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清朝的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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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贡茶到号级茶:国内国际双循环带来的产业崛起

  普洱茶火了,许多不懂历史与时代背景的人,就以为普洱茶的祖上有多荣光,在做一个天大的产业。其实历史不可细读,普洱茶虽然贵为贡茶,但长期产业化水平极低,其政治地位与产业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这是由于普洱茶原产地——滇西南地处边疆,清朝长期以维稳为主,云南参与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程度低,没有大市场的支撑,带不来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云南茶产业大发展。

  云南茶真正纳入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普洱茶由贡茶进入了号级茶唱主角的时代。这标志着云南茶产业的真正崛起。我们也要看到,云南茶虽然纳入了东南亚——大西南——华南贸易大循环,但喝普洱茶的人口有限,导致清末民国普洱茶的产销量不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口热,普洱茶虽然销往香港、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台湾、韩国与马来西亚等众多海外国家与地区,但消费普洱茶的人并不多,导致普洱茶的年生产量才几千吨。

  因此,我们要知道普洱作为历史名茶,其带来的辉煌长期仅是政治与文化意义的,比如作为边销茶稳定藏区民族团结,作为满清皇家贡茶,作为民国政府抗战的战略物资,作为建国后出口创汇的特种茶,但改变不了普洱茶在2003年之前市场容量与产销量低的事实。普洱茶真正大产业化发展还是2003年以后的事,国内大市场的激活推动着普洱茶产业的狂飙突进,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思路。

  从产销量来讲,80年代是属于滇红的,90年代是属于滇绿的,普洱茶在产销量方面只是配角。为什么云南人在2000年不认识普洱茶,是因为云南人喝滇青的传统,在80年代被大渡岗绿茶、90年代被临沧蒸酶茶所改变,老一辈喝滇青三春茶的记忆,已经被70后、80后只喝绿茶所改变。这就是“云南人不喝普洱茶”说法之由来!

  在云南绿茶的黄金时代(1993——2002),我们不会正眼看一下勐海茶与勐海茶厂,当年勐海茶拉到思茅五一停车场交易是低端茶的代名词。这世界变化快!

  2003年之前,普洱茶的产量少得可怜,从来没突破一万吨。八十年代,一年能出口两三千吨就觉得自己很牛了,而且这是1985年才实现的。99年销量因台湾与德国市场引爆而剧增,许多人98年99年2000年淘到普洱茶第一桶金,然后成为什么普洱茶教父……

  一个几千吨的小市场小产业,被过度包装成大经典大神话,浪费了多少祖国宝贵的纸张。

  然后说民国、清朝有多牛,这么火,为什么茶叶种植面积、产量、运销量这么低!为什么低?因为种多了卖不掉!说老字号有多牛,我跑到易武见那些老字号的老宅,很小家子气,证明当年不会做太大生意。商人、文人为名利喜欢拔高历史,但我们要尊重历史……

  本文将首次从国内国际贸易大循环的角度讲云南茶的历史……

  解释一下,为什么普洱茶贵为贡茶,在有清一代种植面积、产量与运销量又那么小?这种产业化规模小,是与福建茶区、两湖茶区、安徽茶区与江浙茶区相比较的,云南边地茶与内地主产区的产业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宁洱不产茶(困鹿山原属景谷,不能证明宁洱产茶),其实道理很简单,茶叶种多了卖给谁?没有大市场支撑,宁洱人种茶动力不足。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产业,在清道光年间以前形成商品化的产茶区很少,以思茅厅古六山最为出名。道光以后,尤其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商品化茶叶种植基地才开始遍及澜沧江中下游两岸,与之对应的是民间私商茶叶经济的兴起,普洱茶由贡茶时代进入了号级茶时代,才真正使云南茶在清未民国进入了规模产业化时期。翻历史资料,云南许多产茶县,大面积种茶都在光绪年间到民国,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大都成立于1870年之后。

  云南茶产业不发达,首先是远离销区,云南多山,产业效率极其低下的马帮运输极大阻碍了云南茶的产业化进程。内地的福建茶、两湖茶、皖茶、江浙茶,不但处于内销腹地,而且纳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而且可以利用江河湖海搞低成本的内河与海洋运输,在运输效率与大市场接轨方面,是云南茶不可想象的。

  茶马古道,其实是云南古代近代的商路,茶叶运输量其实很小。比如,滇缅贸易量最大的商品——棉花,许多搞茶文化的都不知道……

  云南的茶文化就是,当代普洱茶荣光,祖上就一定无限荣光。云南的茶走山路,靠马帮,运输成本高,影响了大规模商品化。看看两湖江浙安徽福建茶区,全部是江河湖海运河运输,水运比马帮运输成本低多了,茶叶商品化远超云南,而且福建、两湖、安徽、江浙茶区纳入了国际贸易,而云南……

  看下古代近代中国茶叶主产区发达的通航水系。以武夷茶为例,到广州,到福州,到上海,除走一小段陆路外,全是水路……

  在中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全部被支流与运河连通,成为一条河。所以,中国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与繁荣的工商业。一条被黄河夺道消灭的古济水,从北到南,将黄河与淮河连在一起,加上吴国开邗沟,连通江淮,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江淮黄河已沟通成一水。

  四川雅安茶虽然也是人背马驮,但其离藏区比滇西南、滇西产茶区近得多,故以雅安茶为代表的川茶输藏量远超云南茶,以至于今天雅安茶被称为“藏茶”。

  云南周边长期没有茶叶销售的腹地,要超远距离拉到藏区卖,这是清朝严控边疆产业与贸易政策造成的。

  宋元以降,明清两朝不以贸易立国,相反对海疆与边疆的对外贸易极为警惕,比如东部沿海走私集团带来了倭寇,出身海盗的郑成功父子长期盘踞台湾,所以朝廷要海禁,生意只能到广州十三行去做。清朝的中缅关系决定了朝廷对滇西南的开发极为保守,以稳定为主,不出乱子就好,发不发展关系不大。

  明代,前有“三征麓川”,后有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乾隆年间,爆发了中缅战争,虽最终和平解决,但中国吃了大亏。云南的西部与西南部边疆战乱不断,经常出现危及国运的大事件。中缅边境有明遗民问题——桂家、敏家集团,朝廷担心,内地汉人跑到边境土司地开矿垦殖,会形成数万人聚集的大银厂,这些武装银厂再跟缅甸、边境土司与明遗民勾结起来造反或武装割据,成为大清国的边患,故只主张在边地实行有限度的拓植。桂家首领宫里雁在缅甸木邦开发波龙银厂,石屏人吴尚贤在葫芦王地开发茂隆银厂,成为聚众上万,与缅甸及边境土司的关系盘根错节,有雄厚财力支撑的政商军事集团,为朝廷所忌,最终想方设法除去,以消弭边境心腹之患。

  古六山允许发展茶叶经济,是因为江内改土归流,江外宜土不宜流,古六山属江内(澜沧江以北),在雍正朝改土归流,朝廷有统治基础,可以大力发展茶产业,而不担心汉人来多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生乱。不过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可以发展,但不能太过于发展,以至于尾大不掉。中缅关系紧张,加上边境土司与明遗民问题复杂,清朝将滇西南视为严格控制开发的地区,云南与东南亚没有形成繁荣贸易的条件,云南茶除了本省消化以外,只能远距离卖藏区。交通不便,没有深入参与国内市场大循环,更没怎么参与国际贸易大循环,导致云南茶发展缺乏大市场驱动,长期产业化水平低。

  接下来,讲讲清朝中叶的人口大爆发、杜文秀起义与中缅棉花贸易圈对云南茶规模产业化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知道,康雍乾盛世也是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一百多年,到了乾隆晚年中国内地已经人满为患,越生越穷,过剩的人口就向人口少的边地移民,甚至移民东南亚与美州。清廷在人口压力下,也只好松驰边地严控移民的政策,对大规模的自发移民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只要不太过份,保持容忍态度。于是,从18世纪晚期起,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而云南内地也“穷走夷方急走厂”,出现了石屏人大规模向滇西南移民拓殖——走西头。古六山的茶叶经济,就是石屏人拓植的一个重镇,通过小本经营完成原始积累后,纷纷开茶庄办商号搞多种经营,从而将普洱茶从贡茶时代推向号级茶时代。

  乾隆晚年兴起的边地大移民过程中,汉民不敢过多深入持敌意的边境土司地,但杜文秀起义造成的战乱将边地土司政权摧毁,汉民随汉军与流官政府深入边地——夷方,在汉文化的推动下,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纷纷种茶,云南茶产业在光绪年间进入了产业化大开发时期。杜文秀起义军多回民,回民善贾,起义失败后杜部回民大量逃往边境与缅甸、老挝、泰国,这些会做生意的人牵扯了一张东南亚与云南乃至大西南的庞大贸易网,其中茶叶是重要商品。这样一来,云南茶除藏销与瑞贡京城外拥有了东南亚——云贵川藏统一大市场,这对云南茶在1870年以后的崛起功不可没。

  1885年,英国攻占上缅甸,吞并了整个缅甸,缅甸以殖民地经济的形式纳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缅甸掸邦高原产棉花,但缺生丝,云南产茶,四川产丝,但缺棉花,于是以中缅棉花贸易为主的“缅甸——中国西南贸易网”形成,云南的大商号,比如永昌祥、茂恒等,到缅甸进棉花卖给四川,将四川生丝卖给缅甸,再顺手将云南茶卖到云南内地、四川、贵州、西藏、广东、香港与东南亚。这样一来,云南茶就纳入了国际国内贸易双循环。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张维东】茶通万里:万里茶道的历史与价值

       万里茶道,指从1689年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以茶叶贸易为主,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古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及现蒙古国境内,在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口岸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继续西行,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自圣彼得堡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
  万里茶道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作为生活必需品,被誉为“健康天使”。
  19世纪俄国茶炊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道就此开通。1728年,中俄又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在边界两侧各设一个贸易圈。此年,沙俄市圈建成,称“恰克图”。1730年,中国市圈竣工,称“买卖城”。市圈内建有市场、商号、货摊以及贮藏货物的库房。中俄双方各派官员管理。1755年,清政府中止了沙俄商人来北京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基地发挥重要作用,日渐繁盛。中国输俄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1845年至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其他商品有丝绸、布匹、铁器等。俄方出口中方的商品以毛皮、药材、工艺品等为主。
  恰克图贸易给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俄商人将茶叶转贩至欧洲市场,获取厚利。同时,恰克图贸易还给沙俄政府带来了不菲的关税收入。1760年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1821年至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对内输入商品的19%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双方商贸亦为公平贸易,并且年年呈现顺差,不少白银从俄国流入中国。
  20世纪初,由于交通的发展,运输茶叶的路线改为以江海水路和铁路为主,通信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加快了流通速度,再加上俄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印度茶、锡兰(今斯里兰卡)茶的竞争等原因,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祁县晋商老街,街道两侧遍布明清时期的茶庄、烟店、票号、钱庄、当铺等商铺旧址和商贾宅院
  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经营主力军。山西商人历来有走出去行商,从事长途贩运的传统,足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商业重镇和码头。明清时期,晋商凭借区位优势、地利之便,成为长城沿线“九边重镇”和蒙古草原一带“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的先驱者与经营垄断者,张家口、归化、包头、多伦、库伦、恰克图买卖城等商业区域均为晋商掌控。如恰克图买卖城清雍正八年(1730年)仅有4家晋商商号,至嘉庆初年发展到60余家;到道光年间,茶庄发展到100家左右,全部为晋商经营。茶叶贸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旅蒙晋商”和伟大的国际贸易之路——万里茶道。
  晋商为中国茶叶的国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创造了“总号经济模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与大掌柜坐阵总号,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各分号在外独立自主,灵活经营。二是创造了茶票业兼营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产、加、运、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茶产业经营模式。四是创造了茶叶品牌化营销模式,在抓好茶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茶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晋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生产的“川”字牌青砖茶,在湖南安化生产的“千两茶”,至今都是蒙古国和俄罗斯市场的畅销货。五是创造了“顶生意”的身股激励模式,把东家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绑在一起,共同发展。六是树立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精神,创造了茶通天下、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义通天下的丰功伟绩。
  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也是辉煌的,它是中蒙俄三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河南省社旗县赊店镇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驿站,图为晋商在此建造的山陕会馆(摄影/温飞)
  从经济方面讲,通过贸易流通,满足了游牧民族对茶叶等生活物资的需求,同时也把牧民的牲畜、毛皮销售出去,增加了收入,有助于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茶叶的品种与形制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包装更加考究,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带动了制造业、包装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乃至镖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昌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品种和数量大幅增加;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集聚,拓宽了就业门路和岗位;在造就了一大批大商号和大商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商业人才,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开创了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许多地方都是因茶而生、因茶而兴盛起来的。
  从政治方面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不仅勘定了边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两国制定了一系列运行、管理和监督制度,而且特别规定禁止用鸦片与茶叶进行交易,有利于两国之间增进了解和沟通。
  晋商在福建武夷山等地收购茶叶,经由航运及马匹、牛车、骆驼等陆路运输工具贩往恰克图等地
  从文化方面讲,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潜移默化地进行。在恰克图,中俄商人直接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使用带有中国腔、俄国腔、蒙古调的“恰克图语”,各方商人相互都能听得懂;中国饮食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传播,中国生产的红茶和砖茶受到商人青睐,包子、饺子、羊肉面、炸油饼在这里都能吃得到,做法和口味甚至食品名称的读音都带有山西味;富有民族特色的两国手工艺品很受欢迎;晋商与俄商在恰克图非常注重礼仪礼节,经常相互走动,相处和睦,每逢对方节日还要相互祝贺,互赠礼品。
  从民族与宗教方面讲,行商的伙计都要学会中医的针灸拔罐,有的还随身携带药方和药品,方便给牧民治疗常见病;晋商非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途经敖包和寺庙要献茶并祭拜,并且善于处理当地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以及寺庙僧侣的关系,如遇灾害、修路、寺庙维修或有重大祭祀活动等都要慷慨捐资,广做善事,多行义举。由此可见,万里茶道也是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文明传承的和睦大道。
  作者简介
  张维东,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70年代首批7572青饼开汤,两次截然不同的品饮体验!

唛号7572熟茶饼,在不少茶友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不过,如果谈论到首批7572的话,那就是指1970年代末期,由勐海茶厂生产的7572青饼。

一、初次品饮7572青饼

2014年某一天,我携夫人前往香港,拜访师父“普洱教父”白水清先生。坐定后,白先生拿出一块看来已颇有老茶样貌的普洱茶饼。开汤后,但见茶汤艳红、清澈略带暗色,啜之入口,稍有陈杂之气穿鼻而出。

茶汤浑厚甘醇,口感饱满,有明显的茶汤活力及收敛性;第二泡以后,陈杂气明显降低,茶汤活及厚实感不降反升;第三、四、五泡茶汤依然稳定,同时透露出樟香。

白水清先生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一块由青饼直接陈放、自然后发酵的老茶饼,在他收藏之前曾有受潮现象,这也就是第一道茶汤有陈杂气及茶汤会稍带暗色的原因,如不能及时补救,将会劣化而影响茶的本质。

至于口感则有两个缺点,第一是轻微的水涩,在仓储的条件改善经一段时间后应该便可恢复,第二则是茶的变化其实是有阶段性的,这饼茶在当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正攀向一个高峰朗。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块难得一见的好饼,若善加珍藏,将来必非俗品。

二、再品7572青饼

2018年5月,我南下香港,再次来到师父白水清先生的住所。白先生先取来评鉴杯两组,又小心地拿出两块茶饼,各秤5公克放入评鉴杯中,以同样条件冲泡。

第一道茶汤开汤,甲杯汤色红暗,入口浓甜但带有浊气,陈杂之气较重。乙杯则汤色橙红透亮,陈杂之气极微,茶汤收敛性佳,芽叶气息已然泛出,甜度则稍逊于甲杯,但两杯基本滋味有其接近之处。

第二道茶汤开汤后,甲杯开汤后汤色依然红暗,但甜度却大幅下滑,汤质亦开始显得松散,陈杂气虽也有降低,但依然明显。

乙杯开汤后,汤色依然澄红明亮,汤质愈趋紧密厚实,芽叶气息脱颖而出,令人倍感鲜爽,陈杂之气已完全消失,甘甜度也十分饱足,表现不俗令人激赏 

第三、四、五泡后,甲杯各项指数持续下滑,乙杯各项指数则在稳定中微幅持续上扬。两者相较之下,除第一道茶汤甲杯在滋味上略优之外,综合比较起来,乙杯的总体表现远远优于甲杯。

喝了半天哑吧茶,白先生终于公布了答案,此次喝的甲、乙茶其实就是三年前喝的同样批号的7572青饼。

此茶饼系文化大革命后,于1972年第一次恢复广交(春交)会会场接受订单,并将货寄香港,由利安茶庄进口后即分售给当时的几家大酒(茶)楼。

多年前白先生辗转由茶楼购得,之后将绝大多数茶的仓储改善为湿度低又通风的状态,另外故意将一少部份作湿度较高的储存,以便对照观察。 

4年后的今天,冲泡的结果和当初所预期的相去不远,两种不同的储存方式果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说是优劣立判。

这次事隔4年的两次老普洱茶品尝,看似平淡无奇,却让我产生了一些联想,其中是一些老普洱茶友常常触及的问题,故不惴鄙,希望各位茶友不吝指教。

1、普洱茶是否年代越久越好?

年代的意义是多元的,就文化历史来看,它甚至有很强的象征意味,有茶友指出:如金瓜贡茶这种生产于清朝的老茶,已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资产,果有其物也只宜放在博物馆供人瞻仰。

个人非常同意这个论点,因为喝了就没有了,也就失去了历史见证的价值,但只能说它是珍贵的,而不能说它是好的,因为既然没喝焉知好坏?市场上也许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已经那么稀少,经济价值又那么高的东西怎么会反而不好?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完全赞同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但如果要品饮,所比较的可能就不单仅是价值,而是内涵与口感的表现。

因此,如果原料较差、制作不良的茶,即使已经成为古董,即使珍贵异常,也都不能算是好茶,因为茶基本上还是得入口为凭。

2、原料对茶的影响有多大?

前文提到7572这块茶饼,是在第一次的广交会上接订单,并出货到香港,这个事实非常有力的说明了7572这块青饼所使用的原料是最好的。因为文革15年期间,云南省的茶几乎进入了停产的困境,产量锐减。

7572这块青饼,则是休耕15年后所采制的第一批茶,土地自然是恢复了旺盛的地力,茶树树势也因得到休养而变得强壮,且经由健全的收购系统,自各茶山收购而来,说是各地菁英齐众一厂也无不可。

细看7572的茶底,发觉不但芽头和芽叶都肥壮均匀、比例恰当,且芽梗圆润柔软,将其折断亦不稍扁,可见茶料品质之上乘。 

3、仓储方式影响为何?

说到普洱茶的仓储,本来就有其复杂之处,光就坊间流行的干仓、湿仓说法而言,就有许多争议。

从逻辑上推演,普洱茶应是从滇青绿茶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及运输才演化成型茶的,至于陈化后的美好,也是在偶然中的发现,因此干、湿仓是一种后设的说法。

就香港的实际情况而言,空间使用相当有限,商家若有地下室,那就把茶放进地下室,没有地下室的就往楼上搬。

摆在楼上的茶,湿度低通风好,茶可以在标准含水量的状况下自然后续发酵,称之为“干仓”。

茶往地下室搬,也有不同的状况,如在地下室,因为接触为土质自然较为潮湿,就被称为“湿仓”。 

存放在这样的仓库中,茶的含水量就会偏高,而促使茶产生些许杂味,此时尚可接受,再不处理就会越来越酸,最后就会活性、茶味尽失。

这其实是劣变的结果,而非陈放的效果,其滋味与渥堆效果并无太大不同,这就是所谓的湿仓。

储存环境谨慎选择温、湿度合宜的地方,茶的变化更自然,有些茶商会以翻仓来追求效果,但多数会往加速陈化的方向努力。

殊不知也可以往通风且降低湿度的方式来换取更自然、更好的陈化质量。

近几年来除了在原产地仍有以各种方式在渥堆作旧之外,收藏者也有以电子装置来控制恒湿、恒温的仓储 空间,如数据精准、观念正确,必然有良好的成效,值得鼓励。这次品饮到的7572青饼虽然陈放期间只有40年左右,但由于选材精良、制程完美、仓储得宜,堪称经典普洱茶。

但我仍然不禁想知道:如果这块茶饼在存放过程中,连那一点的受潮情形都没有的话,它会不会表现得更完美?

或者因为如此它又要更多的时间来做转化呢?如果把这块茶饼再完美的陈放一百年,它一定会更好吗?真希望能有人给出确切的说法!

文章参考:季野《人间难得二回饮》[J].《茶艺·普洱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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