩茶的进一步工艺升华和山场要求的提高离不开工夫茶饮茶方式的出现。

第三，“三坑二涧”的提出应该是在武夷山中岩厂兴旺，商贸繁荣的时期总结的

武夷茶叶，在商贸的早期，主要通过江西铅山县河口等地汇聚，沿信江而西转入赣江，再翻阅梅岭到达广州，通过十三行商人出口。

我翻阅早年东印度公司与我们的茶叶贸易史料，发现武夷茶在清代前期出口品类很杂，有Bohea（武夷茶）、Congou（工夫茶）、Pekoe（白毫茶）（1724年出口记录）。从现代考证来看，这里面有红茶有乌龙茶（岩茶）。

这个时期的茶叶外贸出口，茶叶虽有按等级标榜，但是并没有严格划分，所以对茶山产地当然就没有严苛要求。甚至还有好多外地茶冒充武夷，如清初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争差”

。

到了嘉庆年间，在嘉庆版《崇安县志》中载“星村茶市，五方杂处，物价昂贵，习尚奢淫，奴隶皆纨绔，执事江西汀州人为多，漳泉亦间有之。”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武夷茶市商贸兴盛，汀州、漳州、泉州的商贩云集武夷。这个时候商贸发达，但是并没有太多外地茶商在武夷买山设厂的记载。对武夷岩茶还只是停留在收购商贸层面，所以谈不上对核心产茶山场的要求。

而到了1842年，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合法的通商口岸，而不仅只是当时的广州（其实早年其他口岸亦有小批量走私）。福建沿海的福州、厦门成了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茶叶日盛，洋行采办，辏集福州”。

大量沿海地带茶商纷纷在武夷，欧宁一带买山设置厂。“崇安为产茶之区，又为聚茶之所，商贾辏辐”。

1851年蒋衡在《云寮山人文钞》中记载“……茶厂既多，除阳崇不计，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

另根据郭柏苍1886年《闽产录异》记载，“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

“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

在《福建之茶》（1941年）中也提到：“厦门五口通商后，茶输出日渐增多，输出以南洋为主要。……泉州之茶商，均往武夷采办”。

图13：武夷茶叶生产销售组织图

在当时，武夷山茶庄商号云集。出名的茶庄商号有厦门的杨文圃，漳州林奇苑，泉州张泉苑，惠安施集泉等茶号纷纷在武夷买山设厂，或者和拥有茶园的僧道建立长期贸易关系，订购买卖合同。

施集泉置办刘官寨，张泉苑购置青云、磊珠两个岩茶，后面还扩充了碧石、竹窠岩、慢云岩、弥陀岩等四个岩厂（1920），杨文圃在武夷山经营六个岩厂：桂林岩、玉林岩、碧林岩、桃花岩、宝兴岩、庆云岩。漳州林奇苑在武夷山购置幔陀峰、霞宾岩、宝国岩等岩厂，积极开荒种茶。每在春茶前大多亲自到武夷山“督制”岩茶。

图14：武夷山略图（各岩厂）

这些茶商，大多在厦漳泉设有茶栈（专营批发）、茶店，闽南沿海城镇，成了武夷岩茶外销茶的集散地，并同时销往南洋各地。

根据倪郑重先生记载，光林奇苑在全盛时期，每年从武夷山运装的武夷岩茶就近三千箱（一千担，合计十万斤），在厦门，漳州，云霄等三处的营业额每年就达到了三十万元。其创立的商品茶有“三印水仙”、“铁罗汉”、“名色种”。

图15：民国时期林奇苑茶庄销售的茶品

在这个时期，武夷名岩和名枞众多，山户、茶商、僧庙皆巧立名目推销。根据1918年蒋希召的《武夷山游记》中，武夷名岩和名枞就已经很详细了：

“奇种则皆百年以上老树，至此则另立名目价值奇昂，如大红袍其最尚品也，每年所收货天心不能满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武夷各岩所产之茶，各有其特殊之品。天心岩之大红袍、金锁匙，天游岩之大红袍、人参果、吊金龟、下水龟、白毛猴、柳条，马头岩之白牡丹、石菊、铁罗汉、苦瓜霜，慧苑岩之品石、金鸡伴凤凰、狮舌，磊石岩之乌珠、壁石，止止庵之白鸡冠，蟠龙岩之玉桂、一枝香，皆极名贵。此外有金观音、半天摇、不知春、夜来香、拉天吊等等”

至于到了1943年林馥泉先生的记载，名枞就更多了，光慧苑坑就有名枞八百多种。

在这种背景下，衍生出了对名品、名枞，名岩的需求和定义，茶商们巧立名目，各表其岩厂名枞，并相互攀比，按优计价。自然催生出他们对武夷岩茶“三坑二涧”“八大名岩”等优秀产区的划分和总结。

最后，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前面找到的“三坑二涧”最早提到的资料是1941年的《福建之茶》，但这肯定不是最早的。

而基于以上的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初步判断，“三坑二涧”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清代五口通商口岸开放之后，甚至更早至乾嘉时期。

当然如果更准确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史料和更加深入的研究，毕竟在历史事实面前推论只是推论本身。

本文：图文自茶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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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厦门港的腾飞，自然离不开茶、安溪、厦门三者之间的不解之缘。本文试图从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以阐述安溪茶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历程；发掘在厦门港发展历程中，茶叶，特别是安溪茶，如何助力厦门港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另一侧面，诠释安溪茶的世界性意义与厦门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眼中的

“中国茶叶第一输出港”

“大航海时代”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是指15—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列强通过海洋，建构商贸网络、经略殖民地资本扩展时期。欧洲商人开启大航海时代之际，适逢厦门港崛起之时。

明清之际，宋元时期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的淤积与东西方贸易最为繁盛的“走私港”——漳州月港的逐渐衰败，当时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以菲律宾、印尼等地为据点，大力拓展与东方的贸易，他们急需在中国东南沿海寻找进行商贸往来的港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地处九龙江入海口且作为当时最强盛中国海商集团——郑氏集团（领导者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根据地的厦门港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西方冲突与接触最重要的前沿港口之一。

厦门地处福建省东南部，背靠漳州、泉州平原，濒临台湾海峡，面向太平洋，整个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234公里。厦门港港阔水深浪平，少雾少淤，终年不冻，避风条件好，是个条件优越的天然良港，明清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素有“八闽门户”之称。依托福建的茶产业优势，福建则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地和外销基地。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厦门已然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港口。

△来源：厦门档案

明末清初，建立海上霸主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将厦门港作为郑氏集团与东南亚国家海外贸易中心港口之一。郑氏集团采取“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政策，大力发展厦门的对外贸易，厦门港的海外贸易更是空前地发展起来。郑氏集团作为17世纪东亚海域强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是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各国商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而茶叶贸易则是其重要的财政支柱。曾担任郑成功储贤馆谋士的厦门诗人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说明当时安溪茶叶外销之繁荣，每年都有外国茶商到厦门采购茶叶，而茶价则由郑成功设立的牙行全权决定，不容讨价还价。

郑氏集团作为欧洲殖民者眼中，中国海洋力量最强大的代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被同时代欧洲人誉为“十七世纪东亚海上之王”），作为郑氏集团基地的厦门则成为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特别是英荷商人）眼中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这一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曾于1905—1908年间担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塞舌尔·包罗在他所著的《厦门》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厦门与茶的关系：“厦门乃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毫无疑问地，是自荷兰人从厦门得到茶以后，首先将茶介绍到欧洲去”。从包罗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人看来，厦门是“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英国茶学家威廉·乌克斯在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荷兰人在1610年首次通过与厦门人的贸易将茶叶带至欧洲。自此，茶逐渐风靡欧美，成为继丝绸、瓷器之后的世界性的中国产品。

中国作为茶的国度，世界各国最早饮用的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购买的。从现有资料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早在17世纪初期，外国人早已经知道茶与厦门的关联。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威廉斯编写的《中国商务指南》中记载：“17世纪初，厦门商人在明朝廷禁令森严之下，仍然把茶叶运往西洋各地和印度。1610年，荷兰商人在爪哇万丹首次购到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这些来自西方的海上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印尼、菲律宾等地）邂逅了经营茶叶的厦门商人，并通过贸易将茶叶带回荷兰、英国等地。随着茶叶在欧洲的畅销，这些西方殖民者与冒险家们，来到了中国东南重要的的厦门港。他们或以合法贸易或以非法走私的形式，从厦门购入了大量茶叶，并从厦门人口中学到了关于茶的发音。欧洲各国因厦门而起的茶叶热潮，可以从他们对茶叶的发音中一窥究竟。

国际上，茶叶的发音主要有两大体系：北方官话中的“Tha”和闽南方言语系中的“Te”。第一类，茶叶从我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出去的国家和地区，其发音近似于“Tha”音，如日本“Cha”、蒙古“Chai”、西藏“ja”、伊朗“Cha”、土耳其“Chay”、希腊“Te-ai”、阿拉伯“Chay”、俄罗斯“Chai”、波兰“Chai”、葡萄牙“Cha”等；也有通过广州港出口外销（广州话中的茶也发“Cha”的音）。第二类，茶叶从我国海路传播出去的西欧等各国，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皆用Te；芬兰语Tee，荷兰语、德国语、犹太语皆用Thee，英语Tea。“Tea这个字是从厦门方言Te字而来的”——这位将厦门誉为“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海关税务司官员包罗记载了英语中Tea与厦门方言Te之间的渊源。在他之前，19世纪在厦门传教的美国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一书中这样写道，“Tea这个单词起源于厦门，是从厦门方言‘茶’的读音得来的。……厦门献给英文的两个词，就足以使这个地方流芳百世，其中一个词就是Tea……”

闽南方言茶的发音在欧美国家的传播离不开西方两大海洋霸主对茶叶贸易的苦心经营。最早将茶引入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主要与闽商进行茶叶贸易，最早接受te的读音。接替荷兰成为欧洲霸主的英国，同样将厦门视为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因此英语语系中对茶的发音同样受到厦门话的影响。印欧语系，“乌龙茶”的英语译名“Oolongtea”，工夫茶被译为“Kungfutea”等，也都和厦门方言有很深的渊源。

由此可见，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海上茶叶之路，是以厦门为起点。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两大海洋强国——荷兰与英国都把厦门港视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厦门港（福建日报记者施辰静摄）

荷兰人高度重视与厦门的贸易：公元1622年，荷兰人范米德来厦门考察商业，返回荷兰汇报。第二年，荷兰政府委派彼得范和伦爵士以“贡使”身份，先到厦门，然后从厦门到福州，再从福州到北京，向明朝政府要求在厦门建立贸易机构，没有得到批准。接着又有两个名叫文德柯和礼查的荷兰人结伴前来，多方活动，为荷兰在厦门贸易的目的而努力，仍然得不到结果。直到明永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6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复台政治中心，积极开展海上对台贸易，荷兰人保证按规定纳税，才得到允许在厦门设立商馆。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不止一次的觊觎海峡对岸的厦门港，无奈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于实力强大的郑氏集团手下。

紧随其后的英国人借鉴荷兰殖民者的前车之鉴，主要以在厦门建立办事处为重点，旨在通过经营厦门，进一步拓展茶叶贸易：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办事处，1676年设立商馆，二者皆为公司购买茶叶，而后运往印度马德拉斯集中，再转运到英国。1684年（康熙23年）开放海禁，厦门设立海关。1689年（康熙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购买箱装茶叶98t，直接运回英国，首创茶叶由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先河。1701年（康熙40年）英国抵达厦门运茶的商船多达14艘。4年后，英国商人又在厦门港开创业务，而厦门港也成为时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

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安溪茶

安溪县，古称清溪县，地处东经117°36＇——118°17＇，北纬24°50＇——25°26＇之间，与厦门接壤，翻过“云顶山”便可来到厦门地界。安溪与厦门地缘相近，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安溪人就有翻山越岭，手提肩挑，到厦门谋生、打工、经商、走亲访友，并以厦门港为起点，飘洋过海货通天下。

作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产茶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朝中后期，安溪的茶叶种植和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明朝成化年间，安溪茶农发明创制了“半发酵”的乌龙茶制作技艺，更是安溪茶产业历史性突破，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成为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清康熙初年，茶叶外销量迅速增加，史料记载：“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

作为安溪特产的茶叶，随着安溪与厦门的商缘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再经由厦门输送到全世界。

解放前，茶叶由安溪送至厦门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茶叶集中于大坪后由人工苦力或驮畜经山路搬运至同安凭借西溪水道到达厦门岛；二是把茶叶集中于华安新墟而后转运至厦门岛；三是通过陆续建成的公路运至厦门。1930年春，同安县城西门至安溪北石全线通车，这是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之后，另有五条主要路线相继建成，有效解决了茶叶运输困难问题。此后，安溪各区茶叶集中于官桥大潞或龙门，然后由汽车运至厦门岛。安溪茶到达厦门之后，再经由厦门港装运出港，运往台湾、日本、南洋、欧美等地。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安溪为原点，以厦门为始发港，路线遍及港澳台、日韩、南洋、欧美等地的海上茶路。

据厦门口岸有关史料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万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该据点最重要的贸易便是与闽南商人的茶叶贸易。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政府特许设立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印度、中国等国家进行贸易，茶同样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要贸易商品。随着茶在欧洲的风靡，厦门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福建一省独占两口（福州、厦门），很大原因是为了福建茶，闽江下游的福州港主要出口闽北地区的茶叶，厦门港则出口闽南一带的乌龙茶。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1800t—3000t,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口岸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t，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

美国人以反抗英国人不公平的茶叶税收政策拉开了建国大业的序幕——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从而燃起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火炬。独立后，美国商人更是迫不及待地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到国际茶叶贸易中，美国商人的商船即直接到中国采购茶叶。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8月28日，美国一艘360t的木制帆船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抵达广州。翌年5月11日，这艘商船从中国广州运载茶叶等回到纽约，获纯利3万多美元。从此，美国成为国际茶叶贸易重要的有生力量，往来于中国的船舶络绎不绝。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以来，厦门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茶叶输出更是一日千里。1869年至1881年是厦门乌龙茶出口的顶峰阶段，主要销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爪哇、暹罗、马尼拉、西贡等地，其中最大的主顾是美国。厦门出口到美国的乌龙茶主要产自安溪等地。1873年，厦门乌龙茶总出口2158t，其中运往美国的达1669t。1874年出口增至2891t，输至美国的有1885t。因此，19世纪被称为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风靡欧美市场300多年的乌龙茶出现颓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厦门口岸输美的乌龙茶只有14.40t。安溪茶最大的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已被后起的台湾茶、日本茶所夺。但安溪茶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是借助广大闽商商业网络以厦门为起点，大力开拓南洋市场，成为畅销东南亚主力“侨销茶”。闽南商人走到哪就把家乡的乌龙茶（特别是安溪的乌龙茶）带到当地。东南亚地区气候炎热，乌龙茶有生津、止渴、清凉、提神等作用，非常适应当地的需求，为当地人民送去了健康与财富。1877年至1878年，厦门每年有1000t以上茶叶运往新加坡、暹罗（泰国）、马尼拉和西贡等海峡殖民地。

除了茶叶贸易之外，安溪人还将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播到移居地，为当地的茶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以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为例，台湾的茶树品种，茶叶种植、采制技术都不少源于福建安溪。自明代开始，安溪人携亲带友，陆续迁往台湾，他们在台湾住地垦荒务农，种粮种茶。成为台湾茶产业先驱。清嘉庆三年（1798年），安溪西坪人王义程在台湾对乌龙茶制作技术加以改进，创制出台湾包种茶并四处传授制作技术；清光绪八年（1882年），安溪茶商王安定和张占魁在台湾设立“建成号”茶厂，用于研究茶叶栽培和制作技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安溪西坪人王水锦、魏静相继入台，在台北七星区南港大坑（今台北市南港区）致力于包种茶制作技术的完善和提升。后来他们俩被台湾当局聘请为讲师，教导茶农种植、制作包种茶，从而使得包种茶的产销量稳步上升。1919年，安溪籍的台湾乡亲张乃妙以台湾“巡回茶师”的身份回到安溪，购买铁观音茶苗数千株，广植于木栅樟湖地区，从此，木栅铁观音风靡整个台湾岛。安溪移民还开拓了台湾的茶叶贸易。安溪移民早期在台湾开设的茶行，包括西坪人王德的“宝记茶行”，王金明的“王瑞茶行”，王庆年、王庆泰的“尧阳茶行”，柯世钦的“正达茶业公司”等。而安溪历史上第一个铁观音茶王——西坪茶商王西，也是在台湾产生的。1916年，王西在家乡制作、由台湾“天鑫茶行”经销的“万寿桃”牌铁观音，在台湾督署举办的茶叶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奖。

△来源：安溪县融媒体中心

安厦茶缘的世界性意义

茶是全球化标志性商品，将中国与西方通过经贸、战争等手段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茶叶在征服全球的过程中，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厦门港，这座因茶而在全球商贸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海港型城市，她的崛起、发展、腾飞的各阶段，都可以看到安溪茶的卓越身影。

作为厦门港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安溪茶这种绿色黄金为厦门港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厦门港是厦门发挥国际门户枢纽作用、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和承担“一带一路”、对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依托。安溪盛产乌龙茶，黑色的茶叶像一只奔腾的乌龙从厦门腾飞，龙翔万里。安溪茶从厦门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安溪茶认识厦门。

对于安溪茶而言，厦门港则是乌龙出海的始发地，虽然安溪茶也有通过福州、广州、上海等地出海，但厦门港因地理优势，始终是安溪茶最重要的外贸出口港。从17世纪开始，安溪茶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厦门港口的兴衰风云变幻。中国茶叶品种数以千计，茶产地也不可胜数，安溪茶为何能在海内外盛名远播，甚至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安溪茶本身的积淀之外，更离不开与厦门的紧密互动。如果没有厦门港这一海丝的重要端口，安溪茶就没有走向世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安溪乌龙茶对外贸易从未间断。特别是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乌龙茶的主销区。茶商在安溪、厦门以及南洋诸属形成联庄经营网络，促成了“安溪产茶—厦门出口—南洋、欧美消费”的流通路径，茶叶成为安溪乡民重要的产业经济支撑。

茶对于安溪和厦门而言，不仅是带来财富的拳头产品，更是世界级名片；对于同样通过厦门港舟行四海的海外游子，乌龙茶更是故乡的味道，亲缘的纽带，是身体上烙印的中华基因的图腾。……通过厦门港驶向全世界的安溪茶，不仅仅为当地送去健康与财富的绿色黄金，她更是中华文化的具象物质载体。通过茶将内陆的安溪与海滨的厦门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中国古代就是山海联动的成功案例。在二十一世纪，作为健康与和平使者的茶叶将为中国收获更多来自世界人民的友谊与财富。作为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急先锋，安溪茶将携手厦门港，在新世纪“一带一路”征程中继续谱写新的业绩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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